金刻羽谈贸易战为何仍是“给中国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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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金刻羽表示，经常被提及的“中等收入陷阱”和“产能过剩”观念被夸大了。

Ji Siqiin Beij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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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刻羽是哈佛大学培养的经济学家，目前担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在《新中国剧本：超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书中，金刻羽认为，中国的制度仍然能够很好地解决拖累其经济的问题，呼吁中国采用更符合西方模式的做法，忽略了中国成功的几个关键特质。

您认为西方对中国最大的误解是什么？作为一名常驻伦敦的中国经济学家，您如何应对这一问题？您是否认为挑战在不断加大，因为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

我认为西方误解了中国的愿望、中国的发展模式和中国人民。我认为西方对文化差异以及某种程度上的人们的偏好和价值观差异重视不够。如果我们只用一个视角来看待整个世界，那么我们往往会犯错误。

我认为，我的工作，或者说许多拥有类似多元文化背景的人的工作，就是通过从内部展示中国的另一面，一种西方媒体头条中可能无法展现的生活方式，来减少这些疑虑。

这是关于如何沟通的问题。这是关于更多地出现、更多地与世界接触的问题，也是关于为理解东方和西方思维的新一代声音提供空间的问题。

我们这一代以及更年轻的一代中有很多人都有能力弥合这一差距，我们都应该以自己的微薄之力做出贡献，因为我认为误解正在造成更严重的危险。

人们有一种感觉，中国和美国经常各说各话，而不是相互交谈。这是因为两国观点不同，或许也因为两国不愿意看到对方的观点。我认为，有一些重要的事情需要认识到，中国经济和国家有积极的一面，而美国往往看不到。我认为，中国也应该更多地意识到其在全球舞台上的行为所带来的一些后果。

您在去年 7 月出版的《新中国剧本》一书中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跑马拉松”的国家，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之一是政府与私营部门之间独特的合作。您能详细阐述一下吗？

我有一章题为“市长经济”，讲的是地方政府及其对中国经济的巨大影响，从改革时期一直到今天的国家科技进步。这项工作很大一部分是由地方政府完成的。因此，不了解市长经济就有可能完全不了解中国模式是如何运作的。

如果你从电动汽车 (EV) 或太阳能电池板行业的成功经验来审视中国从零开始生产、制造和创新这些产品的能力，你就会发现这些产业政策是在地方政府层面推出的。很明显，那些拥有更多政策的政府在这些新兴技术的生产和创新方面更为成功。

地方政府扶持民营企业家的动机源自中国政治经济的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即市长的晋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推动地方经济在 GDP 增长、就业和生产率方面发展的唯一方法是帮助当地生产率最高的企业，而这些企业往往是民营企业。

因此，他们宁愿帮助表现最好的公司，而不是帮助那些有关系但业绩不佳的公司，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整个地方经济的股权利益相关者。当这些公司表现良好时，就会有更多的就业机会，他们有更强的财政能力，他们能够实现 GDP 增长目标，他们所拥有的房地产也会更值钱。因此，公私合作（并非明确的合作）是中国发展模式的核心。

你不得不问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我确实认为这种模式只适合特定的发展阶段。一旦市场成熟，国家的作用就会大大减弱。但在开始的时候，地方政府很有影响力，在帮助加速地方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是一把双刃剑。它有加速发展的积极作用。但它也有很多负面作用，我们必须非常清醒地认识到。这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到不可持续的水平，正如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生产过多，消费过少，支出过多也造成了大量浪费和低效率。我们也不需要超过 100 家电动汽车公司。当然，当市场开始发挥更大作用时，公司的数量将减少到屈指可数的几家。

我们必须认识到，尽管有这么多好处，但也有巨大的成本。但很难估计全部好处和全部成本，以判断这种模式是否值得。

但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推行自由市场，并未取得中国那样的成功，我认为总体而言，其收益仍然大于成本。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很多人认为最紧迫的问题是摆脱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最需要什么样的经济改革？

最近有人说“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现象，因为根据最新数据，增长最快的经济体是那些目前属于中等收入的国家。因此，尚不清楚它们是否真的代表着一个陷阱。

但我们可以这样说，从中等收入过渡到富裕往往非常困难或缓慢。我的观点是，实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0,000 美元比实现第一个 10,000 美元要困难得多，因为旧的策略是追赶。

现在，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基于消费和技术，而非出口或投资，实现长期持续增长。这意味着中国的发展模式需要改变。这包括改革金融体系，让私营部门能够更便捷地获得融资，让创新和创业真正蓬勃发展。这也意味着要改革户口制度，允许更大的人口流动，并为他们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关键是要将发展模式从基于规模转变为基于财富，提高个人收入和消费，而不仅仅是能力。

显然，对于能够达到发达经济体地位或收入水平的国家来说，创新能力是维持长期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确实相信中国能够成功，因为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它的创新能力确实是世界领先的。

我认为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缩小中国国内的地理差距，目前中国仍有近十亿人因为教育程度低和就业不足而落后。城乡差距非常大。因此，让贫困地区的人与富裕地区接轨是未来最重要的增长源。一旦实现这一点，中国的人均 GDP 就可以达到 2 万至 3 万美元，许多城市已经实现了这一目标。

全球化并没有过去，而是重组

您如何看待西方政客抱怨中国绿色能源产品产能过剩？这对总体经济关系有何影响？

我想对产能过剩的概念提出异议，因为当一个国家生产的量超过其消费量时，它就会出口，而且它们出口的产品往往与自己的比较优势相符。如果美国出口大豆，并不意味着美国大豆产能过剩。

与此同时，到 2040 年，我们需要 4500 万辆电动汽车投入使用，才能走上绿色转型的轨道。我们需要数万亿美元的融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因此，我并不认为存在产能过剩问题，无论是产品还是融资。事实上，存在巨大的赤字。在过去 15 年左右的时间里，太阳能成本大幅下降，可能下降了 95%。这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主导的大量投资、生产和创新有关。

现在，中国也开始在欧洲经济体投入大量资金，以启动电动汽车生态系统，无论是在波兰、匈牙利还是西班牙，重要的是要认识到绿色产业是一个全球供应链。它的某些方面可能由中国主导，但它确实是一条全球供应链，各国确实需要在这个行业建立一个更具协作性的框架，而不是采取保护主义观点。

随着这些领域的补贴取消，中国企业之间的薄弱环节将由市场机制来淘汰，希望市场能够更加具有竞争力。

但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减缓气候变化方面远远落后。我认为政府和企业需要做得更多。如果我们从成本和质量来看，中国的可再生能源技术非常有竞争力，这是发展中国家真正采用这些技术并走上正轨的唯一途径。

我认为[这些投诉]是进一步谈判的信号。我并不从纯粹的保护主义角度来看待它。我认为欧洲人和中国人有很多事情需要谈判，以创造更多共同点并增加商品和服务的流通。

我们从数据中看到，美国和中国的直接贸易下降了，但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通过越南和墨西哥等第三国。中国对这些国家的投资也大幅增加，美国从这些国家的进口也增加了。这只是意味着贸易路线变长了，这会增加成本。

但归根结底，美国和中国仍然紧密相连——间接相连——因为贸易是一个网络。如果一个国家出现冲击，它将通过一个环节迅速蔓延到另一个国家。因此，必须强调的是，全球化并没有发生逆转。这是一次重组。全球贸易体系不可能摆脱世界最大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影响，因为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需求和供应来源。

美国经常说它想把中国变成一个更加自由的国家，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但近年来，美国一直在拥抱中国采取的战略，比如工业补贴。一些人认为，美国实际上是在向中国模式倾斜，而不是相反。
可以说，中国的发展模式启发了某些行动，包括美国、欧盟以及日本和韩国政府更多地参与其中。目前，所有主要发达经济体都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产业政策竞赛，以抢占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市场份额。

但同样重要的是，正如最新研究显示的那样，最常使用产业政策的是富裕国家，包括欧洲，当然还有过去的日本和韩国。因此，这不是中国发明的，也不是发展中国家比工业化国家更采用的。事实上恰恰相反。

我认为这不一定是保护主义，因为这些可再生和绿色技术的私人投资以及这些行业的创新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产业政策狭隘地定义为补贴，而需要纳入更温和的政策，包括基础设施、电动汽车充电站和友好的商业环境。在发展中国家，这关乎与金融体系的协调。所有这些都有助于一个行业的增长，这应该被视为一件好事。

我认为这不同于关税战、出口管制或技术限制，这些政策的直接目的是抑制另一个国家的发展。我认为旨在增强自身实力的政策是可以接受的，尤其是在涉及全球绿色议程时。

[中国的产业政策] 包括一系列友好的政府政策，这些政策在中国比在美国或欧洲更为重要，因为中国的治理、金融体系、法治、经商便利度等环境还不够发达和成熟。因此，政府的一个重要因素仍然很重要，因为整体宏观或商业环境仍然无法与西方相比。

目前，中国似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一方面，绿色产业等一些行业非常成功，令美国和欧洲等国家感到不安。另一方面——尤其是在过去几个月的零新冠政策之后——中国人似乎对自己的收入和未来前景非常悲观。

第一，美国花了大约5万亿美元实施经济刺激计划来应对疫情，现在财政赤字和通胀都在增加，但美国避免了严重的经济衰退。

在中国，家庭没有得到同等的支持，所以我认为中国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从疫情中完全恢复。与此同时，房地产转型发生得非常快。再加上中国正处于从低端制造业向高附加值制造业转型的阶段，更多的增长来自消费和技术带来的生产率提高。

当我们考虑投资高科技或可再生能源时，这些投资的成果将在未来显现。当然，这不足以抵消房地产行业的放缓，因为过去二十年，房地产行业对 GDP 和就业增长贡献巨大。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给中国多一点耐心。但同样明显的是，目前和可预见的未来增长最快的三个经济体仍然在亚洲，其中仍然包括中国。

从数据上看，中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多年来显著下降。这表明中国正在告别旧的增长模式，这种模式导致许多人批评 GDP 增长仅基于投资增长。现在情况已经不同了，但我们需要给它更多的时间来恢复。

您认为中国今年及未来几年能实现5%的GDP增长目标吗？

我认为可以，原因很简单，政府还有足够的财政空间来增加投资，以促进 GDP 增长。他们可以投资数万亿元，无论是用于新基础设施建设、将房地产产能转化为经济适用房，还是城中村改造。

当然，如果个人消费对GDP的贡献率稳步上升，那当然是极好的。但我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需要感受到收入增长更加稳定、工作更加有保障，才能实现这一点。

您认为为什么中国新一代对于国家的发展轨迹如此重要？他们中的许多人选择“躺平”。为什么？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我对新一代人持积极态度，因为他们思考价值观，也为中国和中国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他们与世界各地的 Z 世代人联系紧密，因为他们面临着共同的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老一辈留给他们的不断增加的债务，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认识也更加深刻。

中国的年轻一代喜欢解决日常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而且非常具有创业精神。他们喜欢休闲，也喜欢努力工作——而不仅仅是努力工作。他们与富士康那一代工人截然不同，后者为了多挣几块钱而选择每晚上三班。这意味着他们希望通过创新而不是仅仅通过粗暴的劳动来创造人生价值。

经济压力和青年失业率上升是全球现象。直到最近，全球青年对未来的悲观程度远远高于中国青年。我认为年轻人仍然在中国看到机会——巨大的市场、快速的学习、激烈的竞争——但他们的童年也负担很重，学习太多，模拟考试太多。所以也许有些人在职业生涯开始时就有点精疲力竭。

我认为，给他们更多机会体验在职培训或实习会有所帮助，这样他们就能找到自己的激情所在，并在自己喜欢的领域工作。所以我认为，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他们有探索的空间，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会创造自己的工作和就业机会。

但同时，由于他们的父母相对富裕，他们中的许多人不一定选择安于现状，而是会等待一段时间再找到一份令人满意的工作。而且他们负担得起，因为他们不需要立即就业。

五年前，您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说，特朗普发起的贸易战是“给中国的礼物”，因为这样的外部力量可能会迫使中国解决经济中的一些系统性问题，比如国有企业的作用和知识产权。现在回想起来，您认为这个论点成立吗？

首先，特朗普的贸易战并没有给中国带来太大的负面影响。事实上，正如许多研究表明的那样，大多数关税都是由美国人支付的。我认为，加速这一进程的，不仅是关税战，还有来自美国的技术限制，是一场围绕着提升价值链和追求更多技术进步的全国性动员。这当然是受到外部压力的推动。

目前还不清楚乔·拜登的出口管制或特朗普进一步阻碍中国技术的威胁是否真的有效。

从历史上看，封锁和出口限制会加速目标国的技术进步。我们只要看看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和日本，就会发现这些限制实际上适得其反。

我认为中国也正在经历同样的情况。我们从未见过如此团结的国家，无论是大型科技公司还是政府，都在努力解决阻碍技术发展的障碍。我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即使在半导体行业，中国公司的利润也大幅增长，主要是因为大量需求已经转移回它们身上。许多这些参与者，无论是人工智能公司还是电动汽车公司，都需要大量高质量的半导体。他们不愿意依赖英伟达或高通，因为有一天他们可能会受到制裁。所以他们都在寻找国内替代品，这促进了国内公司的利润和研发力度。

我的观点是，如果你想要阻止竞争对手的行业发展，就让他们进口你的产品。这是阻止进步的最好方法。

作为杰出的青年女经济学家，您有什么想与中国有志青年知识分子分享的吗？

正如我们在数据中看到的那样，独生子女政策的一个好处是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女性领导人的数量，尤其是年轻一代，急剧增加。也许是因为她们受教育程度更高，也许是因为她们是独生子女，家庭更加公平。

所以我认为中国女性应该抓住这个巨大的社会变革机会，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在金融和政治等男性主导的行业中，女性的机会更多，因为我认为世界已经认识到性别平等问题非常重要。所以在这些领域中，女性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我认为知识分子必须诚实守信，成为专家，并有勇气发表意见。他们可以发出最强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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