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晓迪：美国如何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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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叶晓迪分析，美国如何使台湾问题超越两岸关系层面而外溢至国际社会，以最大化“以台制华”的战略效果。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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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晓迪，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云山青年学者；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研究员，近期在《台湾研究集刊》发表了《美国如何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一文，主要讨论美国推动台湾问题的“国际化”的定义、逻辑、手段和影响等。

以下是采访实录：

问：什么是台湾问题“国际化”？

叶晓迪：关于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概念辨析可以拆分为两个部分——台湾问题的产生与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助推因素。从历史根源来看，台湾问题主要由两个因素造成：一是国共内战的历史遗产。蒋介石国民党集团败退台湾，并与美国勾结，造成台湾问题“久拖不决”。二是美苏冷战的战略产物。冷战时期，中国选择“一边倒”向苏联使得美国将中国视为主要遏制对象之一。为了构建对社会主义阵营的“围堵圈”，美国将蒋介石集团纳入安全保护网，作为“第一岛链”的组成部分。可见，由于美国的介入，台湾问题从一开始就存在“内外因素”交织的复杂特性。从中美关系来看，台湾问题与中美关系呈现正相关，先后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21世纪初以及2016年以来的多个时期出现明显的态势变动。这体现了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战略利益具有连续性。从台湾岛内来看，不论是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执政，台湾当局都对所谓“国际空间”有强烈诉求，台湾地区能否参与国际组织、维持所谓的“邦交”，成为检验执政党涉外事务能力的重要政治指标。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对所谓“国际空间”的需求随着其不断强化“倚外谋独”的政治路线而增强，这与美国向台湾问题注入国际因素的逻辑不谋而合，二者共同推动台湾问题“超越两岸”。综上所述，台湾问题“国际化”定义如下：美国利用冷战时期获得的介入中国台湾问题的战略空间，通过政治、经济、安全、外事等手段持续支持台湾当局，借助岛内政治力量对所谓“国际空间”的追求形成“里应外合”的共振效应，旨在将国际因素掺杂进台湾问题，使其超越两岸关系层面而外溢至国际社会，以最大化“以台制华”的战略效果。

问：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逻辑是什么？

叶晓迪：美国对华战略调整方向与其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之间存在明显的联动机制，并将美国设定为“主导者”，台湾当局为“追随者”。美国对华遏制战略转向指的是美国采取非战争手段对中国在政治、经济、安全、外交等领域进行围堵和压制。结合中美关系与两岸关系的历史变化规律不难发现，当美国对华转向遏制时，台湾问题的紧张程度将明显提升。因此，台湾问题“国际化”现象本质上是美国对华遏制战略转向的产物，这一战略产物反过来又会增强美国对华战略遏制效果，从而形成“联动—诱发—反馈—强化”的复合机制。台湾当局作为追随者，其强化作用主要体现在对所谓“国际空间”的追求。台当局极力配合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策略，进一步增强台湾问题“国际化”现象的生成并扩大增量。

问：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有哪些策略？

叶晓迪：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策略包括：政治策略、同盟策略、外交策略、议题策略。具体而言，政治策略主要包括美国通过填充涉台法案来空洞化或再模糊化“一个中国政策”，比如，国会派遣高级官员/议员赴台活动，刻意制造美台之间的“准官方”政治关系等。同盟策略主要指美国盟友及伙伴对“一中原则”的立场和态度，配合美国对华战略遏制的意愿与强度，共同介入台海局势的安全、经济和政治手段等。外交策略主要是美国协助台湾当局拓展所谓“国际空间”，巩固所谓“邦交国”，支持台湾当局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峰会、“小多边机制”等。议题策略主要包括美国炒作联合国议题、世卫组织议题、人权议题、地缘政治热点议题，并将这些议题与台湾问题相联系，形成“议题共振”的现象。在现实政治中，拜登政府对上述策略的运用方式主要表现为“多管齐下、混合使用”。

问：您怎么看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同盟策略？

叶晓迪：拜登政府的涉台政策更加依赖盟友与“小多边机制”的力量，企图通过诱导盟友体系共同关注和干涉台海局势，加上台湾当局全力配合引入外部势力来拓展所谓的“国际空间”，这使“同盟多边介入”成为拜登政府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新策略形态。首先，美国设置同盟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其超强的国力引领全球最大的联盟体系，这造就其在不对称同盟体系中的主导国地位，赋予美国利用安全压力改变盟友偏好、设置同盟议题诱使盟友配合的先天优势。在这种背景下，拜登政府将台湾问题设定为同盟议题。

其次，盟友的回应。日本是对拜登政府涉台政策回应最为积极的国家，展现出了全方位配合的态势。例如，日本时隔52年再度在《美日联合声明》中公开表达对台海的关切。欧盟、韩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涉台态度也出现明显的转变。欧盟多个国家效仿美国，派出议员或官员赴台活动。韩国总统尹锡悦访美，美韩双方在共同发表的《华盛顿宣言》中强调要促进台海和平稳定，称这是区域安全与繁荣不可或缺的要素。澳大利亚强化介入台湾问题的意愿。2022年8月，澳大利亚国防部长彼得•达顿（Peter Dutton）表示中国大陆若对台发动“武统”，将会是比俄乌冲突更加“糟糕的情景”。

除了单一效仿模式以外，拜登政府还借助盟友之间的联系，将台湾问题进一步暴露在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中，主要表现在七国集团、“五眼联盟”、“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等。七国集团近年来借助领导人峰会和外长峰会等重要场合，不断凝聚涉台共识。在“五眼联盟”方面，台湾当局安全机构负责人蔡明彦证实，台湾当局与“五眼联盟”之间存在“即时情报交流”机制，并准备根据“五眼联盟”情报交换需求更新相关设备，以便更好地进行情报交换工作。在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方面，2021年8月，美日印澳四国召开资深官员峰会，首次将台海的安全稳定作为讨论重点，并强调需围绕台海局势强化安全合作。由此，拜登政府进一步将盟友的单一效仿模式拓展为“多边集体介入”模式，增强了台湾问题在国际社会中的“曝光度”与“受关注度”。

问：美国推动台湾问题“国际化”的议题策略如何？

叶晓迪：首先，借助新冠疫情。美国将新冠疫情与台湾问题挂钩，以“抗疫需求”为政治借口，不断宣传台湾当局在全球抗疫物资、疫苗研发和涉疫供应链等方面的重要性。美国为首的西方以“民主伙伴”之名诱使台湾当局积极投入所谓的“民主防疫外交”。2020年1月起，蔡英文当局斥资1.8亿新台币购买机器、拓展生产线，使台湾地区的口罩日产量达到1000万片。据统计，2020年台湾当局向全球88个国家捐赠了5400万片医用口罩，主要流向美欧国家、“新南向”国家和所谓的“邦交国”。捐赠物资上贴有“台湾能帮忙”（Taiwan Can Help）的宣传标语。台湾当局所谓的“防疫外交”获得了西方国家关注，提升了美欧国家对台湾“民主伙伴”的认可度。

其次，联合国中的涉台议题。在“台北法案”驱动下，拜登政府对台湾当局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力度前所未有地加强，主要通过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重新炮制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推动台当局拓展“国际空间”。美国智库学者随即跟进炒作联合国涉台议题。例如，葛来仪（Bonnie Glaser）发表题为《2758号决议失真阻碍台湾进入联合国体系》的报告，认为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与台湾问题无关，台湾当局参与联合国不应受到决议的约束和限制。2021—2023年间，布林肯连续在国际上发声，督促世界卫生大会重新邀请台湾当局作为“观察员”重返会议。

最后，俄乌冲突。台海局势与俄乌冲突存在本质的不同，但拜登政府以偷换概念的方式将两者强行挂钩，进一步模糊台湾问题的政治属性，混淆国际视听，将俄乌冲突作为其涉台政策调整的契机，出现明显的“涉台政策乌克兰化”趋势。拜登政府接连派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迈克•马伦（Michael Mullen）、副国家安全顾问梅根•奥沙利文（Meghan O’Sullivan）等5位前国安高官于2022年3月赴台，对台进行“战略再保证”、重塑台当局对美“安全承诺”的信心。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智库会议时贸然抛出“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此后，岸田文雄提出“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概念，认为日本周边安全态势正遭遇大国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威胁。

问：同盟策略与议题策略将产生什么风险？

叶晓迪：同盟策略与议题策略将同时在国际社会、周边安全和台湾岛内三个层面产生风险，并且具有层层递进、相互强化的特点。首先，在国际社会层面，美国将多个国际政治热点议题与台湾问题挂钩的做法模糊了台湾问题的政治属性，不仅将诱导盟友效仿美国持续“空洞化”一个中国政策的内涵，还会混淆国际社会视听，弱化“一中原则”这一国际共识的基础。其次，在周边安全层面，美国在国际社会产生的不良示范效应导致其盟友在台海局势上的利益计算更为冒进，模仿美国的做法加大对台海局势的干预。最后，美国同盟策略与议题策略在国际层面和周边安全层面产生的风险会进一步传导至台湾岛内，给民进党当局和岛内民众传递错误的政治信号，使前者更加坚定执行“倚外谋独”的政策路线，令后者误判台湾问题的未来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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