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改革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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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野：市场化改革是前所未有的新事。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转轨改革经济学家。新的改革目标和改革的预期效果应该有利于创造财富。

马晓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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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叙

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极具中国特色的政府引领市场的管理型经济的成功实践，使得以极度短缺为突出特点的国民经济，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维持了高速增长。

政府聚焦GDP增量的发展，在实践中充分使用了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杠杆。学者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四十年的后十年，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现象已经被调节的消失了。也说明政府为了实现增长目标，将宏观经济政策杠杆的调节作用用到了极致。但是宏观经济调控终究不是改革，它不能取代设定市场运行基础的改革。宏观经济调控有直接影响经济利益格局的效果，这些影响和效果也不一定与“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是同方向。实践也证实了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各种经济指标数字反映出经济增长有明显的掉头向下的迹象。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观原因是，长期以来财富增长不是政府经济工作的关注重点，它只从属于其他“更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如GDP。即使盈利状况方面内容，在国企为主的“规模以上”企业统计报表中有表达，它不是报告的中心点。

管理经济的关注点偏于GDP增长数字，忽视了财富的创造才是一国经济实力增长的根本。盯住GDP增长数字的经济管理方式，特别是用投资撑住GDP高增量数值，宏观投资回报差强人意。长此以往，指望借GDP增长速度创造改革空间的可能性，随着创造财富的余地缩小，经济颓势就露出苗头来了。

说“改革要奔着问题去，盯着问题改”。如果识别了当下经济的问题是高GDP增长下，创造财富效果不好，高收益部分在经济中占比不高，拖累了增长后劲，有碍于中国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改革就需要有所针对的做设计。新一轮的改革目标和改革的预期效果可以是：提高经济运行的创造财富的能力。

更规范的法治，更有灵活性的，鼓励竞争的市场，按照经济规律与时俱进地设定市场规则，尽力为锐意创新的企业扩展公平竞争的空间，是为改革的目的。

一、中国经济需要从改革中获得动力的共识已经形成

对近来中国经济发展速度变化的解释有不同的观察。有的人认为经济增速放缓是外部经济环境所致。有的观点认为，投资拉动经济已用力过猛，其对经济增长的动驱力已经被过度预支。有的人坚持认为是供给侧的问题，或许是“货不对路”影响了经济的正常产销循环。有的人认为经济没有什么问题，是疫情不可抗力影响的长尾效应。也有的观点认为，长期以来财富的分布有违经济学的合理期待，没能给消费方足够大的比例，导致了经济循环上观察到的结构配比有问题。官方、学界、民间、在华不同性质的企业对此都有一定的讨论。显然，这个问题的讨论并不充分。

讨论不充分的原因是，这些分歧意见的背后，是更深一步的各个经济学派别、政治经济学主张、以及经济哲学理论涉猎其中。其中，一度被放置一旁不予争论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公有制等问题也在讨论的背景之中。

除了上述经济理论、政治、意识形态层面涉及的问题之外，在实践中对国企的作用，市场机制的利弊，政府调控和干预市场的得失，国民财富分配格局等一些更细致的考察，也是意见纷纭。更不用说，身处不同经济生态位的人，对经济发展速度的变化的切身感受大相径庭。这使得关注改革的人感觉把握不住，深入讨论有些困难。

毕竟经济是人类一切社会活动的中心，除了战争和其他紧急状态，专注经济是责任政府的分内工作，发展才是硬道理。现在，尽管对经济发展状况的描述有不同说法，对造成经济下行趋势的成因也有各种解释，但是还没有人孤勇地唱响万事如意，无需改革的调。

三中全会，经过认真的、长时间的准备已经对改革问题做出了决定。决定反映了学术界，知识界，实际经济工作者，企业家和普通民众的希望与共识，即：要通过改革重拾经济增长动力。

二、我们经历过一场没有设计的改革，目前是无旧制可守

过去三、四十年的改革很成功难道没有设计吗?邓小平不是总设计师吗？

改革总设计师的作用是对经济突围方向开禁，确定了要对外开放，对内鼓励试错（股票市场“搞了不好再关就是了”即是一例）。另外，在经济基础具体应该如何扬弃，影响经济运行的社会科学理论研究和对“真理”的看法，经济体制改革的政治正确思考都存在分歧的背景下，邓小平设计了先不争论的防火墙，防止了超然于经济本身的各种理念分歧，制约了经济改革工作的专注力。防止了一些终极问题的讨论涣散发展经济的凝聚力。总设计师提出的不是具体的工程蓝图，而是为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体工作方向把舵。这是“总设计师”当务的事情。

没有具体设计的改革是怎么取得成功的？事实是，我们的改革做法是行政主导，在各层级经济管理部门自由裁量权力范围内“摸着石头过河”，而不是从理念出发全面规划方案的按部就班推进式的改革。对一些后知后觉的宣传上不同的说法，这里不予争论。

中国过去的经济体制改革是问题驱动，是不断地把国内外经济变化带来的一个个难题转变成推动改革的强制力，才取得了成功。在这里我只谈经济观察线条，具体过程这里就不赘叙了。

没有设计的改革怎么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功？进一步的考察，当时的经济社会状况比较特殊，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官方表述的当时的实际经济社会状况是“百废待兴”。经济触底的背景下，在唤醒市场价格机制的过程中，大多数的努力都会有不菲的回报，黑猫白猫都能比较容易地抓到老鼠。另一个改革能成功原因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社会经济利益单元，原本是在利益让渡予市场的改革中受损的对象，他们在改革中让渡了权益关上了一扇门的同时，改革也为既得利益群体打开了其它的机会之门，他们也可以在市场中寻到不同的发展机会。

无设计，摸石头过河能够成功的又一原因是，当时的中国可以用“一张白纸可以作最新最美的图画”来形容。改革工作即使犯了错误，把错误涂掉再画的成本较低。因为试错成本低，大部分改革举措的总体收益都大于付出的成本。而不像在其他较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需求、物价、原材料成本、劳动成本、资本成本、利率、通货膨胀、国际市场这些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比较紧凑，牵一发而动全身，改革成本要高得多。

三、新的改革举措需要精心设计

回顾前三、四十年的改革过程，对比今天的经济发展阶段可以看出，摸石头过河式的改革过程中，调整利益格局的困难可以在经济增长中加以化解。增量改革就是对社会冲击最小的方式。增量改革的前提条件是GDP有较高的增长。过去的条件下，改革释放的生产力又给以GDP为测度指标的经济发展提供了动力，改革与发展有条件协调推进。尽管过去的管理型经济实践在很成功，增量改革曾经与高速发展相得益彰。现在，随着经济增速受经济运行结构改革的滞后而放缓，摸石头式的改革已经过时。

新的改革意愿，是在承认经济增长速度面临挑战的基础上形成的。三中全会文件认为，当前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发展中的问题。经济观察中看到的情况也是，长期盯住GDP增长指标，调动宏观调控手段鼎力维持较高发展速度，也成就了当前经济的种种问题。对发展中的问题的成因做出恰当的分析，不看“走眼”，是设计改革的重要基础工作。

四、破除迷思，从财富创造视角观察问题、思考改革

为了避免各行各业上上下下都在中央的改革号令下，轰轰烈烈的下水摸石头，最终把调整利益格局的改革仅仅搞成了一场绩效提升的运动，我们有必要调整视角去回顾以往，借助调整后的视角重新理解、认识问题，思考下一阶段的改革。

改革之所以难，就是它所调整的是基础的经济利益格局，会牵动社会和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也会引起更多角度的讨论和批评。比方说，非官方术语的推进“市场化的改革”一说，立时就会引起对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市场发挥作用与政府和国企、甚至执政稳定角度的关切。相关问题的研究和讨论一直以来都不太平和。政治与意识形态视角来参与讨论，会因为站位过高把问题提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从而封死了讨论。就经济规律本身、经济发展问题本身讨论改革的这一层面，反倒看不到有质量的讨论。未经充分讨论的概念因貌似政治敏感，而被放入了自我审查的类别按下不表。在所有的相关讨论中，财富增长这一重要的经济概念被经济成长（GDP）概念遮蔽了。这使得我们无从设计改革。

一句老话：形势比人强。经济放缓提醒了我们，要克服认知局限，尝试从改革这个经济增长的慢变量发掘经济发展的机会。借三中全会决定的发表，调整观察视角，重新确认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目标正当其时。

五、观察改革目标、手段、效果的一个极简线条

讨论有争议的问题，最好先从共识较多的地方起步。经济研究观察者较少争议的一点是，过去的改革是行政驱动为主。自发、基层首创等现象只改革万花筒里的小花絮，能够反映人民群众的改革诉求，但不是关键的推动力量。除了几个特区有限的事前授权之外，改革相关事项都是政府行政体系使用宏观调控与扩大市场机制互相配合的方式推动。

尽管宏观调控手段本身也在改革，但是在中国经济后发并努力高速追赶的大潮中，宏观调控体系与培育市场机制发挥更大作用之间，有较难协调的地方。发展型“大政府”的定位下，宏观调控和市场化改革都是手段，而经济增长是中心任务。具体实施则是以落实经济（年度或五年）增长目标为归依，久而久之就出现了积弊。

中国政府在实践中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已经十分娴熟。宏观调控手段比起市场机制起作用，反映在GDP增长上，前者是相对速效，后者为制度变量是相对慢起效的变量。市场化的改革不会立竿见影的在当期GDP的增长上反映出变化。改革是远水，当期增长目标是近渴。

盯住GDP年度增长目标使用宏观调控手段，对市场运行进行适当的“矫形”，长此以往就会影响市场机制的作用机理。尽管政府也在前几年提出了，不一定刻意追求8%的高增长的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放弃了高增长作为硬性指标。上上下下，特别是处于执行层的各省、市，还是一心锚定GDP8%去做努力。

宏观调控动用的资源多，就会在某些方面压缩了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空间。我们可以参考下面的实际例证。扩大政府投资是维持GDP既定增速的便利手段，在经济并未失衡的情况下长期动用政府投资来拉动GDP增速，现在看到的后果就是，中国的宏观投资回报已经是负数。根据前些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国宏观投资回报的一份研究，改革开放初期的一份投入可得八倍产出，到了报告发表的那几年，已经是投资与产出持平甚至倒挂。这是在资源充分竞争的市场中不应出现的现象。

对问题的简单化描述是：以GDP为重中之重进行宏观调控，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受到影响被拖后。“新常态”下宽松了一些的环境有利于改革，但是不会自下而上生长出改革的举措，改革需要顶层设计。

六、迭代增长理念，围绕创造财富需要的市场条件设计改革

前面几节回顾了无设计的改革的过往；管理型政府宏观调控与发挥市场作用的成功经验；聚焦了对较多使用宏观调控，特别是投资来驱动GDP，增长成功了而宏观投资回报骤降的现象。

通过这些回顾，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对经济运行的管理策略或有偏差，对经济运行带来社会财富的增长这一更重要的经济活动目标是否政策上着力不够。

尽管改革一直是贯穿始终的高频词，但是改革所处理的是经济运行的基础，是培养、形成长效机制的努力，还无法避开利益格局的重大调整，不可能在现有利益格局不动的情况下解决经济发展的问题。所以当管理型经济多重任务需要都照顾到时，从增长角度看，涉及改变市场基础设定的改革时常会显得有些远水不解近渴。改革委身于宏观调控，是因为调控速效的经济手段。用宏观调控替代应作的完善市场机制的改革，是权宜之计也是情形压迫之下的无奈之举。

问题是，当初成功的经济管理方式自身带来的问题开始膨胀，增量改革的空间又被扭曲市场的宏观调控政策措施挤占了，如果我们仍在刻舟求剑，就是固步自封了。

特别是近几年以来，质疑市场机制，刻意强调市场和民营经济与我们的管理型经济的不和谐，甚至动用终极问题提升到是与根本政治经济制度有矛盾，要把邓小平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百年腰斩的舆论风向很明显。这种时候要想从财富增长角度解析经济增长的业绩就会成为舆论场中刺眼的异数。尽管有不少偏理论的争论，但是从管理型经济的长期施行效果来观察，市场发育的短板使得经济运行偏离了经济规律。这也催生了新一轮改革的需要。

目前，市场化改革是经济运行基础层面的期望，三中全会也决定了要推动改革，找到问题并设计改革就很重要了。

抛开经济术语、行话，用听得懂的语言来描述经济运行的问题是：GDP高速增长，社会财富增长并不同步（宏观投资回报指标不断下行，在一些年份里甚至为负）。在社会总财富增长低于GDP增长的情况下，社会财富的分配更不尽人意，这既有财富增长落后于GDP增长将导致马列主义经典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出的相对贫困化给人们带来的挫败感，也有经济学意义上的消费能力不足最终发挥了拖曳作用的问题。两者相加使得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对经济的信心较前低落。这也是今年的一些重要的先行经济指标掉头转直下的重要因素。

对经济状况、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原因有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对经济发展的理念的偏差有所觉悟，才能对设计改革的切入角进行迭代，以避免新瓶装旧酒的折腾。

上述分析指向的问题和促进市场发育的目标已经有了雏形：把促进财富增长纳入改革设计范围。这一方向的改革没有循以往“通过增量改革引领社会利益关系调整”的路径。现今增量改革的路走不动了，通过改革主动调整利益格局，才能加快社会财富积累，夯实经济发展的基础。

七、他山之石

市场化改革是前所未有的新事。世界上也没有什么真正的转轨改革经济学家。一些研究转轨经济的专家从市场经济的视角，可以提出许多观察能帮助我们变换思考的角度，但是一般不会贸然提下一步改革的具体方案。因为进入深水区的改革，政策的复杂性是外部人难以把握的。尽管如此，其他经济体工业化以来的发展经验还是有可供发掘之处的。特别是市场、企业、财富创造之间的逻辑关系，值得为现发展阶段在寻求改革出路的观察者认真研究。

如果我们把问题归一，集注到财富创造方面，一些人类的过往经验的总结，由市场践行者而非理论经济学家做出的观察还是颇有启示意义的。

为了减少歧义，我们先限定重要的定义。关于财富，我们前面讨论到的GDP数字增长中不呈现当期或近期收益，即经济运行中不产出利润的部分，应该从财富创造的讨论中忽略或屏蔽。

我们要注意概念的使用。讨论中的基本经济要素本身并不是财富。具有自然资源禀赋者“守着金山受穷”就是支持例证。一如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拥有几亿劳动力，这只是资源禀赋还不能说是经济意义上的财富。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国际标准意义上的贫穷国家。

下面，我们讨论一个理论经济学家不研究，但是很有说服力的发现。

科学突破和技术创新是是生产力，是人类财富快速增长的基础。进一步考察，人类财富增长的最重要的原因是社么？显然科技发展本身与其他生产要素一样，不能直接转化为财富。现代制造业的诞生和大规模的工业化，是企业将科技发明进行了“组织化”的结果，各种经济资源、生产要素经过组合（组织化），财富创造的潜力才爆发出来。

经济角度的考察告诉我们，人类发明了电力之后，电力取代蒸汽动力之后的三十年期间，应用电力的国家的财富创造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电力创新并没有创富。动力革命真正反映在财富增长上，是在企业根据市场需求，组织化了企业内部生产过程之后。有人据此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的观察：人类之所以能够快速创造财富，归功于两项最伟大的发明：一、发明了市场，二、发明了公司。

这里的“市场”不是指初始状态完全的自发市场，那种简单商品交换场所，是不需要发明的。简单地讲，人类的发明的市场，是伴随着法治发展，严格界定了保护工商业创造力的各项有助于加深各项企业的基本经济权利的市场。具体哪些才是使得人类能以空前速度创造财富的市场条件，那是改革设计者们要深入研究探索的内容，在这里就不越俎代庖了。

这里所指的公司是创造财富为首要任务的法定的现代生产组织。对于早期传统类型的公司而言，创造财富是其唯一的功用。近年来企业社会责任进步思潮兴起的之后，传统的公司理论受到了一些挑战，但是其产生利润的核心功能是永远不会变的。

公司在给定的市场规范下，向各个可能的方向去“组织化”（包括内化和外化）各种资源，创新自己的组织和管理，才以史无前例的速度为人类创造了大量财富。

一个能吸纳，并灵活组织起国内和全球的各类可利用的资源，具有“良币驱劣币”功能的市场，一个与企业外化“组织化”需求能够良性互动的市场，一个可以为满足公共利益和财富创造需要调整规则的，有活力的市场，是符合我们未来经济创富发展需要的市场。

八、聚焦改革的思考

我们暂且接受因人类发明了市场和企业，人类财富才得以快速增长的理论。因为这个理论对我们的目前经济状况有振聋发聩的针对性。如果想扭转高经济增长低财富创造的现象，通过改革不断提升国力，不妨更多的从企业和市场的创富需要出发去思考问题，设计改革。

过去，聚焦GDP增量的发展战略，在实践中充分使用了各种宏观经济政策杠杆。曹远征的一项研究显示，过去的一段时期，中国经济的周期波动现象已经被调节的消失了，这说明政府已将宏观经济政策杠杆的调节作用用到了极致。但是宏观经济调控终究不是改革，它不能取代设定市场运行基础的改革，也不可能从制度层面给经济增长提供长期稳定的框架。另外，宏观调控对利益格局的影响也是有所倾斜的，这种倾斜实际上与“更好地发挥市场的作用”的改革目标并不兼容。

用投资撑住了GDP高增速的数字，投资回报率却差强人意。此消彼长，调控动用的资源多，就会挤占市场上进行竞争的企业可以获得的分额，进而使得经济运行的整体回报水平受到拖累。于是，“有高增长就能制造增量改革的空间”的成功经验走进了历史。因为没有财富效应的扩大，就不会为调整利益格局的改革带来更大的操作空间。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情况是，创造财富的市场空间受到了宏观调控的挤压，企业创造财富的运作空间有限，创造财富的难度加大的现实。

如果我们能够调整视角，把经济体制的创富能力当作下一步市场化改革的靶心，我们无须再次下河去摸石头，我们面前的改革任务就会变得明确而立体。

当然，对财富增长带来社会经济不平等的担忧是合理的。但是如过去我们常说的“改革千头万绪….”，事情应该分开讨论，分别处理。先有财富创造，才谈得上分配。有一些相关的讨论观点立意很高，但是还应该在改革分步推进的适当时候和适当场合延后处理。政治信条和社会环境决定了“广大人民群众”对财富有先天的警惕。对此，我们唯在设计改革时，把创富和财富的分配的改革分开处理，才能避免因噎废食，不使有利财富创造的改革胎死腹中。

参与市场的企业时时面临各种经营风险，风险与收益的权衡是市场参与者必须自己面对的问题。如果企业在考虑抗市场风险时，还要为宏观调控政策带来的未知市场变化再备份一些冗余，企业创造财富的规划就得保守、更保守一些。

如果改革目标包括建设一个有助于创造财富的市场，市场的基本设定就要尽量稳定。市场的规制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变化的走向应是顺向的、可预见的。这些考量的核心，是要争取降低市场参与者面对的“政策风险”。

在过去，“政府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市场价格逐步放开的环境中，为了避免震荡与休克，渐进式地推动改革的成功作法。这个作法在价格调整到位，改革到了一定阶段之后就不宜经常性地使用了。一些政府部门特别热衷于这个作法并努力加以使用。频繁的宏观调控和政府对市场的规制的变更，以及权力部门直接的行政干涉，使得市场规制环境的可预期性降低，后果是很负面的：已注册的工商企业生存寿命很低，企业投资意愿创新低。企业不是不想干，而是设定市场基础条件的稳定性不高，行政干预的不可预见性的困扰，加上市场竞争机制不公平，这都使得企业对政策风险较为担忧。企业感到创造财富的机会越来越难把握。

介于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之间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管理型经济，曾经成功地使以短缺为特色的中国经济，在长达四十年的时间里维持了高速增长，可以说居功至伟。现在，各种经济指标的边际变化，反映出经济增长有掉头向下的迹象。根据三中全会决定，我们应审时度势，对管理型经济体制进行反思，重启市场化改革。

如果识别了当下经济的主要问题是高GDP增长下，财富创造效果不好，高收益部分在经济中占比不高，造成了后继增长乏力。改革方案就需要有针对性的设计。可以设想：新的改革目标和改革的预期效果应该有利于创造财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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