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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24-11-21 21:03
张倩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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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13日，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下称“决定”）。
决定明确，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
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
此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这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劳动条件、用工方式等确定的。与70多年前的情况相比，当前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求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40岁左右提高到78.6岁。与此同时，中国迅速步入“老龄社会”。根据《2023年民政事业统计公报》，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21%，65岁以上老人占15.4%。此外，中国在步入“老龄社会”（14%）时的人均GDP（11188美元）显著低于其他国家，比如日本29467美元、美国55675美元、德国31212美元等。“未富先老” 特征明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战略。除了个体层面做好健康、经济和心理准备之外，国家也在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延迟退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涉及人力资源供给调整和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向界面新闻介绍。
宋健表示，就人力资源供给调整而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扩大了劳动力供给，有助于弥补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和劳动者提升教育年限因而延迟进入工作岗位两个因素所造成的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负增长，随着较小规模出生队列的推进，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2023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1.05年，在极大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同时，也延迟了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的时间。
“就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缩短领取养老金时间，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压力。” 宋健表示，当然，还需同步提高公共养老金的供给能力，如实现全国统筹，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调剂，解决区域养老金压力不平衡问题；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实现其保值增值；优化制度设计，扩大参保覆盖面等。
需要哪些保障措施？是否影响青年人就业？
决定明确，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劳动力的延迟退休意愿具有人群异质性，可通过自愿、弹性原则加以引导；不同岗位对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的要求决定了延迟退休的弹性空间。”宋健表示，因此，老年人能否应对工作需要，一是取决于个人意愿，按照自愿原则延迟或者如期退休；二是根据岗位需求，按照弹性原则延迟或者如期退休。
对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需要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宋健认为，一是完善岗位协调机制。如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岗位需求进行必要的岗位调整，兼顾生产效率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二是完善家庭保障机制。如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缓解家庭托育的后顾之忧。三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如统筹城乡和不同职业性质的老年人的退休金待遇，使人人都能老有所养。上述配套和保障措施将有助于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决定强调，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强化大龄劳动者就业岗位开发，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激励用人单位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
“应对老龄化是国家战略，充分就业也是国家战略，二者并不对立，而是都要做好。”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向界面新闻表示。
“延迟退休是渐进式推进的，并不会对就业市场造成突然的冲击。”宋健认为，影响青年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形势、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供需、青年就业观念与就业能力等，一般而言，青年和老年人的就业岗位重叠度不高，延迟退休不会对青年就业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青年就业岗位主要依靠经济发展的增量而非存量来提供。“年轻人和大龄劳动者青睐的行业有交叉，但重叠度并不高。年轻人更愿意去互联网、数字经济、新兴产业等就业。”
宋健表示，在一些体制内单位，职称和职务的名额限制可能会使得延迟退休者与青年晋升者之间产生一定冲突，国家可以合理调整职称和职务相关规定，避免造成代际冲突，保障青年的晋升渠道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保障延迟退休制度的顺利实施。
决定明确，同步启动延迟男、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用十五年时间，逐步将男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六十周岁延迟至六十三周岁，将女职工的法定退休年龄从原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分别延迟至五十五周岁、五十八周岁。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坚持小步调整、弹性实施、分类推进、统筹兼顾的原则。
如何应对老龄化问题？
此前，我国法定退休年龄为男职工60周岁、女干部55周岁、女工人50周岁。“这是上世纪50年代根据当时的人均预期寿命、劳动条件、用工方式等确定的。与70多年前的情况相比，当前人均预期寿命、受教育年限、人口结构及劳动力供求关系都发生了深刻变化。”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荣接受新华社采访时表示。
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40岁左右提高到78.6岁。与此同时，中国迅速步入“老龄社会”。根据《2023年民政事业统计公报》，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21%，65岁以上老人占15.4%。此外，中国在步入“老龄社会”（14%）时的人均GDP（11188美元）显著低于其他国家，比如日本29467美元、美国55675美元、德国31212美元等。“未富先老” 特征明显。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是国家战略。除了个体层面做好健康、经济和心理准备之外，国家也在积极采取各项措施，延迟退休就是其中一个重要措施，涉及人力资源供给调整和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发展两个方面。” 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宋健向界面新闻介绍。
宋健表示，就人力资源供给调整而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扩大了劳动力供给，有助于弥补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和劳动者提升教育年限因而延迟进入工作岗位两个因素所造成的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负增长，随着较小规模出生队列的推进，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2023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1.05年，在极大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同时，也延迟了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的时间。
“就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缩短领取养老金时间，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压力。” 宋健表示，当然，还需同步提高公共养老金的供给能力，如实现全国统筹，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调剂，解决区域养老金压力不平衡问题；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实现其保值增值；优化制度设计，扩大参保覆盖面等。
需要哪些保障措施？是否影响青年人就业？
决定明确，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劳动力的延迟退休意愿具有人群异质性，可通过自愿、弹性原则加以引导；不同岗位对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的要求决定了延迟退休的弹性空间。”宋健表示，因此，老年人能否应对工作需要，一是取决于个人意愿，按照自愿原则延迟或者如期退休；二是根据岗位需求，按照弹性原则延迟或者如期退休。
对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需要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宋健认为，一是完善岗位协调机制。如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岗位需求进行必要的岗位调整，兼顾生产效率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二是完善家庭保障机制。如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缓解家庭托育的后顾之忧。三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如统筹城乡和不同职业性质的老年人的退休金待遇，使人人都能老有所养。上述配套和保障措施将有助于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决定强调，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强化大龄劳动者就业岗位开发，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激励用人单位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
“应对老龄化是国家战略，充分就业也是国家战略，二者并不对立，而是都要做好。”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人口学会副会长原新向界面新闻表示。
“延迟退休是渐进式推进的，并不会对就业市场造成突然的冲击。”宋健认为，影响青年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形势、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供需、青年就业观念与就业能力等，一般而言，青年和老年人的就业岗位重叠度不高，延迟退休不会对青年就业产生直接影响。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也持相同的观点，他认为，青年就业岗位主要依靠经济发展的增量而非存量来提供。“年轻人和大龄劳动者青睐的行业有交叉，但重叠度并不高。年轻人更愿意去互联网、数字经济、新兴产业等就业。”
宋健表示，在一些体制内单位，职称和职务的名额限制可能会使得延迟退休者与青年晋升者之间产生一定冲突，国家可以合理调整职称和职务相关规定，避免造成代际冲突，保障青年的晋升渠道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保障延迟退休制度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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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哪些保障措施？是否影响青年人就业？
决定明确，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劳动力的延迟退休意愿具有人群异质性，可通过自愿、弹性原则加以引导；不同岗位对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的要求决定了延迟退休的弹性空间。”宋健表示，因此，老年人能否应对工作需要，一是取决于个人意愿，按照自愿原则延迟或者如期退休；二是根据岗位需求，按照弹性原则延迟或者如期退休。
对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需要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宋健认为，一是完善岗位协调机制。如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岗位需求进行必要的岗位调整，兼顾生产效率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二是完善家庭保障机制。如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缓解家庭托育的后顾之忧。三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如统筹城乡和不同职业性质的老年人的退休金待遇，使人人都能老有所养。上述配套和保障措施将有助于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值得特别关注的是，决定强调，国家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支持青年人就业创业，强化大龄劳动者就业岗位开发，完善困难人员就业援助制度。加强对就业年龄歧视的防范和治理，激励用人单位吸纳更多大龄劳动者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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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是渐进式推进的，并不会对就业市场造成突然的冲击。”宋健认为，影响青年就业的因素主要有宏观经济形势、产业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供需、青年就业观念与就业能力等，一般而言，青年和老年人的就业岗位重叠度不高，延迟退休不会对青年就业产生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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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表示，在一些体制内单位，职称和职务的名额限制可能会使得延迟退休者与青年晋升者之间产生一定冲突，国家可以合理调整职称和职务相关规定，避免造成代际冲突，保障青年的晋升渠道不会受到影响，从而保障延迟退休制度的顺利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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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相比，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从40岁左右提高到78.6岁。与此同时，中国迅速步入“老龄社会”。根据《2023年民政事业统计公报》，中国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21%，65岁以上老人占15.4%。此外，中国在步入“老龄社会”（14%）时的人均GDP（11188美元）显著低于其他国家，比如日本29467美元、美国55675美元、德国31212美元等。“未富先老” 特征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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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健表示，就人力资源供给调整而言，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扩大了劳动力供给，有助于弥补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和劳动者提升教育年限因而延迟进入工作岗位两个因素所造成的劳动力资源不足的问题。
我国的劳动年龄人口自2011年达到峰值后，持续负增长，随着较小规模出生队列的推进，未来劳动年龄人口还会继续减少。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不断延长，2023年，中国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11.05年，在极大提升劳动者素质的同时，也延迟了劳动者进入工作岗位的时间。
“就公共养老金制度可持续性发展方面，延迟法定退休年龄在一定程度上相当于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和缩短领取养老金时间，减轻人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压力。” 宋健表示，当然，还需同步提高公共养老金的供给能力，如实现全国统筹，在全国范围内实现调剂，解决区域养老金压力不平衡问题；加强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实现其保值增值；优化制度设计，扩大参保覆盖面等。
需要哪些保障措施？是否影响青年人就业？
决定明确，职工达到最低缴费年限，可以自愿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且退休年龄不得低于女职工五十周岁、五十五周岁及男职工六十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单位与职工协商一致的，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时间最长不超过三年。国家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实施中不得违背职工意愿，违法强制或者变相强制职工选择退休年龄。
“劳动力的延迟退休意愿具有人群异质性，可通过自愿、弹性原则加以引导；不同岗位对劳动力数量和素质的要求决定了延迟退休的弹性空间。”宋健表示，因此，老年人能否应对工作需要，一是取决于个人意愿，按照自愿原则延迟或者如期退休；二是根据岗位需求，按照弹性原则延迟或者如期退休。
对于延迟法定退休年龄需要配套政策和保障措施，宋健认为，一是完善岗位协调机制。如根据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岗位需求进行必要的岗位调整，兼顾生产效率保障劳动者的身心健康。二是完善家庭保障机制。如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缓解家庭托育的后顾之忧。三是完善养老保障体系。如统筹城乡和不同职业性质的老年人的退休金待遇，使人人都能老有所养。上述配套和保障措施将有助于政策实施的有效性和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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