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度电视直播活动中，普京似乎并不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而是试图展现俄罗斯的实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已誓言要确保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发布日期：2024-12-20 18:12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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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年周年纪念日。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等经典论断，奠定和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
在著名社会学家、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看来，邓小平是“历史的扳道夫”，开创了社会主义2.0版，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根本问题都做出了方向性解释。同时，当历史发展进入不同阶段后，我们今天也面临着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如何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如何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两个大局等等，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年周年纪念日前夕，观记者与曹锦清教授进行了一场深入对话，探讨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传承。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而成。
【整理/观察者网 高艳平】
历史的扳道夫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我把他比喻为历史的扳道夫，就好像中国是一趟高速开动的列车，沿着原有的轨道开不下去了，需要转弯。虽然依旧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路径，需要从旧轨转到新轨。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口，列车要转弯，但是要平稳，不能翻车。
在这个时点上，时势造英雄，邓小平出现了。反过来看，首先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其次，他能够把轨道扳过来，而且换道后列车的运行还相对平稳，没有翻车，这时候就成了“英雄造时势”。
苏联的列车也曾转轨，但是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他开启的“新思维”改革，扳错了方向，列车飞了，苏联解体了。
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点上，邓小平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上一位成功的扳道夫。有了他，我们的改革开放转轨才比较平稳，能够继续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好。
从社会主义1.0到社会主义2.0
老路不能走了，要开创新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名称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因为路径变了，就需要重新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
作为历史的扳道夫，邓小平的核心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上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这也是党的十四大给邓小平的历史定位：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992年的南方谈话解决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前三十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1.0版；邓小平则带领中国，向社会主义的2.0版过渡。
2.0版社会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能不能兼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因此，在过渡时期，就出现了很多“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
1992年的小平南方谈话为此定了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解释。
从发展个体户、乡镇集体企业，到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国经济也实现了腾飞。
姓资姓社的争论再起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其实现形式是计划经济，分配形式是按劳分配。那么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轨，出现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这是我们原来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原来以为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都能够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生产决策。但实际情况是，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形成了。这三种资本的比例，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占外贸的比重，都发生了动态变化，而且目前非公经济的占比已经占大头。
所以这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出来之后，有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争议又起。有人说应该改为“公有制为主导”，但有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否定”，争论背后还是“姓社姓资”的根本性问题。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公有制本身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开始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专门把“国营企业”改为了“国有企业”。
这次修改虽一字之差但意义重大，因为国家和政府不再是国企主导的公有制经济的直接经营者，而成了产权所有者。国营企业不适应于市场经济，而国有企业以及后来提及更多的国有资本，能够更好地和市场经济结合，既能够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也可以搞股份制结构，还可以上市；国有资本还可以和外资结合，和民资结合。
“国有”以资本的形态出现后，和其他资本的关系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姓社姓资”的问题再次出现了。这些年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这个难题进行的，包括“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民营经济退场论”和“两个毫不动摇”等等，都与此有关。
市场经济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动，从而带来了资本形态的变动，相应地，劳动分配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生产有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之下的按劳分配，因为我们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资本是国有的，参与分配的就只有劳动了，即按劳分配。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变了，党的十五大就宣布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当时十五大报告提及的只有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要素；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增加到了四要素。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七大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七大要素分配。
土地要素的计入，是因为原来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量土地闲置的情况。允许这些土地出租，以及土地作为要素参与分配正式列入了文件。只不过农村的集体农业用地变更为国有土地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如何分配，还不大明确。
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逐渐凸显的，但是数据要素如何参与分配，现在还有待突破。数据资产是由互联网用户产生的，但是最终获利的却是资本所有者，如何实现公平分配，还是一道难题。
所以从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转轨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结合，也引起了很多所谓“姓资和姓社”的争论。
在这个节点上，围绕着社会主义2.0版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义，对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新实践、新现象，如何来判断，如何来说明？这些都很核心的问题。
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
舆论和理论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0多年前，邓小平那一代的领导集体发现老路走不通了，于是我们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逐步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但是如今，从规模和贡献上来看，民营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公有制的主体形式如何体现，和非公经济的关系怎么定义，就引起了大量的争论。
第二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采取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人就认为，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的稀缺度来分配的，越稀缺的报酬就越高，那么劳动在分配当中的比重到底有多少？到底是逐年扩大的还是缩小的？这就牵扯到共同富裕的大问题了。
前几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风靡一时，其主要观点就是，劳动在整个各要素分配当中的比重从1980年代以后就逐步下降了，不仅是欧洲和美国，我们中国也面临同样一个问题。
另一个是分配制度如何兼顾公平的问题，按要素分配，是不是各个要素在一次分配中都各得其所了，如果能各得其所，要素分配就是公平的，甚至无需二次分配了，这个方面争论还很大。在社会主义2.0版的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实践问题，在理论上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就形成“左”“右”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社会主义3.0版来证明、来确定、来解释这些新问题？
另外，还牵涉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采用的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之间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的表述一直在变，原来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成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性作用”怎么理解？是不是参与市场的各个要素都要按照市场的稀缺度来配置？如果是这样，市场能否自动解决公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政府怎么调节？如何调节东部和中西部的区域差异？如何调节收入差异，如何调节各要素背后对应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
上述问题，都需要一个3.0版的社会主义来解释。因为社会主义2.0解决了效率问题，各个企业都按照市场价格能够做出灵敏反应，计划经济时期的无效低效和浪费现象大大减少了，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我们的财富增长了，人民富裕了。但是，财富的分配如何体现公平公正，以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问题提出来了，仍然没有解决。
因此，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版，需要对上述现象给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如果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和追随，便可以此作为新时代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1985年3月7日曾讲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讲，“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这个问题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新疆就曾暴露出来了。虽然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但也暗示了区域差异的扩大会影响到民族问题，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调节区域之间的差别。
经过努力，这些年区域之间的矛盾已经得到了缓和。新世纪以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一方面推动革命老区、民族、边疆、贫困地区发展，同时把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地方最重要的财政支出——即义务教育支出免了，实际上由中央财政买单。
随着中西部惠民政策措施的多管齐下，现在看来，区域差距和民族差距已经基本缓解了。1976年到1978年，我曾在西藏教了两年书。5年前我又重返西藏，碰到了我很多藏族的学生，所听所见，西藏的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保障、农牧民定居等等方面，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城乡之间的差距经过多年的建设也在缩小。从新农村建设，到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近1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线。这些群体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而且少数民族比重很大。
相比较而言，阶层之间的分化确实还是个束手无策的问题。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还存在，所以，我们推出了共同富裕策略。共同富裕在左派和右派眼里有不同的定义。右派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根本就不能写入党的文件，因为写进去那些民营企业家会害怕，认为又要搞劫富济贫了。
当然党的文件在这方面的表述是很谨慎的，前几年就曾反复澄清过所谓“共同富裕是吃大锅饭、搞劫富济贫”等这些错误的说法。前些年我们的监管比较严厉，我们整顿房地产，整顿资本无序扩张；话说得也比较重，“资本有好坏”、“要为资本设红绿灯”等。我上课的时候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听众，他们都来问我对这些政策的看法，看得出他们有顾虑。
我的看法是，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资本是不能干预政治的，对那些操纵市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环境的资本肯定要规制。这些年中央反复讲“两个毫不动摇”，就说明中央的大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民营资本对国家的贡献已经占到三分之二了，尤其是就业，主要靠民营企业来解决。过去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政府一直是在想办法为企业减轻负担，比如减税降费，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所以民企要有信心。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第二个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是对我们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新认识。
党的十九大文件专门讲了当前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毛泽东的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阶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定义为富起来的阶段；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定位为强起来的阶段。
认清历史发展阶段一直是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总的历史框架。历史定位问题解决以后，就能够很好的理解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的传承关系。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刚刚对外接轨，我们的招商引资项目，还主要是以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产业为主的。中国得到的好处就是就业，我们解决了沉淀在农村的几亿绝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不断扩展的工商就业岗位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持续时间之长也是惊人的。
2006年开始，我们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业开始转型升级，到2015年就更加明确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2025》本意是要解决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问题，通过和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进行对比，在十大领域找差距补短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总之要推进产业层次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
文件发布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做出了出乎我们意料的反应。他们希望我们锁定在低端制造上，没想到我们的产业要向微笑曲线的高附加值两端提升，与西方的高端制造尖端科技抗衡了。所以，2017年开始，美国开始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贸易战开打。
在我们的叙事中，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最多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血洗百年屈辱，要复兴我们在历史鼎盛时期的全球位置，这个目标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一代代有识之士的梦想。
晚清的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明确提出赶超西方的思想家。1861年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就提出中国自强之道要分三步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不仅如此，他认为“雪耻”、“复强”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发展工业化，强调通过自造、自修、自用洋器，中国就有了“隐然之威”，如遇外敌入侵，“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只有这样，“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
后来毛泽东也这样讲。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超美”设想，提出再有五六十年，中国完全应该超过美国；而且这是一种责任，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邓小平的赶超策略，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为他怕急于求成要出问题，第三步策略才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事实上我们干得比他预测的还要好，目前离21世纪中叶还有25年，我们离世行标准的高等收入水平已差一步之遥了。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
在这个时段，中国从小白兔长成大象，想韬光养晦也办不到了。
邓小平在1992年4月28日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时说：“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份量就会不同。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
没多久，1999年美国就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离邓小平谈韬光养晦才过去7年，而且小平同志的原话，并没有说一直韬光养晦下去。
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如此的规模，全球影响力已经大幅提升，想韬光养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提出要发展积极有为外交，这很正常。有些人批评说，“中国不再韬光养晦了”，“调门太高，导致老美来揍你”，这种讲法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制造2025》是为了找差距，而美国的理解是中国想要“上它的餐桌”，因为它只想让中国“待在底楼为它做饭”。到了2011年，奥巴马正式提出重返亚太，我们藏不住了。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发达工业国包括欧美和日韩，在整个产业结构上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美国的保护主义思潮就开始占了上风。
2008年，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的国产盾构机下线了，目前已经占据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而且把国际同行价格给拉低了40%。新能源汽车这次就更厉害了，因为汽车产业在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都是重要的支柱产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导致西方国家进退两难：退回旧能源车产品，他们依然占优势，但是新能源车的推广不只是气候问题，而且性价比也更高。
所以美国制定《反通胀法案》，其目的之一是要打造美国为中心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把中国排除在外。现在又和欧盟一起，对中国进口的新能源车等新三样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对日本和韩国而言，原来的白色家电基本上被中国制造淘汰出局了，现在高端制造业比如液化天然气载运船、航空母舰和豪华邮轮，造船工业“三大明珠”的自主制造能力我们都掌握了，造船业的市场份额已经在向中国流动了，日韩肯定会在和我们的竞争当中败下阵来。
所以，这些国家的反华是有经济原因的，因为我们不断地侵蚀了全球传统制造业霸主的奶酪，现在连适用于手机通信领域最高端的7纳米制程芯片，我们也能够自主实现了，老美怎么办？
凡此种种，确实导致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博弈，以及各种贸易冲突。
然而，从另外一面来看，因为中国产品性价比较好，在整个南方国家就比较受欢迎。中国不仅为他们带去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传递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南方国家如今也知道中国的“要致富先修路”，中国有钱，有技术，还有庞大的工程建设队伍，欧美国家无法跟我们比。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之间的贸易连年上升，南方国家就相对比较亲华。
中国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的愤怒，这已经是常态了。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发展，要从制造业大国发展成制造业强国，这是我们的发展权使然。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提升自己，还可以创建一个更平等的世界，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垄断利益被打破，这意味着几百年的西方霸权的旁落，他们是不是能够适应新的全球格局，就看美国的态度了。我们的影响力在增强，但是我们不想争霸，也不想建立霸权，我们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冲突、不对抗，我们主张合作共赢。但是欧美国家牢牢抓住霸权不放，西方人的心态调整过来要有个过程。
这样来看，所谓“中国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论都是误解，因为他们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认清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制造业大国转换到制造业强国的形势，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核心就是“强起来”。
而强起来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个近代使命，共产党承担了这个使命，而且较好地实现了这个使命，所以她获得了领导权。一百年来，不能承担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重任的都下台了，晚清不行，北洋政府不行，国民党也不行，最终共产党承担了这个历史重任。现在75年走下来了，看起来还不错。
随着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中国产品也向中国品牌实现转型。中国人民认同中国品牌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有了品牌的出现才有了心态的改变，中国人不再崇洋媚外，不再以洋品牌来装点自己的身份地位，洋品牌的高溢价高利润也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因为我们近代以来是以洋为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外国的好，洋火、洋油等等。现在华为手机在美国的打压下活过来了，而且拥有了手机全产业链的制造能力。搭载7纳米先进芯片的华为手机推出之后，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因为这是对民族心理的一种洗礼，民族自豪感的增强都和此有关。
如果我们的技术不够强，老实说消费者也没有多少爱国主义的。消费者就认同价廉物美的产品。医疗设备价格很高，因为它的质量好，比如核磁共振能够检查出一些早期的病症，即使3000万一台也得购买。但现在，我们也造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磁共振，价格是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实现了国产替代。
这个历史性的变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容之一。所以我讲要认清我们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核心是制造业由大变强。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就是要靠制造业。怎么评判制造业强国，要看三个要素：第一，制造业规模够不够大；第二，制造业的体系化程度，即门类是不是齐全；第三，技术水平高不高。
现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评判，我们的制造业都在由大变强。这时候那些老牌的既得利益国家、霸权国家，当然要保护他们的霸权，尽可能把中国踩下去，从贸易战、科技战到舆论战，还有颜色革命，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而我们在“战争”中逐步认清自己，也认清了美国。习近平总书记讲，“东升西降”是大趋势，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所以保持战略定力很重要。我们不必和美国斤斤计较，该骂的我们骂回去，该反制的反制回去。
他们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开进博会，如果有本事，中国市场的大门敞开着，只要中国人愿意买，尽管到中国来销售。他们搞脱钩断链，我们继续搞改革开放，而且二十届三中全会承诺，我们开放的领域会越来越大。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向外看”到“向内看”，不是保守而是迂回前进
在民族自信心高涨的时候，传统的复兴也如火如荼。国学、传统文化、国潮、传统服饰都在年轻人群中日益风靡。汉服、唐服、马面裙卖的特别火，女孩子很喜欢穿，这就是民族自信和时尚的符号。
表面看传统复活了，但它的内容是新时代的。让传统的优秀观念为当代服务，这是先进的，是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的核心内容。由近代的民族不自信，在现代化的成功过程中转为自信，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转变的重要节点，开幕式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震撼了世界。
离2008年奥运会已经过去十几年了。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以洋为美到认识到中国传统之美，从崇洋媚外到民族自信，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向外看”到如今的“向内看”，从洋为中用到“以中国为方法”，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不是一种保守思潮，相反，这是反复迂回的前进。我们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说明思维还停留在旧阶段，那才是因循守旧。
为什么会出现传统的回归呢？这跟我们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有关。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专门区分了现代化与西方化，我在十多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有所感悟，他有个观点我接受了，即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通常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步是，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继续现代化。
中国正处在从第一步到第二步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步的成功激发了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这个过程中近代的民族耻辱逐步被洗脱，从而大大修复了民族自信心。
此外，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轨过程当中，传统稳定社会的某些伦理受到冲击，会产生一系列的价值问题，如道德失范。
所以要重建价值，只能重新从传统里来找寻资源，来修复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因为现代化修复了民族自信，所以传统不再是垃圾和落后的东西，而是让传统回到当下服务于当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与西方现代化相区别的背景。
这时候，我们要对因西方化而割断的传统和历史重新进行认识，不是说我们近代以来批评传统做错了，而是历史阶段不同了。现在的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再鄙视传统，而是平视传统，理解传统，同时我们也不再仰视西方，而是平视西方，这样我们才可以古为今用。
我们古代的郡县制、巡视制至今2000年还在延续，改革开放前的举国体制在当下也很有价值。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自己体制落后，要改成西方的什么民主制。现在来看，我们的一党制度对制定中长期政策、执行分步走战略、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两个大局的能力，与多党制国家相比，他们是不具备的，多党或两党执政的所谓“民主”国家，反而成为政治极化、民众分裂的根源。
工业化是核心，改革要处理好发展和稳定两个大局
在不自信的时候，肯定要向别人学习的，因为现代化发生在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区分哪些是属于现代性的，哪些属于是西方性的。
早在上世纪1930年代初，我们国家就将西方化和现代化区分开来了。当时在《申报》开展过一次大辩论，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用英文向老外介绍中国的思潮时，提出中国应该完全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向世界化。这个观点遭到大肆批评，后来“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世界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即现代化，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词。
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现代化的使命核心就成了工业化。共产党在1939年5月成立了军工部，大力发展自主军事工业，有效支援抗战。这就和新文化运动不一样了，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滞后的原因是文化。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明确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工业化仍然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建国初，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们首次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中，核心仍然是工业。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非常强调制造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只有强调科技，强调新质生产力，我们在强起来的道路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我们整个教育体系要变，就是重点要强化理工科专业，压缩文科，这都是为新发展阶段目标布局的。
现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为什么很受关注，也与教育体系改革滞后有关。
总的来说，目前高中毕业没有再继续深造的已经不多了，年轻人大部分都进入大学了，还有一部分在高等职业学校。就业问题比较严峻的应该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因为每年有1000多万毕业生（2023年是1158万人）。主要问题就在于教育改革滞后于我们的产业发展，导致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而创新的工作找不到人才，这才是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大问题。
因此，需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重新配置，使之适应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岗位，这是目前需要重视的问题。
职业教育也是如此，人才培养要符合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方向，尤其要为新技术应用对就业的冲击做好准备。
先立后破，这是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原来毛泽东讲“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比如盖新房，要把旧房推倒再盖；但当前的情况与建国初已经大不相同了。
6月份，武汉开始试点出租车无人驾驶。我们掌握了最先进的无人驾驶技术，这很好。但是什么时候推，怎么推，一旦推广开来，数百万司机下岗怎么办？应该事先做好准备。
先破后立的亏我们已经吃过了。2021年我国北方多个省份出现了能源短缺，最后发现部分原因就在于能源结构调整过快导致的。
产业结构调整的背后，就是利益结构调整，也是岗位的调整，这是引起社会大变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才是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在新质量发展阶段，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教育改革要跟上，职业培训要跟上，被淘汰产业的失业救济要跟上，社会保障网要覆盖到位等等。
社会舆论一直讨论年轻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看来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创造就业和收入增长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回到纪念邓小平的主题上来，他曾经多次讲，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这是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
改革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但是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两个大局，如果稳定出现了问题，那么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但是如果不敢改革，就发展不了，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所以，稳定和发展之间我们如何平衡，这就是考验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在著名社会学家、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看来，邓小平是“历史的扳道夫”，开创了社会主义2.0版，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根本问题都做出了方向性解释。同时，当历史发展进入不同阶段后，我们今天也面临着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如何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如何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两个大局等等，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年周年纪念日前夕，观记者与曹锦清教授进行了一场深入对话，探讨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传承。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而成。
【整理/观察者网 高艳平】
历史的扳道夫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我把他比喻为历史的扳道夫，就好像中国是一趟高速开动的列车，沿着原有的轨道开不下去了，需要转弯。虽然依旧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路径，需要从旧轨转到新轨。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口，列车要转弯，但是要平稳，不能翻车。
在这个时点上，时势造英雄，邓小平出现了。反过来看，首先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其次，他能够把轨道扳过来，而且换道后列车的运行还相对平稳，没有翻车，这时候就成了“英雄造时势”。
苏联的列车也曾转轨，但是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他开启的“新思维”改革，扳错了方向，列车飞了，苏联解体了。
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点上，邓小平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上一位成功的扳道夫。有了他，我们的改革开放转轨才比较平稳，能够继续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好。
从社会主义1.0到社会主义2.0
老路不能走了，要开创新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名称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因为路径变了，就需要重新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
作为历史的扳道夫，邓小平的核心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上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这也是党的十四大给邓小平的历史定位：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992年的南方谈话解决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前三十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1.0版；邓小平则带领中国，向社会主义的2.0版过渡。
2.0版社会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能不能兼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因此，在过渡时期，就出现了很多“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
1992年的小平南方谈话为此定了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解释。
从发展个体户、乡镇集体企业，到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国经济也实现了腾飞。
姓资姓社的争论再起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其实现形式是计划经济，分配形式是按劳分配。那么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轨，出现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这是我们原来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原来以为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都能够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生产决策。但实际情况是，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形成了。这三种资本的比例，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占外贸的比重，都发生了动态变化，而且目前非公经济的占比已经占大头。
所以这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出来之后，有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争议又起。有人说应该改为“公有制为主导”，但有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否定”，争论背后还是“姓社姓资”的根本性问题。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公有制本身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开始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专门把“国营企业”改为了“国有企业”。
这次修改虽一字之差但意义重大，因为国家和政府不再是国企主导的公有制经济的直接经营者，而成了产权所有者。国营企业不适应于市场经济，而国有企业以及后来提及更多的国有资本，能够更好地和市场经济结合，既能够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也可以搞股份制结构，还可以上市；国有资本还可以和外资结合，和民资结合。
“国有”以资本的形态出现后，和其他资本的关系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姓社姓资”的问题再次出现了。这些年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这个难题进行的，包括“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民营经济退场论”和“两个毫不动摇”等等，都与此有关。
市场经济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动，从而带来了资本形态的变动，相应地，劳动分配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生产有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之下的按劳分配，因为我们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资本是国有的，参与分配的就只有劳动了，即按劳分配。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变了，党的十五大就宣布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当时十五大报告提及的只有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要素；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增加到了四要素。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七大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七大要素分配。
土地要素的计入，是因为原来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量土地闲置的情况。允许这些土地出租，以及土地作为要素参与分配正式列入了文件。只不过农村的集体农业用地变更为国有土地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如何分配，还不大明确。
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逐渐凸显的，但是数据要素如何参与分配，现在还有待突破。数据资产是由互联网用户产生的，但是最终获利的却是资本所有者，如何实现公平分配，还是一道难题。
所以从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转轨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结合，也引起了很多所谓“姓资和姓社”的争论。
在这个节点上，围绕着社会主义2.0版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义，对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新实践、新现象，如何来判断，如何来说明？这些都很核心的问题。
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
舆论和理论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0多年前，邓小平那一代的领导集体发现老路走不通了，于是我们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逐步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但是如今，从规模和贡献上来看，民营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公有制的主体形式如何体现，和非公经济的关系怎么定义，就引起了大量的争论。
第二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采取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人就认为，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的稀缺度来分配的，越稀缺的报酬就越高，那么劳动在分配当中的比重到底有多少？到底是逐年扩大的还是缩小的？这就牵扯到共同富裕的大问题了。
前几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风靡一时，其主要观点就是，劳动在整个各要素分配当中的比重从1980年代以后就逐步下降了，不仅是欧洲和美国，我们中国也面临同样一个问题。
另一个是分配制度如何兼顾公平的问题，按要素分配，是不是各个要素在一次分配中都各得其所了，如果能各得其所，要素分配就是公平的，甚至无需二次分配了，这个方面争论还很大。在社会主义2.0版的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实践问题，在理论上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就形成“左”“右”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社会主义3.0版来证明、来确定、来解释这些新问题？
另外，还牵涉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采用的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之间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的表述一直在变，原来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成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性作用”怎么理解？是不是参与市场的各个要素都要按照市场的稀缺度来配置？如果是这样，市场能否自动解决公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政府怎么调节？如何调节东部和中西部的区域差异？如何调节收入差异，如何调节各要素背后对应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
上述问题，都需要一个3.0版的社会主义来解释。因为社会主义2.0解决了效率问题，各个企业都按照市场价格能够做出灵敏反应，计划经济时期的无效低效和浪费现象大大减少了，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我们的财富增长了，人民富裕了。但是，财富的分配如何体现公平公正，以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问题提出来了，仍然没有解决。
因此，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版，需要对上述现象给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如果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和追随，便可以此作为新时代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1985年3月7日曾讲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讲，“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这个问题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新疆就曾暴露出来了。虽然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但也暗示了区域差异的扩大会影响到民族问题，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调节区域之间的差别。
经过努力，这些年区域之间的矛盾已经得到了缓和。新世纪以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一方面推动革命老区、民族、边疆、贫困地区发展，同时把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地方最重要的财政支出——即义务教育支出免了，实际上由中央财政买单。
随着中西部惠民政策措施的多管齐下，现在看来，区域差距和民族差距已经基本缓解了。1976年到1978年，我曾在西藏教了两年书。5年前我又重返西藏，碰到了我很多藏族的学生，所听所见，西藏的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保障、农牧民定居等等方面，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城乡之间的差距经过多年的建设也在缩小。从新农村建设，到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近1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线。这些群体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而且少数民族比重很大。
相比较而言，阶层之间的分化确实还是个束手无策的问题。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还存在，所以，我们推出了共同富裕策略。共同富裕在左派和右派眼里有不同的定义。右派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根本就不能写入党的文件，因为写进去那些民营企业家会害怕，认为又要搞劫富济贫了。
当然党的文件在这方面的表述是很谨慎的，前几年就曾反复澄清过所谓“共同富裕是吃大锅饭、搞劫富济贫”等这些错误的说法。前些年我们的监管比较严厉，我们整顿房地产，整顿资本无序扩张；话说得也比较重，“资本有好坏”、“要为资本设红绿灯”等。我上课的时候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听众，他们都来问我对这些政策的看法，看得出他们有顾虑。
我的看法是，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资本是不能干预政治的，对那些操纵市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环境的资本肯定要规制。这些年中央反复讲“两个毫不动摇”，就说明中央的大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民营资本对国家的贡献已经占到三分之二了，尤其是就业，主要靠民营企业来解决。过去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政府一直是在想办法为企业减轻负担，比如减税降费，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所以民企要有信心。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第二个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是对我们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新认识。
党的十九大文件专门讲了当前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毛泽东的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阶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定义为富起来的阶段；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定位为强起来的阶段。
认清历史发展阶段一直是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总的历史框架。历史定位问题解决以后，就能够很好的理解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的传承关系。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刚刚对外接轨，我们的招商引资项目，还主要是以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产业为主的。中国得到的好处就是就业，我们解决了沉淀在农村的几亿绝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不断扩展的工商就业岗位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持续时间之长也是惊人的。
2006年开始，我们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业开始转型升级，到2015年就更加明确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2025》本意是要解决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问题，通过和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进行对比，在十大领域找差距补短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总之要推进产业层次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
文件发布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做出了出乎我们意料的反应。他们希望我们锁定在低端制造上，没想到我们的产业要向微笑曲线的高附加值两端提升，与西方的高端制造尖端科技抗衡了。所以，2017年开始，美国开始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贸易战开打。
在我们的叙事中，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最多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血洗百年屈辱，要复兴我们在历史鼎盛时期的全球位置，这个目标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一代代有识之士的梦想。
晚清的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明确提出赶超西方的思想家。1861年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就提出中国自强之道要分三步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不仅如此，他认为“雪耻”、“复强”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发展工业化，强调通过自造、自修、自用洋器，中国就有了“隐然之威”，如遇外敌入侵，“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只有这样，“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
后来毛泽东也这样讲。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超美”设想，提出再有五六十年，中国完全应该超过美国；而且这是一种责任，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邓小平的赶超策略，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为他怕急于求成要出问题，第三步策略才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事实上我们干得比他预测的还要好，目前离21世纪中叶还有25年，我们离世行标准的高等收入水平已差一步之遥了。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
在这个时段，中国从小白兔长成大象，想韬光养晦也办不到了。
邓小平在1992年4月28日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时说：“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份量就会不同。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
没多久，1999年美国就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离邓小平谈韬光养晦才过去7年，而且小平同志的原话，并没有说一直韬光养晦下去。
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如此的规模，全球影响力已经大幅提升，想韬光养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提出要发展积极有为外交，这很正常。有些人批评说，“中国不再韬光养晦了”，“调门太高，导致老美来揍你”，这种讲法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制造2025》是为了找差距，而美国的理解是中国想要“上它的餐桌”，因为它只想让中国“待在底楼为它做饭”。到了2011年，奥巴马正式提出重返亚太，我们藏不住了。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发达工业国包括欧美和日韩，在整个产业结构上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美国的保护主义思潮就开始占了上风。
2008年，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的国产盾构机下线了，目前已经占据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而且把国际同行价格给拉低了40%。新能源汽车这次就更厉害了，因为汽车产业在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都是重要的支柱产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导致西方国家进退两难：退回旧能源车产品，他们依然占优势，但是新能源车的推广不只是气候问题，而且性价比也更高。
所以美国制定《反通胀法案》，其目的之一是要打造美国为中心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把中国排除在外。现在又和欧盟一起，对中国进口的新能源车等新三样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对日本和韩国而言，原来的白色家电基本上被中国制造淘汰出局了，现在高端制造业比如液化天然气载运船、航空母舰和豪华邮轮，造船工业“三大明珠”的自主制造能力我们都掌握了，造船业的市场份额已经在向中国流动了，日韩肯定会在和我们的竞争当中败下阵来。
所以，这些国家的反华是有经济原因的，因为我们不断地侵蚀了全球传统制造业霸主的奶酪，现在连适用于手机通信领域最高端的7纳米制程芯片，我们也能够自主实现了，老美怎么办？
凡此种种，确实导致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博弈，以及各种贸易冲突。
然而，从另外一面来看，因为中国产品性价比较好，在整个南方国家就比较受欢迎。中国不仅为他们带去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传递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南方国家如今也知道中国的“要致富先修路”，中国有钱，有技术，还有庞大的工程建设队伍，欧美国家无法跟我们比。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之间的贸易连年上升，南方国家就相对比较亲华。
中国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的愤怒，这已经是常态了。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发展，要从制造业大国发展成制造业强国，这是我们的发展权使然。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提升自己，还可以创建一个更平等的世界，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垄断利益被打破，这意味着几百年的西方霸权的旁落，他们是不是能够适应新的全球格局，就看美国的态度了。我们的影响力在增强，但是我们不想争霸，也不想建立霸权，我们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冲突、不对抗，我们主张合作共赢。但是欧美国家牢牢抓住霸权不放，西方人的心态调整过来要有个过程。
这样来看，所谓“中国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论都是误解，因为他们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认清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制造业大国转换到制造业强国的形势，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核心就是“强起来”。
而强起来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个近代使命，共产党承担了这个使命，而且较好地实现了这个使命，所以她获得了领导权。一百年来，不能承担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重任的都下台了，晚清不行，北洋政府不行，国民党也不行，最终共产党承担了这个历史重任。现在75年走下来了，看起来还不错。
随着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中国产品也向中国品牌实现转型。中国人民认同中国品牌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有了品牌的出现才有了心态的改变，中国人不再崇洋媚外，不再以洋品牌来装点自己的身份地位，洋品牌的高溢价高利润也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因为我们近代以来是以洋为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外国的好，洋火、洋油等等。现在华为手机在美国的打压下活过来了，而且拥有了手机全产业链的制造能力。搭载7纳米先进芯片的华为手机推出之后，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因为这是对民族心理的一种洗礼，民族自豪感的增强都和此有关。
如果我们的技术不够强，老实说消费者也没有多少爱国主义的。消费者就认同价廉物美的产品。医疗设备价格很高，因为它的质量好，比如核磁共振能够检查出一些早期的病症，即使3000万一台也得购买。但现在，我们也造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磁共振，价格是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实现了国产替代。
这个历史性的变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容之一。所以我讲要认清我们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核心是制造业由大变强。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就是要靠制造业。怎么评判制造业强国，要看三个要素：第一，制造业规模够不够大；第二，制造业的体系化程度，即门类是不是齐全；第三，技术水平高不高。
现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评判，我们的制造业都在由大变强。这时候那些老牌的既得利益国家、霸权国家，当然要保护他们的霸权，尽可能把中国踩下去，从贸易战、科技战到舆论战，还有颜色革命，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而我们在“战争”中逐步认清自己，也认清了美国。习近平总书记讲，“东升西降”是大趋势，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所以保持战略定力很重要。我们不必和美国斤斤计较，该骂的我们骂回去，该反制的反制回去。
他们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开进博会，如果有本事，中国市场的大门敞开着，只要中国人愿意买，尽管到中国来销售。他们搞脱钩断链，我们继续搞改革开放，而且二十届三中全会承诺，我们开放的领域会越来越大。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向外看”到“向内看”，不是保守而是迂回前进
在民族自信心高涨的时候，传统的复兴也如火如荼。国学、传统文化、国潮、传统服饰都在年轻人群中日益风靡。汉服、唐服、马面裙卖的特别火，女孩子很喜欢穿，这就是民族自信和时尚的符号。
表面看传统复活了，但它的内容是新时代的。让传统的优秀观念为当代服务，这是先进的，是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的核心内容。由近代的民族不自信，在现代化的成功过程中转为自信，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转变的重要节点，开幕式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震撼了世界。
离2008年奥运会已经过去十几年了。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以洋为美到认识到中国传统之美，从崇洋媚外到民族自信，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向外看”到如今的“向内看”，从洋为中用到“以中国为方法”，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不是一种保守思潮，相反，这是反复迂回的前进。我们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说明思维还停留在旧阶段，那才是因循守旧。
为什么会出现传统的回归呢？这跟我们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有关。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专门区分了现代化与西方化，我在十多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有所感悟，他有个观点我接受了，即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通常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步是，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继续现代化。
中国正处在从第一步到第二步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步的成功激发了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这个过程中近代的民族耻辱逐步被洗脱，从而大大修复了民族自信心。
此外，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轨过程当中，传统稳定社会的某些伦理受到冲击，会产生一系列的价值问题，如道德失范。
所以要重建价值，只能重新从传统里来找寻资源，来修复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因为现代化修复了民族自信，所以传统不再是垃圾和落后的东西，而是让传统回到当下服务于当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与西方现代化相区别的背景。
这时候，我们要对因西方化而割断的传统和历史重新进行认识，不是说我们近代以来批评传统做错了，而是历史阶段不同了。现在的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再鄙视传统，而是平视传统，理解传统，同时我们也不再仰视西方，而是平视西方，这样我们才可以古为今用。
我们古代的郡县制、巡视制至今2000年还在延续，改革开放前的举国体制在当下也很有价值。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自己体制落后，要改成西方的什么民主制。现在来看，我们的一党制度对制定中长期政策、执行分步走战略、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两个大局的能力，与多党制国家相比，他们是不具备的，多党或两党执政的所谓“民主”国家，反而成为政治极化、民众分裂的根源。
工业化是核心，改革要处理好发展和稳定两个大局
在不自信的时候，肯定要向别人学习的，因为现代化发生在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区分哪些是属于现代性的，哪些属于是西方性的。
早在上世纪1930年代初，我们国家就将西方化和现代化区分开来了。当时在《申报》开展过一次大辩论，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用英文向老外介绍中国的思潮时，提出中国应该完全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向世界化。这个观点遭到大肆批评，后来“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世界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即现代化，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词。
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现代化的使命核心就成了工业化。共产党在1939年5月成立了军工部，大力发展自主军事工业，有效支援抗战。这就和新文化运动不一样了，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滞后的原因是文化。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明确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工业化仍然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建国初，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们首次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中，核心仍然是工业。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非常强调制造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只有强调科技，强调新质生产力，我们在强起来的道路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我们整个教育体系要变，就是重点要强化理工科专业，压缩文科，这都是为新发展阶段目标布局的。
现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为什么很受关注，也与教育体系改革滞后有关。
总的来说，目前高中毕业没有再继续深造的已经不多了，年轻人大部分都进入大学了，还有一部分在高等职业学校。就业问题比较严峻的应该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因为每年有1000多万毕业生（2023年是1158万人）。主要问题就在于教育改革滞后于我们的产业发展，导致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而创新的工作找不到人才，这才是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大问题。
因此，需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重新配置，使之适应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岗位，这是目前需要重视的问题。
职业教育也是如此，人才培养要符合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方向，尤其要为新技术应用对就业的冲击做好准备。
先立后破，这是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原来毛泽东讲“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比如盖新房，要把旧房推倒再盖；但当前的情况与建国初已经大不相同了。
6月份，武汉开始试点出租车无人驾驶。我们掌握了最先进的无人驾驶技术，这很好。但是什么时候推，怎么推，一旦推广开来，数百万司机下岗怎么办？应该事先做好准备。
先破后立的亏我们已经吃过了。2021年我国北方多个省份出现了能源短缺，最后发现部分原因就在于能源结构调整过快导致的。
产业结构调整的背后，就是利益结构调整，也是岗位的调整，这是引起社会大变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才是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在新质量发展阶段，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教育改革要跟上，职业培训要跟上，被淘汰产业的失业救济要跟上，社会保障网要覆盖到位等等。
社会舆论一直讨论年轻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看来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创造就业和收入增长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回到纪念邓小平的主题上来，他曾经多次讲，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这是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
改革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但是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两个大局，如果稳定出现了问题，那么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但是如果不敢改革，就发展不了，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所以，稳定和发展之间我们如何平衡，这就是考验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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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22 20:22
时政
曹锦清：如何认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传承
曹锦清：如何认识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传承
作为历史的扳道夫，邓小平的核心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上提供了全新的思考。现在，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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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8月22日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年周年纪念日。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等经典论断，奠定和指导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向。
在著名社会学家、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看来，邓小平是“历史的扳道夫”，开创了社会主义2.0版，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根本问题都做出了方向性解释。同时，当历史发展进入不同阶段后，我们今天也面临着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如何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如何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两个大局等等，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年周年纪念日前夕，观记者与曹锦清教授进行了一场深入对话，探讨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传承。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而成。
【整理/观察者网 高艳平】
历史的扳道夫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我把他比喻为历史的扳道夫，就好像中国是一趟高速开动的列车，沿着原有的轨道开不下去了，需要转弯。虽然依旧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路径，需要从旧轨转到新轨。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口，列车要转弯，但是要平稳，不能翻车。
在这个时点上，时势造英雄，邓小平出现了。反过来看，首先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其次，他能够把轨道扳过来，而且换道后列车的运行还相对平稳，没有翻车，这时候就成了“英雄造时势”。
苏联的列车也曾转轨，但是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他开启的“新思维”改革，扳错了方向，列车飞了，苏联解体了。
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点上，邓小平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上一位成功的扳道夫。有了他，我们的改革开放转轨才比较平稳，能够继续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好。
从社会主义1.0到社会主义2.0
老路不能走了，要开创新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名称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因为路径变了，就需要重新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
作为历史的扳道夫，邓小平的核心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上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这也是党的十四大给邓小平的历史定位：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992年的南方谈话解决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前三十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1.0版；邓小平则带领中国，向社会主义的2.0版过渡。
2.0版社会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能不能兼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因此，在过渡时期，就出现了很多“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
1992年的小平南方谈话为此定了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解释。
从发展个体户、乡镇集体企业，到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国经济也实现了腾飞。
姓资姓社的争论再起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其实现形式是计划经济，分配形式是按劳分配。那么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轨，出现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这是我们原来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原来以为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都能够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生产决策。但实际情况是，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形成了。这三种资本的比例，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占外贸的比重，都发生了动态变化，而且目前非公经济的占比已经占大头。
所以这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出来之后，有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争议又起。有人说应该改为“公有制为主导”，但有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否定”，争论背后还是“姓社姓资”的根本性问题。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公有制本身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开始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专门把“国营企业”改为了“国有企业”。
这次修改虽一字之差但意义重大，因为国家和政府不再是国企主导的公有制经济的直接经营者，而成了产权所有者。国营企业不适应于市场经济，而国有企业以及后来提及更多的国有资本，能够更好地和市场经济结合，既能够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也可以搞股份制结构，还可以上市；国有资本还可以和外资结合，和民资结合。
“国有”以资本的形态出现后，和其他资本的关系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姓社姓资”的问题再次出现了。这些年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这个难题进行的，包括“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民营经济退场论”和“两个毫不动摇”等等，都与此有关。
市场经济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动，从而带来了资本形态的变动，相应地，劳动分配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生产有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之下的按劳分配，因为我们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资本是国有的，参与分配的就只有劳动了，即按劳分配。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变了，党的十五大就宣布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当时十五大报告提及的只有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要素；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增加到了四要素。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七大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七大要素分配。
土地要素的计入，是因为原来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量土地闲置的情况。允许这些土地出租，以及土地作为要素参与分配正式列入了文件。只不过农村的集体农业用地变更为国有土地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如何分配，还不大明确。
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逐渐凸显的，但是数据要素如何参与分配，现在还有待突破。数据资产是由互联网用户产生的，但是最终获利的却是资本所有者，如何实现公平分配，还是一道难题。
所以从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转轨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结合，也引起了很多所谓“姓资和姓社”的争论。
在这个节点上，围绕着社会主义2.0版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义，对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新实践、新现象，如何来判断，如何来说明？这些都很核心的问题。
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
舆论和理论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0多年前，邓小平那一代的领导集体发现老路走不通了，于是我们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逐步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但是如今，从规模和贡献上来看，民营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公有制的主体形式如何体现，和非公经济的关系怎么定义，就引起了大量的争论。
第二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采取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人就认为，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的稀缺度来分配的，越稀缺的报酬就越高，那么劳动在分配当中的比重到底有多少？到底是逐年扩大的还是缩小的？这就牵扯到共同富裕的大问题了。
前几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风靡一时，其主要观点就是，劳动在整个各要素分配当中的比重从1980年代以后就逐步下降了，不仅是欧洲和美国，我们中国也面临同样一个问题。
另一个是分配制度如何兼顾公平的问题，按要素分配，是不是各个要素在一次分配中都各得其所了，如果能各得其所，要素分配就是公平的，甚至无需二次分配了，这个方面争论还很大。在社会主义2.0版的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实践问题，在理论上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就形成“左”“右”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社会主义3.0版来证明、来确定、来解释这些新问题？
另外，还牵涉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采用的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之间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的表述一直在变，原来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成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性作用”怎么理解？是不是参与市场的各个要素都要按照市场的稀缺度来配置？如果是这样，市场能否自动解决公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政府怎么调节？如何调节东部和中西部的区域差异？如何调节收入差异，如何调节各要素背后对应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
上述问题，都需要一个3.0版的社会主义来解释。因为社会主义2.0解决了效率问题，各个企业都按照市场价格能够做出灵敏反应，计划经济时期的无效低效和浪费现象大大减少了，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我们的财富增长了，人民富裕了。但是，财富的分配如何体现公平公正，以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问题提出来了，仍然没有解决。
因此，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版，需要对上述现象给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如果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和追随，便可以此作为新时代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1985年3月7日曾讲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讲，“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这个问题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新疆就曾暴露出来了。虽然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但也暗示了区域差异的扩大会影响到民族问题，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调节区域之间的差别。
经过努力，这些年区域之间的矛盾已经得到了缓和。新世纪以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一方面推动革命老区、民族、边疆、贫困地区发展，同时把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地方最重要的财政支出——即义务教育支出免了，实际上由中央财政买单。
随着中西部惠民政策措施的多管齐下，现在看来，区域差距和民族差距已经基本缓解了。1976年到1978年，我曾在西藏教了两年书。5年前我又重返西藏，碰到了我很多藏族的学生，所听所见，西藏的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保障、农牧民定居等等方面，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城乡之间的差距经过多年的建设也在缩小。从新农村建设，到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近1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线。这些群体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而且少数民族比重很大。
相比较而言，阶层之间的分化确实还是个束手无策的问题。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还存在，所以，我们推出了共同富裕策略。共同富裕在左派和右派眼里有不同的定义。右派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根本就不能写入党的文件，因为写进去那些民营企业家会害怕，认为又要搞劫富济贫了。
当然党的文件在这方面的表述是很谨慎的，前几年就曾反复澄清过所谓“共同富裕是吃大锅饭、搞劫富济贫”等这些错误的说法。前些年我们的监管比较严厉，我们整顿房地产，整顿资本无序扩张；话说得也比较重，“资本有好坏”、“要为资本设红绿灯”等。我上课的时候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听众，他们都来问我对这些政策的看法，看得出他们有顾虑。
我的看法是，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资本是不能干预政治的，对那些操纵市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环境的资本肯定要规制。这些年中央反复讲“两个毫不动摇”，就说明中央的大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民营资本对国家的贡献已经占到三分之二了，尤其是就业，主要靠民营企业来解决。过去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政府一直是在想办法为企业减轻负担，比如减税降费，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所以民企要有信心。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第二个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是对我们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新认识。
党的十九大文件专门讲了当前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毛泽东的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阶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定义为富起来的阶段；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定位为强起来的阶段。
认清历史发展阶段一直是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总的历史框架。历史定位问题解决以后，就能够很好的理解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的传承关系。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刚刚对外接轨，我们的招商引资项目，还主要是以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产业为主的。中国得到的好处就是就业，我们解决了沉淀在农村的几亿绝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不断扩展的工商就业岗位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持续时间之长也是惊人的。
2006年开始，我们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业开始转型升级，到2015年就更加明确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2025》本意是要解决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问题，通过和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进行对比，在十大领域找差距补短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总之要推进产业层次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
文件发布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做出了出乎我们意料的反应。他们希望我们锁定在低端制造上，没想到我们的产业要向微笑曲线的高附加值两端提升，与西方的高端制造尖端科技抗衡了。所以，2017年开始，美国开始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贸易战开打。
在我们的叙事中，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最多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血洗百年屈辱，要复兴我们在历史鼎盛时期的全球位置，这个目标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一代代有识之士的梦想。
晚清的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明确提出赶超西方的思想家。1861年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就提出中国自强之道要分三步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不仅如此，他认为“雪耻”、“复强”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发展工业化，强调通过自造、自修、自用洋器，中国就有了“隐然之威”，如遇外敌入侵，“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只有这样，“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
后来毛泽东也这样讲。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超美”设想，提出再有五六十年，中国完全应该超过美国；而且这是一种责任，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邓小平的赶超策略，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为他怕急于求成要出问题，第三步策略才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事实上我们干得比他预测的还要好，目前离21世纪中叶还有25年，我们离世行标准的高等收入水平已差一步之遥了。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
在这个时段，中国从小白兔长成大象，想韬光养晦也办不到了。
邓小平在1992年4月28日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时说：“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份量就会不同。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
没多久，1999年美国就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离邓小平谈韬光养晦才过去7年，而且小平同志的原话，并没有说一直韬光养晦下去。
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如此的规模，全球影响力已经大幅提升，想韬光养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提出要发展积极有为外交，这很正常。有些人批评说，“中国不再韬光养晦了”，“调门太高，导致老美来揍你”，这种讲法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制造2025》是为了找差距，而美国的理解是中国想要“上它的餐桌”，因为它只想让中国“待在底楼为它做饭”。到了2011年，奥巴马正式提出重返亚太，我们藏不住了。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发达工业国包括欧美和日韩，在整个产业结构上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美国的保护主义思潮就开始占了上风。
2008年，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的国产盾构机下线了，目前已经占据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而且把国际同行价格给拉低了40%。新能源汽车这次就更厉害了，因为汽车产业在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都是重要的支柱产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导致西方国家进退两难：退回旧能源车产品，他们依然占优势，但是新能源车的推广不只是气候问题，而且性价比也更高。
所以美国制定《反通胀法案》，其目的之一是要打造美国为中心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把中国排除在外。现在又和欧盟一起，对中国进口的新能源车等新三样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对日本和韩国而言，原来的白色家电基本上被中国制造淘汰出局了，现在高端制造业比如液化天然气载运船、航空母舰和豪华邮轮，造船工业“三大明珠”的自主制造能力我们都掌握了，造船业的市场份额已经在向中国流动了，日韩肯定会在和我们的竞争当中败下阵来。
所以，这些国家的反华是有经济原因的，因为我们不断地侵蚀了全球传统制造业霸主的奶酪，现在连适用于手机通信领域最高端的7纳米制程芯片，我们也能够自主实现了，老美怎么办？
凡此种种，确实导致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博弈，以及各种贸易冲突。
然而，从另外一面来看，因为中国产品性价比较好，在整个南方国家就比较受欢迎。中国不仅为他们带去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传递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南方国家如今也知道中国的“要致富先修路”，中国有钱，有技术，还有庞大的工程建设队伍，欧美国家无法跟我们比。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之间的贸易连年上升，南方国家就相对比较亲华。
中国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的愤怒，这已经是常态了。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发展，要从制造业大国发展成制造业强国，这是我们的发展权使然。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提升自己，还可以创建一个更平等的世界，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垄断利益被打破，这意味着几百年的西方霸权的旁落，他们是不是能够适应新的全球格局，就看美国的态度了。我们的影响力在增强，但是我们不想争霸，也不想建立霸权，我们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冲突、不对抗，我们主张合作共赢。但是欧美国家牢牢抓住霸权不放，西方人的心态调整过来要有个过程。
这样来看，所谓“中国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论都是误解，因为他们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认清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制造业大国转换到制造业强国的形势，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核心就是“强起来”。
而强起来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个近代使命，共产党承担了这个使命，而且较好地实现了这个使命，所以她获得了领导权。一百年来，不能承担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重任的都下台了，晚清不行，北洋政府不行，国民党也不行，最终共产党承担了这个历史重任。现在75年走下来了，看起来还不错。
随着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中国产品也向中国品牌实现转型。中国人民认同中国品牌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有了品牌的出现才有了心态的改变，中国人不再崇洋媚外，不再以洋品牌来装点自己的身份地位，洋品牌的高溢价高利润也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因为我们近代以来是以洋为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外国的好，洋火、洋油等等。现在华为手机在美国的打压下活过来了，而且拥有了手机全产业链的制造能力。搭载7纳米先进芯片的华为手机推出之后，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因为这是对民族心理的一种洗礼，民族自豪感的增强都和此有关。
如果我们的技术不够强，老实说消费者也没有多少爱国主义的。消费者就认同价廉物美的产品。医疗设备价格很高，因为它的质量好，比如核磁共振能够检查出一些早期的病症，即使3000万一台也得购买。但现在，我们也造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磁共振，价格是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实现了国产替代。
这个历史性的变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容之一。所以我讲要认清我们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核心是制造业由大变强。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就是要靠制造业。怎么评判制造业强国，要看三个要素：第一，制造业规模够不够大；第二，制造业的体系化程度，即门类是不是齐全；第三，技术水平高不高。
现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评判，我们的制造业都在由大变强。这时候那些老牌的既得利益国家、霸权国家，当然要保护他们的霸权，尽可能把中国踩下去，从贸易战、科技战到舆论战，还有颜色革命，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而我们在“战争”中逐步认清自己，也认清了美国。习近平总书记讲，“东升西降”是大趋势，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所以保持战略定力很重要。我们不必和美国斤斤计较，该骂的我们骂回去，该反制的反制回去。
他们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开进博会，如果有本事，中国市场的大门敞开着，只要中国人愿意买，尽管到中国来销售。他们搞脱钩断链，我们继续搞改革开放，而且二十届三中全会承诺，我们开放的领域会越来越大。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向外看”到“向内看”，不是保守而是迂回前进
在民族自信心高涨的时候，传统的复兴也如火如荼。国学、传统文化、国潮、传统服饰都在年轻人群中日益风靡。汉服、唐服、马面裙卖的特别火，女孩子很喜欢穿，这就是民族自信和时尚的符号。
表面看传统复活了，但它的内容是新时代的。让传统的优秀观念为当代服务，这是先进的，是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的核心内容。由近代的民族不自信，在现代化的成功过程中转为自信，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转变的重要节点，开幕式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震撼了世界。
离2008年奥运会已经过去十几年了。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以洋为美到认识到中国传统之美，从崇洋媚外到民族自信，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向外看”到如今的“向内看”，从洋为中用到“以中国为方法”，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不是一种保守思潮，相反，这是反复迂回的前进。我们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说明思维还停留在旧阶段，那才是因循守旧。
为什么会出现传统的回归呢？这跟我们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有关。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专门区分了现代化与西方化，我在十多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有所感悟，他有个观点我接受了，即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通常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步是，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继续现代化。
中国正处在从第一步到第二步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步的成功激发了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这个过程中近代的民族耻辱逐步被洗脱，从而大大修复了民族自信心。
此外，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轨过程当中，传统稳定社会的某些伦理受到冲击，会产生一系列的价值问题，如道德失范。
所以要重建价值，只能重新从传统里来找寻资源，来修复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因为现代化修复了民族自信，所以传统不再是垃圾和落后的东西，而是让传统回到当下服务于当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与西方现代化相区别的背景。
这时候，我们要对因西方化而割断的传统和历史重新进行认识，不是说我们近代以来批评传统做错了，而是历史阶段不同了。现在的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再鄙视传统，而是平视传统，理解传统，同时我们也不再仰视西方，而是平视西方，这样我们才可以古为今用。
我们古代的郡县制、巡视制至今2000年还在延续，改革开放前的举国体制在当下也很有价值。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自己体制落后，要改成西方的什么民主制。现在来看，我们的一党制度对制定中长期政策、执行分步走战略、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两个大局的能力，与多党制国家相比，他们是不具备的，多党或两党执政的所谓“民主”国家，反而成为政治极化、民众分裂的根源。
工业化是核心，改革要处理好发展和稳定两个大局
在不自信的时候，肯定要向别人学习的，因为现代化发生在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区分哪些是属于现代性的，哪些属于是西方性的。
早在上世纪1930年代初，我们国家就将西方化和现代化区分开来了。当时在《申报》开展过一次大辩论，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用英文向老外介绍中国的思潮时，提出中国应该完全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向世界化。这个观点遭到大肆批评，后来“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世界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即现代化，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词。
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现代化的使命核心就成了工业化。共产党在1939年5月成立了军工部，大力发展自主军事工业，有效支援抗战。这就和新文化运动不一样了，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滞后的原因是文化。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明确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工业化仍然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建国初，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们首次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中，核心仍然是工业。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非常强调制造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只有强调科技，强调新质生产力，我们在强起来的道路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我们整个教育体系要变，就是重点要强化理工科专业，压缩文科，这都是为新发展阶段目标布局的。
现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为什么很受关注，也与教育体系改革滞后有关。
总的来说，目前高中毕业没有再继续深造的已经不多了，年轻人大部分都进入大学了，还有一部分在高等职业学校。就业问题比较严峻的应该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因为每年有1000多万毕业生（2023年是1158万人）。主要问题就在于教育改革滞后于我们的产业发展，导致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而创新的工作找不到人才，这才是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大问题。
因此，需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重新配置，使之适应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岗位，这是目前需要重视的问题。
职业教育也是如此，人才培养要符合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方向，尤其要为新技术应用对就业的冲击做好准备。
先立后破，这是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原来毛泽东讲“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比如盖新房，要把旧房推倒再盖；但当前的情况与建国初已经大不相同了。
6月份，武汉开始试点出租车无人驾驶。我们掌握了最先进的无人驾驶技术，这很好。但是什么时候推，怎么推，一旦推广开来，数百万司机下岗怎么办？应该事先做好准备。
先破后立的亏我们已经吃过了。2021年我国北方多个省份出现了能源短缺，最后发现部分原因就在于能源结构调整过快导致的。
产业结构调整的背后，就是利益结构调整，也是岗位的调整，这是引起社会大变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才是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在新质量发展阶段，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教育改革要跟上，职业培训要跟上，被淘汰产业的失业救济要跟上，社会保障网要覆盖到位等等。
社会舆论一直讨论年轻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看来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创造就业和收入增长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回到纪念邓小平的主题上来，他曾经多次讲，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这是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
改革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但是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两个大局，如果稳定出现了问题，那么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但是如果不敢改革，就发展不了，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所以，稳定和发展之间我们如何平衡，这就是考验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在著名社会学家、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曹锦清看来，邓小平是“历史的扳道夫”，开创了社会主义2.0版，对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根本问题都做出了方向性解释。同时，当历史发展进入不同阶段后，我们今天也面临着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如何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如何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两个大局等等，也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在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年周年纪念日前夕，观记者与曹锦清教授进行了一场深入对话，探讨邓小平和邓小平理论的当代传承。本文根据对话内容整理而成。
【整理/观察者网 高艳平】
历史的扳道夫
邓小平的历史地位，我把他比喻为历史的扳道夫，就好像中国是一趟高速开动的列车，沿着原有的轨道开不下去了，需要转弯。虽然依旧在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上，但是通往目的地的路径，需要从旧轨转到新轨。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口，列车要转弯，但是要平稳，不能翻车。
在这个时点上，时势造英雄，邓小平出现了。反过来看，首先是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重大的历史关口；其次，他能够把轨道扳过来，而且换道后列车的运行还相对平稳，没有翻车，这时候就成了“英雄造时势”。
苏联的列车也曾转轨，但是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他开启的“新思维”改革，扳错了方向，列车飞了，苏联解体了。
在1978年的历史转折点上，邓小平就是中华民族现代化历史上一位成功的扳道夫。有了他，我们的改革开放转轨才比较平稳，能够继续在社会主义的轨道上越走越好。
从社会主义1.0到社会主义2.0
老路不能走了，要开创新的道路，这个道路的名称还是社会主义道路，但是因为路径变了，就需要重新对社会主义进行定义。
作为历史的扳道夫，邓小平的核心贡献就是对社会主义进行了重新定义，在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两大问题上提供了全新的思考。这也是党的十四大给邓小平的历史定位：他是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做出了历史性的重大贡献。
1992年的南方谈话解决了什么叫社会主义以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前三十年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我们叫做社会主义的1.0版；邓小平则带领中国，向社会主义的2.0版过渡。
2.0版社会主义讨论的核心问题就是，计划和市场能不能兼容，社会主义能不能搞市场经济。因此，在过渡时期，就出现了很多“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议。
1992年的小平南方谈话为此定了调：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计划和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手段，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就是对社会主义的重新解释。
从发展个体户、乡镇集体企业，到进行国有企业改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建立起来了，中国经济也实现了腾飞。
姓资姓社的争论再起
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其实现形式是计划经济，分配形式是按劳分配。那么随着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转轨，出现了所有制结构的变动，这是我们原来没有充分估计到的。
原来以为公有制，包括集体所有制，都能够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根据市场价格信号做出生产决策。但实际情况是，国有企业、民营资本和外国资本并存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形成了。这三种资本的比例，无论是占GDP的比重还是占外贸的比重，都发生了动态变化，而且目前非公经济的占比已经占大头。
所以这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的文件出来之后，有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争议又起。有人说应该改为“公有制为主导”，但有人认为这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否定”，争论背后还是“姓社姓资”的根本性问题。
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公有制本身的实现形式发生了变化，开始按照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专门把“国营企业”改为了“国有企业”。
这次修改虽一字之差但意义重大，因为国家和政府不再是国企主导的公有制经济的直接经营者，而成了产权所有者。国营企业不适应于市场经济，而国有企业以及后来提及更多的国有资本，能够更好地和市场经济结合，既能够按现代企业制度运行，也可以搞股份制结构，还可以上市；国有资本还可以和外资结合，和民资结合。
“国有”以资本的形态出现后，和其他资本的关系就成为大家关注的问题，“姓社姓资”的问题再次出现了。这些年的很多讨论都是围绕这个难题进行的，包括“国进民退还是民进国退”、“民营经济退场论”和“两个毫不动摇”等等，都与此有关。
市场经济要求的所有制结构形式以及公有制实现形式发生了重大变动，从而带来了资本形态的变动，相应地，劳动分配形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
生产有三要素：劳动、资本和土地，改革开放前我们实行的是单一公有制之下的按劳分配，因为我们的土地归集体所有，资本是国有的，参与分配的就只有劳动了，即按劳分配。但是改革开放之后，所有制结构和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都变了，党的十五大就宣布要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
当时十五大报告提及的只有劳动、资本和技术三个要素；党的十六大强调，要“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增加到了四要素。2019年，十九届四中全会上提出要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七大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这七大要素分配。
土地要素的计入，是因为原来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在城市化过程中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大量土地闲置的情况。允许这些土地出租，以及土地作为要素参与分配正式列入了文件。只不过农村的集体农业用地变更为国有土地以后，土地增值部分如何分配，还不大明确。
数据要素的重要性是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逐渐凸显的，但是数据要素如何参与分配，现在还有待突破。数据资产是由互联网用户产生的，但是最终获利的却是资本所有者，如何实现公平分配，还是一道难题。
所以从公有制计划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转轨到市场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的结合，也引起了很多所谓“姓资和姓社”的争论。
在这个节点上，围绕着社会主义2.0版对社会主义的理论定义，对发展中出现的诸多新实践、新现象，如何来判断，如何来说明？这些都很核心的问题。
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
舆论和理论界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所有制结构、分配制度，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40多年前，邓小平那一代的领导集体发现老路走不通了，于是我们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逐步转向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但是如今，从规模和贡献上来看，民营企业已经三分天下有其二，那么公有制的主体形式如何体现，和非公经济的关系怎么定义，就引起了大量的争论。
第二个问题就是，市场经济采取了按劳分配和按要素分配结合的分配制度。有人就认为，按要素分配就是按要素的稀缺度来分配的，越稀缺的报酬就越高，那么劳动在分配当中的比重到底有多少？到底是逐年扩大的还是缩小的？这就牵扯到共同富裕的大问题了。
前几年，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著作《21世纪资本论》风靡一时，其主要观点就是，劳动在整个各要素分配当中的比重从1980年代以后就逐步下降了，不仅是欧洲和美国，我们中国也面临同样一个问题。
另一个是分配制度如何兼顾公平的问题，按要素分配，是不是各个要素在一次分配中都各得其所了，如果能各得其所，要素分配就是公平的，甚至无需二次分配了，这个方面争论还很大。在社会主义2.0版的运行过程当中产生的一系列实践问题，在理论上无法得到完整的解释，这就形成“左”“右”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是不是需要一个社会主义3.0版来证明、来确定、来解释这些新问题？
另外，还牵涉到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政府在实施产业政策时采用的计划和市场两种手段之间是什么关系，过去我们的表述一直在变，原来是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改成起“决定性作用”。
“决定性作用”怎么理解？是不是参与市场的各个要素都要按照市场的稀缺度来配置？如果是这样，市场能否自动解决公平问题？如果不能解决，政府怎么调节？如何调节东部和中西部的区域差异？如何调节收入差异，如何调节各要素背后对应的不同社会阶层的差异？
上述问题，都需要一个3.0版的社会主义来解释。因为社会主义2.0解决了效率问题，各个企业都按照市场价格能够做出灵敏反应，计划经济时期的无效低效和浪费现象大大减少了，我们的生产力提高了，我们的财富增长了，人民富裕了。但是，财富的分配如何体现公平公正，以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目标，问题提出来了，仍然没有解决。
因此，时代呼唤社会主义3.0版，需要对上述现象给一个完整的理论解释，如果能够获得民众的认同和追随，便可以此作为新时代的指导方针。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共同富裕
邓小平在1985年3月7日曾讲过，“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又讲，“如果搞两极分化，情况就不同了，民族矛盾、区域间矛盾、阶级矛盾都会发展，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就可能出乱子”。
这个问题在2008年的西藏和2009年新疆就曾暴露出来了。虽然这背后的原因很复杂，但也暗示了区域差异的扩大会影响到民族问题，从那个时候我们就开始调节区域之间的差别。
经过努力，这些年区域之间的矛盾已经得到了缓和。新世纪以来，中央财政加大了对中西部的转移支付，一方面推动革命老区、民族、边疆、贫困地区发展，同时把中西部以农业为主的地方最重要的财政支出——即义务教育支出免了，实际上由中央财政买单。
随着中西部惠民政策措施的多管齐下，现在看来，区域差距和民族差距已经基本缓解了。1976年到1978年，我曾在西藏教了两年书。5年前我又重返西藏，碰到了我很多藏族的学生，所听所见，西藏的人民生活、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公共保障、农牧民定居等等方面，确实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
城乡之间的差距经过多年的建设也在缩小。从新农村建设，到精准扶贫，再到乡村振兴，近1亿人脱离了绝对贫困线。这些群体主要分布在中西部，而且少数民族比重很大。
相比较而言，阶层之间的分化确实还是个束手无策的问题。我们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相对贫困还存在，所以，我们推出了共同富裕策略。共同富裕在左派和右派眼里有不同的定义。右派比较极端的观点认为，共同富裕根本就不能写入党的文件，因为写进去那些民营企业家会害怕，认为又要搞劫富济贫了。
当然党的文件在这方面的表述是很谨慎的，前几年就曾反复澄清过所谓“共同富裕是吃大锅饭、搞劫富济贫”等这些错误的说法。前些年我们的监管比较严厉，我们整顿房地产，整顿资本无序扩张；话说得也比较重，“资本有好坏”、“要为资本设红绿灯”等。我上课的时候有很多民营企业家听众，他们都来问我对这些政策的看法，看得出他们有顾虑。
我的看法是，与西方不同，中国的资本是不能干预政治的，对那些操纵市场影响社会公平公正环境的资本肯定要规制。这些年中央反复讲“两个毫不动摇”，就说明中央的大方针是不会改变的。而且民营资本对国家的贡献已经占到三分之二了，尤其是就业，主要靠民营企业来解决。过去几年特别是疫情期间，政府一直是在想办法为企业减轻负担，比如减税降费，尤其是对中小企业，所以民企要有信心。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富起来到强起来
第二个邓小平理论传承的重大问题，是对我们的历史发展阶段的重新认识。
党的十九大文件专门讲了当前发展的历史方位问题，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毛泽东的发展阶段，是中华民族站起来的阶段；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时期，我们定义为富起来的阶段；十八大以后的新时代，定位为强起来的阶段。
认清历史发展阶段一直是我们党制定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总的历史框架。历史定位问题解决以后，就能够很好的理解改革开放时期和新时代的传承关系。
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刚刚对外接轨，我们的招商引资项目，还主要是以低端产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高污染产业为主的。中国得到的好处就是就业，我们解决了沉淀在农村的几亿绝对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农村剩余劳动力和不断扩展的工商就业岗位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的高速发展，而且持续时间之长也是惊人的。
2006年开始，我们提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努力建设创新型国家。2008年在金融危机的冲击之下，中国制造业开始转型升级，到2015年就更加明确了，《中国制造2025》提出加快从制造大国转向制造强国。
《中国制造2025》本意是要解决中国制造大而不强的问题，通过和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进行对比，在十大领域找差距补短板，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总之要推进产业层次从中低端走向中高端。
文件发布后，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做出了出乎我们意料的反应。他们希望我们锁定在低端制造上，没想到我们的产业要向微笑曲线的高附加值两端提升，与西方的高端制造尖端科技抗衡了。所以，2017年开始，美国开始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中兴和华为，贸易战开打。
在我们的叙事中，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转变，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物质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我们最多只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徘徊。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血洗百年屈辱，要复兴我们在历史鼎盛时期的全球位置，这个目标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一代代有识之士的梦想。
晚清的冯桂芬是中国近代史第一个明确提出赶超西方的思想家。1861年在他的《校邠庐抗议》中就提出中国自强之道要分三步走：“始则师而法之，继则比而齐之，终则驾而上之”。不仅如此，他认为“雪耻”、“复强”的根本办法，就是要发展工业化，强调通过自造、自修、自用洋器，中国就有了“隐然之威”，如遇外敌入侵，“战可必克也，不战亦可屈人也”，只有这样，“我中华始可自立于天下”。
后来毛泽东也这样讲。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上提出了“超美”设想，提出再有五六十年，中国完全应该超过美国；而且这是一种责任，我们搞了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如果五六十年还不能超过美国，那就要被开除球籍了！
邓小平的赶超策略，也分三步走：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因为他怕急于求成要出问题，第三步策略才是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事实上我们干得比他预测的还要好，目前离21世纪中叶还有25年，我们离世行标准的高等收入水平已差一步之遥了。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韬光养晦到积极有为
在这个时段，中国从小白兔长成大象，想韬光养晦也办不到了。
邓小平在1992年4月28日同身边人员谈中国的发展问题时说：“我们再韬光养晦地干些年，才能真正形成一个较大的政治力量，中国在国际上发言的份量就会不同。有能力的时候，要搞高科技国防尖端武器”。
没多久，1999年美国就轰炸了我驻南联盟大使馆。这离邓小平谈韬光养晦才过去7年，而且小平同志的原话，并没有说一直韬光养晦下去。
中国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如此的规模，全球影响力已经大幅提升，想韬光养晦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在新发展阶段，我们提出要发展积极有为外交，这很正常。有些人批评说，“中国不再韬光养晦了”，“调门太高，导致老美来揍你”，这种讲法是没有道理的。
《中国制造2025》是为了找差距，而美国的理解是中国想要“上它的餐桌”，因为它只想让中国“待在底楼为它做饭”。到了2011年，奥巴马正式提出重返亚太，我们藏不住了。所以在新的发展阶段，中国和发达工业国包括欧美和日韩，在整个产业结构上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美国的保护主义思潮就开始占了上风。
2008年，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造的国产盾构机下线了，目前已经占据全球三分之二的市场，而且把国际同行价格给拉低了40%。新能源汽车这次就更厉害了，因为汽车产业在美国、德国、日本和韩国都是重要的支柱产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已经做到了世界第一，导致西方国家进退两难：退回旧能源车产品，他们依然占优势，但是新能源车的推广不只是气候问题，而且性价比也更高。
所以美国制定《反通胀法案》，其目的之一是要打造美国为中心的新能源车产业链，把中国排除在外。现在又和欧盟一起，对中国进口的新能源车等新三样产品征收高额关税。
对日本和韩国而言，原来的白色家电基本上被中国制造淘汰出局了，现在高端制造业比如液化天然气载运船、航空母舰和豪华邮轮，造船工业“三大明珠”的自主制造能力我们都掌握了，造船业的市场份额已经在向中国流动了，日韩肯定会在和我们的竞争当中败下阵来。
所以，这些国家的反华是有经济原因的，因为我们不断地侵蚀了全球传统制造业霸主的奶酪，现在连适用于手机通信领域最高端的7纳米制程芯片，我们也能够自主实现了，老美怎么办？
凡此种种，确实导致了地缘政治的紧张和博弈，以及各种贸易冲突。
然而，从另外一面来看，因为中国产品性价比较好，在整个南方国家就比较受欢迎。中国不仅为他们带去了物美价廉的产品，也通过“一带一路”倡议传递了中国的发展经验。南方国家如今也知道中国的“要致富先修路”，中国有钱，有技术，还有庞大的工程建设队伍，欧美国家无法跟我们比。由于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之间的贸易连年上升，南方国家就相对比较亲华。
中国国际影响力在不断提高，必然会引起西方国家的愤怒，这已经是常态了。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要发展，要从制造业大国发展成制造业强国，这是我们的发展权使然。而且中国的发展不仅仅是提升自己，还可以创建一个更平等的世界，可以让发展中国家有更多的选择，所以我们也提出了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文明倡议。
因为中国发展起来了，西方国家几百年来的垄断利益被打破，这意味着几百年的西方霸权的旁落，他们是不是能够适应新的全球格局，就看美国的态度了。我们的影响力在增强，但是我们不想争霸，也不想建立霸权，我们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冲突、不对抗，我们主张合作共赢。但是欧美国家牢牢抓住霸权不放，西方人的心态调整过来要有个过程。
这样来看，所谓“中国放弃了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论都是误解，因为他们没有与时俱进，没有认清中国已经到了必须从制造业大国转换到制造业强国的形势，没有认识到新时代的核心就是“强起来”。
而强起来的核心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一个近代使命，共产党承担了这个使命，而且较好地实现了这个使命，所以她获得了领导权。一百年来，不能承担救亡图存和民族复兴重任的都下台了，晚清不行，北洋政府不行，国民党也不行，最终共产党承担了这个历史重任。现在75年走下来了，看起来还不错。
随着中国制造变成中国智造，中国产品也向中国品牌实现转型。中国人民认同中国品牌是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事件，有了品牌的出现才有了心态的改变，中国人不再崇洋媚外，不再以洋品牌来装点自己的身份地位，洋品牌的高溢价高利润也就没有了。
这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因为我们近代以来是以洋为美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外国的好，洋火、洋油等等。现在华为手机在美国的打压下活过来了，而且拥有了手机全产业链的制造能力。搭载7纳米先进芯片的华为手机推出之后，为什么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因为这是对民族心理的一种洗礼，民族自豪感的增强都和此有关。
如果我们的技术不够强，老实说消费者也没有多少爱国主义的。消费者就认同价廉物美的产品。医疗设备价格很高，因为它的质量好，比如核磁共振能够检查出一些早期的病症，即使3000万一台也得购买。但现在，我们也造出了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磁共振，价格是西方国家的三分之一，实现了国产替代。
这个历史性的变局，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内容之一。所以我讲要认清我们的发展阶段，在新发展阶段，核心是制造业由大变强。
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就是要靠制造业。怎么评判制造业强国，要看三个要素：第一，制造业规模够不够大；第二，制造业的体系化程度，即门类是不是齐全；第三，技术水平高不高。
现在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评判，我们的制造业都在由大变强。这时候那些老牌的既得利益国家、霸权国家，当然要保护他们的霸权，尽可能把中国踩下去，从贸易战、科技战到舆论战，还有颜色革命，各种手段都用上了。
而我们在“战争”中逐步认清自己，也认清了美国。习近平总书记讲，“东升西降”是大趋势，时与势在我们这一边，所以保持战略定力很重要。我们不必和美国斤斤计较，该骂的我们骂回去，该反制的反制回去。
他们搞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开进博会，如果有本事，中国市场的大门敞开着，只要中国人愿意买，尽管到中国来销售。他们搞脱钩断链，我们继续搞改革开放，而且二十届三中全会承诺，我们开放的领域会越来越大。
邓小平理论的传承：从“向外看”到“向内看”，不是保守而是迂回前进
在民族自信心高涨的时候，传统的复兴也如火如荼。国学、传统文化、国潮、传统服饰都在年轻人群中日益风靡。汉服、唐服、马面裙卖的特别火，女孩子很喜欢穿，这就是民族自信和时尚的符号。
表面看传统复活了，但它的内容是新时代的。让传统的优秀观念为当代服务，这是先进的，是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的核心内容。由近代的民族不自信，在现代化的成功过程中转为自信，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转变的重要节点，开幕式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震撼了世界。
离2008年奥运会已经过去十几年了。2013年8月19日，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明确提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从以洋为美到认识到中国传统之美，从崇洋媚外到民族自信，从改革开放以来的“向外看”到如今的“向内看”，从洋为中用到“以中国为方法”，为世界提供中国方案，这不是一种保守思潮，相反，这是反复迂回的前进。我们处在历史发展的新阶段，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说明思维还停留在旧阶段，那才是因循守旧。
为什么会出现传统的回归呢？这跟我们近代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有关。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专门区分了现代化与西方化，我在十多年前读这本书的时候，有所感悟，他有个观点我接受了，即所有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通常分两步走，第一步是，西方化引领现代化；第二步是，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继续现代化。
中国正处在从第一步到第二步过渡的阶段。这个阶段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步的成功激发了民族的自信和自豪感。这个过程中近代的民族耻辱逐步被洗脱，从而大大修复了民族自信心。
此外，在农业社会向工业化转轨过程当中，传统稳定社会的某些伦理受到冲击，会产生一系列的价值问题，如道德失范。
所以要重建价值，只能重新从传统里来找寻资源，来修复城市化、现代化过程中带来的问题。因为现代化修复了民族自信，所以传统不再是垃圾和落后的东西，而是让传统回到当下服务于当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提出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与西方现代化相区别的背景。
这时候，我们要对因西方化而割断的传统和历史重新进行认识，不是说我们近代以来批评传统做错了，而是历史阶段不同了。现在的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不再鄙视传统，而是平视传统，理解传统，同时我们也不再仰视西方，而是平视西方，这样我们才可以古为今用。
我们古代的郡县制、巡视制至今2000年还在延续，改革开放前的举国体制在当下也很有价值。以前我们一直认为自己体制落后，要改成西方的什么民主制。现在来看，我们的一党制度对制定中长期政策、执行分步走战略、保持社会稳定和发展两个大局的能力，与多党制国家相比，他们是不具备的，多党或两党执政的所谓“民主”国家，反而成为政治极化、民众分裂的根源。
工业化是核心，改革要处理好发展和稳定两个大局
在不自信的时候，肯定要向别人学习的，因为现代化发生在西方。对非西方国家来说，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很难区分哪些是属于现代性的，哪些属于是西方性的。
早在上世纪1930年代初，我们国家就将西方化和现代化区分开来了。当时在《申报》开展过一次大辩论，1929年胡适在《中国今日的文化冲突》中，用英文向老外介绍中国的思潮时，提出中国应该完全的西化，一心一意地走向世界化。这个观点遭到大肆批评，后来“充分世界化”、“一心一意的世界化（wholehearted modernization）”，即现代化，成为被广泛接受的词。
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现代化的使命核心就成了工业化。共产党在1939年5月成立了军工部，大力发展自主军事工业，有效支援抗战。这就和新文化运动不一样了，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滞后的原因是文化。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报告中明确强调：中国要富强，必须走工业化道路。工业化仍然是现代化的核心内容。
建国初，在1954年第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上，我们首次提出建设四个现代化的概念，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四个现代化正式确定为国家发展的总体战略目标。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中，核心仍然是工业。
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仍然非常强调制造业。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到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只有强调科技，强调新质生产力，我们在强起来的道路上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所以我们整个教育体系要变，就是重点要强化理工科专业，压缩文科，这都是为新发展阶段目标布局的。
现在年轻人的就业问题为什么很受关注，也与教育体系改革滞后有关。
总的来说，目前高中毕业没有再继续深造的已经不多了，年轻人大部分都进入大学了，还有一部分在高等职业学校。就业问题比较严峻的应该是普通高校大学生，因为每年有1000多万毕业生（2023年是1158万人）。主要问题就在于教育改革滞后于我们的产业发展，导致大学生毕业了找不到工作，而创新的工作找不到人才，这才是我们目前需要关注的大问题。
因此，需要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学科重新配置，使之适应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带来的新岗位，这是目前需要重视的问题。
职业教育也是如此，人才培养要符合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的方向，尤其要为新技术应用对就业的冲击做好准备。
先立后破，这是共产党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原来毛泽东讲“不破不立、先破后立”，比如盖新房，要把旧房推倒再盖；但当前的情况与建国初已经大不相同了。
6月份，武汉开始试点出租车无人驾驶。我们掌握了最先进的无人驾驶技术，这很好。但是什么时候推，怎么推，一旦推广开来，数百万司机下岗怎么办？应该事先做好准备。
先破后立的亏我们已经吃过了。2021年我国北方多个省份出现了能源短缺，最后发现部分原因就在于能源结构调整过快导致的。
产业结构调整的背后，就是利益结构调整，也是岗位的调整，这是引起社会大变动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这才是是我们要考虑的问题。
在新质量发展阶段，推进科技创新的同时，教育改革要跟上，职业培训要跟上，被淘汰产业的失业救济要跟上，社会保障网要覆盖到位等等。
社会舆论一直讨论年轻人结不结婚、生不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看来还不是什么大问题，创造就业和收入增长才是更值得关注的问题。
回到纪念邓小平的主题上来，他曾经多次讲，要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这是保持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发展的全局性重大问题。
改革涉及到利益重新分配，但是要处理好稳定与发展两个大局，如果稳定出现了问题，那么邓小平讲稳定压倒一切。但是如果不敢改革，就发展不了，邓小平讲发展是硬道理。所以，稳定和发展之间我们如何平衡，这就是考验执政能力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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