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国步入老龄化社会，人口结构变化带来的经济影响已开始显现。一些从事儿童相关产业的企业正在缩减业务或改变方向，针对老年人的「银发经济」成为新的创业风口。
发布日期：2024-09-19 17:37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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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下午，杭州绿城西溪世纪中心附近，一些外卖骑手聚集要求物业“道歉”。随后，杭州警方通报：涉事骑手非兼职女大学生，系主动下跪 。
事情不大，但构成事情却是一些中国社会的底层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保安和骑手的矛盾，也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
一、
镜头先转到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也就是骑手跪下的那一刻。
从通报的情况看，保安拔掉钥匙，要求赔偿或罚款200元，骑手很着急送下一单，然后，就跪下了。后来保安对媒体说，自己也有点蒙。这当然可能是掩饰自己的话，但无论如何，我相信，保安不会勒令、威胁骑手下跪。真是如此，保安不可能全身而退。
在这一时刻，骑手面临的最大损失是：延迟送一单、罚款200。他可以耽误一单，去争吵、叫人帮忙；或者咬牙付出200元。对一个骑手的收入而言，损失不大，不会超过300元，且局面可控。但他选择了跪下去。
选择下跪，个体因素肯定很多，但有充分的概率可以上升到群体层面。这是一种中国式斗争策略：通过跪下，贬损自己的尊严，把事情扩大。但实际上，自我评估的尊严价值不高，那么，就是一个净收益状态。实际上，网传的女性、大学生，就是通过设置一个相对高尊严的人设，扩大被贬损的尊严量，进而扩大这种策略。果然，事实按照这个策略发展了。
这种斗争策略常常出现在生活中，很多新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下跪。这并不是骑手专利，也不是所谓底层智慧。下跪的前提是：人的低尊严状态。
前段时间去了上海的一所小学，当时是上课时间，我走在走廊上，一个小学生走过，看到我抬手就敬了一个队礼。我知道，这是学校的规定，任何时候看到老师都要敬礼。小学生分不清楚是否是老师，于是看到所有的成年人就都敬礼。而老师、成年人不必还礼。这显然不是一个平等的礼节，而是一种减低尊严需求的规训。我观察过，一些小学生，很明显地不予执行。这就是高尊严特质。但对大多数人，这种规训，潜移默化地降低了他们的尊严需求。然后，扩展到他们的一生。于是，在某个时刻，就会跪下来。
有一篇文章，也质疑过北京中学要求学生向老师鞠躬，而实际上老师不必还礼。上海的小学，北京的中学。所以这不是底层的，这是全社会的。这种低尊严状态，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形成了一种对权力感的认识。并造成了后续矛盾。
二、
镜头再转到保安。
保安有没有权力？当然有。
一个行人，在绿灯时在人行横道过马路，被闯红灯的车撞了。这个时候，交警其实没有权力。因为一切都被规则定死了。所以，所谓权力就是自由量裁的空间，这里包括做错而不付出代价的空间。比如，那个训斥年轻人读外国诗的保安，在cosplay展览上撕掉了别人的展板的人，只要他们以爱国为由，他们实际上就不会受惩罚，那么他们就是拥有权力的。
在这一时刻，保安对赔偿多少是有自由裁定空间的，他就有权力。那么他会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或者说自我实现需求？
一种方式是，我用我的权力，帮到别人，为别人提供了方便，看到别人很高兴，我感到快乐，我觉得自己的权力得到了实现。另一种方式是，我用我的权力，难为了别人，为别人制造了困境，我看到别人愁苦、窘迫的样子，我感觉我高人一等，我觉得满足，我觉得自己的权力得到了实现。
保安选择了第二种。踩歪护栏，甚至把护栏踩一个坑，并不会造成使用上的问题，不用更换，也没人会注意。保安可以选择放过，或者即便要赔偿，也无需200元。但保安在自己的权力空间内选择了200元赔偿。给骑手制造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获得自己的权力感满足。
这种对权力的不同使用，存在多种场景之下。可以是职场、执法、小区进出等等。对生活稍有常识的人，不难发现，很多人会和保安一样，选择第二种。这就是所谓互害。
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自己是低尊严状态，那么就会轻视他人的尊严，并毫不犹豫地通过贬损他人的尊严，来补偿自己的低尊严状态。
三、
最后，镜头指向小区。
在这次事件中，小区没有太大关系。但作为概念意义上的小区、校园、写字楼，一直是骑手与保安矛盾的相关者。
首先，这里也有一个前面所说的权力场景。
让不让骑手进小区、校园、写字楼，归根到底，是小区业主、学生、员工之间的矛盾。一些人经常点外卖，更愿意骑手进入小区、上楼，这样自己更方便。但另一些人，不经常点外卖，就觉得没这个必要。当然，还存在一种人，要点外卖，但不愿意骑手进入电梯，或者只能走货梯。
实际上，这里也出现了一个权力场景。居民接受本小区居民的电瓶车，但就是不接受骑手的电瓶车；接受陌生的访客，但就是不接受骑手。这就是通过为难对方（骑手、点外卖的人），来实现权力，实现高人一等的感觉。
其实这本无必要。安全、档次都没有必要推到如此极致的地步。
小区可以让陌生人进入，穿着鲜明黄蓝二色的人，不会更危险。对写字楼来说，写字楼里的人吃的饭、喝的奶茶，是骑手送上去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人，怎么会拉低电梯里的人的档次呢？
从这个角度，所谓骑手的底层，实际上，正是所谓的城市中产设置的。讽刺的是，舆论中所谓同情骑手底层的，也是这群人。
四、
撇开这个根源不谈，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完全禁止电瓶车进入，包括小区居民自己的电瓶车也不准进入，那么，往往会设置物理上很难去掉的障碍，电瓶车无法进入，这个问题就一刀切地解决了。对骑手来说，不会去争取。对保安来说，也就没有这个职责，权力也不存在了。骑手和保安的矛盾也不存在了。推而广之，当一个写字楼不接受任何外来访客，也就不存在保安不让送上楼的矛盾。
但是，由于对骑手用电瓶车送外卖的大多数城市，电瓶车也是居民的日常出行工具，所以，小区、校园，无法完全禁止电瓶车进入。同样的，写字楼也无法完全禁止陌生人进入。同时，因为居民、员工、学生缺乏公共性，无法达成妥协，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规定。没有规定，就无法设置物理上的障碍。那么，当规则是模糊的，就会形成保安的权力空间。而保安往往倾向于拦住骑手实现自己的权力感。于是，保安和骑手的矛盾就产生了。
所以，归根到底，骑手和保安的矛盾，源于无数人对权力、档次感的认识和需求，源于缺乏良善的公共性。这个问题，依靠平台、技术，都是无法解决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社区、居委会功能完善，政务数字化非常发达的当下，却没有一款供小区业主实名投票的APP、小程序、页面。不难想到，有了这个功能，将极大地帮助物业、业委会、小区居民实现，具有法律意义且能保障公正地送达、讨论、投票。这种数字化基础，将极大地降低组织成本，进而提升小区的公共性，降低小区居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原子化状态。最终，进而解决进门规则的模糊状态。
骑手和保安的冲突，是一个日常性问题。但这个问题中的底层因素，却是一切社会、政治问题的根本性原因。它们通过层层构建，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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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15 16:31
社会与生活
外卖骑手下跪事件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状态
外卖骑手下跪事件折射出怎样的社会状态
刘远举：骑手和保安的矛盾源于无数人对权力、档次感的认识和需求，源于缺乏良善的公共性。这个问题依靠平台、技术都是无法解决的。
刘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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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下午，杭州绿城西溪世纪中心附近，一些外卖骑手聚集要求物业“道歉”。随后，杭州警方通报：涉事骑手非兼职女大学生，系主动下跪 。
事情不大，但构成事情却是一些中国社会的底层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保安和骑手的矛盾，也构成了我们身处其中的社会。
一、
镜头先转到事情发生的那一瞬间，也就是骑手跪下的那一刻。
从通报的情况看，保安拔掉钥匙，要求赔偿或罚款200元，骑手很着急送下一单，然后，就跪下了。后来保安对媒体说，自己也有点蒙。这当然可能是掩饰自己的话，但无论如何，我相信，保安不会勒令、威胁骑手下跪。真是如此，保安不可能全身而退。
在这一时刻，骑手面临的最大损失是：延迟送一单、罚款200。他可以耽误一单，去争吵、叫人帮忙；或者咬牙付出200元。对一个骑手的收入而言，损失不大，不会超过300元，且局面可控。但他选择了跪下去。
选择下跪，个体因素肯定很多，但有充分的概率可以上升到群体层面。这是一种中国式斗争策略：通过跪下，贬损自己的尊严，把事情扩大。但实际上，自我评估的尊严价值不高，那么，就是一个净收益状态。实际上，网传的女性、大学生，就是通过设置一个相对高尊严的人设，扩大被贬损的尊严量，进而扩大这种策略。果然，事实按照这个策略发展了。
这种斗争策略常常出现在生活中，很多新闻中我们都可以看到下跪。这并不是骑手专利，也不是所谓底层智慧。下跪的前提是：人的低尊严状态。
前段时间去了上海的一所小学，当时是上课时间，我走在走廊上，一个小学生走过，看到我抬手就敬了一个队礼。我知道，这是学校的规定，任何时候看到老师都要敬礼。小学生分不清楚是否是老师，于是看到所有的成年人就都敬礼。而老师、成年人不必还礼。这显然不是一个平等的礼节，而是一种减低尊严需求的规训。我观察过，一些小学生，很明显地不予执行。这就是高尊严特质。但对大多数人，这种规训，潜移默化地降低了他们的尊严需求。然后，扩展到他们的一生。于是，在某个时刻，就会跪下来。
有一篇文章，也质疑过北京中学要求学生向老师鞠躬，而实际上老师不必还礼。上海的小学，北京的中学。所以这不是底层的，这是全社会的。这种低尊严状态，存在于每个人身上，形成了一种对权力感的认识。并造成了后续矛盾。
二、
镜头再转到保安。
保安有没有权力？当然有。
一个行人，在绿灯时在人行横道过马路，被闯红灯的车撞了。这个时候，交警其实没有权力。因为一切都被规则定死了。所以，所谓权力就是自由量裁的空间，这里包括做错而不付出代价的空间。比如，那个训斥年轻人读外国诗的保安，在cosplay展览上撕掉了别人的展板的人，只要他们以爱国为由，他们实际上就不会受惩罚，那么他们就是拥有权力的。
在这一时刻，保安对赔偿多少是有自由裁定空间的，他就有权力。那么他会如何使用自己的权力，来满足自己的权力欲望，或者说自我实现需求？
一种方式是，我用我的权力，帮到别人，为别人提供了方便，看到别人很高兴，我感到快乐，我觉得自己的权力得到了实现。另一种方式是，我用我的权力，难为了别人，为别人制造了困境，我看到别人愁苦、窘迫的样子，我感觉我高人一等，我觉得满足，我觉得自己的权力得到了实现。
保安选择了第二种。踩歪护栏，甚至把护栏踩一个坑，并不会造成使用上的问题，不用更换，也没人会注意。保安可以选择放过，或者即便要赔偿，也无需200元。但保安在自己的权力空间内选择了200元赔偿。给骑手制造一个不大不小的困境，获得自己的权力感满足。
这种对权力的不同使用，存在多种场景之下。可以是职场、执法、小区进出等等。对生活稍有常识的人，不难发现，很多人会和保安一样，选择第二种。这就是所谓互害。
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自己是低尊严状态，那么就会轻视他人的尊严，并毫不犹豫地通过贬损他人的尊严，来补偿自己的低尊严状态。
三、
最后，镜头指向小区。
在这次事件中，小区没有太大关系。但作为概念意义上的小区、校园、写字楼，一直是骑手与保安矛盾的相关者。
首先，这里也有一个前面所说的权力场景。
让不让骑手进小区、校园、写字楼，归根到底，是小区业主、学生、员工之间的矛盾。一些人经常点外卖，更愿意骑手进入小区、上楼，这样自己更方便。但另一些人，不经常点外卖，就觉得没这个必要。当然，还存在一种人，要点外卖，但不愿意骑手进入电梯，或者只能走货梯。
实际上，这里也出现了一个权力场景。居民接受本小区居民的电瓶车，但就是不接受骑手的电瓶车；接受陌生的访客，但就是不接受骑手。这就是通过为难对方（骑手、点外卖的人），来实现权力，实现高人一等的感觉。
其实这本无必要。安全、档次都没有必要推到如此极致的地步。
小区可以让陌生人进入，穿着鲜明黄蓝二色的人，不会更危险。对写字楼来说，写字楼里的人吃的饭、喝的奶茶，是骑手送上去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的人，怎么会拉低电梯里的人的档次呢？
从这个角度，所谓骑手的底层，实际上，正是所谓的城市中产设置的。讽刺的是，舆论中所谓同情骑手底层的，也是这群人。
四、
撇开这个根源不谈，在实际操作中，如果完全禁止电瓶车进入，包括小区居民自己的电瓶车也不准进入，那么，往往会设置物理上很难去掉的障碍，电瓶车无法进入，这个问题就一刀切地解决了。对骑手来说，不会去争取。对保安来说，也就没有这个职责，权力也不存在了。骑手和保安的矛盾也不存在了。推而广之，当一个写字楼不接受任何外来访客，也就不存在保安不让送上楼的矛盾。
但是，由于对骑手用电瓶车送外卖的大多数城市，电瓶车也是居民的日常出行工具，所以，小区、校园，无法完全禁止电瓶车进入。同样的，写字楼也无法完全禁止陌生人进入。同时，因为居民、员工、学生缺乏公共性，无法达成妥协，无法给出一个明确的规定。没有规定，就无法设置物理上的障碍。那么，当规则是模糊的，就会形成保安的权力空间。而保安往往倾向于拦住骑手实现自己的权力感。于是，保安和骑手的矛盾就产生了。
所以，归根到底，骑手和保安的矛盾，源于无数人对权力、档次感的认识和需求，源于缺乏良善的公共性。这个问题，依靠平台、技术，都是无法解决的。
令人遗憾的是，在社区、居委会功能完善，政务数字化非常发达的当下，却没有一款供小区业主实名投票的APP、小程序、页面。不难想到，有了这个功能，将极大地帮助物业、业委会、小区居民实现，具有法律意义且能保障公正地送达、讨论、投票。这种数字化基础，将极大地降低组织成本，进而提升小区的公共性，降低小区居民所有人对所有人的原子化状态。最终，进而解决进门规则的模糊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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