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货币的生与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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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货币即权力，货币的竞争除了涉及货币价值，也关系权力博弈，数字货币的兴衰也不例外。无论在政治世界还是在货币世界，竞争都是必要的。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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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即权力，货币的竞争，除了涉及货币本身价值，也关系权力的博弈，比特币之类数字货币的兴衰也不例外。当下无疑是一个数字货币的时代，但是数字货币本身也在十字路口。

摆在数字货币面前，面临诸多发展发展方向。在8月的资本市场动荡中，一夜之间虚拟货币就有超过23%爆仓。最新加密货币市值跌至2.1万亿美元，比特币重挫至6万美元以下。哪一种方向代表混乱甚至死亡，哪一种方向代表自由与繁荣呢？这是我在新书《货币简史》中反复思考的问题，答案也许应该回到数字货币的起源。

数字货币并不是完美的货币。迄今为止，比特币仍旧是最重要的加密货币，它的故事可以说破具代表性。曾经，包含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等人都比特币寄予厚望，期待它能掀起一场的革命；但是随着时间推移，显然大家也意识到仅仅有比特币，不足以确保数字货币的成功。

作为一种数字货币，比特币的优点与缺点并存，甚至可以说都很明显。一方面，匿名性、实时性、透明性、点对点等等，是很多人推崇比特币的原因，也是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数字货币狂热鼓吹者以及骗子对于比特币不吝赞美的原因。另一方面，比特币的缺点也很明显，长期关注货币康奈尔大学教授埃斯瓦尔•S.普拉萨德（Eswar S.Prasad）的观点，可以说代表了主流经济学界的看法：“首先，一种无担保的、私人发行的货币难以保持稳定的价值；其次，面对海量的零售交易，用于确认交易的去中心化机制却无法扩展；最后，比特币无法实现其作为数字支付系统所能实现的真正匿名性这一亮点特性。”

前些年，数字货币势头迅猛，大有摧枯拉朽打倒一切主流货币的趋势。这种趋势，甚至影响到大众的心态。比如我做经济分享，早些年往往有读者问投资房地产或者资本市场的问题，最近几年，听众主要问数字货币的问题。不仅大众如此，一些监管者也开始改变态度。比如，2022年10月末，香港发布了数字资产的“香港宣言”，强调香港争夺亚洲头号加密货币中心的愿景，这被认为是突然转向，对散户投资者参与数字资产交易表示更欢迎的态度。更不用提，流入新加坡的数字资产已经早早超过香港，一直被认为敞开怀抱“拥抱”加密货币。更不用说，很多投资机构也把数字货币作为资产配置之一。

押注数字货币的未来，也是在押注资产升值的希望。对投资数字货币的狂热鼓吹者而言，也承认更像一场豪赌，大家不仅购买暴富的可能，更是购买下个时代风口的船票，购买未来暴富的可能。英国《金融时报》播客中聊过加密货币成瘾的治疗：据说在苏格兰那边，2016年就成立了第一家诊断和治疗加密货币成瘾的康复诊所，短短几年时间，已经两百多位患者。

回头来看，数字货币是什么？有人认为它就是替代现金的电子形式货币，有人认为它是新时代的黄金，也有人认为它是新世纪的楔形文字，或者说“数字即货币”，更有人认为，央行数字货币才是唯一的未来；也有人认为数字货币就是为犯罪专用，为构建各种地下暗网与洗钱勒索创造便利，加密货币非法交易不断滋生，在2022年是200亿美元，2021是180亿美元。

这些驳杂观点背后，其实不仅是泾渭分明的黑白对立，也体现了不同价值碰撞的博弈。我们不要忘记了，发明比特币中本聪虽然不知是否确有其人，但是这个ID出现是在金融危机之中，而且他曾经在发明比特币创世区块中引用了一条有意思的摘录，就是一条《泰晤士报》2009年1月3日的新闻，“英国财政大臣正欲对银行业实施第二轮救助。”银行不当经营造成了危机，但危机之中，政府不得不出手救助银行，但这些救助计划曾经引发很多反对争议。

也正因此，很多人都认为中本聪发明比特币，本质是对于货币当局的忍无可忍。这也几乎奠定数字货币一开始的文化调性，最早拥护数字货币的人，多数都有技术背景，信奉自由放任的经济哲学，甚至不少人是米塞斯哈耶克的追随者。哈耶克就曾经说通胀主要源自权力之手，“随着政府对货币政策的控制，通货膨胀成为这一领域内的最大威胁。随时随地，政府是通货贬值的主要根源。”他所写的《货币的非国家化》一书，也成为这些人的新圣经，哈耶克在这本书就明确说过，货币政策更可能是经济衰退的原因而不是解药，其中推手就是货币当局，因为它们很容易屈从于廉价发钞的诉求，这显然不利于经济。

这些数字新贵的对手，往往是强调风险控制的传统金融业，以及主张保护投资者的监管方，也就是哈耶克所谓的“屈从于廉价发钞的诉求的货币当局”，二者之间碰撞难以避免。不得不承认，随着互联网时代到来，政府对于货币的权力有所削弱，货币甚至恢复到一百多年前的情况的趋势。货币不再是独家垄断经营，交易者、投资者以及民众都有了更多选择，即使科恩定义为处于货币金字塔顶端的国家和底部的国家都是如此。

但是政府的影响依旧强大，“迄今为止，政府仍然主导着市场的供给，对目前货币的创造保持着管辖权。”更不用说，目前各种主流加密货币交易所，其实仍旧依赖监管的放行。而在各种金融丑闻之下，过去的宽松监管时代已经过去了。在2022年，一个国外的前金融监管者索性就在FT公开表示，在货币交易所公司结构和客户资产问题得到解决之前，监管者需要资源和政治支持来拒绝发放许可，所以监管加密货币交易所的最佳方式就是拒绝，“不妨从拒绝向他们授予许可开始——直到他们理顺了结构，可以确保合规。”

也正因此，《徐瑾经济人》专栏在数字货币方兴未艾时刻就断言，数字货币之类事物的生存空间，目前仍旧维系于监管者或者政府的意志和容忍度。如今看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需努力。

当技术的光芒褪去，对安全的需求大过创新渴望之际，包容性监管的父爱主义不再，大家会发现，现有体制的力量仍旧强大，看似老朽的监管也许晃一下暗藏的锋利爪牙，不少财富泡沫都会随时散去，让无数巨头面临裸泳的尴尬：从2020年蚂蚁金服上市暂缓，到2022美国规模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之一FTX申请破产保护，再到美国证券市场监管机构起诉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币安(Binance)等，单单在2022年。加密货币市场就蒸发了1.5万亿市值；在欧盟，更严格《加密货币资产市场》(MiCA)监管框架达成一致，将于2024年生效……所有的现象，都可以看到一个趋势：所谓新金融，仍旧需要旧体制的包容才可以长大甚至生存。

数字货币诞生之初，就包含对于主流建制的不信任，主打放任的数字文化与看重风险的主流金融文化，本身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这种文化拉锯与碰撞，其实也决定了数字货币能走多远。对于数字货币，主流体系的态度是打压与收编，他们一直抵制Facebook之类科技巨头发行的Libra之类货币，另一方面则积极推行探索各种官方数字货币。譬如，各种报告显示主要经济体中，约90%的央行都在探索数字货币。中国在2020年开始在四个城市试点数字人民币，即使俄罗斯这样处于国际战局之中经济体，也不甘人后，在2023年8月加紧推出了处于测试阶段的数字货币。

在这样的情况，美国等主流金融大国，如果躬身入局，将有助于延续其原来战略优势，也许从数字货币可以获得更大话语权。但是，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这点，也许是长期的赢家地位使得他们不愿意做出太激进的变化。正如金融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曾经说过，如果美国足够聪明，就会醒来争夺数字支付的主导权。他认为在官方加密货币的竞争中，中国肯定会超过美国，“如果中国在这方面的实验成功了，将标志着货币历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对美元作为主要国际货币的未来构成严重挑战”。

某种意义上，当权力介入数字货币，数字货币也获得了正名的机会。当然，这个过程中，数字货币所拥有的很多非主流特质或者说优点，也可能被阉割、淡化甚至失去。作为货币，比特币之类数字货币的缺点显而易见，但是天下从来没有双全法，作为一种投资品或者数字资产，这些缺点只要不是致命的原因，甚至可以构成炒作的契机。很自然的，这也不是我们对于数字货币失望的理由，反而引发更多新数字货币入场与备选方案的竞争，这也带来了各种数字货币的繁荣。

未来传统货币和数字货币更多是竞争中有合作、合作中有竞争，而不是今天很多认为截然对立的竞争关系。也许，这就是货币变革不变的要义：理想状态下货币市场，其方向不应该是在追求一种完美的货币，而是寻求多种货币并存的竞争格局。无论在政治世界还是在货币世界，竞争都是必要的，“两个魔鬼好过一个圣人”。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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