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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8-06 11:08
社会与生活

饭圈和明星:利益越大,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刘远举:每一个从公共场域中得到好处的人,都对良好的公共舆论负有一定道义上的责任。所谓明星无法干预粉丝,背后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放任。
巴黎奥运饭圈和明星:利益越大,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刘远举


8月3日,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金牌赛中,陈梦4:2战胜孙颖莎。不过,这场比赛并不那么和谐,产生了一些风波。

孙颖莎的粉丝,在陈梦发球时大喊大叫,影响比赛;在陈梦赢球时,一片嘘声;在陈梦获得金牌时,在观众台上比出不友好手势;在陈梦展示金牌时大喊“退票”。围绕这场比赛,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一些极端粉丝拉踩引战,恶意攻击,出现了很多阴谋论。有说陈梦为了这个冠军把国乒后路断了,球路破解方法全盘托出;也有说陈梦带的那块翡翠,被风水大师施了法,可以压制孙颖莎。极端情绪四处蔓延。

一、

饭圈现象在体育圈早已泛滥。


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期间,全红婵获得女子单人10米台亚军。她诚恳表示,自己的发挥不如冠军陈芋汐,但她的粉丝们却不接受,纷纷怒斥裁判刻意压分,然后在社交媒体上聚集,发泄这股怒气,甚至一度对陈芋汐及其家人进行攻击。

爱一个人,在网上很容易自发转变为恨他的敌人。爱的反面是恨,恨才是有流量的,才能聚集力量。群情激愤的力量感吸引人,网上就会有人用愤怒引诱网民,聚集流量获得收益。这种愤怒自然要找个靶子。就像娃哈哈和农夫山泉;俞敏洪和董宇辉。最新的一次,成了陈梦和孙颖莎。所以只要有饭圈存在,就一定会存在这种极化现象。这是饭圈本身的特质。

对于饭圈化,官方的态度是明确的。5月15日,在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将全过程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侵蚀。

运动员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在巴黎奥运倒计时百天座谈会上,中国乒乓球队领队也曾表态,“坚决抵制饭圈文化等外界干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团结一心、形成合力”。

樊振东也曾数次发文,呼吁球迷远离饭圈陋习。2021年10月17日,樊振东谈及“跟拍代拍”“接送机”“收礼物”等有争议的问题,表达了明确的反对。2022年初,樊振东呼吁,请大家尊重每一位领导、教练、队友,不引战不参战。

官方媒体对饭圈文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平台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微博在4月23日宣布开展为期3个月“体育饭圈生态治理”专项行动。此次风波后,8月4日,微博发布公告称,清理违规内容12000余条,对300多个违规账号视程度予以阶段性禁言直至永久禁言处置。

但这些动作,可以预料的是,不会对体育圈的饭圈风气产生明显的影响。

二、

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利益。

我并不关注乒乓球比赛,也不熟悉球员。因为孩子在学乒乓球的原因,奥运比赛期间也看了一些比赛。比赛是从孙颖莎开始看起的。为什么是孙颖莎,回头来想,我也不确定原因。或许是因为转播安排,或者是因为赛事安排。我看完比赛就结束了,不会再关心。但随着比赛进程,刷着小红书、抖音、视频号的孩子和家人,明显出现粉丝化的倾向,开始关注一些孙颖莎,还有王楚钦的趣闻轶事,也知道了他们在谈恋爱,是CP。

这就是粉丝化传播的力量,而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价值。经营饭圈本身是有利益的,有组织结构,有分工。粉丝化、饭圈化,能带来直接的利益,他们会购买“代拍”,购买周边、应援偶像。更重要的是,“饭圈”背后往往是围绕曝光量为导向。他们能强化相关商业信息的传播,增加广告、代言、直播的传播规模。不管是明星,还是整个体育项目,都可以直接受益。而网站平台、社交媒体也会持续推流话题。

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陈梦夺得过乒乓球女单冠军,代表中国队夺得乒乓球女团冠军。此外还有无数的冠军。但没有粉丝,没有饭圈的她,并不能破圈,商业价值小得多。但有粉丝有饭圈的孙颖莎,就能破圈,成为公众明星。哪怕如今陈梦再夺冠军,商业价值未必能超过孙颖莎。

三、

在批评饭圈文化的时候,都把明星摘出来,看作饭圈的对立面。但实际上,商业化能力有限的竞技体育项目,本身非常需要粉丝提供的商业价值支持,换言之,他们需要饭圈。这不应该被回避,被故意忽略。利益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只有不忽略这个巨大的利益关系,其中的道德义务,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

在饭圈文化对他人、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时候,大众通常都认为,作为偶像的艺人也有责任规劝自己的粉丝。这种观点是成立的。明星都实实在在从公共流量中,赚到了钱,获得了名誉,怎么能毫无公共义务,看着舆论败坏、撕裂。

我一直主张,每一个从公共场域中得到好处的人,都对良好的公共舆论负有一定道义上的责任。我们看到过很多例子:在舆论的呼吁下,被损害者得到了正义,但获得赔偿之后,立马翻脸不认,把舆论当一张抹布,用后即扔。舆论不能这样自轻自贱。只有当每个从公共场域中获益的人,都对公共舆论承担一定的道义义务,公共舆论才会变得更有效。

饭圈似乎是独立的,不受约束的,但从来没有能挟持明星的粉丝。所谓明星无法干预,背后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放任。假如,直播间的粉丝有人骂俞敏洪,董宇辉亲自下场,与之交涉,一次两次三次,骂人者自讨没趣,自然会消停。

饭圈是一个组织化的结构,话题并不完全天然自然。饭圈组织的“合法性”,源于明星的认可。作为被崇拜对象,偶像的制止、反对,仍然是高度有效的。这就是作为被崇拜对象的运动员的责任。

1960年,科斯发表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让法学教授们的视角,开始从单纯的道德转向法律的效率层面。此后,耶鲁法学院院长卡拉布雷西的规则理论,汉德法官的汉德公式,波斯纳的侵权经济分析理论等,共同形成了侵权法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体系中,最著名的一条就是:谁避免意外的成本更低,谁的责任就更大。这个原则,在严肃的法律领域,涉及巨额赔偿时都成立,在舆论辨真,舆论撕裂的时候,也应该成立。谁最容易澄清舆论,谁就对撕裂的舆论负有更大的道德责任。

这就像一些更简单的例子:超市该把地板上的水擦干净,以免客人摔倒;没有清洁工管理的地段,住户应该扫门前的雪;修建鱼塘的人,有义务把鱼塘围起来,以免小孩子跑进去。那么,最能制止饭圈文化的人,当然应该有一份义务。

俞敏洪被骂的时候,董宇辉一言不发。在陈梦领奖的时候,观众喝倒彩,孙颖莎一言不发。钟睒睒被骂的时候,宗馥莉一言不发。沉默就是真正的表态。不沉默当然会有损失。但任何义务都会有付出。获得名誉的公共人物,都应该有这个义务。

当然,只是发个微博开个会,可能不行,这需要长期的、专业地引导粉丝,表达反感。运动员自身、团队、管理机构,也该帮助运动员专业的、持续地去完成相应的媒介、公共关系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说句大白话,不管是明星、影视圈、还是体育圈,从广告中赚的钱,可以分一部分,用到这方面,而不能撇清自己对良善公共舆论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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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奥运饭圈和明星:利益越大,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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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和明星:利益越大,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刘远举:每一个从公共场域中得到好处的人,都对良好的公共舆论负有一定道义上的责任。所谓明星无法干预粉丝,背后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放任。
刘远举


8月3日,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金牌赛中,陈梦4:2战胜孙颖莎。不过,这场比赛并不那么和谐,产生了一些风波。

孙颖莎的粉丝,在陈梦发球时大喊大叫,影响比赛;在陈梦赢球时,一片嘘声;在陈梦获得金牌时,在观众台上比出不友好手势;在陈梦展示金牌时大喊“退票”。围绕这场比赛,在社交媒体上也引发一些极端粉丝拉踩引战,恶意攻击,出现了很多阴谋论。有说陈梦为了这个冠军把国乒后路断了,球路破解方法全盘托出;也有说陈梦带的那块翡翠,被风水大师施了法,可以压制孙颖莎。极端情绪四处蔓延。

一、

饭圈现象在体育圈早已泛滥。


2023年,全国跳水锦标赛期间,全红婵获得女子单人10米台亚军。她诚恳表示,自己的发挥不如冠军陈芋汐,但她的粉丝们却不接受,纷纷怒斥裁判刻意压分,然后在社交媒体上聚集,发泄这股怒气,甚至一度对陈芋汐及其家人进行攻击。

爱一个人,在网上很容易自发转变为恨他的敌人。爱的反面是恨,恨才是有流量的,才能聚集力量。群情激愤的力量感吸引人,网上就会有人用愤怒引诱网民,聚集流量获得收益。这种愤怒自然要找个靶子。就像娃哈哈和农夫山泉;俞敏洪和董宇辉。最新的一次,成了陈梦和孙颖莎。所以只要有饭圈存在,就一定会存在这种极化现象。这是饭圈本身的特质。

对于饭圈化,官方的态度是明确的。5月15日,在全国体育宣传文化工作会议上,国家体育总局表示,将全过程坚决抵制畸形“饭圈文化”对体育领域的侵蚀。

运动员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在巴黎奥运倒计时百天座谈会上,中国乒乓球队领队也曾表态,“坚决抵制饭圈文化等外界干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团结一心、形成合力”。

樊振东也曾数次发文,呼吁球迷远离饭圈陋习。2021年10月17日,樊振东谈及“跟拍代拍”“接送机”“收礼物”等有争议的问题,表达了明确的反对。2022年初,樊振东呼吁,请大家尊重每一位领导、教练、队友,不引战不参战。

官方媒体对饭圈文化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平台的态度也是明确的,微博在4月23日宣布开展为期3个月“体育饭圈生态治理”专项行动。此次风波后,8月4日,微博发布公告称,清理违规内容12000余条,对300多个违规账号视程度予以阶段性禁言直至永久禁言处置。

但这些动作,可以预料的是,不会对体育圈的饭圈风气产生明显的影响。

二、

因为这里面有巨大的利益。

我并不关注乒乓球比赛,也不熟悉球员。因为孩子在学乒乓球的原因,奥运比赛期间也看了一些比赛。比赛是从孙颖莎开始看起的。为什么是孙颖莎,回头来想,我也不确定原因。或许是因为转播安排,或者是因为赛事安排。我看完比赛就结束了,不会再关心。但随着比赛进程,刷着小红书、抖音、视频号的孩子和家人,明显出现粉丝化的倾向,开始关注一些孙颖莎,还有王楚钦的趣闻轶事,也知道了他们在谈恋爱,是CP。

这就是粉丝化传播的力量,而这里面蕴藏着巨大的价值。经营饭圈本身是有利益的,有组织结构,有分工。粉丝化、饭圈化,能带来直接的利益,他们会购买“代拍”,购买周边、应援偶像。更重要的是,“饭圈”背后往往是围绕曝光量为导向。他们能强化相关商业信息的传播,增加广告、代言、直播的传播规模。不管是明星,还是整个体育项目,都可以直接受益。而网站平台、社交媒体也会持续推流话题。

在2020年东京奥运会上,陈梦夺得过乒乓球女单冠军,代表中国队夺得乒乓球女团冠军。此外还有无数的冠军。但没有粉丝,没有饭圈的她,并不能破圈,商业价值小得多。但有粉丝有饭圈的孙颖莎,就能破圈,成为公众明星。哪怕如今陈梦再夺冠军,商业价值未必能超过孙颖莎。

三、

在批评饭圈文化的时候,都把明星摘出来,看作饭圈的对立面。但实际上,商业化能力有限的竞技体育项目,本身非常需要粉丝提供的商业价值支持,换言之,他们需要饭圈。这不应该被回避,被故意忽略。利益越大,责任越大,所以,只有不忽略这个巨大的利益关系,其中的道德义务,才能清晰地呈现出来。

在饭圈文化对他人、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的时候,大众通常都认为,作为偶像的艺人也有责任规劝自己的粉丝。这种观点是成立的。明星都实实在在从公共流量中,赚到了钱,获得了名誉,怎么能毫无公共义务,看着舆论败坏、撕裂。

我一直主张,每一个从公共场域中得到好处的人,都对良好的公共舆论负有一定道义上的责任。我们看到过很多例子:在舆论的呼吁下,被损害者得到了正义,但获得赔偿之后,立马翻脸不认,把舆论当一张抹布,用后即扔。舆论不能这样自轻自贱。只有当每个从公共场域中获益的人,都对公共舆论承担一定的道义义务,公共舆论才会变得更有效。

饭圈似乎是独立的,不受约束的,但从来没有能挟持明星的粉丝。所谓明星无法干预,背后都是某种程度上的放任。假如,直播间的粉丝有人骂俞敏洪,董宇辉亲自下场,与之交涉,一次两次三次,骂人者自讨没趣,自然会消停。

饭圈是一个组织化的结构,话题并不完全天然自然。饭圈组织的“合法性”,源于明星的认可。作为被崇拜对象,偶像的制止、反对,仍然是高度有效的。这就是作为被崇拜对象的运动员的责任。

1960年,科斯发表著名的《社会成本问题》,让法学教授们的视角,开始从单纯的道德转向法律的效率层面。此后,耶鲁法学院院长卡拉布雷西的规则理论,汉德法官的汉德公式,波斯纳的侵权经济分析理论等,共同形成了侵权法的经济学理论。这个理论体系中,最著名的一条就是:谁避免意外的成本更低,谁的责任就更大。这个原则,在严肃的法律领域,涉及巨额赔偿时都成立,在舆论辨真,舆论撕裂的时候,也应该成立。谁最容易澄清舆论,谁就对撕裂的舆论负有更大的道德责任。

这就像一些更简单的例子:超市该把地板上的水擦干净,以免客人摔倒;没有清洁工管理的地段,住户应该扫门前的雪;修建鱼塘的人,有义务把鱼塘围起来,以免小孩子跑进去。那么,最能制止饭圈文化的人,当然应该有一份义务。

俞敏洪被骂的时候,董宇辉一言不发。在陈梦领奖的时候,观众喝倒彩,孙颖莎一言不发。钟睒睒被骂的时候,宗馥莉一言不发。沉默就是真正的表态。不沉默当然会有损失。但任何义务都会有付出。获得名誉的公共人物,都应该有这个义务。

当然,只是发个微博开个会,可能不行,这需要长期的、专业地引导粉丝,表达反感。运动员自身、团队、管理机构,也该帮助运动员专业的、持续地去完成相应的媒介、公共关系方面的责任和义务。说句大白话,不管是明星、影视圈、还是体育圈,从广告中赚的钱,可以分一部分,用到这方面,而不能撇清自己对良善公共舆论的责任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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