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斯克说美国有428个政府机构，比美国的年龄还要多两倍，他认为留99个部门就够了，也就是砍掉75%的美国政府部门。
发布日期：2024-11-22 05:37
熊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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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香港《南华早报》发布了一篇对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长篇独家专访。他分享了自己的最新观点，分析阐述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与日本发展模式的对比。
过去，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建设和优化其工业基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被广泛认为在过去十年中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策。
在这次采访中，林毅夫继续强调了产业政策对于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他指出，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也会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停滞不前，而发展中国家被告知“不能将产业政策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之外的任何事情”，其实是被洗脑了。
林毅夫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应该简单听信发达国家所声称的“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是应当总结自身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做任何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他以曾经日本经济被美国压制的往事举例指出，正是由于听信了美国，才导致了日本三十多年来经济萧条、产业发展停滞不前。他坚信，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会继续向前发展。
《南华早报》认为，林毅夫过去被认为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产业政策倡导者。虽然中国在电动汽车等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功，但也有人担心会出现配置不当或浪费、过度投资或所谓“产能过剩”的情况。
对此，林毅夫强调，经济发展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又需要研发。在创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市场失灵”。由于科研成果属于公共产品，不能产生高额利润，如果政府不支持，企业可能不愿意投资。如果政府不为新发明提供专利保护，企业也不会愿意开发新技术，因为别人很容易抄袭。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继续攀登工业阶梯，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迈进。如果想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成功，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政府可以撬动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配置给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行为就是产业政策。”林毅夫指出，尽管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人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能够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保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如果政府不支持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就会停滞不前，这本质上是产业政策，尽管他们不承认这一点。
所以，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各种技术和产业的基础研究，其实在早期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意大利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就因此形容称，美国政府是一个“创业型国家”。然而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被告知“不能将产业政策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之外的任何事情”，大多数人都被洗脑了。
自二战以来，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经济体很少，大多数都陷入了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东亚经济体和以色列采用了积极的产业政策来支持其比较优势的发展。林毅夫表示，“我不是因为喜欢产业政策而支持它”，其遵循的原则是，任何经济体要发展，都必须让市场发挥作用，给予企业家足够的激励，并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企业家自己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产业政策是其中一种工具，我很高兴地看到，最近这已成为一种共识。”
林毅夫语重心长地说道：“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等待发达国家告诉我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任何我们认为有效的事情。”
“当然，大多数产业政策最终都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学者不应该说，因为有失败，我们就反对产业政策。就像我们不能说我们不需要企业家，因为大多数初创企业最终都会失败。相反，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这样当我们在未来制定更多的产业政策时，我们可以确保更高的成功概率和更低的失败概率。”
林毅夫并不认同中国将重蹈日本经济停滞这一覆辙的说法。
他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GDP达到了美国的65%至70%，而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60%至70%，情况似乎一样。而当时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包括动用各种借口在半导体芯片、汽车等方面压制日本，和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很类似。
“结果，日本经历了30年的经济萧条。”但林毅夫表示，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因为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仍有许多后发优势。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以市场汇率计算，则约为六分之一。
此外，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正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站在同一起跑线。同时，中国在这些新兴产业中具有四大优势。
首先，这些新技术需要熟练的工人，而中国有很多。其次，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新的发明可以立即进入，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地方，生产成本较低，增强了全球竞争力。第三，如果这些新发明需要硬件，中国拥有最好的制造业生态系统。第四，中国将有效市场的作用与有效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中国有产业政策。
林毅夫表示，“产业政策”一词就是由日本人创造的，二战以后，日本开始使用这个词来指代政府为支持新产业发展所做的努力。“为什么日本落后了？”
林毅夫指出，曾经大家都认为日本的经济会超过美国，而当签署《广场协议》后，美国声称“产业政策是错误的”，许多国家听信，日本也最终被误导，但中国不会被误导。
“想想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发明了哪些世界领先的产业？日本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是因为它放弃了产业政策来孵化新的产业。但中国不会这样做，所以中国会继续发展。”林毅夫说道。
过去，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建设和优化其工业基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被广泛认为在过去十年中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策。
在这次采访中，林毅夫继续强调了产业政策对于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他指出，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也会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停滞不前，而发展中国家被告知“不能将产业政策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之外的任何事情”，其实是被洗脑了。
林毅夫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应该简单听信发达国家所声称的“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是应当总结自身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做任何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他以曾经日本经济被美国压制的往事举例指出，正是由于听信了美国，才导致了日本三十多年来经济萧条、产业发展停滞不前。他坚信，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会继续向前发展。
《南华早报》认为，林毅夫过去被认为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产业政策倡导者。虽然中国在电动汽车等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功，但也有人担心会出现配置不当或浪费、过度投资或所谓“产能过剩”的情况。
对此，林毅夫强调，经济发展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又需要研发。在创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市场失灵”。由于科研成果属于公共产品，不能产生高额利润，如果政府不支持，企业可能不愿意投资。如果政府不为新发明提供专利保护，企业也不会愿意开发新技术，因为别人很容易抄袭。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继续攀登工业阶梯，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迈进。如果想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成功，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政府可以撬动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配置给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行为就是产业政策。”林毅夫指出，尽管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人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能够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保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如果政府不支持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就会停滞不前，这本质上是产业政策，尽管他们不承认这一点。
所以，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各种技术和产业的基础研究，其实在早期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意大利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就因此形容称，美国政府是一个“创业型国家”。然而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被告知“不能将产业政策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之外的任何事情”，大多数人都被洗脑了。
自二战以来，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经济体很少，大多数都陷入了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东亚经济体和以色列采用了积极的产业政策来支持其比较优势的发展。林毅夫表示，“我不是因为喜欢产业政策而支持它”，其遵循的原则是，任何经济体要发展，都必须让市场发挥作用，给予企业家足够的激励，并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企业家自己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产业政策是其中一种工具，我很高兴地看到，最近这已成为一种共识。”
林毅夫语重心长地说道：“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等待发达国家告诉我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任何我们认为有效的事情。”
“当然，大多数产业政策最终都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学者不应该说，因为有失败，我们就反对产业政策。就像我们不能说我们不需要企业家，因为大多数初创企业最终都会失败。相反，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这样当我们在未来制定更多的产业政策时，我们可以确保更高的成功概率和更低的失败概率。”
林毅夫并不认同中国将重蹈日本经济停滞这一覆辙的说法。
他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GDP达到了美国的65%至70%，而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60%至70%，情况似乎一样。而当时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包括动用各种借口在半导体芯片、汽车等方面压制日本，和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很类似。
“结果，日本经历了30年的经济萧条。”但林毅夫表示，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因为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仍有许多后发优势。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以市场汇率计算，则约为六分之一。
此外，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正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站在同一起跑线。同时，中国在这些新兴产业中具有四大优势。
首先，这些新技术需要熟练的工人，而中国有很多。其次，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新的发明可以立即进入，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地方，生产成本较低，增强了全球竞争力。第三，如果这些新发明需要硬件，中国拥有最好的制造业生态系统。第四，中国将有效市场的作用与有效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中国有产业政策。
林毅夫表示，“产业政策”一词就是由日本人创造的，二战以后，日本开始使用这个词来指代政府为支持新产业发展所做的努力。“为什么日本落后了？”
林毅夫指出，曾经大家都认为日本的经济会超过美国，而当签署《广场协议》后，美国声称“产业政策是错误的”，许多国家听信，日本也最终被误导，但中国不会被误导。
“想想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发明了哪些世界领先的产业？日本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是因为它放弃了产业政策来孵化新的产业。但中国不会这样做，所以中国会继续发展。”林毅夫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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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日本被美国误导了，但我们不会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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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分享了自己的最新观点，分析阐述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与日本发展模式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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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日，香港《南华早报》发布了一篇对于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的长篇独家专访。他分享了自己的最新观点，分析阐述了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与日本发展模式的对比。
过去，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建设和优化其工业基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被广泛认为在过去十年中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策。
在这次采访中，林毅夫继续强调了产业政策对于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他指出，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也会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停滞不前，而发展中国家被告知“不能将产业政策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之外的任何事情”，其实是被洗脑了。
林毅夫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应该简单听信发达国家所声称的“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是应当总结自身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做任何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他以曾经日本经济被美国压制的往事举例指出，正是由于听信了美国，才导致了日本三十多年来经济萧条、产业发展停滞不前。他坚信，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会继续向前发展。
《南华早报》认为，林毅夫过去被认为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产业政策倡导者。虽然中国在电动汽车等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功，但也有人担心会出现配置不当或浪费、过度投资或所谓“产能过剩”的情况。
对此，林毅夫强调，经济发展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又需要研发。在创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市场失灵”。由于科研成果属于公共产品，不能产生高额利润，如果政府不支持，企业可能不愿意投资。如果政府不为新发明提供专利保护，企业也不会愿意开发新技术，因为别人很容易抄袭。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继续攀登工业阶梯，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迈进。如果想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成功，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政府可以撬动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配置给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行为就是产业政策。”林毅夫指出，尽管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人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能够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保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如果政府不支持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就会停滞不前，这本质上是产业政策，尽管他们不承认这一点。
所以，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各种技术和产业的基础研究，其实在早期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意大利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就因此形容称，美国政府是一个“创业型国家”。然而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被告知“不能将产业政策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之外的任何事情”，大多数人都被洗脑了。
自二战以来，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经济体很少，大多数都陷入了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东亚经济体和以色列采用了积极的产业政策来支持其比较优势的发展。林毅夫表示，“我不是因为喜欢产业政策而支持它”，其遵循的原则是，任何经济体要发展，都必须让市场发挥作用，给予企业家足够的激励，并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企业家自己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产业政策是其中一种工具，我很高兴地看到，最近这已成为一种共识。”
林毅夫语重心长地说道：“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等待发达国家告诉我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任何我们认为有效的事情。”
“当然，大多数产业政策最终都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学者不应该说，因为有失败，我们就反对产业政策。就像我们不能说我们不需要企业家，因为大多数初创企业最终都会失败。相反，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这样当我们在未来制定更多的产业政策时，我们可以确保更高的成功概率和更低的失败概率。”
林毅夫并不认同中国将重蹈日本经济停滞这一覆辙的说法。
他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GDP达到了美国的65%至70%，而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60%至70%，情况似乎一样。而当时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包括动用各种借口在半导体芯片、汽车等方面压制日本，和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很类似。
“结果，日本经历了30年的经济萧条。”但林毅夫表示，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因为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仍有许多后发优势。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以市场汇率计算，则约为六分之一。
此外，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正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站在同一起跑线。同时，中国在这些新兴产业中具有四大优势。
首先，这些新技术需要熟练的工人，而中国有很多。其次，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新的发明可以立即进入，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地方，生产成本较低，增强了全球竞争力。第三，如果这些新发明需要硬件，中国拥有最好的制造业生态系统。第四，中国将有效市场的作用与有效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中国有产业政策。
林毅夫表示，“产业政策”一词就是由日本人创造的，二战以后，日本开始使用这个词来指代政府为支持新产业发展所做的努力。“为什么日本落后了？”
林毅夫指出，曾经大家都认为日本的经济会超过美国，而当签署《广场协议》后，美国声称“产业政策是错误的”，许多国家听信，日本也最终被误导，但中国不会被误导。
“想想看，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日本发明了哪些世界领先的产业？日本的经济发展停滞不前，是因为它放弃了产业政策来孵化新的产业。但中国不会这样做，所以中国会继续发展。”林毅夫说道。
过去，林毅夫的“新结构经济学”理论——建议发展中国家政府在建设和优化其工业基础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被广泛认为在过去十年中影响了中国的经济政策。
在这次采访中，林毅夫继续强调了产业政策对于我国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性，他指出，实际上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也会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停滞不前，而发展中国家被告知“不能将产业政策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之外的任何事情”，其实是被洗脑了。
林毅夫强调，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不应该简单听信发达国家所声称的“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而是应当总结自身经验，提出新的理论，做任何自己认为正确的事。他以曾经日本经济被美国压制的往事举例指出，正是由于听信了美国，才导致了日本三十多年来经济萧条、产业发展停滞不前。他坚信，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中国会继续向前发展。
《南华早报》认为，林毅夫过去被认为是一个直言不讳的产业政策倡导者。虽然中国在电动汽车等一些领域取得了成功，但也有人担心会出现配置不当或浪费、过度投资或所谓“产能过剩”的情况。
对此，林毅夫强调，经济发展需要不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又需要研发。在创新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很多“市场失灵”。由于科研成果属于公共产品，不能产生高额利润，如果政府不支持，企业可能不愿意投资。如果政府不为新发明提供专利保护，企业也不会愿意开发新技术，因为别人很容易抄袭。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必须继续攀登工业阶梯，从低生产率产业向高生产率产业迈进。如果想在这个过程中取得成功，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必须建立在比较优势的基础上。
“政府可以撬动的资源是有限的，所以政府应该把有限的资源配置给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这种行为就是产业政策。”林毅夫指出，尽管产业政策一直被认为是错误的，但人们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能够在没有产业政策的情况下保持其在世界上的领先地位。如果政府不支持基础研究，技术创新就会停滞不前，这本质上是产业政策，尽管他们不承认这一点。
所以，美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各种技术和产业的基础研究，其实在早期都得到了美国政府的支持。意大利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Mariana Mazzucato）就因此形容称，美国政府是一个“创业型国家”。然而不幸的是，发展中国家被告知“不能将产业政策用于支持基础研究之外的任何事情”，大多数人都被洗脑了。
自二战以来，能够追赶上发达国家的发展中经济体很少，大多数都陷入了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只有少数东亚经济体和以色列采用了积极的产业政策来支持其比较优势的发展。林毅夫表示，“我不是因为喜欢产业政策而支持它”，其遵循的原则是，任何经济体要发展，都必须让市场发挥作用，给予企业家足够的激励，并发挥政府的作用，克服企业家自己无法解决的市场失灵。“产业政策是其中一种工具，我很高兴地看到，最近这已成为一种共识。”
林毅夫语重心长地说道：“发展中国家的知识分子有责任总结自己的经验，提出新的理论。我们不应该简单地等待发达国家告诉我们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我们应该做任何我们认为有效的事情。”
“当然，大多数产业政策最终都会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学者不应该说，因为有失败，我们就反对产业政策。就像我们不能说我们不需要企业家，因为大多数初创企业最终都会失败。相反，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样的产业政策是成功的，这样当我们在未来制定更多的产业政策时，我们可以确保更高的成功概率和更低的失败概率。”
林毅夫并不认同中国将重蹈日本经济停滞这一覆辙的说法。
他指出，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GDP达到了美国的65%至70%，而中国目前的经济规模是美国的60%至70%，情况似乎一样。而当时美国对日本的态度，包括动用各种借口在半导体芯片、汽车等方面压制日本，和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态度也很类似。
“结果，日本经历了30年的经济萧条。”但林毅夫表示，中国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因为中国在产业升级方面仍有许多后发优势。如果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的人均GDP仅为美国的四分之一左右。如果以市场汇率计算，则约为六分之一。
此外，由于第四次工业革命，中国正与发达国家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产业上站在同一起跑线。同时，中国在这些新兴产业中具有四大优势。
首先，这些新技术需要熟练的工人，而中国有很多。其次，中国有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新的发明可以立即进入，在实现规模经济的地方，生产成本较低，增强了全球竞争力。第三，如果这些新发明需要硬件，中国拥有最好的制造业生态系统。第四，中国将有效市场的作用与有效政府的作用结合起来，中国有产业政策。
林毅夫表示，“产业政策”一词就是由日本人创造的，二战以后，日本开始使用这个词来指代政府为支持新产业发展所做的努力。“为什么日本落后了？”
林毅夫指出，曾经大家都认为日本的经济会超过美国，而当签署《广场协议》后，美国声称“产业政策是错误的”，许多国家听信，日本也最终被误导，但中国不会被误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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