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无法回避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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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瑾：延迟退休，是对社会契约的一次改变，养老涉及不同世代的根本利益；应该建立在不同代际人群合意的基础之上，年轻人的声音尤其值得一听。

徐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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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一滴水进入滚烫的油锅，引发阵阵滋滋声。

三中全会之后，延迟退休的话题虽然没有明确时间表，却引发民间不少关注。年轻人为什么关系关心退休，社保制度问题在哪里？本质上，延迟退休时间，是对社会契约的一次改变，不可不慎重；而退休涉及到的养老金安排，应该建立在不同代际人群合意的基础之上，年轻人的声音尤其值得一听。

01 65岁退休还是65岁领养老金

近期，一则“90后要65岁退休”的小道消息出圈，引发了社交媒体热议。

现实是，多数人打工人，未必能够工作到65岁。多数公司不会让你想干到65岁就干到65岁，就算公司允许，这样的公司也少之又少，中国不少中小企业的寿命也就三五年。更不用说，即使干到了65岁，能领多少钱也是未知数。对于不少正在面临35岁危机的体制外打工人来说，延迟退休这样的消息不啻于晴空霹雳。

65岁退休不是说工作到65岁，而是说到了65岁才能领取养老金，这才是要点。如果你幸运地在体制内，幸运地有编制，幸运地避开各种财政紧缩压力，那么你确实有可能工作到65岁，直接领取养老金。但是对于多数体制外的打工人，可能就不那么幸运。不少人反应过来之后感叹，“退休嫌我小，工作又嫌我老，这可如何是好。”

这个65岁退休的消息，虽然出处可疑，但并不完全是空穴来风。在三中全会决议之中，也提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强调“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不少专家把自愿当做重点，但是延迟退休才是题中本来之意。

延迟退休本质是延迟领取养老金，一个如此简单直白的赤裸事实，却始终含含混混，遮遮掩掩不肯说清楚，以至于不少人要么理解错误，要么认为是一个新知识。这其实说明，公共政策中信息不对称不少，一件事即使事关大多数切身利益，即使这些人也很关心，但是在各种信息不对称下，对结果理解完全错误，甚至可以说与真实相悖。有效信息往往仅在中上层流动，中下层数以十亿计的人群浑然不觉。

延迟退休很可能势在必行，原因不是国家缺老年劳动力，也不是大家热爱工作，而是养老金未来支付压力巨大。目前养老金的支付并没有太大问题，当下按照原有规则退休、领取养老金的人可谓幸运。按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截至2024年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失业、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为10.71亿人、2.43亿人、2.99亿人，同比分别增加1423万人、388万人、478万人。1-6月三项社会保险基金总收入4.1万亿元、总支出3.6万亿元，6月底累计结余8.8万亿元。

问题在于，这是过去的成绩，养老金是一个动态系统，未来养老金的情况取决于未来的劳动人口、劳动参与率以及经济形势等因素。养老金类似一个池子，一边是入水，就是当下交社保的人，一边是出水；随着人口出生率降低，经济增速下行，这个池子从过去的进水比出水快，往出水比进水快转变。这就像一个洗澡盆，如果一直如此，最终里面的水将流干净。

相关研究不少。比如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预测，2019年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为4.26万亿元，此后持续增长，到2027年达到峰值，然后开始下降，到2035年耗尽累计结余。

在这样的情况，一些年轻人的未来养老前景不明，对延迟退休不满，也是情理之中。

02 年轻人为何关心养老

有意思的是，“90后65岁退休”消息出处并非官方媒体，只是自媒体解读，却依旧让不少人惴惴不安。能够出圈，也说明很多90后都关心这个话题。按道理说，延迟退休影响最大是临近退休的人员，90后00后距离退休还有漫长路径，关心度应该随着年龄大为降低才是。但是近期舆情却可以看出，90后确实关心退休问题。

原因在于，延迟退休与社保缴纳本质是一个一体两面的问题。现在承担养老金重任的是年轻人，而他们的养老未来却存在不确定性。一旦看清楚游戏规则，不少年轻人的质疑也就难以避免，已经有不少年轻人退出社保缴纳的案例。也许是时候正视养老金制度中的年轻人声音。

众所周知，中国社保制度是“现收现付制”。这种特殊政策，也是后发国家不得已的福利补课，即社保制度出台比较晚，导致很多退休老人，年轻时候没有缴纳社保，所以他们的养老金来自当下的社保，其中不少就是来自当下年轻人的缴纳。当经济下滑，收入压力和养老的不确定性，都不同程度打击年轻人的社保热情。

原央行行长周小川对于养老金问题多次强调，“不要认为养老问题还有拖延的机会，以后再做选择会更艰难。”难能可贵的是，周小川对于年轻人不交社保表示出常识与同理心，“现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年轻人觉得即使劳动再多，也很难买房、结婚、养孩子，干脆直接躺平”、“站在劳动者视角，当衡量社保缴费贡献大于所获收益时，自然削弱积极性”。甚至，周小川发出了灵魂质问，“如果我们都不清楚自己能拿到多少基础养老金，怎么能苛求（年轻人）不积极参与个人养老金计划呢？”可见，社保制度确实存在设计短板。

中国的养老金制度，对当前的中青年，本身是否公允存在疑问。制度看起来是尊重老人，本质还是源自制度设计过程中，体制内老人的声音更具备话语权。他们是很难被得罪的群体，而没有声音的体制外年轻人，很容易成为被忽视的对象。过去经济向好，中青年可以分享经济上涨的红利，眼前有星辰大海，也懒得计较养老金的三瓜两枣；但是一旦等到经济停滞，年轻人要么面临35岁危机，要么毕业了也只能做全职儿女，自然对于养老金也开始上心。如今年轻人就业举步维艰，而养老金缴费却年年上涨，退休人员工资也年年上涨，难免网友感叹，“我交社保给别人父母养老”。

大家知道，养老分为三块：社保、企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社保是最低保障，虽然披着多缴多得的皮，但是本质还是一个平衡，体制外的人一般是在职收入的三分之一。即使在上海这样平均收入很高城市，如果你一直按照最低缴纳15年，据说现在水平能领到的也就是2000多，这还得是能早退休的人。如果按照现在平均工资一万多，打七折最低缴费基础，企业和个人承担的社保也是2000多。如果是灵活就业人员，这部分钱都是个人承担，一年支出保守就两万多，因此不少年轻人开始选择不交社保。

退出社保，在主流舆论场多数情况被冠之以短视等批判声音，事实上，这样做的年轻人不在少数。还是以上海为例，2022年时，上海有1535.69万人参保人数，到了2023年上半年，参保人数为1528.62万，算算是减少7万。今年到此时为止，这个数字还没有进一步更新，更是引发不少猜测。

在父母爷爷奶奶辈眼中，社保是一种福利，是明天的保障。讽刺的是，这些爷爷奶奶他们多半自己缴纳的年份很少，更多是视同缴纳，也就是没交也按照工龄算缴纳。而对于年轻人来说，社保是今天的现金，是交给已经退休人员的统筹。如果今天都生存艰难，那么谈什么明天，还不如先保住当下。

03 养老是一种社会契约

养老金制度，到底是什么？本质上，养老制度是不同代际的一种长期社会契约，今天年轻人为老人养老，未来年轻人为今天的年轻人养老。因此改变养老制度规定，本质是改变社会契约，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利益和呼声都不能偏废。

社保制度的建立，本身就是与中国经济改革相始终。养老权利，也是一个从少部分到多数人的拓展过程，最开始看编制，然后是看户籍。最开始退休养老，本意是仅针对体制内人员，而且1950年代的人均寿命不过40岁，养老并不是多大的问题。直到1991年，国务院公布了《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所有企业、所有职工参加养老保险，体制外的人才开始被拉入养老保险轨道。2015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后，各省份体制内外的养老金并轨才算开启。

到今天很多人可能都已经忘记了，曾经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与户籍绑定的特权。对于很多大城市，对于外地职工的社保也只是最近二十年的事，以往这些人可能被视为外来务工人员甚至盲流，不是户籍人口，也就没有缴纳社保的权利。以上海为例，上海外来务工人员的社保从1993年开始实施，但是多数人在上海就算就业也没有缴纳社保的资格。直到2011年左右，外地来沪就业人员的社保被纳入城镇职工社会保险范围，成为强制缴纳。类似的政策还有灵活就业社保缴纳，最开始也是本地户籍才可以享受，放开对外地户籍，也是最近几年的事。

本质上，社保就是留在城市的血税，通过社保才能获得买房、买车牌、子女上学等一系列福利。社保资格的放开，看起来是福利的放开与恩赐，其实是形势逼迫，尤其越是大城市，越是提早进入老年化，源自自身社保状况的短缺越需要新鲜血液注入。

表面上，社保缴纳基数和工资挂钩，但背后机制却很微妙，本质还是在于养老金的需求。深圳和上海的对比可以一说，在深圳，2023年养老保险的缴费基数下限为2360元，但是上海2023年缴费基数下限是7310。缴费基数设定看起来是由年平均工资挂钩，事实上，很难想象同为一线城市，上海和深圳的平均收入能相差如此多，真相更多在于上海老龄化率高于深圳，相应地，养老金支出压力大于深圳。2023年末，上海市户籍人口中，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568.05万人，占总人口的37.4％，高于2022年的36.8%。其中，领取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的人数共计467.36万人，占老年人口的82.3％，平均养老金为每月5470元。对比之下，前段时间对客户泼咖啡粉、挥拳相向的某网红咖啡店，有员工爆料收入不过5000元，每天要做500杯咖啡。

任何福利制度，本质都是一种劫富济贫，在西方也是如此。西方的福利国家兴起，起源于十九世纪末的德国，并不是来自代言民众的左派，恰恰是来自保守的右派。当时的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推动建立了全球第一个养老金制度。他的改革不是出自善意，而是来自政治的权衡，他认为有养老保障的民众，更利于管理，不会轻易被煽动。之后一战爆发，各国政府权力不断扩大，这也伴随着福利国家的扩大化。福利是对上战场的报酬，也是对于选民的赎买。

东亚等后发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往往是在经济起步之后才开始考虑，存在滞后。这也使得东亚国家进入老龄化之后，不少老人还在被迫工作，政府也不得不积极鼓励“高龄人士再就业”。可以作为参考的是韩国。韩国在80年代才设立养老金制度，现在很多老人没有拉入其中，到了现在可以说是手停口停，所以韩国老年劳动参与率超过60%，位居世界前列。

韩国面临严重的出生率危机，养老金预计在20年后出现赤字。因此退休年龄多次调整，目前法定退休年龄是 60 岁，但领取养老金的年龄在计划提高到65岁。与此同时，韩国也出台法律禁止企业歧视高龄工作者。2013年，韩国通过修订《禁止雇佣年龄歧视与促进高龄者就业法》，规定所有公有企业和大企业都必须将员工的退休年龄延迟到60岁，2017年这一规定扩大到各种类型的企业。然而，让中年员工自愿离职的风潮，在韩国职场也不罕见。所以，即使在大公司的正式员工，也未必能工作到60岁。

有韩国专家指出，韩国的实际退休年龄平均在53岁，有效退休年龄平均高达71岁，远高于法定退休年龄。在实际退休和有效退休之间，相隔了几乎20年，这期间即使曾经的正式员工，也会做些收入降低的工作，比如保安与售货员司机等，维持到一定年纪再领取养老金。

羊毛出在羊身上，任何财政政策本身并不创造任何收入，而是进行分配。社保是一种福利，也是一种赋税，尤其是对于城市年轻人来说。他们收入放在全国水平看，属于比较高的一波，这使得他们的社保注定是被平均的那一批；与此同时，他们的现在缴纳的养老金其实并不是用在他们身上，而是用在正在退休的人群身上，他们的未来取决于未来的一两代年轻人，但是这个态势看起来并不乐观。所以对于一部分年轻人来说，他们的处境类似夹缝生存：一方面他们的部分养老金已经被统筹给退休人群，另一方面，未来应该统筹给他们的养老金，却因为出生率下降、就业危机而摇摇欲坠。

中国老人喜欢跳广场舞，外国人白发苍苍还在工作，一度是很多人喜欢调侃说的话题。事实上，这是一种错位的比较，是用早退休、有养老金的中国城市尤其是体制内少数老人的待遇，来与国外没有太多养老金的少数老人作对比。中国有广袤的农村，6亿人每个月的收入也就1000元，因此不能用中国城市老人的状况对比国外。在中国农村，很多老人都没有养老金，七老八十还在田间地头工作是常态，即使现在农村养老开始普及，他们拿到的钱对比城市体制内退休人员，也是九牛一毛。当我们谈论社保、退休等话题，不少弱势群体其实亟待发声又无处发声。

延迟退休与放弃社保，看似南辕北辙，其实涉及不同年龄群体根本利益博弈，涉及不同代际的社会契约，年轻人的声音值得一听。从养老金制度延续来看，延迟退休可能不得不推进，但是改革养老更应该未雨绸缪，让年轻人有更多缴纳社保的理由。同时，必须开源节流，一方面利用国企上缴利润来扩大养老金，另一方面针对形势，减少养老金尤其是体制内养老金的上涨态势。

延迟退休即使必须推出，也必须视之为一次社会契约的重新修订，需要考虑问题很多。比如，对于退休年份是一刀切还是按照缴费年限核算，对于即将退休的人员，骤然面对退休延迟如何解决。每个群体的话语与权力都不对等，如何平衡考验政治智慧。我们需要记住，民众不仅仅是一个个缴费基数、年龄精算、劳动时间的量化指标，他们不是生产资料，甚至不仅仅是生产力，他们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有自己的声音和故事，有自己的想法和诉求。

在一个情绪无处不在的世界，也许是时候在公共政策制定中也考虑大众的情绪。用自上而下看似理性实则傲慢的思维去审视他们，也许会得出他们短视、非理性、只看到眼前的结论，但是如果倾听他们的诉求，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长期信心的崩坏需要重建，更需要行动与时间。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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