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电商事业群，由蒋凡担任CEO，向吴泳铭汇报。后附内部信。
发布日期：2024-11-22 06:02
黄靖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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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周内，2024美国总统选举的剧情跌宕起伏。特朗普在遭遇未遂刺杀后，通过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权力整合与动员。而民主党这边，总统拜登在重重压力下宣布退选，转而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棒”。
“特朗普对决哈里斯”会如何影响美国大选的走势？应如何看待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加征60%关税的主张？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又将怎样影响俄乌战争的局势，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记者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靖，黄教授对上述问题作出独到解读。】
【整理/郭涵】
记者：能否请您为读者解读一下美国大选目前的形势？
黄靖：今年4、5月份我就预测特朗普可能会赢。接下来如果没有出现重大意外事件，我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应该没有悬念。
7月13日的未遂刺杀事件让特朗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他一下子变成一起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得到来自美国两党精英的慰问。
而且，美国是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国家，总统就职的时候都要手按圣经宣誓。在刚结束不久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三次提到上帝，意思是上帝救了他，为自己打造一个“天选之人”的印象。结合那张满脸鲜血的特朗普在美国国旗下挥舞拳头的标志性照片，一下子通过这场“造神运动”给特朗普塑造了一种“英雄”形象。
最后，特朗普紧紧抓住拜登任期内的三个执政弱点，一是移民问题，二是通货膨胀，三是俄乌、巴以两场战争，这些都是拜登没有处理好、交代不过去的问题。当然，还有拜登的身体状况因素。尽管拜登已经宣布退选，但哈里斯能否顺利接棒并团结民主党力量还要打个问号，所以我估计特朗普的赢面比较大。
在美国这个高度分裂的社会，这次未遂刺杀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美国是高度分裂的。如果未来再发生一次刺杀，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引爆公众的巨大愤怒。所以美国的精英阶层，包括所谓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都非常紧张，他们必须要控制局面。
如果未来3个多月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刺杀等意外事件，我认为特朗普将有很大概率赢得大选。
对拜登来说，最重要的竞选目标是呈现个人形象，但显然他失败了。四年前，特朗普在大选辩论时的一个极大失分点就是不停打断拜登讲话，显得十分急躁。而到了今年的第一次大选辩论，特朗普表现较为克制，拜登则是一幅老态龙钟的样子，无法证明他有足够的精力来管理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不管是《纽约时报》的社评还是一部分国会议员，都属于民主党内希拉里领导的那个派系，他们同拜登/奥巴马的派系正在彼此较劲。
对拜登/奥巴马派系来说，之前最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准备2028年下一届大选上。他们打算推出的人选是现任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计划由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负责操盘未来的选举活动。
实际上，此前曾一度传出雷蒙多将取代哈里斯担任拜登副手的风声。当然，现在这些猜测讨论都没有意义了。拜登已经退选，真正有实力、有意愿的政治人物都不想在这个时候出来挑大梁，因为在今年败选，就意味着2028年很难有希望了。
从最初的“只有上帝能让我退选”，到“一名医生也能决定我退选”，到最终宣布退选，拜登之所以拖延这么久，就是要尽量主导对民主党候选人人选的控制权。
对拜登来说，退选的时间取决于他的团队能否有效主导民主党今后的发展议程，能否让沙利文完整地接过一系列统筹，包括能否稳住哈里斯。如果希拉里的派系要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么拜登依然要硬撑下去。更迫切的是，他要考虑能否维护民主党中央领导结构的稳固和强大，因为这对民主党在2026年的“中期大选”——国会选举——中的命运至关重要。
现在，拜登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退选，由副总统哈里斯出来竞选总统。这表明在围绕“拜登退选”的内斗中，拜登一派依然保持了对民主党阵营的领导地位。做为黑人/印裔女性，哈里斯有活力，左倾立场鲜明，能言善辩，对黑人、女性和年轻选民有较大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哈里斯出场一扫民主党阵营中消极低迷的情绪，极大地提振了士气。如果这个势头能保持下去，会起到很强的催票作用，让那些本来已经心灰意冷的民主党支持者和“中间”选民重振信心，出来投票。
众所周知，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更高的出票率对民主党更有利。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票率高于55%的大选基本上都是民主党赢，唯一的例外是2004年小布什连任的那一次。
高出票率对于民主党赢得三个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明尼苏达——尤为重要。根据美国目前的选举版图和“选举人团”制度，只有完全拿下这三个摇摆州，民主党才能赢得本次大选。
然而，哈里斯出选并没有改变美国社会高度分裂的局面，反而加剧了双方的“势不两立”；她也没有解除拜登政府在移民、高通胀和卷入两场战争这三个关键选举议题上的被动局面。而且，她个人的操守和行为也远非无懈可击。
但哈里斯最大的软肋在于缺乏自己的政策主张，因而很难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去拜登化”，摆脱“拜登替身”的形象。因此，民主党临阵换恐怕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这场大选的格局。
记者：您如何评价特朗普在最近的演讲中威胁对中国加征60%关税的选举主张？
黄靖：我认为，特朗普作为一名商人，首先他意识到美国正在衰落，而衰落的原因是国内出了大问题，比如债务高涨，去工业化严重、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高度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极度撕裂等等。
其次，特朗普很清楚，拜登那种“振兴联盟”、靠盟友帮助美国克服内外挑战的路线是走不通的，因为这些盟友都需要美国承担责任和义务，美国作为“盟主”必须要给小弟们出钱出力。所以特朗普经常会要求盟友“出钱”，否则就不提供保护。这同传统建制派对美国结盟体系的看法非常不同。
当然，现在他们都意识到，美国越来越入不敷出，靠如今的“霸权”体系越来越难以收割全世界。
在特朗普看来，为了拯救“一个失败的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必须充分利用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让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制造业国家给美国纳税上贡。毕竟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消费能力是很强的，老底子还是有的。更关键的是，美元霸权让美国可以“无限量量化宽松”，大肆印钞发钱，而美元霸权使得各国都想把东西卖给美国，挣美元。
这就是特朗普加税的逻辑：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国内的许多问题，他才要依靠敲诈外国来解决国内问题，尤其是利用威胁加税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要求别国便宜卖东西给美国，来“振兴本国制造业”，保护美国经济。不管是威胁对中国加税50%还是60%，这就是他的目的。
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一定会让美元贬值，相当于就是赖债。本来我欠你100块，假设我们两种货币汇率是1比1，现在我的货币贬值了，你的50块就等于我的100块，相当于我赖掉了欠你另外的50块钱。如果特朗普上台后推动美元突然大幅贬值，中国就会吃亏。
可以说，特朗普试图用经济的手段解决政治的问题，同时解决美国国内民生的问题。
记者：前段时间，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5计划》引发外界关注。特朗普则在公开回应中试图与之保持距离，称“没听说过”、“不认识撰写者”。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黄靖：我们知道民主党内部不团结，其实共和党内部也不团结。共和党现在分成了三派，一派是极端保守强硬派，要跟中国“死磕”到底的，代表人物比如博明（Matthew Pottinger）、奥布莱恩、蓬佩奥等等，他们是所谓针对中国的“速胜派”。
另一部分人则相对温和一点，认为与中国的竞争不能着急，要慢慢来。这一派人同民主党建制派的分歧不大，都认为要依靠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来消耗中国，要“管控竞争”，最后胜出。他们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也有共识。
共和党内的最后一派就是以特朗普为代表，我称之为“杰克逊主义”派，他们认为美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又身处“新世界”的美洲大陆，因此先不要管海外——旧大陆——的事情，重点解决好美国内部问题，让美国保持强大。只要对手不挑衅、不攻击美国，哪怕外部世界打成天翻地覆也不用管。
当然，他们在对外政策上聚焦的重点就是针对中国，全力打压中国。万斯的表述非常明确，认为美国不应继续援助乌克兰（至于以色列则另当别论）。美国必须把乌克兰的包袱甩掉，才能全力针对中国。
而传统基金会出台的报告代表共和党内“速胜派”的思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凯文·罗伯茨前几年就写过文章，否定要与中国“竞争”，而是要研究如何打赢与中国的“新冷战”，呼吁在美国做“全政府、全社会与全民族”的动员，来对付中国。
特朗普肯定不会按照这个套路来出牌，因为搞“全美总动员”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经济，这意味着搞“战时经济”。特朗普不会接受美国再度去打仗、总统权力被军工复合体所操控，所以他会与《2025计划》这样的文件保持距离，做出软抵抗的姿态，不会全面照办。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特朗普确实是一个不愿意发动战争的总统，他的认知比较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即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金融霸权，可以通过印钞和加税来让其它国家给钱，这就是他的核心对外主张，要求别的国家“给钱”。
特朗普在共和党全代会上提出的10条承诺，大部分都是强调要搞好美国内部的事情，只有一条提到了对外政策，也就是打击中国，因为中国“利用美国政府的无能”，“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正在“摧毁美国经济”。至于台湾问题，他连提都没提。
记者：万一特朗普再度上台，中国要如何应对？
黄靖：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执政后肯定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这是不以我方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对于这个大概率事件要提前做准备。
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倒没有那么悲观，毕竟今天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不同于冷战期间的美苏竞争。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形同“两个世界”。某种意义上而言，美国当时是在经济上打败了苏联：如果是在政治上打败苏联，那么今天“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条道路就会极其艰难；如果是在军事上打败苏联，那么今天的俄乌战争也不可能爆发。
但今天的中国和美国都在经济上深度地与全世界绑定。如果不和世界经济绑定，美国的美元霸权也就毫无意义了。美国真的“脱钩”、“去全球化”，美元到哪里施展它的霸权？正因如此，美国有一支特别反对特朗普“去全球化”的经济力量，那就是华尔街。
以资本推动的经济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发展有三个永恒的追求：追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追求生产的最高效率，追求利润最大化。毕竟美国是靠市场经济立国的，这三个追求也是永恒的，在维持美元霸权的情况下，它就依然要维持全球化。特朗普没有意识到美国经济是同全球经济深度绑定的，这也是有识之士、尤其是经济学家批评特朗普“完全不懂经济”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万一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脱钩”的预测并不悲观，理由是我不认为美国能和全世界“脱钩”，既然做不到与全世界“脱钩”，美国也就无法与中国“脱钩”，因为中美都深度地融入了同一个全球经济。
中国现在的做法我认为非常正确，也一直在呼吁，通过深化改革来扩大开放，让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够转移延伸到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亚太、欧亚大陆和南美洲。
拜登的做法是重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友岸”产业链，而中国的做法是延伸产业链，把我们本国的产业链延伸扩展出去，都抓在一起，这样美国想脱也脱不了。美国现政府中，尤其是主管经济的耶伦、雷蒙多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她们都说“脱钩”是灾难。
从根本上说，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归根结底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博弈，谁能够争取到世界上大部分的支持，谁就“得道多助”，获得先机，掌握主动权。
所以，从战术上、短期的层面来看，我对中美下一阶段竞争的预期比较不乐观，因为万一特朗普上台，之后肯定会有非常猛的第一记重拳打过来。但如果中国能挡住这一拳，那就是“免得百拳来”了。
说到底美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国，其中美元霸权是它最重要的王牌，永远不会放弃。美国要维护美元霸权、市场经济，就无法和全世界“脱钩”，不管特朗普政府加多少关税，最后还是要归顺这个现实。那么，中国通过扩大开放，加速提升、深化同世界经济的“纽带”，就能让美国想离也离不开，这是大势所趋。
不管国内有什么样的议论，中国对此看得很清楚，也非常有紧迫感，那就是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鼓励“出海”。当然也要有很多措施政策能跟上，不管是对民企还是国企都要鼓励，要一视同仁。以今天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格局来看，民企出海更有灵活性、更具优势，因此必须加大对民企的支持。
从长远角度来说，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并不悲观，除非美国“不再美国”了，但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记者：您去年曾在采访中提醒，“警惕俄乌冲突以不利于中国的方式结束”。如今特朗普一度在民调中领先，又号称上任后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您对当初的论述是否有新的补充？
黄靖：特朗普一直说要停止俄乌战争，外界长期不当回事，理由是他的执行能力不强。现在，反对支持俄乌战争的万斯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副手，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的这一政策诉求。
我认为，特朗普要停止俄乌战争需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是俄罗斯愿意合作，俄方主要有两个诉求：首先是乌克兰得维持中立，不能加入北约；其次是俄罗斯保有在乌克兰东部占领的土地，但实际上普京最在意的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
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美国不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地区，但支持乌克兰同俄罗斯谈判，至于能否“通过谈判”要回来这些土地，美国就不管了。当然，我想特朗普应该能帮普京满足第一个条件。北约即将换上一位新秘书长，不像前任斯托尔滕贝格那样激进，所以北约不接纳乌克兰是有可能的。
停战的第二个条件是需要得到欧洲的同意，比如德国、法国等国。我刚从欧洲回来，那里的舆论氛围已经从最初的“打败俄罗斯”转变成“不能让普京赢”。欧洲的根本关切是，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会不会乘胜追击，跨过第聂伯河向西扩张，甚至打到波兰、立陶宛？这是欧洲非常担心的。
如果特朗普能说服普京向欧洲作出承诺，通过谈判实现停战，并保证不会进一步向西扩张，那么停战就有可能得到欧洲的认可。
第三个条件自然是泽连斯基要下台。要知道，前任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因为“悄悄地同俄罗斯方面谈判”被泽连斯基解职。如果背后没有西方的支持，就算是借扎卢日内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在战争期间这样做。扎卢日内遭解职以后立刻去英国做大使，实际上是被西方保护起来了。
如果俄乌战争未来进入到谈判模式，泽连斯基必定要下台。当代理人战争转换轨道，从交战进入谈判阶段，占下风的一方多半要经历领导人更换，历史上比如韩国的李承晚、南越的吴庭艳、阿富汗的哈菲佐拉·阿明都是如此。因此泽连斯基现在有些惶惶不安。
如果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俄乌开启谈判停战的过程，其潜在的后续影响令我担心，即中国的战略环境可能会出现恶化。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我一直认为战争如何结束很关键，搞不好出现一个美俄和解的“黑天鹅”，这在去年年初的采访中也已经阐述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站在特朗普旁边的除了万斯夫妇、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夫妇之外，还有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一个被福克斯开除了的记者为什么有资格站在特朗普旁边？至少有一点，他曾经去莫斯科面对面采访过普京，和普京有一层“私人关系”。
所以，特朗普执政后是否会出现类似“尼克松2.0”，即美俄关系出现缓和甚至和解，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不管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施海默还是基辛格，都提出过“美俄和解，联手打压中国“的策略。特朗普和万斯都明确表示过这样打算，现在特朗普有了万斯等种种人物的帮助，他推进这条路线的可能性更大了。
另一个值得担忧的趋势是所谓“里根+撒切尔2.0”。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右翼也在登上政治舞台，其实德、法国内的右翼政治势力同美国右翼在意识形态和政策诉求上是暗合的，尽管欧洲右翼政党与特朗普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都有很大的矛盾，但他们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存在共识：第一，都排外，反对移民，推行保护主义。
第二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要把中国当做主要竞争对手。如果俄乌战争进入和谈阶段、欧洲右翼上台、“尼克松2.0现象”出现，那么将很有可能出现“里根+撒切尔2.0”现象。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两位美英右倾领导人的联手，给苏联制造成很大的压力。按照这样的类比，也要防范美欧右翼势力联手起来就是要打压中国。
目前国内舆论界围绕美国大选的评论，非常关注万斯的崛起、拜登退选等话题，大家似乎都在关注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副手有什么影响，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加征关税、打“贸易战”的影响。说实话，关注这两个问题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加征关税了，你这边不买那边有人买。
中国最该未雨绸缪的是，一旦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逆变以及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尼克松2.0”和“里根+撒切尔2.0”现象的防范。这是对中国的外交与战略智慧的真正考验。
“特朗普对决哈里斯”会如何影响美国大选的走势？应如何看待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加征60%关税的主张？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又将怎样影响俄乌战争的局势，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记者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靖，黄教授对上述问题作出独到解读。】
【整理/郭涵】
记者：能否请您为读者解读一下美国大选目前的形势？
黄靖：今年4、5月份我就预测特朗普可能会赢。接下来如果没有出现重大意外事件，我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应该没有悬念。
7月13日的未遂刺杀事件让特朗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他一下子变成一起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得到来自美国两党精英的慰问。
而且，美国是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国家，总统就职的时候都要手按圣经宣誓。在刚结束不久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三次提到上帝，意思是上帝救了他，为自己打造一个“天选之人”的印象。结合那张满脸鲜血的特朗普在美国国旗下挥舞拳头的标志性照片，一下子通过这场“造神运动”给特朗普塑造了一种“英雄”形象。
最后，特朗普紧紧抓住拜登任期内的三个执政弱点，一是移民问题，二是通货膨胀，三是俄乌、巴以两场战争，这些都是拜登没有处理好、交代不过去的问题。当然，还有拜登的身体状况因素。尽管拜登已经宣布退选，但哈里斯能否顺利接棒并团结民主党力量还要打个问号，所以我估计特朗普的赢面比较大。
在美国这个高度分裂的社会，这次未遂刺杀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美国是高度分裂的。如果未来再发生一次刺杀，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引爆公众的巨大愤怒。所以美国的精英阶层，包括所谓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都非常紧张，他们必须要控制局面。
如果未来3个多月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刺杀等意外事件，我认为特朗普将有很大概率赢得大选。
对拜登来说，最重要的竞选目标是呈现个人形象，但显然他失败了。四年前，特朗普在大选辩论时的一个极大失分点就是不停打断拜登讲话，显得十分急躁。而到了今年的第一次大选辩论，特朗普表现较为克制，拜登则是一幅老态龙钟的样子，无法证明他有足够的精力来管理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不管是《纽约时报》的社评还是一部分国会议员，都属于民主党内希拉里领导的那个派系，他们同拜登/奥巴马的派系正在彼此较劲。
对拜登/奥巴马派系来说，之前最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准备2028年下一届大选上。他们打算推出的人选是现任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计划由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负责操盘未来的选举活动。
实际上，此前曾一度传出雷蒙多将取代哈里斯担任拜登副手的风声。当然，现在这些猜测讨论都没有意义了。拜登已经退选，真正有实力、有意愿的政治人物都不想在这个时候出来挑大梁，因为在今年败选，就意味着2028年很难有希望了。
从最初的“只有上帝能让我退选”，到“一名医生也能决定我退选”，到最终宣布退选，拜登之所以拖延这么久，就是要尽量主导对民主党候选人人选的控制权。
对拜登来说，退选的时间取决于他的团队能否有效主导民主党今后的发展议程，能否让沙利文完整地接过一系列统筹，包括能否稳住哈里斯。如果希拉里的派系要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么拜登依然要硬撑下去。更迫切的是，他要考虑能否维护民主党中央领导结构的稳固和强大，因为这对民主党在2026年的“中期大选”——国会选举——中的命运至关重要。
现在，拜登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退选，由副总统哈里斯出来竞选总统。这表明在围绕“拜登退选”的内斗中，拜登一派依然保持了对民主党阵营的领导地位。做为黑人/印裔女性，哈里斯有活力，左倾立场鲜明，能言善辩，对黑人、女性和年轻选民有较大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哈里斯出场一扫民主党阵营中消极低迷的情绪，极大地提振了士气。如果这个势头能保持下去，会起到很强的催票作用，让那些本来已经心灰意冷的民主党支持者和“中间”选民重振信心，出来投票。
众所周知，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更高的出票率对民主党更有利。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票率高于55%的大选基本上都是民主党赢，唯一的例外是2004年小布什连任的那一次。
高出票率对于民主党赢得三个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明尼苏达——尤为重要。根据美国目前的选举版图和“选举人团”制度，只有完全拿下这三个摇摆州，民主党才能赢得本次大选。
然而，哈里斯出选并没有改变美国社会高度分裂的局面，反而加剧了双方的“势不两立”；她也没有解除拜登政府在移民、高通胀和卷入两场战争这三个关键选举议题上的被动局面。而且，她个人的操守和行为也远非无懈可击。
但哈里斯最大的软肋在于缺乏自己的政策主张，因而很难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去拜登化”，摆脱“拜登替身”的形象。因此，民主党临阵换恐怕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这场大选的格局。
记者：您如何评价特朗普在最近的演讲中威胁对中国加征60%关税的选举主张？
黄靖：我认为，特朗普作为一名商人，首先他意识到美国正在衰落，而衰落的原因是国内出了大问题，比如债务高涨，去工业化严重、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高度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极度撕裂等等。
其次，特朗普很清楚，拜登那种“振兴联盟”、靠盟友帮助美国克服内外挑战的路线是走不通的，因为这些盟友都需要美国承担责任和义务，美国作为“盟主”必须要给小弟们出钱出力。所以特朗普经常会要求盟友“出钱”，否则就不提供保护。这同传统建制派对美国结盟体系的看法非常不同。
当然，现在他们都意识到，美国越来越入不敷出，靠如今的“霸权”体系越来越难以收割全世界。
在特朗普看来，为了拯救“一个失败的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必须充分利用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让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制造业国家给美国纳税上贡。毕竟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消费能力是很强的，老底子还是有的。更关键的是，美元霸权让美国可以“无限量量化宽松”，大肆印钞发钱，而美元霸权使得各国都想把东西卖给美国，挣美元。
这就是特朗普加税的逻辑：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国内的许多问题，他才要依靠敲诈外国来解决国内问题，尤其是利用威胁加税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要求别国便宜卖东西给美国，来“振兴本国制造业”，保护美国经济。不管是威胁对中国加税50%还是60%，这就是他的目的。
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一定会让美元贬值，相当于就是赖债。本来我欠你100块，假设我们两种货币汇率是1比1，现在我的货币贬值了，你的50块就等于我的100块，相当于我赖掉了欠你另外的50块钱。如果特朗普上台后推动美元突然大幅贬值，中国就会吃亏。
可以说，特朗普试图用经济的手段解决政治的问题，同时解决美国国内民生的问题。
记者：前段时间，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5计划》引发外界关注。特朗普则在公开回应中试图与之保持距离，称“没听说过”、“不认识撰写者”。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黄靖：我们知道民主党内部不团结，其实共和党内部也不团结。共和党现在分成了三派，一派是极端保守强硬派，要跟中国“死磕”到底的，代表人物比如博明（Matthew Pottinger）、奥布莱恩、蓬佩奥等等，他们是所谓针对中国的“速胜派”。
另一部分人则相对温和一点，认为与中国的竞争不能着急，要慢慢来。这一派人同民主党建制派的分歧不大，都认为要依靠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来消耗中国，要“管控竞争”，最后胜出。他们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也有共识。
共和党内的最后一派就是以特朗普为代表，我称之为“杰克逊主义”派，他们认为美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又身处“新世界”的美洲大陆，因此先不要管海外——旧大陆——的事情，重点解决好美国内部问题，让美国保持强大。只要对手不挑衅、不攻击美国，哪怕外部世界打成天翻地覆也不用管。
当然，他们在对外政策上聚焦的重点就是针对中国，全力打压中国。万斯的表述非常明确，认为美国不应继续援助乌克兰（至于以色列则另当别论）。美国必须把乌克兰的包袱甩掉，才能全力针对中国。
而传统基金会出台的报告代表共和党内“速胜派”的思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凯文·罗伯茨前几年就写过文章，否定要与中国“竞争”，而是要研究如何打赢与中国的“新冷战”，呼吁在美国做“全政府、全社会与全民族”的动员，来对付中国。
特朗普肯定不会按照这个套路来出牌，因为搞“全美总动员”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经济，这意味着搞“战时经济”。特朗普不会接受美国再度去打仗、总统权力被军工复合体所操控，所以他会与《2025计划》这样的文件保持距离，做出软抵抗的姿态，不会全面照办。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特朗普确实是一个不愿意发动战争的总统，他的认知比较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即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金融霸权，可以通过印钞和加税来让其它国家给钱，这就是他的核心对外主张，要求别的国家“给钱”。
特朗普在共和党全代会上提出的10条承诺，大部分都是强调要搞好美国内部的事情，只有一条提到了对外政策，也就是打击中国，因为中国“利用美国政府的无能”，“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正在“摧毁美国经济”。至于台湾问题，他连提都没提。
记者：万一特朗普再度上台，中国要如何应对？
黄靖：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执政后肯定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这是不以我方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对于这个大概率事件要提前做准备。
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倒没有那么悲观，毕竟今天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不同于冷战期间的美苏竞争。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形同“两个世界”。某种意义上而言，美国当时是在经济上打败了苏联：如果是在政治上打败苏联，那么今天“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条道路就会极其艰难；如果是在军事上打败苏联，那么今天的俄乌战争也不可能爆发。
但今天的中国和美国都在经济上深度地与全世界绑定。如果不和世界经济绑定，美国的美元霸权也就毫无意义了。美国真的“脱钩”、“去全球化”，美元到哪里施展它的霸权？正因如此，美国有一支特别反对特朗普“去全球化”的经济力量，那就是华尔街。
以资本推动的经济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发展有三个永恒的追求：追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追求生产的最高效率，追求利润最大化。毕竟美国是靠市场经济立国的，这三个追求也是永恒的，在维持美元霸权的情况下，它就依然要维持全球化。特朗普没有意识到美国经济是同全球经济深度绑定的，这也是有识之士、尤其是经济学家批评特朗普“完全不懂经济”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万一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脱钩”的预测并不悲观，理由是我不认为美国能和全世界“脱钩”，既然做不到与全世界“脱钩”，美国也就无法与中国“脱钩”，因为中美都深度地融入了同一个全球经济。
中国现在的做法我认为非常正确，也一直在呼吁，通过深化改革来扩大开放，让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够转移延伸到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亚太、欧亚大陆和南美洲。
拜登的做法是重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友岸”产业链，而中国的做法是延伸产业链，把我们本国的产业链延伸扩展出去，都抓在一起，这样美国想脱也脱不了。美国现政府中，尤其是主管经济的耶伦、雷蒙多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她们都说“脱钩”是灾难。
从根本上说，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归根结底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博弈，谁能够争取到世界上大部分的支持，谁就“得道多助”，获得先机，掌握主动权。
所以，从战术上、短期的层面来看，我对中美下一阶段竞争的预期比较不乐观，因为万一特朗普上台，之后肯定会有非常猛的第一记重拳打过来。但如果中国能挡住这一拳，那就是“免得百拳来”了。
说到底美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国，其中美元霸权是它最重要的王牌，永远不会放弃。美国要维护美元霸权、市场经济，就无法和全世界“脱钩”，不管特朗普政府加多少关税，最后还是要归顺这个现实。那么，中国通过扩大开放，加速提升、深化同世界经济的“纽带”，就能让美国想离也离不开，这是大势所趋。
不管国内有什么样的议论，中国对此看得很清楚，也非常有紧迫感，那就是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鼓励“出海”。当然也要有很多措施政策能跟上，不管是对民企还是国企都要鼓励，要一视同仁。以今天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格局来看，民企出海更有灵活性、更具优势，因此必须加大对民企的支持。
从长远角度来说，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并不悲观，除非美国“不再美国”了，但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记者：您去年曾在采访中提醒，“警惕俄乌冲突以不利于中国的方式结束”。如今特朗普一度在民调中领先，又号称上任后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您对当初的论述是否有新的补充？
黄靖：特朗普一直说要停止俄乌战争，外界长期不当回事，理由是他的执行能力不强。现在，反对支持俄乌战争的万斯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副手，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的这一政策诉求。
我认为，特朗普要停止俄乌战争需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是俄罗斯愿意合作，俄方主要有两个诉求：首先是乌克兰得维持中立，不能加入北约；其次是俄罗斯保有在乌克兰东部占领的土地，但实际上普京最在意的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
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美国不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地区，但支持乌克兰同俄罗斯谈判，至于能否“通过谈判”要回来这些土地，美国就不管了。当然，我想特朗普应该能帮普京满足第一个条件。北约即将换上一位新秘书长，不像前任斯托尔滕贝格那样激进，所以北约不接纳乌克兰是有可能的。
停战的第二个条件是需要得到欧洲的同意，比如德国、法国等国。我刚从欧洲回来，那里的舆论氛围已经从最初的“打败俄罗斯”转变成“不能让普京赢”。欧洲的根本关切是，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会不会乘胜追击，跨过第聂伯河向西扩张，甚至打到波兰、立陶宛？这是欧洲非常担心的。
如果特朗普能说服普京向欧洲作出承诺，通过谈判实现停战，并保证不会进一步向西扩张，那么停战就有可能得到欧洲的认可。
第三个条件自然是泽连斯基要下台。要知道，前任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因为“悄悄地同俄罗斯方面谈判”被泽连斯基解职。如果背后没有西方的支持，就算是借扎卢日内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在战争期间这样做。扎卢日内遭解职以后立刻去英国做大使，实际上是被西方保护起来了。
如果俄乌战争未来进入到谈判模式，泽连斯基必定要下台。当代理人战争转换轨道，从交战进入谈判阶段，占下风的一方多半要经历领导人更换，历史上比如韩国的李承晚、南越的吴庭艳、阿富汗的哈菲佐拉·阿明都是如此。因此泽连斯基现在有些惶惶不安。
如果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俄乌开启谈判停战的过程，其潜在的后续影响令我担心，即中国的战略环境可能会出现恶化。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我一直认为战争如何结束很关键，搞不好出现一个美俄和解的“黑天鹅”，这在去年年初的采访中也已经阐述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站在特朗普旁边的除了万斯夫妇、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夫妇之外，还有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一个被福克斯开除了的记者为什么有资格站在特朗普旁边？至少有一点，他曾经去莫斯科面对面采访过普京，和普京有一层“私人关系”。
所以，特朗普执政后是否会出现类似“尼克松2.0”，即美俄关系出现缓和甚至和解，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不管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施海默还是基辛格，都提出过“美俄和解，联手打压中国“的策略。特朗普和万斯都明确表示过这样打算，现在特朗普有了万斯等种种人物的帮助，他推进这条路线的可能性更大了。
另一个值得担忧的趋势是所谓“里根+撒切尔2.0”。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右翼也在登上政治舞台，其实德、法国内的右翼政治势力同美国右翼在意识形态和政策诉求上是暗合的，尽管欧洲右翼政党与特朗普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都有很大的矛盾，但他们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存在共识：第一，都排外，反对移民，推行保护主义。
第二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要把中国当做主要竞争对手。如果俄乌战争进入和谈阶段、欧洲右翼上台、“尼克松2.0现象”出现，那么将很有可能出现“里根+撒切尔2.0”现象。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两位美英右倾领导人的联手，给苏联制造成很大的压力。按照这样的类比，也要防范美欧右翼势力联手起来就是要打压中国。
目前国内舆论界围绕美国大选的评论，非常关注万斯的崛起、拜登退选等话题，大家似乎都在关注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副手有什么影响，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加征关税、打“贸易战”的影响。说实话，关注这两个问题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加征关税了，你这边不买那边有人买。
中国最该未雨绸缪的是，一旦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逆变以及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尼克松2.0”和“里根+撒切尔2.0”现象的防范。这是对中国的外交与战略智慧的真正考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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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9 11:41
时政
黄靖：中国如果能挡住特朗普2.0这一拳，自会“免得百拳来”
黄靖：中国如果能挡住特朗普2.0这一拳，自会“免得百拳来”
中国最该未雨绸缪的是，一旦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逆变以及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尼克松2.0”和“里根+撒切尔2.0”现象的防范。这是对中国的外交与战略智慧的真正考验。
黄靖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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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两周内，2024美国总统选举的剧情跌宕起伏。特朗普在遭遇未遂刺杀后，通过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完成了权力整合与动员。而民主党这边，总统拜登在重重压力下宣布退选，转而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接棒”。
“特朗普对决哈里斯”会如何影响美国大选的走势？应如何看待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加征60%关税的主张？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又将怎样影响俄乌战争的局势，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记者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靖，黄教授对上述问题作出独到解读。】
【整理/郭涵】
记者：能否请您为读者解读一下美国大选目前的形势？
黄靖：今年4、5月份我就预测特朗普可能会赢。接下来如果没有出现重大意外事件，我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应该没有悬念。
7月13日的未遂刺杀事件让特朗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他一下子变成一起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得到来自美国两党精英的慰问。
而且，美国是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国家，总统就职的时候都要手按圣经宣誓。在刚结束不久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三次提到上帝，意思是上帝救了他，为自己打造一个“天选之人”的印象。结合那张满脸鲜血的特朗普在美国国旗下挥舞拳头的标志性照片，一下子通过这场“造神运动”给特朗普塑造了一种“英雄”形象。
最后，特朗普紧紧抓住拜登任期内的三个执政弱点，一是移民问题，二是通货膨胀，三是俄乌、巴以两场战争，这些都是拜登没有处理好、交代不过去的问题。当然，还有拜登的身体状况因素。尽管拜登已经宣布退选，但哈里斯能否顺利接棒并团结民主党力量还要打个问号，所以我估计特朗普的赢面比较大。
在美国这个高度分裂的社会，这次未遂刺杀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美国是高度分裂的。如果未来再发生一次刺杀，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引爆公众的巨大愤怒。所以美国的精英阶层，包括所谓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都非常紧张，他们必须要控制局面。
如果未来3个多月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刺杀等意外事件，我认为特朗普将有很大概率赢得大选。
对拜登来说，最重要的竞选目标是呈现个人形象，但显然他失败了。四年前，特朗普在大选辩论时的一个极大失分点就是不停打断拜登讲话，显得十分急躁。而到了今年的第一次大选辩论，特朗普表现较为克制，拜登则是一幅老态龙钟的样子，无法证明他有足够的精力来管理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不管是《纽约时报》的社评还是一部分国会议员，都属于民主党内希拉里领导的那个派系，他们同拜登/奥巴马的派系正在彼此较劲。
对拜登/奥巴马派系来说，之前最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准备2028年下一届大选上。他们打算推出的人选是现任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计划由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负责操盘未来的选举活动。
实际上，此前曾一度传出雷蒙多将取代哈里斯担任拜登副手的风声。当然，现在这些猜测讨论都没有意义了。拜登已经退选，真正有实力、有意愿的政治人物都不想在这个时候出来挑大梁，因为在今年败选，就意味着2028年很难有希望了。
从最初的“只有上帝能让我退选”，到“一名医生也能决定我退选”，到最终宣布退选，拜登之所以拖延这么久，就是要尽量主导对民主党候选人人选的控制权。
对拜登来说，退选的时间取决于他的团队能否有效主导民主党今后的发展议程，能否让沙利文完整地接过一系列统筹，包括能否稳住哈里斯。如果希拉里的派系要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么拜登依然要硬撑下去。更迫切的是，他要考虑能否维护民主党中央领导结构的稳固和强大，因为这对民主党在2026年的“中期大选”——国会选举——中的命运至关重要。
现在，拜登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退选，由副总统哈里斯出来竞选总统。这表明在围绕“拜登退选”的内斗中，拜登一派依然保持了对民主党阵营的领导地位。做为黑人/印裔女性，哈里斯有活力，左倾立场鲜明，能言善辩，对黑人、女性和年轻选民有较大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哈里斯出场一扫民主党阵营中消极低迷的情绪，极大地提振了士气。如果这个势头能保持下去，会起到很强的催票作用，让那些本来已经心灰意冷的民主党支持者和“中间”选民重振信心，出来投票。
众所周知，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更高的出票率对民主党更有利。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票率高于55%的大选基本上都是民主党赢，唯一的例外是2004年小布什连任的那一次。
高出票率对于民主党赢得三个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明尼苏达——尤为重要。根据美国目前的选举版图和“选举人团”制度，只有完全拿下这三个摇摆州，民主党才能赢得本次大选。
然而，哈里斯出选并没有改变美国社会高度分裂的局面，反而加剧了双方的“势不两立”；她也没有解除拜登政府在移民、高通胀和卷入两场战争这三个关键选举议题上的被动局面。而且，她个人的操守和行为也远非无懈可击。
但哈里斯最大的软肋在于缺乏自己的政策主张，因而很难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去拜登化”，摆脱“拜登替身”的形象。因此，民主党临阵换恐怕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这场大选的格局。
记者：您如何评价特朗普在最近的演讲中威胁对中国加征60%关税的选举主张？
黄靖：我认为，特朗普作为一名商人，首先他意识到美国正在衰落，而衰落的原因是国内出了大问题，比如债务高涨，去工业化严重、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高度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极度撕裂等等。
其次，特朗普很清楚，拜登那种“振兴联盟”、靠盟友帮助美国克服内外挑战的路线是走不通的，因为这些盟友都需要美国承担责任和义务，美国作为“盟主”必须要给小弟们出钱出力。所以特朗普经常会要求盟友“出钱”，否则就不提供保护。这同传统建制派对美国结盟体系的看法非常不同。
当然，现在他们都意识到，美国越来越入不敷出，靠如今的“霸权”体系越来越难以收割全世界。
在特朗普看来，为了拯救“一个失败的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必须充分利用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让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制造业国家给美国纳税上贡。毕竟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消费能力是很强的，老底子还是有的。更关键的是，美元霸权让美国可以“无限量量化宽松”，大肆印钞发钱，而美元霸权使得各国都想把东西卖给美国，挣美元。
这就是特朗普加税的逻辑：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国内的许多问题，他才要依靠敲诈外国来解决国内问题，尤其是利用威胁加税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要求别国便宜卖东西给美国，来“振兴本国制造业”，保护美国经济。不管是威胁对中国加税50%还是60%，这就是他的目的。
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一定会让美元贬值，相当于就是赖债。本来我欠你100块，假设我们两种货币汇率是1比1，现在我的货币贬值了，你的50块就等于我的100块，相当于我赖掉了欠你另外的50块钱。如果特朗普上台后推动美元突然大幅贬值，中国就会吃亏。
可以说，特朗普试图用经济的手段解决政治的问题，同时解决美国国内民生的问题。
记者：前段时间，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5计划》引发外界关注。特朗普则在公开回应中试图与之保持距离，称“没听说过”、“不认识撰写者”。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黄靖：我们知道民主党内部不团结，其实共和党内部也不团结。共和党现在分成了三派，一派是极端保守强硬派，要跟中国“死磕”到底的，代表人物比如博明（Matthew Pottinger）、奥布莱恩、蓬佩奥等等，他们是所谓针对中国的“速胜派”。
另一部分人则相对温和一点，认为与中国的竞争不能着急，要慢慢来。这一派人同民主党建制派的分歧不大，都认为要依靠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来消耗中国，要“管控竞争”，最后胜出。他们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也有共识。
共和党内的最后一派就是以特朗普为代表，我称之为“杰克逊主义”派，他们认为美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又身处“新世界”的美洲大陆，因此先不要管海外——旧大陆——的事情，重点解决好美国内部问题，让美国保持强大。只要对手不挑衅、不攻击美国，哪怕外部世界打成天翻地覆也不用管。
当然，他们在对外政策上聚焦的重点就是针对中国，全力打压中国。万斯的表述非常明确，认为美国不应继续援助乌克兰（至于以色列则另当别论）。美国必须把乌克兰的包袱甩掉，才能全力针对中国。
而传统基金会出台的报告代表共和党内“速胜派”的思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凯文·罗伯茨前几年就写过文章，否定要与中国“竞争”，而是要研究如何打赢与中国的“新冷战”，呼吁在美国做“全政府、全社会与全民族”的动员，来对付中国。
特朗普肯定不会按照这个套路来出牌，因为搞“全美总动员”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经济，这意味着搞“战时经济”。特朗普不会接受美国再度去打仗、总统权力被军工复合体所操控，所以他会与《2025计划》这样的文件保持距离，做出软抵抗的姿态，不会全面照办。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特朗普确实是一个不愿意发动战争的总统，他的认知比较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即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金融霸权，可以通过印钞和加税来让其它国家给钱，这就是他的核心对外主张，要求别的国家“给钱”。
特朗普在共和党全代会上提出的10条承诺，大部分都是强调要搞好美国内部的事情，只有一条提到了对外政策，也就是打击中国，因为中国“利用美国政府的无能”，“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正在“摧毁美国经济”。至于台湾问题，他连提都没提。
记者：万一特朗普再度上台，中国要如何应对？
黄靖：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执政后肯定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这是不以我方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对于这个大概率事件要提前做准备。
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倒没有那么悲观，毕竟今天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不同于冷战期间的美苏竞争。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形同“两个世界”。某种意义上而言，美国当时是在经济上打败了苏联：如果是在政治上打败苏联，那么今天“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条道路就会极其艰难；如果是在军事上打败苏联，那么今天的俄乌战争也不可能爆发。
但今天的中国和美国都在经济上深度地与全世界绑定。如果不和世界经济绑定，美国的美元霸权也就毫无意义了。美国真的“脱钩”、“去全球化”，美元到哪里施展它的霸权？正因如此，美国有一支特别反对特朗普“去全球化”的经济力量，那就是华尔街。
以资本推动的经济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发展有三个永恒的追求：追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追求生产的最高效率，追求利润最大化。毕竟美国是靠市场经济立国的，这三个追求也是永恒的，在维持美元霸权的情况下，它就依然要维持全球化。特朗普没有意识到美国经济是同全球经济深度绑定的，这也是有识之士、尤其是经济学家批评特朗普“完全不懂经济”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万一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脱钩”的预测并不悲观，理由是我不认为美国能和全世界“脱钩”，既然做不到与全世界“脱钩”，美国也就无法与中国“脱钩”，因为中美都深度地融入了同一个全球经济。
中国现在的做法我认为非常正确，也一直在呼吁，通过深化改革来扩大开放，让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够转移延伸到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亚太、欧亚大陆和南美洲。
拜登的做法是重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友岸”产业链，而中国的做法是延伸产业链，把我们本国的产业链延伸扩展出去，都抓在一起，这样美国想脱也脱不了。美国现政府中，尤其是主管经济的耶伦、雷蒙多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她们都说“脱钩”是灾难。
从根本上说，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归根结底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博弈，谁能够争取到世界上大部分的支持，谁就“得道多助”，获得先机，掌握主动权。
所以，从战术上、短期的层面来看，我对中美下一阶段竞争的预期比较不乐观，因为万一特朗普上台，之后肯定会有非常猛的第一记重拳打过来。但如果中国能挡住这一拳，那就是“免得百拳来”了。
说到底美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国，其中美元霸权是它最重要的王牌，永远不会放弃。美国要维护美元霸权、市场经济，就无法和全世界“脱钩”，不管特朗普政府加多少关税，最后还是要归顺这个现实。那么，中国通过扩大开放，加速提升、深化同世界经济的“纽带”，就能让美国想离也离不开，这是大势所趋。
不管国内有什么样的议论，中国对此看得很清楚，也非常有紧迫感，那就是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鼓励“出海”。当然也要有很多措施政策能跟上，不管是对民企还是国企都要鼓励，要一视同仁。以今天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格局来看，民企出海更有灵活性、更具优势，因此必须加大对民企的支持。
从长远角度来说，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并不悲观，除非美国“不再美国”了，但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记者：您去年曾在采访中提醒，“警惕俄乌冲突以不利于中国的方式结束”。如今特朗普一度在民调中领先，又号称上任后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您对当初的论述是否有新的补充？
黄靖：特朗普一直说要停止俄乌战争，外界长期不当回事，理由是他的执行能力不强。现在，反对支持俄乌战争的万斯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副手，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的这一政策诉求。
我认为，特朗普要停止俄乌战争需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是俄罗斯愿意合作，俄方主要有两个诉求：首先是乌克兰得维持中立，不能加入北约；其次是俄罗斯保有在乌克兰东部占领的土地，但实际上普京最在意的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
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美国不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地区，但支持乌克兰同俄罗斯谈判，至于能否“通过谈判”要回来这些土地，美国就不管了。当然，我想特朗普应该能帮普京满足第一个条件。北约即将换上一位新秘书长，不像前任斯托尔滕贝格那样激进，所以北约不接纳乌克兰是有可能的。
停战的第二个条件是需要得到欧洲的同意，比如德国、法国等国。我刚从欧洲回来，那里的舆论氛围已经从最初的“打败俄罗斯”转变成“不能让普京赢”。欧洲的根本关切是，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会不会乘胜追击，跨过第聂伯河向西扩张，甚至打到波兰、立陶宛？这是欧洲非常担心的。
如果特朗普能说服普京向欧洲作出承诺，通过谈判实现停战，并保证不会进一步向西扩张，那么停战就有可能得到欧洲的认可。
第三个条件自然是泽连斯基要下台。要知道，前任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因为“悄悄地同俄罗斯方面谈判”被泽连斯基解职。如果背后没有西方的支持，就算是借扎卢日内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在战争期间这样做。扎卢日内遭解职以后立刻去英国做大使，实际上是被西方保护起来了。
如果俄乌战争未来进入到谈判模式，泽连斯基必定要下台。当代理人战争转换轨道，从交战进入谈判阶段，占下风的一方多半要经历领导人更换，历史上比如韩国的李承晚、南越的吴庭艳、阿富汗的哈菲佐拉·阿明都是如此。因此泽连斯基现在有些惶惶不安。
如果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俄乌开启谈判停战的过程，其潜在的后续影响令我担心，即中国的战略环境可能会出现恶化。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我一直认为战争如何结束很关键，搞不好出现一个美俄和解的“黑天鹅”，这在去年年初的采访中也已经阐述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站在特朗普旁边的除了万斯夫妇、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夫妇之外，还有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一个被福克斯开除了的记者为什么有资格站在特朗普旁边？至少有一点，他曾经去莫斯科面对面采访过普京，和普京有一层“私人关系”。
所以，特朗普执政后是否会出现类似“尼克松2.0”，即美俄关系出现缓和甚至和解，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不管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施海默还是基辛格，都提出过“美俄和解，联手打压中国“的策略。特朗普和万斯都明确表示过这样打算，现在特朗普有了万斯等种种人物的帮助，他推进这条路线的可能性更大了。
另一个值得担忧的趋势是所谓“里根+撒切尔2.0”。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右翼也在登上政治舞台，其实德、法国内的右翼政治势力同美国右翼在意识形态和政策诉求上是暗合的，尽管欧洲右翼政党与特朗普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都有很大的矛盾，但他们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存在共识：第一，都排外，反对移民，推行保护主义。
第二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要把中国当做主要竞争对手。如果俄乌战争进入和谈阶段、欧洲右翼上台、“尼克松2.0现象”出现，那么将很有可能出现“里根+撒切尔2.0”现象。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两位美英右倾领导人的联手，给苏联制造成很大的压力。按照这样的类比，也要防范美欧右翼势力联手起来就是要打压中国。
目前国内舆论界围绕美国大选的评论，非常关注万斯的崛起、拜登退选等话题，大家似乎都在关注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副手有什么影响，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加征关税、打“贸易战”的影响。说实话，关注这两个问题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加征关税了，你这边不买那边有人买。
中国最该未雨绸缪的是，一旦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逆变以及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尼克松2.0”和“里根+撒切尔2.0”现象的防范。这是对中国的外交与战略智慧的真正考验。
“特朗普对决哈里斯”会如何影响美国大选的走势？应如何看待特朗普威胁对中国加征60%关税的主张？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又将怎样影响俄乌战争的局势，对中国可能意味着什么？记者对话上海外国语大学特聘教授黄靖，黄教授对上述问题作出独到解读。】
【整理/郭涵】
记者：能否请您为读者解读一下美国大选目前的形势？
黄靖：今年4、5月份我就预测特朗普可能会赢。接下来如果没有出现重大意外事件，我认为美国大选的结果应该没有悬念。
7月13日的未遂刺杀事件让特朗普占据了道德制高点，他一下子变成一起暴力事件的受害者，得到来自美国两党精英的慰问。
而且，美国是一个宗教氛围非常浓厚的国家，总统就职的时候都要手按圣经宣誓。在刚结束不久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特朗普三次提到上帝，意思是上帝救了他，为自己打造一个“天选之人”的印象。结合那张满脸鲜血的特朗普在美国国旗下挥舞拳头的标志性照片，一下子通过这场“造神运动”给特朗普塑造了一种“英雄”形象。
最后，特朗普紧紧抓住拜登任期内的三个执政弱点，一是移民问题，二是通货膨胀，三是俄乌、巴以两场战争，这些都是拜登没有处理好、交代不过去的问题。当然，还有拜登的身体状况因素。尽管拜登已经宣布退选，但哈里斯能否顺利接棒并团结民主党力量还要打个问号，所以我估计特朗普的赢面比较大。
在美国这个高度分裂的社会，这次未遂刺杀只是说明了一个事实，即美国是高度分裂的。如果未来再发生一次刺杀，无论结果如何，都会引爆公众的巨大愤怒。所以美国的精英阶层，包括所谓的“深层国家”（Deep State）都非常紧张，他们必须要控制局面。
如果未来3个多月能避免再次出现类似刺杀等意外事件，我认为特朗普将有很大概率赢得大选。
对拜登来说，最重要的竞选目标是呈现个人形象，但显然他失败了。四年前，特朗普在大选辩论时的一个极大失分点就是不停打断拜登讲话，显得十分急躁。而到了今年的第一次大选辩论，特朗普表现较为克制，拜登则是一幅老态龙钟的样子，无法证明他有足够的精力来管理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公开呼吁拜登退选的——不管是《纽约时报》的社评还是一部分国会议员，都属于民主党内希拉里领导的那个派系，他们同拜登/奥巴马的派系正在彼此较劲。
对拜登/奥巴马派系来说，之前最主要的精力是放在准备2028年下一届大选上。他们打算推出的人选是现任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Gina Raimondo），计划由现任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负责操盘未来的选举活动。
实际上，此前曾一度传出雷蒙多将取代哈里斯担任拜登副手的风声。当然，现在这些猜测讨论都没有意义了。拜登已经退选，真正有实力、有意愿的政治人物都不想在这个时候出来挑大梁，因为在今年败选，就意味着2028年很难有希望了。
从最初的“只有上帝能让我退选”，到“一名医生也能决定我退选”，到最终宣布退选，拜登之所以拖延这么久，就是要尽量主导对民主党候选人人选的控制权。
对拜登来说，退选的时间取决于他的团队能否有效主导民主党今后的发展议程，能否让沙利文完整地接过一系列统筹，包括能否稳住哈里斯。如果希拉里的派系要争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那么拜登依然要硬撑下去。更迫切的是，他要考虑能否维护民主党中央领导结构的稳固和强大，因为这对民主党在2026年的“中期大选”——国会选举——中的命运至关重要。
现在，拜登在各方的强大压力下退选，由副总统哈里斯出来竞选总统。这表明在围绕“拜登退选”的内斗中，拜登一派依然保持了对民主党阵营的领导地位。做为黑人/印裔女性，哈里斯有活力，左倾立场鲜明，能言善辩，对黑人、女性和年轻选民有较大吸引力。
更重要的是，哈里斯出场一扫民主党阵营中消极低迷的情绪，极大地提振了士气。如果这个势头能保持下去，会起到很强的催票作用，让那些本来已经心灰意冷的民主党支持者和“中间”选民重振信心，出来投票。
众所周知，在美国总统大选中，更高的出票率对民主党更有利。自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出票率高于55%的大选基本上都是民主党赢，唯一的例外是2004年小布什连任的那一次。
高出票率对于民主党赢得三个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密歇根和明尼苏达——尤为重要。根据美国目前的选举版图和“选举人团”制度，只有完全拿下这三个摇摆州，民主党才能赢得本次大选。
然而，哈里斯出选并没有改变美国社会高度分裂的局面，反而加剧了双方的“势不两立”；她也没有解除拜登政府在移民、高通胀和卷入两场战争这三个关键选举议题上的被动局面。而且，她个人的操守和行为也远非无懈可击。
但哈里斯最大的软肋在于缺乏自己的政策主张，因而很难在接下来的竞选中“去拜登化”，摆脱“拜登替身”的形象。因此，民主党临阵换恐怕并未从根本上扭转这场大选的格局。
记者：您如何评价特朗普在最近的演讲中威胁对中国加征60%关税的选举主张？
黄靖：我认为，特朗普作为一名商人，首先他意识到美国正在衰落，而衰落的原因是国内出了大问题，比如债务高涨，去工业化严重、经济发展和经济结构高度失衡、贫富差距拉大、社会极度撕裂等等。
其次，特朗普很清楚，拜登那种“振兴联盟”、靠盟友帮助美国克服内外挑战的路线是走不通的，因为这些盟友都需要美国承担责任和义务，美国作为“盟主”必须要给小弟们出钱出力。所以特朗普经常会要求盟友“出钱”，否则就不提供保护。这同传统建制派对美国结盟体系的看法非常不同。
当然，现在他们都意识到，美国越来越入不敷出，靠如今的“霸权”体系越来越难以收割全世界。
在特朗普看来，为了拯救“一个失败的美国”，“让美国再次伟大”，就必须充分利用美国的军事霸权和美元霸权，让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制造业国家给美国纳税上贡。毕竟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消费能力是很强的，老底子还是有的。更关键的是，美元霸权让美国可以“无限量量化宽松”，大肆印钞发钱，而美元霸权使得各国都想把东西卖给美国，挣美元。
这就是特朗普加税的逻辑：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国内的许多问题，他才要依靠敲诈外国来解决国内问题，尤其是利用威胁加税作为讨价还价的手段，要求别国便宜卖东西给美国，来“振兴本国制造业”，保护美国经济。不管是威胁对中国加税50%还是60%，这就是他的目的。
此外，特朗普上台后一定会让美元贬值，相当于就是赖债。本来我欠你100块，假设我们两种货币汇率是1比1，现在我的货币贬值了，你的50块就等于我的100块，相当于我赖掉了欠你另外的50块钱。如果特朗普上台后推动美元突然大幅贬值，中国就会吃亏。
可以说，特朗普试图用经济的手段解决政治的问题，同时解决美国国内民生的问题。
记者：前段时间，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发布的《2025计划》引发外界关注。特朗普则在公开回应中试图与之保持距离，称“没听说过”、“不认识撰写者”。您如何解读这一现象？
黄靖：我们知道民主党内部不团结，其实共和党内部也不团结。共和党现在分成了三派，一派是极端保守强硬派，要跟中国“死磕”到底的，代表人物比如博明（Matthew Pottinger）、奥布莱恩、蓬佩奥等等，他们是所谓针对中国的“速胜派”。
另一部分人则相对温和一点，认为与中国的竞争不能着急，要慢慢来。这一派人同民主党建制派的分歧不大，都认为要依靠美国的联盟体系、霸权体系来消耗中国，要“管控竞争”，最后胜出。他们在台湾问题、南海问题上也有共识。
共和党内的最后一派就是以特朗普为代表，我称之为“杰克逊主义”派，他们认为美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又身处“新世界”的美洲大陆，因此先不要管海外——旧大陆——的事情，重点解决好美国内部问题，让美国保持强大。只要对手不挑衅、不攻击美国，哪怕外部世界打成天翻地覆也不用管。
当然，他们在对外政策上聚焦的重点就是针对中国，全力打压中国。万斯的表述非常明确，认为美国不应继续援助乌克兰（至于以色列则另当别论）。美国必须把乌克兰的包袱甩掉，才能全力针对中国。
而传统基金会出台的报告代表共和党内“速胜派”的思路。这个基金会的主席凯文·罗伯茨前几年就写过文章，否定要与中国“竞争”，而是要研究如何打赢与中国的“新冷战”，呼吁在美国做“全政府、全社会与全民族”的动员，来对付中国。
特朗普肯定不会按照这个套路来出牌，因为搞“全美总动员”最大的制约因素就是经济，这意味着搞“战时经济”。特朗普不会接受美国再度去打仗、总统权力被军工复合体所操控，所以他会与《2025计划》这样的文件保持距离，做出软抵抗的姿态，不会全面照办。
无论外界如何看待，特朗普确实是一个不愿意发动战争的总统，他的认知比较接近中国人所说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即美国拥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金融霸权，可以通过印钞和加税来让其它国家给钱，这就是他的核心对外主张，要求别的国家“给钱”。
特朗普在共和党全代会上提出的10条承诺，大部分都是强调要搞好美国内部的事情，只有一条提到了对外政策，也就是打击中国，因为中国“利用美国政府的无能”，“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正在“摧毁美国经济”。至于台湾问题，他连提都没提。
记者：万一特朗普再度上台，中国要如何应对？
黄靖：如果特朗普再度当选，执政后肯定会对中国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这是不以我方意志为转移的。所以，对于这个大概率事件要提前做准备。
不过，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倒没有那么悲观，毕竟今天中美两个大国的竞争不同于冷战期间的美苏竞争。冷战时期的美苏竞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上形同“两个世界”。某种意义上而言，美国当时是在经济上打败了苏联：如果是在政治上打败苏联，那么今天“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条道路就会极其艰难；如果是在军事上打败苏联，那么今天的俄乌战争也不可能爆发。
但今天的中国和美国都在经济上深度地与全世界绑定。如果不和世界经济绑定，美国的美元霸权也就毫无意义了。美国真的“脱钩”、“去全球化”，美元到哪里施展它的霸权？正因如此，美国有一支特别反对特朗普“去全球化”的经济力量，那就是华尔街。
以资本推动的经济发展，也就是所谓的“市场经济”发展有三个永恒的追求：追求资源的最佳配置，追求生产的最高效率，追求利润最大化。毕竟美国是靠市场经济立国的，这三个追求也是永恒的，在维持美元霸权的情况下，它就依然要维持全球化。特朗普没有意识到美国经济是同全球经济深度绑定的，这也是有识之士、尤其是经济学家批评特朗普“完全不懂经济”的根本原因。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万一特朗普上台后中美“脱钩”的预测并不悲观，理由是我不认为美国能和全世界“脱钩”，既然做不到与全世界“脱钩”，美国也就无法与中国“脱钩”，因为中美都深度地融入了同一个全球经济。
中国现在的做法我认为非常正确，也一直在呼吁，通过深化改革来扩大开放，让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能够转移延伸到整个世界，尤其是在亚太、欧亚大陆和南美洲。
拜登的做法是重建把中国排除在外的“友岸”产业链，而中国的做法是延伸产业链，把我们本国的产业链延伸扩展出去，都抓在一起，这样美国想脱也脱不了。美国现政府中，尤其是主管经济的耶伦、雷蒙多等人都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她们都说“脱钩”是灾难。
从根本上说，中美这两个大国之间的“竞争”，不管是政治还是经济，归根结底是一场世界范围内的博弈，谁能够争取到世界上大部分的支持，谁就“得道多助”，获得先机，掌握主动权。
所以，从战术上、短期的层面来看，我对中美下一阶段竞争的预期比较不乐观，因为万一特朗普上台，之后肯定会有非常猛的第一记重拳打过来。但如果中国能挡住这一拳，那就是“免得百拳来”了。
说到底美国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立国，其中美元霸权是它最重要的王牌，永远不会放弃。美国要维护美元霸权、市场经济，就无法和全世界“脱钩”，不管特朗普政府加多少关税，最后还是要归顺这个现实。那么，中国通过扩大开放，加速提升、深化同世界经济的“纽带”，就能让美国想离也离不开，这是大势所趋。
不管国内有什么样的议论，中国对此看得很清楚，也非常有紧迫感，那就是加大改革开放的力度，与世界更紧密地连在一起，鼓励“出海”。当然也要有很多措施政策能跟上，不管是对民企还是国企都要鼓励，要一视同仁。以今天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的格局来看，民企出海更有灵活性、更具优势，因此必须加大对民企的支持。
从长远角度来说，我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并不悲观，除非美国“不再美国”了，但那又是另一个话题了。
记者：您去年曾在采访中提醒，“警惕俄乌冲突以不利于中国的方式结束”。如今特朗普一度在民调中领先，又号称上任后将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您对当初的论述是否有新的补充？
黄靖：特朗普一直说要停止俄乌战争，外界长期不当回事，理由是他的执行能力不强。现在，反对支持俄乌战争的万斯已经成为特朗普的副手，进一步强化了特朗普的这一政策诉求。
我认为，特朗普要停止俄乌战争需要满足三个必要条件。第一是俄罗斯愿意合作，俄方主要有两个诉求：首先是乌克兰得维持中立，不能加入北约；其次是俄罗斯保有在乌克兰东部占领的土地，但实际上普京最在意的是第一条，第二条可以“通过谈判”来解决。
特朗普上台后可能发生的情况是，美国不承认俄罗斯占领的乌东地区，但支持乌克兰同俄罗斯谈判，至于能否“通过谈判”要回来这些土地，美国就不管了。当然，我想特朗普应该能帮普京满足第一个条件。北约即将换上一位新秘书长，不像前任斯托尔滕贝格那样激进，所以北约不接纳乌克兰是有可能的。
停战的第二个条件是需要得到欧洲的同意，比如德国、法国等国。我刚从欧洲回来，那里的舆论氛围已经从最初的“打败俄罗斯”转变成“不能让普京赢”。欧洲的根本关切是，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取得胜利，会不会乘胜追击，跨过第聂伯河向西扩张，甚至打到波兰、立陶宛？这是欧洲非常担心的。
如果特朗普能说服普京向欧洲作出承诺，通过谈判实现停战，并保证不会进一步向西扩张，那么停战就有可能得到欧洲的认可。
第三个条件自然是泽连斯基要下台。要知道，前任乌军总司令扎卢日内因为“悄悄地同俄罗斯方面谈判”被泽连斯基解职。如果背后没有西方的支持，就算是借扎卢日内十个胆子他也不敢在战争期间这样做。扎卢日内遭解职以后立刻去英国做大使，实际上是被西方保护起来了。
如果俄乌战争未来进入到谈判模式，泽连斯基必定要下台。当代理人战争转换轨道，从交战进入谈判阶段，占下风的一方多半要经历领导人更换，历史上比如韩国的李承晚、南越的吴庭艳、阿富汗的哈菲佐拉·阿明都是如此。因此泽连斯基现在有些惶惶不安。
如果满足了这三个条件，俄乌开启谈判停战的过程，其潜在的后续影响令我担心，即中国的战略环境可能会出现恶化。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我一直认为战争如何结束很关键，搞不好出现一个美俄和解的“黑天鹅”，这在去年年初的采访中也已经阐述过。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共和党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站在特朗普旁边的除了万斯夫妇、众议院议长麦克·约翰逊夫妇之外，还有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一个被福克斯开除了的记者为什么有资格站在特朗普旁边？至少有一点，他曾经去莫斯科面对面采访过普京，和普京有一层“私人关系”。
所以，特朗普执政后是否会出现类似“尼克松2.0”，即美俄关系出现缓和甚至和解，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不管是美国国际关系学的进攻现实主义代表人物米尔施海默还是基辛格，都提出过“美俄和解，联手打压中国“的策略。特朗普和万斯都明确表示过这样打算，现在特朗普有了万斯等种种人物的帮助，他推进这条路线的可能性更大了。
另一个值得担忧的趋势是所谓“里根+撒切尔2.0”。目前我们看到欧洲右翼也在登上政治舞台，其实德、法国内的右翼政治势力同美国右翼在意识形态和政策诉求上是暗合的，尽管欧洲右翼政党与特朗普在经济、政治和安全层面都有很大的矛盾，但他们至少在两个问题上存在共识：第一，都排外，反对移民，推行保护主义。
第二个共同之处是，他们都要把中国当做主要竞争对手。如果俄乌战争进入和谈阶段、欧洲右翼上台、“尼克松2.0现象”出现，那么将很有可能出现“里根+撒切尔2.0”现象。我们知道在上世纪80年代，这两位美英右倾领导人的联手，给苏联制造成很大的压力。按照这样的类比，也要防范美欧右翼势力联手起来就是要打压中国。
目前国内舆论界围绕美国大选的评论，非常关注万斯的崛起、拜登退选等话题，大家似乎都在关注特朗普选择万斯作为副手有什么影响，以及特朗普上台后对中国加征关税、打“贸易战”的影响。说实话，关注这两个问题有点“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中国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我们最不怕的就是加征关税了，你这边不买那边有人买。
中国最该未雨绸缪的是，一旦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的全球战略逆变以及对中国持续发展的影响，尤其是对“尼克松2.0”和“里根+撒切尔2.0”现象的防范。这是对中国的外交与战略智慧的真正考验。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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