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的定心丸、亮点和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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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胜舟：梳理全会《决定》，大致有四个定心丸、八个亮点、四个冷门，机构改革力度偏小，反腐败治标未治本。

叶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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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下午，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罕见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以往会议地点通常为京西宾馆）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下称《决定》）和全会公报，习近平总书记发表讲话。全会公报倒数第8段至第5段具体部署了下半年工作任务，内容应来自习近平的讲话摘要。当天下午，新华社受权发布全会公报，21日下午又受权发布全会《决定》。梳理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大致有四个定心丸、八个亮点、四个冷门。

四个定心丸

重申改革开放不动摇。近几年，国内外推测中国向“左”转，担忧改革开放退步。《决定》全文60条，首条就提出改革开放的“六个必然要求”；“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习近平在《说明》中也强调，“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仍然要靠改革开放。”这是三中全会派发的最大“定心丸”。

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近几年，民营企业家如惊弓之鸟，信心缺失，士气萎靡，要么躺平，要么“润”到国外。《决定》第5条为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单列一段政策措施，试图激发全社会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包括：制定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民营企业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技术攻关任务；完善民营企业融资支持政策制度，破解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规范涉民营企业行政检查等。同时明确国有资本重点投资领域和方向，减少与民营经济不当争利，即向关系国家安全、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向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服务、应急能力、公益性领域等集中，向前瞻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中。

重申按生产要素分配。《决定》第6条提出，健全劳动、资本、土地、知识、技术、管理、数据等生产要素由市场评价贡献、按贡献决定报酬的机制。第42条提出，健全按要素分配政策制度。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概括为“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数十年曾被误认为是社会主义制度所谓“优越性”的集中体现。经历45年改革开放，中国皆有重大颠覆，宪法已删除“计划经济”表述，确认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分配方式也不局限劳动，而是更公平合理地按生产要素，如今又适应高科技的迅猛发展新增“数据”。

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房价飙升，泡沫膨胀，已严重制约个体、经济和社会的健康发展。《决定》凸显房子的民生基本需求，将住房制度改革放在第十一章民生版块中。第44条提出，“加快建立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一方面“加大保障性住房建设和供给”，满足工薪（即低收入）群体刚性住房需求，另一方面“允许有关城市取消或调减住房限购政策、取消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标准”，支持高收入群体改善性住房甚至豪宅需求；“改革房地产开发融资方式和商品房预售制度”，预计现房销售比例将不断提高，减少烂尾楼的高风险，实力欠缺的中小房企逐步淘汰；“完善房地产税收制度”，没有放在第17条“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所以期望值不必过高。表述留有很大弹性空间，并未承诺五年内出台房地产税，如今房市哀鸿遍野，“5•17”新政已显疲态，房地产税错过了2015年出台最佳时机，现在骑虎难下，如出台进一步打压房市，经济低迷难解；不出台地方政府财源枯竭，债务危机难解。短期内无解，只能挣扎前行，用时间痛苦换取空间腾挪。

八个亮点

注重统筹发展和安全。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全面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再加一个党的建设。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回顾前十年存在的问题时，列举“维护国家安全制度不完善、应对各种重大风险能力不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存在不少短板弱项”，“国家安全受到严峻挑战”，并在第十一章将“国家安全”单列。《决定》第3条提出“七个聚焦”，除了涉及上述“5+1”个建设，还新增“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表明中共已将安全建设与经济建设等并列，总体布局实质由“五位一体”升格为“七位一体”。《决定》第十三、十四章分别部署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改革、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改革。第50条提出，构建联动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推进国家安全科技赋能。第51条提出，健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处置保障体系，建立人工智能安全监管制度。第52条提出，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人口管理制度。第53条提出，健全反制裁、反干涉、反“长臂管辖”机制。第54条提出，优化军委机关部门职能配置，健全战建备统筹推进机制。第55条提出，完善军委联合作战指挥中心职能，构建新型军兵种结构布局，加快发展战略威慑力量。第56条提出，优化国防科技工业布局，改进武器装备采购制度。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第6条提出，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刚性约束；清理和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规范地方招商引资法规制度，严禁违法违规给予政策优惠行为；健全一体衔接的流通规则和标准，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这意味着地方政府主打税费优惠的招商引资套路已近尾声，今后比拼的是项目质量和服务；中国物流规则和标准成熟后，有望向国外（尤其“一带一路”项目）输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战争的后勤非常落后，中国前十大物流公司随便抽一个操盘，也比俄国防部好一个数量级。

确认新质生产力重点领域。第8条提出，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完善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等战略性产业发展政策和治理体系。第9条提出，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建设和运营国家数据基础设施。第12条提出，抓紧打造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供应链，健全强化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医疗装备、仪器仪表、基础软件、工业软件、先进材料等重点产业链发展体制机制，全链条推进技术攻关、成果应用。这意味着基于国家安全和应对美国“卡脖子”打压，中国决心重点领域“全链条”国产化。

培育国家未来核心竞争力。第13条提出，完善义务教育优质均衡推进机制，探索逐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暗示三年学前教育或三年高中教育将纳入义务教育。第14条提出，强化基础研究领域、交叉前沿领域、重点领域前瞻性、引领性布局；提高科技支出用于基础研究比重；赋予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更大经费支配权、更大资源调度权；允许科研类事业单位探索实行企业化管理。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地方财权过小、事权过大的矛盾日益突出，中西部一些县已经穷到揭不开锅，说句直白难听的话，已到“逼良为娼”的地步，中央责不可卸。第17条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完善增值税留抵退税政策和抵扣链条，优化共享税分享比例；适当加强中央事权、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

完善城乡融合发展。第20条提出，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保障进城落户农民合法土地权益。第21条提出，推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第22条提出，完善覆盖农村人口的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建立农村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分层分类帮扶制度；健全脱贫攻坚国家投入形成资产的长效管理机制；统筹建立粮食产销区省际横向利益补偿机制。第23条提出，改革完善耕地占补平衡制度；有序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健全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完善高水平对外开放体制机制。第25条提出对外开放的重点任务、重点领域、重点项目，包括：创新发展数字贸易；推进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建设；建设大宗商品交易中心；建设全球集散分拨中心；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建设国际物流枢纽中心和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全面实施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建立健全跨境金融服务体系；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第十一章亮点颇多，干货满满。例如第42条提出，完善劳动者工资决定、合理增长、支付保障机制；合理确定并严格规范国有企业各级负责人薪酬、津贴补贴等。第44条提出，健全全国统一的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健全社保基金保值增值和安全监管体系；健全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筹资和待遇合理调整机制；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全面取消在就业地参保户籍限制。第45条提出，深化以公益性为导向的公立医院改革；建立以医疗服务为主导的收费机制。第46条提出，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和激励机制，有效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完善生育休假制度；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加大个人所得税抵扣力度；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发展银发经济，创造适合老年人的多样化、个性化就业岗位；按照自愿、弹性原则，稳妥有序推进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改革。

四个冷门

三中全会《决定》只管五年。此次全会《决定》不是一个中长期改革，时间点未瞄准2035年，反而明确提出到2029年建国80周年“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让人意外。直接带来两个问题：一、既然官方反复宣称，改革剩下的是硬骨头，言下之意都很棘手，《决定》的300多条改革措施怎么可能五年内都顺利完成？二、2025年10月，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惯例将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由于三中全会延期八、九个月且《决定》只管五年，导致这两个全会的决策必然高度重叠。

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建设缺乏干货。总体而言，第八章第29条至32条相比其他章节平淡单薄，缺乏新意干货。李源潮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曾推动乡镇党委书记试点直选，这对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和人民当家作主是里程碑的突破，可惜不了了之。如果能够进一步在县级扩大试点就好了，中共仍然控制提名权，推出三个候选人在县级由党员直选县委书记、公民直选县长，就能够较好地解决如今中国干部人事制度对上不对下负责、官员对老百姓尤其底层弱势群体缺乏真情和敬畏的顽疾。

机构改革力度偏小。第34条提出，稳妥推进人口小县机构优化；优化事业单位结构布局，强化公益性。这样的力度对减轻地方债务危机、提高基层治理现代化能力仍然杯水车薪。人口小县机构不是优化的问题，而应合并，20万甚至30万以下人口的小县，可综合考量历史、地理、文化、经济等因素，如相邻就两两合并，不相邻就与大县合并。事业单位机构改革也不是优化的问题，而应大量撤减，即使公益性职能也可通过社会化服务、政府采购实现，由此才能大幅减少各级财政过重的包袱。

反腐败治标未治本。第58条提出，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加大调整不适宜担任现职干部力度；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制，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第59提出，严肃查处政商勾连破坏政治生态和经济发展环境问题；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遗憾的是，被称为“阳光法案”的官员家庭财产收入申报立法，在中国一直停滞不前，一直回避与人类政治文明接轨。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将《财产收入申报法》列入5年立法规划，30年依然千呼万唤不出来，犹抱琵琶全遮面！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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