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冬艳、欧阳辉：中国股市先是连续大涨，随后是大幅震荡调整，投资者由最初的狂热冷静下来，又开始陷入到深深的思考当中。中国股市如何才能“长牛”？
发布日期：2024-11-22 07:42
子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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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届三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共60条，涉及中国式现代化这个宏大事业的方方面面，为今后一段时期全国各行各业都规定了具体任务。
《决定》中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个中心工作，各项改革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此次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题词都是现代化，道路和方向都没有改变。
但也有些观点认为，道路和方向都已发生了改变。导致这种观点出现的问题在于没能理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是靠什么方式推进的。
中国式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提法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为理论归纳首次出现的，但作为一项事业，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连续几十年未曾中断的实践过程。根据最新的定义，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小国寡民的那种，不是贫富悬殊的那种，不是物欲横流的那种，不是生态失衡的那种，不是穷兵黩武的那种。这是很明确的。
曾经有流行观点认为，要想经济繁荣就难免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难免会金钱至上、消费主义，难免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难免会依靠海外战争和殖民攫取暴利；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这种观点的终结。
再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是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大事业相联系的，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不是只限于中国经济发展、GDP增长这一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是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而不是空洞的理论和教条。
曾经有流行观点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现代化进程等于经济增长进程，现代化道路等于遵照西方的理论、追随西方的步伐；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这种观点的终结。
以上两大类流行的观点，相对集中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当中，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这很正常，这个群体主要的学术背景，就是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或称“自由市场经济学”，他们主要的认知框架，就是一种脱离其他领域而独立存在的“纯经济”，他们主要的政策建议，就是参照西方的经验、遵照西方的理论、按照西方的标准，针对中国社会中那个永远都问题丛生的本土经济，给出各种“接轨”方法。
对于这一人群，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作的具体部署，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当然也就非常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事到如今他们应该明白了，他们的那个自命的“事业”，也已经随着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流行观点的终结而终结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已经结束了。
更直白地说，那个“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对应的那个“西方特色的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真正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经济”，再次回归了。
今天的三中全会还是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还是改革开放，全面深化还是全面深化，不断推进还是不断推进，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有只针对经济问题的、以经济术语形式出现的新提法，更不会再将经济术语的新提法当作纲领来指导各项工作了。近年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说明已经很多了，各项任务也已经很明确了，五个大的方面，经济并不构成单独的方面，实际上也没有包括经济这个词。
如果再就经济问题谈经济，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定义中五个大的方面当中作为具体的组成部分来谈，只围绕真实的中国经济来谈，不需要再参照西方的经验、遵照西方的理论、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谈，因为那些东西并不属于中国式现代化。
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如果要给一个确切的名字，其实就是中国式经济。
超经济突破
中国式经济当然也是经济，而且是更均衡、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经济，而既然是经济，当然也同样有经济理论，而且应该是更匹配、更适用、更深刻的理论。之所以此前并不如此理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曾长期垄断了关于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权，没有给其他的说明方式留下空间。
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这套表面上十分华丽的理论在中国的记录一直非常糟糕，既没有很好地解释过中国经济，更没有很好地预测过中国经济，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垄断性的解释权力从来没有放弃过。那些不接受其基本假设、不使用其基本概念、不符合其基本原理的理论模型，无论多么契合中国的经济现实，都会遭到排斥。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之后。
不久前听到过一个新的说法，大意是：曾经被信奉的经济学原理不合时宜了，常常不是这些原理本身过时了，而是时代退步了，历史反动了。
考虑到那些“经济学原理”在中国并未真正“合时宜”过，这种论点几乎意味着，一些人要抱着他们所坚信的原理，与中国的时代和历史彻底告别了。在他们心目中，除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所指引的这条“历史的终结”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倒退和逆行。
就此告别是一件好事，告别得越彻底越好。很多人早已认为，若没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霸权的压制和干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本土观察和归纳，本土的理论创新，其实都应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在此不妨回顾一下，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真实图景。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般认为，这一转向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但是，这个转向以及转向之后的一系列关键的“闯关”、“过河”、“攀登”，可以理解为是“纯经济”活动吗？可以单纯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吗？显然不是。回溯那段历史不难看出，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包括人的观念上的、基本制度上的、社会文化上的、技术能力上的，当然也包括经济发展上的，都是集中了当时所能调动各方面能量而一举实现的，其方式是“超经济”的，其结果也是“超经济”的。
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方针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8年10月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8年10月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在这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每年发布GDP增长等经济统计数据，令国人深受鼓舞，令世界深感震惊。但是，即使如此，这真是一种“纯经济”的发展吗？是区区几条“经济学原理”所能覆盖的吗？显然不是。从这三十年里共计六次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内容即可看出，其中真正重大的问题，涉及到巨大人口，涉及到共同富裕，涉及到协调和可持续，涉及到人的全面发展，也正是今天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方面，并不仅仅关于经济增长。一如从前，《决定》中各项目标的最终实现，其方式是“超经济”的，其结果也是“超经济”的，是一种“超经济突破”。
十八大之后，形势更加明朗。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2月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改革党和国家的机构设置。而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并不需要将四十多年来历届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部列出，历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内容即可说明，中国式经济发展从来不是“纯经济”的，也不是“经济学原理”所能覆盖的。可以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各个时期，都存在这样一种宏观社会现象——各项现代化发展目标都是通过突破的方式达成的。突破的结果虽然可以通过一些经济指标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一种集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多种力量在内的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突破。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种突破不是“纯经济”的，而是一种“超经济突破”。正如此次全会的《决定》中使用的描述，“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由于“超经济突破”是通过多种手段在多个领域内同时实现的，属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因此更多地属于一种事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无法在只关注经济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之内建立理解。反过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于不能脱离其狭隘的认知框架，无法将“超经济突破”纳入其理论体系，所以才看不懂中国经济真正的成功之道。
此次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任务。毫无疑问，这些目标和任务必定会如期实现和完成，其方式当然不会是“纯经济”的，而必定是被新中国历史一再证明了的成功之道——作为一个事业的、宏伟目标导向的、连续不断的“超经济突破”。
《决定》中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个中心工作，各项改革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此次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题词都是现代化，道路和方向都没有改变。
但也有些观点认为，道路和方向都已发生了改变。导致这种观点出现的问题在于没能理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是靠什么方式推进的。
中国式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提法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为理论归纳首次出现的，但作为一项事业，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连续几十年未曾中断的实践过程。根据最新的定义，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小国寡民的那种，不是贫富悬殊的那种，不是物欲横流的那种，不是生态失衡的那种，不是穷兵黩武的那种。这是很明确的。
曾经有流行观点认为，要想经济繁荣就难免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难免会金钱至上、消费主义，难免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难免会依靠海外战争和殖民攫取暴利；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这种观点的终结。
再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是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大事业相联系的，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不是只限于中国经济发展、GDP增长这一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是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而不是空洞的理论和教条。
曾经有流行观点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现代化进程等于经济增长进程，现代化道路等于遵照西方的理论、追随西方的步伐；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这种观点的终结。
以上两大类流行的观点，相对集中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当中，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这很正常，这个群体主要的学术背景，就是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或称“自由市场经济学”，他们主要的认知框架，就是一种脱离其他领域而独立存在的“纯经济”，他们主要的政策建议，就是参照西方的经验、遵照西方的理论、按照西方的标准，针对中国社会中那个永远都问题丛生的本土经济，给出各种“接轨”方法。
对于这一人群，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作的具体部署，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当然也就非常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事到如今他们应该明白了，他们的那个自命的“事业”，也已经随着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流行观点的终结而终结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已经结束了。
更直白地说，那个“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对应的那个“西方特色的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真正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经济”，再次回归了。
今天的三中全会还是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还是改革开放，全面深化还是全面深化，不断推进还是不断推进，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有只针对经济问题的、以经济术语形式出现的新提法，更不会再将经济术语的新提法当作纲领来指导各项工作了。近年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说明已经很多了，各项任务也已经很明确了，五个大的方面，经济并不构成单独的方面，实际上也没有包括经济这个词。
如果再就经济问题谈经济，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定义中五个大的方面当中作为具体的组成部分来谈，只围绕真实的中国经济来谈，不需要再参照西方的经验、遵照西方的理论、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谈，因为那些东西并不属于中国式现代化。
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如果要给一个确切的名字，其实就是中国式经济。
超经济突破
中国式经济当然也是经济，而且是更均衡、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经济，而既然是经济，当然也同样有经济理论，而且应该是更匹配、更适用、更深刻的理论。之所以此前并不如此理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曾长期垄断了关于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权，没有给其他的说明方式留下空间。
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这套表面上十分华丽的理论在中国的记录一直非常糟糕，既没有很好地解释过中国经济，更没有很好地预测过中国经济，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垄断性的解释权力从来没有放弃过。那些不接受其基本假设、不使用其基本概念、不符合其基本原理的理论模型，无论多么契合中国的经济现实，都会遭到排斥。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之后。
不久前听到过一个新的说法，大意是：曾经被信奉的经济学原理不合时宜了，常常不是这些原理本身过时了，而是时代退步了，历史反动了。
考虑到那些“经济学原理”在中国并未真正“合时宜”过，这种论点几乎意味着，一些人要抱着他们所坚信的原理，与中国的时代和历史彻底告别了。在他们心目中，除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所指引的这条“历史的终结”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倒退和逆行。
就此告别是一件好事，告别得越彻底越好。很多人早已认为，若没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霸权的压制和干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本土观察和归纳，本土的理论创新，其实都应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在此不妨回顾一下，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真实图景。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般认为，这一转向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但是，这个转向以及转向之后的一系列关键的“闯关”、“过河”、“攀登”，可以理解为是“纯经济”活动吗？可以单纯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吗？显然不是。回溯那段历史不难看出，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包括人的观念上的、基本制度上的、社会文化上的、技术能力上的，当然也包括经济发展上的，都是集中了当时所能调动各方面能量而一举实现的，其方式是“超经济”的，其结果也是“超经济”的。
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方针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8年10月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8年10月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在这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每年发布GDP增长等经济统计数据，令国人深受鼓舞，令世界深感震惊。但是，即使如此，这真是一种“纯经济”的发展吗？是区区几条“经济学原理”所能覆盖的吗？显然不是。从这三十年里共计六次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内容即可看出，其中真正重大的问题，涉及到巨大人口，涉及到共同富裕，涉及到协调和可持续，涉及到人的全面发展，也正是今天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方面，并不仅仅关于经济增长。一如从前，《决定》中各项目标的最终实现，其方式是“超经济”的，其结果也是“超经济”的，是一种“超经济突破”。
十八大之后，形势更加明朗。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2月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改革党和国家的机构设置。而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并不需要将四十多年来历届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部列出，历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内容即可说明，中国式经济发展从来不是“纯经济”的，也不是“经济学原理”所能覆盖的。可以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各个时期，都存在这样一种宏观社会现象——各项现代化发展目标都是通过突破的方式达成的。突破的结果虽然可以通过一些经济指标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一种集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多种力量在内的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突破。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种突破不是“纯经济”的，而是一种“超经济突破”。正如此次全会的《决定》中使用的描述，“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由于“超经济突破”是通过多种手段在多个领域内同时实现的，属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因此更多地属于一种事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无法在只关注经济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之内建立理解。反过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于不能脱离其狭隘的认知框架，无法将“超经济突破”纳入其理论体系，所以才看不懂中国经济真正的成功之道。
此次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任务。毫无疑问，这些目标和任务必定会如期实现和完成，其方式当然不会是“纯经济”的，而必定是被新中国历史一再证明了的成功之道——作为一个事业的、宏伟目标导向的、连续不断的“超经济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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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22 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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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中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个中心工作，各项改革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此次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题词都是现代化，道路和方向都没有改变。
但也有些观点认为，道路和方向都已发生了改变。导致这种观点出现的问题在于没能理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是靠什么方式推进的。
中国式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提法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为理论归纳首次出现的，但作为一项事业，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连续几十年未曾中断的实践过程。根据最新的定义，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小国寡民的那种，不是贫富悬殊的那种，不是物欲横流的那种，不是生态失衡的那种，不是穷兵黩武的那种。这是很明确的。
曾经有流行观点认为，要想经济繁荣就难免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难免会金钱至上、消费主义，难免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难免会依靠海外战争和殖民攫取暴利；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这种观点的终结。
再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是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大事业相联系的，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不是只限于中国经济发展、GDP增长这一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是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而不是空洞的理论和教条。
曾经有流行观点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现代化进程等于经济增长进程，现代化道路等于遵照西方的理论、追随西方的步伐；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这种观点的终结。
以上两大类流行的观点，相对集中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当中，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这很正常，这个群体主要的学术背景，就是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或称“自由市场经济学”，他们主要的认知框架，就是一种脱离其他领域而独立存在的“纯经济”，他们主要的政策建议，就是参照西方的经验、遵照西方的理论、按照西方的标准，针对中国社会中那个永远都问题丛生的本土经济，给出各种“接轨”方法。
对于这一人群，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作的具体部署，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当然也就非常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事到如今他们应该明白了，他们的那个自命的“事业”，也已经随着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流行观点的终结而终结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已经结束了。
更直白地说，那个“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对应的那个“西方特色的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真正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经济”，再次回归了。
今天的三中全会还是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还是改革开放，全面深化还是全面深化，不断推进还是不断推进，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有只针对经济问题的、以经济术语形式出现的新提法，更不会再将经济术语的新提法当作纲领来指导各项工作了。近年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说明已经很多了，各项任务也已经很明确了，五个大的方面，经济并不构成单独的方面，实际上也没有包括经济这个词。
如果再就经济问题谈经济，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定义中五个大的方面当中作为具体的组成部分来谈，只围绕真实的中国经济来谈，不需要再参照西方的经验、遵照西方的理论、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谈，因为那些东西并不属于中国式现代化。
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如果要给一个确切的名字，其实就是中国式经济。
超经济突破
中国式经济当然也是经济，而且是更均衡、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经济，而既然是经济，当然也同样有经济理论，而且应该是更匹配、更适用、更深刻的理论。之所以此前并不如此理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曾长期垄断了关于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权，没有给其他的说明方式留下空间。
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这套表面上十分华丽的理论在中国的记录一直非常糟糕，既没有很好地解释过中国经济，更没有很好地预测过中国经济，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垄断性的解释权力从来没有放弃过。那些不接受其基本假设、不使用其基本概念、不符合其基本原理的理论模型，无论多么契合中国的经济现实，都会遭到排斥。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之后。
不久前听到过一个新的说法，大意是：曾经被信奉的经济学原理不合时宜了，常常不是这些原理本身过时了，而是时代退步了，历史反动了。
考虑到那些“经济学原理”在中国并未真正“合时宜”过，这种论点几乎意味着，一些人要抱着他们所坚信的原理，与中国的时代和历史彻底告别了。在他们心目中，除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所指引的这条“历史的终结”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倒退和逆行。
就此告别是一件好事，告别得越彻底越好。很多人早已认为，若没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霸权的压制和干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本土观察和归纳，本土的理论创新，其实都应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在此不妨回顾一下，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真实图景。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般认为，这一转向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但是，这个转向以及转向之后的一系列关键的“闯关”、“过河”、“攀登”，可以理解为是“纯经济”活动吗？可以单纯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吗？显然不是。回溯那段历史不难看出，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包括人的观念上的、基本制度上的、社会文化上的、技术能力上的，当然也包括经济发展上的，都是集中了当时所能调动各方面能量而一举实现的，其方式是“超经济”的，其结果也是“超经济”的。
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方针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8年10月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8年10月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在这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每年发布GDP增长等经济统计数据，令国人深受鼓舞，令世界深感震惊。但是，即使如此，这真是一种“纯经济”的发展吗？是区区几条“经济学原理”所能覆盖的吗？显然不是。从这三十年里共计六次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内容即可看出，其中真正重大的问题，涉及到巨大人口，涉及到共同富裕，涉及到协调和可持续，涉及到人的全面发展，也正是今天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方面，并不仅仅关于经济增长。一如从前，《决定》中各项目标的最终实现，其方式是“超经济”的，其结果也是“超经济”的，是一种“超经济突破”。
十八大之后，形势更加明朗。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2月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改革党和国家的机构设置。而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并不需要将四十多年来历届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部列出，历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内容即可说明，中国式经济发展从来不是“纯经济”的，也不是“经济学原理”所能覆盖的。可以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各个时期，都存在这样一种宏观社会现象——各项现代化发展目标都是通过突破的方式达成的。突破的结果虽然可以通过一些经济指标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一种集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多种力量在内的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突破。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种突破不是“纯经济”的，而是一种“超经济突破”。正如此次全会的《决定》中使用的描述，“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由于“超经济突破”是通过多种手段在多个领域内同时实现的，属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因此更多地属于一种事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无法在只关注经济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之内建立理解。反过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于不能脱离其狭隘的认知框架，无法将“超经济突破”纳入其理论体系，所以才看不懂中国经济真正的成功之道。
此次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明确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具体任务。毫无疑问，这些目标和任务必定会如期实现和完成，其方式当然不会是“纯经济”的，而必定是被新中国历史一再证明了的成功之道——作为一个事业的、宏伟目标导向的、连续不断的“超经济突破”。
《决定》中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中不断推进的，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开辟广阔前景。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面对人民群众新期待，必须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个中心工作，各项改革都围绕着这个中心。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到此次三中全会“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主题词都是现代化，道路和方向都没有改变。
但也有些观点认为，道路和方向都已发生了改变。导致这种观点出现的问题在于没能理解什么是中国式现代化，以及中国式现代化是靠什么方式推进的。
中国式经济
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提法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作为理论归纳首次出现的，但作为一项事业，中国式现代化实际上是一个连续几十年未曾中断的实践过程。根据最新的定义，它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国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小国寡民的那种，不是贫富悬殊的那种，不是物欲横流的那种，不是生态失衡的那种，不是穷兵黩武的那种。这是很明确的。
曾经有流行观点认为，要想经济繁荣就难免会富者愈富、贫者愈贫，难免会金钱至上、消费主义，难免会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难免会依靠海外战争和殖民攫取暴利；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这种观点的终结。
再换句话说，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式的，而不是西方式的；中国式现代化的推进，是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大事业相联系的，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不是只限于中国经济发展、GDP增长这一个方面；中国式现代化的实现，是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的需要，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需要，是人民群众新期待的需要，而不是空洞的理论和教条。
曾经有流行观点认为，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现代化进程等于经济增长进程，现代化道路等于遵照西方的理论、追随西方的步伐；那么，中国式现代化的正式提出，即宣告了这种观点的终结。
以上两大类流行的观点，相对集中在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群当中，就是所谓的“主流经济学家”群体。这很正常，这个群体主要的学术背景，就是所谓的“西方主流经济学”或称“自由市场经济学”，他们主要的认知框架，就是一种脱离其他领域而独立存在的“纯经济”，他们主要的政策建议，就是参照西方的经验、遵照西方的理论、按照西方的标准，针对中国社会中那个永远都问题丛生的本土经济，给出各种“接轨”方法。
对于这一人群，无论是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还是关于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作的具体部署，都大大超出了他们的认知，当然也就非常不符合他们的期望。事到如今他们应该明白了，他们的那个自命的“事业”，也已经随着那些曾经红极一时的流行观点的终结而终结了。一个特殊历史时期中的一个特殊阶段，已经结束了。
更直白地说，那个“西方主流经济学”所对应的那个“西方特色的中国经济”，已经结束了，真正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式经济”，再次回归了。
今天的三中全会还是三中全会，改革开放还是改革开放，全面深化还是全面深化，不断推进还是不断推进，但是，一般情况下不会再有只针对经济问题的、以经济术语形式出现的新提法，更不会再将经济术语的新提法当作纲领来指导各项工作了。近年来，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说明已经很多了，各项任务也已经很明确了，五个大的方面，经济并不构成单独的方面，实际上也没有包括经济这个词。
如果再就经济问题谈经济，就是在中国式现代化定义中五个大的方面当中作为具体的组成部分来谈，只围绕真实的中国经济来谈，不需要再参照西方的经验、遵照西方的理论、按照西方的标准来谈，因为那些东西并不属于中国式现代化。
这才是正常的情况，如果要给一个确切的名字，其实就是中国式经济。
超经济突破
中国式经济当然也是经济，而且是更均衡、更健康、更可持续的经济，而既然是经济，当然也同样有经济理论，而且应该是更匹配、更适用、更深刻的理论。之所以此前并不如此理解，是因为“西方主流经济学”曾长期垄断了关于中国经济的理论解释权，没有给其他的说明方式留下空间。
虽然“西方主流经济学”这套表面上十分华丽的理论在中国的记录一直非常糟糕，既没有很好地解释过中国经济，更没有很好地预测过中国经济，但由于种种原因，其垄断性的解释权力从来没有放弃过。那些不接受其基本假设、不使用其基本概念、不符合其基本原理的理论模型，无论多么契合中国的经济现实，都会遭到排斥。这种状况，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二十大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之后。
不久前听到过一个新的说法，大意是：曾经被信奉的经济学原理不合时宜了，常常不是这些原理本身过时了，而是时代退步了，历史反动了。
考虑到那些“经济学原理”在中国并未真正“合时宜”过，这种论点几乎意味着，一些人要抱着他们所坚信的原理，与中国的时代和历史彻底告别了。在他们心目中，除了西方新自由主义所指引的这条“历史的终结”之路，其他的路都是倒退和逆行。
就此告别是一件好事，告别得越彻底越好。很多人早已认为，若没有“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霸权的压制和干扰，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本土观察和归纳，本土的理论创新，其实都应该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事。
在此不妨回顾一下，自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经济腾飞的真实图景。
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一般认为，这一转向开启了改革开放新时期。但是，这个转向以及转向之后的一系列关键的“闯关”、“过河”、“攀登”，可以理解为是“纯经济”活动吗？可以单纯用“经济学原理”来解释吗？显然不是。回溯那段历史不难看出，真正具有重大意义的突破，包括人的观念上的、基本制度上的、社会文化上的、技术能力上的，当然也包括经济发展上的，都是集中了当时所能调动各方面能量而一举实现的，其方式是“超经济”的，其结果也是“超经济”的。
1984年10月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规定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性质和各项方针政策；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1988年9月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针。
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勾画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1998年10月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到2010年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奋斗目标。
2003年10月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2008年10月的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
在这三十年里，中国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每年发布GDP增长等经济统计数据，令国人深受鼓舞，令世界深感震惊。但是，即使如此，这真是一种“纯经济”的发展吗？是区区几条“经济学原理”所能覆盖的吗？显然不是。从这三十年里共计六次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的内容即可看出，其中真正重大的问题，涉及到巨大人口，涉及到共同富裕，涉及到协调和可持续，涉及到人的全面发展，也正是今天所说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几个方面，并不仅仅关于经济增长。一如从前，《决定》中各项目标的最终实现，其方式是“超经济”的，其结果也是“超经济”的，是一种“超经济突破”。
十八大之后，形势更加明朗。2013年11月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18年2月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以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导向，改革党和国家的机构设置。而刚刚闭幕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则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到二〇二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八十周年时，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
并不需要将四十多年来历届中央全会通过的决定全部列出，历届三中全会的决议内容即可说明，中国式经济发展从来不是“纯经济”的，也不是“经济学原理”所能覆盖的。可以认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包括各个时期，都存在这样一种宏观社会现象——各项现代化发展目标都是通过突破的方式达成的。突破的结果虽然可以通过一些经济指标得到反映，但突破的实现并不是单纯的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一种集合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文化多种力量在内的综合性的、战略性的突破。从经济的角度看，这种突破不是“纯经济”的，而是一种“超经济突破”。正如此次全会的《决定》中使用的描述，“敢于突进深水区，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由于“超经济突破”是通过多种手段在多个领域内同时实现的，属于一个高速发展的国家总体发展战略选择的问题，因此更多地属于一种事业，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无法在只关注经济问题的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范式之内建立理解。反过来说，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由于不能脱离其狭隘的认知框架，无法将“超经济突破”纳入其理论体系，所以才看不懂中国经济真正的成功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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