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农村考生填志愿：没听过的专业和买不到的“张雪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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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馨儿、袁漪琳：只要市场在变，政策在变，信息差就会一直存在。当志愿填报变成一门好生意，县中的学生仍然在吃力地追赶变化，或者接受自己已经被落在鸿沟一端的现实。

胡馨儿、袁漪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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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比努力重要吗？又是一年7月，当考生家长们为了填志愿掏出真金白银的那一刻，这一问题的回答已经确切无疑。

据红星新闻报道，早在高考前夕，张雪峰的公司推出的两款针对2024届考生的志愿填报服务，尽管高达售价11999元和17999元，也仍然上架即空，足见需求火爆。针对今年高一在读生的2026年志愿填报服务也已经售罄，尽管为考生一对一服务的是张雪峰团队的老师，并非本人。目前，市面上高考志愿填报一对一咨询的收费从3千元到3万元不等，不同城市有所差异。高考志愿填报的市场规模也已达到近10亿元，是2016年的7倍。

2024年全国已有21个省、市、自治区采用新高考模式（其中有6个省、市采用“3+3”模式，即语数外加其他任意三科）。新高考的“3+1+2”模式则是语数外3门，加上历史和物理二选一（分数线公开也把考生分为历史类和物理类考生），还有2门再选科目，即从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中选两门。

选科组合变得灵活，意味着考生需要填报的志愿多达数十个、甚至上百个。历经多次高考改革，志愿填报作为一场超大型博弈的本质不改。

在新高考模式下，填报志愿的工作变得比以前更加精细，需要学生提前了解自己大学想学什么专业、选择相应的选科科目。

根据教育公益机构PEER毅恒挚友（下称“PEER”）的工作人员黄婷和王旻若在县域中学的观察，学校的整体教学目标仍然以考高分为主，极少在高中阶段为学生提供了解行业和认识自己的机会。另外，学生往往不了解志愿填报的规则和信息，尤其是一些多样化的机会（如，国家专项、地方专项、提前批、强基计划）。她们还留意到，占据学生大多数的中等生群体很少主动去了解报考信息，是因为看到自己的成绩不够好，先在心态上给自己设了限。

“PEER实际上想达成的不止是帮助学生填高考志愿，更是如何在人生的关键选择时刻搜集信息、确立目标、做出决策和准备，并且能够为自身选择负责。”王旻若说。职业生涯规划被纳入PEER支持县中人文教育的关键一环。

从2023年起，PEER与天井学堂合作，给湖南、广西、贵州等省份多所县镇中学考生，尤其是普通家庭的学生提供免费的一对一志愿填报指导。每年能够辅导100-200名的学生。

在过去十余年里，天井学堂已经在湖南省积累了为农村户籍学生指导志愿填报的公益经验。

天井学堂的联合创办人于忠是湖南一家企业的高管，从事过教育、交通、创投等行业。现在，学生们喜欢叫他“于老师”。从农业大学退学之后，他当了两年县高中的生物老师后考研到了武汉大学再读经济学。于忠认为，现在市场和产业的变化很快，大学的专业又太多，志愿填报已经成为一项十分专业的工作。

农村学生要跨越的“信息差”更为明显，他们当中有些人连省会城市都没有去过。没有听过的专业和行业、没有接触过的城市生活，以及嘈杂的互联网信息环境，都在固化农村学子们迈出人生下一步的壁垒。

于忠想让这些农村出身的孩子在四年大学里真正掌握一技之长。因此，天井学堂给学生推荐的专业，都是本身有实用性的、“好就业”的。在城市选择上，于忠强烈推荐学生们去大城市就学，不要留在本地，因为考到大城市，可能是这些孩子人生中成本最低的一次开拓视野，甚至改变命运轨迹的机会。

听张雪峰的，只是第一步

周宛柔最开始填报志愿的时候考虑过中医专业。在她的家乡湖南省张家界市桑植县，中医的地位和认可度很高。但宛柔妈妈极力劝说她放弃学医，因为宛柔的表姐就在当地县城做护士，工作辛苦，一个月工资只有两千到三千元。宛柔家是精准扶贫户，父母批发蔬菜水果在县城里摆摊。这两年宛柔和姐姐前后脚上了大学。考虑到经济负担，加上学医的时间成本高，还需要继续深造拿到研究生学历，刚毕业的工资也不会很高，宛柔很快放弃了学医这一选项。

越临近高考，宛柔妈妈开始经常在微信视频号上看张雪峰的视频。她希望女儿能读一个未来能找到稳定工作的专业，比如张雪峰推崇计算机相关专业。宛柔妈妈觉得他讲得“非常有道理”。

帮宛柔辅导志愿填报的志愿者谭雯茜也支持宛柔选择计算机相关的专业，宛柔喜欢动手能力强的学科，不过如果她读了机械制造或土木工程等工科专业，这些行业的工作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雯茜是湖南大学公共管理专业的在读研究生。雯茜发现，她高中同学就读的院校里，土木工程专业一个班30个人，只有唯一的一个名列前茅的女孩顺利就业，其他剩余的十多个女孩子都找不到工作，但是他们班二十多个男生里，只有一两个人毕业时找不到工作。雯茜说，“现实中行业里存在很大的性别歧视。所以我希望能在宛柔进大学前帮她避开性别歧视比较明显的专业。”

张雪峰曾在直播上指出许多可以“吃性别红利”的专业，例如不漂亮的普通家庭女生不要报读金融；建议低分段的男生读护理专业，“随便一个本科基本上都能进三甲医院”。

作为2023年新高考的考生，宛柔在填志愿的时候要先确定选择“计算机大类”，然后根据学校的往年录取分数来判断自己能上哪些学校，再根据这些学校里没有“负面清单”的专业组进行排序。专业组，指的是院校会把不同的专业打包，作为一个整体提供给学生选择。但一些学校会将热门专业和冷门专业全都放在同一个专业组里。比如，一个专业组里可以同时存在计算机、土木工程、心理学和园林。这样一来，一个想学计算机的同学很可能被调剂去读园林，学生对录取的预期和实际结果差距可能很大。

湖南省内院校专业组“大杂烩”的现象尤为严重，雯茜猜测可能是因为湖南省的院校知道大部分学生倾向报考本省的学校，所以把专业组设置得模糊一点，让考生们都先报进来，进入大学后再去分专业。

宛柔则认为，这样做能把冷门专业的录取分数拉高，学校的档次也间接拉高。只是宛柔是对专业目标比较明确的学生，不愿意接受这么大的风险去调剂到一个完全不感兴趣的专业。因此，雯茜说她们会尽量帮学生选择那种包含了几个专业之间关联性高的、“干净”的专业组。

“负面清单”，则是天井学堂为了方便解释规则提出的一个词，指的是学生本人不愿意就读的或者就业前景较差的专业，例如因张雪峰的金句出圈的新闻学，和长期被称为“四大天坑”的“生化环材”等等。

据麦可思研究院发布的《2023年中国本科生就业报告》统计，法学、文学、艺术学、经济学的毕业去向落实率（分别为78.2%、82.7%、83.1%、83.3%）相对较低，并且经济学和文学毕业生的就业满意度偏低。与之相反，计算机相关的专业高薪且就业率高。在2022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月收入排行榜中，信息安全、信息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软件工程位列前四（分别为7579元、7157元、7074元、7056元）。

宛柔的高考分数是522分，比湖南省物理类考生的特控线高了45分。如果她想凭借这个分数去选计算机大类，可能没办法去南方的比较好的学校，但如果考虑北方的学校，她的分数就足以让她选心仪的专业了。宛柔说自己是“用距离换分数”。

不过，为了填报省外的大学，宛柔和妈妈起了争执。妈妈非常不放心，担心女儿在外地读书离家太远，“可能被拐走”，每年也只能回家一两次。“我劝说了很久，一直在和她解释省内学校的专业组里专业混杂，我不想随便填一个大学，录取到一个未知的专业。”宛柔说，虽然在一番劝说下，母亲表面上犹犹豫豫地尊重了她的决定，“但我知道她内心其实依然很在意（去外省上学）。”

湖南省分两天公布录取结果，第一天公布学生被哪所大学录取，第二天公布具体录取的专业。

宛柔的双胞胎姐姐被河南郑州的大学录取。当宛柔查到自己被大连的辽宁师范大学录取时，她看到妈妈的脸都黑了。“因为大连比郑州远”。宛柔还记得那一整天妈妈都在埋怨自己，问自己为什么去那么远。

第二天录取专业公布，宛柔被人工智能专业录取，而她姐姐被录取的专业是土木工程。妈妈的态度出现了大反转。相比之下，宛柔的大学虽然离家远，但宛柔妈妈对她被录取的专业非常满意，觉得姐姐去读土木工程会“太辛苦”。最后，姐姐选择了复读，今年被省内一所学校提前批录取，宛柔走出了县城，来到与家乡截然不同的北方海滨城市。

人工智能是辽宁师范大学在2023年新开设的一个专业，没有往年分数可供考生参考。宛柔也不知道这个专业是否与计算机大类里的其他专业有什么区别。大一的课程主要是在打基础，学习线性代数、C语言、Python、以及人工智能导论。

“学Python的时候，我特别头痛，不知道现在学的Python和其他知识和人工智能有什么样的联系，跟未来的就业又有什么样的接触。”宛柔曾找理工大学里计算机大四的学生交流，拓宽了她对专业的了解。“他们给了我很大的震撼，我觉得他们了解很多知识，我还什么都不会。”

宛柔虽然学的是人工智能专业，但身处师范大学，她发现同专业的学长学姐们倾向于考公务员或教师资格证。宛柔还没决定毕业后是考研还是就业：“现在的就业形势并不是很理想，我想用大学这几年多了解了解，再进一步加深我对未来的打算。”

宛柔是乡镇里少数的大学生之一。同龄人现在基本上都没有读书了，要么待在家里，要么出去打工。有的人初中毕业后帮家里人干活，或者高中毕业去了大专。

宛柔喜欢大连，有美丽的海景、雪景，和与家乡不同的凉爽天气，但她并不一定会留下。她更喜欢南方城市，一则是离家近，更重要的是，南方城市的发展劲头更快，尤其是在她的专业对口的新兴科技产业上，而在大连，“商场看起来都有点年代了”。

宛柔知道，生活一直在变，自己也还年轻，选择仍然是向她敞开的。显然，“想闯一闯”的那股劲，没有被现实的局促完全按下。

县中学生，选择更难

高考分数出来出来的前一天，宛柔的学校让班主任通知学生填报志愿的步骤。听完之后宛柔和周围的同学还是不会填，但他们要在短短一周内决定自己的报考方向。高考出分后，学生们才拿到一本厚厚的志愿填报指南，里面介绍的都是最基础的填报规则，比如系统开放和截止的时间、什么是“本科提前批”、“提前批”里面有哪些类别可以选......

到了马上要填提前批的时候，家长们涌到老师那里问“这个分数段去哪里合适”，然后老师会根据学生的分数段、文理科，以及学生想学什么这些简单的信息，推荐去哪个学校，“冲”一“冲”这个，“保”一“保”那个。宛柔也想过去问老师的意见，“但人太多了，都挤炸了。”

雯茜发现，或许是因为学校老师有介绍，大部分高中生都知道公费师范生是“本科提前批”可报考的专业，其实医学类、公安类、一些航海类专业也属于“提前批”选项，但这些专业名称不在学生们的认知范围内。

学生们本就一头雾水，但更复杂的挑战才刚刚开始。新高考改革后，学校和专业捆绑在一起，一个志愿就是一个院校专业组。要填上某个志愿，意味着学生需要弄清楚自己会在哪个批次被录取（是提前批，还是“本科一批”“本科二批”，部分省份是上述几个本科批次一起填报）、专业顺序应该怎么放、“专业组”是什么、不同的专业组有什么区别、要不要服从调剂，等等。

雯茜试着让宛柔填本科提前批的志愿，发现果不其然，宛柔完全不懂怎么填，把低录取分的学校及专业排在了高录取分的前面，浪费了用自己的分数冲刺好学校的机会。

宛柔的姐姐去年误打误撞被土木工程专业录取，就是因为没有注意到自己选的专业组里包含这个专业。雯茜觉得类似的失误其实是可以在跟老师沟通的过程中避免的。雯茜辅导过一个复读生，第一年考完发现分数低就在心理上“躺平”了，没有继续接受志愿填报指导，被北京工商大学的一个民办独立学院录取，一年学费要7万多。由于学费高昂，这名考生于是无奈选择复读。

对于未来的职业设想，志愿者们注意到“老师”这个职业最受欢迎，尤其是在女生当中。除了老师，就是医生。因为学生们很少接触过除此之外的行业。至于为什么想要当老师？答案通常是，父母觉得当老师受人尊重，在当地有社会地位，而且是一个稳定的工作。宛柔也发现，这是身边的县中家长们给孩子的最普遍的建议。

对于自身没有太多想法的学生，志愿者会告诉他们，除了师范专业之外还有其他专业，比如汉语言文学、工商管理、法律......“暂且不管这些选择是好是坏，至少Ta能先去了解一下其他专业，比只知道老师这个唯一选择要好。”

直到选择专业的时刻，在课本之外、网络那端的那个真正的社会才第一次向这群少年展开。

天井学堂的志愿咨询的过程很像心理咨询。学生先要填一张问卷表，写下有意向的城市院校和专业。志愿者根据问卷进一步询问学生的想法，“为什么是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雯茜看到，学生在交流的过程中看到了更多可能性之后，其实会推翻原先给自己设限的想法。

只要市场在变，政策在变，“信息差”就会一直存在，抹平“信息差”于是成为刚需。而县中的孩子们仍然在吃力地追赶变化，或者接受自己只能站在鸿沟一端的现实。

2021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校本科招生专业选考科目要求指引（通用版）》，规定大多数理工科专业在录取时要求必选“物理+化学”，也被称为“物化双选”。这一政策从2024年高考开始正式执行。换言之，新高考让学生自由选择科目的意义被削减了，一切似乎又回到了旧高考的文理分科模式（数学不分开考）。

然而，雯茜在辅导县中学生时发现，许多没选化学的物理类考生不知道“物化双选”的政策，因为高一分科的时候老师没有给予明确的“强调”，但在填写志愿时，计算机、电子信息、机械工程等理工科专业组要求学生的选科必须是“物化双选”，所以现在他们无法选择想去的理工科专业，导致选择机会大大减少，甚至少于历史类考生的选择范围。这些学生只能选文科、商科这些专业，或者去找“漏网之鱼”，也就是属于工科，但没要求高考选化学的院校，比如近年刚升为职业本科的浙江药科职业大学、深圳职业技术大学等。

什么专业好就业？

什么是适合县中学生的“好专业”？经济窘迫的农村的孩子是不是就不能读文科，只能学一门毕业就能赚到钱的技术？

于忠对“好就业”的定义参考了西方职业教育的培养思路：学生可以通过考取职业资质证书达到从事某行业的门槛、能够学到实用的专业技能。

另外，老龄化，是国内外社会最有确定性的趋势。于忠还很关注一些随着发达国家社会进入深度老龄化后变得越来越重要的行业，比如养老、医护。文科生在这些行业里也有可以报考的专业，比如中医、护理、康复、针灸。（注：2024年开始中医专业只招收物理类考生。）

至于在目前就业市场举步维艰的文科专业，包括社会学、人类学、考古学、新闻学专业，在于忠眼里也不是“无用之学”，学生能获得调研和写作的训练。如果学生还有继续读研的想法，于忠会推荐他们在本科阶段选的学科是能够为深造和转型打基础的，避免研究生想转专业但被本科专业限制的情况。

马玉霞是2023年湖南省物理类考生，高考分数是468，比特控线低了9分。她想到省外看看，去大城市学一个理工类专业。玉霞的爸爸在浙江温州的皮革厂制作皮革，妈妈在家乡县城的小酒店做清洁，父母都尊重玉霞自己的意见。

志愿者潘丽频给玉霞找到了一个“高性价比”的选项——防灾科技学院的城市地下空间工程专业。防灾科技学院隶属于中国地震局，是全国唯一一个具有防灾减灾属性的高等院校。“近年来国家对于安全工程和防灾相关的工作非常重视，这些基层的岗位在每个城市里都有招聘，每年都在招更多的本科生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丽频希望玉霞能在这所学校的优势专业学到和专业的知识和技能。

入读后，玉霞接触到了人防工程、综合管囊空间和盾构机等挖隧道的机器。“地下空间工程能够在未来给人们带来更多的空间资源，”这让玉霞在学习时收获了成就感，尽管专业里的女老师告诉他们，女生在城市地下空间工程这个行业找工作可能比男生更难。玉霞班里男女比例是3:1，32个人里只有8个女生（整个专业64人），所以她建议学生们考研。根据该校2022届本科毕业生就业报告，玉霞就读的专业是全校就业率和考研率最高的。

玉霞说，她的高中同学花了8000元找志愿填报机构帮她填志愿，结果被录到了湖南农业大学的化学专业，但其实这位同学很讨厌化学，而且因为她是通过国家专项计划被录取的，不允许转专业，只能痛苦坚持。

金榜提名之后

玉霞的学校在廊坊燕郊，坐高铁20分钟就能到北京。在北京，她第一次见到了地铁、特别高的楼和形状各异的建筑，“刚开始坐地铁，我就觉得‘哇，还有这种东西，地铁真的太方便了’。”

帮玉霞的填报的志愿者潘丽频同样来自湖南怀化的一所县中。回忆起四年前刚到长沙上大学的时候，她也是在第一次见到地铁后发出惊叹，“其实刚来大城市读书的时候，我需要一段时间去适应，甚至会有一段时间自卑。我是从一个小县城上来的学生，这些在高楼大厦生活的人看起来都很优秀，也许我跟他们的差距很大。”

随着对这座新一线城市的探索，丽频和“小镇做题家”式的自卑和解了。“向外连接”，利用外界的资源来规划自己的人生，是她心态转变的秘诀，也是她观察到的、不少县中学生进入大学后没有意识到的一步——“他们可能不会有意识去找课外实践、进实验室、参加科研活动，只是随着新生周、‘百团大战’以及学校的每一门课程走下去，重复着学生会、当班干部、宅在宿舍的生活”。

是否意识到职业规划的重要性，在学业、就业竞争加剧的今天已经被略显笼统地归因为学生家庭的经济和社会背景。

类似“张雪峰建议普通家庭的孩子不要学医”的谣传能登上微博热搜，离不开“普通家庭”四个字所凸显的阶层意识。社会学研究揭露了隐匿在金榜题名之后的阶层叙事——“对于一些人来讲，学到精英文化是用很大代价换来的成功；对另一些人来讲，这只是一种继承。”

这句话出自皮埃尔•布尔迪厄在《继承人——法国大学生与文化》。布尔迪厄区分了两类学生。一类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大学生，另一类是与精英文化距离较远的其他社会阶层的大学生。后者需要不断调和自身与名校之间的矛盾，他们不熟悉、也不适应名校这个场域的游戏规则和策略。

香港大学教育学院在读博士郑雅君在其2023年出版的《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中也提到了这种“不适应”，将其命名为一种“文化障碍”。

各地县中仍在批量复制以高强度学习闻名的“衡水模式”。当除了学习之外没有空闲的好学生走进大学，大学对好学生的定义变成了“有综合素质”“全面发展”“有批判性和反思性”，既要明确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又要懂得利用大学的资源、为自己的未来谋出路。自嘲“小镇做题家”的网络现象应运而生——学生们发现自己考上了大学，却缺乏视野、资源甚至爱好。

郑雅君认为这种“文化障碍”会影响学生的行动策略，还会影响他们的自我认识与自信心，不利于人际交往和生涯发展。“寒门学子应对自我认同危机的策略通常是鼓手自己熟悉的学业成功，放弃自己所不熟悉的课外社会性活动......长远来看却不利于其职业发展。”

她的研究发现，社会出身的优劣通常会把学生们分为“目标掌控者”和“直觉依赖者”。前者像持着地图进入迷宫的玩家，知道重点是在最后的对决，因此懂得利用的规则和技巧省时省力，甚至能用批判的眼光来审视游戏规则本身；而后者则不见全貌，按部就班地遵循规则，对每一关都心怀忐忑。“目标掌控者”比“直觉依赖者”更容易早日通关，将理想职业收入囊中。不过，郑雅君的研究并不支持“出身决定论”，而是发现一部分学生能够在上大学的过程中成长，从“直觉依赖者”向“目标掌控者”转变。

《出身：不平等的选拔与精英的自我复制》的作者劳拉•A•里韦拉研究了美国高薪岗位的招聘环节，发现招聘中存在对富裕学生的强大偏好。而能够打破阶层偏见的非精英学生，大多是动用了“偶然匹配、圈内人的指导、模仿、文化渗透、夸大区别，以及补偿性资历证明”等多重策略，成为“逆袭”的少数。

玉霞刚上大一就进了一个有关风积沙的项目组，还参加了建模比赛，跟着学校到北京参加了应急展。在和高年级学生请教过后，宛柔认为，“变强”的方法是自学：多看视频、多找找可以报名的大赛，努力去贴合招聘市场对计算机人才的需求。学习酒店管理的丽频获得了在国际精品酒店集团实习的履历。

作为家里的第一代大学生，她们虽然仍有迷茫和自我怀疑，但已经表现出对大学文化的主动融入，并通过实践这些策略来重塑自己的身份认同。郑雅君在给寒门学子的建议中还提到，不妨欣赏自己原生的文化身份，将这段跨越文化障碍的经历化为独特优势。

“学校只有使学生的前景尽可能免受其社会出身的制约，才算完成了它的使命。”美国社会学者詹姆斯•S•科尔曼在1966年出版的《平等的学校或平等的学生？》中如是写道。

而在当下，这一使命显然不是靠大学自身就可以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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