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前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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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胜舟：最期待的是尽快制定《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还期待对财税体制动大手术，县处级以上干部家庭财产公开，应对人口快速老化有干货。

叶胜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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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7月15日开幕，会期标配四天，18日表决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确认政治局对贪腐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开除党籍的处分，按得票多少排序的候补中央委员等额递补为中央委员，当晚惯例发布全会公报。

国内外对此次三中全会期望值很高，多个境外主流媒体广泛采访专家，多次发表长篇专稿分析热点和拟出台的政策。原因简单，自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火车头”，每年贡献约为30%，历经新冠疫情三年封控，2023年全面解封后，并未快速实现普遍预测的“V型”反弹。经济偏冷、信心偏冷、需求偏冷、投资偏冷、消费偏冷，中国民众日子不好过，全球经济也不好过，迫切需要一针强心剂，所以渴望中国能够出台如十八届三中全会量级的改革决策，振奋人心、稳定预期。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评估

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笔者对当时首次阅读的震憾体验，仍然记忆犹新，眼睛一亮、精神一振，感受到换届后新班子的抱负和实干。

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最近11年改革开放的成绩显著，官方媒体报道也足够和及时。为撰写本文，又仔细重读了11年前的《决定》，发现60条措施至少有17条未完全落实或有待改善，包括但不限于：

第2条“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早在2012年3月5日，时任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国家发展改革委曾起草相关文件，困难重重，并未落地。

第7条“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在提供公共服务方面作出更大贡献”，“推进公共资源配置市场化”，“进一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近十年，“国进民退”的质疑声不断。国有企业、国有资本与民众争利、与民营企业争利，偏离主业，热衷于赚热钱、快钱，例如纷纷投资房地产，助推泡沫经济。

第15条“推动公办事业单位与主管部门理顺关系和去行政化”，“逐步取消学校、科研院所、医院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事业单位改革仍然严重滞后于实际，很多单位人浮于事，没有存在的必要，没有去行政化、取消行政级别，仍然吃财政饭，仍然被各级党委政府控制。

第16条“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有条件的地方探索推进省直接管理县（市）体制改革”，“减少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虽然每隔5年就有一轮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的党政机构改革，尤其十九届三中全会机构改革力度为1978年以来最大，但仍然有很多不完善，也有翻烧饼和走弯路。行政区划设置只在县级以下微调，放眼全国谈不上优化。机构数量和领导职数还是太多，例如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4名、十四届全国政协副主席23名，十四届全国人大10个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少则6名、多则9名，十四届全国政协10个专门委员会副主任少则9名、多则16名，省、地、县、乡四级政府领导副职少则7名、多则逾10名。感慨万千，副职实在太多，至少应减半。外国政府和民国政府一正一副，工作也不差。

第18条“加快房地产税立法并适时推进改革”。2015年，中国房价飙升，泡沫进一步扩大，此时是房地产税立法的最佳时机，改革措施并未出台，反而加杠杆用棚改货币化安置去库存，急剧扩张泡沫，这次决策失误后患无穷，全民和国家都付出沉重代价。如今三四线城市和县城的房市奄奄一息，二线城市朝不保夕，一线城市在“5•17”史上最强新政后能否脱离苦海还须拭目以待，上海7月二手房网签后劲已明显不如6月，表明新政效力正在迅速衰减。

第19条“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进一步理顺中央和地方收入划分”。总体而言，地方收入过少、财权过小、事权过大，很不相称，中西部不少县财政实质已破产，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才能勉强维持基本运转。何况有些地、县党政主要官员为了自己升官发财，寅吃卯粮，大搞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加剧地方债务危机。2013至2017年，贵州省委前常委李再勇任六盘水市委书记三年多时间，当地新增债务1500亿余元就是一个极端的案例。

第22条 “保障农民工同工同酬，保障农民公平分享土地增值收益，保障金融机构农村存款主要用于农业农村”。自建国初确立的工农产品剪刀差以来，农民（含农民工）一直是弱势群体。地方政府招商引资，往往低价获取农民承包地，农民很难公平获得土地增值收益。大量农村存款未用于农业农村，反而抽血用于城市，甚至滥用于虚拟经济，加剧了系统性金融风险。2022年辽阳农商行及太子河村镇银行破产只是冰山一角，2023年至少23家农商行、村镇银行合并或解散，2024年至今已有农商行35家、村镇银行32家、农信社15家合并重组。

第27条 “加强人大预算决算审查监督、国有资产监督职能”。缺乏抓手，流于形式，事倍功半。依据《宪法》第九十一条设立的审计机关，隶属于国务院，但同级很难监管；国有资产也是政府内部监督，很难独立高效行使监督权。

第35条 “加强和改进对主要领导干部行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回顾这11年，感觉只有中央纪委和广东省纪委反腐败动真格，不断抓贪官且有多个重量级，其他各省纪委每年只是象征性抓几个贪官，应付中央、民众和舆论。主要领导干部的权力庞大，所谓的“民主集中制”流于形式，只剩集中，民主残存，无实质性制衡。腐败官员层出不穷，腐败现象触目惊心，查处后给国家、当地、行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很难弥补。例如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李尚福和火箭军司令员李玉超涉嫌贪腐、严重违法并形成“窝案”，2023年12月27日，全国政协主席会议撤销4名军工企业主要负责人全国政协委员资格；12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告，罢免9名将军全国人大代表职务。

第37条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改革会议公文制度，从中央做起带头减少会议、文件，着力改进会风文风”。文山会海依旧，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依旧，基层苦不堪言。

第41条 “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和对外话语体系建设”，“理顺内宣外宣体制，支持重点媒体面向国内国际发展”。这11年，中国民族主义抬头，国际舆论环境没有变好，反而更糟。据多次民调显示，多国对中国不解甚至敌视的占比提升。除了中美激烈竞争对抗之外，中国国际传播能力低下也是因素之一，搞不清楚这么多国际传播的预算花在哪了？这么多国际传播机构和人员干什么了？

第42条 “统筹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城乡教育资源差距依然明显，重点学校、重点班依然存在。2021年7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但小学高年级和初中生的作业负担仍然很重，主课校外培训生意仍然兴隆，学生及其家长仍然内卷。

第43条 “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对35岁、45岁后就业年龄歧视依旧；对农民就业歧视依旧；对学历就业歧视依旧；鼓励生育后，对育龄女性就业歧视更多。

第44条 “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决定和正常增长机制”，“优化上市公司投资者回报机制，保护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经济大环境不好，降薪失业比比皆是，劳动者议薪权更弱，很难有涨薪，个体、家庭的寒冷感受与官方统计数据的乐观倾向反差明显。工薪阶层仍然是个人所得税的大户。中小投资者仍然是脆弱的“韭菜”，被无情割了一茬又一茬。2013年11月12日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当天，上证指数收盘2126.77点、深圳成指收盘8279.31点，美国道琼斯指数收盘15750.67点、纳斯达克指数收盘3919.92点；2024年7月11日上证指数收盘2970.39点、深圳成指收盘8870.36点，美国道琼斯指数收盘39753.75点、纳斯达克指数收盘18283.41点，分别上涨39.67%、7.14%和152.39%、366.42%，中美股市11年涨幅差距明显。

第45条 “研究制定渐进式延迟退休年龄政策”。政策已经研究，但受限于严峻的就业困难（尤其逾千万高校毕业生），延迟退休年龄方案一直未公布。人口老龄化已不可逆，现有养老金捉襟见肘已不可逆，两者均快速进展，延迟退休年龄绕不过去。推迟数年执行，意味着执行后的节奏可能更快，假如原计划每隔一年延长三个月退休，正式实施后可能每隔一年延长四个月退休。

第46条 “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简称“单独二孩”，事实证明计划生育政策放慢了，2015年十八届五中全会又赶快放宽为“全面二孩”，为时已晚。据国家统计局公报，全国人口2022年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官宣全国人口负增长拐点来临，2023年比上年末又减少208万人。

第48条 “加快实施政社分开，推进社会组织明确权责、依法自治、发挥作用”，“适合由社会组织提供的公共服务和解决的事项，交由社会组织承担”，“限期实现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真正脱钩”。社会组织谈不上依法自治，行业协会仍然与党政机关紧密相联，相当一部分成为体制内退休官员“发挥余热”、领取报酬、继续享受特权的自留地，变相保持退休前待遇。

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期待

最期待的是尽快制定实施《国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供给侧改革数年，成效一般，不妨从需求侧改革来个大动作，让中国民众对未来收入有稳定的预期，从而有信心和实力持续消费、大额消费。主要量化目标为：一、力争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各省最低工资标准每年平均增幅均为7.18%以上，2024至2033年实现十年倍增，如有困难可以放宽2年，至2035年实现；二、力争中等收入群体至2033年不少于7亿人，达到全国人口50%以上，至2035年达到60%以上。

需对财税体制动大手术。地方政府财权与事权严重不对称，尤其中西部深陷债务危机，即使一线城市指望“土地财政”也已吃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主要来源必须重新设计，寻找规范、稳定的税源。适时开征房地产税、遗产税、赠与税，持有套数和人均面积梯次新增，二手房交易时各项税收梯次提高。阳光才是最好的防腐剂、反腐剂，县处级以上干部家庭财产立法公开，将贪官视为“肥猪”，养肥了就宰一批，没收非法所得且追加巨额罚款，部分弥补财政赤字。

应对人口快速老化有干货。延迟退休年龄方案涉及全民切身利益，应由全国人大通过。基于中国国情，国有资产和收益应为全民所有、全民共享、全民受益，养老金应逐步实现两个70%，即逐步将国企尤其是央企利润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提高到70%，逐步将国企上缴利润的70%划入全国社保基金。促进女性平等就业，为生育员工多的企业多减税。三年学前教育划入义务教育，下一步可将高中三年划入义务教育。盘活银发经济，完善社区养老机制。

党政机构继续简政放权。在全国大幅撤销事业单位，只有拆庙赶和尚，各级财政才能大幅减少人工、运转等巨额开支，回收办公场所等资产再利用充实国库，避免很多浪费和腐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扩充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的职能，通过社会化服务替代事业单位职能。为了减少震荡，保持平稳转变，事业单位在职人员的待遇实施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将政府的审计部门、国有资产监督部门划转本级人大领导。

扩省、削地、直管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现代通讯、交通迅猛发展，实施扁平化治理的条件已基本成熟。全国可增设约20个省，每个省直管约50-60个县，相应撤销地级市、副省级市。每县人口不少于50万，小县（30万以下人口）合并，财政又可以少养很多重叠机构、低效职员。有些副省级市（如深圳）升级为直辖市。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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