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改革要解决老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让多数人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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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北京召开，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王慧、张菁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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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5日至18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北京召开，重点研究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问题。

改革开放是当代中国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是决定中国式现代化成败的关键一招。

回顾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历程，改革开放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下一步需要改什么？怎么改？对于历届的三中全会，世界最关注的是什么？

围绕上述问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分享了他的观察和思考。

以下为对话全文：

记者：您几乎和共和国同龄，见证并参与了改革开放的全过程，更是改革领域研究的佼佼者。几十年来，您为什么始终如一地孜孜不倦地坚持改革研究？

迟福林：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也时常在想我们这一代人怎么就对改革抱有这么大的兴趣。我觉得可以用8个字来解释：家国情怀，执着精神。

我们这代人是和共和国一同成长的，经历过发展的辉煌阶段，也经历过吃不饱饭的艰难岁月，所以家国情怀很深。同时，我们这代人也经历过很多事，使我们的执着精神很强。

家国情怀和执着精神促使我从1984年开始做改革研究，到现在已经整整40年了，我想我这一辈子可能都和改革两个字连在一起了。

记者：您有一个外号叫“迟改革”，对于这个称呼您怎么看？

迟福林：我不赞成这个称呼，改革不能迟只能快。

记者：在您看来，改革开放对于我们整个国家究竟意味着什么？

迟福林：习近平总书记的一句话特别重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

没有改革开放，很多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

我曾到大学去和同学们交流，在公开提问环节，有学生问，那个年代那么多花生米都被谁吃掉了？我感到很不理解，后来我问我的52个博士生，发现他们也都不知道，猜测是不是受灾了，出口了，榨油了等等。

他们想象不到，在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年代，花生属于副食产品，国家严格计划生产种植和收购。只有过年时，凭户口簿一个人才能买上2两花生米。一家五六口人，过年买个一斤多花生米，全年可省着吃了。那时候请客人，能够有一盘花生米是很上档次的事情，旁边还得用点小虾片给包起来。

我们这代人经历过这些事情，知道中国的改革必须往前走，不能开倒车。当然，我也听到过一些不同的声音，但我认为：

第一，大家需要了解历史背景，知道中国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未来要继续往哪走。我想中国人民能过上好日子，和改革开放至少是密不可分的。

第二，我们要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可能在每个阶段选择的重点会有所不同，比如现在，“开放”就显得特别重要。中国已经不仅是全球化的参与者，还是主导者、推动者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开放是最大发展、最大改革、最大安全。

第三，这个阶段我们面临很多问题，有些和改革直接相关，有些甚至是由改革决定的。比如说，现在的民营企业有各种各样的疑虑，核心问题就在于改革的信心。如何落实“两个毫不动摇”，将其在法律制度上、在制度安排上、在现实的政策规定上充分体现出来，涉及到一些重大的改革问题。

所以今天，改革正面临着一个重要的历史关键点，哪些事情往前走，哪些事情总结后可能会做得更好，我们确实面临着这样的考验。

记者：您刚刚讲到改革信心，您觉得让民营资本、让全社会对改革有信心的关键是什么？

迟福林：第一，发展是硬道理、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和条件，这一条真的不能忘。一定要把发展作为改革的首要出发点。当大家对未来的发展前景有好的预期时，自然就有信心了。

第二，改革要朝着多数人的利益走，符合多数人的利益。现在我们强调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因为民营经济在拉动就业、创造社会财富、增加国家税收等方面发挥了主体作用。我们一定要看到，在当下这个阶段民营企业起到的重要作用。目前，有关部门正加快推进《民营经济促进法》立法进程，如果这一法律的出台能将中央说的“两个毫不动摇”从法律制度上确定下来，很多事情就好解决了。

第三，要解决关乎老百姓切身利益的问题，如就业、老龄化、贫富差距等。因此，在今天这样一个发展阶段，如何使得全社会都能从改革中获益，这将改变改革的命运。

记者：我们知道，改革是很困难的。回顾改革开放45年的历程，充满曲折，也充满探索，您觉得哪些节点是特别重要的？又有哪些困难是您印象深刻的？

迟福林：有两点让我印象深刻：

第一，我们这代人经历了改革开放45年的全过程，最初我们就讨论，中国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有的人说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有的人说就是计划经济，还有人说市场经济。类似的讨论在上世纪80年代前后特别重要，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才明确，我们要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给大家一个极大的思想解放。

第二个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当时我正在云南出差调研，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公布了，有三点令我记忆犹新：

首先，明确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第二，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非常鼓舞人心，我认为，如果能够实现建立法治基础上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长治久安的基础就形成了。

最后，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如何能够冲破利益的藩篱，打破各种利益关系，使得多数人从中受益。

记者：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也让人印象深刻，它改变了中国，甚至也改变了世界。回顾过去45年，改革似乎成为三中全会特有的标签。据您的观察和研究，对于历届的三中全会，世界最关注的是什么？您对二十届三中全会又有怎样的期待？

迟福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的道路，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思想，在这之前，我们是以阶级斗争来看待一切的，因此这次全会可以看作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我国正处在一个重要的历史阶段。

首先，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地缘政治冲突加剧，比改革开放45年来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为复杂、更为深刻。第二，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经济全球化受到严重阻挠，某些方面由于欧美的原因变得倒退，因此区域一体化、供应链、产业链的区域化的特点越来越突出。第三，我国经过了45年的改革开放，国内也面临着各种各样亟须解决的问题。一部分人是生存问题，而多数人是发展问题，比如教育、医疗、健康、旅游、养老等等。

在这种情况下，我对二十届三中全会充满期待：

第一，提出坚定不移的改革开放的决心十分重要。在各种利益矛盾较多的情况下，当下有“究竟要不要改革、改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的相关议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更加具体化，改革不但不能倒退还要前进，这是一面很重要的旗帜。

第二，改革一定要回应社会的期望、愿望，回答社会之所问，尤其回答青年之所问。这里面涉及到很多问题，比如老年人更关注的是公共服务、养老方面的问题，青年人则需要更多的创造性机会。

第三，中国在推动未来全球经济增长、世界格局演变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因此制度型开放对我们十分重要。中国走到现在，已经是一个在全球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国，同时，我们也正处在大国向强国的迈进阶段。所以我特别希望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或开放改革，再有20年的稳定发展，成为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在治理能力现代化上建立一套更完整的体系。

我认为，今天的改革比过去更复杂了，与过去的要求也完全不一样了。当下的改革和全球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不仅我们关注，一些国外的专家学者也经常问我，下一步中国还要不要改革？怎么改？这一系列问题我希望都能在三中全会的框架下找到答案。

记者：您这些年来与国外学界、政界和商界的许多专家有很多交流，据您观察，他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了解程度怎么样？最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哪些方面、哪些问题？

迟福林：国外的专家学者对中国的观察角度不同，所以关注点和得出的观点也不同。比如说前些年，我更多地和欧美学者打交道，他们当时关注的是中国大市场。

近几年，我更多地和东盟打交道，和以东盟为主体的RCEP（国家相关智库）成立了一个RCEP智库联盟。东盟更多关心中国未来的增长，中国的增长在RCEP中扮演什么角色，东盟能不能跟中国在产业链、供应链方面逐步实现一体化等问题。

3月30日，我们在海口举办了“共筑蓝色经济伙伴关系——2024 RCEP区域海洋经济青年对话”，大家共同认为海洋经济、蓝色伙伴关系一体化完全有可能。

我认为，东盟更关注未来10年、20年中国的增长如何，（如何）与它们的增长联系在一起，比如打造以东盟为主体的RCEP成为这个区域的增长中心。当然，也有些学者更多关注中国面临的各种各样的风险问题能不能解决，如老龄化的问题、利益分化的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等。

这些事情都提醒我们，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和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应该客观地向他们介绍中国情况，跟他们客观地进行讨论。

记者：在国际论坛和国际交流上，您被国外的专家学者或政府官员问到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迟福林：我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改革前景。在不同的层面，他们会提出中国的改革到底能走多远，能往哪里走，改革会如何等等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及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观点。我告诉他们，改革是中国的大势所趋，是中国的一个大势头。

记者：去年您出版了一本书《亲历改革——与青年谈改革开放》。促使您专门为年轻人写一本您亲身经历的改革的书，最初的缘由是什么？您觉得年轻人乃至全社会对我们国家的改革还需要有怎样的了解和认知？

迟福林：我想通过亲身经历谈两个例子：

第一，2021年，我受邀为一所大学作改革开放史讲座，600多个座位座无虚席。提问环节有一名学生说：“民营企业家都是资本家”。这位学生的话音刚落，场内响起热烈掌声。这让我意识到，需要和大家讲清楚中国是怎么发展民营经济的，民营经济在社会中到底起什么作用。虽然民营经济有它发展过程中的一些问题，甚至有些是严重的缺陷，但是它和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相联系，在社会发展中发挥的正能量可能远远大于某些企业家的一些问题。

第二个就是我刚刚谈到的吃花生米的事情，这可以看出，学生对改革开放这段历史了解得并不多，所以我常常说，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客观地介绍给他们。所以从2012年开始，中改院就成立了改革开放史研究中心，做改革开放的人物采访，做改革开放的实物（收集），做改革开放的历史展览。期待能在改革开放50周年的时候，把这些资料奉献给国家，奉献给社会，让大家更多地了解我国的改革。

青年是改革的主要力量。我不止一次被青年人问过，我们现在过得好好的，还需要改革吗？一些90后或者00后出生的孩子，他们从一出生就过得很好，他们不知道自己是改革的受益者。因此，我们要更多地向他们介绍，使他们对改革充满热情，充满激情，充满参与的动力，有更多的青年人参与到改革中来，我们的改革才更有力量。

想当初，我30来岁搞改革研究的时候，天天点灯熬油，经常几个通宵连续工作，到处跑，到处调研。我认为，改革需要冲动，这种冲动不是无理性的冲动，而是一种激情。

改革本身是个探索的事业，难免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改革的大方向是明确的，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在这个情况下需要大家有激情、有热情。

接下来，讲好改革历史、研究解决现实问题，为中国的改革奉献更多的建议，我还需要在这些方面做出不懈的努力。虽然我70多岁了，但是我还充满活力，我的责任还没有尽完。二十届三中全会后，我们还需要做更多有关改革的深入研究，来服务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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