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中国大学适度缩招能解决社会内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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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口的萎缩，与人口相适应的大学缩招是必然的，但把适龄人口入学率降低的大学缩招是不可行的，也避免不了社会上的“卷”。

晨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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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扩招曾经是广受赞许的善举，现在成了社会内卷的罪魁祸首了，理由是大学生贬值了，造成人们的期望虚高，而相适应的就业机会不足。

那大学缩招能解决内卷问题吗？不能！

1990年，全国大学招生（含专科，下同）61万，1998年108万，1999年160万（1999年被称为高校扩招元年，扩招数量52万，扩招比率48%），2005年504万（首次突破500万），2010年657万，2015年700万，2020年968万，2022年1014万。

若把学生参加高考的平均年龄视为19岁（则1990年参加高考的平均出生年为1971年，其余类推），则可知以上年份的大学净入学率为：2.4%，6.2%，8.9%，20.9%，29.1%，33.9%，56.9%，63.4%。自2020年超过50%后，比率继续攀升。用19岁是因为人口普查中有19岁人口的数据，即使实际大学入学以18岁为多，数据相差应该很小。

同期，硕士生、博士生的招生规模和净入学率也都持续扩大。

目前，中国高校的招生数量超过1000万，而人口出生数已降至1000万以下。换句话说，20年后，即使大学净入学率100%，生源仍然不足。如果要保持2020年的约50%水平，大学招生人数需要降低到500万数量级。

但这不是缩招的含义。缩招指降低在适龄人口中的大学净入学率，因为这样才能恢复大学毕业生的稀缺性和含金量。每个人的期望都是“比平均高一丢丢”，如果不是直接要求做“人上人”的话。物只有稀了才贵。

但这不解决问题。如果说大学扩招把“卷点”推迟到大学毕业找工作的时候，大学缩招就是把“卷点”提前到高考的时候。换汤不换药。

大学进不了，就业期望可能会降低，少抱四年虚幻的期望，但高考甚至中考的压力进一步增加了。现在中考不利的话，中专升大专、专升本至少还是一条路。这条路通向哪里不好说，但比无路可走还是要在心理上好受一点。

另一个问题是：这个社会需要那么多大学生吗？

这是完全不同的问题，因为大学教育本来就不应该与就业直接挂钩。

教育一直有两方面的作用：

1、个人素养养成

2、职业技能养成

现在人们只看到后者，基本上不顾前者，这是不对的。个人素养不光是附庸风雅，最重要的是继续学习的习惯和能力，这对拓展眼界、学习全新知识和技能很有用。职业技能才是更直接的毕业找工作时就用得上的。现在大学教育与实际需要的职业技能脱节是一个的问题，但人们常把这个问题与继续学习能力脱钩，这是不对的，但这里扯远了。

社会是否需要那么多大学生这个问题也可以换一个问法：这个社会需要那么多高中生吗？需要那么多初中生吗？需要那么多小学生吗？

每个人的答案相信都不同，都有道理，但现实是：至少到初中毕业，中国实行的是强制教育。

这不是国家没事干了，又浪费钱，又折腾家庭和孩子。这是因为文明和社会发展了，需要有文化的成员。今天哪怕是做家政，也需要能看懂各种产品和家电的说明书；哪怕是赋闲在家，也需要有文化才能看懂电视剧、刷懂抖音。如今街上随便抓个谁，都能给你抖几句唐诗宋词，谁都能给你抓出不小心露怯的错别字，这对就业没用，但对提高全民文化素质的作用是肉眼可见的。

家长和学生对教育的期望简单粗暴地与就业硬挂钩，这是错误的，不应纵容，只能教育、纠偏。需要的是家长、学生对教育投资和就业期望有清醒的认识。如果坚信“书多读点总是好的”，那就不要抱怨教育投资得不到足够的回报；如果坚信“读书只要够用就行了”，那就不要抱怨对“够用”的认识不足而错失机会。说到底，国家不包分配了，国家也不包教育与就业的配对，这是家庭和学生的职责，没有地方可推，外包给张雪峰都不能解决全部问题。

同等岗位对学历的要求越来越高，很多根本不现实，这不是学历的错，而是就业市场的错。僧多粥少后的必然现象。很多政府和大学行政岗位在招博士，确实没有必要，但这是求职人们只认这样的“铁饭碗”的结果，一窝蜂。用人单位择优录用，送上来的韭菜尖不掐，天理难容。以学位划线，博士学位是最可见的“高质量”标准，就是它了。

需要的不是“学位稀贵化”，而是有更多的高质量就业岗位，和对就业的平常心。

这和高考一样，不管教育水平如何提高，人们要的就是进985的话，甚至非清北不去，那天王老子也没办法。解决的办法要么高考越来越难、越来越偏，不如此不能拉开分数；要么只有更多的高质量大学，而人们也认非清北的高质量大学。

不能做的是人为地拒绝一部分人的受教育权利：“你反正找不到和教育程度相匹配的工作，还是听我的，少读点书，打螺丝去吧”。这肯定代表的不是公平，而是彻头彻尾的不公平。

小笼包子曾经是餐饮里的高精尖，上海“只有”城隍庙的南翔小笼能拿捏得住，大部分餐饮店根本不碰。松鼠桂鱼也一样，曾经是精品中的精品，整个上海只有一只手能数得过来的几家顶级饭店做得了。

现在，小笼包子不说烂大街了，至少能做得相当好的到处都是，只有老吃客才能品出A家和B家的差别，大众吃客老实说名店和街边小店吃不出多少差别。

松鼠桂鱼也是一样，别说正规饭店，就是周庄、同里的农家饭店也能端上一盆像模像样的。

也就是说，如果说能做小笼包子、松鼠桂鱼在当年堪比餐饮界博士，能进大牌饭店当大厨，现在同等技能的厨子满大街了，“技能贬值”了。

如果还是只有南翔小笼和那几家顶级饭店，要进去当大厨，会做小笼包子和松鼠桂鱼肯定是不够了，一定会出现各种过份的要求，比如当过满汉全席或者米其林三星的大厨什么的。

但是，当满大街的饭店都开出小笼包子、松鼠桂鱼的席面而且大众吃客都能消费的时候，技能与需求又匹配了。

中国经济依然在高速发展中，对技能的要求随之提高。大学内容与技能要求脱节是个老问题，一方面问题确实存在，另一方面把大学教育当作技能培训是错误的思路，这个问题不扯远了。但大学教育是进一步技能教育的基础，没有点基础，机器人、数控机床、人工智能要学都很吃力。

所以，大学（还有大专）已经成为基本教育的一部分了。大学毕业不等于能做“人上人”，甚至未必能做到“比平均好一丢丢”，因为这就是新的平均的基线。

基线之所以是基线，就是因为“线下”意味着连平均都达不到。这不是多数人的期望。

随着人口的萎缩，与人口相适应的大学缩招是必然的，但把适龄人口入学率降低的大学缩招是不可行的，也避免不了社会上的“卷”。

还有一个问题：高学历不是绝对标准，只是相对标准。

1977年恢复高考时（实际高考是年底，入学是1978年2月），大学生有约500万人报考，最后约28万人录取。77级大学毕业时是高学历。2023年博士录取人数约14万，正好是77级本科（77级实际上还没有恢复研究生，本科就是高校的全部，研究生是78年才恢复招生的）录取的一半；硕士录取人数几乎达到100万。大学毕业则过1000万。博士依然是高学历，硕士都不好说，本科已经不是高学历了。“以学历为基础的就业期望”或许真需要适当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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