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利康在中国持续增加研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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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阿斯利康正不断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推出了多项与学术界合作的模式和项目。

杜若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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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在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全球最大的制药企业，除了在青岛、无锡建立投资数额庞大的药物工厂，近年来阿斯利康还不断加大在中国的研发投入，推出了多项与学术界合作的模式和项目。

目前正在进行的项目分别是“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转化医学研究基金”和“全球研发中国中心肿瘤博士后项目”，这些项目旨在通过与临床专家和医院的合作，推动临床医学纵深研究的发展，并培养本土的科研人才。转化医学研究基金自2022年启动以来，每年进行更新，涉及肿瘤、呼吸疾病、心血管疾病、自免类疾病和罕见病等多个领域，目前已有6个项目在进行中或即将启动。肿瘤博士后项目则通过招募年轻有潜力的研究者，提供企业端导师支持，并协助他们进行国际交流和进修，旨在培养比肩国际高水平的临床、生物医学专家。

在于香港举办的亚洲医疗高峰论坛上，记者与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战略部及对外学术合作负责人钱晓晓女士就现代生物医疗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了探讨，以下是访谈实录。

记者：作为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战略部及对外学术合作负责人，您认为当前医药研发领域中最重要的战略合作方向是什么？

钱晓晓：从阿斯利康中国的角度来看，随着越来越多现代化医疗技术手段的出现，仅靠自己“闭门造车”是无法深入理解并推进这些技术应用到临床的，其难度相当大。现代医疗技术发展的速度非常快，比如说治疗模式从小分子药物发展到单抗，再从单抗到ADC（Antibody-Drug Conjugate），然后到双抗，包括目前的CAR-T（Chimeric Antigen Receptor T-Cell），以及未来更多的RDC（Radionuclide Drug Conjugates），各种新方法层出不穷。在过去，我们经常以时间线来衡量，从小分子药物到大分子药物的发展需要多少年，但现在这些新兴治疗模式的发展速度已经不可同日而语。在医疗技术快速更迭的情况下，阿斯利康在中国的目标是深入推进这些新技术，不论是来自我们全球产品线的产品，还是中国本土的新治疗模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加强多方合作，否则很难跟上快速变化的节奏。需要同时兼顾速度、质量和创新性，特别是那些能够真正惠及患者的药物，这三者之间很难达到平衡。因此，我们希望在这方面加强合作，例如邀请临床专家从患者角度提供见解，从而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新的疗法。此外，我们在中国也在招聘具有细胞疗法CMC（Chemical Manufacturing and Control）专长的人才，以便深入理解生产工艺。五年前，我们可能不会想到需要去招募这样的人才，但现在情况不同了。随着细胞疗法、基因疗法等新兴治疗模式的出现，我们需要相应的CMC专家提供的生物合成工艺上的帮助。通过这样的合作，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新兴的医疗技术手段，并在临床试验中发现安全性或其他问题时，及时调整技术手段和临床试验设计。这是我们目前非常重视的方面。

记者：可以分享一些阿斯利康在中国进行的这种成功学术的合作案例吗？这些合作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科研或者是突破创新？

钱晓晓：我们大概在三年前开始推出了几种与学术界合作的模式和项目，其中一个就是“阿斯利康全球研发中国中心转化医学研究基金”（Transla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Grant）。这个研究基金旨在与临床专家和医院合作，针对某一个非常具体的临床问题进行深入了解。通过这个基金，我们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理解疾病本身，包括患者的生物标记物分层，旨在为患者寻找到最适合的治疗方案。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疗法和模式出现，未来肯定会朝着精准医学的方向发展。我们转化医学基金的目标也是建立起这些合作，特别是与那些接触大量患者并且产生了许多学术想法的临床中心合作。自2022年启动以来，该项目每年进行一轮更新，涵盖我们感兴趣的研究领域。目前我们已经有6个项目在进行中，涉及肿瘤、呼吸疾病、心血管疾病、自免类疾病和罕见病等领域。我们希望在未来的12到18个月内能看到一定的成果。这些举措与我们的研发管线高度相关。

第二个项目是“全球研发中国中心肿瘤博士后项目”。这个项目的特点在于既有具体的研究项目，又有学术人才的参与。我们希望能够吸引年轻且有潜力的研究者，特别是来自临床中心的研究者，带着项目加入我们。这个项目由中国主导，并联合上海、Gaithersburg及其他三个中心共同安排面试，通过一系列符合国际水平的流程招募博士后项目成员。最终选入的课题必须达到国际评判标准。博士后项目不仅会资助候选者的研究，还会支持他们的个人成长。

记者：全球研发中国中心的肿瘤博士后项目具体会为参与者提供什么样的资源和支持？

钱晓晓：我们会为成功入选的参与者配备来自阿斯利康中国以及阿斯利康总部的导师和顾问，在研究过程中定期进行阶段性的互动，确保项目进展顺利，并解决个人遇到的问题。此外，我们还会资助他们到国外的几个国际中心进行短期进修，学习最先进的临床科研、基础医学研究方法。同时，也会资助他们参加知名的国际会议，帮助他们成为高水平的国际专家。目前，中国籍专家在阿斯利康总部的许多研讨会议上的席位并不多。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博士后项目，帮助新锐研究者在提升学术研究能力的同时，培养他们的批判思维，使其成为真正具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生物医学专家。

记者：可以为我们详细介绍下阿斯利康全球研发CoSolve创新计划吗？

钱晓晓： CoSolve项目是由我们的open innovation团队主导的。他们的理念是“来自更广大众群体的创新研发”，即“innovation from the crowds”。阿斯利康内部的科学家们在各个领域会遇到各种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基于分子、技术手段或方法论。他们将这些问题收集起来，每年进行一轮全球征集，希望全球范围内的任何人都可以提出解决方案。

这个项目从前年开始实施，我们已经参加了三次。在2022年之前，我们中国并没有参与，因为存在语言和流程的问题。总部认为将这些问题放到官网上，中国的创新团队就会看到并参与，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此，我们需要在本土进行推广並協助中国创新团队（如初创企业、Biotech公司、大学研究组等）与来自全球各地的创新力量进行想法和技术比拼。第一年我们单独进行推广，去年和今年则完全与总部同步，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推动中国的创新。

中国地区提出的解决方案可以来自公司、大学或医院，不拘一格。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平台，帮助中国的创新者在国际舞台上竞争。第一次参加时，我们收到了47个项目的提案，最终只有一个项目进入了深度探讨阶段，但未获选。去年我们改进了筛选模式，收到了17个项目的提案，其中两个进入决赛名单，虽然最终未获胜，但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成绩。去年，美国在进入决赛项目数量上排名第一，我们和英国并列第二。这也显示了中国的创新能力已经达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水平。

记者：在全球疫情背景之下，阿斯利康在中国的研发团队面临过哪些挑战？你们是如何应对的？

钱晓晓：疫情期间发生的情况可能所有药企都差不多。我们的临床试验无法进行，因为疫情期间临床中心关闭，或者说很多临床试验的运营受到巨大影响。如果您了解临床试验的操作，就会知道有些试验需要进行随访，对吗？随访通常需要患者到医院进行检测，包括抽血验血等检查，这些都无法在家中完成，因此导致我们的试验延迟，影响非常严重。

此外，对于慢性疾病的某些临床项目来说，情况稍好一些，因为这些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分散较广。但对于肿瘤试验来说，影响较大，因为较为复杂的肿瘤试验通常集中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而这些地方的管控往往非常严格，所以我们的肿瘤临床试验受到了很大影响。

记者：根据金融时报报道，去年12月阿斯利康(AstraZeneca)斥资12亿美元收购了中国药企亘（gen）喜生物(Gracell Biotechnologies)。对于亘喜生物与阿斯利康的交易，有观点认为是为国内生物医药一级市场投资者开辟了新的退出路径。您如何看待中国医药研发市场的未来发展趋势？有哪些领域最具潜力和机遇？

钱晓晓：关于阿斯利康收购亘喜生物，我认为这并不是一种退出机制，而是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在2016年，大家都有大量的资金，许多有技术的人都希望创业并上市，最终希望能够像百济神州那样成为真正的跨国企业，拥有从研发、临床到生产、销售的全流程能力。但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声音开始质疑这种模式，创新型药企是否必须自己负责生产和销售？许多投资者认为这不見得是一个性价比最优的选择。过去许多企业都尝试全流程管理，但最终发现专注于自己的核心优势更为重要。我认为这种转变标志着行业逐渐走向成熟。

就拿亘喜生物来说，亘喜在一些领域有着独特的优势，如FasTCAR技术和Universal CAR-T的潜力，以及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ystemic lupus erythematosus, SLE）方面的研究水平。而阿斯利康则在国际临床试验体系和销售网络方面具备优势。通过合作，双方可以实现优势互补，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并且这种合作模式并不是亘喜生物和阿斯利康首创的，早在几年之前就已经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不应该将其视为一种退出机制，而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勇敢尝试。我认为一家好的药企应该以做好产品为初心，而不是总想着“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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