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派赢了，伊朗新总统会优先“亲善”西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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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泽什基安大概率会把对美和西方的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方向，甚至优先方向。他将会向美国和西方释放善意，会积极与美西方接触和谈判，以此实现部分解除制裁和发展国内经济的目标。而且，佩泽什基安会向中国提出更多要求。

李福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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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5月19日，伊朗时任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在伊朗西北部山区遭遇直升机坠机事件不幸身亡。在此之后，何人将伊朗继任总统以及总统换届是否会影响伊朗对外战略等问题成为了世界关注的焦点。

根据最新选票统计结果，在7月5日举行的第二轮伊朗总统大选中，被视作改革派的佩泽什基安获得1638.4万张选票，占总选票数的53.6%，击败前伊核谈判代表贾利利成为下一任伊朗总统。改革派的获胜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这一结果反映了伊朗国内政治怎样的现状？是否会改变伊朗与美西方之间的关系？

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伊朗及其各种形式的盟友自称为“抵抗轴心”在对抗美国中东霸权的战线上爆发出极大的战斗力，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针对以上问题，记者与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伊朗问题专家李福泉老师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

记者：此次伊朗总统选举可以说是一次意外的安排，起因于莱希总统的意外去世。但随后伊朗国内并没有出现外界担忧的大动荡。从伊朗的政治体制来说，总统在领袖的权威之下，一般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发挥着多大的作用？

李福泉：1979年伊斯兰革命胜利后，霍梅尼及其追随者经过复杂的制度设计，建立了独特的法基赫体制。法基赫（Faqih），即作为教法学家的霍梅尼，成为这一体制的灵魂与核心。法基赫体制既不是对西方的简单模仿，也不是向传统的断然回归。

法基赫体制融合了本土的传统因素和外来的现代因素，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生命力。正如1979年后这个国家的全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所显示的那样，伊朗试图实现2000多年的民族性、1000多年的宗教性和100多年的现代性的结合与统一。

国内部分媒体把伊朗领袖哈梅内伊称为“精神领袖”或“宗教领袖”，这是一种对其实际职能的曲解。伊朗领袖首先是一个政治职位，政治性是其第一属性。伊朗领袖的权威主要的不是在宗教或者精神领域，而是在政治领域。对于伊朗现任领袖哈梅内伊的言论和决策，首先要从政治角度，而不是宗教或精神角度去看待。

伊朗领袖权力广泛，原则上是伊朗内政外交所有重大问题的最后决定者。伊朗领袖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元首，总统则是政府首脑。在高度制度化的法基赫体制下，莱希总统的意外去世，不会引发伊朗国内大规模的动荡。新一任总统的诞生完全按照宪法明确规定的程序进行。

总统通过全国大选而产生，代表着比较广泛的民意。总统享有多种行政权力，直接参与国家核心决策，是国家治理方面的主要负责人。总统负责制定国家的经济政策，在民生和经济领域担负着最主要的责任。总统有权任命副总统和内阁部长，但需要议会投票确认。总统还是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的核心成员，也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另外，在领袖去世和辞职等情况下，总统、司法总监和宪法监护委员会中的一名宗教学者成员等三人共同组成委员会，履行领袖职权，直到新的领袖产生。领袖的权威确实大于总统，但总统依然有相当的决策空间和自主性。

当然，无论就宪法还是现实而言，总统的权力受到多方面制约，缺乏军事指挥权是伊朗总统相比美国总统的一个很大的不同。伊斯兰革命卫队就是处于总统权限之外的一个特殊存在。伊朗与哈马斯和黎巴嫩真主党等多个亲伊朗组织之间的关系，是由伊斯兰革命卫队决定的，总统缺乏足够的影响力。

记者：伊朗本次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很低，这说明了什么呢？佩泽什基安为什么能够成功当选伊朗总统呢？

李福泉：近几年，虽然领袖哈梅内伊频频号召伊朗人积极投票，但伊朗的三大全国性选举，即议会选举、专家会议选举和总统选举的投票率总体呈越来越低的趋势。这显然是伊朗伊斯兰政府内在危机的体现，其首要原因在于伊斯兰革命胜利45年后，许多伊朗人在经济领域越来越缺乏获得感。

两伊战争结束后，保守派和改革派领导人都曾担任总统，但都未能根本解决伊朗的发展问题。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就业困难等等民生问题，在持续消耗着伊朗人的耐心。对于许多伊朗人而言，投票没有任何意义，因为无论谁当选总统，都无法带来积极的变化。

实际上，领袖哈梅内伊和伊朗高层对这一危机有着清醒的认识，莱西担任总统期间具有强烈的改善经济状况的意图，但效果并不明显。回顾过去45年的历史，我们会发现，伊斯兰政府实现了伊朗绝对的独立自主，建立了强大的国家组织能力，但始终面临着民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政府发展经济能力不足之间的尖锐矛盾。

佩泽什基安的当选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佩泽什基安是改革派代表，在选举前声誉和影响并不突出。佩泽什基安的当选说明，许多对现状不满但又对选举和体制抱有希望的伊朗人再次选择了改革派，试图以此换来改变现状的机会。佩泽什基安就任总统后面临着内政外交的巨大挑战，如何发展经济依然是迫在眉睫的难题。依据他在总统辩论中的发言，他将会把改善与美西方的关系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关键。这一思路与莱西总统形成了鲜明的差别。

佩泽什基安大概率会把对美和西方的关系作为外交工作的重点方向，甚至优先方向。他将会向美国和西方释放善意，会积极与美西方接触和谈判，以此实现部分解除制裁和发展国内经济的目标。

佩泽什基安很难改变“抵抗轴心”与以色列对抗的态势。向领袖哈梅内伊直接负责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掌控着与“抵抗轴心”成员的交往，“抵抗轴心”方向的外交不在总统和外交部的权限之内。鲁哈尼总统时期的外交部长扎里夫对此曾在私下提出严厉批评，但没有军权的佩泽什基安是无法改变这一传统权力结构的。

佩泽什基安就任总统后，伊朗和俄罗斯的关系会总体保持稳定，因为发展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是哈梅内伊等多数伊朗高层的共识。但佩泽什基安会分散更多精力去发展与美西方的关系，而且，佩泽什基安会向中国提出更多要求。佩泽什基安在选举辩论中多次公开批评中国，抱怨中国为什么不执行两国2021年签订的25年合作协议。

记者：哈梅内伊在25号发表讲话，表示“依赖美国的人，是管不好国家的”，被解读为是对候选人的“敲打”，而美国也在同一天宣布，对与伊朗国防和武装部队后勤部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的50个实体及个人进行制裁。美伊关系未来会如何发展？将如何影响伊朗国内发展和地区安全？

李福泉：自1979年，伊朗和美国已经对抗45年时间。领袖哈梅内伊作为革命元老，具有丰富的对美交往和斗争的经验。哈梅内伊很明显早已做出这样的判断，即美国是不可信的，伊朗和美国关系是不可能正常化的。虽然伊朗和美国之间存在换囚等交易，但这与两者关系正常化没有丝毫关系。

2018年特朗普退出各方努力达成的伊核协议，对主张发展对美关系的伊朗改革派构成了沉重打击，成为哈梅内伊为首的保守力量眼中美国不可信的又一个证明。哈梅内伊由此更加认为，伊朗决不能以牺牲自身的尊严和利益为代价去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哈梅内伊的讲话实际上不仅在提醒伊朗国内许多对美国抱有幻想的人，也在为将要选出的新总统划定对美外交的原则，即不要指望通过依靠美国解决伊朗面临的问题。

新总统的产生会对伊朗外交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无法根本改变伊朗与美国互相对抗的大局。在伊朗政坛占据主导地位的保守派整体上对美国缺乏信任，对伊朗外交具有重大影响的伊斯兰革命卫队缺乏与美国关系正常化的意愿。另一方面，美国也缺乏与伊朗根本改善关系的动力。美国虽然多次与伊朗秘密接触与谈判，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不仅没有减少，还在不断增加。

现在美国的当权者是在1979年人质危机后激烈的反伊宣传下成长起来的，反对伊朗在美国近乎一种政治正确。上个世纪70年代美国与我国关系正常化是处于守势的尼克松政府在苏联的巨大压力下做出的战略选择，就实质而言，是对生存的渴望战胜了仇恨与偏见，但现在的美国严重缺乏动力去克服与伊朗45年的对抗累积起来的种种怨恨。更何况，以色列和犹太人还是伊朗和美国关系改善的巨大障碍。

美伊关系的持续僵化将对伊朗国内发展形成负面影响。美国对伊朗45年的制裁是伊朗国内发展遭遇的最大外部影响因素，特朗普开启的极限施压政策更是重创了伊朗经济。可以说，美国的制裁与当前伊朗国内几乎所有的经济问题，比如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投资匮乏等等，都存在明显的因果关系。美国的制裁冲击的不仅是美国和伊朗的全方位关系，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的政府和民众与伊朗的交往。比如我们前往许多国家旅游，都能在网络平台很方便地提前预订酒店和其国内机票，但由于美国的金融制裁，这样简单的事情在伊朗无法实现。

近年来，伊朗领袖哈梅内伊提出“抵抗型经济”战略，其目的就是要在制裁常态化的背景下，发展国内经济。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在哈梅内伊的预期中，伊美关系很难根本改善，美国制裁不可能解除，伊朗经济的发展必须在这一认识前提下进行。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制裁将持续对伊朗经济发展造成负面影响，但伊朗对美国制裁也已经具备了一定的适应力。

1979年以来，美伊对抗是中东地区范围内的一个主要矛盾，如何打压甚至颠覆伊朗伊斯兰政府是美国中东政策的主要内容和核心目标。近年来，美国大力推动阿拉伯世界与以色列的和解，一方面是为了改善以色列的地缘环境，另一方面是为了更大范围地孤立伊朗，在中东制造更大规模的阵营对立。

自去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以来，中东呈现出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轴心反击美国和以色列霸权的态势。就安全角度而言，抵抗轴心与以色列的军事对抗已经上升为中东的顶级矛盾，中东进入了后冷战时代前所未有的危险期。迷信武力的以色列持续在加沙地带采取军事行动，造成大量巴勒斯坦平民伤亡，使得巴以冲突在中东出现大规模的溢出效应。

美国与伊朗的矛盾是抵抗轴心与美国和以色列关系的主线，但以色列的军事决策和行动成为当前影响中东安全的第一因素。伊朗和美国虽然处于对抗状态，但都避免彼此间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就4月份以色列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以来各国的表现来看，伊朗和美国在避免局势失控方面具有高度的共识。在美伊关系持续僵化的背景下，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将是影响中东安全的关键变量。

记者：西方媒体一直试图将伊朗描述为一个宗教原教旨主义的保守国家，这一描述是否符合现实？真实的伊朗是什么样的国家？

李福泉：自1979年以来，西方媒体整体上对伊朗有两种并存的描述方式，除了我们熟悉的“伊朗威胁论”，就是“伊朗崩溃论”。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对于中东政局、美伊关系、伊朗自身以及世界伊斯兰复兴等许多方面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转折点。一个戴缠头的77岁老人霍梅尼以伊斯兰教为旗帜，带领人民推翻亲美的巴列维王朝，创建了独特的法基赫体制，并且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外交等各领域推行伊斯兰化政策。

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震惊了世界，使得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正式成为西方新闻界和学术界的流行语。70年代末，西方媒体记者们开始频频使用 “原教旨主义”（Fundamentalism，基督教中翻译为“基要主义”）这一源于基督教新教且带有一定贬义的词汇来指称和描述这场革命，以此表明霍梅尼和伊斯兰革命的复古和反现代特性。进入80年代，术语“原教旨主义”迅速传播，也被国际学术界广泛接受。

伊朗伊斯兰革命与西方人固有的认识逻辑完全相悖，被西方人认为是彻底的历史性倒退。按照源于西方的经典现代化理论，世俗化是现代化的必要前提和核心内容，没有世俗化，就绝不可能有现代化。世俗化的关键就是宗教的私人化，即宗教要从公共领域退出，成为宗教信仰者个人的事。但在1979年后的伊朗，霍梅尼为代表的什叶派乌里玛执掌着国家大权，革命化解释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是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

西方人认为，伊朗走上了错误的发展道路，霍梅尼为首的乌里玛集团根本没有能力治理国家，伊斯兰政府很快就会崩溃。“伊朗崩溃论”成为美国不断制裁伊朗和采取“以压促变”政策的逻辑前提。既然伊朗反现代的“异端”政府即将崩溃，为什么还要与其改善关系呢？

就事实而言，西方低估了什叶派乌里玛的政治能力，宗教也确实成为外界认识伊朗的一大障碍。学术界对伊朗有“神权共和国”或“神权政体”的相关称呼，它们凸显了人们意识中宗教对于伊朗的巨大影响。但事实上，世间并不存在所谓的“神权”，穆斯林崇拜的安拉并不统治世间。“神权”实质上依然是“人权”，是一部分此世的人在以神之名确立统治地位，行使国家权力。

什叶派伊斯兰教是伊朗绝大多数人的信仰，但同时又是伊斯兰政府实现国家治理的有效手段。以霍梅尼为首的乌里玛借助什叶派的动员和组织能力夺取了国家政权，但一旦他们成为国家领导人，他们的第一身份往往就不再是宗教人物，而是政治人物，政治而非宗教成为决定他们行动和言论的最稳定因素。

在当前的伊朗，宗教是伊朗一个重要的面向，但相比80年代，宗教的作用明显在弱化。在阿訇的缠头和妇女的头巾之下，存在着的是一个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化各个领域高度复杂多元的国家。

在伊朗，伊斯兰教并不能决定一切，伊斯兰教也不是伊朗人生活的全部。我们不能把伊朗伊斯兰政府与阿富汗塔利班等同视之。在阿富汗塔利班治下，女性的受教育权严重受限，但在伊朗大学里，女学生多年前就占据了半数以上。伊朗也不是一个封闭的国家，伊朗对于外部保持着高度的开放性。大量的伊朗人生活于国外，在伊朗也有数量众多的外国人。笔者在2016年9月至2017年10月期间，多次遇到来自法国、奥地利等欧洲国家的游客，但我从没有遇到英国人。2017年10月在迪拜朱美拉海滩附近遇到的一个英国工程师告诉我，如果英国人去了伊朗，回国后会受到严厉的审查。

记者：早在伊朗经略其中东战略之初，有不少西方舆论就认为伊朗正在构建所谓“什叶派之弧”，而构成巴勒斯坦对以色列的抵抗运动这一运动的行为主体是逊尼派穆斯林。并且即使是在伊朗支持的什叶派内部，伊朗、也门胡塞、叙利亚等也分属于什叶派内部的不同分支。那么，伊朗伊斯兰革命等同于什叶派革命吗？

李福泉：1979年的伊朗伊斯兰革命以什叶派宗教领袖领导人民的形式取得胜利，显示出强烈的什叶派特征。伊朗伊斯兰政府把输出伊斯兰革命作为中东政策的核心内容。为了破除教派壁垒，伊朗伊斯兰政府始终大力倡导穆斯林团结。伊朗革命以成功的典范确实激励和推动了世界范围内伊斯兰复兴的发展，但就输出革命的实际效果而言，伊朗只在中东什叶派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因为伊朗伊斯兰政治模式带有显著的什叶派基因，是逊尼派难以接受的。

伊拉克、黎巴嫩、巴林、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曾积极回应伊朗革命，发起规模不一的什叶派政治运动。伊朗政府在黎巴嫩取得了最大的成功，它派遣伊斯兰革命卫队到黎巴嫩，帮助当地什叶派，建立了强大的军事政治组织黎巴嫩真主党。2003年美国的侵略战争导致伊拉克什叶派上台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于2004年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提出，中东正在形成一个从伊朗延伸至黎巴嫩、包括伊拉克什叶派和叙利亚阿拉维派政府的“什叶派新月”。

2015年以来，伊朗和也门侯赛武装的关系迅速发展，随之国际学术界和媒体界进一步开始使用“什叶派之弧”来指称从黎巴嫩经叙利亚、伊拉克、伊朗到也门的什叶派地缘政治力量。就在2015年前后，伊朗政府通过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的圣城旅，动员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什叶派武装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什叶派雇佣兵到叙利亚参战，成功保卫了叙利亚巴沙尔政府，淋漓尽致地体现了以伊朗为核心的什叶派联盟的巨大能量。

确实，伊朗、伊拉克、黎巴嫩等国什叶派属于十二伊玛目派，叙利亚总统巴沙尔属于阿拉维派（阿拉维派信徒约占叙利亚总人口的12%），也门胡赛武装则是栽德派（栽德派信徒约占也门总人口的45%），伊朗与阿拉维派和栽德派缺乏密切的宗教联系。此外，自1987年哈马斯建立后，伊朗政府就成为其支持者，而哈马斯属于逊尼派。

上述国家、组织或个人属于伊斯兰教的不同派别和什叶派的不同支派，但因为反对美国和以色列而结成中东的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因此，伊朗及其各种形式的盟友自称为“抵抗轴心”，即抵抗美国和以色列在中东的霸权和侵略，而美国和以色列则谴责伊朗在中东支持恐怖主义。“抵抗”表明了它们的被动性、防御性和正义性，“抵抗话语”成为对抗美国“恐怖主义话语”的武器。自去年10月7日以来，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轴心”与以色列进行军事对抗，成为影响中东局势变化的关键力量。

因此，如果单就伊朗直接输出革命的角度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确实成为事实上的什叶派革命。但如果就反美反以的角度而言，伊朗伊斯兰革命是遍及中东、跨越教派或支派的深度地区革命。我们看到，当前在整个中东，只有“抵抗轴心”的各个成员在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建国，在坚决拒绝着美国和以色列的霸权。这一中东重要政治现象的源头，必须追溯至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正是这一年，伊朗从一个高度亲美的国家，转变为中东最反美的国家。

记者：从2000年真主党驱逐以色列及其支持的傀儡南黎巴嫩政府到胡塞武装击败海合会联军并在巴以冲突中封锁红海航线，伊朗领导的抵抗系武装在近20多年来持续爆发出远超传统认知的战斗力。为什么抵抗系武装战斗力会如此强？它们的组织架构与中东战争期间的阿拉伯国家有什么根本不同？

李福泉：就“抵抗轴心”的成员而言，除了伊朗和叙利亚两个国家，黎巴嫩真主党、哈马斯、侯赛武装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都是非国家行为体。这些组织得以兴起，都是所在国国家建构失利的结果，中央政府羸弱是这些国家的共同特征。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外部面对以色列的种种掣肘，内部连军队都没有，根本无法有效行使权威。黎巴嫩国防军甚至比真主党武装还弱小，黎巴嫩中央政府对真主党建立的“国中之国”无可奈何。侯赛武装击败了国际社会承认的也门政府，在控制区内不断进行卓有成效的政权建设。2003年美国的战争粉碎了伊拉克的国家能力，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成为中央政府无法解决的难题。

上述这些组织具有一些相似的特征和优势：

第一，它们直接反映着特定群体的苦难、意愿和利益，要么寓兵于民，要么与民众关系密切，具有较强的凝聚力和组织性。

第二，它们以伊斯兰教为动员工具，自视为反霸权反侵略的正义力量，解决了仗为谁打的关键问题，坚信胜利属于自己。

第三，它们的组织形态高度复杂化，具有武装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福利组织等多重身份。

第四，它们经历千锤百炼，普遍具有比较丰富的实战经验。

第五，它们得到了“抵抗轴心”其他成员尤其是伊朗政府的持续支持。

第六，武器技术的扩散和普及化使得他们能够使用无人机采取非对称作战方式，而这在十年前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第七，他们注重纪律，相对保持着廉洁的形象。真主党在黎巴嫩有“干净先生”的美誉，哈马斯在2006年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选举中大胜法特赫，一大原因就是后者被许多巴勒斯坦人认为已经彻底腐化。

第八，它们善于学习新技术和适应局势变化。它们都以伊斯兰教为旗帜，但这绝非意味着它们保守和落后。它们重视新武器的使用，对新的军事技术具有高度敏感性。就对新技术的开放度而言，它们都是非常现代的组织。而且，它们会随着形势的变化不断调整发展策略。

总之，它们有信仰，有信念，有组织，有纪律，有技术，有经验，具有很强的韧性和作战能力。因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沙特集合的拥有先进武器的联军在面对侯赛武装时会溃不成军。

“抵抗轴心”以伊朗为核心，同时上述组织都对伊朗保持着程度不一的独立性。它们以反美反以为共同目标，彼此互相支持，协调行动，整体上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侯赛武装、黎巴嫩真主党和伊拉克什叶派武装频频向以色列本土发射无人机和导弹，侯赛武装多次打击红海上驶向以色列的船只，以此分散以色列的精力，对哈马斯进行战略配合。“抵抗轴心”成员间的团结一致和密切配合与埃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在以往中东战争中的勾心斗角形成了鲜明的差别。

记者：本轮巴以冲突中，伊朗虽然从本土发动了对以色列有史以来的首次导弹打击，但在此之后，伊朗对以色列的直接打击就迅速停止。长期来看，伊朗及其盟友与以色列的矛盾会怎样发展呢？

李福泉：事后来看，4月14日伊朗对以色列的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更像是一场表演，这清晰地表明，伊朗主观上并不想与以色列直接发生军事冲突。截至目前，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经超过8个月。以色列打击阿拉伯国家的闪电战作战模式成为历史，以色列与“抵抗轴心”的冲突有了消耗战的意味。

就历史的角度来看，上个世纪70年代末以色列和埃及和解后，以色列在中东的主要矛盾方开始由阿拉伯前线国家转向以伊朗为核心的“抵抗轴心”。经历40多年的演变后，去年10月7号以来，以色列与“抵抗轴心”的矛盾以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形式激化到空前的程度。

在当前，如果说在欧洲，是美国通过乌克兰消耗俄罗斯，那么在中东，则是“抵抗轴心”通过和以色列的军事对抗同时消耗着美国和以色列。“抵抗轴心”的这种消耗首先不是物质上的，而是道义上的。由于以军对巴勒斯坦平民的杀戮，以色列的国际环境陷入了自1948年建国以来最恶劣的时候，而美国的软实力也与此同时遭到了严重的损伤。

“抵抗轴心”与以色列的矛盾如何发展，关键取决于以色列下一步将如何对真主党采取军事行动。如果以色列军队对真主党发动大规模打击，尤其是进入黎巴嫩作战，那么“抵抗轴心”与以色列的矛盾将进一步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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