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众遗忘的轻 App。
发布日期：2024-12-22 07:53
《走走停停》（2024）剧照
范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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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众对于故事情节与人物角色的期待似乎很简单直接：一个主人公可以身世凄苦，但他最后功德圆满；一个好人可以受尽委屈，但他终于大仇得报；一个坏人可以逍遥法外，但末了也得落入恢恢法网。作恶者必得责罚，而努力者终有善果，既符合一种命运的因果律，也是市场经济的效益逻辑。就像《中国合伙人》那样，过程百转千回，结局总是好的，走出影院，会像身心受洗鸡汤灌注，重新抖擞。但如果仔细观察近两三年的院线电影，便会发现一种“失意者叙事”正在悄然流行。
这里指的“失意者叙事”并不只意味着主人公经历了一个失意的、曲折的过程，而是到了故事的末尾也没有等来一个如意的结果；主人公往往最终不会收获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一种绩效、一个名次、一块奖牌，影片的情绪落点并不在于外界的肯认，而是一种自我接纳式的坦然安放。
最近一部出现“失意者叙事”作品是月前上映的、由胡歌和高圆圆主演的《走走停停》。胡歌饰演从大城市返回故乡的失意编剧，他事业碰壁，还被人拖欠稿酬。自带优越感的他无法接受小城市的繁琐工作，尝试拼凑一个草台班子将自己撰写的剧本拍出来。母亲佛系包容，但父亲苛刻凶横；而母亲的意外离世，又促成了父子的催泪和解。
这部电影的名字几乎暗示了某种时代状况，许多的年轻人也正在这种“走走停停”的工作或生活状态之中，另一个时髦的新词“灵活就业”也能表达类似的况味。《走走停停》中冲突解决并非一个怀才不遇者的暴得大名，而是一个自命不凡者的自我和解，那部剧本被拍成影片，父亲穿上母亲的围裙补拍最后一场戏的剪影，胡歌仿佛坦然接受宿命。
如果刚刚看完《繁花》里胡歌扮演的叱咤风云的宝总，再回过头来看《走走停停》，更会意识到一种巨大的落差。当然这种落差是现实主义的，它敦促观众从一种虚矫的幻梦中醒过来，降落在四川小县城的柴米油盐里。
胡歌的另一部最近上映的电影《不虚此行》同样讲述了一个这样被困在自己的理想王国中的“废柴”。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他同样出演了一个失意的编剧，而这次他以撰写悼词谋生，在他人的生死悲欢的遭遇之中，逐渐获得对于人性与生活晓彻的理解，其间颇有日本电影《入殓师》的意蕴。
纵观年初的几部贺岁档电影，同样闪烁着平凡个体有限的逾越性——贾玲的贺岁电影《热辣滚烫》在宣发上出尽风头，让资方和演员都赚得盆满钵满，但它的文本结构同样是一种“失意者叙事”。贾玲饰演的杜乐盈混吃等死如同咸鱼，是雷佳音的拳馆让她燃起一丝生活的动力；但在影片的结尾，杜乐盈也并没有获得拳赛的胜利，但那种“我必须赢一次”的信念的确尤其真挚动人，它让这个角色重获新生。
韩寒的贺岁档《飞驰人生2》尽管仍然夹带着韩寒的中二特质，但它与五年前的前作相比，对于追求卓越的欲望减弱了不少，沈腾步入中年，他的能力已经无法再去争夺车赛的头名，更多的意义在于对于自我的超越。而宁浩的贺岁档《红毯先生》也并不关注一个成功者的辉煌时刻，而是他渺然如常人的黯淡瞬间，刘德华本色出演的明星身陷一连串尴尬的糗事与风波。张艺谋的贺岁档作品虽然并非“失意者叙事”的典型，但它同样刻画了一个毫不伟光正的、被困在日常琐碎之中的法律工作者——一开始带着犬儒倾向的雷佳音，对于法律工作的淡薄信念逐渐被良心唤醒的过程。
在电影《三大队》里，被遣散的刑侦队员离开岗位之后仍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踪嫌疑人，他们将之视作生活的意义来源；魏书均的《永安镇故事集》也是关于一种小镇的荒凉境遇：创作焦虑的青年编剧，与试图逃离小镇生活的老板娘；朱一龙主演的《人生大事》亦讲述了一位刚刚出狱的殡葬师，遇到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彼此互相救赎的故事；《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情节则是一个被时代遗弃的科学发烧友踏上注定无疾而终的寻找外星文明的旅程；《年会不能停》则是对大厂成功学叙事的一次绝地反击：大鹏误打误撞地捡到一个岗位，又戏剧性地获得升迁，然而当他们知晓了集团的营利阴谋后，在集团的年会表演时当众揭发。片中的角色们将世俗成功和职场前景抛诸脑后，一屁股坐在了被裁员配件厂工人的维权阵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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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代的网络文学叙事中曾经弥漫着一种近似的成功学文本——主人公误打误撞练就无上法力、一路上贵人相助、升级打怪，无名小卒成就荣耀，这种文本在某几年大行其道，但如今你可以问问身边人，哪里有人还在看这类作品？
现实生活也往往如此。人生的戏剧性转折往往不会发生，命运往往是“起落落落落”的过山车，大部分人兜兜转转也混不出个名堂。而热血与激情的鸡汤也已经不再动听，反倒像是一种大写的嘲讽。如果前些年刘若英拍的《后来的我们》还在谈论一个关于北漂生活的爱与痛楚的故事，章若楠和许光汉的《你的婚礼》直接地把故事空间放置在低物欲的小城市。
当然，电影仍需造梦，但这个梦的功能不再是架空幻想，而是收拢意义；它的当代使命并不是把人们的欲念转移到某种遥不可及的生活中去，而是帮助人们在“昼夜、厨房与爱”中获得价值和归属。如果说“开心麻花”的作品曾经还在给观众们注入一种或爆红或暴富的自我期许，那么如今这种想象的土壤几乎已经破灭——《夏洛特烦恼》中充满可能性的命运样态以及《西虹市首富》中热钱遍地的金融盛景，如今看来都更像是虚空的神话。
人们对自我的期望发生了变化，在北上广生活的碰壁与失意成了年轻一代共享的人均经验，不论是北漂文青还是大厂一族，都能感受到高房价、物价、上级绩效与同辈压力带来的焦虑感。成功学叙事、升级打怪路径、新自由主义话语不仅不能带来爽点，它甚至会刺激创伤，而回乡躺平不仅是一种互联网话语，也的确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真实选项。
前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在中国取得了意外不俗的票房成绩，它讲述的正是一对都市文艺情侣，如何在双方的生活步入正轨之后渐行渐远的故事。在这里，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仅不是一种通向幸福的路径，它反而瓦解了旧的生活与情感状态。这部电影很快地传出翻拍的消息，人们忽然发现，日本电影中的某些征候、某些情感的痛点放在中国的城市故事中也意外地有效。
贾玲的《热辣滚烫》同样也是翻拍自日本电影人安藤樱的《百元之恋》。日本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夜空中总有最大限度的蓝色》、《你的鸟儿会唱歌》、《苦役列车》等影片中也都弥漫着一种废柴气息——电影中的主人公缺失行动力，被困在有限的人际关系之中而难以无法与现实产生太多的交集，但是这种关系也给他们提供了某种安全感，并且有时还可以从安全中提炼出诗意。
日本的“废宅文化”当然与所谓平成时代的“失去的30年”有关，在一个经济下行的长周期，期望通过工作获得社会地位的跃迁是一种普遍的奢望，而高度丰富的虚拟世界却已经可以满足精神需要。《你的鸟儿会唱歌》中那位浑浑噩噩的男主角即使碰到心仪的暗恋对象，也不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向她告白，而正是这种将自己包裹起来的时代症候的存在，也才让他最终冲出心墙的勇气显得格外动人。
尽管很难下此断言，是否中国电影的“失意者叙事”就是患上了日本的平成病，但这里的确有一种微妙的相关性。与“躺平”话语相似的对象正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所谓的“低物欲社会”。而在话语的另一极里，对“内卷”的反思也经常被与日韩合并起来谈论，被描述为一种跨区域的“东亚问题”。
当代中国电影所面对的问题，或许更像是正处于日本平成时代的早期——在这个环境中，成功与否不再会作为电影的卖点与冲突的解决方式，在日本御宅族那里，动漫、游戏与一人居室，作为某种逃避现实的栖息地；而中国青年则将故乡、小镇与阿勒泰作为北上广生活的避风港。
和日本御宅族的一动不动式的躺平相比，在中国电影的“失意者叙事”中，所有人还暂且不能无缘无故地认命，奋力挣扎是一种对自我的交待、是尊严的必须，或许结果未必尽如人意，但是人们仍旧在试图从僵硬的结构之中寻找到自己的意义来源。就像夏目漱石说的：我即使是一只猫，也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道爪痕。
前文所述的影片大部分是喜剧类型，或者至少带有喜剧元素，这也并非偶然。经济下行时代的喜剧作为某种日常调剂不失为一种苦中作乐，如果个体难以闯出结构枷锁，就选择蜷缩一隅随遇而安。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流行的“神经喜剧”就为一种固化的社会结构构建出了跨阶层的人物奇遇；在香港人心跌宕、前途扑朔的90年代，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则是一种身份失协、表情失控的浮夸表现。而相比这些类型，我反倒很欣赏当代中国电影里面某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就像演员马丽的碎嘴往往能够戳破许多人们藏着掖着的窘迫，沈腾则表演一种努力挤入上游而尴尬露馅的生存境遇。
归根结底，这大致是一种“半躺平”状态在银幕上的体现：人们渴望躺平，却还不敢彻底躺下去；年轻的人们仍然怀揣着即将蒸发的理想或执念，不愿意接受自己沦为平庸者的命运，尽管在潜意识中或许已经默认了这一点；人们试图为自己终将到来的平凡找寻借口和退路——“县城也不错”、“故乡也挺好”；“星辰大海毫不稀有，珍惜当下才是正途”；“再努力一把，就算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这些失意者与生活和解的叙事涌现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它甚至可能是许多人合理化自身处境的迫切需要。但现实中的疲惫与苦闷会因为暂时的自我和解而终结吗？那些偶尔冒起的野心与生命力，能够被一间出租房、一张沙发床所装下么？或许另一种可能是，这些情绪最终不会转化为是枝裕和电影中柴米油盐的“小确幸”，而像是李沧东电影《燃烧》里那种无名的、没来由的愤怒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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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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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5 11:53
艺术风尚
国产片中的“失意者叙事”
国产片中的“失意者叙事”
范力文：“失意者叙事”不仅意味着人物要走过一段曲折的经历，而且到故事的末尾也难以收获世俗的成功。影片的情绪落点不在于外界的肯认，而是一种自我接纳式的安放。
《走走停停》（2024）剧照
范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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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观众对于故事情节与人物角色的期待似乎很简单直接：一个主人公可以身世凄苦，但他最后功德圆满；一个好人可以受尽委屈，但他终于大仇得报；一个坏人可以逍遥法外，但末了也得落入恢恢法网。作恶者必得责罚，而努力者终有善果，既符合一种命运的因果律，也是市场经济的效益逻辑。就像《中国合伙人》那样，过程百转千回，结局总是好的，走出影院，会像身心受洗鸡汤灌注，重新抖擞。但如果仔细观察近两三年的院线电影，便会发现一种“失意者叙事”正在悄然流行。
这里指的“失意者叙事”并不只意味着主人公经历了一个失意的、曲折的过程，而是到了故事的末尾也没有等来一个如意的结果；主人公往往最终不会收获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一种绩效、一个名次、一块奖牌，影片的情绪落点并不在于外界的肯认，而是一种自我接纳式的坦然安放。
最近一部出现“失意者叙事”作品是月前上映的、由胡歌和高圆圆主演的《走走停停》。胡歌饰演从大城市返回故乡的失意编剧，他事业碰壁，还被人拖欠稿酬。自带优越感的他无法接受小城市的繁琐工作，尝试拼凑一个草台班子将自己撰写的剧本拍出来。母亲佛系包容，但父亲苛刻凶横；而母亲的意外离世，又促成了父子的催泪和解。
这部电影的名字几乎暗示了某种时代状况，许多的年轻人也正在这种“走走停停”的工作或生活状态之中，另一个时髦的新词“灵活就业”也能表达类似的况味。《走走停停》中冲突解决并非一个怀才不遇者的暴得大名，而是一个自命不凡者的自我和解，那部剧本被拍成影片，父亲穿上母亲的围裙补拍最后一场戏的剪影，胡歌仿佛坦然接受宿命。
如果刚刚看完《繁花》里胡歌扮演的叱咤风云的宝总，再回过头来看《走走停停》，更会意识到一种巨大的落差。当然这种落差是现实主义的，它敦促观众从一种虚矫的幻梦中醒过来，降落在四川小县城的柴米油盐里。
胡歌的另一部最近上映的电影《不虚此行》同样讲述了一个这样被困在自己的理想王国中的“废柴”。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他同样出演了一个失意的编剧，而这次他以撰写悼词谋生，在他人的生死悲欢的遭遇之中，逐渐获得对于人性与生活晓彻的理解，其间颇有日本电影《入殓师》的意蕴。
纵观年初的几部贺岁档电影，同样闪烁着平凡个体有限的逾越性——贾玲的贺岁电影《热辣滚烫》在宣发上出尽风头，让资方和演员都赚得盆满钵满，但它的文本结构同样是一种“失意者叙事”。贾玲饰演的杜乐盈混吃等死如同咸鱼，是雷佳音的拳馆让她燃起一丝生活的动力；但在影片的结尾，杜乐盈也并没有获得拳赛的胜利，但那种“我必须赢一次”的信念的确尤其真挚动人，它让这个角色重获新生。
韩寒的贺岁档《飞驰人生2》尽管仍然夹带着韩寒的中二特质，但它与五年前的前作相比，对于追求卓越的欲望减弱了不少，沈腾步入中年，他的能力已经无法再去争夺车赛的头名，更多的意义在于对于自我的超越。而宁浩的贺岁档《红毯先生》也并不关注一个成功者的辉煌时刻，而是他渺然如常人的黯淡瞬间，刘德华本色出演的明星身陷一连串尴尬的糗事与风波。张艺谋的贺岁档作品虽然并非“失意者叙事”的典型，但它同样刻画了一个毫不伟光正的、被困在日常琐碎之中的法律工作者——一开始带着犬儒倾向的雷佳音，对于法律工作的淡薄信念逐渐被良心唤醒的过程。
在电影《三大队》里，被遣散的刑侦队员离开岗位之后仍以普通人的身份追踪嫌疑人，他们将之视作生活的意义来源；魏书均的《永安镇故事集》也是关于一种小镇的荒凉境遇：创作焦虑的青年编剧，与试图逃离小镇生活的老板娘；朱一龙主演的《人生大事》亦讲述了一位刚刚出狱的殡葬师，遇到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儿，彼此互相救赎的故事；《宇宙探索编辑部》的情节则是一个被时代遗弃的科学发烧友踏上注定无疾而终的寻找外星文明的旅程；《年会不能停》则是对大厂成功学叙事的一次绝地反击：大鹏误打误撞地捡到一个岗位，又戏剧性地获得升迁，然而当他们知晓了集团的营利阴谋后，在集团的年会表演时当众揭发。片中的角色们将世俗成功和职场前景抛诸脑后，一屁股坐在了被裁员配件厂工人的维权阵营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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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代的网络文学叙事中曾经弥漫着一种近似的成功学文本——主人公误打误撞练就无上法力、一路上贵人相助、升级打怪，无名小卒成就荣耀，这种文本在某几年大行其道，但如今你可以问问身边人，哪里有人还在看这类作品？
现实生活也往往如此。人生的戏剧性转折往往不会发生，命运往往是“起落落落落”的过山车，大部分人兜兜转转也混不出个名堂。而热血与激情的鸡汤也已经不再动听，反倒像是一种大写的嘲讽。如果前些年刘若英拍的《后来的我们》还在谈论一个关于北漂生活的爱与痛楚的故事，章若楠和许光汉的《你的婚礼》直接地把故事空间放置在低物欲的小城市。
当然，电影仍需造梦，但这个梦的功能不再是架空幻想，而是收拢意义；它的当代使命并不是把人们的欲念转移到某种遥不可及的生活中去，而是帮助人们在“昼夜、厨房与爱”中获得价值和归属。如果说“开心麻花”的作品曾经还在给观众们注入一种或爆红或暴富的自我期许，那么如今这种想象的土壤几乎已经破灭——《夏洛特烦恼》中充满可能性的命运样态以及《西虹市首富》中热钱遍地的金融盛景，如今看来都更像是虚空的神话。
人们对自我的期望发生了变化，在北上广生活的碰壁与失意成了年轻一代共享的人均经验，不论是北漂文青还是大厂一族，都能感受到高房价、物价、上级绩效与同辈压力带来的焦虑感。成功学叙事、升级打怪路径、新自由主义话语不仅不能带来爽点，它甚至会刺激创伤，而回乡躺平不仅是一种互联网话语，也的确成为越来越多人的真实选项。
前年上映的日本电影《花束般的恋爱》在中国取得了意外不俗的票房成绩，它讲述的正是一对都市文艺情侣，如何在双方的生活步入正轨之后渐行渐远的故事。在这里，一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不仅不是一种通向幸福的路径，它反而瓦解了旧的生活与情感状态。这部电影很快地传出翻拍的消息，人们忽然发现，日本电影中的某些征候、某些情感的痛点放在中国的城市故事中也意外地有效。
贾玲的《热辣滚烫》同样也是翻拍自日本电影人安藤樱的《百元之恋》。日本电影《不求上进的玉子》、《夜空中总有最大限度的蓝色》、《你的鸟儿会唱歌》、《苦役列车》等影片中也都弥漫着一种废柴气息——电影中的主人公缺失行动力，被困在有限的人际关系之中而难以无法与现实产生太多的交集，但是这种关系也给他们提供了某种安全感，并且有时还可以从安全中提炼出诗意。
日本的“废宅文化”当然与所谓平成时代的“失去的30年”有关，在一个经济下行的长周期，期望通过工作获得社会地位的跃迁是一种普遍的奢望，而高度丰富的虚拟世界却已经可以满足精神需要。《你的鸟儿会唱歌》中那位浑浑噩噩的男主角即使碰到心仪的暗恋对象，也不会走出自己的舒适圈向她告白，而正是这种将自己包裹起来的时代症候的存在，也才让他最终冲出心墙的勇气显得格外动人。
尽管很难下此断言，是否中国电影的“失意者叙事”就是患上了日本的平成病，但这里的确有一种微妙的相关性。与“躺平”话语相似的对象正是日本学者大前研一所谓的“低物欲社会”。而在话语的另一极里，对“内卷”的反思也经常被与日韩合并起来谈论，被描述为一种跨区域的“东亚问题”。
当代中国电影所面对的问题，或许更像是正处于日本平成时代的早期——在这个环境中，成功与否不再会作为电影的卖点与冲突的解决方式，在日本御宅族那里，动漫、游戏与一人居室，作为某种逃避现实的栖息地；而中国青年则将故乡、小镇与阿勒泰作为北上广生活的避风港。
和日本御宅族的一动不动式的躺平相比，在中国电影的“失意者叙事”中，所有人还暂且不能无缘无故地认命，奋力挣扎是一种对自我的交待、是尊严的必须，或许结果未必尽如人意，但是人们仍旧在试图从僵硬的结构之中寻找到自己的意义来源。就像夏目漱石说的：我即使是一只猫，也要在这个世界上留下一道爪痕。
前文所述的影片大部分是喜剧类型，或者至少带有喜剧元素，这也并非偶然。经济下行时代的喜剧作为某种日常调剂不失为一种苦中作乐，如果个体难以闯出结构枷锁，就选择蜷缩一隅随遇而安。美国30年代大萧条时流行的“神经喜剧”就为一种固化的社会结构构建出了跨阶层的人物奇遇；在香港人心跌宕、前途扑朔的90年代，周星驰的“无厘头喜剧”则是一种身份失协、表情失控的浮夸表现。而相比这些类型，我反倒很欣赏当代中国电影里面某种现实主义的精神，就像演员马丽的碎嘴往往能够戳破许多人们藏着掖着的窘迫，沈腾则表演一种努力挤入上游而尴尬露馅的生存境遇。
归根结底，这大致是一种“半躺平”状态在银幕上的体现：人们渴望躺平，却还不敢彻底躺下去；年轻的人们仍然怀揣着即将蒸发的理想或执念，不愿意接受自己沦为平庸者的命运，尽管在潜意识中或许已经默认了这一点；人们试图为自己终将到来的平凡找寻借口和退路——“县城也不错”、“故乡也挺好”；“星辰大海毫不稀有，珍惜当下才是正途”；“再努力一把，就算不可以也是可以的”……
这些失意者与生活和解的叙事涌现当然没有什么不好，它甚至可能是许多人合理化自身处境的迫切需要。但现实中的疲惫与苦闷会因为暂时的自我和解而终结吗？那些偶尔冒起的野心与生命力，能够被一间出租房、一张沙发床所装下么？或许另一种可能是，这些情绪最终不会转化为是枝裕和电影中柴米油盐的“小确幸”，而像是李沧东电影《燃烧》里那种无名的、没来由的愤怒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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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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