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众遗忘的轻 App。
发布日期：2024-12-22 07:53
晨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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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为什么不能待自己人好一点”成为流行的质问。谁都不会反对对自己人好一点，问题是这里的好一点指待遇高一点，这就牵涉到钱从哪里出来的问题了。
流行的观点是，资本截留利润太多，克扣工薪阶层的收入，应该学胖东来和华为，大家都给高薪。
胖东来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但胖东来模式至今离不开生斯养斯的许昌，除了新乡有两家，可能禹州还有一家，没了。这未必是胖东来不想全国人民都受益，而是另有原因，个中事宜就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了。
华为是另一个特殊存在。华为走高端高价路线。华为产品一点不便宜，人们也愿意买单，这是良性互动。但“华为级消费”远远超过中国人的日常消费水平，中国的主流市场还做不到“华为化”。华为的高薪一是来自于产品高价，二是来自于员工高质量，确实出活，也只有高薪能配得上。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华为那样收割韭菜尖、招聘到“华为规格”的员工的。
换句话说，胖东来和华为都不是可以普及的模式。
资本是来盈利的，不是来做福利的。强调资本的社会责任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因为资本在本质上是经济的，不是社会的。资本也是长腿的，既可以追逐利润高的去处，也可以宅家不出门。对资本盈利的节制只能来自于税收和法律，在税收和法律的范围内，都应该认为是合法收入，道义压力没用。
另一方面，中国物价和服务价格低廉是中国的真正福利，千万别挥霍了。
中国制造是中国崛起之本。服务价格与制造业产品价格是相关的，这关联来自劳动力成本。服务价格高企意味着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高企，劳动力的收入要求必然随之上升，以平衡基本的生活需要。上海的劳动力成本高于烟台，不是因为上海劳动力比烟台劳动力更加能干，而是因为生活成本更高，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薪才行。“拿上海的工资，到烟台过日子”，这是理想模式，一般人做不到，但资本能做到，这就是全球化。
但是，制造业的产品是流通的。不管在哪里制造，规模生产的产品都超过本地消费，而是走向更加广泛的市场。反过来，本地生产的产品并不垄断本地市场，只要有成本优势，其他地方的产品也可以进入本地市场，挤走本地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本地制造随之枯萎。这正是美国制造走过的路，萎缩并不全是产业转移的过错，剩余产业受困于劳动力成本高企、竞争力低下是更大的原因。回到上海，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毛巾制造基地，现在河北高阳才是，这里面劳动力成本差别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中国制造比美国制造要成本低廉得多，很多人将此怪罪于中国企业对员工太苛刻，剥削自己人，便宜了美国人。
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但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地提高中国工人的收入，把成本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还记得全球化吗？中国制造具有最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是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保障，但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天赋中国的特权，只要条件合适，其他地方也可能复现。事实上，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本身就是得益于低成本和高效率。回到毛巾，上海的毛巾厂曾经很多，棉纺供应链齐全，但现在高阳才是毛巾产业链和供应链最完备的地方。一样的道理。
大力提高劳动力成本在同样产品和服务成本中的比例，在表面上提高劳动力收入，但随之而来的全供应链和服务行业成本高涨很容易就冲淡表面上的劳动力收入提高的好处，最后变成数字的游戏。最关键的是劳动力收入与刚需商品/服务的交换比，只有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显著提高交换比，而不是分配游戏。回到理发，理发的价格不宜暴涨，更高的价格应该来自于头部保养、发型设计等高端服务。
中国的服务及其导致的全供应链价格低廉才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在上海，60-80人民币的男子理发可以得到相当高级的服务，在美国，30-40美元的理发则谈不上多少高级。以此为比照的话，中美劳动力成本相当于1:3.5。这当然是简单化了，但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出国旅游中发觉，欧美的一切都贵，贵好多。这些基本上都是服务价格，这个“贵好多”最终都反映在劳动力成本上。
过去还有欧美因为技术、管理先进，单位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的认知，现在连这也说不通了，因为中国制造里自动化、信息化、机器人化的程度更高，单位劳动生产率已经至少不低于欧美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中国的收入水平意味着中国的服务价格和物价也大幅度提高，可能在感官上“对自己人好一点”好一点，但在竞争力上就大幅度滑落了。
中国需要“对自己人好一点”，大面积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但不是通过简单粗暴地提高物价和服务价格，那是踩着脚背起飞。需要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层次和质量，高端高价才是正路。
一定会有人质问：有那么大的高端市场吗？
没办法，只有开拓，开拓到头后，市场容量最终决定产品和服务的层次，相应决定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
多给老百姓发钱，不就有钱买高价商品了吗？
这是把高价商品看成重新贴价格标签了，完全忽略了高价商品理应代表的品质和服务差别及其相关的成本差别。反过来，多发钱的真实效果还真是商品重新贴标签。这肯定不属于“待自己人好一点”。
中国要保持继续成功，只有确保中国的成本和效率还是中国的成本和效率。
流行的观点是，资本截留利润太多，克扣工薪阶层的收入，应该学胖东来和华为，大家都给高薪。
胖东来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但胖东来模式至今离不开生斯养斯的许昌，除了新乡有两家，可能禹州还有一家，没了。这未必是胖东来不想全国人民都受益，而是另有原因，个中事宜就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了。
华为是另一个特殊存在。华为走高端高价路线。华为产品一点不便宜，人们也愿意买单，这是良性互动。但“华为级消费”远远超过中国人的日常消费水平，中国的主流市场还做不到“华为化”。华为的高薪一是来自于产品高价，二是来自于员工高质量，确实出活，也只有高薪能配得上。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华为那样收割韭菜尖、招聘到“华为规格”的员工的。
换句话说，胖东来和华为都不是可以普及的模式。
资本是来盈利的，不是来做福利的。强调资本的社会责任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因为资本在本质上是经济的，不是社会的。资本也是长腿的，既可以追逐利润高的去处，也可以宅家不出门。对资本盈利的节制只能来自于税收和法律，在税收和法律的范围内，都应该认为是合法收入，道义压力没用。
另一方面，中国物价和服务价格低廉是中国的真正福利，千万别挥霍了。
中国制造是中国崛起之本。服务价格与制造业产品价格是相关的，这关联来自劳动力成本。服务价格高企意味着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高企，劳动力的收入要求必然随之上升，以平衡基本的生活需要。上海的劳动力成本高于烟台，不是因为上海劳动力比烟台劳动力更加能干，而是因为生活成本更高，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薪才行。“拿上海的工资，到烟台过日子”，这是理想模式，一般人做不到，但资本能做到，这就是全球化。
但是，制造业的产品是流通的。不管在哪里制造，规模生产的产品都超过本地消费，而是走向更加广泛的市场。反过来，本地生产的产品并不垄断本地市场，只要有成本优势，其他地方的产品也可以进入本地市场，挤走本地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本地制造随之枯萎。这正是美国制造走过的路，萎缩并不全是产业转移的过错，剩余产业受困于劳动力成本高企、竞争力低下是更大的原因。回到上海，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毛巾制造基地，现在河北高阳才是，这里面劳动力成本差别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中国制造比美国制造要成本低廉得多，很多人将此怪罪于中国企业对员工太苛刻，剥削自己人，便宜了美国人。
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但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地提高中国工人的收入，把成本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还记得全球化吗？中国制造具有最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是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保障，但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天赋中国的特权，只要条件合适，其他地方也可能复现。事实上，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本身就是得益于低成本和高效率。回到毛巾，上海的毛巾厂曾经很多，棉纺供应链齐全，但现在高阳才是毛巾产业链和供应链最完备的地方。一样的道理。
大力提高劳动力成本在同样产品和服务成本中的比例，在表面上提高劳动力收入，但随之而来的全供应链和服务行业成本高涨很容易就冲淡表面上的劳动力收入提高的好处，最后变成数字的游戏。最关键的是劳动力收入与刚需商品/服务的交换比，只有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显著提高交换比，而不是分配游戏。回到理发，理发的价格不宜暴涨，更高的价格应该来自于头部保养、发型设计等高端服务。
中国的服务及其导致的全供应链价格低廉才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在上海，60-80人民币的男子理发可以得到相当高级的服务，在美国，30-40美元的理发则谈不上多少高级。以此为比照的话，中美劳动力成本相当于1:3.5。这当然是简单化了，但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出国旅游中发觉，欧美的一切都贵，贵好多。这些基本上都是服务价格，这个“贵好多”最终都反映在劳动力成本上。
过去还有欧美因为技术、管理先进，单位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的认知，现在连这也说不通了，因为中国制造里自动化、信息化、机器人化的程度更高，单位劳动生产率已经至少不低于欧美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中国的收入水平意味着中国的服务价格和物价也大幅度提高，可能在感官上“对自己人好一点”好一点，但在竞争力上就大幅度滑落了。
中国需要“对自己人好一点”，大面积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但不是通过简单粗暴地提高物价和服务价格，那是踩着脚背起飞。需要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层次和质量，高端高价才是正路。
一定会有人质问：有那么大的高端市场吗？
没办法，只有开拓，开拓到头后，市场容量最终决定产品和服务的层次，相应决定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
多给老百姓发钱，不就有钱买高价商品了吗？
这是把高价商品看成重新贴价格标签了，完全忽略了高价商品理应代表的品质和服务差别及其相关的成本差别。反过来，多发钱的真实效果还真是商品重新贴标签。这肯定不属于“待自己人好一点”。
中国要保持继续成功，只有确保中国的成本和效率还是中国的成本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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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7-04 20:04
商业与经济
物价和服务价格低廉是中国的福利，别挥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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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行的观点是，资本截留利润太多，克扣工薪阶层的收入，应该学胖东来和华为，大家都给高薪。
胖东来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但胖东来模式至今离不开生斯养斯的许昌，除了新乡有两家，可能禹州还有一家，没了。这未必是胖东来不想全国人民都受益，而是另有原因，个中事宜就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了。
华为是另一个特殊存在。华为走高端高价路线。华为产品一点不便宜，人们也愿意买单，这是良性互动。但“华为级消费”远远超过中国人的日常消费水平，中国的主流市场还做不到“华为化”。华为的高薪一是来自于产品高价，二是来自于员工高质量，确实出活，也只有高薪能配得上。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华为那样收割韭菜尖、招聘到“华为规格”的员工的。
换句话说，胖东来和华为都不是可以普及的模式。
资本是来盈利的，不是来做福利的。强调资本的社会责任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因为资本在本质上是经济的，不是社会的。资本也是长腿的，既可以追逐利润高的去处，也可以宅家不出门。对资本盈利的节制只能来自于税收和法律，在税收和法律的范围内，都应该认为是合法收入，道义压力没用。
另一方面，中国物价和服务价格低廉是中国的真正福利，千万别挥霍了。
中国制造是中国崛起之本。服务价格与制造业产品价格是相关的，这关联来自劳动力成本。服务价格高企意味着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高企，劳动力的收入要求必然随之上升，以平衡基本的生活需要。上海的劳动力成本高于烟台，不是因为上海劳动力比烟台劳动力更加能干，而是因为生活成本更高，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薪才行。“拿上海的工资，到烟台过日子”，这是理想模式，一般人做不到，但资本能做到，这就是全球化。
但是，制造业的产品是流通的。不管在哪里制造，规模生产的产品都超过本地消费，而是走向更加广泛的市场。反过来，本地生产的产品并不垄断本地市场，只要有成本优势，其他地方的产品也可以进入本地市场，挤走本地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本地制造随之枯萎。这正是美国制造走过的路，萎缩并不全是产业转移的过错，剩余产业受困于劳动力成本高企、竞争力低下是更大的原因。回到上海，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毛巾制造基地，现在河北高阳才是，这里面劳动力成本差别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中国制造比美国制造要成本低廉得多，很多人将此怪罪于中国企业对员工太苛刻，剥削自己人，便宜了美国人。
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但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地提高中国工人的收入，把成本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还记得全球化吗？中国制造具有最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是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保障，但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天赋中国的特权，只要条件合适，其他地方也可能复现。事实上，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本身就是得益于低成本和高效率。回到毛巾，上海的毛巾厂曾经很多，棉纺供应链齐全，但现在高阳才是毛巾产业链和供应链最完备的地方。一样的道理。
大力提高劳动力成本在同样产品和服务成本中的比例，在表面上提高劳动力收入，但随之而来的全供应链和服务行业成本高涨很容易就冲淡表面上的劳动力收入提高的好处，最后变成数字的游戏。最关键的是劳动力收入与刚需商品/服务的交换比，只有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显著提高交换比，而不是分配游戏。回到理发，理发的价格不宜暴涨，更高的价格应该来自于头部保养、发型设计等高端服务。
中国的服务及其导致的全供应链价格低廉才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在上海，60-80人民币的男子理发可以得到相当高级的服务，在美国，30-40美元的理发则谈不上多少高级。以此为比照的话，中美劳动力成本相当于1:3.5。这当然是简单化了，但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出国旅游中发觉，欧美的一切都贵，贵好多。这些基本上都是服务价格，这个“贵好多”最终都反映在劳动力成本上。
过去还有欧美因为技术、管理先进，单位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的认知，现在连这也说不通了，因为中国制造里自动化、信息化、机器人化的程度更高，单位劳动生产率已经至少不低于欧美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中国的收入水平意味着中国的服务价格和物价也大幅度提高，可能在感官上“对自己人好一点”好一点，但在竞争力上就大幅度滑落了。
中国需要“对自己人好一点”，大面积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但不是通过简单粗暴地提高物价和服务价格，那是踩着脚背起飞。需要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层次和质量，高端高价才是正路。
一定会有人质问：有那么大的高端市场吗？
没办法，只有开拓，开拓到头后，市场容量最终决定产品和服务的层次，相应决定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
多给老百姓发钱，不就有钱买高价商品了吗？
这是把高价商品看成重新贴价格标签了，完全忽略了高价商品理应代表的品质和服务差别及其相关的成本差别。反过来，多发钱的真实效果还真是商品重新贴标签。这肯定不属于“待自己人好一点”。
中国要保持继续成功，只有确保中国的成本和效率还是中国的成本和效率。
流行的观点是，资本截留利润太多，克扣工薪阶层的收入，应该学胖东来和华为，大家都给高薪。
胖东来是很值得关注的现象，但胖东来模式至今离不开生斯养斯的许昌，除了新乡有两家，可能禹州还有一家，没了。这未必是胖东来不想全国人民都受益，而是另有原因，个中事宜就超出这里的讨论范围了。
华为是另一个特殊存在。华为走高端高价路线。华为产品一点不便宜，人们也愿意买单，这是良性互动。但“华为级消费”远远超过中国人的日常消费水平，中国的主流市场还做不到“华为化”。华为的高薪一是来自于产品高价，二是来自于员工高质量，确实出活，也只有高薪能配得上。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像华为那样收割韭菜尖、招聘到“华为规格”的员工的。
换句话说，胖东来和华为都不是可以普及的模式。
资本是来盈利的，不是来做福利的。强调资本的社会责任只能起到有限的作用，因为资本在本质上是经济的，不是社会的。资本也是长腿的，既可以追逐利润高的去处，也可以宅家不出门。对资本盈利的节制只能来自于税收和法律，在税收和法律的范围内，都应该认为是合法收入，道义压力没用。
另一方面，中国物价和服务价格低廉是中国的真正福利，千万别挥霍了。
中国制造是中国崛起之本。服务价格与制造业产品价格是相关的，这关联来自劳动力成本。服务价格高企意味着劳动力的生活成本高企，劳动力的收入要求必然随之上升，以平衡基本的生活需要。上海的劳动力成本高于烟台，不是因为上海劳动力比烟台劳动力更加能干，而是因为生活成本更高，必须支付更高的工薪才行。“拿上海的工资，到烟台过日子”，这是理想模式，一般人做不到，但资本能做到，这就是全球化。
但是，制造业的产品是流通的。不管在哪里制造，规模生产的产品都超过本地消费，而是走向更加广泛的市场。反过来，本地生产的产品并不垄断本地市场，只要有成本优势，其他地方的产品也可以进入本地市场，挤走本地产品，缺乏竞争力的本地制造随之枯萎。这正是美国制造走过的路，萎缩并不全是产业转移的过错，剩余产业受困于劳动力成本高企、竞争力低下是更大的原因。回到上海，上海曾经是中国最大的毛巾制造基地，现在河北高阳才是，这里面劳动力成本差别是不可忽略的因素。
中国制造比美国制造要成本低廉得多，很多人将此怪罪于中国企业对员工太苛刻，剥削自己人，便宜了美国人。
这样的想法可以理解，但解决的办法不是简单地提高中国工人的收入，把成本转嫁到美国消费者。还记得全球化吗？中国制造具有最完备的产业链和供应链，这是低成本和高效率的保障，但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天赋中国的特权，只要条件合适，其他地方也可能复现。事实上，中国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形成本身就是得益于低成本和高效率。回到毛巾，上海的毛巾厂曾经很多，棉纺供应链齐全，但现在高阳才是毛巾产业链和供应链最完备的地方。一样的道理。
大力提高劳动力成本在同样产品和服务成本中的比例，在表面上提高劳动力收入，但随之而来的全供应链和服务行业成本高涨很容易就冲淡表面上的劳动力收入提高的好处，最后变成数字的游戏。最关键的是劳动力收入与刚需商品/服务的交换比，只有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才能显著提高交换比，而不是分配游戏。回到理发，理发的价格不宜暴涨，更高的价格应该来自于头部保养、发型设计等高端服务。
中国的服务及其导致的全供应链价格低廉才是中国成功的秘诀。
在上海，60-80人民币的男子理发可以得到相当高级的服务，在美国，30-40美元的理发则谈不上多少高级。以此为比照的话，中美劳动力成本相当于1:3.5。这当然是简单化了，但越来越多的人们在出国旅游中发觉，欧美的一切都贵，贵好多。这些基本上都是服务价格，这个“贵好多”最终都反映在劳动力成本上。
过去还有欧美因为技术、管理先进，单位劳动生产率高于中国的认知，现在连这也说不通了，因为中国制造里自动化、信息化、机器人化的程度更高，单位劳动生产率已经至少不低于欧美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大提高中国的收入水平意味着中国的服务价格和物价也大幅度提高，可能在感官上“对自己人好一点”好一点，但在竞争力上就大幅度滑落了。
中国需要“对自己人好一点”，大面积提高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但不是通过简单粗暴地提高物价和服务价格，那是踩着脚背起飞。需要的是提高产品和服务的层次和质量，高端高价才是正路。
一定会有人质问：有那么大的高端市场吗？
没办法，只有开拓，开拓到头后，市场容量最终决定产品和服务的层次，相应决定制造产品和提供服务的工薪阶层的收入水平。
多给老百姓发钱，不就有钱买高价商品了吗？
这是把高价商品看成重新贴价格标签了，完全忽略了高价商品理应代表的品质和服务差别及其相关的成本差别。反过来，多发钱的真实效果还真是商品重新贴标签。这肯定不属于“待自己人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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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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