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视频看懂芯片产业战争。
发布日期：2024-11-21 21:03
张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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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美国在对华路线上的共通点在于欧盟和美国都在谈“去风险”，但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目前在于，前者在某些领域寻求去风险，后者在某些领域行脱钩。
这一点区别也体现在了欧美最近对中国进口的关税举措上。在欧盟尚未揭晓其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反补贴税之前，美国公布了针对中国产品的超高关税，涉及范围之广，关税之高，称得上全面遏制。在美国盟友热切希望欧盟能追随自己的步伐的情况下，欧盟6月12日公布的临时反补贴税没有完全复制美国版本，而且，中欧双方已表示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其实，谈中欧关系，谈的是一个笼统、庞大却并不具象的关系，它包含了中德关系和中法关系在内的中国和某成员国的关系，也包括了中国和欧洲某一地区的关系，比如中国和中东欧。因为欧盟既是一个整体，又包含了很多个性不一的个体，欧盟作为市场既是一个单一市场，又分成了很多市场。所以，因为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中欧关系也会经历变化和波动，而欧盟的总体定调也会影响到成员国和中国的两国关系，而成员国和中国的两国关系也会影响到欧盟作为整体对华政策的调整。
这一变化和波动体现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当中，该覆盖了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合作机制，在过去的十余年间经历了从16+1，变成17+1，再变成16+1，再到14+1。2021年，中国和立陶宛关系出现波折，后者退出该合作机制，同为波罗的海国家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紧随其后。而因为立陶宛和台湾互设代表处触碰了北京的底线，中国和立陶宛关系一度恶化，也直接推动了欧盟层面的反经济胁迫工具立法，该立法被称作为“放在谈判桌上的一把枪”。小欧盟国如立陶宛，在对华路线上如此刚烈，充分展现了大于其体量的影响力量。而同样加入了该机制的欧盟国家匈牙利，则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今年5月，中国和匈牙利两国领导人宣布，将中匈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交部长王毅在6月底同匈牙利外长通话时强调，中方愿同匈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匈关系继续走在中欧关系前列。匈牙利外长则表示，匈方愿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推动欧中增进理解，提升合作效能，反对保护主义，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强调”和“表态”的具体所指自然包含了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反补贴税。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覆盖了非欧盟国家和欧盟国家。2019年，中国与意大利两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两国还签署了29项合作协议或合作意向书。当时，在质疑者的眼中，问题的严峻性不仅仅在于意大利是欧盟核心成员国，还在于其签署协议的首个G7成员国身份。2023年底，意大利政府宣布将退出一带一路。意大利的一进一退固然在于经贸上的考量，更出于政治决策。我在《意大利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上的进退取舍，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曾指出，意大利意欲退出并非单纯基于经济考量，退出也不是梅洛尼个人意志那么简单。意大利面临了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压力。2019年，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时，在西方的解读中，不是意大利的加入，而是第一个G7国的加入。欧洲内部的担忧集中在意大利的做法可能会制造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分歧。而意大利国内甚至有人称，加入“一带一路”是意大利疑欧派政府针对法国、德国和布鲁塞尔的“软平衡战略”，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来获得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在其他问题谈判中的主动权。而2022年，梅洛尼上台后，奉行的是亲欧亲美路线。意大利的一进一退事件同样体现了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和波动性。
无论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还是一带一路，都被对华强硬派解读为中国对欧政策的“分而治之”，认定中国在寻求薄弱环节，并予以突破。在他们看来，意大利是曾经的“薄弱环节”，匈牙利则是目前的“薄弱环节”。他们也焦虑欧盟成员国之间相互竞争，争取与中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而不是相互协调。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反补贴税问题上，德法之间的利益分歧就是一个例子。
而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欧盟对华路线中政治的比重越来越大，安全和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究其原因除了常态的人权等问题，还有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这些重大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对欧盟造成的冲击。2021年，欧盟暂缓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于此，代表了开放和合作的协定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后遭遇冻结。而在两次事件的背景下，该协定并没有解冻的迹象。至于欧盟方这两年反复强调贸易逆差、过剩产能和政府补贴，也与这些形势紧密相关。在《欧盟为何如此担忧对华贸易逆差？》一文中，贸易专家刘宛鑫表示，新冠疫情、尤其是俄乌战争，促使欧盟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和力求供应链多元化，然而 2022 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不仅增加，而且是剧增，这让欧盟更加担心对华经济依赖问题，与此同时，欧盟对华出口的增加极其有限，这让欧盟更加担心，中国包括双循环和2025中国制造在内的相关政策是否加剧欧企在华遭遇不公平竞争，尤其涉及到汽车与机器等欧企传统优势产业时。
俄乌战争造成的影响不止于此。目前为止，欧盟没有看到中方在俄乌战争上采取他们想看到的立场。日前，来自欧美几家智库的三位学者因此主张，欧洲对华政策制定者应重审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制度对手的角色之外，是否还构成了欧洲的安全威胁。欧盟对华路线近两年的变化体现为重心在向三者中的后两者偏移，但如果加上安全威胁，那其实就是全面复制美国路线。
这一点区别也体现在了欧美最近对中国进口的关税举措上。在欧盟尚未揭晓其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反补贴税之前，美国公布了针对中国产品的超高关税，涉及范围之广，关税之高，称得上全面遏制。在美国盟友热切希望欧盟能追随自己的步伐的情况下，欧盟6月12日公布的临时反补贴税没有完全复制美国版本，而且，中欧双方已表示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其实，谈中欧关系，谈的是一个笼统、庞大却并不具象的关系，它包含了中德关系和中法关系在内的中国和某成员国的关系，也包括了中国和欧洲某一地区的关系，比如中国和中东欧。因为欧盟既是一个整体，又包含了很多个性不一的个体，欧盟作为市场既是一个单一市场，又分成了很多市场。所以，因为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中欧关系也会经历变化和波动，而欧盟的总体定调也会影响到成员国和中国的两国关系，而成员国和中国的两国关系也会影响到欧盟作为整体对华政策的调整。
这一变化和波动体现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当中，该覆盖了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合作机制，在过去的十余年间经历了从16+1，变成17+1，再变成16+1，再到14+1。2021年，中国和立陶宛关系出现波折，后者退出该合作机制，同为波罗的海国家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紧随其后。而因为立陶宛和台湾互设代表处触碰了北京的底线，中国和立陶宛关系一度恶化，也直接推动了欧盟层面的反经济胁迫工具立法，该立法被称作为“放在谈判桌上的一把枪”。小欧盟国如立陶宛，在对华路线上如此刚烈，充分展现了大于其体量的影响力量。而同样加入了该机制的欧盟国家匈牙利，则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今年5月，中国和匈牙利两国领导人宣布，将中匈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交部长王毅在6月底同匈牙利外长通话时强调，中方愿同匈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匈关系继续走在中欧关系前列。匈牙利外长则表示，匈方愿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推动欧中增进理解，提升合作效能，反对保护主义，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强调”和“表态”的具体所指自然包含了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反补贴税。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覆盖了非欧盟国家和欧盟国家。2019年，中国与意大利两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两国还签署了29项合作协议或合作意向书。当时，在质疑者的眼中，问题的严峻性不仅仅在于意大利是欧盟核心成员国，还在于其签署协议的首个G7成员国身份。2023年底，意大利政府宣布将退出一带一路。意大利的一进一退固然在于经贸上的考量，更出于政治决策。我在《意大利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上的进退取舍，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曾指出，意大利意欲退出并非单纯基于经济考量，退出也不是梅洛尼个人意志那么简单。意大利面临了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压力。2019年，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时，在西方的解读中，不是意大利的加入，而是第一个G7国的加入。欧洲内部的担忧集中在意大利的做法可能会制造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分歧。而意大利国内甚至有人称，加入“一带一路”是意大利疑欧派政府针对法国、德国和布鲁塞尔的“软平衡战略”，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来获得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在其他问题谈判中的主动权。而2022年，梅洛尼上台后，奉行的是亲欧亲美路线。意大利的一进一退事件同样体现了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和波动性。
无论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还是一带一路，都被对华强硬派解读为中国对欧政策的“分而治之”，认定中国在寻求薄弱环节，并予以突破。在他们看来，意大利是曾经的“薄弱环节”，匈牙利则是目前的“薄弱环节”。他们也焦虑欧盟成员国之间相互竞争，争取与中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而不是相互协调。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反补贴税问题上，德法之间的利益分歧就是一个例子。
而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欧盟对华路线中政治的比重越来越大，安全和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究其原因除了常态的人权等问题，还有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这些重大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对欧盟造成的冲击。2021年，欧盟暂缓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于此，代表了开放和合作的协定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后遭遇冻结。而在两次事件的背景下，该协定并没有解冻的迹象。至于欧盟方这两年反复强调贸易逆差、过剩产能和政府补贴，也与这些形势紧密相关。在《欧盟为何如此担忧对华贸易逆差？》一文中，贸易专家刘宛鑫表示，新冠疫情、尤其是俄乌战争，促使欧盟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和力求供应链多元化，然而 2022 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不仅增加，而且是剧增，这让欧盟更加担心对华经济依赖问题，与此同时，欧盟对华出口的增加极其有限，这让欧盟更加担心，中国包括双循环和2025中国制造在内的相关政策是否加剧欧企在华遭遇不公平竞争，尤其涉及到汽车与机器等欧企传统优势产业时。
俄乌战争造成的影响不止于此。目前为止，欧盟没有看到中方在俄乌战争上采取他们想看到的立场。日前，来自欧美几家智库的三位学者因此主张，欧洲对华政策制定者应重审中国作为合作伙伴、竞争对手和制度对手的角色之外，是否还构成了欧洲的安全威胁。欧盟对华路线近两年的变化体现为重心在向三者中的后两者偏移，但如果加上安全威胁，那其实就是全面复制美国路线。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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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对华战略会不会走向全面复制美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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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谈中欧关系，谈的是一个笼统、庞大却并不具象的关系，它包含了中德关系和中法关系在内的中国和某成员国的关系，也包括了中国和欧洲某一地区的关系，比如中国和中东欧。因为欧盟既是一个整体，又包含了很多个性不一的个体，欧盟作为市场既是一个单一市场，又分成了很多市场。所以，因为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中欧关系也会经历变化和波动，而欧盟的总体定调也会影响到成员国和中国的两国关系，而成员国和中国的两国关系也会影响到欧盟作为整体对华政策的调整。
这一变化和波动体现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当中，该覆盖了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合作机制，在过去的十余年间经历了从16+1，变成17+1，再变成16+1，再到14+1。2021年，中国和立陶宛关系出现波折，后者退出该合作机制，同为波罗的海国家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紧随其后。而因为立陶宛和台湾互设代表处触碰了北京的底线，中国和立陶宛关系一度恶化，也直接推动了欧盟层面的反经济胁迫工具立法，该立法被称作为“放在谈判桌上的一把枪”。小欧盟国如立陶宛，在对华路线上如此刚烈，充分展现了大于其体量的影响力量。而同样加入了该机制的欧盟国家匈牙利，则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今年5月，中国和匈牙利两国领导人宣布，将中匈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交部长王毅在6月底同匈牙利外长通话时强调，中方愿同匈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匈关系继续走在中欧关系前列。匈牙利外长则表示，匈方愿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推动欧中增进理解，提升合作效能，反对保护主义，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强调”和“表态”的具体所指自然包含了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反补贴税。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覆盖了非欧盟国家和欧盟国家。2019年，中国与意大利两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两国还签署了29项合作协议或合作意向书。当时，在质疑者的眼中，问题的严峻性不仅仅在于意大利是欧盟核心成员国，还在于其签署协议的首个G7成员国身份。2023年底，意大利政府宣布将退出一带一路。意大利的一进一退固然在于经贸上的考量，更出于政治决策。我在《意大利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上的进退取舍，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曾指出，意大利意欲退出并非单纯基于经济考量，退出也不是梅洛尼个人意志那么简单。意大利面临了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压力。2019年，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时，在西方的解读中，不是意大利的加入，而是第一个G7国的加入。欧洲内部的担忧集中在意大利的做法可能会制造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分歧。而意大利国内甚至有人称，加入“一带一路”是意大利疑欧派政府针对法国、德国和布鲁塞尔的“软平衡战略”，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来获得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在其他问题谈判中的主动权。而2022年，梅洛尼上台后，奉行的是亲欧亲美路线。意大利的一进一退事件同样体现了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和波动性。
无论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还是一带一路，都被对华强硬派解读为中国对欧政策的“分而治之”，认定中国在寻求薄弱环节，并予以突破。在他们看来，意大利是曾经的“薄弱环节”，匈牙利则是目前的“薄弱环节”。他们也焦虑欧盟成员国之间相互竞争，争取与中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而不是相互协调。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反补贴税问题上，德法之间的利益分歧就是一个例子。
而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欧盟对华路线中政治的比重越来越大，安全和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究其原因除了常态的人权等问题，还有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这些重大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对欧盟造成的冲击。2021年，欧盟暂缓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于此，代表了开放和合作的协定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后遭遇冻结。而在两次事件的背景下，该协定并没有解冻的迹象。至于欧盟方这两年反复强调贸易逆差、过剩产能和政府补贴，也与这些形势紧密相关。在《欧盟为何如此担忧对华贸易逆差？》一文中，贸易专家刘宛鑫表示，新冠疫情、尤其是俄乌战争，促使欧盟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和力求供应链多元化，然而 2022 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不仅增加，而且是剧增，这让欧盟更加担心对华经济依赖问题，与此同时，欧盟对华出口的增加极其有限，这让欧盟更加担心，中国包括双循环和2025中国制造在内的相关政策是否加剧欧企在华遭遇不公平竞争，尤其涉及到汽车与机器等欧企传统优势产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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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区别也体现在了欧美最近对中国进口的关税举措上。在欧盟尚未揭晓其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反补贴税之前，美国公布了针对中国产品的超高关税，涉及范围之广，关税之高，称得上全面遏制。在美国盟友热切希望欧盟能追随自己的步伐的情况下，欧盟6月12日公布的临时反补贴税没有完全复制美国版本，而且，中欧双方已表示就此问题进行谈判。
其实，谈中欧关系，谈的是一个笼统、庞大却并不具象的关系，它包含了中德关系和中法关系在内的中国和某成员国的关系，也包括了中国和欧洲某一地区的关系，比如中国和中东欧。因为欧盟既是一个整体，又包含了很多个性不一的个体，欧盟作为市场既是一个单一市场，又分成了很多市场。所以，因为成员国之间的差异，中欧关系也会经历变化和波动，而欧盟的总体定调也会影响到成员国和中国的两国关系，而成员国和中国的两国关系也会影响到欧盟作为整体对华政策的调整。
这一变化和波动体现在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当中，该覆盖了欧盟国家和非欧盟国家的合作机制，在过去的十余年间经历了从16+1，变成17+1，再变成16+1，再到14+1。2021年，中国和立陶宛关系出现波折，后者退出该合作机制，同为波罗的海国家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紧随其后。而因为立陶宛和台湾互设代表处触碰了北京的底线，中国和立陶宛关系一度恶化，也直接推动了欧盟层面的反经济胁迫工具立法，该立法被称作为“放在谈判桌上的一把枪”。小欧盟国如立陶宛，在对华路线上如此刚烈，充分展现了大于其体量的影响力量。而同样加入了该机制的欧盟国家匈牙利，则和中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今年5月，中国和匈牙利两国领导人宣布，将中匈关系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外交部长王毅在6月底同匈牙利外长通话时强调，中方愿同匈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推动中匈关系继续走在中欧关系前列。匈牙利外长则表示，匈方愿以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为契机，推动欧中增进理解，提升合作效能，反对保护主义，坚持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摩擦。这些“强调”和“表态”的具体所指自然包含了欧盟针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反补贴税。
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覆盖了非欧盟国家和欧盟国家。2019年，中国与意大利两国签署了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谅解备忘录，两国还签署了29项合作协议或合作意向书。当时，在质疑者的眼中，问题的严峻性不仅仅在于意大利是欧盟核心成员国，还在于其签署协议的首个G7成员国身份。2023年底，意大利政府宣布将退出一带一路。意大利的一进一退固然在于经贸上的考量，更出于政治决策。我在《意大利在“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和“一带一路”上的进退取舍，意味着什么？》一文中曾指出，意大利意欲退出并非单纯基于经济考量，退出也不是梅洛尼个人意志那么简单。意大利面临了来自美国和欧盟的压力。2019年，意大利加入“一带一路”时，在西方的解读中，不是意大利的加入，而是第一个G7国的加入。欧洲内部的担忧集中在意大利的做法可能会制造欧盟成员国内部的分歧。而意大利国内甚至有人称，加入“一带一路”是意大利疑欧派政府针对法国、德国和布鲁塞尔的“软平衡战略”，通过加强与中国的关系来获得和其他欧盟成员国在其他问题谈判中的主动权。而2022年，梅洛尼上台后，奉行的是亲欧亲美路线。意大利的一进一退事件同样体现了中欧关系的复杂性和波动性。
无论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还是一带一路，都被对华强硬派解读为中国对欧政策的“分而治之”，认定中国在寻求薄弱环节，并予以突破。在他们看来，意大利是曾经的“薄弱环节”，匈牙利则是目前的“薄弱环节”。他们也焦虑欧盟成员国之间相互竞争，争取与中国更紧密的经贸关系，而不是相互协调。在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口的反补贴税问题上，德法之间的利益分歧就是一个例子。
而在过去的三四年间，欧盟对华路线中政治的比重越来越大，安全和经济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究其原因除了常态的人权等问题，还有新冠疫情和俄乌战争这些重大的黑天鹅和灰犀牛事件对欧盟造成的冲击。2021年，欧盟暂缓批准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于此，代表了开放和合作的协定在经历了漫长的谈判后遭遇冻结。而在两次事件的背景下，该协定并没有解冻的迹象。至于欧盟方这两年反复强调贸易逆差、过剩产能和政府补贴，也与这些形势紧密相关。在《欧盟为何如此担忧对华贸易逆差？》一文中，贸易专家刘宛鑫表示，新冠疫情、尤其是俄乌战争，促使欧盟减少对华经济依赖和力求供应链多元化，然而 2022 年欧盟从中国的进口不仅增加，而且是剧增，这让欧盟更加担心对华经济依赖问题，与此同时，欧盟对华出口的增加极其有限，这让欧盟更加担心，中国包括双循环和2025中国制造在内的相关政策是否加剧欧企在华遭遇不公平竞争，尤其涉及到汽车与机器等欧企传统优势产业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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