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欧盟关税政策，中国反制还是“以和为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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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蓥祺：在中美经贸走弱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的权重就必然走强，面对突发关税制裁威胁，中国政府所需要投放的外交资源显然会更多。

黄蓥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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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关税成为欧盟对华大宗贸易商品税务审查的重点议题。近期，欧盟表示将对从中国出口到欧盟国家的电动汽车征收最高38%的额外关税，欧盟领导人称这是为了保护该地区的制造商免受不公平竞争的影响。由于与中国不存在战略与地缘政治冲突，并存在客观的经济相互依赖，所以欧盟的步调比较折中，考虑了各方的回旋余地。

欧盟委员会主席乌苏拉•冯德莱恩在今年4月表示，欧洲正在采取一种“量身定制的方法”来计算在现有10%基础上增加关税，这将与所造成的“损害程度相对应”。对其他出口公司征收的关税将基于对三家被调查公司征收关税的加权平均值。

中国对欧盟可能采取上调关税手段是有预防的。在欧盟声明发布之前，中国政府曾警告，可能会对从欧洲进口的燃油车、农产品和航空产品提高关税，以此进行报复。与美国市场不同的是，欧洲的几家汽车制造商与中国市场存有紧密联系，它们在中国生产的汽车出口欧盟也将被征收更高的关税，由此引发普遍反弹。欧盟汽车企业高管们批评欧盟将关税从10%上调的举措，担心会引发中国报复以及整个市场的价格上涨和对电池动力汽车的需求下降。目前，作为反制，中国称将对从欧洲进口的所有电动汽车征收15%的关税。

欧盟提高关税的理由实际指向中国式政商关系，即质疑中国政府使用产业扶持政策获取出口优势，抨击中国电动车“产能过剩”。欧盟在一份声明中为提高关税行动辩护称，去年10月4日开始的一项调查发现，“中国电动汽车供应链大大受益于中国的不公平补贴，因此，受到补贴的进口中国产品以人为压低的价格涌入，对欧盟产业构成了明显可预见和迫在眉睫的损害威胁”。如果在7月4日前没有妥协的情况下，欧盟委员会将把中国电动汽车的进口关税增加28%，并指责北京大规模补贴扭曲了竞争。这些额外收费将在11月正式实施。中国政府自然不会认同这些指控。中国商务部发言人何亚东表示，中国谴责这些关税指控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等同于“将经贸问题武器化”。其实，电动汽车是中国向世界市场第一次出口大宗集成式工业制品（此前主要为代工或初级制品如钢铝等出口）。冲突的背景之一是，在庞大的产能指向欧洲市场之际，中国政府与企业并没有解释好中国电动车产能崛起的背景、动因、优势以及可能带来的产业协调和竞争，如此则遭到了不可避免的政策反弹，这样看，中国的工业进程缺少话语支撑其行为的合理性和合规性。

中国不仅是全球汽配生产大国，也是全球最大的电动车出口国。由于中国电动车企极少成功实现对美国出口，所以在面对欧美关税施压下，欧盟的反应加剧了中国的反制和威慑。中国对欧盟的制裁回应集中在贸易层面。如近期，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进口相关猪肉及猪副产品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调查确定的倾销调查期为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产业损害调查期为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此外，中国政府宣称拟展开限制进口欧洲国家的烈性酒白兰地等。综合看，中国目前的制裁依然处于克制阶段，且主要是施加并释放各类威胁信号，会视欧盟国家对华电动汽车等商品的制裁强弱因素展开相应的调试。但作为对欧盟施加反倾销调查的对策，理论上中国可以继续考虑如下几点：

限制中国游客赴欧盟国家旅游。旅游业是欧盟各国重要的收益，而中国游客占比明显，如果配合采取限制中国游客访欧措施，那将进一步减少相关利益方的收益，进而可能对欧盟政府政策构成一定的压力，或取得软化政策的效果。但这一限制可能激发欧盟国家的民族主义和反华主义，所以人员流通限制需要慎重考虑。

在矛盾激化之际，推动中国电动汽车以及电池行业中止或延缓对欧盟国家直接投资。因为目前欧盟在着力推动低碳生产，而中国的电池与电动汽车投资正好契合欧盟国家这方面利益，所以延缓或中止部分直接投资可能对欧盟国家产生实际影响。但这些举措会产生极大的投资沉没成本，同时，现有的存量投资也可能面临欧盟国家的制裁或重新启动安全审查的威胁。

对等提高欧盟输华汽车关税，包括针对整车、智能汽车设备的网络安全审查等均可考虑展开。这是可行且现实中存在威慑力的举措，但是循环式的关税报复可能会向政治面外溢，中国与欧盟的冲突会走向长期化。

限制欧盟国家水产品进入中国，或为相应水产设置贸易壁垒。比如提升食品安全标准等。针对从外国和地区的食品进口，中国常临时性的以“食品卫生”作为壁垒手段，比如针对菲律宾、台湾地区的水果等，中国政府均视局势而提高进口卫生标准，以此获取权力杠杆。欧盟是重要的水产出口区，围绕水产而展开的制裁可能构成部分欧盟国家海洋渔业的压力。

实际看，在全球化走弱之际，国际经贸会越发受到各国价值观、执政方式、利益盘算等因素复合影响。全球商业互联互通受到了民族主义、安全、意识形态、战争和突发事件的深刻干预，过往的互联互通构造了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但经济相互依赖并非绝对导致和平与合作，就像民主国家并非绝对不会爆发战争同样的逻辑。各国均力求将特定的经济要素纳入主权国家可控的范畴，而这种控制力需要政府介入到国内经济与贸易经济中。欧盟国家在面对中国突然迸发的巨大汽车产能之际，出于本能实行关税政策具有其一定的逻辑性和防御性质，但在中美经贸走弱的背景下，中欧经贸关系的权重就必然走强，面对突发关税制裁威胁，中国政府所需要投放的外交资源显然会更多。

和谈与妥协依然是必要的。2024年6月22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在中国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郑栅洁会面。欧盟发言人奥洛夫•吉尔（Olof Gil）说，欧洲贸易专员瓦尔季斯•东布罗夫斯基斯（Valdis Dombrovskis）和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就欧盟对中国电动汽车进行的反补贴调查进行了坦率和建设性的通话。双方未来几个星期将继续进行所有级别的接触。此外，中国可考虑通过中国欧盟商会领袖对欧盟国家政府传达中国政府在电动汽车领域的真实情况，即解释好中国陡增的汽车产能并非是“产能过剩”，而是中国庞大的工业基础以及长期累积的工业制造业优势带来“量”上的优势。当然重点依然是中国政府需要展开经济外交，寻求新的关税议题对话防止冲突升级。

同时，中国要在这一过程中把握好度，防止欧美共同对中国展开新的关税制裁，当然也要预防欧盟再借助“新疆”、“人权”等因素上演类似2021年5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以新疆人权问题为理由“冻结”批准双边直接投资协定的事态。中国需要在把握经济关联实现彼此的商业预期同时，防止意识形态冲突。总体看，欧盟关税措施的动因不仅在于政府层面，还在于产业与社会层面，所以冲突可具有长期性，“以和为贵”在目前情境下确实不容易。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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