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瑾：人类如何产生意识？意识是一种发现还是一种幻觉？理解意识或自我，是人类无法绕开的话题，而重构意识与自我，将是人工智能时代最大主题。
发布日期：2024-09-20 08:54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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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关税一直是塑造和推动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在过往的国际关系史中，战争及关税可能成为独立变量影响全球局势，也可能在军事与贸易冲突中混合扮演重要角色。武装冲突代表着国家间矛盾激化不可调和，排除外交，必须采用武力并以传统的地理（或权力）争夺、人口消灭为目标，而关税运用于国家间冲突则源于古典贸易理论的“幼稚产业保护学说”，其核心在于以国家政策推动对竞争性国家的商品优势实施抵消或对特定国家实施关税报复。在国际关系史中，无论是战争或关税都能诱发国家间竞争与冲突。
历史始终在不断出现惊人的重演。目前，国际秩序正在脱离二战后的秩序范畴而走向“失序”，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为中心的议事权威和二战后确立的国际规范面临两大类因素的挑战。
一是两场战争。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报复性打击。前者开创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21世纪主动攻击一个主权国家的先例，后者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打击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其消极后果正在向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外溢。这两场战争中，联合国的权威都处于弱势，难以形成对战争一方的约束，尽管依然存在讲坛政治，但往往议而不决，议而难决，最终乌克兰议题以瑞士举办“和平峰会”的方式对战争走势进行讨论，各国或被邀请或报名与会，主旨在于讨论对乌克兰的援助，这进一步削弱了安理会在全球安全事务的权威。理论上，一旦一个组织在涉及核心职能事务上处于失能或无能的地步，那基本意味着这个组织的权威已受到挑战。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残酷进攻使得国际社会对人权以及战争限度、战争正义性的讨论撕裂了舆论，军事冲突向诱发特定国家社会面冲突转化。
二是中美冲突。基于政治不信任，美国主导对华脱钩，中美政治信任进一步走低，尤其是近十年期美国施加的持续制裁性关税制裁以及中国的关税报复，使中美这一全球最大的一对经济体出现诸多龃龉和冲突。价值观、制度差异并安全化压力导致两国政治信任走低，两国基于产业安全以及对产业的自主可控性需要进一步压缩了合作空间。中美两国的裂痕不同于以往任何大国的竞争模式。美国以关税作为武器，进一步抵消中国大宗商品竞争优势以及人力优势，而基于关税要素变动，使得中国一系列的企业要么转移到被美国视为“友岸国家”进行生产，比如墨西哥以及越南，要么对美国展开直接投资以规避关税。可以说，通过特朗普开启的关税政策，中美通过近30多年构造的经济相互依赖基本面面临重构。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和信念已经出现了动摇，也预示着政治不信任和怀疑的加剧，同时带来了社会面的隔阂，中国国内爆发广泛的“反美主义”，而美国民众对中国事务基本处于忽视或选择性不讨论的地步，而政治精英则酝酿了诸多的“反华主义”。
现实看，战争是构造新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这一变动可能颠覆二战时期以战争成败决定，由胜利国主导国际秩序的规范。乌克兰“和平峰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由乌克兰提议，部分国家集体以“捍卫正义”的名义分化组团，联合国的作用受到明显排挤。而由于各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政策出现分化，导致国际关系的分化以及特定国家内政的分化，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带一系列深刻变动。比如，俄罗斯在西部战线面临消极的战场环境和预期下，极力拉拢朝鲜以确保俄东段的安全。俄罗斯力图与朝鲜形成军事援助同盟，并寻求辐射越南，而中国对此保持了“中立”，这反映了普京政府外交的困境，即在战争的正义性评价上，俄罗斯基本已经丧失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有的政治影响力和区域政治动员力，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压缩到了国土防守，而东段的防守俄罗斯居然寄希望于朝鲜，足以说明俄罗斯的窘迫。未来看，俄罗斯东段面临美日韩的联合军事围堵，这符合经典的对俄地缘压制。（一战末期俄罗斯东段受到日本的军事打击。）
现实看，由于国际社会依然是无政府社会，由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发动的战争在现实中很难被有效制止，尤其是核武国家，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才能削弱俄罗斯这一陆海复合体国家，但这一过程注定会非常缓慢。战争的胜负更取决于普京的地位以及普京对主要高级官僚的控制，毕竟俄罗斯的国土纵深足够，只要内政不发生致命性的混乱，对外则进攻不敢言胜，防守足以万无一失。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无差别轰炸和打击，在现代传媒下，人类厮杀与仇恨带来的惨像不断，“铁”与“血”不再被受到追捧，而是挑战国际伦理底线。以色列的武力滥用在传统盟友间同样制造了裂痕，在基于共同政治制度的“民主国家”一方实施严重的侵犯人权以及挑战人类人权底线的战争现实下，西方阵营也会出现分裂。传统的民主价值观无法承受血淋淋的武力和暴力对感官与对基督宗教信仰带来的冲击。
针对盟友的武力进攻，同样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动。比如，美国负责巴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安德鲁•米勒认为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政府采取的策略存在风险，一直持有怀疑态度。此前，已有多名美国官员因不满美国政府处理本轮巴以冲突的方式而辞职。对美以关系以及美国的角色和介入冲突的程度，美国国内正在爆发激烈的争论。
可以说，俄罗斯主导的武力侵略乌克兰使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职能受到广泛质疑，而俄罗斯也因此承受国际孤立的后果。普京政府过往长期奉行“双头鹰”政策，现实中更加展示出对远东地区的重视，一改此前的踌躇。由于进攻乌克兰，俄罗斯可能彻底无缘与西方的和平。在被压缩且日益孤立的外交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危机终将会加剧，如果普京难以表现出对内足够强的驾驭和政治动员能力，那么普京政府重蹈20多年前的政治悲剧为期不远。俄罗斯目前能够展开外交影响力的国家只有朝鲜及叙利亚，这对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来讲，无论如何都是“人强国弱”，痴迷传统地缘政治术带来严重的国家悲剧。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进攻，已经超越了反对哈马斯恐怖主义的限度，明显指向了族群屠杀以及对加沙的土地占领，这其实是中东地区冷战冲突的延续。以色列的进攻姿态，造成了中东地区新的力量组合。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从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变成了包括欧洲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谴责的对象，毕竟在大规模的人道灾难面前，国际社会普遍倾向于同情弱者以及弱势族群基本的生存权力，那种基于种族仇视而带来的屠杀已经难以获得共情，尽管是哈马斯攻击在先。
中美在关税层面的冲突以及欧盟国家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的高关税政策，使中国电动车产能面临全球两大重要市场的围堵，中国企业可能不得不支付更大的成本连接欧美市场，其中最便捷、最经济的选择是展开对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而这种直接投资即意味着控制权的转让。一系列变动背后的主要因素在于国家主权与安全要素突显，各国均力求将潜在和现实的竞争对手等行为体纳入权力可干预或可掌控的范畴。贸易与投资的政治化、安全化层出不穷，而战后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仲裁庭等国际组织的决策和分量均受到极大削弱，各主要经济体分别推出涉及周边国家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弱全球化形势下，经济民族主义得以激发和飙涨，贸易关税成为保护主义的经典手段。二战后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基本宣布告一段落。世界主要国家纷纷采取防御性经济战略。
战争加速打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率先挑战并打破国际法和惯例，力图实现传统国际冲突中的土地占领和人口消灭，这导致过去“五常”的议事权威进一步衰减，丧失正义性与合法性。同时关税造就了国家冲突与部分通货膨胀，延续了疫情期间的要素受阻局面，中美关税争端和中美冲突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甚至供需的重塑，在战争带来的阵营和力量重新组合下，世界局势面临深度变革。
未来的世界秩序不仅会基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利益而出现分化组合，而且会经过国家间不断试错，不断竞争与冲突，并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而由同频价值观、安全观、执政方式、政治动员能力、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复杂要素重构国家间的合作体与信任体系。二战后秩序被战争和大国间关税贸易冲突打破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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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5 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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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关税正重塑全球秩序
战争与关税正重塑全球秩序
王英良：乌克兰战争与加沙战争加速打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同时中美关税争端和中美冲突也将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甚至供需的重塑。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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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与关税一直是塑造和推动国际格局转变的重要因素。在过往的国际关系史中，战争及关税可能成为独立变量影响全球局势，也可能在军事与贸易冲突中混合扮演重要角色。武装冲突代表着国家间矛盾激化不可调和，排除外交，必须采用武力并以传统的地理（或权力）争夺、人口消灭为目标，而关税运用于国家间冲突则源于古典贸易理论的“幼稚产业保护学说”，其核心在于以国家政策推动对竞争性国家的商品优势实施抵消或对特定国家实施关税报复。在国际关系史中，无论是战争或关税都能诱发国家间竞争与冲突。
历史始终在不断出现惊人的重演。目前，国际秩序正在脱离二战后的秩序范畴而走向“失序”，以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为中心的议事权威和二战后确立的国际规范面临两大类因素的挑战。
一是两场战争。即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进攻以及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报复性打击。前者开创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在21世纪主动攻击一个主权国家的先例，后者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军事打击造成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其消极后果正在向中东和阿拉伯世界外溢。这两场战争中，联合国的权威都处于弱势，难以形成对战争一方的约束，尽管依然存在讲坛政治，但往往议而不决，议而难决，最终乌克兰议题以瑞士举办“和平峰会”的方式对战争走势进行讨论，各国或被邀请或报名与会，主旨在于讨论对乌克兰的援助，这进一步削弱了安理会在全球安全事务的权威。理论上，一旦一个组织在涉及核心职能事务上处于失能或无能的地步，那基本意味着这个组织的权威已受到挑战。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残酷进攻使得国际社会对人权以及战争限度、战争正义性的讨论撕裂了舆论，军事冲突向诱发特定国家社会面冲突转化。
二是中美冲突。基于政治不信任，美国主导对华脱钩，中美政治信任进一步走低，尤其是近十年期美国施加的持续制裁性关税制裁以及中国的关税报复，使中美这一全球最大的一对经济体出现诸多龃龉和冲突。价值观、制度差异并安全化压力导致两国政治信任走低，两国基于产业安全以及对产业的自主可控性需要进一步压缩了合作空间。中美两国的裂痕不同于以往任何大国的竞争模式。美国以关税作为武器，进一步抵消中国大宗商品竞争优势以及人力优势，而基于关税要素变动，使得中国一系列的企业要么转移到被美国视为“友岸国家”进行生产，比如墨西哥以及越南，要么对美国展开直接投资以规避关税。可以说，通过特朗普开启的关税政策，中美通过近30多年构造的经济相互依赖基本面面临重构。经济相互依赖的基础和信念已经出现了动摇，也预示着政治不信任和怀疑的加剧，同时带来了社会面的隔阂，中国国内爆发广泛的“反美主义”，而美国民众对中国事务基本处于忽视或选择性不讨论的地步，而政治精英则酝酿了诸多的“反华主义”。
现实看，战争是构造新国际秩序的重要手段。这一变动可能颠覆二战时期以战争成败决定，由胜利国主导国际秩序的规范。乌克兰“和平峰会”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情况下，由乌克兰提议，部分国家集体以“捍卫正义”的名义分化组团，联合国的作用受到明显排挤。而由于各国对乌克兰战争的政策出现分化，导致国际关系的分化以及特定国家内政的分化，国际力量重新组合，带一系列深刻变动。比如，俄罗斯在西部战线面临消极的战场环境和预期下，极力拉拢朝鲜以确保俄东段的安全。俄罗斯力图与朝鲜形成军事援助同盟，并寻求辐射越南，而中国对此保持了“中立”，这反映了普京政府外交的困境，即在战争的正义性评价上，俄罗斯基本已经丧失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应有的政治影响力和区域政治动员力，俄罗斯的战略空间被压缩到了国土防守，而东段的防守俄罗斯居然寄希望于朝鲜，足以说明俄罗斯的窘迫。未来看，俄罗斯东段面临美日韩的联合军事围堵，这符合经典的对俄地缘压制。（一战末期俄罗斯东段受到日本的军事打击。）
现实看，由于国际社会依然是无政府社会，由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发动的战争在现实中很难被有效制止，尤其是核武国家，只有通过国际社会的联合制裁才能削弱俄罗斯这一陆海复合体国家，但这一过程注定会非常缓慢。战争的胜负更取决于普京的地位以及普京对主要高级官僚的控制，毕竟俄罗斯的国土纵深足够，只要内政不发生致命性的混乱，对外则进攻不敢言胜，防守足以万无一失。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无差别轰炸和打击，在现代传媒下，人类厮杀与仇恨带来的惨像不断，“铁”与“血”不再被受到追捧，而是挑战国际伦理底线。以色列的武力滥用在传统盟友间同样制造了裂痕，在基于共同政治制度的“民主国家”一方实施严重的侵犯人权以及挑战人类人权底线的战争现实下，西方阵营也会出现分裂。传统的民主价值观无法承受血淋淋的武力和暴力对感官与对基督宗教信仰带来的冲击。
针对盟友的武力进攻，同样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政治变动。比如，美国负责巴以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安德鲁•米勒认为拜登政府对以色列政府采取的策略存在风险，一直持有怀疑态度。此前，已有多名美国官员因不满美国政府处理本轮巴以冲突的方式而辞职。对美以关系以及美国的角色和介入冲突的程度，美国国内正在爆发激烈的争论。
可以说，俄罗斯主导的武力侵略乌克兰使其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以及职能受到广泛质疑，而俄罗斯也因此承受国际孤立的后果。普京政府过往长期奉行“双头鹰”政策，现实中更加展示出对远东地区的重视，一改此前的踌躇。由于进攻乌克兰，俄罗斯可能彻底无缘与西方的和平。在被压缩且日益孤立的外交形势下，俄罗斯的政治危机终将会加剧，如果普京难以表现出对内足够强的驾驭和政治动员能力，那么普京政府重蹈20多年前的政治悲剧为期不远。俄罗斯目前能够展开外交影响力的国家只有朝鲜及叙利亚，这对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来讲，无论如何都是“人强国弱”，痴迷传统地缘政治术带来严重的国家悲剧。
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进攻，已经超越了反对哈马斯恐怖主义的限度，明显指向了族群屠杀以及对加沙的土地占领，这其实是中东地区冷战冲突的延续。以色列的进攻姿态，造成了中东地区新的力量组合。内塔尼亚胡政府已经从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持变成了包括欧洲国家和国际组织共同谴责的对象，毕竟在大规模的人道灾难面前，国际社会普遍倾向于同情弱者以及弱势族群基本的生存权力，那种基于种族仇视而带来的屠杀已经难以获得共情，尽管是哈马斯攻击在先。
中美在关税层面的冲突以及欧盟国家对中国电动汽车等产品的高关税政策，使中国电动车产能面临全球两大重要市场的围堵，中国企业可能不得不支付更大的成本连接欧美市场，其中最便捷、最经济的选择是展开对欧盟国家的直接投资，而这种直接投资即意味着控制权的转让。一系列变动背后的主要因素在于国家主权与安全要素突显，各国均力求将潜在和现实的竞争对手等行为体纳入权力可干预或可掌控的范畴。贸易与投资的政治化、安全化层出不穷，而战后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国际仲裁庭等国际组织的决策和分量均受到极大削弱，各主要经济体分别推出涉及周边国家的区域贸易协定。在弱全球化形势下，经济民族主义得以激发和飙涨，贸易关税成为保护主义的经典手段。二战后兴起的经济自由主义基本宣布告一段落。世界主要国家纷纷采取防御性经济战略。
战争加速打破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率先挑战并打破国际法和惯例，力图实现传统国际冲突中的土地占领和人口消灭，这导致过去“五常”的议事权威进一步衰减，丧失正义性与合法性。同时关税造就了国家冲突与部分通货膨胀，延续了疫情期间的要素受阻局面，中美关税争端和中美冲突导致全球经济格局甚至供需的重塑，在战争带来的阵营和力量重新组合下，世界局势面临深度变革。
未来的世界秩序不仅会基于传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家利益而出现分化组合，而且会经过国家间不断试错，不断竞争与冲突，并不断试探彼此底线，而由同频价值观、安全观、执政方式、政治动员能力、意识形态等一系列复杂要素重构国家间的合作体与信任体系。二战后秩序被战争和大国间关税贸易冲突打破为期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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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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