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又变了。
发布日期：2024-11-22 21:04
刘海影
■
改开之后，中国经济不是没有遭遇困难，显著的有1989-1991、1998-2001、2008-2009三次；这一次的经济下滑，从2019年开始，迄今已经5年。现在，引发担心的，不是增速下滑，而是“这一次不一样”的预感。
这次不一样
第一次1989-1991年经济困难，经济增速从之前5年平均12%跌至4%，跌幅高达8%；彼时可谓百业凋敝、落叶萧萧下。第二次1998-2001年经济困难，经济增速从之前5年平均11.4%跌至8%，跌幅达3.4%；千万下岗人痛彻心扉。第三次2008-2009年经济困难，经济增速从之前5年平均11.7%跌至9.5%，跌幅达2.2%；这一次犹如盛宴中抽掉电源插头，留下众人原地呆立。三次经济困难之后，中国经济都迎来了自己的超级繁荣。
这一次，GDP平均增速从5年前的7%左右跌至近5年的5%左右，跌幅2%。乍看之下，本次跌幅幅度最浅，既然之前中国都能翩然归来，这一次何必庸人自扰？
因为这一次不一样。
第一次经济困难由特殊历史事件触发，经过短时间的僵持之后，中国政府再次向内外坚定表明对改革开放的坚守，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性时间重掀起经济热潮。第二次经济困难触发因素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国内自身的经济泡沫，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再度开启经济加速。第三次经济困难触发因素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一次，中国没有找到神奇方案，需要展开的体制改革事实上被搁置，经济下滑一直延续到现在。2015年中国权威人士发表“L型”走势判断，后续发展并非如此，最近5年进一步加大了下跌斜率。
庸人们自扰的地方在于，前三次，面对经济困难，高层不仅承认困难，而且以实质性的改革开放来应对，而这一次，高层的应对与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面对数据上的下滑趋势，中国高层显示了超过以前的定力与自信。
高层的定力
这样的态度令不少观察家疑惑。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它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高层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与道路优势。虽然经济学家普遍相信，以激活民间企业为主的改革、以接入全球产业链为主的开放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巨大的体量、高超的产业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政府对经济的深度介入等等因素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即使民企PMI景气度下滑，2020年之后西方经济去中国化愈演愈烈，但相关痛苦主要被民间承担，高层的痛感与体感与民间不在一个页面，不会影响这一总体判断。对舆论与数据的控制，起到了辅助作用。
其次，高层也相信经济发展的侧重点需要在新形势下有所校正，服务于政府优先目标的经济发展应该受到更大重视。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全方位的落后，中国政府以学习以及赶超作为目标，真心信奉“发展是硬道理”，黑猫白猫都是好猫；近年来，基于安全权重的提升，中国政府更加关心有利于增强政府可以动用的硬实力的发展，制造业、高科技、大型国企的排序高于服务业、常规技术、私营企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提法都是在这一层面上取得其内含意义。对高层来说，之前的发展方式中，过多的资源被投入到诸如常规制造业、房地产、服务业、金融业与硬实力关系不大的行业，代表了旧式生产力与低质量发展，并累积了巨大风险与巨额坏账，已经到了必须予以整顿的时候。
第三，实际上也是最为重要的，高层并不认为目前的国际环境能够容纳变更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坚持目前的道路，保持定力。随着近年来与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化，技术转移通道（尤其是高技术）不再像以前一样畅通，出口摩擦也增加。既然这种情况无法改变，高层认为，之前那种主要依靠市场自由竞争与随机试错，来追求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换代的方式，不再可行。政府在关键技术进步与核心产业升级等方面，必须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并让政府掌握更多的资源以及资源配置权。依靠它来进行弯道超车，一旦超过去，天清气朗。
自然，在保持定力之外，政府仍旧希望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同时也乐观的预期，这一目标不会落空。毕竟，近年来的增速下滑有疫情冲击的干扰，并非自然滑落。正是基于如上考虑，政府面对滑坡的经济数据，表现出令外界疑惑的定力，我们相信这种定力具有相当刚性。
经济的逻辑
然而，冷酷的经济逻辑仍旧有其力量，上述对高层来说理想的“既要又要”并无保障。
多年来的投资拉动的累计效果，令中国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大幅跌落。拥有政府保护的国企、垄断性资源行业等领域，由于过多负债、低效经营而录得最低水平的投资回报率；剩下来的行业与市场留给民企，面对政府收取的高税负与高监管成本，国企收取的高隐性租金，民企展开内卷式红海竞争，投资回报率也不断降低。10年前我在《中国巨债》一书中对这一逻辑的实现机理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模式、巨额投资与负债、价格扭曲与资产泡沫的经济后果也有前瞻预测。10年来，投资增速与景气度（尤其是民企）不断降低。
首先感受到寒意的自然是家庭与民企，而首先感受到寒意传递的，是离它们最近的地方政府。随着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下滑，过惯了宽裕日子的基层政府开始有入不敷出之感。2021年之时，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高达8.7万亿，2年之后跌掉1/3，今年头5个月进一步下行。对此有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负债、向上伸手与向下伸手。
负债是最受青睐的方式，数额巨大、省时省力，过去是地方政府扩张财力的主要方式。过去多年，通过平台公司的渠道，地方政府显性与隐性负债高速增长，最高速度之时3年翻翻，10年翻10倍，30年翻100倍，从1996年的0.43万亿左右上升到2023年超过42万亿元（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债务中央政府是最后兜底人，多年前就开始三令五申，最近终于开始见效，之前的地方政府平台公司与现在的城投公司都被缚住了手脚。债务之水开始断流。
向上伸手主要体现为中央转移支付的增加，这个渠道一方面僧多粥少，另一方面中央强调“要过苦日子”，余量不大。最小阻力路径就是向下伸手了，这一方面，地方政府证明自己具备创造性，或者说任性能力。今年以来，地方政府财力来源中，税收收入与卖地收入降低，非税收入却增长，近来因为罚款、公用事业涨价、倒查追税等而引发新闻时有所闻。
这些边际变化进一步恶化了民企的经营环境。在本来就低企的投资回报预期基础上，地方政府的任性之手与中央政府的运动式治理（典型的例如教培行业、影视产业、互联网、医药集采、PE投资行业等等）进一步拉低了预期。今年前5个月，虽然国企投资增速达到7%，但民企投资零增长、外企投资负增长15%。
压力的长期化
数据与现实都指出，很多国企投资与基建投资项目，除了在投资期可以变成统计局账簿上的增长数据之外，在其建成投产之后，大概率变成不断自我增长的负债、或者对不断加高的社会运行成本，对就业与居民收入的有机增长贡献微薄。民企不仅是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背后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最多的就业岗位与最大的就业增量，因此也是普通家庭收入、以及他们对未来收入进行预估的唯一重要变量。反过来，家庭收入增长也是民企景气的最大来源（其次是出口），两者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所谓的需求不足本质是降低的收入增速无法匹配过剩投资所增加的产能，对此问题，政府主导的投资，不论是国企进行的产业投资还是政府亲自下场的基建投资都不啻饮鸩止渴，只会恶化未来投资项目投产之后的过剩程度。而过剩产能，本质是面对不足的需求，无效产能退出机制受阻。债务杠杆率过高则是不能退出的过剩产能在金融上的呈现。
雪上加霜的是，家庭收入及其预期增速的下滑，叠加家庭负债的过早达峰，决定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筑顶。而政策失误让这一顶部变成了尖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拖累倍增。
鉴于民企经营不景、家庭收入降低、房地产持续下滑，叠加出口面临的阻力，这一次的经济减速压力远超以往三次。面对这些困难，专家们撞头呼吁的宽松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实不能提供有效对策；它们最多是痛苦缓释型的，如果不帮倒忙的话。从根本上讲，居民与民企缺乏游戏资格，无法以参与博弈的方式，对政府政策与法条订立提供反馈与制约，最终只能选择弱者的抵抗，以躺平与退出结束游戏。
本来还有一个武器，对终止上述循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即舆论与新闻。但在近年来的环境变化中，其功效也基本丧失。2018年我曾经修订完成《中国巨债2》，即使《中国巨债》反响良好，这一修订版本也未能通过任何一家出版社的自我审查。短短4年间出版环境的落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变化的速度。
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曾一度反弹到10.6%，到今年，预期增长跌至5%，增速已经腰斩，而按照目前的趋势，我8年前提出的“乁型”走势正在加速，增速在未来10年有可能再腰斩。换言之，假设不对基本方向进行调整，高层期待的经济韧性将难以呈现。
这将直接影响到政府最为关心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现代经济的复杂系统中，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不是某一个想法的闪现、某一个工艺的改善、某一个设备的发明，而是对最好的零部件与最高效的经济流程的最佳整合，要求在所有的环节都具备极致的成本合理性与极低差错率。一个高科技设备可能涉及到数万个零部件，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与数千家公司，这数万个零配件作为一个整体，其市场化迭代改进可能是以日为单位进行试错。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因此是在整体经济层面上发生的，无法单骑突进。离开了国际产业链的持续输入与深度合作、以及自由竞争市场的无数次优胜劣汰与财务回报，政府主导的技术突破工程最大的可能性是给出在实验室内、或者纸面上漂亮的“突破与升级”，而实际上，技术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会进一步拉大。
当然，这些都是慢变量，一如痛苦的传递也是慢变量。既然如此，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政策并无多少空间，经济将生活在一个中央政府保持定力、地方政府保持创造性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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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5 08:19
商业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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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影：在可以预见的未来，政策并无多少空间，经济将生活在一个中央政府保持定力、地方政府保持创造性的世界。
刘海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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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不一样
第一次1989-1991年经济困难，经济增速从之前5年平均12%跌至4%，跌幅高达8%；彼时可谓百业凋敝、落叶萧萧下。第二次1998-2001年经济困难，经济增速从之前5年平均11.4%跌至8%，跌幅达3.4%；千万下岗人痛彻心扉。第三次2008-2009年经济困难，经济增速从之前5年平均11.7%跌至9.5%，跌幅达2.2%；这一次犹如盛宴中抽掉电源插头，留下众人原地呆立。三次经济困难之后，中国经济都迎来了自己的超级繁荣。
这一次，GDP平均增速从5年前的7%左右跌至近5年的5%左右，跌幅2%。乍看之下，本次跌幅幅度最浅，既然之前中国都能翩然归来，这一次何必庸人自扰？
因为这一次不一样。
第一次经济困难由特殊历史事件触发，经过短时间的僵持之后，中国政府再次向内外坚定表明对改革开放的坚守，以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标志性时间重掀起经济热潮。第二次经济困难触发因素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及国内自身的经济泡沫，而2001年中国加入WTO再度开启经济加速。第三次经济困难触发因素是美国金融危机。这一次，中国没有找到神奇方案，需要展开的体制改革事实上被搁置，经济下滑一直延续到现在。2015年中国权威人士发表“L型”走势判断，后续发展并非如此，最近5年进一步加大了下跌斜率。
庸人们自扰的地方在于，前三次，面对经济困难，高层不仅承认困难，而且以实质性的改革开放来应对，而这一次，高层的应对与态度出现了明显的变化。面对数据上的下滑趋势，中国高层显示了超过以前的定力与自信。
高层的定力
这样的态度令不少观察家疑惑。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它其实是可以理解的。
首先，高层相信中国经济的韧性与道路优势。虽然经济学家普遍相信，以激活民间企业为主的改革、以接入全球产业链为主的开放是中国经济奇迹的主要动力，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经济巨大的体量、高超的产业政策、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政府对经济的深度介入等等因素扮演了更加重要的角色。即使民企PMI景气度下滑，2020年之后西方经济去中国化愈演愈烈，但相关痛苦主要被民间承担，高层的痛感与体感与民间不在一个页面，不会影响这一总体判断。对舆论与数据的控制，起到了辅助作用。
其次，高层也相信经济发展的侧重点需要在新形势下有所校正，服务于政府优先目标的经济发展应该受到更大重视。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全方位的落后，中国政府以学习以及赶超作为目标，真心信奉“发展是硬道理”，黑猫白猫都是好猫；近年来，基于安全权重的提升，中国政府更加关心有利于增强政府可以动用的硬实力的发展，制造业、高科技、大型国企的排序高于服务业、常规技术、私营企业。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等提法都是在这一层面上取得其内含意义。对高层来说，之前的发展方式中，过多的资源被投入到诸如常规制造业、房地产、服务业、金融业与硬实力关系不大的行业，代表了旧式生产力与低质量发展，并累积了巨大风险与巨额坏账，已经到了必须予以整顿的时候。
第三，实际上也是最为重要的，高层并不认为目前的国际环境能够容纳变更的可能性，因此必须坚持目前的道路，保持定力。随着近年来与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关系紧张化，技术转移通道（尤其是高技术）不再像以前一样畅通，出口摩擦也增加。既然这种情况无法改变，高层认为，之前那种主要依靠市场自由竞争与随机试错，来追求技术进步与产业升级换代的方式，不再可行。政府在关键技术进步与核心产业升级等方面，必须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并让政府掌握更多的资源以及资源配置权。依靠它来进行弯道超车，一旦超过去，天清气朗。
自然，在保持定力之外，政府仍旧希望经济增长能够保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同时也乐观的预期，这一目标不会落空。毕竟，近年来的增速下滑有疫情冲击的干扰，并非自然滑落。正是基于如上考虑，政府面对滑坡的经济数据，表现出令外界疑惑的定力，我们相信这种定力具有相当刚性。
经济的逻辑
然而，冷酷的经济逻辑仍旧有其力量，上述对高层来说理想的“既要又要”并无保障。
多年来的投资拉动的累计效果，令中国实体经济的投资回报率大幅跌落。拥有政府保护的国企、垄断性资源行业等领域，由于过多负债、低效经营而录得最低水平的投资回报率；剩下来的行业与市场留给民企，面对政府收取的高税负与高监管成本，国企收取的高隐性租金，民企展开内卷式红海竞争，投资回报率也不断降低。10年前我在《中国巨债》一书中对这一逻辑的实现机理展开分析，对地方政府模式、巨额投资与负债、价格扭曲与资产泡沫的经济后果也有前瞻预测。10年来，投资增速与景气度（尤其是民企）不断降低。
首先感受到寒意的自然是家庭与民企，而首先感受到寒意传递的，是离它们最近的地方政府。随着地方政府可支配财力的下滑，过惯了宽裕日子的基层政府开始有入不敷出之感。2021年之时，地方政府卖地收入高达8.7万亿，2年之后跌掉1/3，今年头5个月进一步下行。对此有三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负债、向上伸手与向下伸手。
负债是最受青睐的方式，数额巨大、省时省力，过去是地方政府扩张财力的主要方式。过去多年，通过平台公司的渠道，地方政府显性与隐性负债高速增长，最高速度之时3年翻翻，10年翻10倍，30年翻100倍，从1996年的0.43万亿左右上升到2023年超过42万亿元（不完全统计）。这样的债务中央政府是最后兜底人，多年前就开始三令五申，最近终于开始见效，之前的地方政府平台公司与现在的城投公司都被缚住了手脚。债务之水开始断流。
向上伸手主要体现为中央转移支付的增加，这个渠道一方面僧多粥少，另一方面中央强调“要过苦日子”，余量不大。最小阻力路径就是向下伸手了，这一方面，地方政府证明自己具备创造性，或者说任性能力。今年以来，地方政府财力来源中，税收收入与卖地收入降低，非税收入却增长，近来因为罚款、公用事业涨价、倒查追税等而引发新闻时有所闻。
这些边际变化进一步恶化了民企的经营环境。在本来就低企的投资回报预期基础上，地方政府的任性之手与中央政府的运动式治理（典型的例如教培行业、影视产业、互联网、医药集采、PE投资行业等等）进一步拉低了预期。今年前5个月，虽然国企投资增速达到7%，但民企投资零增长、外企投资负增长15%。
压力的长期化
数据与现实都指出，很多国企投资与基建投资项目，除了在投资期可以变成统计局账簿上的增长数据之外，在其建成投产之后，大概率变成不断自我增长的负债、或者对不断加高的社会运行成本，对就业与居民收入的有机增长贡献微薄。民企不仅是中国制造业大国地位背后的主要力量，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最多的就业岗位与最大的就业增量，因此也是普通家庭收入、以及他们对未来收入进行预估的唯一重要变量。反过来，家庭收入增长也是民企景气的最大来源（其次是出口），两者休戚相关，一损俱损一荣俱荣。
所谓的需求不足本质是降低的收入增速无法匹配过剩投资所增加的产能，对此问题，政府主导的投资，不论是国企进行的产业投资还是政府亲自下场的基建投资都不啻饮鸩止渴，只会恶化未来投资项目投产之后的过剩程度。而过剩产能，本质是面对不足的需求，无效产能退出机制受阻。债务杠杆率过高则是不能退出的过剩产能在金融上的呈现。
雪上加霜的是，家庭收入及其预期增速的下滑，叠加家庭负债的过早达峰，决定了中国房地产行业的筑顶。而政策失误让这一顶部变成了尖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拖累倍增。
鉴于民企经营不景、家庭收入降低、房地产持续下滑，叠加出口面临的阻力，这一次的经济减速压力远超以往三次。面对这些困难，专家们撞头呼吁的宽松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其实不能提供有效对策；它们最多是痛苦缓释型的，如果不帮倒忙的话。从根本上讲，居民与民企缺乏游戏资格，无法以参与博弈的方式，对政府政策与法条订立提供反馈与制约，最终只能选择弱者的抵抗，以躺平与退出结束游戏。
本来还有一个武器，对终止上述循环可以起到积极作用，即舆论与新闻。但在近年来的环境变化中，其功效也基本丧失。2018年我曾经修订完成《中国巨债2》，即使《中国巨债》反响良好，这一修订版本也未能通过任何一家出版社的自我审查。短短4年间出版环境的落差，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变化的速度。
2010年中国经济增速曾一度反弹到10.6%，到今年，预期增长跌至5%，增速已经腰斩，而按照目前的趋势，我8年前提出的“乁型”走势正在加速，增速在未来10年有可能再腰斩。换言之，假设不对基本方向进行调整，高层期待的经济韧性将难以呈现。
这将直接影响到政府最为关心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现代经济的复杂系统中，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不是某一个想法的闪现、某一个工艺的改善、某一个设备的发明，而是对最好的零部件与最高效的经济流程的最佳整合，要求在所有的环节都具备极致的成本合理性与极低差错率。一个高科技设备可能涉及到数万个零部件，来自全球数十个国家与数千家公司，这数万个零配件作为一个整体，其市场化迭代改进可能是以日为单位进行试错。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因此是在整体经济层面上发生的，无法单骑突进。离开了国际产业链的持续输入与深度合作、以及自由竞争市场的无数次优胜劣汰与财务回报，政府主导的技术突破工程最大的可能性是给出在实验室内、或者纸面上漂亮的“突破与升级”，而实际上，技术差距不仅不会缩小，还会进一步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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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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