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立电商事业群，由蒋凡担任CEO，向吴泳铭汇报。后附内部信。
发布日期：2024-11-22 06:02
雁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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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湖盛传，中美博弈是王道与霸道的对决，表面看确实状似如此，但这样粗疏的认知准确吗？会不会让我们误以为“万事忍让即王道，打不还手是高招”？
误解王道，窄化王道，言必称王道，对王道思想只会有害而无益。
历史学者汪荣祖最近出了新书，谈现代强权博弈。汪接受媒体专访时直言，美国不了解中国的王道，其爱谈的“修昔底德陷阱”是霸道对霸道的对抗，因此总会落入冷战思维陷阱，而中国学者排斥这样的零和思维，因为根据我们的王道思想，霸道是条死路。
汪荣祖百分百支持王道，但也不忘提醒——如果完全按照王道的理想，对方攻击得很厉害，只知防守的话肯定会吃亏的……或许正因为这样的观察，对于王道与霸道之争谁胜谁负，汪荣祖语带保留，不做结论。
任谁都看得出秉持王道战略的中方，处于处处防守的状态，令支持王道信念的人不免有点忧心。而忧心过度，就会对信念产生动摇，甚至否定王道的现实效力。
中国的千古难题之一，即“王道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更精确地说，王道能否适应乱世？具体举例如——行王道，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化”？
必须说，王道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是管用的，从某种角度看，全球化即“王道”，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共好”愿景，共好就是你好我也好，理想就是大家一起好，贴合王道“利他即利我”的理想主义。
从这个角度看，实现全球化的主力是美国，但美国巩固全球化的策略却是霸道的。全球化虽然理想，然而，“全球化由谁主导”却是现实问题，这就得以霸道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就搞半球化阵营对抗。
全球化是王道，但实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却是霸道。换言之，在美方思维里，实现“共好”的前提是“我好”。
当前的中美处境是“中好美不好”，而且美方还将自己不好的原因归咎于中方，那么中方持续向美方喊话“共好”，就会被当成不安好心，甚至，将中方寻求共好的姿态视为自己的“战略空间”，认为中方投鼠忌器，因此可以放心攻击，恣意践踏双边关系。
因此，不要怀疑美方欲实现“我好你不好”的强烈意愿。中方反复强调“共好”，应该意在争取全球话语权，而不是意在感化美国。
王道是“强对弱”、“上对下”的方法论
台湾有个鲜为人知的知识团体，于2018年发表了以“东方儒家王道思想”为价值体系的评定指标（WDSI），并对各国进行排名。答案令人意外，最符合王道治理理念的是瑞典、挪威与丹麦北欧三国，而台湾是第36名，中国大陆第40名，美国35，日本16，韩国28。
这一结果或许出人意料，却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I）的相似度极高。此外，该知识团体的发起人是台“前行政院长”刘兆玄，以及已故的朱云汉等倾心于中国思想，并对西方价值体系深表怀疑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不是什么白左，或白右。
以“共好”作为王道的现代性解释，就是出于这个团体。他们总结道，北欧三国之所以名列前茅，是因为他们实施“社会主义”，平衡了经济发展与分配正义。
然而，在俄乌冲突后，北欧的“王道国家”瑞典与芬兰都急于加入象征霸道的北约，而挪威还是北约的创始成员。
如果生搬硬套孟子对王道的解释，其路径是，对内施行王道才能自强，自强方能御外侮。但现实是，北欧三国人口加起来约与台湾相当，再怎么自强都会顶到现实天花板，如何能靠自己抵御俄罗斯？尤其，俄罗斯从来不行王道，北欧没有信心以小国之姿，要求大国以王道共处。
讲到这里，我们对王道应该持有的正确认识是——王道讲的是“强者对弱者”的姿态，谈的是“上对下”的方法论，而不是反过来。
对内，政府是强者，人民是弱者；对外，大国是强者，小国是弱者。所以北欧三国政府可以对内施行王道，但对外，“单行王道”是行不通的。
在全球化的各层面中，论金融，美国是强者，中国是弱者，但论货贸，中国是强者，美国是弱者。当强者不以王道对待弱者，那么弱者的因应之道，只有选择“霸道脱钩”，中国在金融层面想去美元化，美国在货贸层面想去自由化，不是吗？
理论上，中方若想维持全球化共好，就得加速去美元化，加速到美国受不了，不得不在货贸层面让步，不得不将保护主义减速，以求恐怖平衡。而无论怎么看，这样的对决方法都不是王道，但这就是现实。
王道即“共好”，相对地，霸道即“我好”，现实就是没“我好”就没“共好”，而孟子思想之原意也在于此。打铁总得自身硬，只是此方法论在乱世缓不济急，需要特别条例补强。
儒学从来都是“适应当代”的学问
没有例外，任何政治思想都得适应当代，尤其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乱世之思想，绝不能流于刻板。
事实上，儒学从来都是“适应当代”的学问，两千多年来不断调整。如果我们想复兴儒家文化，首先得问：要复兴哪一个朝代的儒学？先秦的？两汉的？宋明的？还是清代的？各时代的儒学，都是融入当代流行思潮的学问，差异可谓极大。
儒学思想变化最大、也最关键的时期，是汉武帝时代。在历经了焚书坑儒、与黄老道争胜的秦与汉初时代之后，董仲舒彻悟，直白讲王道形同于自我毁灭，儒者若想存活，就得融入时兴的思想，所以改讲“天道”。
天道其实是“拐弯抹角的王道”，对儒者而言，要最大程度实现“民贵君轻”，唯有在君王头上悬把刀，即“天意”。当时诠释天意的是阴阳学，董仲舒聪明地将此话语权转移到儒家围篱中，等朝廷尊儒了，天意的解释权就都落在儒臣手上，用以限制君王行为，并将政策引向王道。这就是“灾异论”在西汉大行其道的缘故。
换言之，儒家可不是只讲道义不讲手段的，不知变通会活不下去。
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终其一生，对内对外也没施行王道，但儒学制度化的结果，是将汉元帝教育成“儒痴”，以致种下西汉灭亡的种子。王莽时期是中国史上“单行王道”的巅峰，毁灭却也是瞬间的。
儒痴的爸爸汉宣帝早就警告元帝，王道与霸道要混搭才行，不要成天唱高调。众所周知，昭宣之治是盛世，汉宣帝是坐过牢的明君，苦过来的人特别务实。
往前看，文景之治也不是单行王道，当时的政治思想主流是“黄老道”，与儒家主张“君轻”不同，黄老道强调“绝对尊君”。法家出于道家，即便独尊儒术，但中国历代向来都是“外儒内法”，道理很简单：理想要有，但必须顾及现实。
答案很清楚，王道是正确的，墨守成规的王道则是错误的，读死书，下场就是朝露般的“新莽”。
即便我们按孟子思想行事，王道之外，也别忘了孟子的“革命”思想。单极时代，美国就是君，其余国家都是臣，君无道，臣诛之，“闻诛一夫纣，未闻弒君也”，开启多极时代，就是革命时刻，而革命不是请客喝酒。
澄清王道迷思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王霸混搭”要怎么做？
“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王道解方
台湾问题，背后的实质是中美问题，中美问题千绪万端，说到底，就是“世界工厂 vs 半个世界的军工厂”。
“世界工厂”当然希望世界和平，“半个世界的军工厂”自然喜欢乱世。所以中国一心想广结善缘，寻求共好，但美国反其道而行，毕竟对军工厂而言，天下大乱，才是“形势大好”。
要“止乱维稳”，中方不能只是“以忍止乱”，不妨也考虑“以乱止乱”。
王道思想表现在和平战略上，公平地说，中国确实获得大部分国家的认可，但我们不能只看光明面，要扩大这份认同，中方必须要有本事与觉悟处理阴暗面。
此前我已说过在产业与供应链上的因应之道，这次我们看东亚的“第一岛链”问题。
当前，美国第一岛链的马前卒是日、台、菲，而中国最在意的邻居是第一大客户东盟，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东盟希望两岸统一吗？即便过程是和平的。
个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两岸统一意味着美国势力在东亚的大幅消退，而这会让东盟再难两头取利。须知，整个西方都畏惧发展卷不过中国，更何况东盟？在安全问题上更明显，中国的军力是东盟的几倍？哪个邻居不忌惮？
这就是中方行王道唱和平的最主要原因，不希望邻居畏惧中国耳。但我们能因此放弃统一吗？理论上，确实，中方必须日日凸显美国军事化日、台、菲的霸道作为，是和平之首敌，才能站在道德至高点，让重要邻居心服。
但以实证经验看，截至目前为止，中方“以忍止乱”尽管安抚了邻居，却没有制止美方加强添乱的行为。
若意在累积反制能量，等时机成熟再一举爆发，也不是不行，但此举形同一次性摊牌，风险反而更高。汉武帝发动大军远征匈奴，成效斐然，但也搞得民穷财尽，千古争议，这就是历史教训。
“以乱止乱”，即中方利用中小型冲突，强化邻居对美方不断升温区域局势的反感，一次一次纾解安全压力，同时让东盟认为，唯有两岸统一，区域才得以安宁。如此才能将大势转向于己有利的方向，而且不理亏。
简单说，日、台、菲三个马前卒，起码要拉一个出来严惩，才能发出足够声量的区域警报，达到以乱止乱的效果。
举例来说，有鉴于两次“围台军演”的成果，如果解放军或海警用适当的规格围一次巴丹岛，那么对东盟而言，这个警报就震耳欲聋了，大家都坐不住了，沉默也不是办法了，不表态不行了。
当然，中方能选择的方法非常多，不一定要找巴丹岛祭旗，但重点是，辣度要够，大家才会去找水喝。小打小闹则次数要多，中打中闹次数可减半，总之，警报声要够响，要让邻居觉得和平岌岌可危才行。
将视角从东亚移出，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影响范围还包含欧洲。“台独”借由经贸与民间交流找朋友反华，再往上影响当地政坛，在美国的积极暗助下，此一风气已经是不可忽视的趋势。因此，中方的反制也不能瞻前顾后，要以行动发出警报，以免“台独”的海外伙伴们变本加厉。
以王道寻求共好是目的，但达标的手段不该是息事宁人，因为中方的对手不是小国，而是全球霸主。与全球霸主谈王道，会被懂中华文化的小国暗笑是“腐儒”。
结语
中方正陆续宣布关键物资与技术的出口管制，最近一次是关于军事设备的诸多项目，显示北京确实积极在布局反制准备，而不是唱高调。
汪荣祖的专长是宏观历史，我还没阅读他的新书，但相信熟悉中美两国历史与时事的历史学者，会给出中肯的观察——支持王道，但别生搬硬套古人智慧。
历史爱好者都知道，理想主义虽然充满挫折，但人类不能没有理想，只是要认识到在到达光明出口以前，四周都是黑暗的。孟子警示“上下交征利”不可取，这是完全正确的，当前的美国就深陷此一泥淖而不可自拔，还为自保而向他国输出灾难。
我们要走出黑暗，不能只靠光明愿景，还要具备灵活手段。政治是风险事业，要挣脱困境，不可能完全不涉险。有时，最佳的避险途径，就是选择性涉险。
王道被嫌，就拐弯抹角讲天道，只要目的地是光明，任何途径皆正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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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4 07:48
时政
行王道，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化”？
行王道，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化”？
全球化是王道，但实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却是霸道。换言之，在美方思维里，实现“共好”的前提是“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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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者汪荣祖最近出了新书，谈现代强权博弈。汪接受媒体专访时直言，美国不了解中国的王道，其爱谈的“修昔底德陷阱”是霸道对霸道的对抗，因此总会落入冷战思维陷阱，而中国学者排斥这样的零和思维，因为根据我们的王道思想，霸道是条死路。
汪荣祖百分百支持王道，但也不忘提醒——如果完全按照王道的理想，对方攻击得很厉害，只知防守的话肯定会吃亏的……或许正因为这样的观察，对于王道与霸道之争谁胜谁负，汪荣祖语带保留，不做结论。
任谁都看得出秉持王道战略的中方，处于处处防守的状态，令支持王道信念的人不免有点忧心。而忧心过度，就会对信念产生动摇，甚至否定王道的现实效力。
中国的千古难题之一，即“王道究竟有没有现实意义”，更精确地说，王道能否适应乱世？具体举例如——行王道，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国际化”？
必须说，王道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是管用的，从某种角度看，全球化即“王道”，因为全球化意味着“共好”愿景，共好就是你好我也好，理想就是大家一起好，贴合王道“利他即利我”的理想主义。
从这个角度看，实现全球化的主力是美国，但美国巩固全球化的策略却是霸道的。全球化虽然理想，然而，“全球化由谁主导”却是现实问题，这就得以霸道解决，如果不能解决，就搞半球化阵营对抗。
全球化是王道，但实现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却是霸道。换言之，在美方思维里，实现“共好”的前提是“我好”。
当前的中美处境是“中好美不好”，而且美方还将自己不好的原因归咎于中方，那么中方持续向美方喊话“共好”，就会被当成不安好心，甚至，将中方寻求共好的姿态视为自己的“战略空间”，认为中方投鼠忌器，因此可以放心攻击，恣意践踏双边关系。
因此，不要怀疑美方欲实现“我好你不好”的强烈意愿。中方反复强调“共好”，应该意在争取全球话语权，而不是意在感化美国。
王道是“强对弱”、“上对下”的方法论
台湾有个鲜为人知的知识团体，于2018年发表了以“东方儒家王道思想”为价值体系的评定指标（WDSI），并对各国进行排名。答案令人意外，最符合王道治理理念的是瑞典、挪威与丹麦北欧三国，而台湾是第36名，中国大陆第40名，美国35，日本16，韩国28。
这一结果或许出人意料，却与联合国“永续发展目标”（SDGI）的相似度极高。此外，该知识团体的发起人是台“前行政院长”刘兆玄，以及已故的朱云汉等倾心于中国思想，并对西方价值体系深表怀疑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不是什么白左，或白右。
以“共好”作为王道的现代性解释，就是出于这个团体。他们总结道，北欧三国之所以名列前茅，是因为他们实施“社会主义”，平衡了经济发展与分配正义。
然而，在俄乌冲突后，北欧的“王道国家”瑞典与芬兰都急于加入象征霸道的北约，而挪威还是北约的创始成员。
如果生搬硬套孟子对王道的解释，其路径是，对内施行王道才能自强，自强方能御外侮。但现实是，北欧三国人口加起来约与台湾相当，再怎么自强都会顶到现实天花板，如何能靠自己抵御俄罗斯？尤其，俄罗斯从来不行王道，北欧没有信心以小国之姿，要求大国以王道共处。
讲到这里，我们对王道应该持有的正确认识是——王道讲的是“强者对弱者”的姿态，谈的是“上对下”的方法论，而不是反过来。
对内，政府是强者，人民是弱者；对外，大国是强者，小国是弱者。所以北欧三国政府可以对内施行王道，但对外，“单行王道”是行不通的。
在全球化的各层面中，论金融，美国是强者，中国是弱者，但论货贸，中国是强者，美国是弱者。当强者不以王道对待弱者，那么弱者的因应之道，只有选择“霸道脱钩”，中国在金融层面想去美元化，美国在货贸层面想去自由化，不是吗？
理论上，中方若想维持全球化共好，就得加速去美元化，加速到美国受不了，不得不在货贸层面让步，不得不将保护主义减速，以求恐怖平衡。而无论怎么看，这样的对决方法都不是王道，但这就是现实。
王道即“共好”，相对地，霸道即“我好”，现实就是没“我好”就没“共好”，而孟子思想之原意也在于此。打铁总得自身硬，只是此方法论在乱世缓不济急，需要特别条例补强。
儒学从来都是“适应当代”的学问
没有例外，任何政治思想都得适应当代，尤其当前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适应乱世之思想，绝不能流于刻板。
事实上，儒学从来都是“适应当代”的学问，两千多年来不断调整。如果我们想复兴儒家文化，首先得问：要复兴哪一个朝代的儒学？先秦的？两汉的？宋明的？还是清代的？各时代的儒学，都是融入当代流行思潮的学问，差异可谓极大。
儒学思想变化最大、也最关键的时期，是汉武帝时代。在历经了焚书坑儒、与黄老道争胜的秦与汉初时代之后，董仲舒彻悟，直白讲王道形同于自我毁灭，儒者若想存活，就得融入时兴的思想，所以改讲“天道”。
天道其实是“拐弯抹角的王道”，对儒者而言，要最大程度实现“民贵君轻”，唯有在君王头上悬把刀，即“天意”。当时诠释天意的是阴阳学，董仲舒聪明地将此话语权转移到儒家围篱中，等朝廷尊儒了，天意的解释权就都落在儒臣手上，用以限制君王行为，并将政策引向王道。这就是“灾异论”在西汉大行其道的缘故。
换言之，儒家可不是只讲道义不讲手段的，不知变通会活不下去。
独尊儒术之后，汉武帝终其一生，对内对外也没施行王道，但儒学制度化的结果，是将汉元帝教育成“儒痴”，以致种下西汉灭亡的种子。王莽时期是中国史上“单行王道”的巅峰，毁灭却也是瞬间的。
儒痴的爸爸汉宣帝早就警告元帝，王道与霸道要混搭才行，不要成天唱高调。众所周知，昭宣之治是盛世，汉宣帝是坐过牢的明君，苦过来的人特别务实。
往前看，文景之治也不是单行王道，当时的政治思想主流是“黄老道”，与儒家主张“君轻”不同，黄老道强调“绝对尊君”。法家出于道家，即便独尊儒术，但中国历代向来都是“外儒内法”，道理很简单：理想要有，但必须顾及现实。
答案很清楚，王道是正确的，墨守成规的王道则是错误的，读死书，下场就是朝露般的“新莽”。
即便我们按孟子思想行事，王道之外，也别忘了孟子的“革命”思想。单极时代，美国就是君，其余国家都是臣，君无道，臣诛之，“闻诛一夫纣，未闻弒君也”，开启多极时代，就是革命时刻，而革命不是请客喝酒。
澄清王道迷思之后，剩下的问题就是，“王霸混搭”要怎么做？
“台湾问题国际化”的王道解方
台湾问题，背后的实质是中美问题，中美问题千绪万端，说到底，就是“世界工厂 vs 半个世界的军工厂”。
“世界工厂”当然希望世界和平，“半个世界的军工厂”自然喜欢乱世。所以中国一心想广结善缘，寻求共好，但美国反其道而行，毕竟对军工厂而言，天下大乱，才是“形势大好”。
要“止乱维稳”，中方不能只是“以忍止乱”，不妨也考虑“以乱止乱”。
王道思想表现在和平战略上，公平地说，中国确实获得大部分国家的认可，但我们不能只看光明面，要扩大这份认同，中方必须要有本事与觉悟处理阴暗面。
此前我已说过在产业与供应链上的因应之道，这次我们看东亚的“第一岛链”问题。
当前，美国第一岛链的马前卒是日、台、菲，而中国最在意的邻居是第一大客户东盟，因此，在台湾问题上我们首先要问的是：东盟希望两岸统一吗？即便过程是和平的。
个人认为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两岸统一意味着美国势力在东亚的大幅消退，而这会让东盟再难两头取利。须知，整个西方都畏惧发展卷不过中国，更何况东盟？在安全问题上更明显，中国的军力是东盟的几倍？哪个邻居不忌惮？
这就是中方行王道唱和平的最主要原因，不希望邻居畏惧中国耳。但我们能因此放弃统一吗？理论上，确实，中方必须日日凸显美国军事化日、台、菲的霸道作为，是和平之首敌，才能站在道德至高点，让重要邻居心服。
但以实证经验看，截至目前为止，中方“以忍止乱”尽管安抚了邻居，却没有制止美方加强添乱的行为。
若意在累积反制能量，等时机成熟再一举爆发，也不是不行，但此举形同一次性摊牌，风险反而更高。汉武帝发动大军远征匈奴，成效斐然，但也搞得民穷财尽，千古争议，这就是历史教训。
“以乱止乱”，即中方利用中小型冲突，强化邻居对美方不断升温区域局势的反感，一次一次纾解安全压力，同时让东盟认为，唯有两岸统一，区域才得以安宁。如此才能将大势转向于己有利的方向，而且不理亏。
简单说，日、台、菲三个马前卒，起码要拉一个出来严惩，才能发出足够声量的区域警报，达到以乱止乱的效果。
举例来说，有鉴于两次“围台军演”的成果，如果解放军或海警用适当的规格围一次巴丹岛，那么对东盟而言，这个警报就震耳欲聋了，大家都坐不住了，沉默也不是办法了，不表态不行了。
当然，中方能选择的方法非常多，不一定要找巴丹岛祭旗，但重点是，辣度要够，大家才会去找水喝。小打小闹则次数要多，中打中闹次数可减半，总之，警报声要够响，要让邻居觉得和平岌岌可危才行。
将视角从东亚移出，台湾问题国际化的影响范围还包含欧洲。“台独”借由经贸与民间交流找朋友反华，再往上影响当地政坛，在美国的积极暗助下，此一风气已经是不可忽视的趋势。因此，中方的反制也不能瞻前顾后，要以行动发出警报，以免“台独”的海外伙伴们变本加厉。
以王道寻求共好是目的，但达标的手段不该是息事宁人，因为中方的对手不是小国，而是全球霸主。与全球霸主谈王道，会被懂中华文化的小国暗笑是“腐儒”。
结语
中方正陆续宣布关键物资与技术的出口管制，最近一次是关于军事设备的诸多项目，显示北京确实积极在布局反制准备，而不是唱高调。
汪荣祖的专长是宏观历史，我还没阅读他的新书，但相信熟悉中美两国历史与时事的历史学者，会给出中肯的观察——支持王道，但别生搬硬套古人智慧。
历史爱好者都知道，理想主义虽然充满挫折，但人类不能没有理想，只是要认识到在到达光明出口以前，四周都是黑暗的。孟子警示“上下交征利”不可取，这是完全正确的，当前的美国就深陷此一泥淖而不可自拔，还为自保而向他国输出灾难。
我们要走出黑暗，不能只靠光明愿景，还要具备灵活手段。政治是风险事业，要挣脱困境，不可能完全不涉险。有时，最佳的避险途径，就是选择性涉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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