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又变了。
发布日期：2024-11-22 21:04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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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建交初期，双方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主题集中于政治与外交，明确中美双方的权利义务。除此外，《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同样具有十足的分量，它是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基于共同国家利益而签署的一份战略契约。时过境迁，中美不仅在涉台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解读与龃龉，政治信任在诸多事务的冲击下日渐走弱，在涉科技合作协议续签议题上，中美持续徘徊不前。历史与现实的映照让人们很直观地能够感受到中美关系业已发生的深刻变化。
中美关系研究无法忽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分量及其作用。在整个20世纪，中美最具分量的科技合作莫过于达成此协议。在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是两国第一个正式科技合作协定，它确立了双方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框架与方向，从此打开了两国科技交往这一非常重要且富有活力的大门。
中国政治精英对中美建交后的事务安排独到，重点指向科技与人才。在随行访美期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签署了两国互派留学生和学者、农业、空间方面合作谅解的换文，并与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签署了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执行协议，所有这些合作文件都作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一部分。文件签署反映了两国领导人几天来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双方签署的协议具体内容包括中国将购买一台高能物理实验用的大型质子同步加速器，价值两亿多美元；美国援助建立一个中国国内卫星通信系统；双方在农业和能源研究方面进行合作，互派留学生和学者，进行科技情报交流等。
在协定签字后，卡特和邓小平发表了讲话。卡特称， “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对世界事务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有一个参与全球性事务、自信而强大的美国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卡特指出，“过去三天内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已经为朝着建立一种更坚定、更富有建设性和更有希望的关系前进绘制了一条新的和不可逆转的航线。”
其中高能物理具体指向为核武器及其理论实验。因为中国在1969年遭受到苏联赤裸裸的核威胁，导致国内经济迅速转向“三线”建设，对苏联核武袭击的担忧严重迟滞了中国经济发展。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角度看，中国偏好展开高能物理研究。1979年，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拉开序幕。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两国签订了高能物理合作议定书，其中的核心部分是中美合作在中国建造高能物理装置。之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吸引了40余名美国科学家来华参与科研，中美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合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比如在1992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有关τ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被称为当年国际粒子物理实验中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其次是航空工业领域。《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后上海航空公司即与美国麦道公司开始了将近五年的谈判。1985年4月双方签订了《合作生产MD－82型飞机和补偿贸易总协议》，协议规定由麦道公司转让技术，供上海在购买配套件基础上装配生产具有上世纪80年代水平的MD－82飞机，五年内生产25－40架，全部供给国内民航公司使用。同时，协议还规定美方向中方提供先进的管理技术，帮助中方把飞机制造厂全面改进成现代化企业。
推动美国放宽对华技术转让限制是打破冷战中美对立坚冰的尝试。在中美科技合作初期，邓小平为推动美国政府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像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而在这一会见后，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出现了一个高度。美国国务院放宽了对30多种军事支持设备的管制，可以由军火控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这些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信设备、运输直升机、载重牵引车和电子干扰装置等。1980年4月，美国商务部把中国从华沙条约国家组“Y组”转入新的国家组“P组”，使中国有资格获得更广泛的输出品，尤其是敏感性领域的产品。5月底，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访美，象征着两国间的安全关系正在扩大。7月，美国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发放许可证的标准。9月，五角大楼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批准颁发400多项技术先进的军事支持设备的出口许可证。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做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定：“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当时中美只是在口头上达成“派遣十万留学生赴美”的意向，而1979年的协定则推动了中美两国人才真正的交流。打开国门，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交换学者和留学生是中美科技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启动最早的一个领域。在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内，共有915名中国最优秀的物理专业大学生按此计划进入美国各大学顶尖的物理专业读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无论是派遣的第一批工程师、青年教师还是往后赴美以包括“富布莱特奖学金”名义访美的学者，这些项目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各行业的领军专家，真正地影响到中国的科技与社会进程。
正是基于这一合作协定，中美在军工，教育、预防医学等领域实现了大量的合作。以两用技术合作为中心，中美的深度合作使得在中苏交恶后，中国巨大的科技援助市场得以填补。中美在技术领域近10年的紧密合作，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技术基础，并有力地塑造了中国领导人的科技观，中国政府客观地认识到了中国与一流工业国家的差距，这与后来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无关系。
进入21世纪，依据《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两国在气候变化、海洋与极地、清洁能源等领域展开了密集的合作，这种合作在奥巴马执政期达到了高峰，同时高峰也意味着合作将走下坡路。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中，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以及中美制度与政治文化差异带来的安全警惕逐渐上升，美对华在涉战略性关键领域的戒备日趋强烈。比如，奥巴马政府委托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17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加强“国家安全控制，以回应中国旨在破坏美国安全的工业政策”。报告指责中国政府通过设立15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基金资本对中企收购美国半导体的公司进行补助，提出美国政府有必要施压中国以增强中国收购的透明度，收紧投资规则，对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进行改革，联合盟友对中国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形成新的各机构支持美国安全审查的环境，防止中国的工业政策破坏美国的安全，确保美国在半导体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一报告在中美科技冲突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在特朗普与拜登时期，前者由于中美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应为疫情负责，中美在涉疫情这一公共卫生议题上爆发了严重冲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逆转，中美关系面临重构，尽管面对两国科学家与学者的广泛呼吁，但中美在新冠这一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上丧失了宝贵的合作机会。疫情带来直观的中美人员和要素的受阻，客观上进一步阻断了原有科技合同与合作。美国采取的行动较为激进，特朗普在2020年的7月14日签署行政命令，暂停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富布赖特奖学金”交流项目。在直接投资领域，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着力控制并加强对中国对美涉数据等产业的收并购审查，预防中国通过收购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并强化在国内对华反技术间谍。
拜登执政期间，中美关税冲突持续，美国政府着力在科技领域对中国脱钩，中美科技信任危机在国际社会暴露无遗。现实看，《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否会得到续签其意义已经严重下降，美国企业以及政府已经不认同过往实践的“技术换市场”这一路径，转而以严格的技术限制和反工业间谍等手段力求与中国展开“脱钩断链”，而仅有的一些科技交流合作仅仅停留在医疗、防灾、气变、人工智能（5月中在瑞士中美展开政府对话）等有限且较为紧迫必须协调沟通的领域。
在建交之际，中美两国政治家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可谓经典。即“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对世界事务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有一个参与全球性事务、自信而强大的美国，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中美关系总体形势业已经逆转，两国均在下大力气剥离各自国内的可能涉及敏感技术与国家安危的要素，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塑造国内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毕竟，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制度的链接后，中美均已失去建交的“初心”。目前的国际宏观环境短期内再无可能出现可促成中美重构战略信任的契机。在科技领域的脱钩断链是中美两国政府均在做的事情，只不过美国更加激进偏向进攻态势，而中国更加温和偏向防守一方。
《中美科技协议》已经走过近半个世纪，最后一次续签是在2018年，原本2023年应该续签的协议，一直拖延到现在，没有这一重要协议在理论上该匹配的热度。现实看，《中美科技协议》再续签已变得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相对于美国政府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与热度严重下滑，中国还可能在期待中美续签这一协议，因为中国尚且对与美国的科技交往和外交保持热忱与幻想。但在美方一侧则犹豫徘徊，在业已对中国先进两用型企业和高等工科院校展开密集并不断在面上以涉俄、涉新疆、涉“威权主义”等层出不穷不断演进的理由扩大制裁情况下，协议再续签已经不具备任何的战略意义。
中美关系面临“先破后立”的可能，一种业已留于表面而缺少内涵与深度，相互设防与高竞争的协议对中美而言都显得“勉强”。尽管双方科技界对达成新的合作有一定热度，但中美安全议题突显的背景下，合作的安全化、技术沿着主权边界切割与分化难以避免。对中国而言，在中美关系总体已经逆转，双方缺少互信的实际情况下，以实力尤其是原创性技术求中美科技交往，比推崇历史惯性的情怀更具可靠性与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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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8 18: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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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犹如“鸡肋”
《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续签犹如“鸡肋”
王英良：在中美关系总体逆转，双方缺少互信情况下，中国以实力尤其是原创性技术求中美科技交往，比推崇历史惯性的情怀更具可靠性与稳定性。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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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美建交初期，双方签署的三个联合公报主题集中于政治与外交，明确中美双方的权利义务。除此外，《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同样具有十足的分量，它是两国老一辈政治家基于共同国家利益而签署的一份战略契约。时过境迁，中美不仅在涉台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解读与龃龉，政治信任在诸多事务的冲击下日渐走弱，在涉科技合作协议续签议题上，中美持续徘徊不前。历史与现实的映照让人们很直观地能够感受到中美关系业已发生的深刻变化。
中美关系研究无法忽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分量及其作用。在整个20世纪，中美最具分量的科技合作莫过于达成此协议。在1979年1月，邓小平访美，邓小平和卡特总统分别代表两国政府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科学技术合作协定》。这是两国第一个正式科技合作协定，它确立了双方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框架与方向，从此打开了两国科技交往这一非常重要且富有活力的大门。
中国政治精英对中美建交后的事务安排独到，重点指向科技与人才。在随行访美期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方毅和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弗兰克•普雷斯签署了两国互派留学生和学者、农业、空间方面合作谅解的换文，并与能源部长詹姆斯•施莱辛格签署了在高能物理方面合作的执行协议，所有这些合作文件都作为中美科技合作协定的一部分。文件签署反映了两国领导人几天来会谈所取得的成果。双方签署的协议具体内容包括中国将购买一台高能物理实验用的大型质子同步加速器，价值两亿多美元；美国援助建立一个中国国内卫星通信系统；双方在农业和能源研究方面进行合作，互派留学生和学者，进行科技情报交流等。
在协定签字后，卡特和邓小平发表了讲话。卡特称， “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对世界事务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有一个参与全球性事务、自信而强大的美国也符合中国的利益。”卡特指出，“过去三天内我们所共同取得的成就是异乎寻常的，我们已经为朝着建立一种更坚定、更富有建设性和更有希望的关系前进绘制了一条新的和不可逆转的航线。”
其中高能物理具体指向为核武器及其理论实验。因为中国在1969年遭受到苏联赤裸裸的核威胁，导致国内经济迅速转向“三线”建设，对苏联核武袭击的担忧严重迟滞了中国经济发展。在共同应对苏联威胁的角度看，中国偏好展开高能物理研究。1979年，中美高能物理合作拉开序幕。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两国签订了高能物理合作议定书，其中的核心部分是中美合作在中国建造高能物理装置。之后，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成，吸引了40余名美国科学家来华参与科研，中美之间进行了长期的合作并取得了卓越的成果。比如在1992年，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上有关τ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被称为当年国际粒子物理实验中最重要的结果之一。
其次是航空工业领域。《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后上海航空公司即与美国麦道公司开始了将近五年的谈判。1985年4月双方签订了《合作生产MD－82型飞机和补偿贸易总协议》，协议规定由麦道公司转让技术，供上海在购买配套件基础上装配生产具有上世纪80年代水平的MD－82飞机，五年内生产25－40架，全部供给国内民航公司使用。同时，协议还规定美方向中方提供先进的管理技术，帮助中方把飞机制造厂全面改进成现代化企业。
推动美国放宽对华技术转让限制是打破冷战中美对立坚冰的尝试。在中美科技合作初期，邓小平为推动美国政府放宽对华技术出口限制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做了大量工作。1982年9月，邓小平会见前总统尼克松时指出：“我访问美国时双方签订了科技合作的协定，但是中美建交以来，美国没有把一样比较像样的先进技术转让给我们。”而在这一会见后，美国对中国的技术转让出现了一个高度。美国国务院放宽了对30多种军事支持设备的管制，可以由军火控制局发放许可证向中国出口。这些装备包括防空雷达、无线电、对流层通信设备、运输直升机、载重牵引车和电子干扰装置等。1980年4月，美国商务部把中国从华沙条约国家组“Y组”转入新的国家组“P组”，使中国有资格获得更广泛的输出品，尤其是敏感性领域的产品。5月底，中央军委秘书长耿飚访美，象征着两国间的安全关系正在扩大。7月，美国商务部宣布进一步放宽发放许可证的标准。9月，五角大楼一个高级代表团访问中国，并批准颁发400多项技术先进的军事支持设备的出口许可证。
1978年6月，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时做出扩大派遣留学生的决定：“留学生的数量要增大，主要搞自然科学。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要成千成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当时中美只是在口头上达成“派遣十万留学生赴美”的意向，而1979年的协定则推动了中美两国人才真正的交流。打开国门，向美国派遣留学生，交换学者和留学生是中美科技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启动最早的一个领域。在1979年到1989年的10年内，共有915名中国最优秀的物理专业大学生按此计划进入美国各大学顶尖的物理专业读研究生并得到美方资助。无论是派遣的第一批工程师、青年教师还是往后赴美以包括“富布莱特奖学金”名义访美的学者，这些项目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各行业的领军专家，真正地影响到中国的科技与社会进程。
正是基于这一合作协定，中美在军工，教育、预防医学等领域实现了大量的合作。以两用技术合作为中心，中美的深度合作使得在中苏交恶后，中国巨大的科技援助市场得以填补。中美在技术领域近10年的紧密合作，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技术基础，并有力地塑造了中国领导人的科技观，中国政府客观地认识到了中国与一流工业国家的差距，这与后来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无关系。
进入21世纪，依据《中美科技合作协定》，两国在气候变化、海洋与极地、清洁能源等领域展开了密集的合作，这种合作在奥巴马执政期达到了高峰，同时高峰也意味着合作将走下坡路。在奥巴马第二任期中，美国政府对中国科技以及中美制度与政治文化差异带来的安全警惕逐渐上升，美对华在涉战略性关键领域的戒备日趋强烈。比如，奥巴马政府委托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于2017年1月发布的一份报告呼吁加强“国家安全控制，以回应中国旨在破坏美国安全的工业政策”。报告指责中国政府通过设立1500亿美元的公共和私人基金资本对中企收购美国半导体的公司进行补助，提出美国政府有必要施压中国以增强中国收购的透明度，收紧投资规则，对外国投资委员会（CFIUS）进行改革，联合盟友对中国投资进行安全审查，形成新的各机构支持美国安全审查的环境，防止中国的工业政策破坏美国的安全，确保美国在半导体的全球领导地位。这一报告在中美科技冲突中具有关键性的作用。
在特朗普与拜登时期，前者由于中美两国相互指责对方应为疫情负责，中美在涉疫情这一公共卫生议题上爆发了严重冲突。美国对中国的认知逆转，中美关系面临重构，尽管面对两国科学家与学者的广泛呼吁，但中美在新冠这一全球公共卫生议题上丧失了宝贵的合作机会。疫情带来直观的中美人员和要素的受阻，客观上进一步阻断了原有科技合同与合作。美国采取的行动较为激进，特朗普在2020年的7月14日签署行政命令，暂停与中国内地和香港的“富布赖特奖学金”交流项目。在直接投资领域，特朗普签署《外国投资风险评估现代化法案》（FIRRMA）着力控制并加强对中国对美涉数据等产业的收并购审查，预防中国通过收购获得美国先进技术，并强化在国内对华反技术间谍。
拜登执政期间，中美关税冲突持续，美国政府着力在科技领域对中国脱钩，中美科技信任危机在国际社会暴露无遗。现实看，《中美科技合作协定》是否会得到续签其意义已经严重下降，美国企业以及政府已经不认同过往实践的“技术换市场”这一路径，转而以严格的技术限制和反工业间谍等手段力求与中国展开“脱钩断链”，而仅有的一些科技交流合作仅仅停留在医疗、防灾、气变、人工智能（5月中在瑞士中美展开政府对话）等有限且较为紧迫必须协调沟通的领域。
在建交之际，中美两国政治家对中美关系的定位可谓经典。即“有一个强大而稳固的、对世界事务作出建设性贡献的中国是符合我们的利益；有一个参与全球性事务、自信而强大的美国，也是符合中国的利益。”然而，中美关系总体形势业已经逆转，两国均在下大力气剥离各自国内的可能涉及敏感技术与国家安危的要素，同时有意识地引导塑造国内反美主义和反华主义。毕竟，在经历近半个世纪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文、制度的链接后，中美均已失去建交的“初心”。目前的国际宏观环境短期内再无可能出现可促成中美重构战略信任的契机。在科技领域的脱钩断链是中美两国政府均在做的事情，只不过美国更加激进偏向进攻态势，而中国更加温和偏向防守一方。
《中美科技协议》已经走过近半个世纪，最后一次续签是在2018年，原本2023年应该续签的协议，一直拖延到现在，没有这一重要协议在理论上该匹配的热度。现实看，《中美科技协议》再续签已变得犹如“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相对于美国政府对这一领域的关注与热度严重下滑，中国还可能在期待中美续签这一协议，因为中国尚且对与美国的科技交往和外交保持热忱与幻想。但在美方一侧则犹豫徘徊，在业已对中国先进两用型企业和高等工科院校展开密集并不断在面上以涉俄、涉新疆、涉“威权主义”等层出不穷不断演进的理由扩大制裁情况下，协议再续签已经不具备任何的战略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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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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