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海外游复苏是衡量全球旅游业的一个关键指标；预定量增长最快的目的地包括比利时、克罗地亚、北欧国家以及阿联酋。
发布日期：2024-09-30 14:10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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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尤其是外国人，认为2020年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开始。但这并不符合事实。2020年新冠爆发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抑制疫情蔓延，国内经济仅在当年6月有短暂的停滞，从7月起就开始大幅反弹，消费者信心更是冲上历史高位。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度不降反升，制造业投资、出口、FDI、房地产交易和价格都创历史新高。当时弥漫着对未来的乐观情绪，导致2021年的房地产投资还涨了2万亿。
经济真正的转折点发生在2022年，尽管有疫情应对带来的冲击，但房地产政策调整是主因。2021年底，央行和住建部主导的房企去杠杆运动逐步覆盖至所有的开发商和商业银行。2022和2023两年，房地产投资以每年近2万亿的速度下降（2022年为1.5万亿，2023年为2.2万亿），同时制造业投资以每年2万亿的增长堵上了这个窟窿（根据官方增速数据估算，2022年增长2.2万亿，2023年为1.7万亿）。经济整体增速看似未受到冲击，但增长引擎已经从地产驱动转向制造业驱动。
这种经济结构调整意味着政策应对的改变。过去面对经济下行，常规操作是刺激内需，如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四万亿”，通过大幅放松银根和财政来刺激基建和房地产。但目前，政策强调“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和“耐心资本”----核心都是提高科技实力，而不是刺激内需。因此，从2022年到现在，货币或财政并没有实质上的宽松，政策力量集中于支持产业升级。
面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外资企业需要采取新的应对措施。我们认为有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第一，低通胀和低消费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现象，而非短期问题。服务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的产品必须有差异化、保护品牌溢价才能够避免陷入价格战。
消费者信心从2022年4月起断崖式下跌，至今尚未恢复。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就业预期和收入预期都处于1990年以来的历史低位。这里面有疫情应对带来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下行的负面影响。根据西南财大的调研，2018年中国居民有78%的财富在房地产中，在股市中的不到1%。之后，房产对家庭财富的贡献率继续上升，直到2021年下半年开始下降。原因一方面是住房贬值，一方面是购房计划减少。房地产收缩导致家庭财富积累的通道被打破了。在找到替代投资渠道之前，个体家庭必须通过更高的储蓄率来预防经济风险，这也会导致消费减速。
产能过剩只是表象，背后反映的是失去的需求。但房地产不可能再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过去两年，除了出台政策控风险，政府从未尝试将房市拉回高点。尽管限购限贷等措施一再放宽，但类似政策对于重振房地产是无效的。银行针对房地产企业的“两条红线”和开发商的“三条红线”政策并未取消，“房住不炒”的指导政策没有改变，房价下跌的趋势也没有改变。
这意味着房地产将经历长时期的资产重估。小城市房产价值缩水将远高于大城市。出生率降低也将根本上限制未来房地产需求。面向大众市场的商家将不得不延续价格战，只有聚焦城市高端市场才可能保证利润增长。中国企业并没有多少被消费者认可的高端品牌，价值链核心仍然在欧美企业手中。
第二，地缘政治压力将继续推动中国企业出海，任何能够促进这一转变的人都将受益。
随着美国对华制裁扩大，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海外直接投资。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一般没有出海的需求，即使是利用东南亚便宜的劳动力，也是小规模转移。但贸易战之后，来自欧美买家的原产地要求越来越多，迫使许多中国企业增大海外投资。然而，许多企业也因此发现了之前被忽视的机会。国内内需不足，价格战压缩利润空间。海外投资涉及更复杂的合规和国家风险，但产品价格更高，投资回报率长期看反而可能高于国内市场。
近几年，中国企业海外布局主要方向是东南亚、拉美和中东。比如，新能源车企（比亚迪、长安等）在泰国和墨西哥建厂，家电企业（美的、海尔、格力）大面积布局一带一路国家。一个核心企业的投资外移会带动其供应商外移。外企在材料和专用设备等领域常常占据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和中国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十分关键，因为某一环节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导致多环节的产品需求改变，强化产业链上下游的联系有助于在关键创新中占据一席之地，也能够占据海外扩张的先机。
欧洲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另一个热点。目前，适逢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双反调查的最后节点，新关税一旦实施，将会推动新一轮中国企业出海欧洲。欧洲市场的法律和合规风险远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只有最具竞争力的、准备充分的企业才能留下来。假如没有走通，也需要能够迅速调整策略。近期，长城汽车决定8月关闭其在德国的欧洲总部，也取消了在德国开设电池厂的计划，同时决定将更多资源投入俄罗斯、巴西、泰国等一带一路国家，因为其欧洲战略一直无法顺利展开。出海试水的过程需要不断调研新市场、获取新资讯、并且寻找新的配套供应商。全球化的外资企业经验丰富，对许多市场的认识远比初来乍到的中国企业深刻，成为中国新一代全球化企业的供应商和资讯提供者也将为跨国企业提供新的机会。
第三，中国的供应链和创新能力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对外资企业来说，实施过度去中国化的战略有长期落后的风险。
在华外资企业面对激烈的本土竞争，这也是近年来外资流出的主要原因之一。国内品牌的竞争力提升很快，持续挤出外资的市场份额。这种现象在电子产品、智能手机和电动车等行业尤其明显。政府项目中，对于国内采购的占比要求也在提高，推动了进口替代。许多外资企业面临生存危机。
然而，即使在目前的竞争态势下，外资的最佳策略也不是退出中国。相反的，外资企业应尽力加入中国供应链以保持竞争力。中国在电子商务和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都充分利用了中国的规模效应和既有基建，才能够持续创新。直播带货、品牌推广、复杂产业链的整合推动了多层次的科技应用。在基础科学的研发上，中国无疑落后于欧美，但在应用领域这“最后一公里”，中国市场仍为世界最大的试验田。
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处于模仿追赶西方的阶段。现在，中国在新能源、电子、机械制造等产业具备了国际竞争力，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如电池）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西方企业和中国企业合作可能是更符合长期利益的选择。比如，宁德时代和美国福特汽车在密歇根合资建厂，福特负责运营，宁德提供技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企业向西方企业提供技术的案例。合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福特由于寻求中国技术而受到美国的政治压力，项目一度停工。2023年底电池厂恢复建设，尽管生产规模缩减40%。这个案例说明，即使在中美竞争激化的背景下，双方仍然有空间进行合作。
综上所述，外资企业需要调整认识，理解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转型期，不能过度依赖过去40年的经验去判断未来。政治、经济周期均会对外资企业造成压力，但不管美国针对中国的制裁，还是欧洲针对中国的”去风险“都有其物理上的局限性，欧美不能够和中国无限脱钩。中国市场规模和产业链优势将长期存在。中国对于高新科技巨大的投入将会提升创新能力。如果企业过度的去中国化，将可能在下一阶段的竞争中落后，甚至淘汰出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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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11 0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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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应该如何看待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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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丹：外资企业需要调整认知，理解中国经济进入深度转型期，不能过度依赖过去40年的经验去判断未来。
王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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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尤其是外国人，认为2020年是中国经济下行的开始。但这并不符合事实。2020年新冠爆发后，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率先抑制疫情蔓延，国内经济仅在当年6月有短暂的停滞，从7月起就开始大幅反弹，消费者信心更是冲上历史高位。世界对于中国制造的依赖度不降反升，制造业投资、出口、FDI、房地产交易和价格都创历史新高。当时弥漫着对未来的乐观情绪，导致2021年的房地产投资还涨了2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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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经济结构调整意味着政策应对的改变。过去面对经济下行，常规操作是刺激内需，如2009年为了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推出的“四万亿”，通过大幅放松银根和财政来刺激基建和房地产。但目前，政策强调“新旧动能转换”、“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和“耐心资本”----核心都是提高科技实力，而不是刺激内需。因此，从2022年到现在，货币或财政并没有实质上的宽松，政策力量集中于支持产业升级。
面对中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外资企业需要采取新的应对措施。我们认为有三个值得关注的趋势。
第一，低通胀和低消费在中国将是一个长期现象，而非短期问题。服务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的产品必须有差异化、保护品牌溢价才能够避免陷入价格战。
消费者信心从2022年4月起断崖式下跌，至今尚未恢复。消费者的消费意愿、就业预期和收入预期都处于1990年以来的历史低位。这里面有疫情应对带来的冲击，但更重要的是房地产下行的负面影响。根据西南财大的调研，2018年中国居民有78%的财富在房地产中，在股市中的不到1%。之后，房产对家庭财富的贡献率继续上升，直到2021年下半年开始下降。原因一方面是住房贬值，一方面是购房计划减少。房地产收缩导致家庭财富积累的通道被打破了。在找到替代投资渠道之前，个体家庭必须通过更高的储蓄率来预防经济风险，这也会导致消费减速。
产能过剩只是表象，背后反映的是失去的需求。但房地产不可能再成为中国经济的引擎。过去两年，除了出台政策控风险，政府从未尝试将房市拉回高点。尽管限购限贷等措施一再放宽，但类似政策对于重振房地产是无效的。银行针对房地产企业的“两条红线”和开发商的“三条红线”政策并未取消，“房住不炒”的指导政策没有改变，房价下跌的趋势也没有改变。
这意味着房地产将经历长时期的资产重估。小城市房产价值缩水将远高于大城市。出生率降低也将根本上限制未来房地产需求。面向大众市场的商家将不得不延续价格战，只有聚焦城市高端市场才可能保证利润增长。中国企业并没有多少被消费者认可的高端品牌，价值链核心仍然在欧美企业手中。
第二，地缘政治压力将继续推动中国企业出海，任何能够促进这一转变的人都将受益。
随着美国对华制裁扩大，中国企业越来越重视海外直接投资。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制造业企业一般没有出海的需求，即使是利用东南亚便宜的劳动力，也是小规模转移。但贸易战之后，来自欧美买家的原产地要求越来越多，迫使许多中国企业增大海外投资。然而，许多企业也因此发现了之前被忽视的机会。国内内需不足，价格战压缩利润空间。海外投资涉及更复杂的合规和国家风险，但产品价格更高，投资回报率长期看反而可能高于国内市场。
近几年，中国企业海外布局主要方向是东南亚、拉美和中东。比如，新能源车企（比亚迪、长安等）在泰国和墨西哥建厂，家电企业（美的、海尔、格力）大面积布局一带一路国家。一个核心企业的投资外移会带动其供应商外移。外企在材料和专用设备等领域常常占据供应链的关键节点，和中国企业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十分关键，因为某一环节的技术创新可能会导致多环节的产品需求改变，强化产业链上下游的联系有助于在关键创新中占据一席之地，也能够占据海外扩张的先机。
欧洲是中国海外投资的另一个热点。目前，适逢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双反调查的最后节点，新关税一旦实施，将会推动新一轮中国企业出海欧洲。欧洲市场的法律和合规风险远高于新兴市场国家，只有最具竞争力的、准备充分的企业才能留下来。假如没有走通，也需要能够迅速调整策略。近期，长城汽车决定8月关闭其在德国的欧洲总部，也取消了在德国开设电池厂的计划，同时决定将更多资源投入俄罗斯、巴西、泰国等一带一路国家，因为其欧洲战略一直无法顺利展开。出海试水的过程需要不断调研新市场、获取新资讯、并且寻找新的配套供应商。全球化的外资企业经验丰富，对许多市场的认识远比初来乍到的中国企业深刻，成为中国新一代全球化企业的供应商和资讯提供者也将为跨国企业提供新的机会。
第三，中国的供应链和创新能力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加强。对外资企业来说，实施过度去中国化的战略有长期落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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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使在目前的竞争态势下，外资的最佳策略也不是退出中国。相反的，外资企业应尽力加入中国供应链以保持竞争力。中国在电子商务和新能源产业链的领先都充分利用了中国的规模效应和既有基建，才能够持续创新。直播带货、品牌推广、复杂产业链的整合推动了多层次的科技应用。在基础科学的研发上，中国无疑落后于欧美，但在应用领域这“最后一公里”，中国市场仍为世界最大的试验田。
在改革开放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都处于模仿追赶西方的阶段。现在，中国在新能源、电子、机械制造等产业具备了国际竞争力，甚至在某些细分领域（如电池）拥有世界最先进的技术。西方企业和中国企业合作可能是更符合长期利益的选择。比如，宁德时代和美国福特汽车在密歇根合资建厂，福特负责运营，宁德提供技术。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由中国企业向西方企业提供技术的案例。合作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福特由于寻求中国技术而受到美国的政治压力，项目一度停工。2023年底电池厂恢复建设，尽管生产规模缩减40%。这个案例说明，即使在中美竞争激化的背景下，双方仍然有空间进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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