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芬·罗奇：美国没有连贯的贸易政策，而是把自己的问题归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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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结论在二战结束后成为公认的道理，如今却被视作异端邪说。由此导致的美国不连贯的贸易政策——在因储蓄导致的贸易赤字中挣扎，并沉浸在对国家安全的恐惧中——有可能令世界变得更糟。

斯蒂芬·罗奇
美国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士丹利亚洲区前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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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没有一个连贯的贸易政策。它有的是一个伪装成贸易政策的政治战略，将矛头指向中国，而中国已经还以颜色。当这两个超级大国向盟友及伙伴寻求支持时，经济脱钩反倒是最不需要操心的问题。

人们很容易将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归咎于前总统特朗普和现总统拜登——特朗普打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拜登则加倍推行保护主义政策。然而，美国面临的问题早在这两位总统上任多年前就出现了。这些问题主要源于数十年来，对外贸在一个开放经济体中所扮演角色的误解。

政客们倾向于用非黑即白的角度看待贸易差额：顺差是好事，逆差则是坏事。美国的情况是，外贸整体上被视作坏事——在一个本来强劲增长的经济中，贸易是导致一系列流失的根源，给就业、企业、社区和收入带来压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美国视自己为它国违规行为的受害者。20世纪80年代的罪魁祸首是日本，现在则变成中国。美国领导人还责怪世界贸易组织。过去5年来，通过阻止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法官任命程序，美国基本上瘫痪了该组织。

这些指责带有政治目的，而不是纯经济层面的就事论事。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几乎刚入学就被教导要尊重一个国民收入核算的基本前提：一国的贸易差额等于投资与储蓄之差。因此，储蓄不足的经济体想要追求投资和增长，就必须从国外借入剩余的储蓄，这就需要与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实现收支平衡与贸易逆差。

这个概念框架非常符合美国经济的现实。2023年，美国国内净储蓄率——个人、企业和政府部门经折旧调整后的储蓄总和——为负值，占国民收入的-0.3%。历史上，仅有一个时期出现过这种持续数个季度的情况：2008至09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和结束后的一段时期。

这给贸易带来了一个政治上令人不适的结论：根据国民收入的特征，储蓄不足的美国面临巨额的外贸赤字。2023年，经常账户赤字约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3%，商品贸易赤字占GDP的3.9%。

将这个问题归咎他人是在逃避责任。没有国内储蓄的短缺，就不会有贸易赤字。这种短缺很大程度上是美国人自己造成的——是联邦预算赤字过高的结果，联邦预算赤字在国民收入账户中被算作负储蓄。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美国的预算赤字膨胀到占GDP的14%以上。接下来，从2022到2023年，预算赤字水平仍维持在占GDP的5%以上，几乎是1962年至2019年平均水平的两倍。此外，根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的基准预测，美国下一个十年的赤字比例将基本维持在目前的水平。

这个结果并不是中国的错，而是美国政客有意识的决策所导致的。然而，在2016年大选期间，特朗普却将美国商品贸易逆差的扩大完全归咎于中国，抓住1999年至2015年期间，对华贸易逆差的占比从20%飙升至近50%这一点不放。特朗普胜选后，很快便加征了关税。

某种程度来说，这一策略似乎奏效了。从2018年到2023年，受关税影响，美国商品贸易逆差中对华部分的份额减少了1388亿美元。然而，同一时期，美国的总体逆差却增加了1810亿美元——这正是一个储蓄率过低的国家可预测的情况。除开对华部分，2018年到2023年的美国商品贸易逆差扩大了3190亿美元。

换句话说，尽管美国领导人努力让选民相信他们正在解决贸易问题，但“解决中国（逆差）问题”的说法是空洞的。为了针对中国，美国所做的一切只是将贸易从一个低成本的生产国转移到高成本的生产国。

这相当于对美国消费者加税，加剧了对华关税带来的额外成本。与此同时，华盛顿十分满足于维持巨额的预算赤字，这将进一步压低国内储蓄，导致贸易转移的增加。

如果故事能到此结束就好了。贸易冲突令华盛顿能够对中国发动一场全方位的政治攻势。不仅因为国家安全问题引发了一场科技战，美国还宣布对中国商品征收新一轮基于301条款的关税，目标是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电池，而美国在这些行业几乎没有比较优势。

随着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日益明显，此举将损害美国绿色能源转型的目标。与此同时，美国一边抱怨中国对替代能源计划提供“不公平”补贴，一边忽略了自己长期以来为特斯拉等公司提供的慷慨补助。

自由贸易和全球化让世界变得更美好，这一结论在二战结束后成为公认的道理，如今却被视作异端邪说。由此导致的美国不连贯的贸易政策——在因储蓄导致的贸易赤字中挣扎，并沉浸在对国家安全的恐惧中——有可能令世界变得更糟。

过去的全球管理机制正岌岌可危，痛苦的是，超级大国间爆发冲突的风险令人回想起上世纪30年代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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