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视频看懂芯片产业战争。
发布日期：2024-11-21 21:03
宋欣、周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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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南美洲，有一个充满激情活力的国度——巴西。作为世界上第五大国家和第九大经济体，近年来巴西不仅以其狂欢节、桑巴舞与足球为国人所熟知，更因为其庞大的市场潜力和地缘优势，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征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站。
电动汽车行业，似乎也成为了中国企业抢滩巴西的最完美写照：根据巴西全国汽车分销联合会数据，一季度巴西销售的电动汽车中，比亚迪以74%压倒性优势成为了绝对的主导者，而长城以12%成为了第二大受欢迎品牌。为了可以进一步在巴西——全球第六大汽车市场——站稳脚跟，同时也为了规避卢拉政府，中国车企也是展开了一场制造出海的争夺战。
2024年3月，比亚迪在圣保罗州（São Paulo）的工厂正式开工，并宣布要在2025年年中前开始投产；面对比亚迪的势如破竹，5月初，长城汽车宣布巴西工厂将在年底前投入生产；此外，5月中旬，浙江零跑也宣布会在巴西发布其与欧洲巨擘Stellantis集团共同开发的新款车型。
这几家在全球市场互为竞争对手的重量级汽车品牌，在巴西市场共同扩张，形成了一幅罕见的商业竞争图景，进一步突显了巴西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有意思的是，比亚迪接管的是美国福特停产的工厂，而长城汽车收购的则是德国奔驰停产的工厂，似乎也暗示着在汽车行业的“新老交替”：部分传统品牌的黯然离场之下映衬出的是中国汽车品牌的蓄势待发。
不仅在电动汽车领域，在跨境电商和消费电子等领域，中国企业也在积极拓展巴西市场。时尚零售平台Shein在巴西市场取得了显著进展。根据巴西零售和消费团队(SBVC)的500强排名，Shein成功击败了众多全球品牌，位列第29位。为巩固其市场地位，Shein在2023年宣布将在巴西投资1.5亿美元，致力于实现供应链本地化，到2026年本地化程度预计达到85%。此外，随着Temu获得巴西政府的50美金进口免税政策加持，其在今年进军巴西市场的计划也势在必行。
回顾过去五年，全球地缘格局在不断改变，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叠加中欧关系扑朔迷离，这一方面让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更加具有挑战，另一方面却也打破了中期出海过往的路径依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远离中国和美国的巴西也变成了中国企业出海的又一个不可错失的目的地。
本文，欣孚智库基于长期对于拉美市场的追踪，将结合文献梳理以及产业调研，从三个维度展现巴西市场：
一、历史探究：从葡萄牙殖民地到巴西帝国；
二、经济分析：在动荡不安中跌落“中等收入陷阱”；
三、市场洞察：巴西市场机会的“虚”与“实”，
力求通过我们深入的洞察和分析，探讨中国出海企业选择突破巴西的底层逻辑，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建立对巴西市场的认知，并规避风险，力求为实现其全球化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历史探究：从葡萄牙殖民地到巴西帝国
葡萄牙是历史上对巴西社会影响最深的帝国，欣孚智库对巴西历史的梳理从这个国家的介入开始。
葡萄牙之于巴西，关系悠久且复杂，早期葡萄牙殖民巴西带来了暴力和剥削，在巴西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双方相互有斗争也有妥协。虽然最终巴西在重获新生，但这段泪血交加的过往已如同烙印一样深深印在了巴西社会的集体记忆中。
这一切开始于15世纪，彼时的欧洲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开始通过海上扩张不断开拓全球贸易路线，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殖民地。葡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de Portugal）为了探索抵达印度的新航线，派探险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出海远航。
1500年4月22日，当葡萄牙的船只抵达了如今的巴西东部沿海的巴伊亚州（Bahia）附近时，就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这里有着巨大的森林，遍布着红褐色的树木，枝叶繁茂。当地人的皮肤是棕色的，有点红色，脸蛋和鼻子长得很好看…他们赤裸身体，一丝不挂，但是没有任何羞耻感。我很确信他们就像鸟儿或者野兽，但他们的身体是如此的干净与壮硕。这里有诸多的很多山药、种子和水果。” （尾注1）
当时的巴西差不多有2000多个这种原始部落。面对葡萄牙征服者，土著部落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1554年的原住民塔莫约联盟（Confederação dos Tamoios）在洋枪大炮面前终究是螳臂当车。葡萄牙人就此开始了对于巴西的殖民统治。
与偏远贫瘠的葡萄牙本土相比，巴西可谓是一片富饶的土地。造物者赋予了这里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本该是原住民的福祉，却因葡萄牙的贪婪而成为祸根。葡萄牙占领土地的同时，也开始对于其自然资源的掠夺。特别是一种红褐色的树木格外受到殖民者的青睐称其为 “红树（pau-brasil）”，而“巴西（Brasil）”也逐渐成为了殖民者对这片土地的称呼。
然而，树木的砍伐不过是巴西“自然资源的诅咒（A maldição dos recursos naturais）”的开始：当时欧洲对于糖与棉花的需求不断增长，当葡萄牙殖民者发现东北部的土壤和气候适宜种植甘蔗与棉花的时候，可谓是喜出望外，很快便开始建立大型种植园（engenhos）。为了填补劳动力不足，葡萄牙国王不但从欧洲派遣了大批人马在本地奴役原住民，还将从非洲引入黑奴的计划列上日程。15世纪后期，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ique, o Navegador）到达了非洲，从当地的非洲黑奴贩子手中以甘蔗等物品获取了大量的黑奴，将其运送到南美洲。根据历史统计，葡萄牙是历史上贩卖黑奴最多的国家，总共将320万黑奴运往巴西。
甘蔗种植产业的“油水”也引来了荷兰以及法国的关注：16世纪中期法国殖民者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到弗里奥角（Cabo Frio）之间建立了殖民地并控制了海岸线；17世纪初，荷兰人也曾经在东北雷西费（Recife）建立了殖民地，并且开始了甘蔗的种植。不过，最终法荷两国殖民者因不敌葡军和奴隶不断反抗而选择撤出，葡萄牙一家独大的局面最终确立。
然而，甘蔗种植业繁荣的好景不长。远在印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利用印度本土的强制劳工大规模种植甘蔗，这一方面导致全球甘蔗产量激增，蔗糖价格大幅下滑，另一方面让葡萄牙购买黑奴种植甘蔗的生意顿时失去了利益空间。葡萄牙人见状抛弃了已经被大规模种植而过渡消耗的土地，转向了新的目标——咖啡豆。
随着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帕列塔（Francisco Palheta）将咖啡豆带入巴西，葡萄牙人开始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圣保罗（São Paulo）和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地区进行种植，很快巴西咖啡豆开始销往世界各地。到了1820年的时候，巴西超越了印尼的爪哇（Java）成为了全球最大咖啡豆生产地区。而到了1850年，全世界的咖啡豆一半都来自巴西。
如果说甘蔗、棉花和咖啡的种植让葡萄牙人对前往巴西充满向往，那么后来的“淘金热”以及“淘钻热”则彻底让葡萄牙人陷入疯狂。17世纪末，在巴西东南部的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金矿，葡萄牙本土以及其他殖民地区的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巴西。18世纪初，蒂茹科村（Tijuco）附近又发现了钻石矿产，欧洲其他国家也坐不住了，纷纷表示要前往开采。这在欧洲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矿产争夺大战。葡萄牙王室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垄断了钻石矿产的开发权，一度严令禁止巴西与第三国进行贸易往来。
只不过由于葡萄牙在欧洲不断式微，特别在与英国的贸易过程中，1703年英国同葡萄牙签署了《梅休因条约（Tratado de Methuen）》。当时葡萄牙希望为自己的葡萄酒打开英国市场，因而开放了本土以及殖民地的纺织品市场。
然而，英国人所看上的从来都不是葡萄牙本土的红酒，而是巴西的金子和钻石。有着高性价比优势的英国纺织品进入巴西市场，很快就成了矿井工作者的首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依靠强大的工业能力将纺织业优势继续扩大，导致葡萄牙的纺织品产业被彻底击溃，而作为其殖民地的巴西则沦为了英国商品的倾销市场。英国赚得钵满盆满，据记载，当时每周有超过五万吨的黄金源源不断地运往伦敦。
英国人将巴西推向了贫穷的深渊。18世纪末，黄金和钻石开采接近尾声，然而巴西却更穷了，甚至比开采前还要穷。根据《巴西革新的悲剧（A tragédia da renovação brasileira）》的记载，当时“遍地都是疯子和饥饿的人，还有十三岁的妓女”。
在此背景下，巴西的命运也开始迎来了新一个重大的转折：国家的独立。19世纪初，拿破仑将军队横扫欧洲，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João VI.）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往殖民地巴西，并将巴西列为与本土平起平坐的联合王国。1820年，国王返回里斯本，留下儿子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Pedro de Alcântara）作为巴西的摄政王。然而，出乎国王意料的是，他的儿子不但不听命于他，反而与巴西的民族主义者站在一起。1822年9月7日，在高喊完“不独立，就去死！（Independência ou Morte!）”之后，佩德罗王子宣告了巴西的独立，成为了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Dom Pedro I）。若昂六世大怒，然而由于当时葡萄牙已经无法支撑任何的海外军事对抗，最终在1825年承认了巴西的主权。
可以说巴西的殖民始于葡萄牙人，也终于葡萄牙人。相比于其他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流血革命，巴西在佩德罗一世以及其子佩德罗二世（Dom Pedro II）的统治下，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但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反而还逐渐走上了近半个世纪的议会君主制的改革，并且给巴西带来了一段和平发展的繁荣期：在这期间巴西已经发展为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出口国，且出口随着技术的提高而不断上升。巴西甚至早于诸多欧洲国家开始建设港口和铁路，1890年巴西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达到了770美元。
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提示：当时大量日本人为了躲避战争移民巴西，也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那时候的巴西还是一个繁荣和稳定的国度。彼时，巴西还是一个远离纷争的净土，但日本移民后来大量返回日本也说明了这个国家生存环境的变化反复。
这段历史是了解巴西的一个角度，可见其早期是在激烈动荡中逐渐走向稳定的。也为当前巴西社会的复杂性埋下伏笔，这些对于中国全球化公司都是值得研读的历史背景。
二、经济分析：在动荡不安中跌落“中等收入陷阱”
巴西本来天赋异禀、资源丰富，具有成为强国的基本条件，但可悲的是这个国家后面的道路并不平坦。
根据巴西经济学家若昂•德•斯坎蒂姆堡（João de Scantimburgo）的分析，如果巴西帝国可以持续当时的速度发展下去，那么1950年之后巴西人均收入基本与西欧国家持平。
然而，历史的天平并未偏向巴西人，正在国家欣欣向荣之际，巴西近代历史的主导者登台了——美国，而军队也成为了巴西政治中核心的话事人。
当时南美洲已经经历了腥风血雨的独立运动，众多殖民地纷纷宣布成为了共和国，巴西帝国显得格外扎眼。美国希望推动巴西的共和革命，以增进与其经贸往来，以扩大自身在西半球影响力。
1889年，在美国的支持下，迪奥多罗•达•丰塞卡（Deodoro da Fonseca）将军发动了军事政变，宣告了巴西第一共和国（Primeira República do Brasil）的成立。美国也成为了最早承认新政府，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也彻底打乱了巴西经济发展的节奏。第一共和国期间，政治选举成了咖啡种植寡头的权力游戏，圣保罗的咖啡寡头以及米纳斯吉拉斯的乳制品寡头长期垄断总统之位，并且实施对自己产业有利的政策，被称为“咖啡和牛奶政策”（política do café com leite）。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权力争夺让原本发展趋势向好的工业领域彻底停摆。为了适应欧洲以及美国的工业革命之后的市场需求，巴西庄园只生产可出口产品，而国内的粮食需求的3/4竟然依赖进口。出口产品从多样化走向单一，这种庄园经济（Latifúndio economies）为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咖啡价格崩溃埋下了种子。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巴西政局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体制变化了足足有6次：在外有美国的密切关切，于内有军方的干扰参与。
1930年寡头阵营因为选举发生了冲突，巴西军队介入建立了临时政府；1937年，在军方的支持下盖图利奥•瓦尔加斯（Getúlio Vargas）上台，开始了新政府（Estado Novo）的独裁统治；1945年，在军方的支持下，巴西恢复了民主共和制。
接连不断的政治与社会内耗让国家愈发地陷入贫困的深渊。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西虽然始终采取“孤立主义政策”，没有受到一战与二战的重创，但其经济与社会也没有得到发展，甚至还在倒退。比如在1930-1940年代试图建设的大型国有钢铁厂（Companhia Siderúrgica Nacional），由于缺少外部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发展迟缓，等1945年二战结束，巴西的工业产能早已过时。
1964年，左翼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的社会主义政策引发了保守派和军方的不满，美国白宫担心社会主义威胁，于是支持军方推翻执政政府，扶植艾西瓦尔（Artur da Costa e Silva）将军成为了巴西总统。巴西再度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裁时期，直到1988年，冷战末期，巴西《新宪法》通过，强调权力的分立，强化文职官员的权力，弱化军队的权力。巴西最终得以再度恢复共和制，也就是时至今日的第六共和国。
政治的风雨飘摇也反映在经济政策和发展上，让巴西经济从1945年之后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形态。即使在1951-1960年（工业平均增长高达9%，而GDP复合增长超过7%）以及1968-1973年（工业增长率为13.1%，GDP增长11.1%）出现过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但是很快经济危机叠加政治危机使得巴西执政者还没等寻找到良方，就已经被推翻下台。
从殖民时期就累积下来的通货膨胀以及高额外债的问题从未被切实地解决：1981-1992年期间，GDP增长仅为2.9%，人均收入下滑6%，然而外债从100%一路飙升到了1000%，在1992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000%，通货膨胀率在同时期达到了2700%！这十年也被称为巴西“失落的十年（Os Anos Perdidos）”。巴西也彻底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泥潭，并越陷越深。
巴西不是没有试图自救，1994年就推出过货币改革——雷亚尔计划（Plano Real），让雷亚尔与美元直接挂钩，确实在短时间内将高达2000%的通货膨胀率打下来到20%。不过改革的反面却是巴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滑，从而导致出口下滑，财政收支失衡，政府无奈只能依靠从国际金融机构借债度日。
二十一世纪初期，巴西的失业率高达11%，赤贫人口（每日收入低于3.2美元）比例高达23%。2003年巴西为5090亿美元，比1997年的8830亿美金，下滑了42%！民不聊生的巴西，需要一个有承担的领导人，一个可以带领他们走出泥潭的领导人。
2002年，在历经了多次大选失败后，工人家庭出身的工人党领袖卢拉•达席尔瓦（ Lula da Silva）最终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他被巴西社会给予了厚望。在他执政的八年内，也显著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并且颇具成效地改善了诸多民生问题。整体来看，卢拉政府做对了三件事：
其一，走温和改革路线，稳住金融市场。
卢拉是巴西政坛时隔四十年后的第一个左翼总统，所以当他还是候选人的时候，全球金融界就陷入了恐慌。大鳄乔治•索罗斯甚至公开表达过：“如果卢拉获胜，必然会将巴西经济带入‘混乱’”，西方主流媒体预测卢拉可能会选择放弃前任费尔南多•亨里克•卡多佐总统（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新自由主义的货币改革，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再度上升。
面对惴惴不安的国际债权人以及全球投资者，卢拉在选举前4个月发布了《致巴西人民的信》，他说：“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活中没有奇迹。今天我们拥有的和社会所需的之间需要有一个明智的过渡。”他用非常明确的方式告诉金融界，对于过往的巴西的贷款合同，他都会予以尊重，并且履行剩余的国家义务。
所以在上台后，他任命了新自由主义代表派的安东尼奥•帕洛奇（Antônio Palocci）作财政部长，且还任命了当时巴西最大的债权人之一——美国波士顿银行的总裁亨利克•梅雷莱斯（Henrique Meirelles）作为中央银行行长。卢拉应允梅雷莱斯会予以他完全的政策与行政自主权。
为了进一步稳定住债权人，卢拉在与IMF的会谈中就开诚布公地表示，愿意将财政盈余目标从3.75%提高到4.25%，给债权人吃了一颗不小的定心丸。
卢拉释放的信息很明确，他治下的巴西并非追求一场颠覆性的经济革命，而是温和的改革，以维护巴西的经济稳定，究其核心，总共有三点：高利率对抗高通胀、维持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和实现国家盈余。
在卢拉任内的96个月间，巴西的官方利率始终是全球最高的，在6%-12%之间徘徊，通货膨胀得到了很好地控制。2002年之前，巴西物价以每年12.6%的速度增长，然而卢拉第一任期内（2003-2006年），年均物价增长降至6.3%；而在第二任期内（2007-2010年），年均通货膨胀为5.2%。
其二，趁热打铁，加快出口，快速偿还国家债务。
卢拉上台之后的几年内，受益于中国需求激增，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接连打破了出口纪录。2002年巴西总出口值为600亿美元，然而2006年就已经突破了1060亿美元，2010年打破了年出口2000亿美元的里程碑记录。
依靠着出口的爆发，巴西国际偿债能力显著提高。2005年12月巴西就已经偿还了全部国际债权人的债务，约合1万亿美元，占2010年GDP的40%以上。巴西还积累下了国家储备，2006年12月巴西政府已有860亿美元储备资金，2010年达到了2900亿美元。
出口的增加也拉动了GDP的增长，在第一个任期内（2003-2006年），巴西的GDP平均增长率为3.5%，而第二个任期内（2007-2010年）为4.5%。
其三，金融危机来袭，果断调整经济政策，增强宏观调控。
卢拉是巴西历史上少有的懂得经济变通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当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南美之际，卢拉并没有吊死在新自由主义大树上，反而调转方向，积极采取凯恩斯式的反周期政策。
2009年3月30日，卢拉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抨击了危机。卢拉写道：“不同于过去15年的危机——亚洲、墨西哥和俄罗斯的危机——目前席卷全球的风暴起源于世界经济中心——美国。”他补充说：“我愿意重申，现在是恢复政策和国家角色的时候了。领导人必须承担起赋予他们的对社会的责任。拯救银行或保险以保护存款和社会保障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就业岗位和刺激生产。”
卢拉政府给出的方案是：在生产端，采取税收减免和财政刺激，维持就业水平，保证汽车和家电等商品的供应，比如通过工业产品税减免政策（IPI）将小型汽车的原始税率从7%降低为0，对中大型车辆，原始税率减半；在需求端，通过国家财政以优惠的利率给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投资和消费贷款。核心就是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Banco Nacional de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e Social, 缩写为BNDES）拨款，从而刺激消费。
这一套组合拳取得了不错的收效，2009年巴西GDP出现了轻微的衰退之后，就于次年出现了增长。
此外，为了进一步保障底层人民的生活，保证国家的赤贫率不会大幅激增，卢拉也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
-首先是上调最低工资。考虑到巴西超过一半的正式雇员以及大部分非正式雇员领取的都是最低工资，因而政府直接把这一标准进行了上调；
-其次，提高养老金和社保金额。给依靠社保生存的底层退休人员，发放了相当于最低工资一倍多的福利；
-最后扩大了“家庭（现金）津贴”（Bolsa Família）的惠及范围。这项政策使超过4000万人口，25%的巴西人口都可以享受到津贴。虽然每家具体数有所不同，但月津贴至少可以达到最低工资的15%。
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保和现金津贴补助这三项措施，卢拉维持了社会的基本需求，同时减缓了衰退对于社会的冲击。所以，相比其他拉美国家，巴西并没有受到2008年的持续影响，且其赤贫人口在不断下滑，在2003-2009年间，这一比例减少了接近一半至12.5%。
与之对应的是新中产阶层的增多。2011年巴西的中产接近占人口比例的1/3，是1980年代的两倍还多。从2003年到2009年，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增长了50%。根据这项研究，仅巴西的中产阶级就贡献了该地区总增长的40%以上。
中产的增加带动了新型的消费需求。比如乘坐飞机出行，2011年7月到2012年7月期间就有超过950万巴西人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行。摩托车、汽车需求的增长在这个时期也突显出来，2002年到2012年每年新增汽车注册量从120万上升到了320万，也促使巴西成为了全球第八大汽车生产国。
欣孚智库创始人宋欣认为：巴西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取得的经济成就凸显出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虽然当前巴西经济依然挑战重重，不过相比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巴西庞大的市场和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使得其未来发展值得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比亚迪和长城选择落子巴西并不是政治原因考量，完全是一个基于合理市场逻辑的增长驱动。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巴西政经形势持续稳定，并且跳出逃离巴西的欧美日跨国车企陷入的挑战。
三、市场洞察：巴西市场机会的“虚幻”与“机会”
我们进一步探究，当下的巴西究竟有没有爬出“中等陷阱收入”陷阱？投资巴西是否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仔细分析，情况也没有那么简单。
实际上，无论是卢拉还是他忠实的门徒迪尔玛•罗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2011-2018年执政）亦或者是有着“巴西特朗普”之称的极右翼政治人物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3年执政）期间，始终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巴西经济核心的挑战——经济结构的扭曲问题。
其具体的表现便是：低附加值的农业陷入“内卷”、技术密集型与高增加值的工业不断退化、金融主导的服务业虚假繁荣。这也就导致了2012年之后的巴西经济呈现“慢增长式的衰退”，相比同时期印度和中国的大踏步向前，巴西始终都在衰退的边缘徘徊，甚至被人称为是巴西第二个“失落的十年”。
不可否认是，农业是巴西的命脉。从数据上来看，农业占巴西GDP的比重仅有7%，但如果将相关的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加总，这一比重高达21.4%，对应19%的就业人口。此外，从出口来看，2022年农产品在总出口额中占比达到了31.8%，是巴西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在卢拉任期内，也是依靠农产品打开了国际市场，才推动了巴西经济的再度增长。
为了巩固巴西农产品的国际优势，巴西政府不断增加对于农民的支持，包括直接的财政补贴、低利率的信贷以及出口补贴。此外，还增强了相关的农业研究，比如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Embrapa）是全球热带农业研究中的佼佼者，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对于巴西而言，维持农业出口大国的成本很高。一方面，由于国际上面临美国等国家的残酷竞争，因而必须持续加大对于农产品的补贴以及新技术的研发；另一方面，像农业这样的低附加值产业，与工业发展逻辑不同的是，农业根本无法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附属的经济活动，所以拉长周期来看投资回报率是极低的。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巴西不能像亚洲国家一样发展工业呢？
其实巴西不是没有大力发展过工业，在1960年代军政府接管时期，巴西工业化依靠当时的进口替代政策还是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绩，1984年工业一度占GDP的46.4%以上。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由于滥用进口替代政策，严格控制工业产品以及计算机等新兴硬软件的进口（甚至会强行没收外国商人的个人电脑），导致产业未兴已衰。到了1990年代，当发达国家经济部门计算机普及率达到90%以上时，巴西仅有12%。且巴西本土消费者需要为低质量的软件支付高昂的费用，极大限制了巴西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导致在后面的IT、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赛道上再无崛起的可能。
如今，工业对巴西GDP的贡献只有20%，不到1970年代水平的一半。而从1990年到2020年，巴西的制造业附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更是从14.6%下滑到了10.2%，这表明巴西的工业水平仍然在不断倒退！
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货币因素。农产品出口的过分依赖以及高利率政策，导致大量国际金融资本涌入巴西市场。浮动的汇率制度让货币雷亚尔不断升值，损害了制造产品的出口，刺激了国外制造产品的进口。由于难以与来自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诸多实体行业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了实体投资。
其次，政策方向。2003-2016年期间曾经有过三个比较重大的产业政策——旨在推动制度基础改革的《工业、技术和对外贸易政策（Política Industrial, Tecnológica e de Comércio Exterior， 简称PITCE）》、旨在促进投资的《生产发展政策（Política de Desenvolvimento Produtivo， 简称PDP）》和旨在通过创新推动附加值增长的《大巴西计划（Plano Brasil Maior，简称PBM）》。
这些政策虽然看起来非常诱人，但其本质上并非推动工业的扩张性发展，并不以经济指标为导向，反而以社会指标——分散工业到不同州以实现所谓的“平衡”——为目标。在诸多税收激励措施的引导下，很多工业从经济高度发展的州搬到了内陆贫困的州。然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缺少工业聚集效应，原本的优势没有守住，新的工厂也很快随之凋零。
最后，制度因素。1988年颁布的《巴西宪法》推行的是一种极端的联邦主义，人口稀少的州与人口众多的州在国会两院中是不成比例的代表。这些依靠农业生产的州代表对工业政策极其反感，导致政府在推动相关发展政策过程中困难重重，甚至动作变形，产出一些不符合经济逻辑的产业政策，最终使得巴西错失了工业发展的机遇。
在巴西，与萎靡不振的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业的繁荣发展。巴西从1990年代开始的历任总统实行的都是极其开放的金融政策。即使是左派上台，政府主导的大部分策略依旧是为了满足国际金融资本而实施的，并非为了国家经济的转型。
2005年，巴西国会通过了破产修订案规定，在破产案件中，劳工以及国家将最先承担责任，而不是银行和跨国企业。此外，卢拉政府还推动了再保险行业的私有化，为国际金融机构敞开了大门。虽然经过多种措施，卢拉政府成功缩小了最富有的10%与最贫穷的10%人口之间的差别，基尼系数业有所改善，但是巴西的财富仍然是掌握在1%精英阶层手中。
金融的高度开放让这个行业在赚到了创纪录的利润。2022年巴西银行业创造了1390亿万巴西雷亚尔收入，创历史新高。资本也进一步聚集在大型的金融集团手中。尽管银行收取高昂的服务费，政府却从未采取任何行动以促进他们提高服务或者降低费用。在卢拉执政的八年期间，联邦预算向金融系统和巴西经营阶层提供了高达6000亿美元的资源，这一数字是用于低收入群体改善项目资金的10倍之多。
对于中国企业，面对复杂的情况，我们更直接的追问是：比亚迪、长城、零跑甚至宁德时代投资巴西到底靠谱吗？应该说这个问题总体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并非一个超大利好和绝对确定性机遇。
从人口角度来看，巴西有2.03亿人，是世界第七大人口大国，美洲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目前巴西人口仍然是比较年轻，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3.6岁。但2050年，60岁以下的所有年龄段将会比老年人口更少。这种年龄结构的转变，几乎是将人口金字塔颠倒了过来，既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又是由于寿命延长导致的。
对于大部分巴西人而言，“未富先老”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另外一个则是严重的贫富差距。虽然在近二十年的一些列扶贫政策主导下，巴西最富有和最贫穷阶级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但是2%的富有阶层依旧享有着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源并且持有绝对财富。这一点可以巴西东西以及南北之间巨大的差异感受出来。
不过即便是中产以及以下的阶层，虽然购买力不够，但是消费欲望却没有降低。根据巴西圣保罗利斯商学院（FGV EAESP）的研究表明，巴西目前消费贷款处于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巴西的个人信贷大幅增长，达到了GDP的近23%的历史最高水平。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近些年巴西的经济持续低迷，常年经济衰退，导致消费者对于房地产等投资逐渐失去了兴趣，转而把目光投向了高利率的消费信贷，以获取生活的满足感。电商等平台近些年在巴西的迅速发展也是这一现象的很好印证。
然而，有消费欲望是一回事，能否偿还似乎是另外一个挑战。根据美国PYMNTS研究机构调研发现，巴西2023年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面临违约的困境，比2022年上涨18.4%。更让人忧心的是，这种坏账现在已经蔓延到企业层面。据调研，仅有25%的中小企业表示有超过60天的现金储备，有大约1/3的企业家需要利用个人信用卡维持企业资金，仅有17%的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融资。这或许也是欧美日车企担忧的重要市场因素之一。
最后，我们也不得不提在巴西本地化过程中的现实挑战。长期在巴西经营的某企业区域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外资企业在巴西本地化中会遇到三大制度性挑战——复杂的财税制度、过度的劳工保护政策以及因贪腐而低效的行政体系。”
先看税收制度。由于巴西是联邦制国家，其26州却有着不同的税收体系，总共涉及60多种税收形式。根据巴西税务规划研究所（IBPT）的研究，企业为了税务合规所付出的成本就占营业额的1%以上，这也成为了跨国企业投资巴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2023年12月巴西议会投票通过了《税收制度改革》，根据法案将在2026年之后分八年落实。新版的双重增值税系统——一项是联邦税，另一项是地方税——将取代现行的五项平行的消费税。此外，政府还将征收模式从生产端转向了消费端，从而避免重叠，只不过这一模式的实行需要50年才能完全实施。
再看劳工保护政策，《巴西的劳工法（CLT）》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赋予了劳工与工会集体谈判权。且集体协议的法律效益是高于个人就业协议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在集体谈判中确立了新的标准，那么会推翻此前的雇佣协议，并且直接影响后续的协议。这些规定本来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而存在的，然而在现实中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企业为了避免成本的波动，于是更多的采取非正式合同的方式雇佣劳工（sem carteira assiada），这种方式不但可以灵活解雇，并且还可以按照小时支付，不用承担任何最低收入和工作时间的负担。最后导致目前巴西正式合同员工数量持续下降，而灰色经济地带的零工人数直线上升。客观来看，这种制度既损害了企业主的利益，同时也没有做到保护工人的权力。
最后，再看巴西的腐败问题。在南美洲，腐败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常态。根据交易经济（Trading Economics）对全球腐败统计数据，巴西已经从1995年全球第106位上升到了2022年的94位，但在全球范围内仍位列后段。从根本上来看，巴西的腐败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主要有两层原因：一层是历史因素，殖民时期带来的族裔以及阶层的不平等，让贿赂成为了唯一可以接近资源的途径，逐渐也就成为了社会惯性；另一层面，形象一点儿说，巴西是被殖民者“踢进”近代，又被欧美人“踢进”现代的，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发展模式都是处于断层状态。由于缺少人文主义以及开放思想，国家缺少自我纠错机制，很容易就陷入进入了一种低效发展的状态，从而导致腐败等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除了上述挑战外，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束长生副教授也指出，我们还需关注巴西社会不时涌现的民族主义情绪。殖民历史留下的深刻伤痛使得巴西对“外来者”保持警惕，同时极右翼力量的持续煽动可能将这些潜在的问题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引向爆发点，从而给出海企业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再回到我们开头所提到的汽车行业，在巴西汽车市场，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机动车市场在2012-2022年整体不断增长，但是早期进入市场的传统汽车巨头却选择纷纷离开：从文章开头提到的2019年福特关闭工厂和撤出巴西市场，到奔驰在2021年将工厂卖给了长城，到2022年4月丰田关闭工厂，2023年6月大众关闭了生产线。中国企业江淮汽车也关闭了工厂，而奇瑞也因运营问题在2022年关闭了部分生产线。
要说巴西的汽车市场进入了历史冰点，一点儿也不为过。从产能上来看，巴西目前年生产能力为450万辆，然而2023年却因各大厂商减产，只生产了不到200万辆，该行业的就业岗位在过去的十年内已经减少了30%以上，如果这场停产危机持续蔓延，可能会威胁120万个工作岗位。
卢拉在2023年再次上台后，为了挽救汽车行业，推出了“人民汽车（Carro Pupular）”计划，希望可以通过给制造商提供高额补贴，以降低汽车的售价。同时，还提出了便利贷款，以加快消费类贷款的审批。双重刺激下，2023年中旬巴西的汽车行业确实有过一定的复苏迹象。即便如此，在2024年1月，通用、现代和斯泰利斯（旗下拥有菲亚特、Jeep、标致和雪铁龙）还是宣布了关闭在巴西的生产线。对于巴西以及整个南美消费市场的态度可见一斑。
不过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而言，尽管巴西市场存在挑战，但在当下的时间节点进入也是有独特的优势。从市场层面来看，虽然2023年上半年巴西纯电市场份额只有0.5%，然而随着下半年特别是12月的急速增长（单月销售了6008辆），目前的市场份额已经增加到了3%，同比增长超过700%！
比亚迪功不可没。随着比亚迪工厂的逐步落地，其他竞争者不得不参考比亚迪主打的海豚车型（售价约30,385美元）降低销售价。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汽车逐步推动本地化，还是受到了消费者一定程度的认可。
此外，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中国企业而言，投资巴西还有两个显著的优势：地缘优势和平台优势。如巴西学者里西奥•桑托罗（Maurício Santoro）所分析的一样，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投资巴西有两个显著的优势：一来在巴西，中国企业不需要担心地缘政治局势，这与美国、加拿大或欧洲市场形成对比；二来从南美洲整体情况来看，作为中国企业向南美其他国家，如阿根廷和智利出口的跳板，巴西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卢拉的上台似乎也为其大举进入拉丁市场奠定了政治基础。卢拉的政治命运似乎也总是和中国息息相关：2003年卢拉第一次上台时，巴西得益于当时中国大宗进口需求急速增长，从而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通道。如今，二十年之后，巴西似乎又得益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飞速发展和向外扩张的急切需求。如比亚迪巴西负责人亚历山大•巴尔迪（Alexandre Baldy）所言，“巴西有潜力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尖端产业，从而将自身打造成‘当今之国’，而不只是‘未来之国’。”
宋欣对此总结为：全局纵览巴西是一个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国家，市场巨大但身处其中掘金也并非易事。从比亚迪和长城的战略选择来看，巴西基本符合中国企业寻找全球化市场的标准，中国企业的性价比优势在此市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本地化、精细化运营能力是能否在巴西扎根的关键影响因素。
总而言之，巴西这个国家市场的复杂度需要中国企业极其谨慎，由于其历史原因和政治经济独特性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小觑。谨慎保守、稳健推动是上策，聚焦中低端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虽然重要，保有利润也是重中之重。
最终中国车企能否大成？抱着乐观的期待我们拭目以待，但如果盲目乐观，注定会经历惨痛的失败。毕竟欧美日车企的选择也是理性的，他们离去背影下曾经面对的诸多挑战，我们依然需要同样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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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04 07:22
商业与经济
比亚迪和长城出海落子的巴西靠谱吗？
比亚迪和长城出海落子的巴西靠谱吗？
宋欣、周掌柜：比亚迪和长城落子巴西并不是政治原因考量，完全是一个基于合理市场逻辑的增长驱动，不过前提是巴西政经形势持续稳定。
宋欣、周掌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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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南美洲，有一个充满激情活力的国度——巴西。作为世界上第五大国家和第九大经济体，近年来巴西不仅以其狂欢节、桑巴舞与足球为国人所熟知，更因为其庞大的市场潜力和地缘优势，成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全球化征程中不可忽视的一站。
电动汽车行业，似乎也成为了中国企业抢滩巴西的最完美写照：根据巴西全国汽车分销联合会数据，一季度巴西销售的电动汽车中，比亚迪以74%压倒性优势成为了绝对的主导者，而长城以12%成为了第二大受欢迎品牌。为了可以进一步在巴西——全球第六大汽车市场——站稳脚跟，同时也为了规避卢拉政府，中国车企也是展开了一场制造出海的争夺战。
2024年3月，比亚迪在圣保罗州（São Paulo）的工厂正式开工，并宣布要在2025年年中前开始投产；面对比亚迪的势如破竹，5月初，长城汽车宣布巴西工厂将在年底前投入生产；此外，5月中旬，浙江零跑也宣布会在巴西发布其与欧洲巨擘Stellantis集团共同开发的新款车型。
这几家在全球市场互为竞争对手的重量级汽车品牌，在巴西市场共同扩张，形成了一幅罕见的商业竞争图景，进一步突显了巴西对中国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的重要战略地位。更有意思的是，比亚迪接管的是美国福特停产的工厂，而长城汽车收购的则是德国奔驰停产的工厂，似乎也暗示着在汽车行业的“新老交替”：部分传统品牌的黯然离场之下映衬出的是中国汽车品牌的蓄势待发。
不仅在电动汽车领域，在跨境电商和消费电子等领域，中国企业也在积极拓展巴西市场。时尚零售平台Shein在巴西市场取得了显著进展。根据巴西零售和消费团队(SBVC)的500强排名，Shein成功击败了众多全球品牌，位列第29位。为巩固其市场地位，Shein在2023年宣布将在巴西投资1.5亿美元，致力于实现供应链本地化，到2026年本地化程度预计达到85%。此外，随着Temu获得巴西政府的50美金进口免税政策加持，其在今年进军巴西市场的计划也势在必行。
回顾过去五年，全球地缘格局在不断改变，特别是中美战略博弈加剧叠加中欧关系扑朔迷离，这一方面让中国企业的出海之路更加具有挑战，另一方面却也打破了中期出海过往的路径依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远离中国和美国的巴西也变成了中国企业出海的又一个不可错失的目的地。
本文，欣孚智库基于长期对于拉美市场的追踪，将结合文献梳理以及产业调研，从三个维度展现巴西市场：
一、历史探究：从葡萄牙殖民地到巴西帝国；
二、经济分析：在动荡不安中跌落“中等收入陷阱”；
三、市场洞察：巴西市场机会的“虚”与“实”，
力求通过我们深入的洞察和分析，探讨中国出海企业选择突破巴西的底层逻辑，帮助中国企业更好地建立对巴西市场的认知，并规避风险，力求为实现其全球化战略奠定坚实的基础。
一、历史探究：从葡萄牙殖民地到巴西帝国
葡萄牙是历史上对巴西社会影响最深的帝国，欣孚智库对巴西历史的梳理从这个国家的介入开始。
葡萄牙之于巴西，关系悠久且复杂，早期葡萄牙殖民巴西带来了暴力和剥削，在巴西争取独立的过程中，双方相互有斗争也有妥协。虽然最终巴西在重获新生，但这段泪血交加的过往已如同烙印一样深深印在了巴西社会的集体记忆中。
这一切开始于15世纪，彼时的欧洲进入了大航海时代，葡萄牙、西班牙、英国、法国和荷兰开始通过海上扩张不断开拓全球贸易路线，同时也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殖民地。葡王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I de Portugal）为了探索抵达印度的新航线，派探险家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出海远航。
1500年4月22日，当葡萄牙的船只抵达了如今的巴西东部沿海的巴伊亚州（Bahia）附近时，就被眼前的一幕所震撼，“这里有着巨大的森林，遍布着红褐色的树木，枝叶繁茂。当地人的皮肤是棕色的，有点红色，脸蛋和鼻子长得很好看…他们赤裸身体，一丝不挂，但是没有任何羞耻感。我很确信他们就像鸟儿或者野兽，但他们的身体是如此的干净与壮硕。这里有诸多的很多山药、种子和水果。” （尾注1）
当时的巴西差不多有2000多个这种原始部落。面对葡萄牙征服者，土著部落几乎没有任何还手之力。1554年的原住民塔莫约联盟（Confederação dos Tamoios）在洋枪大炮面前终究是螳臂当车。葡萄牙人就此开始了对于巴西的殖民统治。
与偏远贫瘠的葡萄牙本土相比，巴西可谓是一片富饶的土地。造物者赋予了这里如此丰富的自然资源，本该是原住民的福祉，却因葡萄牙的贪婪而成为祸根。葡萄牙占领土地的同时，也开始对于其自然资源的掠夺。特别是一种红褐色的树木格外受到殖民者的青睐称其为 “红树（pau-brasil）”，而“巴西（Brasil）”也逐渐成为了殖民者对这片土地的称呼。
然而，树木的砍伐不过是巴西“自然资源的诅咒（A maldição dos recursos naturais）”的开始：当时欧洲对于糖与棉花的需求不断增长，当葡萄牙殖民者发现东北部的土壤和气候适宜种植甘蔗与棉花的时候，可谓是喜出望外，很快便开始建立大型种植园（engenhos）。为了填补劳动力不足，葡萄牙国王不但从欧洲派遣了大批人马在本地奴役原住民，还将从非洲引入黑奴的计划列上日程。15世纪后期，葡萄牙的亨利王子（Henrique, o Navegador）到达了非洲，从当地的非洲黑奴贩子手中以甘蔗等物品获取了大量的黑奴，将其运送到南美洲。根据历史统计，葡萄牙是历史上贩卖黑奴最多的国家，总共将320万黑奴运往巴西。
甘蔗种植产业的“油水”也引来了荷兰以及法国的关注：16世纪中期法国殖民者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到弗里奥角（Cabo Frio）之间建立了殖民地并控制了海岸线；17世纪初，荷兰人也曾经在东北雷西费（Recife）建立了殖民地，并且开始了甘蔗的种植。不过，最终法荷两国殖民者因不敌葡军和奴隶不断反抗而选择撤出，葡萄牙一家独大的局面最终确立。
然而，甘蔗种植业繁荣的好景不长。远在印度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开始利用印度本土的强制劳工大规模种植甘蔗，这一方面导致全球甘蔗产量激增，蔗糖价格大幅下滑，另一方面让葡萄牙购买黑奴种植甘蔗的生意顿时失去了利益空间。葡萄牙人见状抛弃了已经被大规模种植而过渡消耗的土地，转向了新的目标——咖啡豆。
随着葡萄牙人弗朗西斯科•帕列塔（Francisco Palheta）将咖啡豆带入巴西，葡萄牙人开始在里约热内卢（Rio de Janeiro）、圣保罗（São Paulo）和米纳斯吉拉斯（Minas Gerais）地区进行种植，很快巴西咖啡豆开始销往世界各地。到了1820年的时候，巴西超越了印尼的爪哇（Java）成为了全球最大咖啡豆生产地区。而到了1850年，全世界的咖啡豆一半都来自巴西。
如果说甘蔗、棉花和咖啡的种植让葡萄牙人对前往巴西充满向往，那么后来的“淘金热”以及“淘钻热”则彻底让葡萄牙人陷入疯狂。17世纪末，在巴西东南部的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金矿，葡萄牙本土以及其他殖民地区的人开始大规模移民巴西。18世纪初，蒂茹科村（Tijuco）附近又发现了钻石矿产，欧洲其他国家也坐不住了，纷纷表示要前往开采。这在欧洲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矿产争夺大战。葡萄牙王室为了肥水不流外人田，垄断了钻石矿产的开发权，一度严令禁止巴西与第三国进行贸易往来。
只不过由于葡萄牙在欧洲不断式微，特别在与英国的贸易过程中，1703年英国同葡萄牙签署了《梅休因条约（Tratado de Methuen）》。当时葡萄牙希望为自己的葡萄酒打开英国市场，因而开放了本土以及殖民地的纺织品市场。
然而，英国人所看上的从来都不是葡萄牙本土的红酒，而是巴西的金子和钻石。有着高性价比优势的英国纺织品进入巴西市场，很快就成了矿井工作者的首选。18世纪下半叶英国依靠强大的工业能力将纺织业优势继续扩大，导致葡萄牙的纺织品产业被彻底击溃，而作为其殖民地的巴西则沦为了英国商品的倾销市场。英国赚得钵满盆满，据记载，当时每周有超过五万吨的黄金源源不断地运往伦敦。
英国人将巴西推向了贫穷的深渊。18世纪末，黄金和钻石开采接近尾声，然而巴西却更穷了，甚至比开采前还要穷。根据《巴西革新的悲剧（A tragédia da renovação brasileira）》的记载，当时“遍地都是疯子和饥饿的人，还有十三岁的妓女”。
在此背景下，巴西的命运也开始迎来了新一个重大的转折：国家的独立。19世纪初，拿破仑将军队横扫欧洲，葡萄牙国王若昂六世（João VI.）见大势已去，仓皇逃往殖民地巴西，并将巴西列为与本土平起平坐的联合王国。1820年，国王返回里斯本，留下儿子佩德罗•德•阿尔坎塔拉（Pedro de Alcântara）作为巴西的摄政王。然而，出乎国王意料的是，他的儿子不但不听命于他，反而与巴西的民族主义者站在一起。1822年9月7日，在高喊完“不独立，就去死！（Independência ou Morte!）”之后，佩德罗王子宣告了巴西的独立，成为了巴西皇帝佩德罗一世（Dom Pedro I）。若昂六世大怒，然而由于当时葡萄牙已经无法支撑任何的海外军事对抗，最终在1825年承认了巴西的主权。
可以说巴西的殖民始于葡萄牙人，也终于葡萄牙人。相比于其他的西班牙殖民地的流血革命，巴西在佩德罗一世以及其子佩德罗二世（Dom Pedro II）的统治下，虽然经历了一系列的军事政变，但没有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反而还逐渐走上了近半个世纪的议会君主制的改革，并且给巴西带来了一段和平发展的繁荣期：在这期间巴西已经发展为拉丁美洲的第一大出口国，且出口随着技术的提高而不断上升。巴西甚至早于诸多欧洲国家开始建设港口和铁路，1890年巴西的人均收入就已经达到了770美元。
欣孚智库首席顾问周掌柜提示：当时大量日本人为了躲避战争移民巴西，也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那时候的巴西还是一个繁荣和稳定的国度。彼时，巴西还是一个远离纷争的净土，但日本移民后来大量返回日本也说明了这个国家生存环境的变化反复。
这段历史是了解巴西的一个角度，可见其早期是在激烈动荡中逐渐走向稳定的。也为当前巴西社会的复杂性埋下伏笔，这些对于中国全球化公司都是值得研读的历史背景。
二、经济分析：在动荡不安中跌落“中等收入陷阱”
巴西本来天赋异禀、资源丰富，具有成为强国的基本条件，但可悲的是这个国家后面的道路并不平坦。
根据巴西经济学家若昂•德•斯坎蒂姆堡（João de Scantimburgo）的分析，如果巴西帝国可以持续当时的速度发展下去，那么1950年之后巴西人均收入基本与西欧国家持平。
然而，历史的天平并未偏向巴西人，正在国家欣欣向荣之际，巴西近代历史的主导者登台了——美国，而军队也成为了巴西政治中核心的话事人。
当时南美洲已经经历了腥风血雨的独立运动，众多殖民地纷纷宣布成为了共和国，巴西帝国显得格外扎眼。美国希望推动巴西的共和革命，以增进与其经贸往来，以扩大自身在西半球影响力。
1889年，在美国的支持下，迪奥多罗•达•丰塞卡（Deodoro da Fonseca）将军发动了军事政变，宣告了巴西第一共和国（Primeira República do Brasil）的成立。美国也成为了最早承认新政府，并与其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
这场突如其来的政变也彻底打乱了巴西经济发展的节奏。第一共和国期间，政治选举成了咖啡种植寡头的权力游戏，圣保罗的咖啡寡头以及米纳斯吉拉斯的乳制品寡头长期垄断总统之位，并且实施对自己产业有利的政策，被称为“咖啡和牛奶政策”（política do café com leite）。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权力争夺让原本发展趋势向好的工业领域彻底停摆。为了适应欧洲以及美国的工业革命之后的市场需求，巴西庄园只生产可出口产品，而国内的粮食需求的3/4竟然依赖进口。出口产品从多样化走向单一，这种庄园经济（Latifúndio economies）为之后的20世纪20年代咖啡价格崩溃埋下了种子。
在此后的几十年间，巴西政局处于摇摆不定的状态，体制变化了足足有6次：在外有美国的密切关切，于内有军方的干扰参与。
1930年寡头阵营因为选举发生了冲突，巴西军队介入建立了临时政府；1937年，在军方的支持下盖图利奥•瓦尔加斯（Getúlio Vargas）上台，开始了新政府（Estado Novo）的独裁统治；1945年，在军方的支持下，巴西恢复了民主共和制。
接连不断的政治与社会内耗让国家愈发地陷入贫困的深渊。这也就是为什么巴西虽然始终采取“孤立主义政策”，没有受到一战与二战的重创，但其经济与社会也没有得到发展，甚至还在倒退。比如在1930-1940年代试图建设的大型国有钢铁厂（Companhia Siderúrgica Nacional），由于缺少外部资金和技术的支持，发展迟缓，等1945年二战结束，巴西的工业产能早已过时。
1964年，左翼总统若昂•古拉特（João Goulart）的社会主义政策引发了保守派和军方的不满，美国白宫担心社会主义威胁，于是支持军方推翻执政政府，扶植艾西瓦尔（Artur da Costa e Silva）将军成为了巴西总统。巴西再度进入了长达二十多年的独裁时期，直到1988年，冷战末期，巴西《新宪法》通过，强调权力的分立，强化文职官员的权力，弱化军队的权力。巴西最终得以再度恢复共和制，也就是时至今日的第六共和国。
政治的风雨飘摇也反映在经济政策和发展上，让巴西经济从1945年之后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形态。即使在1951-1960年（工业平均增长高达9%，而GDP复合增长超过7%）以及1968-1973年（工业增长率为13.1%，GDP增长11.1%）出现过经济快速增长时期，但是很快经济危机叠加政治危机使得巴西执政者还没等寻找到良方，就已经被推翻下台。
从殖民时期就累积下来的通货膨胀以及高额外债的问题从未被切实地解决：1981-1992年期间，GDP增长仅为2.9%，人均收入下滑6%，然而外债从100%一路飙升到了1000%，在1992年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2000%，通货膨胀率在同时期达到了2700%！这十年也被称为巴西“失落的十年（Os Anos Perdidos）”。巴西也彻底跌入了“中等收入陷阱(middle-income trap)”的泥潭，并越陷越深。
巴西不是没有试图自救，1994年就推出过货币改革——雷亚尔计划（Plano Real），让雷亚尔与美元直接挂钩，确实在短时间内将高达2000%的通货膨胀率打下来到20%。不过改革的反面却是巴西产品的国际竞争力不断下滑，从而导致出口下滑，财政收支失衡，政府无奈只能依靠从国际金融机构借债度日。
二十一世纪初期，巴西的失业率高达11%，赤贫人口（每日收入低于3.2美元）比例高达23%。2003年巴西为5090亿美元，比1997年的8830亿美金，下滑了42%！民不聊生的巴西，需要一个有承担的领导人，一个可以带领他们走出泥潭的领导人。
2002年，在历经了多次大选失败后，工人家庭出身的工人党领袖卢拉•达席尔瓦（ Lula da Silva）最终获得了总统选举的胜利。他被巴西社会给予了厚望。在他执政的八年内，也显著地刺激了经济的增长，并且颇具成效地改善了诸多民生问题。整体来看，卢拉政府做对了三件事：
其一，走温和改革路线，稳住金融市场。
卢拉是巴西政坛时隔四十年后的第一个左翼总统，所以当他还是候选人的时候，全球金融界就陷入了恐慌。大鳄乔治•索罗斯甚至公开表达过：“如果卢拉获胜，必然会将巴西经济带入‘混乱’”，西方主流媒体预测卢拉可能会选择放弃前任费尔南多•亨里克•卡多佐总统（Fernando Henrique Cardoso）的新自由主义的货币改革，从而导致通货膨胀再度上升。
面对惴惴不安的国际债权人以及全球投资者，卢拉在选举前4个月发布了《致巴西人民的信》，他说：“一个民族和国家的生活中没有奇迹。今天我们拥有的和社会所需的之间需要有一个明智的过渡。”他用非常明确的方式告诉金融界，对于过往的巴西的贷款合同，他都会予以尊重，并且履行剩余的国家义务。
所以在上台后，他任命了新自由主义代表派的安东尼奥•帕洛奇（Antônio Palocci）作财政部长，且还任命了当时巴西最大的债权人之一——美国波士顿银行的总裁亨利克•梅雷莱斯（Henrique Meirelles）作为中央银行行长。卢拉应允梅雷莱斯会予以他完全的政策与行政自主权。
为了进一步稳定住债权人，卢拉在与IMF的会谈中就开诚布公地表示，愿意将财政盈余目标从3.75%提高到4.25%，给债权人吃了一颗不小的定心丸。
卢拉释放的信息很明确，他治下的巴西并非追求一场颠覆性的经济革命，而是温和的改革，以维护巴西的经济稳定，究其核心，总共有三点：高利率对抗高通胀、维持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和实现国家盈余。
在卢拉任内的96个月间，巴西的官方利率始终是全球最高的，在6%-12%之间徘徊，通货膨胀得到了很好地控制。2002年之前，巴西物价以每年12.6%的速度增长，然而卢拉第一任期内（2003-2006年），年均物价增长降至6.3%；而在第二任期内（2007-2010年），年均通货膨胀为5.2%。
其二，趁热打铁，加快出口，快速偿还国家债务。
卢拉上台之后的几年内，受益于中国需求激增，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扬，接连打破了出口纪录。2002年巴西总出口值为600亿美元，然而2006年就已经突破了1060亿美元，2010年打破了年出口2000亿美元的里程碑记录。
依靠着出口的爆发，巴西国际偿债能力显著提高。2005年12月巴西就已经偿还了全部国际债权人的债务，约合1万亿美元，占2010年GDP的40%以上。巴西还积累下了国家储备，2006年12月巴西政府已有860亿美元储备资金，2010年达到了2900亿美元。
出口的增加也拉动了GDP的增长，在第一个任期内（2003-2006年），巴西的GDP平均增长率为3.5%，而第二个任期内（2007-2010年）为4.5%。
其三，金融危机来袭，果断调整经济政策，增强宏观调控。
卢拉是巴西历史上少有的懂得经济变通的政治人物，特别是当2008年金融危机席卷南美之际，卢拉并没有吊死在新自由主义大树上，反而调转方向，积极采取凯恩斯式的反周期政策。
2009年3月30日，卢拉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文章抨击了危机。卢拉写道：“不同于过去15年的危机——亚洲、墨西哥和俄罗斯的危机——目前席卷全球的风暴起源于世界经济中心——美国。”他补充说：“我愿意重申，现在是恢复政策和国家角色的时候了。领导人必须承担起赋予他们的对社会的责任。拯救银行或保险以保护存款和社会保障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保护就业岗位和刺激生产。”
卢拉政府给出的方案是：在生产端，采取税收减免和财政刺激，维持就业水平，保证汽车和家电等商品的供应，比如通过工业产品税减免政策（IPI）将小型汽车的原始税率从7%降低为0，对中大型车辆，原始税率减半；在需求端，通过国家财政以优惠的利率给企业和消费者提供投资和消费贷款。核心就是向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银行（Banco Nacional de Desenvolvimento Econômico e Social, 缩写为BNDES）拨款，从而刺激消费。
这一套组合拳取得了不错的收效，2009年巴西GDP出现了轻微的衰退之后，就于次年出现了增长。
此外，为了进一步保障底层人民的生活，保证国家的赤贫率不会大幅激增，卢拉也实施了一系列社会福利政策：
-首先是上调最低工资。考虑到巴西超过一半的正式雇员以及大部分非正式雇员领取的都是最低工资，因而政府直接把这一标准进行了上调；
-其次，提高养老金和社保金额。给依靠社保生存的底层退休人员，发放了相当于最低工资一倍多的福利；
-最后扩大了“家庭（现金）津贴”（Bolsa Família）的惠及范围。这项政策使超过4000万人口，25%的巴西人口都可以享受到津贴。虽然每家具体数有所不同，但月津贴至少可以达到最低工资的15%。
通过提高最低工资、提高社保和现金津贴补助这三项措施，卢拉维持了社会的基本需求，同时减缓了衰退对于社会的冲击。所以，相比其他拉美国家，巴西并没有受到2008年的持续影响，且其赤贫人口在不断下滑，在2003-2009年间，这一比例减少了接近一半至12.5%。
与之对应的是新中产阶层的增多。2011年巴西的中产接近占人口比例的1/3，是1980年代的两倍还多。从2003年到2009年，拉丁美洲的中产阶级增长了50%。根据这项研究，仅巴西的中产阶级就贡献了该地区总增长的40%以上。
中产的增加带动了新型的消费需求。比如乘坐飞机出行，2011年7月到2012年7月期间就有超过950万巴西人第一次乘坐飞机出行。摩托车、汽车需求的增长在这个时期也突显出来，2002年到2012年每年新增汽车注册量从120万上升到了320万，也促使巴西成为了全球第八大汽车生产国。
欣孚智库创始人宋欣认为：巴西正在进行的经济改革和取得的经济成就凸显出这个国家的巨大潜力，虽然当前巴西经济依然挑战重重，不过相比阿根廷等拉美国家，巴西庞大的市场和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使得其未来发展值得期待。从这个意义上说，比亚迪和长城选择落子巴西并不是政治原因考量，完全是一个基于合理市场逻辑的增长驱动。不过这个判断的前提是巴西政经形势持续稳定，并且跳出逃离巴西的欧美日跨国车企陷入的挑战。
三、市场洞察：巴西市场机会的“虚幻”与“机会”
我们进一步探究，当下的巴西究竟有没有爬出“中等陷阱收入”陷阱？投资巴西是否有更加充分的理由？仔细分析，情况也没有那么简单。
实际上，无论是卢拉还是他忠实的门徒迪尔玛•罗塞夫（(Dilma Vana Rousseff，2011-2018年执政）亦或者是有着“巴西特朗普”之称的极右翼政治人物雅伊尔•博索纳罗（Jair Bolsonaro，2019-2023年执政）期间，始终都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巴西经济核心的挑战——经济结构的扭曲问题。
其具体的表现便是：低附加值的农业陷入“内卷”、技术密集型与高增加值的工业不断退化、金融主导的服务业虚假繁荣。这也就导致了2012年之后的巴西经济呈现“慢增长式的衰退”，相比同时期印度和中国的大踏步向前，巴西始终都在衰退的边缘徘徊，甚至被人称为是巴西第二个“失落的十年”。
不可否认是，农业是巴西的命脉。从数据上来看，农业占巴西GDP的比重仅有7%，但如果将相关的农业工业以及服务业加总，这一比重高达21.4%，对应19%的就业人口。此外，从出口来看，2022年农产品在总出口额中占比达到了31.8%，是巴西最大的收入来源之一。在卢拉任期内，也是依靠农产品打开了国际市场，才推动了巴西经济的再度增长。
为了巩固巴西农产品的国际优势，巴西政府不断增加对于农民的支持，包括直接的财政补贴、低利率的信贷以及出口补贴。此外，还增强了相关的农业研究，比如巴西国家农业研究公司（Embrapa）是全球热带农业研究中的佼佼者，农业生产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对于巴西而言，维持农业出口大国的成本很高。一方面，由于国际上面临美国等国家的残酷竞争，因而必须持续加大对于农产品的补贴以及新技术的研发；另一方面，像农业这样的低附加值产业，与工业发展逻辑不同的是，农业根本无法给社会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或者附属的经济活动，所以拉长周期来看投资回报率是极低的。
很多人会问，为什么巴西不能像亚洲国家一样发展工业呢？
其实巴西不是没有大力发展过工业，在1960年代军政府接管时期，巴西工业化依靠当时的进口替代政策还是取得了非常瞩目的成绩，1984年工业一度占GDP的46.4%以上。然而，从1980年代开始由于滥用进口替代政策，严格控制工业产品以及计算机等新兴硬软件的进口（甚至会强行没收外国商人的个人电脑），导致产业未兴已衰。到了1990年代，当发达国家经济部门计算机普及率达到90%以上时，巴西仅有12%。且巴西本土消费者需要为低质量的软件支付高昂的费用，极大限制了巴西经济的现代化进程，导致在后面的IT、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赛道上再无崛起的可能。
如今，工业对巴西GDP的贡献只有20%，不到1970年代水平的一半。而从1990年到2020年，巴西的制造业附加值在GDP中的占比更是从14.6%下滑到了10.2%，这表明巴西的工业水平仍然在不断倒退！
背后的原因是多重的：
首先，货币因素。农产品出口的过分依赖以及高利率政策，导致大量国际金融资本涌入巴西市场。浮动的汇率制度让货币雷亚尔不断升值，损害了制造产品的出口，刺激了国外制造产品的进口。由于难以与来自中国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产品进行竞争，诸多实体行业不但没有增加，反而是减少了实体投资。
其次，政策方向。2003-2016年期间曾经有过三个比较重大的产业政策——旨在推动制度基础改革的《工业、技术和对外贸易政策（Política Industrial, Tecnológica e de Comércio Exterior， 简称PITCE）》、旨在促进投资的《生产发展政策（Política de Desenvolvimento Produtivo， 简称PDP）》和旨在通过创新推动附加值增长的《大巴西计划（Plano Brasil Maior，简称PBM）》。
这些政策虽然看起来非常诱人，但其本质上并非推动工业的扩张性发展，并不以经济指标为导向，反而以社会指标——分散工业到不同州以实现所谓的“平衡”——为目标。在诸多税收激励措施的引导下，很多工业从经济高度发展的州搬到了内陆贫困的州。然而，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由于缺少工业聚集效应，原本的优势没有守住，新的工厂也很快随之凋零。
最后，制度因素。1988年颁布的《巴西宪法》推行的是一种极端的联邦主义，人口稀少的州与人口众多的州在国会两院中是不成比例的代表。这些依靠农业生产的州代表对工业政策极其反感，导致政府在推动相关发展政策过程中困难重重，甚至动作变形，产出一些不符合经济逻辑的产业政策，最终使得巴西错失了工业发展的机遇。
在巴西，与萎靡不振的工业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业的繁荣发展。巴西从1990年代开始的历任总统实行的都是极其开放的金融政策。即使是左派上台，政府主导的大部分策略依旧是为了满足国际金融资本而实施的，并非为了国家经济的转型。
2005年，巴西国会通过了破产修订案规定，在破产案件中，劳工以及国家将最先承担责任，而不是银行和跨国企业。此外，卢拉政府还推动了再保险行业的私有化，为国际金融机构敞开了大门。虽然经过多种措施，卢拉政府成功缩小了最富有的10%与最贫穷的10%人口之间的差别，基尼系数业有所改善，但是巴西的财富仍然是掌握在1%精英阶层手中。
金融的高度开放让这个行业在赚到了创纪录的利润。2022年巴西银行业创造了1390亿万巴西雷亚尔收入，创历史新高。资本也进一步聚集在大型的金融集团手中。尽管银行收取高昂的服务费，政府却从未采取任何行动以促进他们提高服务或者降低费用。在卢拉执政的八年期间，联邦预算向金融系统和巴西经营阶层提供了高达6000亿美元的资源，这一数字是用于低收入群体改善项目资金的10倍之多。
对于中国企业，面对复杂的情况，我们更直接的追问是：比亚迪、长城、零跑甚至宁德时代投资巴西到底靠谱吗？应该说这个问题总体答案是肯定的，但是并非一个超大利好和绝对确定性机遇。
从人口角度来看，巴西有2.03亿人，是世界第七大人口大国，美洲第二大，仅次于美国。目前巴西人口仍然是比较年轻，人口年龄中位数为33.6岁。但2050年，60岁以下的所有年龄段将会比老年人口更少。这种年龄结构的转变，几乎是将人口金字塔颠倒了过来，既是由于生育率下降又是由于寿命延长导致的。
对于大部分巴西人而言，“未富先老”似乎已经成了一个残酷的现实，另外一个则是严重的贫富差距。虽然在近二十年的一些列扶贫政策主导下，巴西最富有和最贫穷阶级之间的差距已经缩小。但是2%的富有阶层依旧享有着社会绝大部分的资源并且持有绝对财富。这一点可以巴西东西以及南北之间巨大的差异感受出来。
不过即便是中产以及以下的阶层，虽然购买力不够，但是消费欲望却没有降低。根据巴西圣保罗利斯商学院（FGV EAESP）的研究表明，巴西目前消费贷款处于比较高的水平。特别是从2016年开始巴西的个人信贷大幅增长，达到了GDP的近23%的历史最高水平。究其缘由，主要是因为近些年巴西的经济持续低迷，常年经济衰退，导致消费者对于房地产等投资逐渐失去了兴趣，转而把目光投向了高利率的消费信贷，以获取生活的满足感。电商等平台近些年在巴西的迅速发展也是这一现象的很好印证。
然而，有消费欲望是一回事，能否偿还似乎是另外一个挑战。根据美国PYMNTS研究机构调研发现，巴西2023年有四分之一的成年人面临违约的困境，比2022年上涨18.4%。更让人忧心的是，这种坏账现在已经蔓延到企业层面。据调研，仅有25%的中小企业表示有超过60天的现金储备，有大约1/3的企业家需要利用个人信用卡维持企业资金，仅有17%的企业可以从银行获得融资。这或许也是欧美日车企担忧的重要市场因素之一。
最后，我们也不得不提在巴西本地化过程中的现实挑战。长期在巴西经营的某企业区域负责人李先生表示：“外资企业在巴西本地化中会遇到三大制度性挑战——复杂的财税制度、过度的劳工保护政策以及因贪腐而低效的行政体系。”
先看税收制度。由于巴西是联邦制国家，其26州却有着不同的税收体系，总共涉及60多种税收形式。根据巴西税务规划研究所（IBPT）的研究，企业为了税务合规所付出的成本就占营业额的1%以上，这也成为了跨国企业投资巴西的最主要障碍之一。2023年12月巴西议会投票通过了《税收制度改革》，根据法案将在2026年之后分八年落实。新版的双重增值税系统——一项是联邦税，另一项是地方税——将取代现行的五项平行的消费税。此外，政府还将征收模式从生产端转向了消费端，从而避免重叠，只不过这一模式的实行需要50年才能完全实施。
再看劳工保护政策，《巴西的劳工法（CLT）》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赋予了劳工与工会集体谈判权。且集体协议的法律效益是高于个人就业协议的，这也就意味着如果在集体谈判中确立了新的标准，那么会推翻此前的雇佣协议，并且直接影响后续的协议。这些规定本来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而存在的，然而在现实中却呈现出另一番景象：企业为了避免成本的波动，于是更多的采取非正式合同的方式雇佣劳工（sem carteira assiada），这种方式不但可以灵活解雇，并且还可以按照小时支付，不用承担任何最低收入和工作时间的负担。最后导致目前巴西正式合同员工数量持续下降，而灰色经济地带的零工人数直线上升。客观来看，这种制度既损害了企业主的利益，同时也没有做到保护工人的权力。
最后，再看巴西的腐败问题。在南美洲，腐败不是一种挑战，而是一种常态。根据交易经济（Trading Economics）对全球腐败统计数据，巴西已经从1995年全球第106位上升到了2022年的94位，但在全球范围内仍位列后段。从根本上来看，巴西的腐败之所以如此根深蒂固主要有两层原因：一层是历史因素，殖民时期带来的族裔以及阶层的不平等，让贿赂成为了唯一可以接近资源的途径，逐渐也就成为了社会惯性；另一层面，形象一点儿说，巴西是被殖民者“踢进”近代，又被欧美人“踢进”现代的，无论是经济、社会还是政治发展模式都是处于断层状态。由于缺少人文主义以及开放思想，国家缺少自我纠错机制，很容易就陷入进入了一种低效发展的状态，从而导致腐败等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
除了上述挑战外，巴西圣保罗大学的束长生副教授也指出，我们还需关注巴西社会不时涌现的民族主义情绪。殖民历史留下的深刻伤痛使得巴西对“外来者”保持警惕，同时极右翼力量的持续煽动可能将这些潜在的问题在未来某个时间点引向爆发点，从而给出海企业造成更深远的影响。
再回到我们开头所提到的汽车行业，在巴西汽车市场，我们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虽然机动车市场在2012-2022年整体不断增长，但是早期进入市场的传统汽车巨头却选择纷纷离开：从文章开头提到的2019年福特关闭工厂和撤出巴西市场，到奔驰在2021年将工厂卖给了长城，到2022年4月丰田关闭工厂，2023年6月大众关闭了生产线。中国企业江淮汽车也关闭了工厂，而奇瑞也因运营问题在2022年关闭了部分生产线。
要说巴西的汽车市场进入了历史冰点，一点儿也不为过。从产能上来看，巴西目前年生产能力为450万辆，然而2023年却因各大厂商减产，只生产了不到200万辆，该行业的就业岗位在过去的十年内已经减少了30%以上，如果这场停产危机持续蔓延，可能会威胁120万个工作岗位。
卢拉在2023年再次上台后，为了挽救汽车行业，推出了“人民汽车（Carro Pupular）”计划，希望可以通过给制造商提供高额补贴，以降低汽车的售价。同时，还提出了便利贷款，以加快消费类贷款的审批。双重刺激下，2023年中旬巴西的汽车行业确实有过一定的复苏迹象。即便如此，在2024年1月，通用、现代和斯泰利斯（旗下拥有菲亚特、Jeep、标致和雪铁龙）还是宣布了关闭在巴西的生产线。对于巴西以及整个南美消费市场的态度可见一斑。
不过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企业而言，尽管巴西市场存在挑战，但在当下的时间节点进入也是有独特的优势。从市场层面来看，虽然2023年上半年巴西纯电市场份额只有0.5%，然而随着下半年特别是12月的急速增长（单月销售了6008辆），目前的市场份额已经增加到了3%，同比增长超过700%！
比亚迪功不可没。随着比亚迪工厂的逐步落地，其他竞争者不得不参考比亚迪主打的海豚车型（售价约30,385美元）降低销售价。另一方面，随着中国汽车逐步推动本地化，还是受到了消费者一定程度的认可。
此外，从更宏观的视角来看，中国企业而言，投资巴西还有两个显著的优势：地缘优势和平台优势。如巴西学者里西奥•桑托罗（Maurício Santoro）所分析的一样，对于中国企业而言，投资巴西有两个显著的优势：一来在巴西，中国企业不需要担心地缘政治局势，这与美国、加拿大或欧洲市场形成对比；二来从南美洲整体情况来看，作为中国企业向南美其他国家，如阿根廷和智利出口的跳板，巴西是一个较为理想的选择。
对于中国企业而言，卢拉的上台似乎也为其大举进入拉丁市场奠定了政治基础。卢拉的政治命运似乎也总是和中国息息相关：2003年卢拉第一次上台时，巴西得益于当时中国大宗进口需求急速增长，从而进入了快速增长的通道。如今，二十年之后，巴西似乎又得益于中国新能源汽车的飞速发展和向外扩张的急切需求。如比亚迪巴西负责人亚历山大•巴尔迪（Alexandre Baldy）所言，“巴西有潜力把自然资源转化为尖端产业，从而将自身打造成‘当今之国’，而不只是‘未来之国’。”
宋欣对此总结为：全局纵览巴西是一个一半海水、一半火焰的国家，市场巨大但身处其中掘金也并非易事。从比亚迪和长城的战略选择来看，巴西基本符合中国企业寻找全球化市场的标准，中国企业的性价比优势在此市场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本地化、精细化运营能力是能否在巴西扎根的关键影响因素。
总而言之，巴西这个国家市场的复杂度需要中国企业极其谨慎，由于其历史原因和政治经济独特性带来的潜在风险不容小觑。谨慎保守、稳健推动是上策，聚焦中低端市场的市场占有率虽然重要，保有利润也是重中之重。
最终中国车企能否大成？抱着乐观的期待我们拭目以待，但如果盲目乐观，注定会经历惨痛的失败。毕竟欧美日车企的选择也是理性的，他们离去背影下曾经面对的诸多挑战，我们依然需要同样面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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