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度电视直播活动中，普京似乎并不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而是试图展现俄罗斯的实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已誓言要确保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发布日期：2024-12-20 18:12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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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美就中国新能源动力汽车出口议题出现了新的龃龉。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来到中国，当面表达对中国涉锂电产能外贸出口的不满，认为中国的强大的锂电产业输出会带来美国的失业，并督促中国政府解决绿色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在欧盟层面，欧盟祭起了反补贴旗帜，并威胁采取新的关税政策。美欧等国家在实施低碳经济，力求推动新经济增长极的同时，也积极扩大对锂电以及重要关键金属的自主开采和产业链建设。此前，中国从没有出现任何一种单一产品可以引发工业国家采取集中同步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情况。这一系列事件从侧面上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锂电已然崛起。
全球工业文明始终伴随动能领域的革新。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煤炭动力）的出现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能的大规模运用，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核能的出现，每一次动能革新都伴随着工业化动力的转型以及生产效率及创新的规模化出现。而这些均由欧美国家主导的工业变革，其技术与工艺为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变革提供了相当好的基础，这也是中国实现后发优势的原因之一。锂电池尽管不是中国最先发明，但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在这一产业上最具有组织和动员能力，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工艺，有绝对的量产优势及与其他产业融合的经验。由锂电池装备的电动汽车业已成为中国对外出口创汇“新三样”中最具竞争力的项目。
中国锂电崛起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基本控制了锂电池持续发展所需要的锂、镍、钴等矿物，这是全球性而非是国别或区域性的优势。比如浙江青山对印尼镍矿的开发；华友钴业、中铁资源、紫金矿业对刚果钴矿的投资；宁德时代、国轩高科对南美锂盐湖的收购与开采；中国宝安对摩洛哥磷矿超10亿级人民币的投资等等。这些企业通过商业手段，已完成对特定矿产的收购与产权所有和控制。通过“一带一路”（OBOR）触角，中国基本完成对发展中国家矿业等资源的商业对接，随着OBOR的拓展，中国在矿业上的优势并非欧美单一国家所能比拟。二、通过锂电产业经营，中国已崛起了一批富有“出海精神”的世界级锂电跨国公司。这包含了宁德时代、比亚迪股份、中创新航、亿纬锂能以及国轩高科等，这些企业的年产能均超过100GWH。通过商业运作，包括国轩以及宁德时代等，实现了对欧美成功的直接投资，并在全球布局海外资产。三、锂电产业与人工智能出现了深度融合。这包含了无人驾驶汽车、长续航纯电智能汽车、仿生军民两用产品、无人机等由锂电动力的产品。在汽车领域，中国依托汽车动能转变实现了对日本汽车大国地位的取代，成为全球汽车最大出口国，其意义不亚于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四、锂电在中国内地存在巨大的量产和规模性优势。这包含中国对锂电技术与基础技术的长期研发、大规模产业化运用、中国企业与地质部门对国内可经济开采的锂矿基本勘探完毕、各地兴起锂电及电动汽车产业投资。广泛的投资既有企业推动也有政府招商引资以及优惠贷款等的支持。锂电动力电池工艺的成熟以及入局者众，使中国锂电产业遍地开花，积累了明显的量产和规模化优势。
基于中国已经实现了能源产业革新，中国政府顺势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绿色及可持续性，锂电动能的转向助推了中国政府对中国可能面向新的历史性变革的判断。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将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这种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推动中国社会出现变革，甚至刺激全球生产与贸易结构的渐变。以锂电为核心，在动力层面的变革使独立、智能及更加可靠和稳定的设备运用成为可能。在笔者看来，中国集中发展和培育锂电池产业，将铸造中国第二个“镀金时代”（gilded age）。
Gilded Age称谓源于美国。在美国历史中，“镀金时代”是一个重要概念，镀金时代使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奠定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工业基础。在同期，中国当时还处于封建王朝内乱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朝即将镇压下去之际，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一场革命性的产业变革正在开启。“镀金时代”期间，自1860年至190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由19亿美元扩张到114亿美元，铁路里程由3万英里增加到25万英里，煤产量由1000万吨增加到2.12亿吨，钢产量由不足100万吨增加到1100万吨。其中，1871年到1913年是美国经济赶超英国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美国GDP增长了5.26倍，英国只增长了2.24倍。186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尚不到英国的一半，到1894年已经超过英国。到1913年，美国的人均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均位居世界第一，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同时，这一时代也催生出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型垄断企业，比如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通用电气、标准石油、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这些当时就处于寡占地位的巨头，时至今日仍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和象征。在这一时期，美国开启了“重商主义”，这一时代的高速经济发展无疑与西进运动中大量资本的流入、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盛行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由于这种工业积累，即使美国在一战后扮演保守角色，但二战后却可以实现迅速崛起。镀金时代工业和商业的深厚积淀，铸造了美国一流的实力。
反观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时间短、任务重，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体现制度优越性。第一个镀金时代源自中国改革开放，主要采取设置特区或工业园区等方式展开加工贸易，这一时间持续到现在，是中国获得外汇利益的主要渠道。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化的主要手段是利用自身廉价劳动力，尽可能获得工业国家的“外包”，其中加工贸易成为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13号”)规定，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以下简称料件），经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境外企业提供，经营企业不需要付汇进口，按照境外企业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者装配，只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外企业销售的经营活动。进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经营活动。加工贸易的方式包含了：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协作生产等。基于这一贸易形式拉动内部就业扩张外贸，中国推动了城市化，借助自我创新以及市场换技术，崛起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公有及私营企业，这类企业包含了中国一些头部央企、国企以及依附在制造业基础上的服务类企业，如京东、阿里等。但中国在全球五百强企业名录中，主要是央企而民营企业势力较弱。在第一个镀金时代，国有产权和公有制产权企业获得了相当的发展机会。
第一个镀金时代完成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向，中国实现了近半个世纪的财富积累，其中最大的成果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以疫情为分水岭，中国第一个镀金时代的运行逻辑难以为继。随着生产要素价格高涨，中国此前的代工模式面临深刻的转型挑战。一方面，表现为内外市场收窄，各行业出现不同形态的“内卷”，各产业普遍处于薄利运行态势，各企业因债而紧绷，“爆雷”“跑路”不绝于耳。另一方面，欧美工业大国意识到外包带来的消极影响，转而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尽管这一过程会比较缓慢，但毕竟这些国家已掌握相当的技术，利用一定的产业政策，比如补贴和免税等可以在较短期内推动产业回归。欧美对中国的态度集中表现在贸易政策转变，如密集的关税制裁成为压缩、弱化中国制造业优势的有力杠杆，这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削弱了相应的竞争力。
此时，锂电成为中国少有的自主可控并存在先进生产工艺可面向全球推广的产业，中国在这一赛道存在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反映为锂电产业链贸易额的不断增长。由于锂电优势加持，中国在2023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同样基于锂电领域近20多年的积累，中国拥有了新的出口拳头产品，进而可能取代过去引发无数外贸纠纷的钢铁、服装等初级制品贸易。锂电崛起的同时推动了一批跨国公司的崛起，尽管在锂电池污染议题上存在争议，但任何涉及智能化可独立的产品已经无法摆脱对锂电池的依赖，未来的智能设备，包括机器人、甚至武器的更新换代，均可能涉及锂动力电池。这是欧美担心中国锂电崛起的根本原因，即担心在这一关键领域受制于中国。
中国锂电崛起，一方面使中央及地方政府持续加大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和招商引资，存量以及增量上均有看点。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产能开始以集约化生产带来较低的价格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短期看，任何一个国家均无法与中国庞大的产能及拥有竞争力的价格同台竞争，因为价格优势契合消费者偏好，而消费选择的转向意味着市场供需的转向，这带来的冲击是难以预料的。面对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美欧调高关税或扩大对特定公司的招商引资，结果是即使在中美关系处于高竞争、弱合作态势的背景下，国轩高科、宁德时代等企业依然获得了美国联邦或州政府提供的巨额补贴，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这些战略级企业契合美国的发展与安全利益。
锂电崛起是中国新“镀金时代”的核心。中国第一次成为全球新动能的引领者，反映了中国企业以及政府的全球资源组织和动员能力达到新高。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尽管存在氢能、太阳能等等挑战，但这些在短期内均无法与相对成熟的锂电及其安全性、实用性相媲美。同时，欧美针对中国这一产能的紧张，其实际上是对中国在发展中敢于走“不对称优势”的担忧。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会经历在某一方面具备垄断优势带来贸易优势，进而塑造系统性优势的过程。这一逻辑在20世纪70-80年日本经济崛起以及美国在一战、二战后的经济崛起中均可得到充分佐证。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将锂电及由此带来的优势塑造为中国新的国力增长战略机遇期，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进行革新的契机？这个可以大胆假设，在实践中求证。
在国际关系上，鉴于中国已经在锂电方面存在的客观优势，欧美积极塑造本国优势进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或将不可避免，中国已经具备发挥不对称优势的产业基础，而欧美是否会接受这种压力带来的“优胜劣汰”则很难下结论。但无论如何，中国锂电的崛起是历史性的、无先例的，同期的战争环境将进一步放大中国这一优势。中国在这一关键领域的显性优势是欧美国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由于保护主义和关税政策依然存在刚性，随后而来的将是对中国这一产业从源头上的削弱和优势抵消，世界经济由此再生变数，中国新镀金时代的长短以及韧性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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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24 15:37
商业与经济
中国第二个镀金时代：锂电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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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锂电崛起是中国新“镀金时代”的核心。中国第一次成为全球新动能的引领者，反映中国企业和政府的全球资源组织和动员能力达到新高。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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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中美就中国新能源动力汽车出口议题出现了新的龃龉。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来到中国，当面表达对中国涉锂电产能外贸出口的不满，认为中国的强大的锂电产业输出会带来美国的失业，并督促中国政府解决绿色产能过剩的问题。同时，在欧盟层面，欧盟祭起了反补贴旗帜，并威胁采取新的关税政策。美欧等国家在实施低碳经济，力求推动新经济增长极的同时，也积极扩大对锂电以及重要关键金属的自主开采和产业链建设。此前，中国从没有出现任何一种单一产品可以引发工业国家采取集中同步的保护主义措施的情况。这一系列事件从侧面上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中国锂电已然崛起。
全球工业文明始终伴随动能领域的革新。从第一次工业革命蒸汽机（煤炭动力）的出现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电能的大规模运用，再到第三次工业革命中核能的出现，每一次动能革新都伴随着工业化动力的转型以及生产效率及创新的规模化出现。而这些均由欧美国家主导的工业变革，其技术与工艺为中国的现代化与工业变革提供了相当好的基础，这也是中国实现后发优势的原因之一。锂电池尽管不是中国最先发明，但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在这一产业上最具有组织和动员能力，拥有先进的技术与工艺，有绝对的量产优势及与其他产业融合的经验。由锂电池装备的电动汽车业已成为中国对外出口创汇“新三样”中最具竞争力的项目。
中国锂电崛起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中国基本控制了锂电池持续发展所需要的锂、镍、钴等矿物，这是全球性而非是国别或区域性的优势。比如浙江青山对印尼镍矿的开发；华友钴业、中铁资源、紫金矿业对刚果钴矿的投资；宁德时代、国轩高科对南美锂盐湖的收购与开采；中国宝安对摩洛哥磷矿超10亿级人民币的投资等等。这些企业通过商业手段，已完成对特定矿产的收购与产权所有和控制。通过“一带一路”（OBOR）触角，中国基本完成对发展中国家矿业等资源的商业对接，随着OBOR的拓展，中国在矿业上的优势并非欧美单一国家所能比拟。二、通过锂电产业经营，中国已崛起了一批富有“出海精神”的世界级锂电跨国公司。这包含了宁德时代、比亚迪股份、中创新航、亿纬锂能以及国轩高科等，这些企业的年产能均超过100GWH。通过商业运作，包括国轩以及宁德时代等，实现了对欧美成功的直接投资，并在全球布局海外资产。三、锂电产业与人工智能出现了深度融合。这包含了无人驾驶汽车、长续航纯电智能汽车、仿生军民两用产品、无人机等由锂电动力的产品。在汽车领域，中国依托汽车动能转变实现了对日本汽车大国地位的取代，成为全球汽车最大出口国，其意义不亚于2010年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四、锂电在中国内地存在巨大的量产和规模性优势。这包含中国对锂电技术与基础技术的长期研发、大规模产业化运用、中国企业与地质部门对国内可经济开采的锂矿基本勘探完毕、各地兴起锂电及电动汽车产业投资。广泛的投资既有企业推动也有政府招商引资以及优惠贷款等的支持。锂电动力电池工艺的成熟以及入局者众，使中国锂电产业遍地开花，积累了明显的量产和规模化优势。
基于中国已经实现了能源产业革新，中国政府顺势提出了“新质生产力”概念。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在于绿色及可持续性，锂电动能的转向助推了中国政府对中国可能面向新的历史性变革的判断。新质生产力意味着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即将登上中国历史舞台，这种生产关系不可避免地会推动中国社会出现变革，甚至刺激全球生产与贸易结构的渐变。以锂电为核心，在动力层面的变革使独立、智能及更加可靠和稳定的设备运用成为可能。在笔者看来，中国集中发展和培育锂电池产业，将铸造中国第二个“镀金时代”（gilded age）。
Gilded Age称谓源于美国。在美国历史中，“镀金时代”是一个重要概念，镀金时代使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奠定了美国全球霸权的工业基础。在同期，中国当时还处于封建王朝内乱时期，太平天国运动被清朝即将镇压下去之际，太平洋彼岸的美国一场革命性的产业变革正在开启。“镀金时代”期间，自1860年至1900年美国制造业产值由19亿美元扩张到114亿美元，铁路里程由3万英里增加到25万英里，煤产量由1000万吨增加到2.12亿吨，钢产量由不足100万吨增加到1100万吨。其中，1871年到1913年是美国经济赶超英国的关键时期，这一阶段美国GDP增长了5.26倍，英国只增长了2.24倍。1860年美国工业总产值尚不到英国的一半，到1894年已经超过英国。到1913年，美国的人均总产值和工业总产值均位居世界第一，无可争议地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同时，这一时代也催生出美国历史上第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的大型垄断企业，比如摩根大通、花旗银行、通用电气、标准石油、美国钢铁公司、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福特汽车公司……这些当时就处于寡占地位的巨头，时至今日仍是美国经济的支柱和象征。在这一时期，美国开启了“重商主义”，这一时代的高速经济发展无疑与西进运动中大量资本的流入、自由放任主义思想的盛行和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由于这种工业积累，即使美国在一战后扮演保守角色，但二战后却可以实现迅速崛起。镀金时代工业和商业的深厚积淀，铸造了美国一流的实力。
反观中国，中国的现代化历程时间短、任务重，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才能体现制度优越性。第一个镀金时代源自中国改革开放，主要采取设置特区或工业园区等方式展开加工贸易，这一时间持续到现在，是中国获得外汇利益的主要渠道。这一时期，中国参与国际化的主要手段是利用自身廉价劳动力，尽可能获得工业国家的“外包”，其中加工贸易成为主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海关总署令“第113号”)规定，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以下简称料件），经加工或装配后，将制成品复出口的经营活动，包括来料加工和进料加工。来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境外企业提供，经营企业不需要付汇进口，按照境外企业的要求进行加工或者装配，只收取加工费，制成品由境外企业销售的经营活动。进料加工，是指进口料件由经营企业付汇进口，制成品由经营企业外销出口的经营活动。加工贸易的方式包含了：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协作生产等。基于这一贸易形式拉动内部就业扩张外贸，中国推动了城市化，借助自我创新以及市场换技术，崛起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公有及私营企业，这类企业包含了中国一些头部央企、国企以及依附在制造业基础上的服务类企业，如京东、阿里等。但中国在全球五百强企业名录中，主要是央企而民营企业势力较弱。在第一个镀金时代，国有产权和公有制产权企业获得了相当的发展机会。
第一个镀金时代完成了中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向，中国实现了近半个世纪的财富积累，其中最大的成果是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以疫情为分水岭，中国第一个镀金时代的运行逻辑难以为继。随着生产要素价格高涨，中国此前的代工模式面临深刻的转型挑战。一方面，表现为内外市场收窄，各行业出现不同形态的“内卷”，各产业普遍处于薄利运行态势，各企业因债而紧绷，“爆雷”“跑路”不绝于耳。另一方面，欧美工业大国意识到外包带来的消极影响，转而推动本国制造业发展，尽管这一过程会比较缓慢，但毕竟这些国家已掌握相当的技术，利用一定的产业政策，比如补贴和免税等可以在较短期内推动产业回归。欧美对中国的态度集中表现在贸易政策转变，如密集的关税制裁成为压缩、弱化中国制造业优势的有力杠杆，这进一步增加了中国出口企业的成本，削弱了相应的竞争力。
此时，锂电成为中国少有的自主可控并存在先进生产工艺可面向全球推广的产业，中国在这一赛道存在控制权，这种控制权反映为锂电产业链贸易额的不断增长。由于锂电优势加持，中国在2023年取代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同样基于锂电领域近20多年的积累，中国拥有了新的出口拳头产品，进而可能取代过去引发无数外贸纠纷的钢铁、服装等初级制品贸易。锂电崛起的同时推动了一批跨国公司的崛起，尽管在锂电池污染议题上存在争议，但任何涉及智能化可独立的产品已经无法摆脱对锂电池的依赖，未来的智能设备，包括机器人、甚至武器的更新换代，均可能涉及锂动力电池。这是欧美担心中国锂电崛起的根本原因，即担心在这一关键领域受制于中国。
中国锂电崛起，一方面使中央及地方政府持续加大对这一领域的投资和招商引资，存量以及增量上均有看点。另一方面，中国庞大的产能开始以集约化生产带来较低的价格参与全球市场竞争。短期看，任何一个国家均无法与中国庞大的产能及拥有竞争力的价格同台竞争，因为价格优势契合消费者偏好，而消费选择的转向意味着市场供需的转向，这带来的冲击是难以预料的。面对中国产品的竞争优势，美欧调高关税或扩大对特定公司的招商引资，结果是即使在中美关系处于高竞争、弱合作态势的背景下，国轩高科、宁德时代等企业依然获得了美国联邦或州政府提供的巨额补贴，究其原因，是因为中国这些战略级企业契合美国的发展与安全利益。
锂电崛起是中国新“镀金时代”的核心。中国第一次成为全球新动能的引领者，反映了中国企业以及政府的全球资源组织和动员能力达到新高。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尽管存在氢能、太阳能等等挑战，但这些在短期内均无法与相对成熟的锂电及其安全性、实用性相媲美。同时，欧美针对中国这一产能的紧张，其实际上是对中国在发展中敢于走“不对称优势”的担忧。历史上，任何大国的崛起都会经历在某一方面具备垄断优势带来贸易优势，进而塑造系统性优势的过程。这一逻辑在20世纪70-80年日本经济崛起以及美国在一战、二战后的经济崛起中均可得到充分佐证。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将锂电及由此带来的优势塑造为中国新的国力增长战略机遇期，使之成为推动中国经济与社会进行革新的契机？这个可以大胆假设，在实践中求证。
在国际关系上，鉴于中国已经在锂电方面存在的客观优势，欧美积极塑造本国优势进而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或将不可避免，中国已经具备发挥不对称优势的产业基础，而欧美是否会接受这种压力带来的“优胜劣汰”则很难下结论。但无论如何，中国锂电的崛起是历史性的、无先例的，同期的战争环境将进一步放大中国这一优势。中国在这一关键领域的显性优势是欧美国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的。由于保护主义和关税政策依然存在刚性，随后而来的将是对中国这一产业从源头上的削弱和优势抵消，世界经济由此再生变数，中国新镀金时代的长短以及韧性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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