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经济一脚“踩油门”一脚“踩刹车”，这车能不冒烟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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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有哪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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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有哪些堵点？要讲清楚

王慧：很多老师在发言环节谈到消费话题。一季度，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5.5%，其中最终消费支出的贡献率是73.7%，消费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那么，影响消费的因素主要有哪些？这个问题想先请姚老师回答。

姚景源：消费对整个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这么高，一方面，应当说消费有了很大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和另两辆“马车”的贡献率相对较低有关，这是一个相对数。

我认为消费是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基本盘”。当前，中国14亿人已经全面实现小康，我们有全世界最大的内需市场。但是，我们的消费还存在诸多问题。

上周，我在商务部参加小范围座谈会，商务部把今年确定为“消费促进年”。我说，扩大消费，第一，消费得有钱，能不能让大家增加收入？第二，要先减少大家的后顾之忧，现在大家是有钱不敢花，商务部在这方面是不是能做点什么？

我认为，在扩大消费方面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即当前国内大循环还存在堵点。这个问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讲了，政府工作报告也提了。但现在问题来了，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国内大循环存在堵点，到了部委，就是这句话，从省里到县里，还是这句话。一个字不多，一个字不少。

我认为这是典型的形式主义。既然中央说要解决国内大循环的堵点，那么到省里、到部里，有没有人说出来到底有哪些堵点？要有人把它讲清楚，才能针对这些堵点解决问题。

后来我提了个建议，建议商务部把今年列为“调研年”，调研国内大循环到底有哪些堵点，把它们了解得清清楚楚，然后向上呈报给中央，向下告示全国人民，大家齐心协力克服堵点，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

举个例子，去年河南在小麦收割季节遭遇连续降雨，对农民造成很大损失，当时割麦子分秒必争，但是外地收割机来了之后下不了高速。为什么？没办“跨区作业证”。一个收割麦子的收割机，还得办“跨区作业证”，这难道不叫“堵点”吗？所以究竟有哪些堵点？我们有关部门没有讲清楚。

张军：最大的堵点，是大家都不承认自己有堵点。

姚景源：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各项政策要形成合力，但当前在消费问题上，我们是一脚“踩油门”扩大消费，另一只脚“踩刹车”，有诸多限制消费的措施，比如汽车。

中国一季度经济确实稳中有进，开局良好，但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比如3月份不少主要指标增速低于1-2月份。

以汽车为例，1-2月汽车类零售额同比增长8.7%，3月同比下滑3.7%。但是现在北上广深，甚至海南、杭州等省市，汽车还在摇号限购，哪有这么干的？全世界哪个经济体不是苦于消费不足？我们是有钱不让买。只要合法，政府应该说没有权力去干预商品和货币的正常交换。更何况，我们现在汽车产能利用率才百分之五十左右。一边想要扩大消费，另一边限制消费的行政措施却这么严厉，两只脚同时往下踩，这车能不冒烟吗？

我非常赞成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放到至关重要的位置上来，但我们现在仍存在诸多问题。怎么解决？还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我们恢复经济发展的政策出台的够多了，现在就是要落实。

·新质生产力有哪些指标？

李世默：张军老师在之前的发言环节中提到，短期繁荣和长期价值之间的矛盾和平衡，或者是短期的放缓和长期的繁荣之间要怎么平衡。我是做风险投资的，我们这个行业在这些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之一，就是包括我在内的风险投资人，之前10年投了很多资本给消费，主要是互联网新消费；但现在，包括我在内，很少有人再投消费。这不是说消费不好，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我从事风险投资20多年，说老实话，以前我们做的工作跟国家政策没什么大关系。但是这几年，我们学到了一个教训：国家想要我们投资的领域，我们可以投，也可以不投，毕竟钱在我手里；但是国家不让你投的领域，你千万不要投。

做风险投资的需要有一种揣摩能力，揣摩国家要我们投资什么，从中就可以猜出国家想从哪个方向去引领经济。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自己得出的结论是，国家认为之前10年我们的经济出现了非常大的资本错配，而且是一种市场资本错误配置，太多资本被投到房地产、互联网平台了，因此希望资本朝另一个方向走。

常有国外的经济学家、企业家问我，这两年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其实中国的宏观经济、资产负债表、政策工具箱都是非常好的；像以前那样，政府“随便”做些什么就能让经济飞起来，为什么不去做？

我揣摩到现在，想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国家要想让经济飞起来，很快就可以做到，但这种“飞起来”的经济不是中国需要的经济，中国要的是一种不一样的经济。

这种不一样的经济是什么？比如，想要促进消费很容易，直升飞机往下撒钱，消费不就起来了吗？刚才姚老师提到汽车，如果10年前政府要发钱让大家买汽车，大家也买了，我们国家能从中赚到多少呢？很少。因为当时我们整个燃油汽车行业几乎都是外国资本在主导，我们国家的附加值非常低，我们花钱买的车，利润全是外国人的。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买车都买新能源车，附加值都是我们自己的。但是，目前像新能源车这样的行业还很少。

如果有一天，我们花的钱、我们为刺激经济而“撒”的钱，其中多数利润都是我们自己在挣，这样的经济才是我们国家想要的经济。这是我的一个猜测。

刚才提到制造业产能，我们的产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比美国、日本、德国加起来还要大。中国每年的制造业产能价值大概在5万亿到10万亿美元之间，5万亿指的是制造业产值，10万亿大约是市场零售终端的价值。但我们的制造业毛利率也就12%到15%，比较低。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产能在全球占比很大的时候，他们制造业的毛利率能达到百分之四、五十，产能的价值是巨大无比的。这个钱现在我们没有挣，都被别人挣去了。如果我们能挣到，就能给实现共同富裕、应对人口老龄化“买单”了。

我们的结论是，国家希望我们这样的风险资本投资的领域，其产能附加值、制造业附加值要能够提高，这只有通过科技以及新的行业实现，如新能源、新材料、合成生物学等。在这些领域，中国从一开始就在引领，这些领域的产能附加值非常高。产能附加值上去之后，我们的消费、我们花的钱，才能让我们自己的企业和经济获得更大收益。这是我的猜想，我也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王慧：今年有个热词——新质生产力。李总分享了投资界的投资逻辑，我想新质生产力也是很重要的。

李世默：这就是我刚才说的，要把产能的附加值提高，或者让新产能的附加值完全是我们的，我想这就可以称为新质生产力。

张燕生：在我看来，新质生产力有三个指标。第一个指标是中国名义GDP占美国名义GDP的比重变化，可以看短期也可以看长期。这需要考虑实质经济、通胀、汇率、管理能力。

第二个指标是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占美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比例，包括创新、教育，包括改革开放，包括规模效应、资源再配置效率。

第三个指标是中国ROE（净资产收益率）占美国ROE的比例，看美国和中国的企业谁更挣钱。中国改革开放45年，有30年在代工贴牌，制造业处在全球低端，靠“汗水”驱动。这个指标看的是一般贸易出口什么时候超过加工贸易出口，全国是2008年，江苏是2014年，广东是2016年，东莞是2020年。也就是说，我们真正实现自立自强，是在2008年之后的十多年。而我们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增速超过10%，是从2016年开始，时间还非常短。

我们谈论新质生产力，就像刚才世默讲的，怎么从低成本、大规模转向高增值，这是下一步要解决的问题。我非常期待今明两年我们的经济能够走出新冠的影响，2024年到2027年能解决转型的一些结构性问题，比如内需，中国需要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来解决问题。新质生产力是我们解决问题过程中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下一步是如何带来增加值的提升。最近两年，在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地区，这个迹象已经越来越明显。

李世默：比如苹果手机，十年前苹果公司几乎所有的iPhone都是在中国生产的，1000美元的产品，我们只留下了3.5%的价值。刺激大家去买这手机有什么用呢？不还是让美国赚去了吗？但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到26%了，这是很大的提升。我们能不能在各行各业都重复苹果手机的故事。如果芯片也是我们做的，我们留下的价值就要70%了。

张燕生：但是现在有个特别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地缘政治。像苹果iPhone，现在中国大陆供应的零部件占比只有2%，产业链都转移出去了。但在苹果新的产业链，如VR产品，中国供应链占比高达60%，这是因为印度生产不了，不得不在中国生产，只要印度能生产，它一定会转移过去。

·开局良好，但基础还不牢固

王慧：“新三样”是新质生产力的代表，但现在我们的“新三样”在出海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阻力。接下来，中国外贸形势会面临怎样的挑战？

张燕生：谈论外贸，第一看外需形势如何。根据IMF预测，估计到2028年全球的需求形势都不会好，这是中期因素。第二，是地缘政治。我在发言中也讲了中间品贸易，即半成品、零部件、原材料的“脱钩”，订单外迁、产业链外迁、技术外迁。第三，我觉得中国企业不得不主动走出去。

现在中国的外贸形势和过去45年相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首先，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从生产和出口最终产品到欧美，转变成出口中间产品到墨西哥、印度、越南。其次，包括跨境电商在内的新型贸易发展迅速。再次，中国现在开始发展离岸贸易、服务贸易、绿色贸易。

迟福林：咱们的服务贸易出口占比太低了，和全球平均水平相比低了八、九个百分点。

姚景源：我们一季度进出口同比增长5%，这是按人民币算，要是按美元算，要比这个低。

张燕生：按美元计增长是1.5%。

姚景源：所以刚才我为什么说我们经济开局良好，但这个良好的基础还不牢。比如按美元计价，今年1-2月出口总值增长7.1%，3月是-7.5%，里外里掉下来14个百分点。出口的外部环境还是不好，错综复杂。我觉得我们内部也亟待落实一些政策措施。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在出口问题上不要盲目乐观，要看到困难，然后脚踏实地地去解决这些困难。

迟福林：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讨论宏观经济，有几对关系要清楚。第一是短期和中长期。就消费来说，如果从短期看，大家的看法恐怕会很不一样，因此要看中长期趋势。我为什么说服务性消费将成为主导性消费，是因为中国老百姓在主要矛盾变了以后，我们政策上的调整力度不大。你说我们用在老百姓的消费需求上，有多少公共消费？又有多少投资？我们要从趋势的角度，着眼中长期，解决短期问题，但现在我们有很多问题都是从短期出发，这是很难得出结论的。

第二是政策和体制。我们出了很多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但体制层面没有做调整。比如民营资本，这两年信心不足，具体体现在民营资本投资信心不足，民营资本的投资明显下降。我们有很多具体政策，但在制度上无法确保，大家心里就慌。

第三，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带来的矛盾还比较突出。我们不要把社会问题看得很简单，2035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将超过30%，但在社会老龄化方面有多少投资？医疗、教育等等方面，在政府为主导的情况下，可以让社会力量参与进来。政府满足不了的时候，就要用社会力量来做，以满足社会需求，让大家有安全感。

第四，国际和国内的关系。比如欧盟看重中国这个服务性消费大市场，从2012年的400亿增长到2022年的1130亿，年均提高10个百分点。如果14亿人口的消费大市场中超过50%是服务性消费，对欧美国家是巨大利好。

你提到的国际出口，我们现在外需中间很大的问题是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越来越突出，中国不能寄希望以欧美为主要市场。我一直主张，东盟可能是中国在中期内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错过这个机会，从长期来看，中国就失去了主动。另外，未来10年，我们和欧美的关系应该不会太乐观，在此背景下，中国要有科技革命，也要找到适合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化的替代品。

现在还有个问题，很多规则我们没有利用起来。比如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里面关于原产地的规则多重要啊，日韩企业之间出口时RCEP规则利用率能达到50%-60%，而中国企业出口的RCEP规则利用率只有4.2%，东盟不到1%。政府怎么才能让大家多赚点钱呢？规则要利用起来，现在规则的利用率不充分。

张燕生：我觉得这里面的核心问题是，我们缺少一个专业化、职业化、法制化，类似香港贸易发展局那样的专业机构。

·经济内部是一种均衡状态，要尽量确保政策的连续性

王慧：张军老师有什么补充吗？

张军：我们刚才从消费谈起，谈到贸易、新质生产力，这些东西放在整个经济里面，都是内生出来的。比如一谈消费，大家就要看截面，看消费占比怎么样，去跟发达国家比。

我觉得，如果了解消费的演变，会发现它的结构和我们的发展阶段是有直接联系的。比如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人均GDP达到2.5万美元、3万美元，这时候消费增长最快的其实是服务性消费，商品性消费相对是比较稳态的。

所以在消费占比上出现的国与国之间的差别，背后反映的是所处阶段的不同。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现在可能处在两个阶段的过渡期，我们进入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了，但要从门槛发展到一个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那在未来一、二十年里，中国的消费占比一定会增长，但这种增长主要是服务性消费拉动的。

因此，我们还得有耐心，不能操之过急，如果拔苗助长，反而对整个经济的其他方面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贸易结构也是这样。比如，我们现在如果把主要的精力放到提升高附加值行业，也许能在某些领域中做到这一点，但问题是中国的体制会出现大家都向这方面靠拢，各个地方都会去干同样的事情，在当前劳动力就业压力大的状况下，就会产生冲突。如果各地都把主要精力拿去追逐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就业压力会更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一般均衡的概念，经济在一种状态之下，它的各个变量之间是相互影响的。

为什么今天我们需要拥有那么完备的供应链？因为在人口规模、劳动力规模大，就业压力较大的情况下，它可以创造巨大的就业需求。将来我们一定会有越来越多的行业，包括高附加值产业存在，这是一个大的趋势和方向，但现在也无需太焦虑，不需要通过出台越来越多的产业政策去驱动这个领域过快发展。如果更多的资本都集中到这个领域，实际上会削弱整个经济创造就业的能力。

从这两个角度出发，我认为，无论是谈论消费，还是讨论在外贸出口领域怎样提升附加值，我们最优的政策还是要尽量确保政策的连续性，让经济的转变不要因为政策的快速激进调整，而造成一些断裂，欲速则不达。

我们一直说中国经济韧性强，其实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是中国经济规模大、体量大，地区差距也比较大。所以，即便我们现在有过强的干预，干预市场在引领资源配置上的方向，希望将这个方向调整到能够带来更多附加值、生产更多高端产品的短期方向上去，但我相信在经济的底部，绝大部分还是受市场驱动。否则我们无法解释，即便我们的产业政策发生了很大转变，甚至强度很大的干预，但中国经济的出口，比如在电动汽车这些领域，仍可以看出它的韧性。

为什么？就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底层实际上是遵循市场的方向，经济还是带有很强的竞争力，它并不完全跟着产业政策走。如果真的完全跟着产业政策走，我觉得现在这个断裂会非常严重。

迟福林：我认为中国的整个经济转型，还有10年左右的时间，估计到2035年基本上要结束了，给我们留的时间有限。

产业结构、消费结构、城乡结构、贸易结构、科技结构、能源结构等等，最多有10年左右的时间；在全球经济下降的时候，中国要能抓住这黄金10年。除了刚才张老师讲的，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因为这是符合趋势的，即便你不让它做，这个趋势也有生命力，我们未来可能要抓住这10年时间。

张燕生：这里面可能会有一个问题：新质生产力包不包括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我觉得应该包括在内。新质生产力和就业之间，可能不是就业减少的过程，而是就业增加的过程，因为它的结构在转换。

还有一个问题，全国统一大市场有三个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服务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资源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这三个改革，从2000年到现在，20年了，还没有攻下来。

·到底有哪些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应有更明确说法

王慧：关于消费，各位专家分享了很多观点。我们要消费，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大家手上要有钱，目前我们国家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是43%，这是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的。这是什么原因？有请李迅雷老师。

李迅雷：我看到的数据，美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比重是75%左右，印度是80%，日本是70%，都显著高于我们43%的比重。

首先，43%这个数字是抽样调查获得的，我认为存在一定的低估可能性，尤其是中国的高收入阶层，他们的实际收入到底有多少？比如像最近这段时间，一些一线城市豪宅销售火爆，看得出还是有消费能力、投资能力的。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数字还是偏低的，或者说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在整个GDP当中占比是偏低的。所以从政策角度来讲，应该要增加居民的收入，尤其要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这些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每次都会提，但提出来之后，到底有哪些渠道来增加居民收入，是否能够有更加明确的说法？

刚才也提到，我们讲到困难的时候，从上到下都是口径一致，但这个困难是如何形成的，没有一个具体的讨论。如果不讨论困难如何形成，那么解决困难的手段恐怕也很难有具体落实。

我的建议是，还是要从财政支出的角度来看。我前面也提到，我们的财政支出主要偏向企业，偏向地方政府。比如，2019年以来对企业的减税降费和出口退税规模都非常大，（2023年）给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超过10万亿，但这其中最终落到居民部门的补贴到底有多少？

我认为还是要多渠道增加居民的收入。增加可以是直接的，就像在疫情期间，不少国家采取发消费券、直接发钱的方式，也可以增加社会保障。前面老师们也提到，随着老龄化的加速，我们的社保缺口越来越大，这个缺口如果没补上，怎么让居民敢消费、想消费呢？

此外，鼓励消费要多样化。现在提到的以旧换新，这是一种促消费的手段，但手段还可以更多，比如服务性消费偏低，那么在教育培训、医疗、保健养老、游戏这些方面，政府的干预是不是可以少一点？

我们要看看民间资本都投到什么地方，他们之所以愿意投，是不是代表这些地方有更多的机会？比如现在引以为傲的“新三样”，仔细研究一下，会发现“新三样”大都以民营企业为主，国有占比很少，这说明民间投资还是在寻找机会，而且很有竞争力。然后，我们再看看为什么有些领域民间投资不愿投了，其障碍、堵点在哪里？

总体来看，我觉得应对当前有效需求不足，有多种办法，我们政策工具箱里的工具很多，但这些工具用得恰当不恰当、到位不到位？比如发消费券，它的乘数可能是3倍，发一块钱的消费券，可以产生三块钱的消费，而搞基建投资可能乘数效应是0.5，投下去一块钱产出只有5毛钱。什么样的投向更合理？我觉得在这方面需要形成一种讨论的氛围，而不是一拍板大家就这么定了。总之，政策工具箱的工具越多，越是要审慎。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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