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高”中的“第四高”。
发布日期：2024-11-25 05:55
一些拖欠债务者被限制乘坐中国的高铁。
Brian Spegele
■
Qin Huangsheng 16岁那年背井离乡进厂打工时，曾憧憬可以在城市里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今，40岁出头的她欠下了4万美元的个人债务，每月的基本工资为400美元。讨债人对她穷追不舍。她还被禁止购买中国高铁车票。中国政府正对失信欠债者施加越来越多的惩罚，禁乘高铁只是其中之一。
Qin只能乘坐老旧的慢速列车，她有时看着其他乘客会想：“我一上车，心里就会想会不会都是跟我一样的失信人。”
肩上的债务负担再加上针对失信人的惩罚制度，让中国各地的很多欠债者倍感压力。中国政府正打击拖欠债务者，具体做法包括划扣他们的工资，或限制他们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以及限制他们乘高铁、飞机出行等。许多拖欠债务者被禁止购买高额保费的保险，并被告知不能去度假或住高档酒店。如果他们不遵照执行，有关部门可以拘留他们。
政府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上的人员数量自2019年底以来大增近50%，已达830万人。如果有人不履行裁决拒绝偿还债务，或者被认定不配合法律程序，法院可以将其列入这个黑名单。
不同于美国的情况，中国不允许大多数人宣布破产以勾销坏账、继续自己的生活，包括那些遭遇了一连串厄运的人；一些中国学者正批评这一政策不公平。
中国家庭债务总规模在过去五年里激增了50%，现在达到了11万亿美元左右。虽然这低于美国家庭17.5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但对于一个居民收入远低于美国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
在房价下跌、通货紧缩风险与日俱增、失业问题持续构成挑战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迫切希望让民众扩大消费。但是，用来偿债的钱每增加1美元，可以用来购置新衣服或度假的钱就会少1美元。而拖欠债务可能受到的惩罚正让许多家庭在用钱方面变得更加保守。
中国政府周二公布，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低于GDP 5.3%的增速。在许多民众缩减开支之际，中国政府正优先推动制造业和出口，而这一战略正在加剧中国与西方的贸易紧张关系。
许多中国消费者面临财务压力之际，包括苹果公司(Apple)、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在内的西方公司纷纷公布在华销售疲软。
中国官员没有回复记者有关征信黑名单制度的问题。中国政府此前曾表示，征信黑名单只针对那些有偿还能力但拒不偿债的人。
中国个人债务激增的背后
中国长期的房地产繁荣是个人债务增加的重要原因，因为许多人为了买房不得不借更多的钱。一些购房者背负额外的债务是为了置办更多房产用于投资，有时甚至任凭房子空置。如今房地产热潮已经结束，房价正在下跌，许多人无力偿还债务。
根据房地产研究公司中国指数研究院(China Index Academy)的数据，2023年挂牌出售的法拍房数量上升43%，至约40万套。
个人债务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随着经济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信用卡或动用个人信贷额度来应付开支。
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中国不太可能很快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政府对国内银行系统的控制意味着，政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吸收损失和注资。在过去两年里，家庭债务也基本处于平稳阶段，许多人优先考虑使用额外现金偿还债务，而不是购物或投资股票。
尽管如此，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个人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普遍存在仍是个问题。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家Amir Sufi表示，家庭债务激增往往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即使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国不可能轻而易举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这个周期开启，通常就漫长而痛苦，而且难以预测何时结束，”Sufi说。
对借款人十分严厉的制度
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提高个人消费，以减少中国经济传统上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增长的依赖。中国的银行每年发行数千万张新信用卡，未偿还余额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猛增50%，增至远超1万亿美元的水平。随着支付宝和微信等私营技术应用的数字支付系统迅速普及，这些应用软件也开始帮助消费者获得贷款。
但是一旦欠债不还，一个人的收入就可能被国家划扣以偿还债务，债务人只能靠微薄的限额基本生活费勉强度日。
一名38岁的男子向广州的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他的生活费限额从每月9,500元提高到1,2000元，相当于约1,600美元，以帮助支付一个新生儿的费用。法庭记录显示，法官在去年年底驳回了他的请求，并得出结论认为他的限额应该减少近40%，因为他已经拿得太多了。
为黑名单上的人提供服务的黑市已经出现。在一起案件中，上海有关部门捣毁了一个黄牛党团伙，他们替被禁止自行购买高铁票的债务人订高铁票。据当地一家法院称，2021年初，有关部门追踪到一名使用该服务的债务人，并将其拘留。
现行制度优先保护债权人，通常是强大的国有机构，不顾陷入困境的个人需要帮助的情况。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表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通过迫使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分担贷款坏账的代价，实现领导人习近平的目标，使中国变得更加公平。
曾就破产政策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学者李曙光去年夏天在中国一家杂志的在线评论文章中写道：“个人破产制度是实现财富再分配的机制。”
反对者认为这种制度只会鼓励更多的人逃避债务，这些反对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问题的进展。
一个女人的坎坷经历
对于曾在工厂当工人的Qin来说，唾手可得的贷款反而使她命途多舛。
1999年，年仅16岁的她离开中国南方农村的老家，乘坐红眼客车去了香港北边的制造业中心东莞，那里又脏又乱。
她的父母都是农民，无力为她缴纳不到15美元的中考报名考试费。她决心自食其力，在拖鞋厂和金饰厂找到了工作。
几年后，她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张信用卡。她用信用卡买了一台电脑自学打字，以便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账单付清后，她说她试图注销这张信用卡。但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她，可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她的事业蒸蒸日上，并最终搬到了广州。她说，到2010年，她已在一家为房地产项目提供消防安全设备的公司负责投标工作。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她赚取了丰厚的佣金，积蓄稳步增加。
后来房地产行业放缓，她就转行了。她认识的一个人参与了一家初创公司的工作，该公司当时在开发的软件可帮助小企业主收集微信数据，从而产生更多的客流量，帮助他们开展营销活动。
她说，她将大约15万美元的个人积蓄投到了这家公司。
这家初创公司试图使这个软件走上正轨，期间迅速花光了她的初始投资。她说，之后她同意开始将公司的部分开支，包括办公用品、房租和员工工资，用她自己的信用卡以及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获得的个人信用额度，来支付这些开销。
她说，公司的路演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前景变得黯淡。
这家公司的困境让她背上了相当于数万美元的债务。讨债者的电话轰炸成了家常便饭。
在无法选择破产的情况下，她认为找份新工作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她说，只要还活着，有生命在这里，就还可以努力挣回来。
这条路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2021年，在准备前往广州东北700多英里处的上海出差时，Qin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坐高铁，因为买高铁票需要出示政府发放的身份证件。她选择了坐慢车，后来她也辞去了那份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乘车限制导致她没法干这个工作。
当地官员没有回应有关Qin的遭遇的问题，《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无法核实她所说的一些细节。
如今，Qin正在广州以南佛山的一家店里卖中药。她每月基本工资合400美元左右，要还清债务十分困难，但她说，到目前为止，她设法偿还了两张信用卡，还剩约4万美元没还。
Qin设法保持乐观，希望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药品会有大量需求，让她有机会拿奖金，甚至有可能自己开店。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得不千方百计赚钱来还债。
目前的工作需要Qin通过微信数字钱包向顾客收款。但她说，自2022年以来，她账户中的这一功能被冻结了好几次，只好求助家人。
不过，她决定不把自己的麻烦全都告诉父母。
Qin说，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肯定会睡不着。
如今，40岁出头的她欠下了4万美元的个人债务，每月的基本工资为400美元。讨债人对她穷追不舍。她还被禁止购买中国高铁车票。中国政府正对失信欠债者施加越来越多的惩罚，禁乘高铁只是其中之一。
Qin只能乘坐老旧的慢速列车，她有时看着其他乘客会想：“我一上车，心里就会想会不会都是跟我一样的失信人。”
肩上的债务负担再加上针对失信人的惩罚制度，让中国各地的很多欠债者倍感压力。中国政府正打击拖欠债务者，具体做法包括划扣他们的工资，或限制他们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以及限制他们乘高铁、飞机出行等。许多拖欠债务者被禁止购买高额保费的保险，并被告知不能去度假或住高档酒店。如果他们不遵照执行，有关部门可以拘留他们。
政府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上的人员数量自2019年底以来大增近50%，已达830万人。如果有人不履行裁决拒绝偿还债务，或者被认定不配合法律程序，法院可以将其列入这个黑名单。
不同于美国的情况，中国不允许大多数人宣布破产以勾销坏账、继续自己的生活，包括那些遭遇了一连串厄运的人；一些中国学者正批评这一政策不公平。
中国家庭债务总规模在过去五年里激增了50%，现在达到了11万亿美元左右。虽然这低于美国家庭17.5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但对于一个居民收入远低于美国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
在房价下跌、通货紧缩风险与日俱增、失业问题持续构成挑战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迫切希望让民众扩大消费。但是，用来偿债的钱每增加1美元，可以用来购置新衣服或度假的钱就会少1美元。而拖欠债务可能受到的惩罚正让许多家庭在用钱方面变得更加保守。
中国政府周二公布，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低于GDP 5.3%的增速。在许多民众缩减开支之际，中国政府正优先推动制造业和出口，而这一战略正在加剧中国与西方的贸易紧张关系。
许多中国消费者面临财务压力之际，包括苹果公司(Apple)、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在内的西方公司纷纷公布在华销售疲软。
中国官员没有回复记者有关征信黑名单制度的问题。中国政府此前曾表示，征信黑名单只针对那些有偿还能力但拒不偿债的人。
中国个人债务激增的背后
中国长期的房地产繁荣是个人债务增加的重要原因，因为许多人为了买房不得不借更多的钱。一些购房者背负额外的债务是为了置办更多房产用于投资，有时甚至任凭房子空置。如今房地产热潮已经结束，房价正在下跌，许多人无力偿还债务。
根据房地产研究公司中国指数研究院(China Index Academy)的数据，2023年挂牌出售的法拍房数量上升43%，至约40万套。
个人债务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随着经济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信用卡或动用个人信贷额度来应付开支。
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中国不太可能很快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政府对国内银行系统的控制意味着，政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吸收损失和注资。在过去两年里，家庭债务也基本处于平稳阶段，许多人优先考虑使用额外现金偿还债务，而不是购物或投资股票。
尽管如此，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个人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普遍存在仍是个问题。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家Amir Sufi表示，家庭债务激增往往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即使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国不可能轻而易举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这个周期开启，通常就漫长而痛苦，而且难以预测何时结束，”Sufi说。
对借款人十分严厉的制度
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提高个人消费，以减少中国经济传统上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增长的依赖。中国的银行每年发行数千万张新信用卡，未偿还余额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猛增50%，增至远超1万亿美元的水平。随着支付宝和微信等私营技术应用的数字支付系统迅速普及，这些应用软件也开始帮助消费者获得贷款。
但是一旦欠债不还，一个人的收入就可能被国家划扣以偿还债务，债务人只能靠微薄的限额基本生活费勉强度日。
一名38岁的男子向广州的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他的生活费限额从每月9,500元提高到1,2000元，相当于约1,600美元，以帮助支付一个新生儿的费用。法庭记录显示，法官在去年年底驳回了他的请求，并得出结论认为他的限额应该减少近40%，因为他已经拿得太多了。
为黑名单上的人提供服务的黑市已经出现。在一起案件中，上海有关部门捣毁了一个黄牛党团伙，他们替被禁止自行购买高铁票的债务人订高铁票。据当地一家法院称，2021年初，有关部门追踪到一名使用该服务的债务人，并将其拘留。
现行制度优先保护债权人，通常是强大的国有机构，不顾陷入困境的个人需要帮助的情况。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表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通过迫使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分担贷款坏账的代价，实现领导人习近平的目标，使中国变得更加公平。
曾就破产政策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学者李曙光去年夏天在中国一家杂志的在线评论文章中写道：“个人破产制度是实现财富再分配的机制。”
反对者认为这种制度只会鼓励更多的人逃避债务，这些反对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问题的进展。
一个女人的坎坷经历
对于曾在工厂当工人的Qin来说，唾手可得的贷款反而使她命途多舛。
1999年，年仅16岁的她离开中国南方农村的老家，乘坐红眼客车去了香港北边的制造业中心东莞，那里又脏又乱。
她的父母都是农民，无力为她缴纳不到15美元的中考报名考试费。她决心自食其力，在拖鞋厂和金饰厂找到了工作。
几年后，她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张信用卡。她用信用卡买了一台电脑自学打字，以便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账单付清后，她说她试图注销这张信用卡。但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她，可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她的事业蒸蒸日上，并最终搬到了广州。她说，到2010年，她已在一家为房地产项目提供消防安全设备的公司负责投标工作。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她赚取了丰厚的佣金，积蓄稳步增加。
后来房地产行业放缓，她就转行了。她认识的一个人参与了一家初创公司的工作，该公司当时在开发的软件可帮助小企业主收集微信数据，从而产生更多的客流量，帮助他们开展营销活动。
她说，她将大约15万美元的个人积蓄投到了这家公司。
这家初创公司试图使这个软件走上正轨，期间迅速花光了她的初始投资。她说，之后她同意开始将公司的部分开支，包括办公用品、房租和员工工资，用她自己的信用卡以及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获得的个人信用额度，来支付这些开销。
她说，公司的路演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前景变得黯淡。
这家公司的困境让她背上了相当于数万美元的债务。讨债者的电话轰炸成了家常便饭。
在无法选择破产的情况下，她认为找份新工作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她说，只要还活着，有生命在这里，就还可以努力挣回来。
这条路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2021年，在准备前往广州东北700多英里处的上海出差时，Qin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坐高铁，因为买高铁票需要出示政府发放的身份证件。她选择了坐慢车，后来她也辞去了那份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乘车限制导致她没法干这个工作。
当地官员没有回应有关Qin的遭遇的问题，《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无法核实她所说的一些细节。
如今，Qin正在广州以南佛山的一家店里卖中药。她每月基本工资合400美元左右，要还清债务十分困难，但她说，到目前为止，她设法偿还了两张信用卡，还剩约4万美元没还。
Qin设法保持乐观，希望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药品会有大量需求，让她有机会拿奖金，甚至有可能自己开店。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得不千方百计赚钱来还债。
目前的工作需要Qin通过微信数字钱包向顾客收款。但她说，自2022年以来，她账户中的这一功能被冻结了好几次，只好求助家人。
不过，她决定不把自己的麻烦全都告诉父母。
Qin说，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肯定会睡不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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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7 18:12
金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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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拖欠债务者被限制乘坐中国的高铁。
Brian Spege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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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 Huangsheng 16岁那年背井离乡进厂打工时，曾憧憬可以在城市里过上更好的生活。
如今，40岁出头的她欠下了4万美元的个人债务，每月的基本工资为400美元。讨债人对她穷追不舍。她还被禁止购买中国高铁车票。中国政府正对失信欠债者施加越来越多的惩罚，禁乘高铁只是其中之一。
Qin只能乘坐老旧的慢速列车，她有时看着其他乘客会想：“我一上车，心里就会想会不会都是跟我一样的失信人。”
肩上的债务负担再加上针对失信人的惩罚制度，让中国各地的很多欠债者倍感压力。中国政府正打击拖欠债务者，具体做法包括划扣他们的工资，或限制他们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以及限制他们乘高铁、飞机出行等。许多拖欠债务者被禁止购买高额保费的保险，并被告知不能去度假或住高档酒店。如果他们不遵照执行，有关部门可以拘留他们。
政府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上的人员数量自2019年底以来大增近50%，已达830万人。如果有人不履行裁决拒绝偿还债务，或者被认定不配合法律程序，法院可以将其列入这个黑名单。
不同于美国的情况，中国不允许大多数人宣布破产以勾销坏账、继续自己的生活，包括那些遭遇了一连串厄运的人；一些中国学者正批评这一政策不公平。
中国家庭债务总规模在过去五年里激增了50%，现在达到了11万亿美元左右。虽然这低于美国家庭17.5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但对于一个居民收入远低于美国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
在房价下跌、通货紧缩风险与日俱增、失业问题持续构成挑战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迫切希望让民众扩大消费。但是，用来偿债的钱每增加1美元，可以用来购置新衣服或度假的钱就会少1美元。而拖欠债务可能受到的惩罚正让许多家庭在用钱方面变得更加保守。
中国政府周二公布，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低于GDP 5.3%的增速。在许多民众缩减开支之际，中国政府正优先推动制造业和出口，而这一战略正在加剧中国与西方的贸易紧张关系。
许多中国消费者面临财务压力之际，包括苹果公司(Apple)、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在内的西方公司纷纷公布在华销售疲软。
中国官员没有回复记者有关征信黑名单制度的问题。中国政府此前曾表示，征信黑名单只针对那些有偿还能力但拒不偿债的人。
中国个人债务激增的背后
中国长期的房地产繁荣是个人债务增加的重要原因，因为许多人为了买房不得不借更多的钱。一些购房者背负额外的债务是为了置办更多房产用于投资，有时甚至任凭房子空置。如今房地产热潮已经结束，房价正在下跌，许多人无力偿还债务。
根据房地产研究公司中国指数研究院(China Index Academy)的数据，2023年挂牌出售的法拍房数量上升43%，至约40万套。
个人债务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随着经济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信用卡或动用个人信贷额度来应付开支。
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中国不太可能很快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政府对国内银行系统的控制意味着，政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吸收损失和注资。在过去两年里，家庭债务也基本处于平稳阶段，许多人优先考虑使用额外现金偿还债务，而不是购物或投资股票。
尽管如此，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个人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普遍存在仍是个问题。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家Amir Sufi表示，家庭债务激增往往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即使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国不可能轻而易举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这个周期开启，通常就漫长而痛苦，而且难以预测何时结束，”Sufi说。
对借款人十分严厉的制度
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提高个人消费，以减少中国经济传统上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增长的依赖。中国的银行每年发行数千万张新信用卡，未偿还余额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猛增50%，增至远超1万亿美元的水平。随着支付宝和微信等私营技术应用的数字支付系统迅速普及，这些应用软件也开始帮助消费者获得贷款。
但是一旦欠债不还，一个人的收入就可能被国家划扣以偿还债务，债务人只能靠微薄的限额基本生活费勉强度日。
一名38岁的男子向广州的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他的生活费限额从每月9,500元提高到1,2000元，相当于约1,600美元，以帮助支付一个新生儿的费用。法庭记录显示，法官在去年年底驳回了他的请求，并得出结论认为他的限额应该减少近40%，因为他已经拿得太多了。
为黑名单上的人提供服务的黑市已经出现。在一起案件中，上海有关部门捣毁了一个黄牛党团伙，他们替被禁止自行购买高铁票的债务人订高铁票。据当地一家法院称，2021年初，有关部门追踪到一名使用该服务的债务人，并将其拘留。
现行制度优先保护债权人，通常是强大的国有机构，不顾陷入困境的个人需要帮助的情况。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表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通过迫使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分担贷款坏账的代价，实现领导人习近平的目标，使中国变得更加公平。
曾就破产政策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学者李曙光去年夏天在中国一家杂志的在线评论文章中写道：“个人破产制度是实现财富再分配的机制。”
反对者认为这种制度只会鼓励更多的人逃避债务，这些反对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问题的进展。
一个女人的坎坷经历
对于曾在工厂当工人的Qin来说，唾手可得的贷款反而使她命途多舛。
1999年，年仅16岁的她离开中国南方农村的老家，乘坐红眼客车去了香港北边的制造业中心东莞，那里又脏又乱。
她的父母都是农民，无力为她缴纳不到15美元的中考报名考试费。她决心自食其力，在拖鞋厂和金饰厂找到了工作。
几年后，她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张信用卡。她用信用卡买了一台电脑自学打字，以便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账单付清后，她说她试图注销这张信用卡。但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她，可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她的事业蒸蒸日上，并最终搬到了广州。她说，到2010年，她已在一家为房地产项目提供消防安全设备的公司负责投标工作。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她赚取了丰厚的佣金，积蓄稳步增加。
后来房地产行业放缓，她就转行了。她认识的一个人参与了一家初创公司的工作，该公司当时在开发的软件可帮助小企业主收集微信数据，从而产生更多的客流量，帮助他们开展营销活动。
她说，她将大约15万美元的个人积蓄投到了这家公司。
这家初创公司试图使这个软件走上正轨，期间迅速花光了她的初始投资。她说，之后她同意开始将公司的部分开支，包括办公用品、房租和员工工资，用她自己的信用卡以及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获得的个人信用额度，来支付这些开销。
她说，公司的路演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前景变得黯淡。
这家公司的困境让她背上了相当于数万美元的债务。讨债者的电话轰炸成了家常便饭。
在无法选择破产的情况下，她认为找份新工作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她说，只要还活着，有生命在这里，就还可以努力挣回来。
这条路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2021年，在准备前往广州东北700多英里处的上海出差时，Qin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坐高铁，因为买高铁票需要出示政府发放的身份证件。她选择了坐慢车，后来她也辞去了那份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乘车限制导致她没法干这个工作。
当地官员没有回应有关Qin的遭遇的问题，《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无法核实她所说的一些细节。
如今，Qin正在广州以南佛山的一家店里卖中药。她每月基本工资合400美元左右，要还清债务十分困难，但她说，到目前为止，她设法偿还了两张信用卡，还剩约4万美元没还。
Qin设法保持乐观，希望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药品会有大量需求，让她有机会拿奖金，甚至有可能自己开店。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得不千方百计赚钱来还债。
目前的工作需要Qin通过微信数字钱包向顾客收款。但她说，自2022年以来，她账户中的这一功能被冻结了好几次，只好求助家人。
不过，她决定不把自己的麻烦全都告诉父母。
Qin说，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肯定会睡不着。
如今，40岁出头的她欠下了4万美元的个人债务，每月的基本工资为400美元。讨债人对她穷追不舍。她还被禁止购买中国高铁车票。中国政府正对失信欠债者施加越来越多的惩罚，禁乘高铁只是其中之一。
Qin只能乘坐老旧的慢速列车，她有时看着其他乘客会想：“我一上车，心里就会想会不会都是跟我一样的失信人。”
肩上的债务负担再加上针对失信人的惩罚制度，让中国各地的很多欠债者倍感压力。中国政府正打击拖欠债务者，具体做法包括划扣他们的工资，或限制他们进入政府部门工作，以及限制他们乘高铁、飞机出行等。许多拖欠债务者被禁止购买高额保费的保险，并被告知不能去度假或住高档酒店。如果他们不遵照执行，有关部门可以拘留他们。
政府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上的人员数量自2019年底以来大增近50%，已达830万人。如果有人不履行裁决拒绝偿还债务，或者被认定不配合法律程序，法院可以将其列入这个黑名单。
不同于美国的情况，中国不允许大多数人宣布破产以勾销坏账、继续自己的生活，包括那些遭遇了一连串厄运的人；一些中国学者正批评这一政策不公平。
中国家庭债务总规模在过去五年里激增了50%，现在达到了11万亿美元左右。虽然这低于美国家庭17.5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但对于一个居民收入远低于美国的国家来说，这个数字还是很大的。
在房价下跌、通货紧缩风险与日俱增、失业问题持续构成挑战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迫切希望让民众扩大消费。但是，用来偿债的钱每增加1美元，可以用来购置新衣服或度假的钱就会少1美元。而拖欠债务可能受到的惩罚正让许多家庭在用钱方面变得更加保守。
中国政府周二公布，第一季度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7%，低于GDP 5.3%的增速。在许多民众缩减开支之际，中国政府正优先推动制造业和出口，而这一战略正在加剧中国与西方的贸易紧张关系。
许多中国消费者面临财务压力之际，包括苹果公司(Apple)、雅诗兰黛(Estée Lauder)和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在内的西方公司纷纷公布在华销售疲软。
中国官员没有回复记者有关征信黑名单制度的问题。中国政府此前曾表示，征信黑名单只针对那些有偿还能力但拒不偿债的人。
中国个人债务激增的背后
中国长期的房地产繁荣是个人债务增加的重要原因，因为许多人为了买房不得不借更多的钱。一些购房者背负额外的债务是为了置办更多房产用于投资，有时甚至任凭房子空置。如今房地产热潮已经结束，房价正在下跌，许多人无力偿还债务。
根据房地产研究公司中国指数研究院(China Index Academy)的数据，2023年挂牌出售的法拍房数量上升43%，至约40万套。
个人债务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随着经济停滞不前，越来越多的人使用信用卡或动用个人信贷额度来应付开支。
许多经济学家表示，中国不太可能很快发生美国式的金融危机。政府对国内银行系统的控制意味着，政府可以在紧急情况下吸收损失和注资。在过去两年里，家庭债务也基本处于平稳阶段，许多人优先考虑使用额外现金偿还债务，而不是购物或投资股票。
尽管如此，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个人背负巨额债务的情况普遍存在仍是个问题。
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经济学家Amir Sufi表示，家庭债务激增往往会给宏观经济带来不利影响，即使在没有发生金融危机的情况下也是如此。中国不可能轻而易举解决这个问题。“一旦这个周期开启，通常就漫长而痛苦，而且难以预测何时结束，”Sufi说。
对借款人十分严厉的制度
多年来，中国一直试图提高个人消费，以减少中国经济传统上对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增长的依赖。中国的银行每年发行数千万张新信用卡，未偿还余额在2018年至2023年期间猛增50%，增至远超1万亿美元的水平。随着支付宝和微信等私营技术应用的数字支付系统迅速普及，这些应用软件也开始帮助消费者获得贷款。
但是一旦欠债不还，一个人的收入就可能被国家划扣以偿还债务，债务人只能靠微薄的限额基本生活费勉强度日。
一名38岁的男子向广州的法院提出申请，要求将他的生活费限额从每月9,500元提高到1,2000元，相当于约1,600美元，以帮助支付一个新生儿的费用。法庭记录显示，法官在去年年底驳回了他的请求，并得出结论认为他的限额应该减少近40%，因为他已经拿得太多了。
为黑名单上的人提供服务的黑市已经出现。在一起案件中，上海有关部门捣毁了一个黄牛党团伙，他们替被禁止自行购买高铁票的债务人订高铁票。据当地一家法院称，2021年初，有关部门追踪到一名使用该服务的债务人，并将其拘留。
现行制度优先保护债权人，通常是强大的国有机构，不顾陷入困境的个人需要帮助的情况。研究这一问题的学者表示，中国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个人破产制度，通过迫使债权人和债务人共同分担贷款坏账的代价，实现领导人习近平的目标，使中国变得更加公平。
曾就破产政策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学者李曙光去年夏天在中国一家杂志的在线评论文章中写道：“个人破产制度是实现财富再分配的机制。”
反对者认为这种制度只会鼓励更多的人逃避债务，这些反对者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该问题的进展。
一个女人的坎坷经历
对于曾在工厂当工人的Qin来说，唾手可得的贷款反而使她命途多舛。
1999年，年仅16岁的她离开中国南方农村的老家，乘坐红眼客车去了香港北边的制造业中心东莞，那里又脏又乱。
她的父母都是农民，无力为她缴纳不到15美元的中考报名考试费。她决心自食其力，在拖鞋厂和金饰厂找到了工作。
几年后，她拿到了自己的第一张信用卡。她用信用卡买了一台电脑自学打字，以便找到一份更好的工作。
账单付清后，她说她试图注销这张信用卡。但银行工作人员告诉她，可以留着以备不时之需。
她的事业蒸蒸日上，并最终搬到了广州。她说，到2010年，她已在一家为房地产项目提供消防安全设备的公司负责投标工作。在房地产繁荣时期，她赚取了丰厚的佣金，积蓄稳步增加。
后来房地产行业放缓，她就转行了。她认识的一个人参与了一家初创公司的工作，该公司当时在开发的软件可帮助小企业主收集微信数据，从而产生更多的客流量，帮助他们开展营销活动。
她说，她将大约15万美元的个人积蓄投到了这家公司。
这家初创公司试图使这个软件走上正轨，期间迅速花光了她的初始投资。她说，之后她同意开始将公司的部分开支，包括办公用品、房租和员工工资，用她自己的信用卡以及通过微信和支付宝获得的个人信用额度，来支付这些开销。
她说，公司的路演受到了热烈欢迎。但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前景变得黯淡。
这家公司的困境让她背上了相当于数万美元的债务。讨债者的电话轰炸成了家常便饭。
在无法选择破产的情况下，她认为找份新工作是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
她说，只要还活着，有生命在这里，就还可以努力挣回来。
这条路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困难。2021年，在准备前往广州东北700多英里处的上海出差时，Qin意识到自己没办法坐高铁，因为买高铁票需要出示政府发放的身份证件。她选择了坐慢车，后来她也辞去了那份工作，一定程度上是因为该乘车限制导致她没法干这个工作。
当地官员没有回应有关Qin的遭遇的问题，《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无法核实她所说的一些细节。
如今，Qin正在广州以南佛山的一家店里卖中药。她每月基本工资合400美元左右，要还清债务十分困难，但她说，到目前为止，她设法偿还了两张信用卡，还剩约4万美元没还。
Qin设法保持乐观，希望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药品会有大量需求，让她有机会拿奖金，甚至有可能自己开店。尽管如此，她还是不得不千方百计赚钱来还债。
目前的工作需要Qin通过微信数字钱包向顾客收款。但她说，自2022年以来，她账户中的这一功能被冻结了好几次，只好求助家人。
不过，她决定不把自己的麻烦全都告诉父母。
Qin说，如果他们知道了真相，肯定会睡不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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