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度电视直播活动中，普京似乎并不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而是试图展现俄罗斯的实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已誓言要确保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发布日期：2024-12-20 18:12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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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的主要议题是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平衡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公开提出了对于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担忧，她以及拜登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已经损害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中国的生产，已经成为全球的麻烦了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理解产能过剩这一经济现象是什么，以及产能过剩为什么是一种需要纠正的状态。
产能过剩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并不复杂，就是一种供给显著超过需求的状态。在这其中又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形是低效、无效的产能无法退出市场，从而生产出大量市场并不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比如中国经济进入所谓“新常态”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重工业在重复建设以及投资需求走低的作用下供需失衡加剧，产品缺乏市场销量，但由于保就业、保GDP或者避免国企破产等原因而继续维持生产，从而出现了产能过剩。
另外一种情形是市场需求遭到重创，本应满足需求的生产却无法流入到市场。比如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出现了大面积的失业，居民部门失去了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牛奶价格骤降，生产牛奶的农场生产的越多亏损的就越多，从而发生了“倾倒牛奶”的现象，这也是一种产能过剩。
很显然，美国对于中国的指责是基于第一种情形，认为中国的过剩产能无法在国内消化，当中国的投资与贸易跨越国境时，就把这个麻烦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假设可以抛开其他因素不谈，仅仅在产品流通的环节讨论市场经济的话，耶伦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倒打一耙。如果欧美本土制造企业失去竞争力，源于其用工成本、土地成本或者环保成本更高，而消费者因此失去了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机会，那么欧美企业才是产能过剩的来源，它们缺乏竞争力，却又不想退出市场。
但是，当把一个单一的或者封闭的市场理论跨越国境应用到开放经济条件下时，许多原本显而易见的结论可能就不再适用了。
2004年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提出了所谓的“萨缪尔森之忧”，这篇文章预言当信息、技术与资本的流动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时，美国居民就会永久性的减少收入机会，因为其余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力却是无法自由跨越国境的。此时继续进行自由贸易，中国将增加净福利，而美国将蒙受福利损失。
随着中国出口从初级产品转向电子设备等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产品出口，再到当前的“出口新三样”，至少美国的官方认定，萨缪尔森之忧正在逐渐变为现实，或者说，已经变成了现实。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与中美脱钩，还是拜登政府推动所谓的“制造业回流”、“中国+”，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
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因此所蒙受的福利损失是真实存在的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是从道理上来讲也许并不复杂。在中国仅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在高技术制造行业具有比较优势时，美国的白领和中高端技术岗位依然可以拥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又可以消化美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供应的产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跨国企业在全球完成了资源的低成本配置。
而如果当这部分中高端技术岗位也面临冲击时，美国的白领和蓝领可能同时面临竞争力不足的情况，其中蓝领工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机会可能下降的更快。这既是萨缪尔森的理论模型所预示的现实推演，也是特朗普被选入白宫的经济背景，即便拜登政府是代表跨国企业利益的建制派，但依然要面对全球贸易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竞争问题。在这个时候，针对中国提出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退回到了传统的贸易与投资保护问题。
此外，美国认为中国企业所获得的竞争力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美方指责中国企业获得了来自于政府的补贴或者支持，这也是一个公开的和存在已久的争论。如果来自于“有形之手”的力量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力时，美国同样也可以这么做，从而实现竞争的对等，但是美国似乎无意这么做。
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很难获得中国政府这样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是美国还有其他选择，也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通过推动先进产能离开中国流到产业层级更低的“友岸”、“近岸”甚至流回到美国本土，联合其盟友对于中国的出口新三样发起反补贴调查和贸易障碍。对于中国而言，似乎也并没有真正受到这种指责的干扰，关于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正在推进。
在这里，我们不再讨论政府帮助企业获得竞争力的边界问题，那往往会陷入到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我们只是需要知道美国的策略选择就足够了，因为确认了对手方的选择，自己的选择也就变得更加明确起来。
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矛盾正是在于供需失衡，这里的需求主要是指终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投资短期来看是宏观经济统计的支出项目，但长期来看形成的依然是生产能力。生产和投资的可持续循环离不开终端消费的有效需求，如果在居民部门消费能力依然有限，外部需求又面临外贸领域的挑战时，产能过剩实际上将成为自身经济的一种麻烦，简单说，这是中国的生产，也是中国的麻烦。
一方面，产能过剩会带来生产端的极度拥挤，从而可能带来产品价格和劳动成本等方面的恶性竞争和内卷，这又会扭曲要素的价格信号，特别是可能会使得整体的劳动报酬持续处于低增长的状态。另一方面，无论是此前的重工业，还是新能源类或装备制造类企业，都有一定产能过剩的风险，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这些过剩产能不退出市场，就会持续的挤占资金、土地以及劳动等要素资源，实际上提高了创新的门槛和成本，也加大了无效债务滚动的压力。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维系好一个好的外部经济与贸易环境是有利的，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贸易循环、推动企业出海，要相信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继续推动国内过剩产能的出清，避免在新能源等领域再次形成重复建设也是必要的，将更多的资源节约下来用于改善民生，无疑更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供需失衡问题的缓解。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理解产能过剩这一经济现象是什么，以及产能过剩为什么是一种需要纠正的状态。
产能过剩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并不复杂，就是一种供给显著超过需求的状态。在这其中又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形是低效、无效的产能无法退出市场，从而生产出大量市场并不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比如中国经济进入所谓“新常态”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重工业在重复建设以及投资需求走低的作用下供需失衡加剧，产品缺乏市场销量，但由于保就业、保GDP或者避免国企破产等原因而继续维持生产，从而出现了产能过剩。
另外一种情形是市场需求遭到重创，本应满足需求的生产却无法流入到市场。比如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出现了大面积的失业，居民部门失去了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牛奶价格骤降，生产牛奶的农场生产的越多亏损的就越多，从而发生了“倾倒牛奶”的现象，这也是一种产能过剩。
很显然，美国对于中国的指责是基于第一种情形，认为中国的过剩产能无法在国内消化，当中国的投资与贸易跨越国境时，就把这个麻烦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假设可以抛开其他因素不谈，仅仅在产品流通的环节讨论市场经济的话，耶伦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倒打一耙。如果欧美本土制造企业失去竞争力，源于其用工成本、土地成本或者环保成本更高，而消费者因此失去了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机会，那么欧美企业才是产能过剩的来源，它们缺乏竞争力，却又不想退出市场。
但是，当把一个单一的或者封闭的市场理论跨越国境应用到开放经济条件下时，许多原本显而易见的结论可能就不再适用了。
2004年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提出了所谓的“萨缪尔森之忧”，这篇文章预言当信息、技术与资本的流动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时，美国居民就会永久性的减少收入机会，因为其余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力却是无法自由跨越国境的。此时继续进行自由贸易，中国将增加净福利，而美国将蒙受福利损失。
随着中国出口从初级产品转向电子设备等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产品出口，再到当前的“出口新三样”，至少美国的官方认定，萨缪尔森之忧正在逐渐变为现实，或者说，已经变成了现实。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与中美脱钩，还是拜登政府推动所谓的“制造业回流”、“中国+”，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
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因此所蒙受的福利损失是真实存在的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是从道理上来讲也许并不复杂。在中国仅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在高技术制造行业具有比较优势时，美国的白领和中高端技术岗位依然可以拥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又可以消化美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供应的产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跨国企业在全球完成了资源的低成本配置。
而如果当这部分中高端技术岗位也面临冲击时，美国的白领和蓝领可能同时面临竞争力不足的情况，其中蓝领工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机会可能下降的更快。这既是萨缪尔森的理论模型所预示的现实推演，也是特朗普被选入白宫的经济背景，即便拜登政府是代表跨国企业利益的建制派，但依然要面对全球贸易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竞争问题。在这个时候，针对中国提出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退回到了传统的贸易与投资保护问题。
此外，美国认为中国企业所获得的竞争力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美方指责中国企业获得了来自于政府的补贴或者支持，这也是一个公开的和存在已久的争论。如果来自于“有形之手”的力量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力时，美国同样也可以这么做，从而实现竞争的对等，但是美国似乎无意这么做。
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很难获得中国政府这样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是美国还有其他选择，也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通过推动先进产能离开中国流到产业层级更低的“友岸”、“近岸”甚至流回到美国本土，联合其盟友对于中国的出口新三样发起反补贴调查和贸易障碍。对于中国而言，似乎也并没有真正受到这种指责的干扰，关于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正在推进。
在这里，我们不再讨论政府帮助企业获得竞争力的边界问题，那往往会陷入到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我们只是需要知道美国的策略选择就足够了，因为确认了对手方的选择，自己的选择也就变得更加明确起来。
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矛盾正是在于供需失衡，这里的需求主要是指终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投资短期来看是宏观经济统计的支出项目，但长期来看形成的依然是生产能力。生产和投资的可持续循环离不开终端消费的有效需求，如果在居民部门消费能力依然有限，外部需求又面临外贸领域的挑战时，产能过剩实际上将成为自身经济的一种麻烦，简单说，这是中国的生产，也是中国的麻烦。
一方面，产能过剩会带来生产端的极度拥挤，从而可能带来产品价格和劳动成本等方面的恶性竞争和内卷，这又会扭曲要素的价格信号，特别是可能会使得整体的劳动报酬持续处于低增长的状态。另一方面，无论是此前的重工业，还是新能源类或装备制造类企业，都有一定产能过剩的风险，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这些过剩产能不退出市场，就会持续的挤占资金、土地以及劳动等要素资源，实际上提高了创新的门槛和成本，也加大了无效债务滚动的压力。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维系好一个好的外部经济与贸易环境是有利的，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贸易循环、推动企业出海，要相信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继续推动国内过剩产能的出清，避免在新能源等领域再次形成重复建设也是必要的，将更多的资源节约下来用于改善民生，无疑更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供需失衡问题的缓解。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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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17 14:01
商业与经济
产能过剩：中国的生产，全球的麻烦？
产能过剩：中国的生产，全球的麻烦？
张林：在居民部门消费能力依然有限，外部需求又面临外贸领域的挑战时，产能过剩实际上将成为自身经济的一种麻烦。
张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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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的主要议题是全球金融稳定与经济平衡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公开提出了对于中国产能过剩问题的担忧，她以及拜登政府认为这一问题已经损害到全球经济的再平衡。中国的生产，已经成为全球的麻烦了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理解产能过剩这一经济现象是什么，以及产能过剩为什么是一种需要纠正的状态。
产能过剩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并不复杂，就是一种供给显著超过需求的状态。在这其中又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形是低效、无效的产能无法退出市场，从而生产出大量市场并不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比如中国经济进入所谓“新常态”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重工业在重复建设以及投资需求走低的作用下供需失衡加剧，产品缺乏市场销量，但由于保就业、保GDP或者避免国企破产等原因而继续维持生产，从而出现了产能过剩。
另外一种情形是市场需求遭到重创，本应满足需求的生产却无法流入到市场。比如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出现了大面积的失业，居民部门失去了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牛奶价格骤降，生产牛奶的农场生产的越多亏损的就越多，从而发生了“倾倒牛奶”的现象，这也是一种产能过剩。
很显然，美国对于中国的指责是基于第一种情形，认为中国的过剩产能无法在国内消化，当中国的投资与贸易跨越国境时，就把这个麻烦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假设可以抛开其他因素不谈，仅仅在产品流通的环节讨论市场经济的话，耶伦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倒打一耙。如果欧美本土制造企业失去竞争力，源于其用工成本、土地成本或者环保成本更高，而消费者因此失去了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机会，那么欧美企业才是产能过剩的来源，它们缺乏竞争力，却又不想退出市场。
但是，当把一个单一的或者封闭的市场理论跨越国境应用到开放经济条件下时，许多原本显而易见的结论可能就不再适用了。
2004年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提出了所谓的“萨缪尔森之忧”，这篇文章预言当信息、技术与资本的流动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时，美国居民就会永久性的减少收入机会，因为其余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力却是无法自由跨越国境的。此时继续进行自由贸易，中国将增加净福利，而美国将蒙受福利损失。
随着中国出口从初级产品转向电子设备等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产品出口，再到当前的“出口新三样”，至少美国的官方认定，萨缪尔森之忧正在逐渐变为现实，或者说，已经变成了现实。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与中美脱钩，还是拜登政府推动所谓的“制造业回流”、“中国+”，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
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因此所蒙受的福利损失是真实存在的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是从道理上来讲也许并不复杂。在中国仅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在高技术制造行业具有比较优势时，美国的白领和中高端技术岗位依然可以拥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又可以消化美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供应的产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跨国企业在全球完成了资源的低成本配置。
而如果当这部分中高端技术岗位也面临冲击时，美国的白领和蓝领可能同时面临竞争力不足的情况，其中蓝领工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机会可能下降的更快。这既是萨缪尔森的理论模型所预示的现实推演，也是特朗普被选入白宫的经济背景，即便拜登政府是代表跨国企业利益的建制派，但依然要面对全球贸易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竞争问题。在这个时候，针对中国提出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退回到了传统的贸易与投资保护问题。
此外，美国认为中国企业所获得的竞争力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美方指责中国企业获得了来自于政府的补贴或者支持，这也是一个公开的和存在已久的争论。如果来自于“有形之手”的力量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力时，美国同样也可以这么做，从而实现竞争的对等，但是美国似乎无意这么做。
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很难获得中国政府这样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是美国还有其他选择，也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通过推动先进产能离开中国流到产业层级更低的“友岸”、“近岸”甚至流回到美国本土，联合其盟友对于中国的出口新三样发起反补贴调查和贸易障碍。对于中国而言，似乎也并没有真正受到这种指责的干扰，关于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正在推进。
在这里，我们不再讨论政府帮助企业获得竞争力的边界问题，那往往会陷入到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我们只是需要知道美国的策略选择就足够了，因为确认了对手方的选择，自己的选择也就变得更加明确起来。
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矛盾正是在于供需失衡，这里的需求主要是指终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投资短期来看是宏观经济统计的支出项目，但长期来看形成的依然是生产能力。生产和投资的可持续循环离不开终端消费的有效需求，如果在居民部门消费能力依然有限，外部需求又面临外贸领域的挑战时，产能过剩实际上将成为自身经济的一种麻烦，简单说，这是中国的生产，也是中国的麻烦。
一方面，产能过剩会带来生产端的极度拥挤，从而可能带来产品价格和劳动成本等方面的恶性竞争和内卷，这又会扭曲要素的价格信号，特别是可能会使得整体的劳动报酬持续处于低增长的状态。另一方面，无论是此前的重工业，还是新能源类或装备制造类企业，都有一定产能过剩的风险，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这些过剩产能不退出市场，就会持续的挤占资金、土地以及劳动等要素资源，实际上提高了创新的门槛和成本，也加大了无效债务滚动的压力。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维系好一个好的外部经济与贸易环境是有利的，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贸易循环、推动企业出海，要相信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继续推动国内过剩产能的出清，避免在新能源等领域再次形成重复建设也是必要的，将更多的资源节约下来用于改善民生，无疑更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供需失衡问题的缓解。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需要首先理解产能过剩这一经济现象是什么，以及产能过剩为什么是一种需要纠正的状态。
产能过剩从字面意思上来理解并不复杂，就是一种供给显著超过需求的状态。在这其中又区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形是低效、无效的产能无法退出市场，从而生产出大量市场并不需要的产品或服务。比如中国经济进入所谓“新常态”后，钢铁、水泥、电解铝等重工业在重复建设以及投资需求走低的作用下供需失衡加剧，产品缺乏市场销量，但由于保就业、保GDP或者避免国企破产等原因而继续维持生产，从而出现了产能过剩。
另外一种情形是市场需求遭到重创，本应满足需求的生产却无法流入到市场。比如在美国大萧条期间出现了大面积的失业，居民部门失去了购买商品和服务的收入来源，在这种情况下牛奶价格骤降，生产牛奶的农场生产的越多亏损的就越多，从而发生了“倾倒牛奶”的现象，这也是一种产能过剩。
很显然，美国对于中国的指责是基于第一种情形，认为中国的过剩产能无法在国内消化，当中国的投资与贸易跨越国境时，就把这个麻烦转移到了其他国家。
假设可以抛开其他因素不谈，仅仅在产品流通的环节讨论市场经济的话，耶伦的指责是没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倒打一耙。如果欧美本土制造企业失去竞争力，源于其用工成本、土地成本或者环保成本更高，而消费者因此失去了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更高质量的机会，那么欧美企业才是产能过剩的来源，它们缺乏竞争力，却又不想退出市场。
但是，当把一个单一的或者封闭的市场理论跨越国境应用到开放经济条件下时，许多原本显而易见的结论可能就不再适用了。
2004年经济学家萨缪尔森在《经济展望杂志》（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上提出了所谓的“萨缪尔森之忧”，这篇文章预言当信息、技术与资本的流动使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时，美国居民就会永久性的减少收入机会，因为其余的要素可以自由流动，但劳动力却是无法自由跨越国境的。此时继续进行自由贸易，中国将增加净福利，而美国将蒙受福利损失。
随着中国出口从初级产品转向电子设备等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产品出口，再到当前的“出口新三样”，至少美国的官方认定，萨缪尔森之忧正在逐渐变为现实，或者说，已经变成了现实。无论是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与中美脱钩，还是拜登政府推动所谓的“制造业回流”、“中国+”，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所做出的反应。
这里的问题是，美国因此所蒙受的福利损失是真实存在的吗？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但是从道理上来讲也许并不复杂。在中国仅在劳动密集型行业具有比较优势，而美国在高技术制造行业具有比较优势时，美国的白领和中高端技术岗位依然可以拥有充分的就业机会和工资收入，而这部分收入又可以消化美国本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所供应的产能，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的跨国企业在全球完成了资源的低成本配置。
而如果当这部分中高端技术岗位也面临冲击时，美国的白领和蓝领可能同时面临竞争力不足的情况，其中蓝领工人的工作机会和收入机会可能下降的更快。这既是萨缪尔森的理论模型所预示的现实推演，也是特朗普被选入白宫的经济背景，即便拜登政府是代表跨国企业利益的建制派，但依然要面对全球贸易结构性变化带来的竞争问题。在这个时候，针对中国提出所谓的产能过剩问题，实际上退回到了传统的贸易与投资保护问题。
此外，美国认为中国企业所获得的竞争力并不是完全市场化的，美方指责中国企业获得了来自于政府的补贴或者支持，这也是一个公开的和存在已久的争论。如果来自于“有形之手”的力量可以帮助企业获得竞争力时，美国同样也可以这么做，从而实现竞争的对等，但是美国似乎无意这么做。
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很难获得中国政府这样的动员能力，另一方面是美国还有其他选择，也就是美国现在正在做的事情，通过推动先进产能离开中国流到产业层级更低的“友岸”、“近岸”甚至流回到美国本土，联合其盟友对于中国的出口新三样发起反补贴调查和贸易障碍。对于中国而言，似乎也并没有真正受到这种指责的干扰，关于大规模设备更新的政策正在推进。
在这里，我们不再讨论政府帮助企业获得竞争力的边界问题，那往往会陷入到无休止的争论之中，我们只是需要知道美国的策略选择就足够了，因为确认了对手方的选择，自己的选择也就变得更加明确起来。
中国经济当前最大的矛盾正是在于供需失衡，这里的需求主要是指终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投资短期来看是宏观经济统计的支出项目，但长期来看形成的依然是生产能力。生产和投资的可持续循环离不开终端消费的有效需求，如果在居民部门消费能力依然有限，外部需求又面临外贸领域的挑战时，产能过剩实际上将成为自身经济的一种麻烦，简单说，这是中国的生产，也是中国的麻烦。
一方面，产能过剩会带来生产端的极度拥挤，从而可能带来产品价格和劳动成本等方面的恶性竞争和内卷，这又会扭曲要素的价格信号，特别是可能会使得整体的劳动报酬持续处于低增长的状态。另一方面，无论是此前的重工业，还是新能源类或装备制造类企业，都有一定产能过剩的风险，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部分行业产能过剩”，而这些过剩产能不退出市场，就会持续的挤占资金、土地以及劳动等要素资源，实际上提高了创新的门槛和成本，也加大了无效债务滚动的压力。
所以对于中国经济而言，维系好一个好的外部经济与贸易环境是有利的，以更加市场化的方式推动贸易循环、推动企业出海，要相信中国企业自身的竞争能力和适应能力。继续推动国内过剩产能的出清，避免在新能源等领域再次形成重复建设也是必要的，将更多的资源节约下来用于改善民生，无疑更有利于推动国内经济供需失衡问题的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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