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伦访华的信号与政治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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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英良：耶伦的到访表明中美此前磋商的对话机制存在一定的效力，无论美国下一任总统是谁，中国政府均希望把这种机制性的对话延续下去。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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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国第六号政治人物、国安委成员、鸽派财长珍妮特•耶伦（Janet Yellen）飞抵广州，开始她在不到一年内的第二次访华行程。她此行任务包括试图说服中国放弃向世界大规模出口绿色能源制品，与中国高层就中国产品对美国国内的冲击及产业政策等展开交流。

中国在2019年左右崛起的以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品为代表的“新三样”成为中国对外出口新的拳头产品，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大宗类贸易中拥有自主标准设计与产业链控制权的产品。为迎接耶伦，中国政府派出了主管经济的副总理何立峰作对接。在启程前往中国之时，耶伦部长在X上（原推特）表示：“今天，我将前往中国——首先到广州，然后到北京——与我的对口官员、美国商界领袖等人士交流，以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国家安全利益。随后耶伦前往北京会晤李强总理，而耶伦在粤与京反映出的抱怨与期待大体是连贯的。

此行目的是受拜登委派与中国就中美经贸展开磋商。耶伦在X写的很明确，称按照拜登总统指示，“我们已努力从实力地位出发负责任地管理美中关系。我们的经济议程正在推动历史性的复苏——我们对美国产能的重大投资将推动持续、强劲的经济增长。与此同时，我们加强了美国与新兴市场的关系，包括在印太地区。这些努力正在帮助美国实现关键供应链的多样化，并强化美国经济安全。在我访问中国期间，我将重点推进健康的经济关系，这种经济关系为美国劳动者和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我还将着重在应对非法融资和气候变化等共同挑战方面推进合作。作为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我们保持畅通的沟通渠道——尤其是在我们意见相左的时候，这一点至关重要。美国人民期待我们负责任地管理这一关系，世界也期待我们在能合作的领域共同努力。”这里耶伦从中美关系、美国经济安全和美国国内就业与公平等维度展开，基本定义了这一会晤的主要目的。

中美冲突的一个根源在于高层接触少而互疑多。在旧金山会晤后，中国政府加紧积极管控中美冲突，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即实现中美高层对话与定期性会晤或交流。在这一背景下，耶伦访华。一位美国高官预告耶伦访华行程时表示，拜登政府担心中国过剩（overcapacity）的工业生产对外倾销会阻碍美国相关的产业发展。耶伦称将向中国政府施压，遏制其廉价产品泛滥，希望中国提振自身消费市场。也就是说，中国需要减少对外特定商品的出口，并开拓国内消费市场。

广东是中国经济最强省，是对外出口大省，也是与美国经贸关联最为紧密的地方之一。4月5日，耶伦在广州参加了中国美国商会主办的活动，并对美国在华企业发表了讲话，再次强调反对中美“脱钩”。耶伦在与美国商界领袖会晤时表示，“直接和间接的政府援助正在导致产能远远超出中国国内需求，也超出全球市场的支撑能力。”同时，耶伦反复表示，美国致力于与中国建立“健康的经济关系”，但这需要“为美国工人和公司提供公平的竞争环境，以及在美中分歧的领域进行公开和直接的沟通”。耶伦阐明，中国正在将大量电动汽车、电池、光伏电池板等加工产品释放至全球市场。这是多年大规模政府补贴、国内需求疲弱的结果。此举压低了全球市场上许多产品的价格，对其它国家的厂商造成压力。在前往广州途中，耶伦拒绝评论她是否会在与中国官员的谈话中提及新关税的威胁。但她表示，拜登政府已决定发展美国自身在电动汽车、光伏能源以及其他清洁能源产品的供应链，提供投资税减免，并且“不排除”其它保护本国企业的可能途径。也就是说，美国也会采取产业政策寻求抵消中国带来的压力。

美国一方面确实需要中国相对廉价的商品以维持美国国内低物价和降低通胀，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产能大且同质化生产严重，中国对美贸易近乎所有的产品均受到过美方的反倾销调查。中美贸易冲突从1980年中美建交后的次年即存在，一直延续到现在。1978-2009年，美国对中国产品反倾销调查主要分布在 13 个行业及产品上：贱金属及其制品、化学产品、杂项制品、机械电气设备及部件、纸及纸制品、纺织制品、预制食品与饮料、塑料与橡胶制品、矿石及矿物燃料、家用电器、蔬菜产品、车船运输设备及部件，以及建材与玻璃制品。这些都是中国作为“代工厂”时期的产品，美国动用的反倾销调查相当密集且最终结果无一不是采取提高关税对这些商品进行课税。由于对中国政商关系认知不同，美国到现在都没有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尽管美国在2002年赋予了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但美国始终认为中国与欧美主流的经济体存在差异。

目前，中国高层已经意识到中美关系难以逆转，包括中国政府业已降低了对构造“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宣传并降低期望，中国政府表现出并不怕中美关系走向冲突甚至恶化的准备，反而期待如同中美关系黄金时期“奥巴马治下的中美关系”时代那样存在广泛的沟通与对话，尽管后来特朗普上台结束了这一趋势。在奥巴马八年中，美中关系出现很多建设性的合作和发展。比如，在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以收并购的方式挽救了一批濒临崩溃的美国企业，美中经济实现较深度的融合，两国扩展经济与战略对话机制、进行中美双边投资协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谈判等；在文化上，美中人文交流机制建立，从“十万强” 到“百万强”计划、美国对中国护照实行首次10年免签等。

回顾历史，中美关系最具挑战时期是在2018年3月特朗普开始推动以高关税对中国施加制裁，中国面临美国主导的对中美经贸关系近乎颠覆性的制裁。此外，特朗普主导了对中兴与华为的制裁，对微信等中国运用APP进行排挤或收购的威逼，加征的关税从10%-25%不等，美国政府对中国经贸政策的不满从对刘鹤副总理多轮次的经贸谈判中得以表现。美方要求中国做出涉及制度层面的改革，这当然会面临中国政府的否定。由于疫情带来的冲击以及美国产业长期外包带来制造业走弱，拜登政府相当注重产业链安全，在沿用高关税的同时，拟重新设计对华经贸政策，其中的一个重点在于预防中国大宗出口对美国就业及通胀等带来的消极影响。

与特朗普政府相比，拜登更加忌惮中国政府在产业链层面对美国构成新竞争。美国所能祭出的手段包含了延续高关税、外资审查、禁止美国资本投资中国企业等。但疫情后，中国以锂电和太阳能为核心的环保产业迅速规模性崛起，包括欧美均认识到了这一环保低碳赛道是未来产业的新方向，中国的出口“新三样”并不是中国一蹴而就形成的优势，而是中国在长期的全球化与工业制造业积淀的结果。现实中，诸多的国际竞争包括直接投资，中国企业均离不开政府的产业扶持与补贴，中国大宗出口产品依然在“走低价跑量”的出口策略，而这种价格竞争往往会使东道国国内同行丧失优势，这一现象一直伴随着中国大宗类商品的出口。政府的扶持和补贴，可能成为中国出口优势，当然其外溢可能就成为“劣势”。

耶伦当然是带着问题和埋怨而来，但是耶伦访华之际，在太平洋的另一端，2024年4月3日，“中美商贸工作组”第一次副部长级会议（2024 US-China Commercial Issues Working Group）由美国中国总商会等美国友好团体举办的招待会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代表兼副部长王受文率代表团出席，美国商务部副部长玛丽莎•拉戈（Marisa Lago）出席并发表讲话。包括20多家总商会会员企业在内的100余位中美两国工商界代表参加，美国中国总商会会长胡威致辞。在军事方面，4月3日至4日，中美两军在夏威夷举行2024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此次会议旨在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动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双方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了坦诚、建设性交流，对2021年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以来的《中美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执行情况进行了评估，讨论了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在中美经济工作组、中美金融工作组分别多次举行会议之后，中美商贸工作组在美国召开会议。耶伦访华是在中美寻求系统性的对话与对接的背景下展开，其总体意义是积极的。

也就是说，中美在多个渠道强化对话，中美有分歧并不可怕，存在分歧但各自猜疑削减信任，推动冲突螺旋才是可怕的。中美互动局面不同意开创，同时面临美国选举带来的不确定性，拜登能否继续执政是考验目前中美机制性对话延续性的一个重要挑战。但中美两国政府均从特朗普时期中美强冲突的历史中汲取教训，尽管中美结构性与战略性冲突不可避免，但两国已经意识到保持各领域尤其是经贸方面对话有助于中美关系协调。未来，中美两国政治精英大概率会从本国民众的福祉出发，设计务实的经贸政策。

按照实践以及美国政府的表态看，美国确实在准备与中国在矛盾冲突爆发之际（可能是未来的台海冲突）中保持对中国经济的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要求美国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还认为中国的出口带来了全球的冲击，然而中国贸易要发展再缩小到改革开放前或上世纪90年代的代工生产体量显然也不现实。如果，中国顺利实现工业现代化，那其产能将更加惊人。因为包括英、美、日在内，强国的崛起始终要经过成为贸易出口大国这一基本的条件。从国际政治的逻辑来看，美国只是在奉行其一贯的现实主义。而且美国并没有允许中国的电动车对美出口，而是组建自主可控的生产线，并以《降低通胀法》作为政策蓝本，汲取中国战略性企业直接投资的同时削弱中国的出口优势。

耶伦的到访表明中美此前磋商的对话机制存在一定的效力，中美两国高层都认同这一对话机制，而随同对话机制共同展开的还有中美更加密集的航班以及文化交流互动的增加，无论美国下一任总统是谁，中国政府均希望把这种机制性的对话延续下去，使中美关系恢复到奥巴马时期的状态最为契合中方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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