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大众遗忘的轻 App。
发布日期：2024-12-22 07:53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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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融入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全球外包生产体系，中国政府开始充分正视与世界的差距，力求从“革命型政党”转向“建设型政党”。当时中国唯一富余的就是劳动力，其中大部分是只能从事简单重复机械劳动的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港台日美主导推动对中国的产业外包在当时契合中国对外汇的需要，中国通过国际招商，向外商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以及出口税，由此通过40年左右的财富积累获得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殊荣。而在疫情前后，全球化开始发生了“质”的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香港，另外一个是美国。香港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与贸易实施资金结算的金融中心，是中国融入全球化重要的推手和桥梁。香港各大财团在中国布局了巨量的资产，一直是境外国家（地区）对中国内陆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在去年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中，香港继续成为中国直接投资第一大目的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可以说，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美国是引导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核心国家，是美国与中国老一辈政治家共同为中国融入全球化打开了大门。起初中美间的经贸合作有着明确指向性，即进行基于反苏合作的军工领域协作。1979年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是中美政府间的第一份双边协议，指向扩大两国在军工尤其是航空领域的合作，内容包括贸易、学术交流与留学生教育等。在美国政府高层的支持下，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此前1980年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MFN），但需经审查才能得以逐年延长，直到1994年时任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将贸易与人权脱钩。美国政府在2002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待遇起，中美在贸易政策的谈判告一段落，美国国内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论也终告一段落，当然美国国会与政府开启了监督中国在全球化履行承诺的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基本是在美国制定的国际经贸规则内展开活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由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相对稳定的投资与外包而进一步得到夯实。
中国如何对接世界其实并没有经验，包括建立特区（上世纪90年代初普通民众去深圳还需要严格的公安背景调查与边检）以及后来的经济开发区、自贸区、参与或建设区域及全球贸易协定等；在投资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与其他国家即推动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的签署（如1982年与瑞典签署BIT）。通过融入全球化，中国迅速全方面地崛起，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得以调动，在长期以经济建设为纲的实践中，中国走出了后发国家赶超世界一流大国的道路。
然而，全球化过程本身是一个国家不断学习与自我更新的过程，由于存在庞大的需就业人口，初级或中级制造业始终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方向，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是中国各类要素价格也在上涨，比如城市工业区租金、劳动力、土地、税收等。此外，中国的发展还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尽管这一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存在争论。中国政府下定决心须改变融入全球化的路径依赖，这突出表现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在华为与中兴受到美欧联合制裁下，中国政府意识到欧美主导的高端产业链并不希望中国通过现有的全球化渠道比如贸易与投资或参与政府采购等获得先进技术与销售市场，转而寻求依靠本国科研与市场推动诸如“中国制造2025”“中国式现代化”以及近期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等目标，内涵与实际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即依靠本国力量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防止国家产业始终在中低端内进行内耗并继续以牺牲环境换取外汇以、就业和GDP的低质量增长。总体而言，中国要实现参与全球化的路径改变。
全球化是“雨露均沾”没有明显排他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全球化，并且都在细分领域可能成为主导。但是有的国家属于领导，比如美国；有一些国家是重要的参与方，比如日韩欧；中国一直属于发展中国家梯队，尽管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动力。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国家自主性和学习能力。
当然，这种学习能力在其他国家，诸如越南、泰国、印度等都是同时存在的，全球化的自发性和竞争态势使中国不可能一直掌握优势生产要素，而且在贸易与招商竞争中，中国的经验也容易被其他国家学习、被其他国家超越。比如，越南承接来自广东、江苏的电子、服装等产业的转移、东欧国家承接了全球奢侈品箱包的制造。产业落地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此前的投资地其成本在上涨，投资利润率可能出现下滑，所以资本就会转移。在中国本土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之际，中国企业自身要不向内地西部转移部分产能，要不直接转投或以发展援助的方式进军东南亚或非洲，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出海”，到目前全球各地都存在中国的投资。
新冠疫情为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一个新的分水岭。全球化进程始终不是单一由商业主导的，国家间的竞争及博弈乃至对产业链的塑造和控制权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目前依然是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化最具分量的外部性因素，美国在制度、规范、制裁、金融等领域对中国依然存在明显优势，在重要的节点上对中国的设障依然能够在短期内使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甚至内政需出现较大的调试。比如，1990年老布什总统对中航技收购MAMCO的限制使中国军事工业日后对美收并购举步维艰；特朗普推动的外国投资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FIRRMA）对中国网络信息数据产业对美投资无疑是一个重击；拜登推动的涉外资的行政令使中国投资美国高端产业链变数加大，而禁止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科技企业又使得此前一系列由美国政府基金或商业性投资基金对接中国独角兽或初创企业的融资路径渠道被收窄。中美经贸关系的三个重要方向，对美贸易因为特朗普执意坚持提高关税，使中国对美出口尽管在绝对值上持续保持高涨（2023年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但在商品的“质”上中国始终没有脱离“代工产品”的地位；在对美债持有上，由于对收益及沉没成本的担忧，中国政府削减持有美国国债的趋势相当明显；在中美双向直接投资上，2023年近乎断崖下跌，唯一的亮点得依靠存量投资来统筹。也正是在美国的压制下，中国政府强调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建设“国际-国内”两种循环。这种转变并非是对全球化的否定，是中国已经认识到全球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市场，而是全球贸易市场越发由非市场因素所左右，这些非市场因素有一些中国政府可控，有一些中国政府难以介入，或者以常规经济外交难以抵消其劣势。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从外包承接者、规则被动接受者到成为全球化的“质疑人”和“改造方”，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没有像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不具备全球领导资质的前提下激进地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样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国家被孤立与边缘化，在短期内再无崛起可能。目前全球化的一个局面是，全球化的领导国美国对中国如何继续参与全球化，下一步走势等并没有明确的判断。美国与中国政界与商界互相交往接近半个世纪，最终发现制度距离与文化冲突依然不可避免，而中美所有矛盾斗争归根结底会表现为中美两国执政党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国际与国内层面两国两党政治经济动员能力的竞争。
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塑造是中国获得了海量的财富并使中国政治精英深刻明白顺着现有的全球化路径，中国不可能持续获得崛起动力，所以中国目前的定位是“参与但积极求变”。全球化对美国最大的冲击是美国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设计可以承接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并且可以高效地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但难以解释美国所谓的中国式“政商关系”或被美国政治精英视为“集权”“威权主义”式中国政商关系如何反过来塑造美国政府采取类似“集权”式政治动员手段与中国展开竞争。中国参与全球化在客观上冲击着美国国内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文化，对此美国部分一流学者与政治家已经开始警惕这一动态。
“40不惑”，中国参与全球化正好40多年，马上进入“50知天命”的阶段。这种“知天命”一个重要的点是中国已经明白全球化依然在按照现实主义路径运行，中国要继续循着现有全球化路径获得先进生产要素会越发艰难。庞大的产能体量突然面对聚变减速的全球化，这是各行各业开始内卷的根本原因。无论什么形式的内卷，实际上都是“逐底竞争”，是企业实体打价格战以实现短暂的市场优势。因为市场还没有被深度挖掘，中国强大的产能不能停也不能原地打转，唯一的方向就是放弃幻想、自我创新，现实中更大的可能是采取“不对称”的路子，继续保持全球对中国特定产品的依赖。
中国改革开放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香港，另外一个是美国。香港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与贸易实施资金结算的金融中心，是中国融入全球化重要的推手和桥梁。香港各大财团在中国布局了巨量的资产，一直是境外国家（地区）对中国内陆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在去年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中，香港继续成为中国直接投资第一大目的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可以说，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美国是引导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核心国家，是美国与中国老一辈政治家共同为中国融入全球化打开了大门。起初中美间的经贸合作有着明确指向性，即进行基于反苏合作的军工领域协作。1979年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是中美政府间的第一份双边协议，指向扩大两国在军工尤其是航空领域的合作，内容包括贸易、学术交流与留学生教育等。在美国政府高层的支持下，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此前1980年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MFN），但需经审查才能得以逐年延长，直到1994年时任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将贸易与人权脱钩。美国政府在2002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待遇起，中美在贸易政策的谈判告一段落，美国国内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论也终告一段落，当然美国国会与政府开启了监督中国在全球化履行承诺的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基本是在美国制定的国际经贸规则内展开活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由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相对稳定的投资与外包而进一步得到夯实。
中国如何对接世界其实并没有经验，包括建立特区（上世纪90年代初普通民众去深圳还需要严格的公安背景调查与边检）以及后来的经济开发区、自贸区、参与或建设区域及全球贸易协定等；在投资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与其他国家即推动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的签署（如1982年与瑞典签署BIT）。通过融入全球化，中国迅速全方面地崛起，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得以调动，在长期以经济建设为纲的实践中，中国走出了后发国家赶超世界一流大国的道路。
然而，全球化过程本身是一个国家不断学习与自我更新的过程，由于存在庞大的需就业人口，初级或中级制造业始终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方向，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是中国各类要素价格也在上涨，比如城市工业区租金、劳动力、土地、税收等。此外，中国的发展还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尽管这一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存在争论。中国政府下定决心须改变融入全球化的路径依赖，这突出表现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在华为与中兴受到美欧联合制裁下，中国政府意识到欧美主导的高端产业链并不希望中国通过现有的全球化渠道比如贸易与投资或参与政府采购等获得先进技术与销售市场，转而寻求依靠本国科研与市场推动诸如“中国制造2025”“中国式现代化”以及近期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等目标，内涵与实际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即依靠本国力量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防止国家产业始终在中低端内进行内耗并继续以牺牲环境换取外汇以、就业和GDP的低质量增长。总体而言，中国要实现参与全球化的路径改变。
全球化是“雨露均沾”没有明显排他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全球化，并且都在细分领域可能成为主导。但是有的国家属于领导，比如美国；有一些国家是重要的参与方，比如日韩欧；中国一直属于发展中国家梯队，尽管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动力。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国家自主性和学习能力。
当然，这种学习能力在其他国家，诸如越南、泰国、印度等都是同时存在的，全球化的自发性和竞争态势使中国不可能一直掌握优势生产要素，而且在贸易与招商竞争中，中国的经验也容易被其他国家学习、被其他国家超越。比如，越南承接来自广东、江苏的电子、服装等产业的转移、东欧国家承接了全球奢侈品箱包的制造。产业落地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此前的投资地其成本在上涨，投资利润率可能出现下滑，所以资本就会转移。在中国本土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之际，中国企业自身要不向内地西部转移部分产能，要不直接转投或以发展援助的方式进军东南亚或非洲，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出海”，到目前全球各地都存在中国的投资。
新冠疫情为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一个新的分水岭。全球化进程始终不是单一由商业主导的，国家间的竞争及博弈乃至对产业链的塑造和控制权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目前依然是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化最具分量的外部性因素，美国在制度、规范、制裁、金融等领域对中国依然存在明显优势，在重要的节点上对中国的设障依然能够在短期内使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甚至内政需出现较大的调试。比如，1990年老布什总统对中航技收购MAMCO的限制使中国军事工业日后对美收并购举步维艰；特朗普推动的外国投资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FIRRMA）对中国网络信息数据产业对美投资无疑是一个重击；拜登推动的涉外资的行政令使中国投资美国高端产业链变数加大，而禁止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科技企业又使得此前一系列由美国政府基金或商业性投资基金对接中国独角兽或初创企业的融资路径渠道被收窄。中美经贸关系的三个重要方向，对美贸易因为特朗普执意坚持提高关税，使中国对美出口尽管在绝对值上持续保持高涨（2023年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但在商品的“质”上中国始终没有脱离“代工产品”的地位；在对美债持有上，由于对收益及沉没成本的担忧，中国政府削减持有美国国债的趋势相当明显；在中美双向直接投资上，2023年近乎断崖下跌，唯一的亮点得依靠存量投资来统筹。也正是在美国的压制下，中国政府强调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建设“国际-国内”两种循环。这种转变并非是对全球化的否定，是中国已经认识到全球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市场，而是全球贸易市场越发由非市场因素所左右，这些非市场因素有一些中国政府可控，有一些中国政府难以介入，或者以常规经济外交难以抵消其劣势。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从外包承接者、规则被动接受者到成为全球化的“质疑人”和“改造方”，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没有像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不具备全球领导资质的前提下激进地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样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国家被孤立与边缘化，在短期内再无崛起可能。目前全球化的一个局面是，全球化的领导国美国对中国如何继续参与全球化，下一步走势等并没有明确的判断。美国与中国政界与商界互相交往接近半个世纪，最终发现制度距离与文化冲突依然不可避免，而中美所有矛盾斗争归根结底会表现为中美两国执政党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国际与国内层面两国两党政治经济动员能力的竞争。
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塑造是中国获得了海量的财富并使中国政治精英深刻明白顺着现有的全球化路径，中国不可能持续获得崛起动力，所以中国目前的定位是“参与但积极求变”。全球化对美国最大的冲击是美国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设计可以承接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并且可以高效地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但难以解释美国所谓的中国式“政商关系”或被美国政治精英视为“集权”“威权主义”式中国政商关系如何反过来塑造美国政府采取类似“集权”式政治动员手段与中国展开竞争。中国参与全球化在客观上冲击着美国国内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文化，对此美国部分一流学者与政治家已经开始警惕这一动态。
“40不惑”，中国参与全球化正好40多年，马上进入“50知天命”的阶段。这种“知天命”一个重要的点是中国已经明白全球化依然在按照现实主义路径运行，中国要继续循着现有全球化路径获得先进生产要素会越发艰难。庞大的产能体量突然面对聚变减速的全球化，这是各行各业开始内卷的根本原因。无论什么形式的内卷，实际上都是“逐底竞争”，是企业实体打价格战以实现短暂的市场优势。因为市场还没有被深度挖掘，中国强大的产能不能停也不能原地打转，唯一的方向就是放弃幻想、自我创新，现实中更大的可能是采取“不对称”的路子，继续保持全球对中国特定产品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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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4-02 21:02
商业与经济
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中国
全球化正在重新塑造中国
王英良：中国已经明白全球化依然在按照现实主义路径运行，要继续循着现有全球化路径获得先进生产要素会越发艰难，而应放弃幻想、自我创新。
王英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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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开启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融入美国及其盟友主导的全球外包生产体系，中国政府开始充分正视与世界的差距，力求从“革命型政党”转向“建设型政党”。当时中国唯一富余的就是劳动力，其中大部分是只能从事简单重复机械劳动的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港台日美主导推动对中国的产业外包在当时契合中国对外汇的需要，中国通过国际招商，向外商提供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以及出口税，由此通过40年左右的财富积累获得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殊荣。而在疫情前后，全球化开始发生了“质”的转变。
中国改革开放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香港，另外一个是美国。香港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与贸易实施资金结算的金融中心，是中国融入全球化重要的推手和桥梁。香港各大财团在中国布局了巨量的资产，一直是境外国家（地区）对中国内陆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在去年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中，香港继续成为中国直接投资第一大目的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可以说，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美国是引导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核心国家，是美国与中国老一辈政治家共同为中国融入全球化打开了大门。起初中美间的经贸合作有着明确指向性，即进行基于反苏合作的军工领域协作。1979年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是中美政府间的第一份双边协议，指向扩大两国在军工尤其是航空领域的合作，内容包括贸易、学术交流与留学生教育等。在美国政府高层的支持下，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此前1980年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MFN），但需经审查才能得以逐年延长，直到1994年时任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将贸易与人权脱钩。美国政府在2002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待遇起，中美在贸易政策的谈判告一段落，美国国内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论也终告一段落，当然美国国会与政府开启了监督中国在全球化履行承诺的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基本是在美国制定的国际经贸规则内展开活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由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相对稳定的投资与外包而进一步得到夯实。
中国如何对接世界其实并没有经验，包括建立特区（上世纪90年代初普通民众去深圳还需要严格的公安背景调查与边检）以及后来的经济开发区、自贸区、参与或建设区域及全球贸易协定等；在投资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与其他国家即推动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的签署（如1982年与瑞典签署BIT）。通过融入全球化，中国迅速全方面地崛起，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得以调动，在长期以经济建设为纲的实践中，中国走出了后发国家赶超世界一流大国的道路。
然而，全球化过程本身是一个国家不断学习与自我更新的过程，由于存在庞大的需就业人口，初级或中级制造业始终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方向，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是中国各类要素价格也在上涨，比如城市工业区租金、劳动力、土地、税收等。此外，中国的发展还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尽管这一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存在争论。中国政府下定决心须改变融入全球化的路径依赖，这突出表现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在华为与中兴受到美欧联合制裁下，中国政府意识到欧美主导的高端产业链并不希望中国通过现有的全球化渠道比如贸易与投资或参与政府采购等获得先进技术与销售市场，转而寻求依靠本国科研与市场推动诸如“中国制造2025”“中国式现代化”以及近期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等目标，内涵与实际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即依靠本国力量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防止国家产业始终在中低端内进行内耗并继续以牺牲环境换取外汇以、就业和GDP的低质量增长。总体而言，中国要实现参与全球化的路径改变。
全球化是“雨露均沾”没有明显排他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全球化，并且都在细分领域可能成为主导。但是有的国家属于领导，比如美国；有一些国家是重要的参与方，比如日韩欧；中国一直属于发展中国家梯队，尽管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动力。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国家自主性和学习能力。
当然，这种学习能力在其他国家，诸如越南、泰国、印度等都是同时存在的，全球化的自发性和竞争态势使中国不可能一直掌握优势生产要素，而且在贸易与招商竞争中，中国的经验也容易被其他国家学习、被其他国家超越。比如，越南承接来自广东、江苏的电子、服装等产业的转移、东欧国家承接了全球奢侈品箱包的制造。产业落地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此前的投资地其成本在上涨，投资利润率可能出现下滑，所以资本就会转移。在中国本土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之际，中国企业自身要不向内地西部转移部分产能，要不直接转投或以发展援助的方式进军东南亚或非洲，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出海”，到目前全球各地都存在中国的投资。
新冠疫情为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一个新的分水岭。全球化进程始终不是单一由商业主导的，国家间的竞争及博弈乃至对产业链的塑造和控制权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目前依然是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化最具分量的外部性因素，美国在制度、规范、制裁、金融等领域对中国依然存在明显优势，在重要的节点上对中国的设障依然能够在短期内使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甚至内政需出现较大的调试。比如，1990年老布什总统对中航技收购MAMCO的限制使中国军事工业日后对美收并购举步维艰；特朗普推动的外国投资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FIRRMA）对中国网络信息数据产业对美投资无疑是一个重击；拜登推动的涉外资的行政令使中国投资美国高端产业链变数加大，而禁止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科技企业又使得此前一系列由美国政府基金或商业性投资基金对接中国独角兽或初创企业的融资路径渠道被收窄。中美经贸关系的三个重要方向，对美贸易因为特朗普执意坚持提高关税，使中国对美出口尽管在绝对值上持续保持高涨（2023年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但在商品的“质”上中国始终没有脱离“代工产品”的地位；在对美债持有上，由于对收益及沉没成本的担忧，中国政府削减持有美国国债的趋势相当明显；在中美双向直接投资上，2023年近乎断崖下跌，唯一的亮点得依靠存量投资来统筹。也正是在美国的压制下，中国政府强调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建设“国际-国内”两种循环。这种转变并非是对全球化的否定，是中国已经认识到全球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市场，而是全球贸易市场越发由非市场因素所左右，这些非市场因素有一些中国政府可控，有一些中国政府难以介入，或者以常规经济外交难以抵消其劣势。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从外包承接者、规则被动接受者到成为全球化的“质疑人”和“改造方”，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没有像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不具备全球领导资质的前提下激进地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样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国家被孤立与边缘化，在短期内再无崛起可能。目前全球化的一个局面是，全球化的领导国美国对中国如何继续参与全球化，下一步走势等并没有明确的判断。美国与中国政界与商界互相交往接近半个世纪，最终发现制度距离与文化冲突依然不可避免，而中美所有矛盾斗争归根结底会表现为中美两国执政党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国际与国内层面两国两党政治经济动员能力的竞争。
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塑造是中国获得了海量的财富并使中国政治精英深刻明白顺着现有的全球化路径，中国不可能持续获得崛起动力，所以中国目前的定位是“参与但积极求变”。全球化对美国最大的冲击是美国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设计可以承接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并且可以高效地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但难以解释美国所谓的中国式“政商关系”或被美国政治精英视为“集权”“威权主义”式中国政商关系如何反过来塑造美国政府采取类似“集权”式政治动员手段与中国展开竞争。中国参与全球化在客观上冲击着美国国内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文化，对此美国部分一流学者与政治家已经开始警惕这一动态。
“40不惑”，中国参与全球化正好40多年，马上进入“50知天命”的阶段。这种“知天命”一个重要的点是中国已经明白全球化依然在按照现实主义路径运行，中国要继续循着现有全球化路径获得先进生产要素会越发艰难。庞大的产能体量突然面对聚变减速的全球化，这是各行各业开始内卷的根本原因。无论什么形式的内卷，实际上都是“逐底竞争”，是企业实体打价格战以实现短暂的市场优势。因为市场还没有被深度挖掘，中国强大的产能不能停也不能原地打转，唯一的方向就是放弃幻想、自我创新，现实中更大的可能是采取“不对称”的路子，继续保持全球对中国特定产品的依赖。
中国改革开放离不开两个重要的地方，一个是香港，另外一个是美国。香港一直是中国对外投资与贸易实施资金结算的金融中心，是中国融入全球化重要的推手和桥梁。香港各大财团在中国布局了巨量的资产，一直是境外国家（地区）对中国内陆直接投资最多的地区。在去年中国商务部公布的《2022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报告》中，香港继续成为中国直接投资第一大目的地，也是中国重要的外资来源地。可以说，香港在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全球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是不可取代的。
美国是引导中国进入全球化的核心国家，是美国与中国老一辈政治家共同为中国融入全球化打开了大门。起初中美间的经贸合作有着明确指向性，即进行基于反苏合作的军工领域协作。1979年的《美中科技合作协定》是中美政府间的第一份双边协议，指向扩大两国在军工尤其是航空领域的合作，内容包括贸易、学术交流与留学生教育等。在美国政府高层的支持下，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此前1980年美国国会批准给予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Most Favoured Nation，MFN），但需经审查才能得以逐年延长，直到1994年时任总统克林顿（Bill Clinton）将贸易与人权脱钩。美国政府在2002年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ermanent normal trade relations，PNTR）待遇起，中美在贸易政策的谈判告一段落，美国国内在是否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争论也终告一段落，当然美国国会与政府开启了监督中国在全球化履行承诺的进程。中国在改革开放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基本是在美国制定的国际经贸规则内展开活动，中国的“世界工厂”地位是由美国及其盟友国家相对稳定的投资与外包而进一步得到夯实。
中国如何对接世界其实并没有经验，包括建立特区（上世纪90年代初普通民众去深圳还需要严格的公安背景调查与边检）以及后来的经济开发区、自贸区、参与或建设区域及全球贸易协定等；在投资领域，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与其他国家即推动双边投资协议（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y，BIT）的签署（如1982年与瑞典签署BIT）。通过融入全球化，中国迅速全方面地崛起，各类生产要素的积极性得以调动，在长期以经济建设为纲的实践中，中国走出了后发国家赶超世界一流大国的道路。
然而，全球化过程本身是一个国家不断学习与自我更新的过程，由于存在庞大的需就业人口，初级或中级制造业始终成为中国劳动力就业的主方向，伴随全球化进程的是中国各类要素价格也在上涨，比如城市工业区租金、劳动力、土地、税收等。此外，中国的发展还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尽管这一概念在中国的适用性存在争论。中国政府下定决心须改变融入全球化的路径依赖，这突出表现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在华为与中兴受到美欧联合制裁下，中国政府意识到欧美主导的高端产业链并不希望中国通过现有的全球化渠道比如贸易与投资或参与政府采购等获得先进技术与销售市场，转而寻求依靠本国科研与市场推动诸如“中国制造2025”“中国式现代化”以及近期提出的“新质生产力”等目标，内涵与实际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即依靠本国力量推动产业链向高端迈进，防止国家产业始终在中低端内进行内耗并继续以牺牲环境换取外汇以、就业和GDP的低质量增长。总体而言，中国要实现参与全球化的路径改变。
全球化是“雨露均沾”没有明显排他性的过程，任何一个国家均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全球化，并且都在细分领域可能成为主导。但是有的国家属于领导，比如美国；有一些国家是重要的参与方，比如日韩欧；中国一直属于发展中国家梯队，尽管也是全球化重要的动力。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表现出较强的国家自主性和学习能力。
当然，这种学习能力在其他国家，诸如越南、泰国、印度等都是同时存在的，全球化的自发性和竞争态势使中国不可能一直掌握优势生产要素，而且在贸易与招商竞争中，中国的经验也容易被其他国家学习、被其他国家超越。比如，越南承接来自广东、江苏的电子、服装等产业的转移、东欧国家承接了全球奢侈品箱包的制造。产业落地的原因很复杂，但是一个基本的道理是此前的投资地其成本在上涨，投资利润率可能出现下滑，所以资本就会转移。在中国本土生产要素价格上涨之际，中国企业自身要不向内地西部转移部分产能，要不直接转投或以发展援助的方式进军东南亚或非洲，中国政府鼓励企业“出海”，到目前全球各地都存在中国的投资。
新冠疫情为全球化按下了暂停键，成为中国与世界关系一个新的分水岭。全球化进程始终不是单一由商业主导的，国家间的竞争及博弈乃至对产业链的塑造和控制权均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目前依然是影响中国参与全球化最具分量的外部性因素，美国在制度、规范、制裁、金融等领域对中国依然存在明显优势，在重要的节点上对中国的设障依然能够在短期内使中国的全球化进程甚至内政需出现较大的调试。比如，1990年老布什总统对中航技收购MAMCO的限制使中国军事工业日后对美收并购举步维艰；特朗普推动的外国投资审查现代化法案（Foreign Investment Risk Review Modernization Act of 2018 ，FIRRMA）对中国网络信息数据产业对美投资无疑是一个重击；拜登推动的涉外资的行政令使中国投资美国高端产业链变数加大，而禁止美国企业投资中国科技企业又使得此前一系列由美国政府基金或商业性投资基金对接中国独角兽或初创企业的融资路径渠道被收窄。中美经贸关系的三个重要方向，对美贸易因为特朗普执意坚持提高关税，使中国对美出口尽管在绝对值上持续保持高涨（2023年美国依然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对象国），但在商品的“质”上中国始终没有脱离“代工产品”的地位；在对美债持有上，由于对收益及沉没成本的担忧，中国政府削减持有美国国债的趋势相当明显；在中美双向直接投资上，2023年近乎断崖下跌，唯一的亮点得依靠存量投资来统筹。也正是在美国的压制下，中国政府强调进一步开拓国内市场，建设“国际-国内”两种循环。这种转变并非是对全球化的否定，是中国已经认识到全球化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建立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自由市场，而是全球贸易市场越发由非市场因素所左右，这些非市场因素有一些中国政府可控，有一些中国政府难以介入，或者以常规经济外交难以抵消其劣势。
中国在全球化中的角色从外包承接者、规则被动接受者到成为全球化的“质疑人”和“改造方”，但中国始终是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没有像俄罗斯、伊朗等国家在不具备全球领导资质的前提下激进地挑战现有国际秩序，这样的唯一结果只能是国家被孤立与边缘化，在短期内再无崛起可能。目前全球化的一个局面是，全球化的领导国美国对中国如何继续参与全球化，下一步走势等并没有明确的判断。美国与中国政界与商界互相交往接近半个世纪，最终发现制度距离与文化冲突依然不可避免，而中美所有矛盾斗争归根结底会表现为中美两国执政党的竞争，这种竞争是在国际与国内层面两国两党政治经济动员能力的竞争。
全球化对中国最大的塑造是中国获得了海量的财富并使中国政治精英深刻明白顺着现有的全球化路径，中国不可能持续获得崛起动力，所以中国目前的定位是“参与但积极求变”。全球化对美国最大的冲击是美国引以为豪的政治制度设计可以承接中国参与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冲击并且可以高效地应对中国带来的挑战，但难以解释美国所谓的中国式“政商关系”或被美国政治精英视为“集权”“威权主义”式中国政商关系如何反过来塑造美国政府采取类似“集权”式政治动员手段与中国展开竞争。中国参与全球化在客观上冲击着美国国内的政治秩序和政治文化，对此美国部分一流学者与政治家已经开始警惕这一动态。
“40不惑”，中国参与全球化正好40多年，马上进入“50知天命”的阶段。这种“知天命”一个重要的点是中国已经明白全球化依然在按照现实主义路径运行，中国要继续循着现有全球化路径获得先进生产要素会越发艰难。庞大的产能体量突然面对聚变减速的全球化，这是各行各业开始内卷的根本原因。无论什么形式的内卷，实际上都是“逐底竞争”，是企业实体打价格战以实现短暂的市场优势。因为市场还没有被深度挖掘，中国强大的产能不能停也不能原地打转，唯一的方向就是放弃幻想、自我创新，现实中更大的可能是采取“不对称”的路子，继续保持全球对中国特定产品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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