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年度电视直播活动中，普京似乎并不急于结束乌克兰战争，而是试图展现俄罗斯的实力。另一方面，特朗普已誓言要确保尽快结束这场冲突。
发布日期：2024-12-20 18:12
王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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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政治一直是关乎各国核心利益的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化石能源因其在能源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和稀缺属性，对它们的争夺成为引发冲突的重要原因。如果有一天，油气井架被风电机组和光伏设备所取代，能源变得更容易获得，各国为能源利益大动干戈的概率是否会降低？国际秩序走向是否会改变？
就职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青年学者张锐长期参与一线跨国能源治理活动，曾前往亚、非、拉美多国开展实地调研。他的新书《绿色剧变：能源大革命与世界新秩序》于今年2月出版，聚焦碳中和时代的国际能源政治、权力变革趋势、转型道路分歧、能源供应链竞争、新型合作网络等问题。
全球能源体系的“绿色剧变”将如何改变旧有能源权力格局？是加剧抑或弥合“南北鸿沟”？发展中国家要如何应对？中国要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近年的俄乌冲突又给全球能源形势带来多大震动？近日，张锐接受记者专访，围绕一系列问题进行解读，同时也分享了自己考察非洲国家时的见闻。
记者：您把气候危机、能源转型和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归为撼动全球能源政治的三大变量。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形势为何如此重要？
张锐：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形势的影响可以用书中的两句话归纳，一句是“重塑全球能源流动的指挥棒”，另一句是“加速全球能源转型的催化剂”。
所谓“重塑全球能源流动的指挥棒”，主要是指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油气市场出现了“拒俄能源”和“用俄能源”的“阵营式分化”。美欧组建了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拒俄能源阵营”，把能源制裁作为迫使俄罗斯改变行为的一种手段。俄罗斯则以廉价能源产品为基础，以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希望打造一个全新的、规避西方制裁的能源出口网络。
我们跳出俄欧关系的视野，可以看到欧洲周边正在出现各种新的能源联系。例如，在乌克兰危机前，欧盟对非洲能源合作的重点是推动非洲清洁能源开发，催促非洲国家加快停止化石燃料生产。但危机爆发后，欧盟出于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着力与非洲油气资源国加强合作，扩大对非洲油气的进口。尼日利亚-摩洛哥天然气管道这类大型项目在2022年获得了欧盟前期融资支持，这类合作可能为未来10-20年欧非经济关系指明新的方向。
此前进展滞缓的跨国电网纷纷被提上区域发展日程。2022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决定共同开发近1200公里的黑海海底电缆，从阿塞拜疆进口更多电力，弥补中东欧的电力缺口。法国与阿联酋、沙特与希腊都在推进中东到欧洲的跨国电网开发，促进中东富余的光伏电力输往欧洲。这些新的能源通道不仅承载着电力贸易的功能，也会打开人们对于能源地缘政治的全新想象。
就“加速全球能源转型的催化剂”而言，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油气市场波动、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这更加凸显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经济性和本土绿色资源开发的可靠性。欧盟大力投资清洁能源的举措，也带动各国、尤其全球和各区域的主要经济体加速能源转型。近两年全球能源转型的相关投资保持高速增长，2022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规模超过1.1万亿美元，创下新纪录，并首次与全球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相当。2023年，全球低碳能源转型投资总额增至1.77万亿美元。
化石能源市场越波动，能源转型的动能就越旺盛。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泰国。泰国原本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非常小，但2022年开始迎来爆发式增长。俄乌冲突使得泰国油价几乎翻倍，燃油车用车成本猛增，这就鼓励消费者去尝试新能源汽车。泰国常年温度较高、国土面积不大，消费者发现新能源车在泰国的续航表现很好，也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用车体验，由此带动了新能源车在泰国的销量。
另一个是埃塞俄比亚。今年2月，埃塞俄比亚宣布将禁止进口燃油车，日后只允许销售电动汽车。该国成为全球首个禁售燃油车的国家。做出这个选择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据报道，2023年，埃塞俄比亚花费了近 60 亿美元进口化石燃料，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汽车燃料。该国运输和物流部长阿莱穆·西姆（Alemu Sime）表示，该国外汇资源有限，无力继续进口汽油，今后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祸福相倚，在能源转型时代，埃塞俄比亚如此超前的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上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乌冲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记者：欧盟委员会两年前提出“REPower EU”计划，试图在2030年前逐步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您能否介绍一下欧盟在这方面进展如何？对俄罗斯能源产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张锐：在能源“拒俄化”方面，这两年欧盟的进展可以说基本达到了它的预期。从能源数据上看，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煤油气的规模均出现断崖式下降。
煤炭方面，2021年欧盟煤炭进口额中，俄罗斯占比约为50%。2022年8月，欧盟开始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当年10月实现对俄煤炭进口额归零。石油方面，来自俄罗斯的石油进口份额从2021年第四季度的28%大幅下降到2023年第四季度的3%。天然气方面，2021年第四季度俄罗斯占到欧盟天然气进口份额的33%，到2023年第四季度已经下降至13%，美国则跃升欧盟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22%） ，其次是挪威（21%）。
可以看到，欧盟正在用经济上昂贵但政治上“可靠”的对美依赖，取代经济上便宜但政治上“不可靠”的对俄依赖。欧洲人为此付出了很多经济成本。
能源转型比较稳健的做法是“先立后破”，但如今欧盟不得不扛起“先破后立”的负担。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委员会在2022年5月18日正式推出“REPower EU”能源转型行动方案，以期实现欧洲能源独立和绿色转型。2023年欧盟又相继发布欧盟绿色协议工业计划（The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以及《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两项提案。
在政策的强力支持下，2023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取得重大进展：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首次突破欧盟电力的四分之一，达到27%，创历史新高；化石燃料发电量暴跌19%，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占欧盟发电量不到三分之一；煤炭发电量同比下降26%，占欧盟发电量12%，同样是历史新低。与此同时，2023年欧洲新增17GW风电装机容量，是欧盟有史以来增量最多的一年。
国内在观察俄乌冲突对欧盟能源带来的影响时，往往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觉得欧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俄乌冲突不演变为欧陆大战的前提下，欧洲人拥有化危为机、借能源转型机遇把能源饭碗端稳端牢的能力。他们在能源转型上的更快进展，也会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化石能源资源国和能源消费大国带来冲击和启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不能只是“看热闹”，更要从技术和地缘政治层面关注、分析欧盟如何在短时间内缓解供给压力、积极“另起炉灶”、以转型促安全。无论他们成功或失败，对于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战略险境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至于欧盟逐步摆脱对俄能源依赖会给俄罗斯带来多大影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欧洲降低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目前俄欧之间仍有能源联系。
数据显示，2023年欧盟国家从俄罗斯进口了约13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与2022年的1400万吨基本持平。在石油方面，通过经由第三国加工转运、秘密提供设备等方式，欧洲多国仍与俄罗斯的石油保持着复杂而又紧密的关系。
俄罗斯把能源出口市场转向了新兴市场大国，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现在都是俄罗斯石油产品的主要买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在过去两年，印度进口的俄罗斯原油规模增长了近13倍，并通过加工和转售俄油获取了巨额利润。与此同时，2023年欧盟从印度进口的成品油升至“创纪录水平”；27个欧盟国家中有20个通过印度购买俄油。
据俄媒计算，2023年，俄罗斯通过向主要石油进口国供应石油产品赚取了322亿美元，“完全弥补”了因减少向欧洲国家供应石油产品造成的损失。
不过，俄罗斯出口的原油都是打折产品，相当于用更多资源来维持能源出口的经济效益。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在能源领域有可能陷入战略被动。俄乌冲突之前，在俄罗斯油气领域投资最多的跨国企业基本都是欧美能源巨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它们纷纷宣布全部或部分退出在俄油气田勘探开发、管道运行、油品销售等业务。这些欧美能源巨头带走的不仅是资金，也包括俄罗斯在能源开发上所需的关键技术，这会影响到俄罗斯未来油气供应的规模和产能。
当然，这会不会削弱俄罗斯作为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的地位，还需要更长的周期进行观察。
记者：正如书中提到的，全球能源转型面临“南北鸿沟”。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能源转型上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困难。您曾前往亚非拉美多国实地调研，这些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转型的态度如何？它们的能源转型有何特点？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张锐：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支持能源转型的。目前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成本已经大幅下降，技术成熟度很高，在各国看来，能源转型有助于提升能源供给能力，创造更多经济产业升级机遇，创造多重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但是，全球南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对于能源转型会有不同的认知。
像是以油气出口为经济支柱的海合会国家，它们反对西方那种用零碳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能源替代论，主张能源融合论，即能源转型应该是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因为世界无法在短时间内与化石能源做切割，所以应该通过清洁高效利用各种能源，兼顾维护能源安全和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在这样的思路下，沙特、阿联酋等国一方面降低油气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致力于生产全球最“清洁”的油气，另一方面以太阳能为重点，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同时发展蓝氢、绿氢。
对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非洲国家，它们的能源转型可以用“一个核心目标、三个行动重点”来概括。
核心目标指的是建构现代低碳、经济适用的能源体系。其中，“现代低碳”是指非洲能源转型需要同时实现能源系统的现代化与低碳化，致力于解决当地严峻的无电人口问题（非洲现有近6亿无电人口）；“经济适用”强调的是能源转型的可承担性，新型能源系统对非洲来说应是可负担的、具有融入现有系统的便利性，且高度匹配民众现实需求，避免转型步伐过于激进或出现债务陷阱。
三个行动重点，即在清洁能源开发上，推动“分布式利用”与“集中式开发”各展所长；在能源输送上，加快电网建设，“发得出来”还须“输得出去”；在转型动能上，促进能源产业与各种现代产业的联动发展。
而对于拉美地区来说，很多国家高度依赖水电，电力结构本身已经十分清洁。如2019年，巴拉圭、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分别高达100%、99%、98%。对于这些国家，它们已经找到了立足自身清洁资源、实现能源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集中在提升清洁电力系统的可靠性与经济性，扩大光伏风电的开发比例及加速交通、建筑领域的深度脱碳。
整体来说，这些年亚非拉国家在能源转型上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但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例如，非洲的电力开发始终存在一个困局：存在迫切的用能需求，但需求的有限规模无法支撑项目的落地及可持续运营。
具体而言，非洲各地有很多大型水电开发计划，但长期无法得到推进，核心原因在于非洲整体工业化水平较低，高载能产业较少，大型水电项目面临缺乏电力消纳市场的窘境。小型能源援助项目也很多，不少域外国家向非洲农村援建了大量离网发电项目，虽然产生的电力解决了基本生活用电，但农民传统的农耕谋生方式并未改变，收入水平依旧微薄，很多项目由于收缴不到电费而无法运维检修，最终只能报废。
无论开发大基地、分布式发电还是电网，行动的一个前提是寻找到或激发出生产性（Productive）的用能需求，培育电力消费群体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换言之，非洲能源转型与现代产业必须联动发展、相互支持。
几内亚的案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附近的农村考察，据当地官员介绍，过去农民只是把他国援助的光伏设施产生的电用于夜间照明、看电视，没有把生产性用能需求激发出来。但随着当地农业机械化的提升和电信业的发展，农民现在需要使用农业加工机械，或是利用电商平台直销产品，于是就会主动购买家用光伏系统或缴纳电费获取稳定充足的电力。
村民有了用电赚钱的需求，才会更好地去维护电力系统，带动电力行业的再投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地能源业、农业和电信业形成了一种联动的良性发展关系。
我认为，一些能源转型失败案例的背后，是人们只从能源层面去解决能源问题，并没有站到一个更广阔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当中，去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他们的能源转型之路。
记者：新能源权重持续上升，会如何改变旧有能源权力格局？新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呈现出哪些特点？
张锐：我在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简单来说，就是我相信新能源能够创造新政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能源政治因化石能源的统摄地位和稀缺属性，出现了大量地缘政治竞争，争夺油气资源的控制权长期是国际争端的一大根源。
我认为，未来随着石油战略价值的下降，光伏风电这类清洁能源权重的上升，全球的新旧能源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能源政治格局很可能走向“更多竞争，但更低烈度”。
所谓“更多竞争”，一方面是由于支撑我们能源系统的能源种类会变得更多，每一种能源都可能会衍生出一些或良性或恶性的竞争。另一方面，清洁能源有着更为复杂的供应链，其背后还涉及关键矿产、装备制造等环节，全球主要经济体将围绕这条供应链在各个层面展开竞争。这些年美欧为什么会在这方面对我们实施打压？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新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将取决于能否在清洁能源的供应链上占据主导权。
所谓“更低烈度”，是指由于能源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各个国家并不需要为了能源而爆发高烈度的冲突，尤其减少军事手段的使用。
我认为，清洁能源开发能够增强各国的能源自给能力和战略自主性。对于数量居多的化石能源进口国，通过大规模开发本土清洁能源，能够有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在制定能源政策和各种内外政策时削弱不少外部牵制力量、风险因素，决策者可以更加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而且，能源进口需求的减少还能够改善一些国家的贸易失衡困境，节省外汇支出，促进经济发展。
对不少中小国家而言，清洁能源有利于减弱国际秩序中广泛存在的“庇护与扈从”逻辑，它们能在追求能源独立的同时追求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这也是21世纪世界多极化的题中之义。
总而言之，能源转型推动各国能源需求的多样化，一个异质的、分散的能源体系完全匹配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当各国能源诉求不同、对外行动重点不同、合作网络更加灵活多变，将削弱霸权国此前凭借控制关键资源、关键枢纽或通道而产生的权力，其垄断全球能源政治的难度也与日俱增。
记者：您认为，在新能源指代，什么样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赢家”？
张锐：简单来说，有三类国家可能获得更多全球影响力：一是清洁能源开发潜力巨大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智利、巴西、挪威等；二是玻利维亚、蒙古、刚果（金）等关键矿产丰富的国家；三是清洁能源技术的领导国家或经济体，如中国、美国和欧盟。
记者：那么，在全球能源权力转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要如何把握机遇，又面临哪些挑战？
张锐：我们要看到中国在全球能源秩序中的新身份。此前的全球能源政治中，中国的角色比较单一，最主要的身份就是油气资源的消费大国，因此，保障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保障油气贸易的安全稳定，是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压倒性任务。
进入碳中和时代，中国承载着能源供给国、消费国多重身份，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在清洁能源供应链、核电产业链、电力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已经使其成为供给全球的能源生产力量、新形态的“能源出口大国”。
当西方国家的清洁能源装备大量来自中国企业，当亚非拉美大量电力工程由中国人设计、建设和运行，当各国街道出现越来越多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当中国能源技术有力提升全球能源安全水平，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更有自己地看待自己、对待世界。而中国与世界的能源联系也出现两个划时代的变革：
1、中国能源转型与全球能源转型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休戚与共的同频性。
2、中国的能源产业实力与全球能源体系的生产实力形成了高度捆绑、利害攸关的共生性。
这种新的身份、新的关系，成为中国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变化中的挑战。
首先，中国毕竟还是油气进口大国，对外依存度还很高，如何在大国博弈激化的背景下维护油气进口安全，始终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
第二，清洁能源技术已经成为中美技术“冷战”“绿色军备竞赛”的突出领域：当前拜登政府重塑供应链的核心思路是以摆脱对中国资源、产品的依赖为出发点，与盟友一道发展“孤立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对中国采取产业打压与政治打压并行的行动。
事实上，美欧对中国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它们一方面催促中国更快地进行能源转型，在气候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中国带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能源转型；一方面又视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为“洪水猛兽”，从权力政治的维度看待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崛起，甚至编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谎言，打压中国光伏产业。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伪善。
我们大量的清洁能源装备正在出口欧美，支撑它们实施高质量、低成本的能源转型。这些年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或临近欧美的地区建设生产中心和销售网络。我们并不想“一家独大”，而是希望和世界一道“做大蛋糕”、共建共享跨国产业链，但美欧却设置了更多的政治壁垒来阻挡中国。
第三，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方面，我们仍存在项目策划能力不足，合作国别较为集中、扎堆的情况。此外，一些企业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乃至恶性竞争，在国际技术合作、标准对接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不断下功夫、练“内功”的。
记者：您之前提到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近年来一些资源国试图组团建立类似欧佩克的组织，协调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例如拥有巨大锂矿资源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欲打造“锂佩克”。您认为将来还有可能出现类似欧佩克那样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资源输出国组织吗？
张锐：未来，各种关键矿产组织和生产国集团可能会层出不穷，但我认为不会再出现像欧佩克那样有巨大影响力的组织了。
首要原因在于，很多关键矿产并不稀缺。例如锂和镍，随着全球需求的增加，开发力度加大，被发现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各大洲都有锂矿和镍矿的分布，全球已探明的资源储量不少，资源潜力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而且全球对它们的需求将远不及过去几十年对油气的需求规模。
就南美国家有意建立“锂佩克”来说，我认为它们组建锂矿多边合作机制是大势所趋，但要发挥类似欧佩克的国际市场调节功能具有很大难度。
首先，从近中期来看，这些矿产资源国的生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拿锂矿来说，现在澳大利亚的锂产量占了半壁江山。而南美“锂三角”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它们的生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悬殊的产能差异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非常不同，不利于它们建立一个“卡特尔”性质的机构。
其次，各国的市场监管体系存在较大差异。锂矿产业在阿根廷被置于一般采矿活动的监管框架，政府主体对市场的干预存在限度，而且在该国的联邦制结构下，各省政府对矿产持有所有权和较大的管辖权，中央政府的国际矿业治理行动存在内部执行上的阻碍。在智利，中央政府负责授予锂矿开发的特许权，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招标获取开发权益。而在玻利维亚，锂被定义为一种战略资源，按照现有规定，国家完全控制矿产的所有权和开发活动。
再次，拉美地区政治具有非常高的波动性。两年前这些锂资源国提出建立“锂佩克”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它们都是左翼政治力量执政，政治上的亲近使一些跨国合作议程能够受到更有力的重视和推动。可一旦这些国家的政局出现变动，或域内国际关系出现波折，相关合作面临随时戛然而止的风险。
记者：您对全球能源政治的期望是它能变得“寻常化”，国际能源不再被赋予那么多战略分量和权力价值，大国小国都能对这个议题不卑不亢。您觉得这个期望有可能实现吗？需要从哪些方面去推动？
张锐：我们要用一种乐观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全球能源转型能够不断推进，我们能在能源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让能源的开发变得更加容易、便宜，那么全球能源政治就可能走向一种平常化，我们不再需要为这个议题展开那么多激烈的竞争和博弈。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且主要倚赖于生产力层面的能源革命。
另一方面，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创造全球能源治理均衡普惠的共享态势，抑制西方国家的绿色霸权主义，依据历史责任和分配正义的逻辑推动重组全球的能源利益分配，引导全球能源转型真正建立在普惠发展而非剥削的基础之上。
中国要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我们的视野不能简单地立足在“能源结构占比的调整”，而应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革命的策源地，在具有变革意义、文明跃升意义的能源技术和制造业实力上持续发力、攻坚克难。要把能源转型的合作、投资与外交放到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同时也帮助更多国家在新旧能源、新旧发展路径的切换中进退自如。
就职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青年学者张锐长期参与一线跨国能源治理活动，曾前往亚、非、拉美多国开展实地调研。他的新书《绿色剧变：能源大革命与世界新秩序》于今年2月出版，聚焦碳中和时代的国际能源政治、权力变革趋势、转型道路分歧、能源供应链竞争、新型合作网络等问题。
全球能源体系的“绿色剧变”将如何改变旧有能源权力格局？是加剧抑或弥合“南北鸿沟”？发展中国家要如何应对？中国要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近年的俄乌冲突又给全球能源形势带来多大震动？近日，张锐接受记者专访，围绕一系列问题进行解读，同时也分享了自己考察非洲国家时的见闻。
记者：您把气候危机、能源转型和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归为撼动全球能源政治的三大变量。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形势为何如此重要？
张锐：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形势的影响可以用书中的两句话归纳，一句是“重塑全球能源流动的指挥棒”，另一句是“加速全球能源转型的催化剂”。
所谓“重塑全球能源流动的指挥棒”，主要是指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油气市场出现了“拒俄能源”和“用俄能源”的“阵营式分化”。美欧组建了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拒俄能源阵营”，把能源制裁作为迫使俄罗斯改变行为的一种手段。俄罗斯则以廉价能源产品为基础，以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希望打造一个全新的、规避西方制裁的能源出口网络。
我们跳出俄欧关系的视野，可以看到欧洲周边正在出现各种新的能源联系。例如，在乌克兰危机前，欧盟对非洲能源合作的重点是推动非洲清洁能源开发，催促非洲国家加快停止化石燃料生产。但危机爆发后，欧盟出于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着力与非洲油气资源国加强合作，扩大对非洲油气的进口。尼日利亚-摩洛哥天然气管道这类大型项目在2022年获得了欧盟前期融资支持，这类合作可能为未来10-20年欧非经济关系指明新的方向。
此前进展滞缓的跨国电网纷纷被提上区域发展日程。2022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决定共同开发近1200公里的黑海海底电缆，从阿塞拜疆进口更多电力，弥补中东欧的电力缺口。法国与阿联酋、沙特与希腊都在推进中东到欧洲的跨国电网开发，促进中东富余的光伏电力输往欧洲。这些新的能源通道不仅承载着电力贸易的功能，也会打开人们对于能源地缘政治的全新想象。
就“加速全球能源转型的催化剂”而言，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油气市场波动、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这更加凸显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经济性和本土绿色资源开发的可靠性。欧盟大力投资清洁能源的举措，也带动各国、尤其全球和各区域的主要经济体加速能源转型。近两年全球能源转型的相关投资保持高速增长，2022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规模超过1.1万亿美元，创下新纪录，并首次与全球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相当。2023年，全球低碳能源转型投资总额增至1.77万亿美元。
化石能源市场越波动，能源转型的动能就越旺盛。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泰国。泰国原本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非常小，但2022年开始迎来爆发式增长。俄乌冲突使得泰国油价几乎翻倍，燃油车用车成本猛增，这就鼓励消费者去尝试新能源汽车。泰国常年温度较高、国土面积不大，消费者发现新能源车在泰国的续航表现很好，也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用车体验，由此带动了新能源车在泰国的销量。
另一个是埃塞俄比亚。今年2月，埃塞俄比亚宣布将禁止进口燃油车，日后只允许销售电动汽车。该国成为全球首个禁售燃油车的国家。做出这个选择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据报道，2023年，埃塞俄比亚花费了近 60 亿美元进口化石燃料，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汽车燃料。该国运输和物流部长阿莱穆·西姆（Alemu Sime）表示，该国外汇资源有限，无力继续进口汽油，今后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祸福相倚，在能源转型时代，埃塞俄比亚如此超前的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上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乌冲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记者：欧盟委员会两年前提出“REPower EU”计划，试图在2030年前逐步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您能否介绍一下欧盟在这方面进展如何？对俄罗斯能源产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张锐：在能源“拒俄化”方面，这两年欧盟的进展可以说基本达到了它的预期。从能源数据上看，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煤油气的规模均出现断崖式下降。
煤炭方面，2021年欧盟煤炭进口额中，俄罗斯占比约为50%。2022年8月，欧盟开始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当年10月实现对俄煤炭进口额归零。石油方面，来自俄罗斯的石油进口份额从2021年第四季度的28%大幅下降到2023年第四季度的3%。天然气方面，2021年第四季度俄罗斯占到欧盟天然气进口份额的33%，到2023年第四季度已经下降至13%，美国则跃升欧盟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22%） ，其次是挪威（21%）。
可以看到，欧盟正在用经济上昂贵但政治上“可靠”的对美依赖，取代经济上便宜但政治上“不可靠”的对俄依赖。欧洲人为此付出了很多经济成本。
能源转型比较稳健的做法是“先立后破”，但如今欧盟不得不扛起“先破后立”的负担。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委员会在2022年5月18日正式推出“REPower EU”能源转型行动方案，以期实现欧洲能源独立和绿色转型。2023年欧盟又相继发布欧盟绿色协议工业计划（The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以及《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两项提案。
在政策的强力支持下，2023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取得重大进展：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首次突破欧盟电力的四分之一，达到27%，创历史新高；化石燃料发电量暴跌19%，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占欧盟发电量不到三分之一；煤炭发电量同比下降26%，占欧盟发电量12%，同样是历史新低。与此同时，2023年欧洲新增17GW风电装机容量，是欧盟有史以来增量最多的一年。
国内在观察俄乌冲突对欧盟能源带来的影响时，往往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觉得欧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俄乌冲突不演变为欧陆大战的前提下，欧洲人拥有化危为机、借能源转型机遇把能源饭碗端稳端牢的能力。他们在能源转型上的更快进展，也会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化石能源资源国和能源消费大国带来冲击和启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不能只是“看热闹”，更要从技术和地缘政治层面关注、分析欧盟如何在短时间内缓解供给压力、积极“另起炉灶”、以转型促安全。无论他们成功或失败，对于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战略险境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至于欧盟逐步摆脱对俄能源依赖会给俄罗斯带来多大影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欧洲降低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目前俄欧之间仍有能源联系。
数据显示，2023年欧盟国家从俄罗斯进口了约13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与2022年的1400万吨基本持平。在石油方面，通过经由第三国加工转运、秘密提供设备等方式，欧洲多国仍与俄罗斯的石油保持着复杂而又紧密的关系。
俄罗斯把能源出口市场转向了新兴市场大国，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现在都是俄罗斯石油产品的主要买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在过去两年，印度进口的俄罗斯原油规模增长了近13倍，并通过加工和转售俄油获取了巨额利润。与此同时，2023年欧盟从印度进口的成品油升至“创纪录水平”；27个欧盟国家中有20个通过印度购买俄油。
据俄媒计算，2023年，俄罗斯通过向主要石油进口国供应石油产品赚取了322亿美元，“完全弥补”了因减少向欧洲国家供应石油产品造成的损失。
不过，俄罗斯出口的原油都是打折产品，相当于用更多资源来维持能源出口的经济效益。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在能源领域有可能陷入战略被动。俄乌冲突之前，在俄罗斯油气领域投资最多的跨国企业基本都是欧美能源巨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它们纷纷宣布全部或部分退出在俄油气田勘探开发、管道运行、油品销售等业务。这些欧美能源巨头带走的不仅是资金，也包括俄罗斯在能源开发上所需的关键技术，这会影响到俄罗斯未来油气供应的规模和产能。
当然，这会不会削弱俄罗斯作为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的地位，还需要更长的周期进行观察。
记者：正如书中提到的，全球能源转型面临“南北鸿沟”。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能源转型上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困难。您曾前往亚非拉美多国实地调研，这些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转型的态度如何？它们的能源转型有何特点？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张锐：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支持能源转型的。目前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成本已经大幅下降，技术成熟度很高，在各国看来，能源转型有助于提升能源供给能力，创造更多经济产业升级机遇，创造多重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但是，全球南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对于能源转型会有不同的认知。
像是以油气出口为经济支柱的海合会国家，它们反对西方那种用零碳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能源替代论，主张能源融合论，即能源转型应该是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因为世界无法在短时间内与化石能源做切割，所以应该通过清洁高效利用各种能源，兼顾维护能源安全和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在这样的思路下，沙特、阿联酋等国一方面降低油气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致力于生产全球最“清洁”的油气，另一方面以太阳能为重点，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同时发展蓝氢、绿氢。
对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非洲国家，它们的能源转型可以用“一个核心目标、三个行动重点”来概括。
核心目标指的是建构现代低碳、经济适用的能源体系。其中，“现代低碳”是指非洲能源转型需要同时实现能源系统的现代化与低碳化，致力于解决当地严峻的无电人口问题（非洲现有近6亿无电人口）；“经济适用”强调的是能源转型的可承担性，新型能源系统对非洲来说应是可负担的、具有融入现有系统的便利性，且高度匹配民众现实需求，避免转型步伐过于激进或出现债务陷阱。
三个行动重点，即在清洁能源开发上，推动“分布式利用”与“集中式开发”各展所长；在能源输送上，加快电网建设，“发得出来”还须“输得出去”；在转型动能上，促进能源产业与各种现代产业的联动发展。
而对于拉美地区来说，很多国家高度依赖水电，电力结构本身已经十分清洁。如2019年，巴拉圭、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分别高达100%、99%、98%。对于这些国家，它们已经找到了立足自身清洁资源、实现能源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集中在提升清洁电力系统的可靠性与经济性，扩大光伏风电的开发比例及加速交通、建筑领域的深度脱碳。
整体来说，这些年亚非拉国家在能源转型上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但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例如，非洲的电力开发始终存在一个困局：存在迫切的用能需求，但需求的有限规模无法支撑项目的落地及可持续运营。
具体而言，非洲各地有很多大型水电开发计划，但长期无法得到推进，核心原因在于非洲整体工业化水平较低，高载能产业较少，大型水电项目面临缺乏电力消纳市场的窘境。小型能源援助项目也很多，不少域外国家向非洲农村援建了大量离网发电项目，虽然产生的电力解决了基本生活用电，但农民传统的农耕谋生方式并未改变，收入水平依旧微薄，很多项目由于收缴不到电费而无法运维检修，最终只能报废。
无论开发大基地、分布式发电还是电网，行动的一个前提是寻找到或激发出生产性（Productive）的用能需求，培育电力消费群体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换言之，非洲能源转型与现代产业必须联动发展、相互支持。
几内亚的案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附近的农村考察，据当地官员介绍，过去农民只是把他国援助的光伏设施产生的电用于夜间照明、看电视，没有把生产性用能需求激发出来。但随着当地农业机械化的提升和电信业的发展，农民现在需要使用农业加工机械，或是利用电商平台直销产品，于是就会主动购买家用光伏系统或缴纳电费获取稳定充足的电力。
村民有了用电赚钱的需求，才会更好地去维护电力系统，带动电力行业的再投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地能源业、农业和电信业形成了一种联动的良性发展关系。
我认为，一些能源转型失败案例的背后，是人们只从能源层面去解决能源问题，并没有站到一个更广阔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当中，去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他们的能源转型之路。
记者：新能源权重持续上升，会如何改变旧有能源权力格局？新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呈现出哪些特点？
张锐：我在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简单来说，就是我相信新能源能够创造新政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能源政治因化石能源的统摄地位和稀缺属性，出现了大量地缘政治竞争，争夺油气资源的控制权长期是国际争端的一大根源。
我认为，未来随着石油战略价值的下降，光伏风电这类清洁能源权重的上升，全球的新旧能源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能源政治格局很可能走向“更多竞争，但更低烈度”。
所谓“更多竞争”，一方面是由于支撑我们能源系统的能源种类会变得更多，每一种能源都可能会衍生出一些或良性或恶性的竞争。另一方面，清洁能源有着更为复杂的供应链，其背后还涉及关键矿产、装备制造等环节，全球主要经济体将围绕这条供应链在各个层面展开竞争。这些年美欧为什么会在这方面对我们实施打压？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新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将取决于能否在清洁能源的供应链上占据主导权。
所谓“更低烈度”，是指由于能源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各个国家并不需要为了能源而爆发高烈度的冲突，尤其减少军事手段的使用。
我认为，清洁能源开发能够增强各国的能源自给能力和战略自主性。对于数量居多的化石能源进口国，通过大规模开发本土清洁能源，能够有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在制定能源政策和各种内外政策时削弱不少外部牵制力量、风险因素，决策者可以更加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而且，能源进口需求的减少还能够改善一些国家的贸易失衡困境，节省外汇支出，促进经济发展。
对不少中小国家而言，清洁能源有利于减弱国际秩序中广泛存在的“庇护与扈从”逻辑，它们能在追求能源独立的同时追求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这也是21世纪世界多极化的题中之义。
总而言之，能源转型推动各国能源需求的多样化，一个异质的、分散的能源体系完全匹配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当各国能源诉求不同、对外行动重点不同、合作网络更加灵活多变，将削弱霸权国此前凭借控制关键资源、关键枢纽或通道而产生的权力，其垄断全球能源政治的难度也与日俱增。
记者：您认为，在新能源指代，什么样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赢家”？
张锐：简单来说，有三类国家可能获得更多全球影响力：一是清洁能源开发潜力巨大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智利、巴西、挪威等；二是玻利维亚、蒙古、刚果（金）等关键矿产丰富的国家；三是清洁能源技术的领导国家或经济体，如中国、美国和欧盟。
记者：那么，在全球能源权力转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要如何把握机遇，又面临哪些挑战？
张锐：我们要看到中国在全球能源秩序中的新身份。此前的全球能源政治中，中国的角色比较单一，最主要的身份就是油气资源的消费大国，因此，保障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保障油气贸易的安全稳定，是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压倒性任务。
进入碳中和时代，中国承载着能源供给国、消费国多重身份，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在清洁能源供应链、核电产业链、电力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已经使其成为供给全球的能源生产力量、新形态的“能源出口大国”。
当西方国家的清洁能源装备大量来自中国企业，当亚非拉美大量电力工程由中国人设计、建设和运行，当各国街道出现越来越多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当中国能源技术有力提升全球能源安全水平，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更有自己地看待自己、对待世界。而中国与世界的能源联系也出现两个划时代的变革：
1、中国能源转型与全球能源转型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休戚与共的同频性。
2、中国的能源产业实力与全球能源体系的生产实力形成了高度捆绑、利害攸关的共生性。
这种新的身份、新的关系，成为中国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变化中的挑战。
首先，中国毕竟还是油气进口大国，对外依存度还很高，如何在大国博弈激化的背景下维护油气进口安全，始终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
第二，清洁能源技术已经成为中美技术“冷战”“绿色军备竞赛”的突出领域：当前拜登政府重塑供应链的核心思路是以摆脱对中国资源、产品的依赖为出发点，与盟友一道发展“孤立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对中国采取产业打压与政治打压并行的行动。
事实上，美欧对中国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它们一方面催促中国更快地进行能源转型，在气候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中国带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能源转型；一方面又视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为“洪水猛兽”，从权力政治的维度看待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崛起，甚至编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谎言，打压中国光伏产业。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伪善。
我们大量的清洁能源装备正在出口欧美，支撑它们实施高质量、低成本的能源转型。这些年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或临近欧美的地区建设生产中心和销售网络。我们并不想“一家独大”，而是希望和世界一道“做大蛋糕”、共建共享跨国产业链，但美欧却设置了更多的政治壁垒来阻挡中国。
第三，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方面，我们仍存在项目策划能力不足，合作国别较为集中、扎堆的情况。此外，一些企业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乃至恶性竞争，在国际技术合作、标准对接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不断下功夫、练“内功”的。
记者：您之前提到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近年来一些资源国试图组团建立类似欧佩克的组织，协调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例如拥有巨大锂矿资源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欲打造“锂佩克”。您认为将来还有可能出现类似欧佩克那样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资源输出国组织吗？
张锐：未来，各种关键矿产组织和生产国集团可能会层出不穷，但我认为不会再出现像欧佩克那样有巨大影响力的组织了。
首要原因在于，很多关键矿产并不稀缺。例如锂和镍，随着全球需求的增加，开发力度加大，被发现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各大洲都有锂矿和镍矿的分布，全球已探明的资源储量不少，资源潜力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而且全球对它们的需求将远不及过去几十年对油气的需求规模。
就南美国家有意建立“锂佩克”来说，我认为它们组建锂矿多边合作机制是大势所趋，但要发挥类似欧佩克的国际市场调节功能具有很大难度。
首先，从近中期来看，这些矿产资源国的生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拿锂矿来说，现在澳大利亚的锂产量占了半壁江山。而南美“锂三角”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它们的生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悬殊的产能差异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非常不同，不利于它们建立一个“卡特尔”性质的机构。
其次，各国的市场监管体系存在较大差异。锂矿产业在阿根廷被置于一般采矿活动的监管框架，政府主体对市场的干预存在限度，而且在该国的联邦制结构下，各省政府对矿产持有所有权和较大的管辖权，中央政府的国际矿业治理行动存在内部执行上的阻碍。在智利，中央政府负责授予锂矿开发的特许权，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招标获取开发权益。而在玻利维亚，锂被定义为一种战略资源，按照现有规定，国家完全控制矿产的所有权和开发活动。
再次，拉美地区政治具有非常高的波动性。两年前这些锂资源国提出建立“锂佩克”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它们都是左翼政治力量执政，政治上的亲近使一些跨国合作议程能够受到更有力的重视和推动。可一旦这些国家的政局出现变动，或域内国际关系出现波折，相关合作面临随时戛然而止的风险。
记者：您对全球能源政治的期望是它能变得“寻常化”，国际能源不再被赋予那么多战略分量和权力价值，大国小国都能对这个议题不卑不亢。您觉得这个期望有可能实现吗？需要从哪些方面去推动？
张锐：我们要用一种乐观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全球能源转型能够不断推进，我们能在能源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让能源的开发变得更加容易、便宜，那么全球能源政治就可能走向一种平常化，我们不再需要为这个议题展开那么多激烈的竞争和博弈。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且主要倚赖于生产力层面的能源革命。
另一方面，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创造全球能源治理均衡普惠的共享态势，抑制西方国家的绿色霸权主义，依据历史责任和分配正义的逻辑推动重组全球的能源利益分配，引导全球能源转型真正建立在普惠发展而非剥削的基础之上。
中国要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我们的视野不能简单地立足在“能源结构占比的调整”，而应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革命的策源地，在具有变革意义、文明跃升意义的能源技术和制造业实力上持续发力、攻坚克难。要把能源转型的合作、投资与外交放到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同时也帮助更多国家在新旧能源、新旧发展路径的切换中进退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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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24 20:33
商业与经济
乌克兰危机冲击欧盟能源安全，中国不能只“看热闹”
乌克兰危机冲击欧盟能源安全，中国不能只“看热闹”
新能源催生世界新秩序，中国如何把握机遇？
王恺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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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能源政治一直是关乎各国核心利益的议题。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化石能源因其在能源系统中的主导地位和稀缺属性，对它们的争夺成为引发冲突的重要原因。如果有一天，油气井架被风电机组和光伏设备所取代，能源变得更容易获得，各国为能源利益大动干戈的概率是否会降低？国际秩序走向是否会改变？
就职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青年学者张锐长期参与一线跨国能源治理活动，曾前往亚、非、拉美多国开展实地调研。他的新书《绿色剧变：能源大革命与世界新秩序》于今年2月出版，聚焦碳中和时代的国际能源政治、权力变革趋势、转型道路分歧、能源供应链竞争、新型合作网络等问题。
全球能源体系的“绿色剧变”将如何改变旧有能源权力格局？是加剧抑或弥合“南北鸿沟”？发展中国家要如何应对？中国要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近年的俄乌冲突又给全球能源形势带来多大震动？近日，张锐接受记者专访，围绕一系列问题进行解读，同时也分享了自己考察非洲国家时的见闻。
记者：您把气候危机、能源转型和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归为撼动全球能源政治的三大变量。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形势为何如此重要？
张锐：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形势的影响可以用书中的两句话归纳，一句是“重塑全球能源流动的指挥棒”，另一句是“加速全球能源转型的催化剂”。
所谓“重塑全球能源流动的指挥棒”，主要是指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油气市场出现了“拒俄能源”和“用俄能源”的“阵营式分化”。美欧组建了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拒俄能源阵营”，把能源制裁作为迫使俄罗斯改变行为的一种手段。俄罗斯则以廉价能源产品为基础，以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希望打造一个全新的、规避西方制裁的能源出口网络。
我们跳出俄欧关系的视野，可以看到欧洲周边正在出现各种新的能源联系。例如，在乌克兰危机前，欧盟对非洲能源合作的重点是推动非洲清洁能源开发，催促非洲国家加快停止化石燃料生产。但危机爆发后，欧盟出于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着力与非洲油气资源国加强合作，扩大对非洲油气的进口。尼日利亚-摩洛哥天然气管道这类大型项目在2022年获得了欧盟前期融资支持，这类合作可能为未来10-20年欧非经济关系指明新的方向。
此前进展滞缓的跨国电网纷纷被提上区域发展日程。2022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决定共同开发近1200公里的黑海海底电缆，从阿塞拜疆进口更多电力，弥补中东欧的电力缺口。法国与阿联酋、沙特与希腊都在推进中东到欧洲的跨国电网开发，促进中东富余的光伏电力输往欧洲。这些新的能源通道不仅承载着电力贸易的功能，也会打开人们对于能源地缘政治的全新想象。
就“加速全球能源转型的催化剂”而言，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油气市场波动、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这更加凸显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经济性和本土绿色资源开发的可靠性。欧盟大力投资清洁能源的举措，也带动各国、尤其全球和各区域的主要经济体加速能源转型。近两年全球能源转型的相关投资保持高速增长，2022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规模超过1.1万亿美元，创下新纪录，并首次与全球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相当。2023年，全球低碳能源转型投资总额增至1.77万亿美元。
化石能源市场越波动，能源转型的动能就越旺盛。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泰国。泰国原本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非常小，但2022年开始迎来爆发式增长。俄乌冲突使得泰国油价几乎翻倍，燃油车用车成本猛增，这就鼓励消费者去尝试新能源汽车。泰国常年温度较高、国土面积不大，消费者发现新能源车在泰国的续航表现很好，也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用车体验，由此带动了新能源车在泰国的销量。
另一个是埃塞俄比亚。今年2月，埃塞俄比亚宣布将禁止进口燃油车，日后只允许销售电动汽车。该国成为全球首个禁售燃油车的国家。做出这个选择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据报道，2023年，埃塞俄比亚花费了近 60 亿美元进口化石燃料，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汽车燃料。该国运输和物流部长阿莱穆·西姆（Alemu Sime）表示，该国外汇资源有限，无力继续进口汽油，今后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祸福相倚，在能源转型时代，埃塞俄比亚如此超前的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上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乌冲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记者：欧盟委员会两年前提出“REPower EU”计划，试图在2030年前逐步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您能否介绍一下欧盟在这方面进展如何？对俄罗斯能源产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张锐：在能源“拒俄化”方面，这两年欧盟的进展可以说基本达到了它的预期。从能源数据上看，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煤油气的规模均出现断崖式下降。
煤炭方面，2021年欧盟煤炭进口额中，俄罗斯占比约为50%。2022年8月，欧盟开始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当年10月实现对俄煤炭进口额归零。石油方面，来自俄罗斯的石油进口份额从2021年第四季度的28%大幅下降到2023年第四季度的3%。天然气方面，2021年第四季度俄罗斯占到欧盟天然气进口份额的33%，到2023年第四季度已经下降至13%，美国则跃升欧盟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22%） ，其次是挪威（21%）。
可以看到，欧盟正在用经济上昂贵但政治上“可靠”的对美依赖，取代经济上便宜但政治上“不可靠”的对俄依赖。欧洲人为此付出了很多经济成本。
能源转型比较稳健的做法是“先立后破”，但如今欧盟不得不扛起“先破后立”的负担。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委员会在2022年5月18日正式推出“REPower EU”能源转型行动方案，以期实现欧洲能源独立和绿色转型。2023年欧盟又相继发布欧盟绿色协议工业计划（The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以及《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两项提案。
在政策的强力支持下，2023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取得重大进展：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首次突破欧盟电力的四分之一，达到27%，创历史新高；化石燃料发电量暴跌19%，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占欧盟发电量不到三分之一；煤炭发电量同比下降26%，占欧盟发电量12%，同样是历史新低。与此同时，2023年欧洲新增17GW风电装机容量，是欧盟有史以来增量最多的一年。
国内在观察俄乌冲突对欧盟能源带来的影响时，往往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觉得欧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俄乌冲突不演变为欧陆大战的前提下，欧洲人拥有化危为机、借能源转型机遇把能源饭碗端稳端牢的能力。他们在能源转型上的更快进展，也会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化石能源资源国和能源消费大国带来冲击和启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不能只是“看热闹”，更要从技术和地缘政治层面关注、分析欧盟如何在短时间内缓解供给压力、积极“另起炉灶”、以转型促安全。无论他们成功或失败，对于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战略险境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至于欧盟逐步摆脱对俄能源依赖会给俄罗斯带来多大影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欧洲降低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目前俄欧之间仍有能源联系。
数据显示，2023年欧盟国家从俄罗斯进口了约13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与2022年的1400万吨基本持平。在石油方面，通过经由第三国加工转运、秘密提供设备等方式，欧洲多国仍与俄罗斯的石油保持着复杂而又紧密的关系。
俄罗斯把能源出口市场转向了新兴市场大国，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现在都是俄罗斯石油产品的主要买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在过去两年，印度进口的俄罗斯原油规模增长了近13倍，并通过加工和转售俄油获取了巨额利润。与此同时，2023年欧盟从印度进口的成品油升至“创纪录水平”；27个欧盟国家中有20个通过印度购买俄油。
据俄媒计算，2023年，俄罗斯通过向主要石油进口国供应石油产品赚取了322亿美元，“完全弥补”了因减少向欧洲国家供应石油产品造成的损失。
不过，俄罗斯出口的原油都是打折产品，相当于用更多资源来维持能源出口的经济效益。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在能源领域有可能陷入战略被动。俄乌冲突之前，在俄罗斯油气领域投资最多的跨国企业基本都是欧美能源巨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它们纷纷宣布全部或部分退出在俄油气田勘探开发、管道运行、油品销售等业务。这些欧美能源巨头带走的不仅是资金，也包括俄罗斯在能源开发上所需的关键技术，这会影响到俄罗斯未来油气供应的规模和产能。
当然，这会不会削弱俄罗斯作为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的地位，还需要更长的周期进行观察。
记者：正如书中提到的，全球能源转型面临“南北鸿沟”。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能源转型上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困难。您曾前往亚非拉美多国实地调研，这些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转型的态度如何？它们的能源转型有何特点？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张锐：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支持能源转型的。目前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成本已经大幅下降，技术成熟度很高，在各国看来，能源转型有助于提升能源供给能力，创造更多经济产业升级机遇，创造多重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但是，全球南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对于能源转型会有不同的认知。
像是以油气出口为经济支柱的海合会国家，它们反对西方那种用零碳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能源替代论，主张能源融合论，即能源转型应该是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因为世界无法在短时间内与化石能源做切割，所以应该通过清洁高效利用各种能源，兼顾维护能源安全和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在这样的思路下，沙特、阿联酋等国一方面降低油气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致力于生产全球最“清洁”的油气，另一方面以太阳能为重点，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同时发展蓝氢、绿氢。
对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非洲国家，它们的能源转型可以用“一个核心目标、三个行动重点”来概括。
核心目标指的是建构现代低碳、经济适用的能源体系。其中，“现代低碳”是指非洲能源转型需要同时实现能源系统的现代化与低碳化，致力于解决当地严峻的无电人口问题（非洲现有近6亿无电人口）；“经济适用”强调的是能源转型的可承担性，新型能源系统对非洲来说应是可负担的、具有融入现有系统的便利性，且高度匹配民众现实需求，避免转型步伐过于激进或出现债务陷阱。
三个行动重点，即在清洁能源开发上，推动“分布式利用”与“集中式开发”各展所长；在能源输送上，加快电网建设，“发得出来”还须“输得出去”；在转型动能上，促进能源产业与各种现代产业的联动发展。
而对于拉美地区来说，很多国家高度依赖水电，电力结构本身已经十分清洁。如2019年，巴拉圭、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分别高达100%、99%、98%。对于这些国家，它们已经找到了立足自身清洁资源、实现能源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集中在提升清洁电力系统的可靠性与经济性，扩大光伏风电的开发比例及加速交通、建筑领域的深度脱碳。
整体来说，这些年亚非拉国家在能源转型上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但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例如，非洲的电力开发始终存在一个困局：存在迫切的用能需求，但需求的有限规模无法支撑项目的落地及可持续运营。
具体而言，非洲各地有很多大型水电开发计划，但长期无法得到推进，核心原因在于非洲整体工业化水平较低，高载能产业较少，大型水电项目面临缺乏电力消纳市场的窘境。小型能源援助项目也很多，不少域外国家向非洲农村援建了大量离网发电项目，虽然产生的电力解决了基本生活用电，但农民传统的农耕谋生方式并未改变，收入水平依旧微薄，很多项目由于收缴不到电费而无法运维检修，最终只能报废。
无论开发大基地、分布式发电还是电网，行动的一个前提是寻找到或激发出生产性（Productive）的用能需求，培育电力消费群体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换言之，非洲能源转型与现代产业必须联动发展、相互支持。
几内亚的案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附近的农村考察，据当地官员介绍，过去农民只是把他国援助的光伏设施产生的电用于夜间照明、看电视，没有把生产性用能需求激发出来。但随着当地农业机械化的提升和电信业的发展，农民现在需要使用农业加工机械，或是利用电商平台直销产品，于是就会主动购买家用光伏系统或缴纳电费获取稳定充足的电力。
村民有了用电赚钱的需求，才会更好地去维护电力系统，带动电力行业的再投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地能源业、农业和电信业形成了一种联动的良性发展关系。
我认为，一些能源转型失败案例的背后，是人们只从能源层面去解决能源问题，并没有站到一个更广阔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当中，去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他们的能源转型之路。
记者：新能源权重持续上升，会如何改变旧有能源权力格局？新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呈现出哪些特点？
张锐：我在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简单来说，就是我相信新能源能够创造新政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能源政治因化石能源的统摄地位和稀缺属性，出现了大量地缘政治竞争，争夺油气资源的控制权长期是国际争端的一大根源。
我认为，未来随着石油战略价值的下降，光伏风电这类清洁能源权重的上升，全球的新旧能源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能源政治格局很可能走向“更多竞争，但更低烈度”。
所谓“更多竞争”，一方面是由于支撑我们能源系统的能源种类会变得更多，每一种能源都可能会衍生出一些或良性或恶性的竞争。另一方面，清洁能源有着更为复杂的供应链，其背后还涉及关键矿产、装备制造等环节，全球主要经济体将围绕这条供应链在各个层面展开竞争。这些年美欧为什么会在这方面对我们实施打压？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新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将取决于能否在清洁能源的供应链上占据主导权。
所谓“更低烈度”，是指由于能源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各个国家并不需要为了能源而爆发高烈度的冲突，尤其减少军事手段的使用。
我认为，清洁能源开发能够增强各国的能源自给能力和战略自主性。对于数量居多的化石能源进口国，通过大规模开发本土清洁能源，能够有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在制定能源政策和各种内外政策时削弱不少外部牵制力量、风险因素，决策者可以更加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而且，能源进口需求的减少还能够改善一些国家的贸易失衡困境，节省外汇支出，促进经济发展。
对不少中小国家而言，清洁能源有利于减弱国际秩序中广泛存在的“庇护与扈从”逻辑，它们能在追求能源独立的同时追求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这也是21世纪世界多极化的题中之义。
总而言之，能源转型推动各国能源需求的多样化，一个异质的、分散的能源体系完全匹配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当各国能源诉求不同、对外行动重点不同、合作网络更加灵活多变，将削弱霸权国此前凭借控制关键资源、关键枢纽或通道而产生的权力，其垄断全球能源政治的难度也与日俱增。
记者：您认为，在新能源指代，什么样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赢家”？
张锐：简单来说，有三类国家可能获得更多全球影响力：一是清洁能源开发潜力巨大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智利、巴西、挪威等；二是玻利维亚、蒙古、刚果（金）等关键矿产丰富的国家；三是清洁能源技术的领导国家或经济体，如中国、美国和欧盟。
记者：那么，在全球能源权力转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要如何把握机遇，又面临哪些挑战？
张锐：我们要看到中国在全球能源秩序中的新身份。此前的全球能源政治中，中国的角色比较单一，最主要的身份就是油气资源的消费大国，因此，保障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保障油气贸易的安全稳定，是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压倒性任务。
进入碳中和时代，中国承载着能源供给国、消费国多重身份，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在清洁能源供应链、核电产业链、电力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已经使其成为供给全球的能源生产力量、新形态的“能源出口大国”。
当西方国家的清洁能源装备大量来自中国企业，当亚非拉美大量电力工程由中国人设计、建设和运行，当各国街道出现越来越多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当中国能源技术有力提升全球能源安全水平，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更有自己地看待自己、对待世界。而中国与世界的能源联系也出现两个划时代的变革：
1、中国能源转型与全球能源转型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休戚与共的同频性。
2、中国的能源产业实力与全球能源体系的生产实力形成了高度捆绑、利害攸关的共生性。
这种新的身份、新的关系，成为中国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变化中的挑战。
首先，中国毕竟还是油气进口大国，对外依存度还很高，如何在大国博弈激化的背景下维护油气进口安全，始终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
第二，清洁能源技术已经成为中美技术“冷战”“绿色军备竞赛”的突出领域：当前拜登政府重塑供应链的核心思路是以摆脱对中国资源、产品的依赖为出发点，与盟友一道发展“孤立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对中国采取产业打压与政治打压并行的行动。
事实上，美欧对中国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它们一方面催促中国更快地进行能源转型，在气候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中国带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能源转型；一方面又视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为“洪水猛兽”，从权力政治的维度看待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崛起，甚至编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谎言，打压中国光伏产业。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伪善。
我们大量的清洁能源装备正在出口欧美，支撑它们实施高质量、低成本的能源转型。这些年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或临近欧美的地区建设生产中心和销售网络。我们并不想“一家独大”，而是希望和世界一道“做大蛋糕”、共建共享跨国产业链，但美欧却设置了更多的政治壁垒来阻挡中国。
第三，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方面，我们仍存在项目策划能力不足，合作国别较为集中、扎堆的情况。此外，一些企业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乃至恶性竞争，在国际技术合作、标准对接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不断下功夫、练“内功”的。
记者：您之前提到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近年来一些资源国试图组团建立类似欧佩克的组织，协调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例如拥有巨大锂矿资源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欲打造“锂佩克”。您认为将来还有可能出现类似欧佩克那样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资源输出国组织吗？
张锐：未来，各种关键矿产组织和生产国集团可能会层出不穷，但我认为不会再出现像欧佩克那样有巨大影响力的组织了。
首要原因在于，很多关键矿产并不稀缺。例如锂和镍，随着全球需求的增加，开发力度加大，被发现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各大洲都有锂矿和镍矿的分布，全球已探明的资源储量不少，资源潜力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而且全球对它们的需求将远不及过去几十年对油气的需求规模。
就南美国家有意建立“锂佩克”来说，我认为它们组建锂矿多边合作机制是大势所趋，但要发挥类似欧佩克的国际市场调节功能具有很大难度。
首先，从近中期来看，这些矿产资源国的生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拿锂矿来说，现在澳大利亚的锂产量占了半壁江山。而南美“锂三角”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它们的生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悬殊的产能差异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非常不同，不利于它们建立一个“卡特尔”性质的机构。
其次，各国的市场监管体系存在较大差异。锂矿产业在阿根廷被置于一般采矿活动的监管框架，政府主体对市场的干预存在限度，而且在该国的联邦制结构下，各省政府对矿产持有所有权和较大的管辖权，中央政府的国际矿业治理行动存在内部执行上的阻碍。在智利，中央政府负责授予锂矿开发的特许权，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招标获取开发权益。而在玻利维亚，锂被定义为一种战略资源，按照现有规定，国家完全控制矿产的所有权和开发活动。
再次，拉美地区政治具有非常高的波动性。两年前这些锂资源国提出建立“锂佩克”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它们都是左翼政治力量执政，政治上的亲近使一些跨国合作议程能够受到更有力的重视和推动。可一旦这些国家的政局出现变动，或域内国际关系出现波折，相关合作面临随时戛然而止的风险。
记者：您对全球能源政治的期望是它能变得“寻常化”，国际能源不再被赋予那么多战略分量和权力价值，大国小国都能对这个议题不卑不亢。您觉得这个期望有可能实现吗？需要从哪些方面去推动？
张锐：我们要用一种乐观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全球能源转型能够不断推进，我们能在能源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让能源的开发变得更加容易、便宜，那么全球能源政治就可能走向一种平常化，我们不再需要为这个议题展开那么多激烈的竞争和博弈。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且主要倚赖于生产力层面的能源革命。
另一方面，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创造全球能源治理均衡普惠的共享态势，抑制西方国家的绿色霸权主义，依据历史责任和分配正义的逻辑推动重组全球的能源利益分配，引导全球能源转型真正建立在普惠发展而非剥削的基础之上。
中国要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我们的视野不能简单地立足在“能源结构占比的调整”，而应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革命的策源地，在具有变革意义、文明跃升意义的能源技术和制造业实力上持续发力、攻坚克难。要把能源转型的合作、投资与外交放到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同时也帮助更多国家在新旧能源、新旧发展路径的切换中进退自如。
就职于全球能源互联网发展合作组织的青年学者张锐长期参与一线跨国能源治理活动，曾前往亚、非、拉美多国开展实地调研。他的新书《绿色剧变：能源大革命与世界新秩序》于今年2月出版，聚焦碳中和时代的国际能源政治、权力变革趋势、转型道路分歧、能源供应链竞争、新型合作网络等问题。
全球能源体系的“绿色剧变”将如何改变旧有能源权力格局？是加剧抑或弥合“南北鸿沟”？发展中国家要如何应对？中国要如何把握机遇、应对挑战？近年的俄乌冲突又给全球能源形势带来多大震动？近日，张锐接受记者专访，围绕一系列问题进行解读，同时也分享了自己考察非洲国家时的见闻。
记者：您把气候危机、能源转型和2022年爆发的俄乌冲突归为撼动全球能源政治的三大变量。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形势为何如此重要？
张锐：俄乌冲突对全球能源形势的影响可以用书中的两句话归纳，一句是“重塑全球能源流动的指挥棒”，另一句是“加速全球能源转型的催化剂”。
所谓“重塑全球能源流动的指挥棒”，主要是指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国际油气市场出现了“拒俄能源”和“用俄能源”的“阵营式分化”。美欧组建了以西方国家为主体的“拒俄能源阵营”，把能源制裁作为迫使俄罗斯改变行为的一种手段。俄罗斯则以廉价能源产品为基础，以新兴市场国家、发展中国家为主要对象，希望打造一个全新的、规避西方制裁的能源出口网络。
我们跳出俄欧关系的视野，可以看到欧洲周边正在出现各种新的能源联系。例如，在乌克兰危机前，欧盟对非洲能源合作的重点是推动非洲清洁能源开发，催促非洲国家加快停止化石燃料生产。但危机爆发后，欧盟出于自身能源安全利益，着力与非洲油气资源国加强合作，扩大对非洲油气的进口。尼日利亚-摩洛哥天然气管道这类大型项目在2022年获得了欧盟前期融资支持，这类合作可能为未来10-20年欧非经济关系指明新的方向。
此前进展滞缓的跨国电网纷纷被提上区域发展日程。2022年，阿塞拜疆、格鲁吉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决定共同开发近1200公里的黑海海底电缆，从阿塞拜疆进口更多电力，弥补中东欧的电力缺口。法国与阿联酋、沙特与希腊都在推进中东到欧洲的跨国电网开发，促进中东富余的光伏电力输往欧洲。这些新的能源通道不仅承载着电力贸易的功能，也会打开人们对于能源地缘政治的全新想象。
就“加速全球能源转型的催化剂”而言，俄乌冲突爆发后，全球油气市场波动、能源地缘政治博弈加剧，这更加凸显可再生能源技术的经济性和本土绿色资源开发的可靠性。欧盟大力投资清洁能源的举措，也带动各国、尤其全球和各区域的主要经济体加速能源转型。近两年全球能源转型的相关投资保持高速增长，2022年，全球能源转型投资总规模超过1.1万亿美元，创下新纪录，并首次与全球化石能源领域的投资规模相当。2023年，全球低碳能源转型投资总额增至1.77万亿美元。
化石能源市场越波动，能源转型的动能就越旺盛。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首先是泰国。泰国原本的新能源汽车市场非常小，但2022年开始迎来爆发式增长。俄乌冲突使得泰国油价几乎翻倍，燃油车用车成本猛增，这就鼓励消费者去尝试新能源汽车。泰国常年温度较高、国土面积不大，消费者发现新能源车在泰国的续航表现很好，也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用车体验，由此带动了新能源车在泰国的销量。
另一个是埃塞俄比亚。今年2月，埃塞俄比亚宣布将禁止进口燃油车，日后只允许销售电动汽车。该国成为全球首个禁售燃油车的国家。做出这个选择其实也是无奈之举，据报道，2023年，埃塞俄比亚花费了近 60 亿美元进口化石燃料，其中一半以上用于汽车燃料。该国运输和物流部长阿莱穆·西姆（Alemu Sime）表示，该国外汇资源有限，无力继续进口汽油，今后会大力发展电动汽车。祸福相倚，在能源转型时代，埃塞俄比亚如此超前的选择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上述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俄乌冲突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记者：欧盟委员会两年前提出“REPower EU”计划，试图在2030年前逐步摆脱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您能否介绍一下欧盟在这方面进展如何？对俄罗斯能源产业产生了多大的影响？
张锐：在能源“拒俄化”方面，这两年欧盟的进展可以说基本达到了它的预期。从能源数据上看，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从俄罗斯进口煤油气的规模均出现断崖式下降。
煤炭方面，2021年欧盟煤炭进口额中，俄罗斯占比约为50%。2022年8月，欧盟开始禁止从俄罗斯进口煤炭，当年10月实现对俄煤炭进口额归零。石油方面，来自俄罗斯的石油进口份额从2021年第四季度的28%大幅下降到2023年第四季度的3%。天然气方面，2021年第四季度俄罗斯占到欧盟天然气进口份额的33%，到2023年第四季度已经下降至13%，美国则跃升欧盟最大的天然气供应国（22%） ，其次是挪威（21%）。
可以看到，欧盟正在用经济上昂贵但政治上“可靠”的对美依赖，取代经济上便宜但政治上“不可靠”的对俄依赖。欧洲人为此付出了很多经济成本。
能源转型比较稳健的做法是“先立后破”，但如今欧盟不得不扛起“先破后立”的负担。
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委员会在2022年5月18日正式推出“REPower EU”能源转型行动方案，以期实现欧洲能源独立和绿色转型。2023年欧盟又相继发布欧盟绿色协议工业计划（The Green Deal Industrial Plan），以及《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两项提案。
在政策的强力支持下，2023年欧盟可再生能源取得重大进展：风能和太阳能发电量首次突破欧盟电力的四分之一，达到27%，创历史新高；化石燃料发电量暴跌19%，降至历史最低水平，占欧盟发电量不到三分之一；煤炭发电量同比下降26%，占欧盟发电量12%，同样是历史新低。与此同时，2023年欧洲新增17GW风电装机容量，是欧盟有史以来增量最多的一年。
国内在观察俄乌冲突对欧盟能源带来的影响时，往往带着一种“看热闹”的心态，觉得欧盟付出了很大代价，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俄乌冲突不演变为欧陆大战的前提下，欧洲人拥有化危为机、借能源转型机遇把能源饭碗端稳端牢的能力。他们在能源转型上的更快进展，也会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化石能源资源国和能源消费大国带来冲击和启示。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就不能只是“看热闹”，更要从技术和地缘政治层面关注、分析欧盟如何在短时间内缓解供给压力、积极“另起炉灶”、以转型促安全。无论他们成功或失败，对于未来我国可能面临的战略险境都具有重大借鉴意义。
至于欧盟逐步摆脱对俄能源依赖会给俄罗斯带来多大影响，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虽然欧洲降低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目前俄欧之间仍有能源联系。
数据显示，2023年欧盟国家从俄罗斯进口了约1350万吨的液化天然气，与2022年的1400万吨基本持平。在石油方面，通过经由第三国加工转运、秘密提供设备等方式，欧洲多国仍与俄罗斯的石油保持着复杂而又紧密的关系。
俄罗斯把能源出口市场转向了新兴市场大国，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等国现在都是俄罗斯石油产品的主要买家。值得一提的是印度，在过去两年，印度进口的俄罗斯原油规模增长了近13倍，并通过加工和转售俄油获取了巨额利润。与此同时，2023年欧盟从印度进口的成品油升至“创纪录水平”；27个欧盟国家中有20个通过印度购买俄油。
据俄媒计算，2023年，俄罗斯通过向主要石油进口国供应石油产品赚取了322亿美元，“完全弥补”了因减少向欧洲国家供应石油产品造成的损失。
不过，俄罗斯出口的原油都是打折产品，相当于用更多资源来维持能源出口的经济效益。
从长远来看，俄罗斯在能源领域有可能陷入战略被动。俄乌冲突之前，在俄罗斯油气领域投资最多的跨国企业基本都是欧美能源巨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它们纷纷宣布全部或部分退出在俄油气田勘探开发、管道运行、油品销售等业务。这些欧美能源巨头带走的不仅是资金，也包括俄罗斯在能源开发上所需的关键技术，这会影响到俄罗斯未来油气供应的规模和产能。
当然，这会不会削弱俄罗斯作为能源生产和出口大国的地位，还需要更长的周期进行观察。
记者：正如书中提到的，全球能源转型面临“南北鸿沟”。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在能源转型上临着更大的挑战和困难。您曾前往亚非拉美多国实地调研，这些发展中国家对能源转型的态度如何？它们的能源转型有何特点？有没有让您印象深刻的案例？
张锐：发展中国家整体上是支持能源转型的。目前风电、光伏发电等清洁能源的开发成本已经大幅下降，技术成熟度很高，在各国看来，能源转型有助于提升能源供给能力，创造更多经济产业升级机遇，创造多重的社会和环境效益。
但是，全球南方不同国家、不同区域对于能源转型会有不同的认知。
像是以油气出口为经济支柱的海合会国家，它们反对西方那种用零碳清洁能源取代化石能源的能源替代论，主张能源融合论，即能源转型应该是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的融合发展。因为世界无法在短时间内与化石能源做切割，所以应该通过清洁高效利用各种能源，兼顾维护能源安全和减少碳排放的目标。在这样的思路下，沙特、阿联酋等国一方面降低油气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强度，致力于生产全球最“清洁”的油气，另一方面以太阳能为重点，大规模开发可再生能源，同时发展蓝氢、绿氢。
对于经济基础比较薄弱的非洲国家，它们的能源转型可以用“一个核心目标、三个行动重点”来概括。
核心目标指的是建构现代低碳、经济适用的能源体系。其中，“现代低碳”是指非洲能源转型需要同时实现能源系统的现代化与低碳化，致力于解决当地严峻的无电人口问题（非洲现有近6亿无电人口）；“经济适用”强调的是能源转型的可承担性，新型能源系统对非洲来说应是可负担的、具有融入现有系统的便利性，且高度匹配民众现实需求，避免转型步伐过于激进或出现债务陷阱。
三个行动重点，即在清洁能源开发上，推动“分布式利用”与“集中式开发”各展所长；在能源输送上，加快电网建设，“发得出来”还须“输得出去”；在转型动能上，促进能源产业与各种现代产业的联动发展。
而对于拉美地区来说，很多国家高度依赖水电，电力结构本身已经十分清洁。如2019年，巴拉圭、哥斯达黎加、乌拉圭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在总发电量中的占比分别高达100%、99%、98%。对于这些国家，它们已经找到了立足自身清洁资源、实现能源领域可持续发展的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集中在提升清洁电力系统的可靠性与经济性，扩大光伏风电的开发比例及加速交通、建筑领域的深度脱碳。
整体来说，这些年亚非拉国家在能源转型上取得了很多优异的成绩，但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
例如，非洲的电力开发始终存在一个困局：存在迫切的用能需求，但需求的有限规模无法支撑项目的落地及可持续运营。
具体而言，非洲各地有很多大型水电开发计划，但长期无法得到推进，核心原因在于非洲整体工业化水平较低，高载能产业较少，大型水电项目面临缺乏电力消纳市场的窘境。小型能源援助项目也很多，不少域外国家向非洲农村援建了大量离网发电项目，虽然产生的电力解决了基本生活用电，但农民传统的农耕谋生方式并未改变，收入水平依旧微薄，很多项目由于收缴不到电费而无法运维检修，最终只能报废。
无论开发大基地、分布式发电还是电网，行动的一个前提是寻找到或激发出生产性（Productive）的用能需求，培育电力消费群体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换言之，非洲能源转型与现代产业必须联动发展、相互支持。
几内亚的案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我们去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附近的农村考察，据当地官员介绍，过去农民只是把他国援助的光伏设施产生的电用于夜间照明、看电视，没有把生产性用能需求激发出来。但随着当地农业机械化的提升和电信业的发展，农民现在需要使用农业加工机械，或是利用电商平台直销产品，于是就会主动购买家用光伏系统或缴纳电费获取稳定充足的电力。
村民有了用电赚钱的需求，才会更好地去维护电力系统，带动电力行业的再投资。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地能源业、农业和电信业形成了一种联动的良性发展关系。
我认为，一些能源转型失败案例的背后，是人们只从能源层面去解决能源问题，并没有站到一个更广阔的经济和社会系统当中，去帮助发展中国家找到适合他们的能源转型之路。
记者：新能源权重持续上升，会如何改变旧有能源权力格局？新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呈现出哪些特点？
张锐：我在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简单来说，就是我相信新能源能够创造新政治。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全球能源政治因化石能源的统摄地位和稀缺属性，出现了大量地缘政治竞争，争夺油气资源的控制权长期是国际争端的一大根源。
我认为，未来随着石油战略价值的下降，光伏风电这类清洁能源权重的上升，全球的新旧能源出现此消彼长的变化，能源政治格局很可能走向“更多竞争，但更低烈度”。
所谓“更多竞争”，一方面是由于支撑我们能源系统的能源种类会变得更多，每一种能源都可能会衍生出一些或良性或恶性的竞争。另一方面，清洁能源有着更为复杂的供应链，其背后还涉及关键矿产、装备制造等环节，全球主要经济体将围绕这条供应链在各个层面展开竞争。这些年美欧为什么会在这方面对我们实施打压？就是因为他们看到新能源时代的能源权力将取决于能否在清洁能源的供应链上占据主导权。
所谓“更低烈度”，是指由于能源供给方式的多样化，各个国家并不需要为了能源而爆发高烈度的冲突，尤其减少军事手段的使用。
我认为，清洁能源开发能够增强各国的能源自给能力和战略自主性。对于数量居多的化石能源进口国，通过大规模开发本土清洁能源，能够有力维护国家能源安全，在制定能源政策和各种内外政策时削弱不少外部牵制力量、风险因素，决策者可以更加从容不迫、游刃有余。而且，能源进口需求的减少还能够改善一些国家的贸易失衡困境，节省外汇支出，促进经济发展。
对不少中小国家而言，清洁能源有利于减弱国际秩序中广泛存在的“庇护与扈从”逻辑，它们能在追求能源独立的同时追求更大程度的政治独立，这也是21世纪世界多极化的题中之义。
总而言之，能源转型推动各国能源需求的多样化，一个异质的、分散的能源体系完全匹配一个日益多极化的世界秩序。当各国能源诉求不同、对外行动重点不同、合作网络更加灵活多变，将削弱霸权国此前凭借控制关键资源、关键枢纽或通道而产生的权力，其垄断全球能源政治的难度也与日俱增。
记者：您认为，在新能源指代，什么样的国家更有可能成为“赢家”？
张锐：简单来说，有三类国家可能获得更多全球影响力：一是清洁能源开发潜力巨大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智利、巴西、挪威等；二是玻利维亚、蒙古、刚果（金）等关键矿产丰富的国家；三是清洁能源技术的领导国家或经济体，如中国、美国和欧盟。
记者：那么，在全球能源权力转移、重构的过程中，中国要如何把握机遇，又面临哪些挑战？
张锐：我们要看到中国在全球能源秩序中的新身份。此前的全球能源政治中，中国的角色比较单一，最主要的身份就是油气资源的消费大国，因此，保障能源进口的多元化、保障油气贸易的安全稳定，是我们国际能源合作的压倒性任务。
进入碳中和时代，中国承载着能源供给国、消费国多重身份，其中最具划时代意义的是，中国在清洁能源供应链、核电产业链、电力工程技术等方面的强大实力已经使其成为供给全球的能源生产力量、新形态的“能源出口大国”。
当西方国家的清洁能源装备大量来自中国企业，当亚非拉美大量电力工程由中国人设计、建设和运行，当各国街道出现越来越多中国品牌的电动车，当中国能源技术有力提升全球能源安全水平，我们应该与时俱进、更有自己地看待自己、对待世界。而中国与世界的能源联系也出现两个划时代的变革：
1、中国能源转型与全球能源转型之间形成了前所未有、休戚与共的同频性。
2、中国的能源产业实力与全球能源体系的生产实力形成了高度捆绑、利害攸关的共生性。
这种新的身份、新的关系，成为中国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机遇。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变化中的挑战。
首先，中国毕竟还是油气进口大国，对外依存度还很高，如何在大国博弈激化的背景下维护油气进口安全，始终是一个事关国家安全的重要课题。
第二，清洁能源技术已经成为中美技术“冷战”“绿色军备竞赛”的突出领域：当前拜登政府重塑供应链的核心思路是以摆脱对中国资源、产品的依赖为出发点，与盟友一道发展“孤立中国”的清洁能源技术，对中国采取产业打压与政治打压并行的行动。
事实上，美欧对中国的态度是自相矛盾的，它们一方面催促中国更快地进行能源转型，在气候领域承担更多责任，希望中国带动更多新兴市场国家加速能源转型；一方面又视中国的清洁能源产业为“洪水猛兽”，从权力政治的维度看待中国在相关领域的崛起，甚至编造所谓“新疆强迫劳动”的谎言，打压中国光伏产业。从这方面也可以看出西方国家的伪善。
我们大量的清洁能源装备正在出口欧美，支撑它们实施高质量、低成本的能源转型。这些年中国的新能源企业开始走出国门，在欧美或临近欧美的地区建设生产中心和销售网络。我们并不想“一家独大”，而是希望和世界一道“做大蛋糕”、共建共享跨国产业链，但美欧却设置了更多的政治壁垒来阻挡中国。
第三，在建设绿色“一带一路”方面，我们仍存在项目策划能力不足，合作国别较为集中、扎堆的情况。此外，一些企业出现了同质化竞争乃至恶性竞争，在国际技术合作、标准对接方面还存在较大提升空间。这些都是需要我们不断下功夫、练“内功”的。
记者：您之前提到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近年来一些资源国试图组团建立类似欧佩克的组织，协调关键矿产资源的供应。例如拥有巨大锂矿资源的阿根廷、玻利维亚和智利欲打造“锂佩克”。您认为将来还有可能出现类似欧佩克那样拥有巨大影响力的资源输出国组织吗？
张锐：未来，各种关键矿产组织和生产国集团可能会层出不穷，但我认为不会再出现像欧佩克那样有巨大影响力的组织了。
首要原因在于，很多关键矿产并不稀缺。例如锂和镍，随着全球需求的增加，开发力度加大，被发现的资源也是越来越多。各大洲都有锂矿和镍矿的分布，全球已探明的资源储量不少，资源潜力远远没有被开发出来，而且全球对它们的需求将远不及过去几十年对油气的需求规模。
就南美国家有意建立“锂佩克”来说，我认为它们组建锂矿多边合作机制是大势所趋，但要发挥类似欧佩克的国际市场调节功能具有很大难度。
首先，从近中期来看，这些矿产资源国的生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拿锂矿来说，现在澳大利亚的锂产量占了半壁江山。而南美“锂三角”的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它们的生产规模存在较大差异，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悬殊的产能差异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利益诉求非常不同，不利于它们建立一个“卡特尔”性质的机构。
其次，各国的市场监管体系存在较大差异。锂矿产业在阿根廷被置于一般采矿活动的监管框架，政府主体对市场的干预存在限度，而且在该国的联邦制结构下，各省政府对矿产持有所有权和较大的管辖权，中央政府的国际矿业治理行动存在内部执行上的阻碍。在智利，中央政府负责授予锂矿开发的特许权，私营企业可以通过招标获取开发权益。而在玻利维亚，锂被定义为一种战略资源，按照现有规定，国家完全控制矿产的所有权和开发活动。
再次，拉美地区政治具有非常高的波动性。两年前这些锂资源国提出建立“锂佩克”的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它们都是左翼政治力量执政，政治上的亲近使一些跨国合作议程能够受到更有力的重视和推动。可一旦这些国家的政局出现变动，或域内国际关系出现波折，相关合作面临随时戛然而止的风险。
记者：您对全球能源政治的期望是它能变得“寻常化”，国际能源不再被赋予那么多战略分量和权力价值，大国小国都能对这个议题不卑不亢。您觉得这个期望有可能实现吗？需要从哪些方面去推动？
张锐：我们要用一种乐观的心态来看待这个问题。如果全球能源转型能够不断推进，我们能在能源技术领域有所突破，让能源的开发变得更加容易、便宜，那么全球能源政治就可能走向一种平常化，我们不再需要为这个议题展开那么多激烈的竞争和博弈。这一目标的实现，首先且主要倚赖于生产力层面的能源革命。
另一方面，要与国际社会一道，创造全球能源治理均衡普惠的共享态势，抑制西方国家的绿色霸权主义，依据历史责任和分配正义的逻辑推动重组全球的能源利益分配，引导全球能源转型真正建立在普惠发展而非剥削的基础之上。
中国要发挥自己的建设性作用。我们的视野不能简单地立足在“能源结构占比的调整”，而应致力于成为全球能源革命的策源地，在具有变革意义、文明跃升意义的能源技术和制造业实力上持续发力、攻坚克难。要把能源转型的合作、投资与外交放到中国对外战略的优先位置，同时也帮助更多国家在新旧能源、新旧发展路径的切换中进退自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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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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