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原：中国国内各高校腐败现象极为严重，公权力异化为牟取私利工具的现象司空见惯，最严重的腐败问题当属行贿、受贿。
发布日期：2024-12-18 16:23
丁一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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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全球价值链重构、外需不足和诸多不确定因素，我国在外资外贸领域面临严峻挑战。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联动效应”。
如何评估外贸结构性转变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俄罗斯抵御西方制裁的经验带给中国哪些启示？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做出以下解读。
·外贸结构性转变的原因
记者：在全球经济放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贸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2022年，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日本、美国等目的地份额下降，“一带一路”沿线国、俄罗斯、东盟等快速上升。这种外贸结构性转变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丁一凡：实际上，我国贸易出口结构一直在变化，否则根本无法理解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在扩大。如果中国还是像十几年前那样出口轻工产品、鞋袜玩具，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外贸规模。我们的出口贸易金额一直在增长，说明出口产品升级换代了，出口附加值越来越高了。
中国外贸出口一直在做结构优化，特别是疫情这几年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对非西方国家的出口，也就是对美欧日以外国家的出口越来越高，2023年已经超过了对美欧日国家的出口。这个现象背后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需要出口多元化，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我们只依赖于过去美欧日发达国家市场的话，遇到地缘政治斗争，可能会有麻烦。因此，这样的布局很早就开始了，只不过这两年发展得越来越快了，中国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出口多元化，以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出现衰退的趋势，西方社会还爆发了严重的社会抗议活动，比如“占领华尔街”，中国的出口也随之受到影响。后来，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也是为了应对出口下滑的趋势，为开辟其他市场做好准备。
第二，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对非美欧日市场的出口大幅增长，这跟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有关系。
中国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建设港口、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而这些国家本身没有能力制造基建，所以中国承包项目，同时也出口机器设备。
从这个方面讲，中国的贸易出口变化跟投资增长有关，而且出口的商品不是纯粹的消费品了，我们出口很多机电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的附加值远远高过一般的日常消费品。举个例子，中老铁路或雅万高速铁路完全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些事情跟我们的出口和贸易结构变化都是有关系的。
第三，西方国家越来越把中国看做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因为中国在海外市场上的表现要远远优于他们。中国是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远远超过美国、欧洲、日本。最近这些年，美西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地缘政治的借口跟中国展开了贸易博弈。
比如，拜登政府上台后，选择继续维持当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这都是为了从其他角度跟中国搞贸易博弈，使得中国直接出口下降。
认真观察中国出口贸易这些年的变化，比如我们的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原本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随之转移，原材料和半成品通过东南亚国家加工以后，依然流转进入美欧市场。
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东盟国家现在变成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大部分不是最终产品，而是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在东盟国家经过组装，又出口到美国。从全球的贸易统计来看，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增加，东盟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出口也在增加。
记者：新闻上报道的所谓“越南制造”的崛起，背后也离不开中国强大产能的支撑。
丁一凡：从越南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里，有70%是从中国运过去的。这才带来了所谓的“越南制造”贸易量的上升，越南出口贸易量的上升背后是中国对越南出口量的增长。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墨西哥，中国很多厂商把部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因为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所以墨西哥出口到美国基本上关税很低。因此，很多大宗商品、汽车类的工业制成品，都转移到墨西哥组装后，再进入美国市场。
如此一来，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贸易顺差增长，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顺差也增长。最终，所有贸易赤字都积累在了美国头上，过去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现在是美国对其他各个国家的贸易赤字，这就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结果。
记者：作为连续4年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我们主要向东盟出口机电和音像设备（占到总额的37.5%）、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原料及制品、化工产品等，这背后有哪些因素？
丁一凡：这背后有市场化因素和非市场因素起作用。市场化因素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变化。比如，中国的土地价格现在远远高于东盟国家，中国劳动力成本也高于这些地方，有很多经济因素决定了生产线和产业链会自动往那边走。
另外一个非市场因素就是地缘政治，美国强迫中国的供应商必须搬走，给中国生产的商品增加关税，或者明令禁止从中国直接进口商品。他们甚至因此自食其果，美国和欧洲以新疆人权的借口，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结果现在造炮弹都不够了，因为棉花是炮弹的原料。
一些中国企业长期耕耘美国和欧洲市场，企业不太愿意轻易放弃原有市场，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只好妥协把部分产能转移到南亚、东南亚国家去。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受到经济因素影响，还有政治强迫因素的无奈。
·“新三样”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优化外贸结构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丁一凡：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出口“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规模的增长非常大，太阳能、电动车都是未来的战略性产业，而中国在锂电池生产方面占据优势。“新三样”是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附加值高，且符合绿色低碳的趋势，我们的外贸结构也应该向这些方向发展。
记者： 正如您所说，过去一年，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典型代表，但是也有媒体反映这些领域存在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的风险。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丁一凡：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当年美国互联网产业兴起的时候，也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市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淘汰和重组，最后获胜的几个大企业兼并了市场上的小企业。
中国的电动车领域肯定也会经历这种淘汰。现在还有政府补贴和企业机构的投资，当市场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一些企业会被市场淘汰或者被其他大企业兼并。这时候，市场上达成一定的供需平衡，企业也能够保证利润。
记者：地方政府更偏向于对战略型新兴科技产业投资，这可能会压缩其他行业的投资和发展，如何权衡这两端？
丁一凡：现在出现了“新质生产力”的趋势，通过现有的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搭配上新的机器设备，匹配合适的应用场景，通过人工智能来改善生产制造过程，以此探索新产品和新服务，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当然，新兴产业存在风险，后续市场化也不知道能否成功，投资也会失败，未来地方政府肯定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要关心扶植一些有想象力的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有技术、有想象力，而这些小企业一旦完成技术创新，往往就会被比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兼并，因为这会给制造业企业带来更好的收益和更广泛的应用。
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经历过这些阶段，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模式，地方政府不能够只盯着现已成功的“新三样”相关企业，因为这个赛道已经成熟，处于红海市场。
相反，有一些市场化和应用不太明晰的技术，可能与人工智能、新材料、工业软件和网络技术有关，未来会有更广阔的发展趋势。当然，这对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记者：自3月7日起，欧盟委员会要求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必须进行海关登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要增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联动效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何解决？
丁一凡：首先，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遇到的只是开始，欧盟和美国都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限制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在地缘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有可能我们的电动车，未来会在美国、欧洲遭受各种各样的“暴力”。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崛起的时候就遭遇过这种暴力。日本丰田汽车在美国越来越有竞争力，出口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然后就出现了美国人砸烂日本车以表达不满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后续有可能再次发生。对于中国汽车来说，中国成为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中国汽车越有可能成为别人泄愤、攻击的对象。
欧洲的“猫腻”与美国有点不同，欧洲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门槛，让你很难在当地运营或发展。历史上，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汽车，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采取了对抗性方法，比如限制市场份额、严格限制进口汽车数量、不断提高汽车进口关税、不许日本车企在欧洲建设4S店等等。当然，后续日本车企通过与欧洲汽车厂商合作等形式，打破了贸易壁垒。
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来说，欧洲没有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他们可能会用一些办法来限制中国电车，我们可以提高续航里程，可以将充电功能不断便捷化，这样也能够突破障碍，赢得博弈。
当然，政府之间的谈判也会发挥作用，比如目前大家都想办法恢复WTO的作用，因为WTO的仲裁机构已经被美国搞“瘫痪”了，我们也要利用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来争取权益，尤其是国际贸易中的权益。
·如何打造“中国制造”品牌
记者：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64%，到了2021年降到34%，未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会继续下降。在外需收缩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扩大出口的竞争力？
丁一凡：中国对外依存度下降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会过度依赖外部市场。
前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部市场依赖大，风险也随之加大。这两年变化还是挺令人鼓舞的，中国不断做大自身经济总量，对外依存度持续下降，但是比起美国、整个欧盟地区，我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依然高。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开放程度高，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自信。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仍需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也是我们发展战略中比较平衡的“双循环”战略，除了本国市场，还需要外部市场；但是外部市场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外部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而不是只有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
因此，第一点，要提高产品质量，我们制造的消费品质量要有保证，因为美西方政府靠权力给中国商品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当我们的优质产品培育了固定的消费受众，具有强势的不可替代性，就能保证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站稳脚跟。
第二点，我们帮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把他们培育成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他们的市场跟美欧日等成熟市场不一样，美欧日存在大量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愿意消费中国产品，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先发展，培养他们的中等收入阶层，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消费中国产品，从而更好地保证我们的经济安全。
记者：政府报告中提到，“加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如何解读打造“中国品牌”这一提法？
丁一凡：过去，中国给西方企业做代工，按照西方的标准制造商品。但现在，中国在很多行业遥遥领先，比如华为的技术成为全球最领先的技术，标准自然会向中国靠拢。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通信领域，也发生在其他制造业领域，比如电动车，慢慢地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
我们希望这些有创造力的产品能够成为中国品牌、中国标准，而这是美西方担心的地方，所以他们打造了一个反华联盟来限制中国，但最终结果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只要中国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坚持自己的技术路线，一步一个脚印，最后中国标准和品牌就会胜出。比如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拥有海量数据，商业化和应用自然能够走到前列。
·俄罗斯抵御制裁对于中国的启示
记者：您在之前的演讲中提到，俄罗斯逃过了西方规模巨大而全面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看破了资本金融的撤离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想办法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俄罗斯的经验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
丁一凡： 最近普京演讲时提到，2023年俄罗斯政府财政收入，第一次靠企业税收的比例超过了靠能源出口的收入，企业税收保证了俄罗斯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原来有很多外资企业，撤走以后反而留下了很多空间，因此俄罗斯、中国、伊朗企业快速进入，填补市场空白，保证了俄罗斯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这样的事情，中国也在发生。疫情期间很多外资中小企业撤出，他们过去在中国给大企业做配套支持产品和服务，但这些中小企业撤出并没有影响外国大企业的运行，因为他们撤出后的空间被中国企业替换了。
中国企业有这样的能力，外国大企业很快找到了来自中国的新供应商，而且价格和产品竞争力更具优势。很多外资中小企业离开中国，没有回来，并没有影响大企业的经营和生产，说明中国这样的能力比俄罗斯更强。
我们要做的就是鼓励中国民营企业在出现市场空白的情况下，快速填补空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制造能力，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投资。
当然，目前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也有不同。当外资撤离时，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存在一些问题。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一些外资离开中国市场，但中国有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足够应对这些风险。
如何评估外贸结构性转变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俄罗斯抵御西方制裁的经验带给中国哪些启示？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做出以下解读。
·外贸结构性转变的原因
记者：在全球经济放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贸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2022年，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日本、美国等目的地份额下降，“一带一路”沿线国、俄罗斯、东盟等快速上升。这种外贸结构性转变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丁一凡：实际上，我国贸易出口结构一直在变化，否则根本无法理解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在扩大。如果中国还是像十几年前那样出口轻工产品、鞋袜玩具，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外贸规模。我们的出口贸易金额一直在增长，说明出口产品升级换代了，出口附加值越来越高了。
中国外贸出口一直在做结构优化，特别是疫情这几年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对非西方国家的出口，也就是对美欧日以外国家的出口越来越高，2023年已经超过了对美欧日国家的出口。这个现象背后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需要出口多元化，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我们只依赖于过去美欧日发达国家市场的话，遇到地缘政治斗争，可能会有麻烦。因此，这样的布局很早就开始了，只不过这两年发展得越来越快了，中国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出口多元化，以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出现衰退的趋势，西方社会还爆发了严重的社会抗议活动，比如“占领华尔街”，中国的出口也随之受到影响。后来，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也是为了应对出口下滑的趋势，为开辟其他市场做好准备。
第二，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对非美欧日市场的出口大幅增长，这跟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有关系。
中国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建设港口、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而这些国家本身没有能力制造基建，所以中国承包项目，同时也出口机器设备。
从这个方面讲，中国的贸易出口变化跟投资增长有关，而且出口的商品不是纯粹的消费品了，我们出口很多机电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的附加值远远高过一般的日常消费品。举个例子，中老铁路或雅万高速铁路完全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些事情跟我们的出口和贸易结构变化都是有关系的。
第三，西方国家越来越把中国看做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因为中国在海外市场上的表现要远远优于他们。中国是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远远超过美国、欧洲、日本。最近这些年，美西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地缘政治的借口跟中国展开了贸易博弈。
比如，拜登政府上台后，选择继续维持当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这都是为了从其他角度跟中国搞贸易博弈，使得中国直接出口下降。
认真观察中国出口贸易这些年的变化，比如我们的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原本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随之转移，原材料和半成品通过东南亚国家加工以后，依然流转进入美欧市场。
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东盟国家现在变成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大部分不是最终产品，而是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在东盟国家经过组装，又出口到美国。从全球的贸易统计来看，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增加，东盟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出口也在增加。
记者：新闻上报道的所谓“越南制造”的崛起，背后也离不开中国强大产能的支撑。
丁一凡：从越南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里，有70%是从中国运过去的。这才带来了所谓的“越南制造”贸易量的上升，越南出口贸易量的上升背后是中国对越南出口量的增长。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墨西哥，中国很多厂商把部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因为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所以墨西哥出口到美国基本上关税很低。因此，很多大宗商品、汽车类的工业制成品，都转移到墨西哥组装后，再进入美国市场。
如此一来，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贸易顺差增长，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顺差也增长。最终，所有贸易赤字都积累在了美国头上，过去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现在是美国对其他各个国家的贸易赤字，这就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结果。
记者：作为连续4年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我们主要向东盟出口机电和音像设备（占到总额的37.5%）、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原料及制品、化工产品等，这背后有哪些因素？
丁一凡：这背后有市场化因素和非市场因素起作用。市场化因素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变化。比如，中国的土地价格现在远远高于东盟国家，中国劳动力成本也高于这些地方，有很多经济因素决定了生产线和产业链会自动往那边走。
另外一个非市场因素就是地缘政治，美国强迫中国的供应商必须搬走，给中国生产的商品增加关税，或者明令禁止从中国直接进口商品。他们甚至因此自食其果，美国和欧洲以新疆人权的借口，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结果现在造炮弹都不够了，因为棉花是炮弹的原料。
一些中国企业长期耕耘美国和欧洲市场，企业不太愿意轻易放弃原有市场，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只好妥协把部分产能转移到南亚、东南亚国家去。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受到经济因素影响，还有政治强迫因素的无奈。
·“新三样”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优化外贸结构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丁一凡：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出口“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规模的增长非常大，太阳能、电动车都是未来的战略性产业，而中国在锂电池生产方面占据优势。“新三样”是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附加值高，且符合绿色低碳的趋势，我们的外贸结构也应该向这些方向发展。
记者： 正如您所说，过去一年，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典型代表，但是也有媒体反映这些领域存在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的风险。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丁一凡：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当年美国互联网产业兴起的时候，也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市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淘汰和重组，最后获胜的几个大企业兼并了市场上的小企业。
中国的电动车领域肯定也会经历这种淘汰。现在还有政府补贴和企业机构的投资，当市场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一些企业会被市场淘汰或者被其他大企业兼并。这时候，市场上达成一定的供需平衡，企业也能够保证利润。
记者：地方政府更偏向于对战略型新兴科技产业投资，这可能会压缩其他行业的投资和发展，如何权衡这两端？
丁一凡：现在出现了“新质生产力”的趋势，通过现有的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搭配上新的机器设备，匹配合适的应用场景，通过人工智能来改善生产制造过程，以此探索新产品和新服务，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当然，新兴产业存在风险，后续市场化也不知道能否成功，投资也会失败，未来地方政府肯定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要关心扶植一些有想象力的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有技术、有想象力，而这些小企业一旦完成技术创新，往往就会被比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兼并，因为这会给制造业企业带来更好的收益和更广泛的应用。
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经历过这些阶段，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模式，地方政府不能够只盯着现已成功的“新三样”相关企业，因为这个赛道已经成熟，处于红海市场。
相反，有一些市场化和应用不太明晰的技术，可能与人工智能、新材料、工业软件和网络技术有关，未来会有更广阔的发展趋势。当然，这对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记者：自3月7日起，欧盟委员会要求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必须进行海关登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要增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联动效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何解决？
丁一凡：首先，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遇到的只是开始，欧盟和美国都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限制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在地缘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有可能我们的电动车，未来会在美国、欧洲遭受各种各样的“暴力”。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崛起的时候就遭遇过这种暴力。日本丰田汽车在美国越来越有竞争力，出口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然后就出现了美国人砸烂日本车以表达不满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后续有可能再次发生。对于中国汽车来说，中国成为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中国汽车越有可能成为别人泄愤、攻击的对象。
欧洲的“猫腻”与美国有点不同，欧洲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门槛，让你很难在当地运营或发展。历史上，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汽车，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采取了对抗性方法，比如限制市场份额、严格限制进口汽车数量、不断提高汽车进口关税、不许日本车企在欧洲建设4S店等等。当然，后续日本车企通过与欧洲汽车厂商合作等形式，打破了贸易壁垒。
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来说，欧洲没有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他们可能会用一些办法来限制中国电车，我们可以提高续航里程，可以将充电功能不断便捷化，这样也能够突破障碍，赢得博弈。
当然，政府之间的谈判也会发挥作用，比如目前大家都想办法恢复WTO的作用，因为WTO的仲裁机构已经被美国搞“瘫痪”了，我们也要利用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来争取权益，尤其是国际贸易中的权益。
·如何打造“中国制造”品牌
记者：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64%，到了2021年降到34%，未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会继续下降。在外需收缩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扩大出口的竞争力？
丁一凡：中国对外依存度下降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会过度依赖外部市场。
前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部市场依赖大，风险也随之加大。这两年变化还是挺令人鼓舞的，中国不断做大自身经济总量，对外依存度持续下降，但是比起美国、整个欧盟地区，我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依然高。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开放程度高，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自信。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仍需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也是我们发展战略中比较平衡的“双循环”战略，除了本国市场，还需要外部市场；但是外部市场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外部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而不是只有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
因此，第一点，要提高产品质量，我们制造的消费品质量要有保证，因为美西方政府靠权力给中国商品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当我们的优质产品培育了固定的消费受众，具有强势的不可替代性，就能保证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站稳脚跟。
第二点，我们帮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把他们培育成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他们的市场跟美欧日等成熟市场不一样，美欧日存在大量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愿意消费中国产品，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先发展，培养他们的中等收入阶层，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消费中国产品，从而更好地保证我们的经济安全。
记者：政府报告中提到，“加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如何解读打造“中国品牌”这一提法？
丁一凡：过去，中国给西方企业做代工，按照西方的标准制造商品。但现在，中国在很多行业遥遥领先，比如华为的技术成为全球最领先的技术，标准自然会向中国靠拢。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通信领域，也发生在其他制造业领域，比如电动车，慢慢地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
我们希望这些有创造力的产品能够成为中国品牌、中国标准，而这是美西方担心的地方，所以他们打造了一个反华联盟来限制中国，但最终结果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只要中国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坚持自己的技术路线，一步一个脚印，最后中国标准和品牌就会胜出。比如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拥有海量数据，商业化和应用自然能够走到前列。
·俄罗斯抵御制裁对于中国的启示
记者：您在之前的演讲中提到，俄罗斯逃过了西方规模巨大而全面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看破了资本金融的撤离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想办法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俄罗斯的经验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
丁一凡： 最近普京演讲时提到，2023年俄罗斯政府财政收入，第一次靠企业税收的比例超过了靠能源出口的收入，企业税收保证了俄罗斯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原来有很多外资企业，撤走以后反而留下了很多空间，因此俄罗斯、中国、伊朗企业快速进入，填补市场空白，保证了俄罗斯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这样的事情，中国也在发生。疫情期间很多外资中小企业撤出，他们过去在中国给大企业做配套支持产品和服务，但这些中小企业撤出并没有影响外国大企业的运行，因为他们撤出后的空间被中国企业替换了。
中国企业有这样的能力，外国大企业很快找到了来自中国的新供应商，而且价格和产品竞争力更具优势。很多外资中小企业离开中国，没有回来，并没有影响大企业的经营和生产，说明中国这样的能力比俄罗斯更强。
我们要做的就是鼓励中国民营企业在出现市场空白的情况下，快速填补空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制造能力，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投资。
当然，目前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也有不同。当外资撤离时，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存在一些问题。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一些外资离开中国市场，但中国有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足够应对这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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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9 10:36
商业与经济
所谓“越南制造崛起”，背后是中国出口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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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越南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里，有70%是从中国运过去的。这才导致了所谓的“越南制造”贸易量的上升，越南出口贸易量的上升背后是中国对越南出口量的增长。
丁一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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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一凡：实际上，我国贸易出口结构一直在变化，否则根本无法理解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在扩大。如果中国还是像十几年前那样出口轻工产品、鞋袜玩具，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外贸规模。我们的出口贸易金额一直在增长，说明出口产品升级换代了，出口附加值越来越高了。
中国外贸出口一直在做结构优化，特别是疫情这几年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对非西方国家的出口，也就是对美欧日以外国家的出口越来越高，2023年已经超过了对美欧日国家的出口。这个现象背后有三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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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方面讲，中国的贸易出口变化跟投资增长有关，而且出口的商品不是纯粹的消费品了，我们出口很多机电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的附加值远远高过一般的日常消费品。举个例子，中老铁路或雅万高速铁路完全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些事情跟我们的出口和贸易结构变化都是有关系的。
第三，西方国家越来越把中国看做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因为中国在海外市场上的表现要远远优于他们。中国是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远远超过美国、欧洲、日本。最近这些年，美西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地缘政治的借口跟中国展开了贸易博弈。
比如，拜登政府上台后，选择继续维持当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这都是为了从其他角度跟中国搞贸易博弈，使得中国直接出口下降。
认真观察中国出口贸易这些年的变化，比如我们的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原本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随之转移，原材料和半成品通过东南亚国家加工以后，依然流转进入美欧市场。
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东盟国家现在变成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大部分不是最终产品，而是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在东盟国家经过组装，又出口到美国。从全球的贸易统计来看，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增加，东盟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出口也在增加。
记者：新闻上报道的所谓“越南制造”的崛起，背后也离不开中国强大产能的支撑。
丁一凡：从越南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里，有70%是从中国运过去的。这才带来了所谓的“越南制造”贸易量的上升，越南出口贸易量的上升背后是中国对越南出口量的增长。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墨西哥，中国很多厂商把部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因为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所以墨西哥出口到美国基本上关税很低。因此，很多大宗商品、汽车类的工业制成品，都转移到墨西哥组装后，再进入美国市场。
如此一来，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贸易顺差增长，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顺差也增长。最终，所有贸易赤字都积累在了美国头上，过去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现在是美国对其他各个国家的贸易赤字，这就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结果。
记者：作为连续4年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我们主要向东盟出口机电和音像设备（占到总额的37.5%）、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原料及制品、化工产品等，这背后有哪些因素？
丁一凡：这背后有市场化因素和非市场因素起作用。市场化因素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变化。比如，中国的土地价格现在远远高于东盟国家，中国劳动力成本也高于这些地方，有很多经济因素决定了生产线和产业链会自动往那边走。
另外一个非市场因素就是地缘政治，美国强迫中国的供应商必须搬走，给中国生产的商品增加关税，或者明令禁止从中国直接进口商品。他们甚至因此自食其果，美国和欧洲以新疆人权的借口，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结果现在造炮弹都不够了，因为棉花是炮弹的原料。
一些中国企业长期耕耘美国和欧洲市场，企业不太愿意轻易放弃原有市场，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只好妥协把部分产能转移到南亚、东南亚国家去。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受到经济因素影响，还有政治强迫因素的无奈。
·“新三样”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优化外贸结构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丁一凡：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出口“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规模的增长非常大，太阳能、电动车都是未来的战略性产业，而中国在锂电池生产方面占据优势。“新三样”是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附加值高，且符合绿色低碳的趋势，我们的外贸结构也应该向这些方向发展。
记者： 正如您所说，过去一年，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典型代表，但是也有媒体反映这些领域存在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的风险。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丁一凡：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当年美国互联网产业兴起的时候，也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市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淘汰和重组，最后获胜的几个大企业兼并了市场上的小企业。
中国的电动车领域肯定也会经历这种淘汰。现在还有政府补贴和企业机构的投资，当市场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一些企业会被市场淘汰或者被其他大企业兼并。这时候，市场上达成一定的供需平衡，企业也能够保证利润。
记者：地方政府更偏向于对战略型新兴科技产业投资，这可能会压缩其他行业的投资和发展，如何权衡这两端？
丁一凡：现在出现了“新质生产力”的趋势，通过现有的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搭配上新的机器设备，匹配合适的应用场景，通过人工智能来改善生产制造过程，以此探索新产品和新服务，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当然，新兴产业存在风险，后续市场化也不知道能否成功，投资也会失败，未来地方政府肯定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要关心扶植一些有想象力的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有技术、有想象力，而这些小企业一旦完成技术创新，往往就会被比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兼并，因为这会给制造业企业带来更好的收益和更广泛的应用。
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经历过这些阶段，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模式，地方政府不能够只盯着现已成功的“新三样”相关企业，因为这个赛道已经成熟，处于红海市场。
相反，有一些市场化和应用不太明晰的技术，可能与人工智能、新材料、工业软件和网络技术有关，未来会有更广阔的发展趋势。当然，这对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记者：自3月7日起，欧盟委员会要求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必须进行海关登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要增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联动效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何解决？
丁一凡：首先，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遇到的只是开始，欧盟和美国都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限制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在地缘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有可能我们的电动车，未来会在美国、欧洲遭受各种各样的“暴力”。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崛起的时候就遭遇过这种暴力。日本丰田汽车在美国越来越有竞争力，出口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然后就出现了美国人砸烂日本车以表达不满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后续有可能再次发生。对于中国汽车来说，中国成为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中国汽车越有可能成为别人泄愤、攻击的对象。
欧洲的“猫腻”与美国有点不同，欧洲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门槛，让你很难在当地运营或发展。历史上，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汽车，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采取了对抗性方法，比如限制市场份额、严格限制进口汽车数量、不断提高汽车进口关税、不许日本车企在欧洲建设4S店等等。当然，后续日本车企通过与欧洲汽车厂商合作等形式，打破了贸易壁垒。
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来说，欧洲没有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他们可能会用一些办法来限制中国电车，我们可以提高续航里程，可以将充电功能不断便捷化，这样也能够突破障碍，赢得博弈。
当然，政府之间的谈判也会发挥作用，比如目前大家都想办法恢复WTO的作用，因为WTO的仲裁机构已经被美国搞“瘫痪”了，我们也要利用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来争取权益，尤其是国际贸易中的权益。
·如何打造“中国制造”品牌
记者：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64%，到了2021年降到34%，未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会继续下降。在外需收缩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扩大出口的竞争力？
丁一凡：中国对外依存度下降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会过度依赖外部市场。
前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部市场依赖大，风险也随之加大。这两年变化还是挺令人鼓舞的，中国不断做大自身经济总量，对外依存度持续下降，但是比起美国、整个欧盟地区，我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依然高。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开放程度高，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自信。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仍需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也是我们发展战略中比较平衡的“双循环”战略，除了本国市场，还需要外部市场；但是外部市场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外部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而不是只有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
因此，第一点，要提高产品质量，我们制造的消费品质量要有保证，因为美西方政府靠权力给中国商品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当我们的优质产品培育了固定的消费受众，具有强势的不可替代性，就能保证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站稳脚跟。
第二点，我们帮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把他们培育成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他们的市场跟美欧日等成熟市场不一样，美欧日存在大量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愿意消费中国产品，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先发展，培养他们的中等收入阶层，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消费中国产品，从而更好地保证我们的经济安全。
记者：政府报告中提到，“加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如何解读打造“中国品牌”这一提法？
丁一凡：过去，中国给西方企业做代工，按照西方的标准制造商品。但现在，中国在很多行业遥遥领先，比如华为的技术成为全球最领先的技术，标准自然会向中国靠拢。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通信领域，也发生在其他制造业领域，比如电动车，慢慢地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
我们希望这些有创造力的产品能够成为中国品牌、中国标准，而这是美西方担心的地方，所以他们打造了一个反华联盟来限制中国，但最终结果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只要中国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坚持自己的技术路线，一步一个脚印，最后中国标准和品牌就会胜出。比如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拥有海量数据，商业化和应用自然能够走到前列。
·俄罗斯抵御制裁对于中国的启示
记者：您在之前的演讲中提到，俄罗斯逃过了西方规模巨大而全面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看破了资本金融的撤离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想办法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俄罗斯的经验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
丁一凡： 最近普京演讲时提到，2023年俄罗斯政府财政收入，第一次靠企业税收的比例超过了靠能源出口的收入，企业税收保证了俄罗斯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原来有很多外资企业，撤走以后反而留下了很多空间，因此俄罗斯、中国、伊朗企业快速进入，填补市场空白，保证了俄罗斯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这样的事情，中国也在发生。疫情期间很多外资中小企业撤出，他们过去在中国给大企业做配套支持产品和服务，但这些中小企业撤出并没有影响外国大企业的运行，因为他们撤出后的空间被中国企业替换了。
中国企业有这样的能力，外国大企业很快找到了来自中国的新供应商，而且价格和产品竞争力更具优势。很多外资中小企业离开中国，没有回来，并没有影响大企业的经营和生产，说明中国这样的能力比俄罗斯更强。
我们要做的就是鼓励中国民营企业在出现市场空白的情况下，快速填补空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制造能力，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投资。
当然，目前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也有不同。当外资撤离时，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存在一些问题。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一些外资离开中国市场，但中国有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足够应对这些风险。
如何评估外贸结构性转变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国企业“走出去”如何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风险？俄罗斯抵御西方制裁的经验带给中国哪些启示？针对这些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世界发展研究所前副所长丁一凡做出以下解读。
·外贸结构性转变的原因
记者：在全球经济放缓、保护主义和逆全球化背景下，我国外贸格局发生了结构性的转变。2022年，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分别是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日本、美国等目的地份额下降，“一带一路”沿线国、俄罗斯、东盟等快速上升。这种外贸结构性转变可能对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丁一凡：实际上，我国贸易出口结构一直在变化，否则根本无法理解中国的贸易顺差一直在扩大。如果中国还是像十几年前那样出口轻工产品、鞋袜玩具，不可能达到今天这样的外贸规模。我们的出口贸易金额一直在增长，说明出口产品升级换代了，出口附加值越来越高了。
中国外贸出口一直在做结构优化，特别是疫情这几年来，有一个很大的变化，中国对非西方国家的出口，也就是对美欧日以外国家的出口越来越高，2023年已经超过了对美欧日国家的出口。这个现象背后有三个原因。
第一，中国需要出口多元化，不能把“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我们只依赖于过去美欧日发达国家市场的话，遇到地缘政治斗争，可能会有麻烦。因此，这样的布局很早就开始了，只不过这两年发展得越来越快了，中国从2010年左右就开始出口多元化，以摆脱对发达国家市场的依赖。
在本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出口主要集中在发达国家。从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发达经济体出现衰退的趋势，西方社会还爆发了严重的社会抗议活动，比如“占领华尔街”，中国的出口也随之受到影响。后来，我们提出“一带一路”，也是为了应对出口下滑的趋势，为开辟其他市场做好准备。
第二，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我们对非美欧日市场的出口大幅增长，这跟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有关系。
中国帮助“一带一路”沿线国建设港口、机场、铁路、高速公路等大型基础设施，而这些国家本身没有能力制造基建，所以中国承包项目，同时也出口机器设备。
从这个方面讲，中国的贸易出口变化跟投资增长有关，而且出口的商品不是纯粹的消费品了，我们出口很多机电机器设备，这些机器设备的附加值远远高过一般的日常消费品。举个例子，中老铁路或雅万高速铁路完全改变了当地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生活方式，也改变了他们对中国的看法，这些事情跟我们的出口和贸易结构变化都是有关系的。
第三，西方国家越来越把中国看做一个危险的竞争对手，因为中国在海外市场上的表现要远远优于他们。中国是全球140多个国家的最大贸易伙伴，远远超过美国、欧洲、日本。最近这些年，美西方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地缘政治的借口跟中国展开了贸易博弈。
比如，拜登政府上台后，选择继续维持当年特朗普政府的关税，这都是为了从其他角度跟中国搞贸易博弈，使得中国直接出口下降。
认真观察中国出口贸易这些年的变化，比如我们的生产转移到东南亚、南亚等地区，原本中国的产业链、供应链随之转移，原材料和半成品通过东南亚国家加工以后，依然流转进入美欧市场。
这就出现了一个现象，东盟国家现在变成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大部分不是最终产品，而是中间产品。这些中间产品在东盟国家经过组装，又出口到美国。从全球的贸易统计来看，中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增加，东盟国家对美国的贸易出口也在增加。
记者：新闻上报道的所谓“越南制造”的崛起，背后也离不开中国强大产能的支撑。
丁一凡：从越南出口到美国的产品里，有70%是从中国运过去的。这才带来了所谓的“越南制造”贸易量的上升，越南出口贸易量的上升背后是中国对越南出口量的增长。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墨西哥，中国很多厂商把部分生产转移到墨西哥，因为墨西哥是北美自由贸易区的成员，所以墨西哥出口到美国基本上关税很低。因此，很多大宗商品、汽车类的工业制成品，都转移到墨西哥组装后，再进入美国市场。
如此一来，中国对墨西哥的出口贸易顺差增长，墨西哥对美国的出口贸易顺差也增长。最终，所有贸易赤字都积累在了美国头上，过去是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现在是美国对其他各个国家的贸易赤字，这就是国际产业链分工的结果。
记者：作为连续4年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东盟，我们主要向东盟出口机电和音像设备（占到总额的37.5%）、贱金属及制品、纺织原料及制品、化工产品等，这背后有哪些因素？
丁一凡：这背后有市场化因素和非市场因素起作用。市场化因素主要是比较优势的变化。比如，中国的土地价格现在远远高于东盟国家，中国劳动力成本也高于这些地方，有很多经济因素决定了生产线和产业链会自动往那边走。
另外一个非市场因素就是地缘政治，美国强迫中国的供应商必须搬走，给中国生产的商品增加关税，或者明令禁止从中国直接进口商品。他们甚至因此自食其果，美国和欧洲以新疆人权的借口，禁止从新疆进口棉花，结果现在造炮弹都不够了，因为棉花是炮弹的原料。
一些中国企业长期耕耘美国和欧洲市场，企业不太愿意轻易放弃原有市场，在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只好妥协把部分产能转移到南亚、东南亚国家去。这样的结果不仅是受到经济因素影响，还有政治强迫因素的无奈。
·“新三样”面对的挑战和机遇
记者：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推动外贸稳规模、优结构”。优化外贸结构应该往哪个方向发展？
丁一凡：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出口“新三样”（电动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规模的增长非常大，太阳能、电动车都是未来的战略性产业，而中国在锂电池生产方面占据优势。“新三样”是中国市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附加值高，且符合绿色低碳的趋势，我们的外贸结构也应该向这些方向发展。
记者： 正如您所说，过去一年，电动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新三样”出口增长近30%，成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典型代表，但是也有媒体反映这些领域存在过度投资、产能过剩的风险。对于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丁一凡：这是一个常见的现象，当年美国互联网产业兴起的时候，也是一个群雄逐鹿的时代，市场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淘汰和重组，最后获胜的几个大企业兼并了市场上的小企业。
中国的电动车领域肯定也会经历这种淘汰。现在还有政府补贴和企业机构的投资，当市场越来越成熟，竞争越来越激烈，有一些企业会被市场淘汰或者被其他大企业兼并。这时候，市场上达成一定的供需平衡，企业也能够保证利润。
记者：地方政府更偏向于对战略型新兴科技产业投资，这可能会压缩其他行业的投资和发展，如何权衡这两端？
丁一凡：现在出现了“新质生产力”的趋势，通过现有的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结合，搭配上新的机器设备，匹配合适的应用场景，通过人工智能来改善生产制造过程，以此探索新产品和新服务，这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当然，新兴产业存在风险，后续市场化也不知道能否成功，投资也会失败，未来地方政府肯定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政府要关心扶植一些有想象力的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有技术、有想象力，而这些小企业一旦完成技术创新，往往就会被比较大的制造业企业兼并，因为这会给制造业企业带来更好的收益和更广泛的应用。
发达国家的市场经济都经历过这些阶段，我们也应该学习这种模式，地方政府不能够只盯着现已成功的“新三样”相关企业，因为这个赛道已经成熟，处于红海市场。
相反，有一些市场化和应用不太明晰的技术，可能与人工智能、新材料、工业软件和网络技术有关，未来会有更广阔的发展趋势。当然，这对地方政府的投资能力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记者：自3月7日起，欧盟委员会要求从中国进口的电动车必须进行海关登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要增加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资源联动效应，巩固外贸外资基本盘，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结合中国企业走出去，面对的地缘政治风险，如何解决？
丁一凡：首先，我们要做好心理准备，现在遇到的只是开始，欧盟和美国都在绞尽脑汁思考如何限制中国电动汽车产业的发展。在地缘风险和贸易保护主义的背景下，有可能我们的电动车，未来会在美国、欧洲遭受各种各样的“暴力”。
上个世纪70年代，日本汽车崛起的时候就遭遇过这种暴力。日本丰田汽车在美国越来越有竞争力，出口的数量也越来越多，然后就出现了美国人砸烂日本车以表达不满的情况。
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发生过，后续有可能再次发生。对于中国汽车来说，中国成为汽车出口第一大国，中国汽车越有可能成为别人泄愤、攻击的对象。
欧洲的“猫腻”与美国有点不同，欧洲会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和门槛，让你很难在当地运营或发展。历史上，面对来势汹汹的日本汽车，大部分欧洲国家都采取了对抗性方法，比如限制市场份额、严格限制进口汽车数量、不断提高汽车进口关税、不许日本车企在欧洲建设4S店等等。当然，后续日本车企通过与欧洲汽车厂商合作等形式，打破了贸易壁垒。
对于中国新能源汽车来说，欧洲没有完善的充电基础设施，他们可能会用一些办法来限制中国电车，我们可以提高续航里程，可以将充电功能不断便捷化，这样也能够突破障碍，赢得博弈。
当然，政府之间的谈判也会发挥作用，比如目前大家都想办法恢复WTO的作用，因为WTO的仲裁机构已经被美国搞“瘫痪”了，我们也要利用WTO这样的国际组织来争取权益，尤其是国际贸易中的权益。
·如何打造“中国制造”品牌
记者：2006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64%，到了2021年降到34%，未来中国的外贸依存度还会继续下降。在外需收缩的背景下，中国如何扩大出口的竞争力？
丁一凡：中国对外依存度下降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一个超大经济体，中国的发展模式不会过度依赖外部市场。
前些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对外部市场依赖大，风险也随之加大。这两年变化还是挺令人鼓舞的，中国不断做大自身经济总量，对外依存度持续下降，但是比起美国、整个欧盟地区，我们经济的对外依存度依然高。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开放程度高，另一方面说明了我们的经济自信。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仍需将国内国外两个市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这也是我们发展战略中比较平衡的“双循环”战略，除了本国市场，还需要外部市场；但是外部市场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我们的外部市场变得更加多元化，而不是只有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市场。
因此，第一点，要提高产品质量，我们制造的消费品质量要有保证，因为美西方政府靠权力给中国商品设置各种各样的障碍。当我们的优质产品培育了固定的消费受众，具有强势的不可替代性，就能保证中国产品在外国市场站稳脚跟。
第二点，我们帮助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把他们培育成更广阔的消费市场。他们的市场跟美欧日等成熟市场不一样，美欧日存在大量有消费能力的群体，愿意消费中国产品，而发展中国家需要先发展，培养他们的中等收入阶层，这样他们才有能力消费中国产品，从而更好地保证我们的经济安全。
记者：政府报告中提到，“加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制造'品牌”。如何解读打造“中国品牌”这一提法？
丁一凡：过去，中国给西方企业做代工，按照西方的标准制造商品。但现在，中国在很多行业遥遥领先，比如华为的技术成为全球最领先的技术，标准自然会向中国靠拢。这种现象不仅发生在通信领域，也发生在其他制造业领域，比如电动车，慢慢地都会发生这样的故事。
我们希望这些有创造力的产品能够成为中国品牌、中国标准，而这是美西方担心的地方，所以他们打造了一个反华联盟来限制中国，但最终结果肯定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只要中国坚持做自己的事情，坚持自己的技术路线，一步一个脚印，最后中国标准和品牌就会胜出。比如人工智能的应用，中国作为最大的制造业国家，拥有海量数据，商业化和应用自然能够走到前列。
·俄罗斯抵御制裁对于中国的启示
记者：您在之前的演讲中提到，俄罗斯逃过了西方规模巨大而全面的经济制裁，“俄罗斯看破了资本金融的撤离并不可怕，关键是如何想办法维持经济正常运转”。俄罗斯的经验给中国的经济安全带来哪些经验和启示？
丁一凡： 最近普京演讲时提到，2023年俄罗斯政府财政收入，第一次靠企业税收的比例超过了靠能源出口的收入，企业税收保证了俄罗斯经济的转型。俄罗斯原来有很多外资企业，撤走以后反而留下了很多空间，因此俄罗斯、中国、伊朗企业快速进入，填补市场空白，保证了俄罗斯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
这样的事情，中国也在发生。疫情期间很多外资中小企业撤出，他们过去在中国给大企业做配套支持产品和服务，但这些中小企业撤出并没有影响外国大企业的运行，因为他们撤出后的空间被中国企业替换了。
中国企业有这样的能力，外国大企业很快找到了来自中国的新供应商，而且价格和产品竞争力更具优势。很多外资中小企业离开中国，没有回来，并没有影响大企业的经营和生产，说明中国这样的能力比俄罗斯更强。
我们要做的就是鼓励中国民营企业在出现市场空白的情况下，快速填补空缺，鼓励他们的积极性，保护他们的制造能力，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投资。
当然，目前中国与俄罗斯的情况也有不同。当外资撤离时，俄罗斯的外汇储备存在一些问题。在美联储加息的背景下，一些外资离开中国市场，但中国有用充足的外汇储备，足够应对这些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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