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为何在中国大陆拿下票房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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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如果电影卖座到一个超乎常理，变成所谓‘现像级’作品的时候，它所折射出的社会集体意识、心理状态、深层焦虑、时代氛围，就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吕嘉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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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导演黄精甫执导的台湾影片《周处除三害》（The Pig, The Snake and The Pigeon）在中国大陆上映不到两周，便取得了惊人的成绩，目前暂居大陆票房榜首。据报导，该片在中国大陆影院累计观影人次已经突破千万，从今年3月3号开始连续10日拿下单日票房冠军，最晚将在本周三（12日）票房突破四亿人民币（约17.5亿台币）大关。

《周处除三害》讲述由阮经天饰演的台北黑帮杀手陈桂林，在知悉自己患上肺癌末期之后，为“留名后世”，决定开始铲除排名在自己前面的两名通缉犯，并大开杀戒的电影。

此片获得了台湾金马奖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佳导演”及“最佳男主角”等多项提名。片中男主角、金马影帝阮经天的知名度回归，名字几乎每天都成为中国互联网热门搜索词，连他在影片中戴的“粉红小猪手表”亦卖到断货。

不过，相较之下，预算6000万台币（约1370万人民币）的该片，去年底在台湾及香港陆续上映，票房平平，在台湾新台币4700万元（1070万人民币）。因此，该片为何在中国大陆席卷电影票房，甚至在影音串流平台“奈飞”（Netflix）台湾区影片夺下收视冠军，引发热议。

1973年出生于香港的导演黄精甫近年移居台北，在新冠疫情期间完成了这部预算仅台币六千万的影片。如今电影在中国大陆大卖，家乡香港媒体赞誉其“强势回归”，黄导演低调简短地向BBC中文表示，这部电影“无论在任何地方都不属于能大卖的作品。现在有这样的成绩，当然感到非常意外”。

北京影评人弦子说，这部影片在大陆热卖，在另一面体现的其实是大陆观众“苦审查制度久已”的反应。她认为，《周处除三害》在其他市场，或许只是B级片的常规水平，但在暴力、情色镜头时常遭遇审查的大陆，这部电影却大受欢迎，“体现了观众对暴力与娱乐性的渴望，这是成年人的正当需求”。

弦子强调，无论如何，这部电影“本质上是香港B级片在台湾的一次本土化移植。除了对宗教元素的强调一直是这些年台湾电影的热门话题外，该片最大亮点还是出自香港黑帮、动作、B级片的类型风格，包含着暴力美学、血腥镜头、密集的动作场面、快节奏等元素，带给观众‘爽感’与视听刺激，这是《周处除三害》在大陆获得票房成功的关键之一”。

所谓B级片在电影工业中，原先被指预算低、演员较不知名、情节公式化、故事题材多半为大众熟悉的类型，如恐怖片、科幻片等，在香港则是以黑帮电影为B级片类型片的主流。但B级片的风格及自嘲的特色，却深深影响许多大制作的商业片及主流电影，许多香港电影导演都从B级片中获取灵感。

以审查制度来看，B级片在香港多半被视为儿童不宜，青少年鼓励父母陪同观赏的电影类别。中国大陆则是没有电影分级制度，但官方会严格执行审查电影。

不过，弦子也强调，《周处除三害》可以在中国大陆上映，也并不意味着审查正在放宽。说到底，“《周处除三害》的被追捧，也意味着（大陆）观众渴望观影选择权。”

台湾媒体《中央社》说，这部电影以华语电影中较少见的“以暴制暴”题材吸引观众，也让不同观影族群都能在片中找到共鸣，甚至有许多中国影迷制造了各种二次创作，产生了依据该电影情节的许多“网路迷因”（指网路爆红事件，Internet memes）。

香港出生、台湾制造、大陆大卖

影片导演黄精甫在20年前曾以第一部描绘黑帮的商业电影大片《江湖》（Blood Brothers）成名，当年拿下香港金像奖新导演奖，同时迅速的成为当时香港影坛最注目的新导演。

但是，在香港闹热且复杂的商业影坛上拍片从来不容易，黄精甫拍了几部电影之后在十年前突然慢下脚步，没有作品产出。之后移居台湾，他向记者解释，在台湾适合生活及写作，而台湾电影圈的伙伴们“在我流浪的时候保护及拥抱了我，让我不至于太孤单”，并终于在十年后交出了这个作品。

不过，即使这部电影主题是台湾杀手亡命天涯的过程，许多分析和影评都认为，《周处除三害》同样有着浓浓的“港片DNA”——有武打动作洗炼敏捷的枪战及巷战，有底层杀手的挣扎，以及男性视角为主诉说的江湖不归路，这些都象征着“香港元素”。

华语电影学者、香港中文大学助理教授温祺德（Kristof Van den Troost）向记者解释，在华语电影中，黑帮电影特别是与香港联系在一起的， “这种电影类型的吸引力是多方面的。最明显的是，黑帮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它有大场面、耸人听闻，也借此与香港电影人闻名全球的电影动作指导结合在一起，我想说这是他们在商业上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温祺德向记者强调，黑帮电影和一般的犯罪电影同样能处理各种道德困境，并涉及法治、警察权力、社会不平等、资本主义、现代与传统的摩擦等议题，他们可以参与的主题类型非常丰富多元。

他指出：“由于黑帮电影往往讲述权力斗争以及违法者与执法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它们最终也为各种类型的政治寓言提供了便利的载体。杜琪峰的‘黑社会’电影应是香港电影界最著名的例子。”

政治隐喻？

事实上，将黑帮电影与政治隐喻挂钩的说法，与许多网路上的评论相呼应。譬如，有许多影迷将影片《周处除三害》解读为“政治寓言”，片中由金马影帝陈以文饰演的从杀手转为邪教教主的身份，被两岸三地影迷各自解读，并以电影中各种片段佐证自己的说法。

譬如，有“小粉红”影迷声称，该片灵修堂的教主是“台独”或“美国”，蛊惑了台湾人。但也有许多评论认为，该教主其实象征着社会的“不公不义”，压抑着不敢反抗的每个公民，因此最终需要有人“弄脏双手”替大家解决问题，却也反映着我们自身的懦弱。

台湾影评人罗比认为该片是一部“反英雄”（Anti-hero）的电影，这或也符合东方人心中“以眼还眼、以暴制暴”的“底层价值观”，“是一个大家期盼会出现的偶像或枭雄。”因此，“这也反映了这个现代社会的问题——当透过正规方式无法解决我们眼前的问题时，我们会期待由坏人来伸张正义”。

罗比又称，《周处除三害》中的某些角色是隐喻政治上的人物，对他个人来说，那“只是一种单纯的政治意淫，是将电影做出不完整的过度解释”。

面对电影大卖以及各式各样的评论，导演黄精甫表示，事实上，就他而言，“严格来说《周处除三害》并非一部帮派电影，它更偏向于犯罪片，再严格一点来说，是一部‘殉道者’的犯罪电影”。

“我对‘殉道者’的题材特别着迷......一直都在描述‘殉道者’，有关他们殉于‘道义’、殉于‘道德’、殉于‘道’（本身）的故事。“《周处》要挑战这座‘殉道者’的高山，说实在的，一直是战战兢兢，步步为营......即便电影上映以后，心里面还是有一种回荡，好像有些东西还没讲完，想要把角色再挖深一点，直到看见他或她们的脑细胞为止，”黄导演向BBC中文补充说。

譬如，中国大陆社交网站“豆瓣”上一名影评者李寻獐就说，他专为这个片子从北京飞了趟香港，“一是为要见识见识所谓‘台湾影史极恶电影’在当下时态的创作语境里究竟有多狠？二是想看看阮经天在内娱蹉跎十年后，再剃回圆寸演流氓，成色几何。”

该影迷称，没有为此片失望并赞誉该片在宗教外衣遮掩之下，把主题说得很确实——“冲突的设置完全跳出了‘黑吃黑’这个千层锦套头，杀戮不是为了利益，也不为惩戒或报复，只是出于一个亡命汉对自己价值的执念”。

但是，许多中国大陆女权主义者观察到该片对女性角色的刻画仍很老套，北京影评人弦子也同意这种批评。她说，女主角似乎只是个被动的角色，她们在电影中的生活及爱情都被男性以暴力控制，因此即便有精彩的暴力美学，“但同时也落入香港电影B级片厌女、意义浅显的传统窠臼了”。

香港都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助理教授陈智廷也表示，让台湾最有才华的新生代女演员王净饰演“被动、受剥削、楚楚可怜的发廊妹”，完全是“不必要”，而且在澎湖灵修中心的片段“混淆了邪教与基督教的仪式，因此削弱了批判力道”。

一位不愿具名的知名台湾电影工作者称，商业电影在大部分时间会因为满足观众对娱乐的需求与渴望而卖座，“但如果电影卖座到一个超乎常理，变成所谓‘现像级’作品的时候，它所折射出的社会集体意识、心理状态、深层焦虑、时代氛围，就非常值得进一步研究。”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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