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冬艳、欧阳辉：中国股市先是连续大涨，随后是大幅震荡调整，投资者由最初的狂热冷静下来，又开始陷入到深深的思考当中。中国股市如何才能“长牛”？
发布日期：2024-11-22 07:42
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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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之前的几篇文章和采访中，通过事实数据和广泛的国际比较驳斥了西方媒体仍在大肆传播的“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谎言。美国制造这样的舆论，其目的在于通过诱导中国采取“自杀性”的经济政策，像曾经放缓竞争对手德国、日本那样，减缓中国的发展，从而在竞争中打败中国。
截至2024年初的经济增长事实清楚地表明，西方媒体的说法——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经济正在输给竞争者”，《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一瘸一拐地进入2024年，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有韧性”，《每日电讯报》的“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华盛顿邮报》的“美国令人惊讶的强劲经济表现超过了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只是虚假的政治宣传罢了。
但是，由于这种关于中国经济当前表现的说法经不起事实检验，于是西方试图另辟蹊径，发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战。这种论点断言中国经济将“很快”急剧放缓——当然，“很快”永远在未来！
事实上，当下存在着一整条“唱衰中国”的产业链，正如章家敦2001年所著的那本臭名昭著的《中国即将崩溃》所代表的那样——预测中国“很快”/“即将”深陷危机，导致其增长率崩溃。当这些预测没有发生时，人们总是会选择性遗忘——这并不妨碍西方媒体称做出这种完全错误预测的人为“中国专家”。最新的一系列此类预测并非什么新鲜事，而只是西方媒体长期唱衰中国的缩影而已。
确切地说，此类唱衰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首先是关于客观形势的断言，声称存在推动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的力量。这种关于客观过程的“假新闻”包括：
（1）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声称中国经济面临深陷金融危机的风险；
（2）声称由于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将会大幅放缓；穆迪和其他机构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中国内部关于“中国将未富先老”相关讨论的呼应；实际上，如果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萎缩的过程几乎不足以造成这种程度的经济减速；
（3）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由于完全无法解释的原因，中国投资效率即将大幅下降。
（二）第二类说法并非关于客观趋势，而是称中国做出的主观决策，将大大减缓其经济发展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纯粹的“假新闻”，这类说法更具连贯性，因为它们描述的过程如果真的发生，确实会导致中国经济严重放缓。但细探究竟却非常奇怪——这些分析是基于“自证预言”，也就是说，中国所谓的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原来是拜这些报告提出的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所致！但是，为什么中国会如他们所说采取大幅减缓本国经济增速的政策呢？却从来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在本篇文章中我将着重分析：
1.那些“假新闻”中所宣称的迫使中国经济大幅放缓的客观因素；
2.那些诱导中国“经济自杀”的建议；
3.这些针对中国的攻击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中国即将发生“重大金融危机”？
最近，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Moodys）断言，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据称这与中国存在爆发重大金融危机的风险有关——穆迪近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很遗憾，对穆迪来说，为了证明其立场的合理性，它不得不做出事实陈述，使其判断的可信度经得起检验。它在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穆迪预计，中国2024年和2025年GDP年增长率为4.0%，2026年至2030年平均增速为3.8%，包括人口结构疲软在内的结构性因素将导致2030年潜在增长率降至3.5%左右。” 由于这是一个明确而具体的预测，恰好可以被用事实来证明其是否经得起检验。
穆迪的预测显然与中国政府在2035实现GDP总量较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相矛盾。如果穆迪的预测属实，中国政府将无力偿还债务，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重大金融危机，这将大大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但事实真会如此吗？这样的预测可信吗？
要评估这一点，在分析穆迪的其他错误之前，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像穆迪这样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规则是什么。然后再看其评定的对象——中国政府及其债务是否满足达到这一级别所需要达成的商业条款。关于债务，这意味着债务将在规定时间内全额还清，并符合签订合同时商定的条件。
要评估中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就要考虑其财政状况。先从提供国际支付服务的可能性开始，在撰写本文时，中国外汇储备为3.2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排名第二的日本外汇储备为1.3万亿美元，印度为0.6万亿美元（见图3）。相比之下，被穆迪授予最高评级AAA的德国只有0.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有了这些外汇储备，中国政府在偿还任何外债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中国政府的任何债权人都可以在规定的日期，按照商定的条款得到全额还款。
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没有任何重大的竞争性下行压力——2023年前9个月，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为2090亿美元。
从国内来看，除了这些外汇储备之外，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资本形成总额）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如图4所示，中国历年资本形成总额甚至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22年中国储蓄总额为8.4万亿美元，是美国（3.7万亿美元）的两倍多。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超过美国加上欧元区（4.4万亿美元）的总和。
总之，中国的国内外资本和金融资源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无论是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即使被视为中国的批评者的马丁·沃尔夫也指出：“危险不在于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因为除了上述几点之外，“中国是一个债权国，其债务绝大多数以本国货币计，其政府拥有所有重要的银行”。因此，穆迪没有拿出任何严谨的证据表明，将出现一场能够像其预测的那样减缓中国经济增速的重大金融危机。
“未富先老”会给中国经济按下暂停键？
让我们再来看穆迪列出的其他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大幅放缓的原因——它显然必须为其论断作出相应的解释。除了（不存在的）重大金融危机的威胁之外，穆迪提到的另一个因素——人口变化（人口统计）——也说不通，因为任何看过这些数据的人从算术的角度都很容易发现这一点。这是因为，与那些事实上毫无根据的说法相反，劳动力投入增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穆迪的这一虚假命题，在中国被称为“未富先老”，值得在此进行详细分析。
要想清楚地了解量化的实际情况，首先要进行一个基本的粗略计算。如图5所示，从1978年到2022年，中国GDP增长4380%，而人口增长48%。1978年至2022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9.0%，而中国人口年均增速为0.9%。总之，8.1%的GDP年均增长，即90%的GDP总增长，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
据联合国估计，2022年至203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4%的速度下降。即使不采取相应措施，这显然也不会发生穆迪预测的GDP增长每年下降1.5%——从2023年的5.0%降至2030年的3.5%。但事实上，很明显，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政府将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抵消措施。
最直接的是，中国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男性为60岁，女性干部为55岁，女性工人为50岁。这是因为这些年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确定的——1949年，中国预期寿命不到50岁，而现在已经超过78岁。正如政府所暗示的那样，这一退休年龄势必会提高——这项措施将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的劳动工时。
接下来，我们从基本参数转向更精确的核算，其中不仅需要分析人口变化（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劳动工时）导致的总工时/小时下降，而且需要分析教育、培训等（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劳动力质量）导致的劳动力价值提升。
以劳动工时为例，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详细增长核算研究表明，自1978年中国启动经济改革以来的整个时期，1.0%的中国GDP年均增长是由于劳动力投入增加。但是，如图6所示，由于中国1978—2022年的GDP年均增速为9.0%，这意味着11%的中国GDP增长源于劳动力投入增加，89%源于其他原因。
近10年来，中国年度工时下降导致的对GDP增长贡献率年均下降0.26%，几乎完全被高等教育、技能等导致的劳动力价值提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增长0.24%所抵消。因此，在过去10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有0.02%的微小下降压力是由于劳动力投入下降——基本上为零。
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因此，上述数据表明，几乎所有的中国GDP增长均源于资本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只有比率极低的中国GDP源于劳动力投入（见图8）。从2013—2022年的过去10年中，如果把小数点后的数字四舍五入取整，即89%的中国GDP增长源于资本投入，12%源于全要素生产率，0%源于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小，因此劳动力投入没有增长或者可能略有萎缩，这一事实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增长放缓幅度与穆迪所声称的相去甚远。
概括来说，正如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即使中国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如果人均产出增长足够快，人均GDP增长仍然可能相当快。”此外，他还就当前问题指出：“请注意，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青年失业率较高……这表明对劳动力需求太少，而不是那些可怕的劳动力短缺。”
鉴于劳动力投入变化在中国GDP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如果中国经济要像穆迪预测的那样放缓，那么这一定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投资、生产率或资本效率大幅下降。而在这些因素上，穆迪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穆迪在评级不准确方面劣迹斑斑。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它将基于“非优质”抵押贷款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给予“投资级”评级。正如彭博社所指出的，包括AAA在内的最高评级被授予了债务池，其中包括截至2007年向信用不良和无记录收入的购房者提供的超过3万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到2010年，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这些AAA级证券被降级为“垃圾”级别，资产减记和损失超过5万亿美元。这大大加剧了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
总之，如果真如穆迪声称的那样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是大事，但穆迪的这一判断不仅态度完全不严谨，数据也未量化。
如果说穆迪的论断是不严谨、未量化的，那么其他声称中国经济将严重放缓的说法至少试图控制准确数字，算是一个优点。但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系统的数字揭示了这类分析缺乏现实性。
第一个关于此类分析的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的数据。据该数据预测，中国GDP增长将急剧放缓——从2023年的5.0%降至2024年的4.2%，到2028年降至3.4%。也即是说，中国经济预计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将放缓1.6%，即近三分之一。
想要系统性地了解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声称的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否会成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运用一点简单的量化经济学知识。量化经济学告诉我们，每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必然严格由两个重要数字的相互关系决定：
1.首先是固定投资占GDP比重；
2.其次是固定投资在促进GDP增长上的效率。
用专业术语来说，第二个数字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它反映GDP增长1%所需投资总值占GDP总值的比重。因此，因此，增量资本产出率越低，投资效率就越高。例如，ICOR为6，意为必须投资GDP的6%才能拉动1%的GDP增长，如果ICOR为10，那就是必须投资GDP的10%才能拉动1%的GDP增长——显然，前者（6）比后者（10）更有效率。
还应指出的是，由于经济产出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比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波动幅度更大，这可能会导致个别年份的ICOR发生极为不规则的变化。因此，要了解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最好使用移动平均线来计算GDP增长和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除非另有规定，否则一律按照五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鉴于这些事实，一个经济体的GDP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严格由其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其ICOR之间的关系决定，这符合以下简单公式：
GDP年增长率=固定投资占GDP比重x ICOR
中国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的过去五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5.2%，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2.4%，ICOR为8.1。鉴于2023年数据尚未出炉，无法算出确切的数字，但从已经公布的GDP增长构成数据来看，中国固定投资将占GDP的40%左右或略高一点。因此，如果中国GDP增长5.2%，其ICOR将再次达到8左右。
以上这些是严格定义的关系，没有例外。因此任何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将大幅下降的严谨说法都必然意味着必须发生以下一种或两种情况：要么，中国ICOR将恶化，即中国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将大大降低；要么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将有所下降。如果两种情况都不发生，那么中国经济就不会放缓。
因此，任何没有同时明确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ICOR的增长预测在量化分析上是不准确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也是不严谨的——这也是大多数沦为西方虚假报道的二手贩子的西方媒体（和部分中国媒体）的共同特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解释的问题
了解到这种必然的经济关系，我们就会明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的预测——中国GDP增速将从2023年的5.0%降至2028年的3.4%——到底准不准确。
有必要指出的是，很明显，中国经济大幅放缓不仅会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到2035年将GDP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这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这一可能会产生全球影响的重大事件的预测结果做出彻底的解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很容易计算出如果它的预测如果应验会发生什么。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个未解之谜——《世界经济展望》并没有就这样一个关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预测持续讨论下去——这种不严谨有理由让人合理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即便如此，研究世界经济组织数据库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是上述哪种可能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未来五年中国的投资效率将大幅下降。
这是可以用精确的定量来计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公布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的预测，但它公布了总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加上库存变化）占GDP比重。不过，在这个总数字中，固定投资完全占主导地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里，固定投资平均占中国总投资的97%。也即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总投资数字可以很大程度上代表固定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的总投资占GDP比重将下降1.8%——从2022年的43.5%降至2028年的41.7%。假设固定投资占总投资的97%，这意味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只会略有下降——从42.2%降至40.4%。这与GDP增长的预测数字加在一起，IMF对中国ICOR的预测可能很容易计算出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2023年，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2.2%。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5.0%的GDP增长，ICOR为8.4。
2028年，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0.4%。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的3.4%的GDP增长，ICOR为11.9。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测，即在未来5年，中国固定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下降近一半——确切地说是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几乎全部（87%）的中国GDP增长放缓是拜ICOR恶化所致——GDP增长下降0.2%是由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预期下降，1.4%是由于ICOR恶化。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由于投资效率大幅下降，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急剧放缓。
事实表明，中国投资效率大幅下降将代表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彻底转变，因为目前和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一直是最有效的之一。而西方媒体的“假新闻”往往隐瞒这一点——无论是故意还是未能计算到，甚至报道相反的事实，称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
一些典型的错误说法如下：
《商业周刊》称：“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地区只需要投资1-2美元。”1
西方经济分析师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声称：“中国总是因为投资配置不当而浪费储蓄。”2
洛克菲勒国际主席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断言：“中国现在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8美元，这样的投资效率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差的。”3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声称中国正在进行“浪费性投资”。4
卡内基亚洲项目驻北京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中国的制度“允许非生产性投资得以持续”。5
事实与这类说法完全相反。在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中国ICOR效率排名第二——详细的比较数据请见拙文《为什么在中国投资效率更高？这真的是一个“体制问题”！》。更全面地说，为准确评估中国投资的这种高效率，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或者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平均 ICOR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呈上升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关于世界各类收入群体的最新ICOR数据印证了这一点：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ICOR为15.3，世界为11.0，发展中经济体为8.8（见图9）。
如图9所示，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正在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因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ICOR实际上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经济的平均水平——中国的ICOR为8.1。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极高。
最后，撇开这一点不谈，就拿最常见的中美比较来看，可以注意到，中国的ICOR低于美国——中国和美国的ICOR分别为8.1和10.3。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高于美国——这与上述说法完全相反。
清楚地看到，与其他G7国家相比，中国ICOR效率更高，甚至比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优势领先更多——中国的ICOR为8.1，美国为10.3，加拿大为15.0，法国为25.2，意大利为40.5，德国为41.0（日本的ICOR为负——投资在促进日本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为负）。
因此，总之，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大幅下降，从而预测世界经济将发生全面变化：中国投资将从世界上促进GDP增长最有效率变为大幅下降。但本应以严谨著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极端的变化。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关于中国投资在促进GDP增长上的效率低下的说法纯属“假新闻”。
高盛与马丁·沃尔夫
上述证明，西方传播的关于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的判断，所依赖的无非是：
1. 捏造事实——例如关于中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的说法；
2. 即使他们的说法属实，也不会产生他们宣扬的结果——例如人口变化；
3.要么是他们依赖于完全经不起解释的说法——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投资效率即将大幅下降的说法。
因此，这些所谓的客观因素都不会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它们都是“假新闻”。
但是，也有另一种攻击手法声称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是源于主观因素——政策决策，而非客观因素。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应该且将采取将大幅减缓其经济增速的政策。与之前强调客观因素的说法不同，这种论调至少是经过认真量化的，即如果这种说法成真，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严重放缓，无法实现其经济目标。但要实施这些政策，中国必须同意采取大幅放缓其经济增速的政策——确切地说，这是建议大幅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由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中国经济的100%,这一建议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大幅降低。
回顾上文分析的与经济增长率相关的必然关系，就会立即明白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一步骤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如上文分析所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必然严格由其ICOR数字乘以其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来决定。因此，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投资效率将大幅下降的说法相反，预测中国增速大幅下降的另一种方法是大幅削减中国投资占GDP比重。这是高盛和马丁·沃尔夫所提出的说法。
我们先从高盛关于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开始分析，它的预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大体上是相同的：“2027年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3.5%,2032年将放缓至2.5%——十年期的年均增速为3.4%。” 但是，高盛做出如此预测的原因是，固定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将大幅下降。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已对此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因此在此仅挑重点进行简述。
根据高盛的报告计算，中国GDP年均增速将下降2.6%——从2013—2022年的6.0%降至2023—2032年的3.4%。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受到了资本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从4.8%下降至2.4%的压倒性影响。7”高盛报告预测，由于92%的GDP增长下降源自资本投资下降，仅8%的GDP增长下降或者0.2%的GDP增长源自投资下降以外的因素。高盛表示，资本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之所以下降，是因为：“投资占中国GDP比重预计将从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8
马丁·沃尔夫提出的主张与高盛类似，即中国应将固定投资水平降低到大约这个甚至更低的水平，他表示：“比如说，储蓄率占GDP的30%-35%足矣。”如果中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马丁·沃尔夫支持这一立场），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投资水平将达到GDP的30%-35%。
从上文提到的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基本关系来看，如果中国的ICOR保持不变，投资占GDP比重下降7%，肯定会导致中国GDP增速大幅下降。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为何要这样做呢？中国为何要大幅削减投资进行“经济自杀”？
高盛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以这种经济自杀的方式削减投资，是因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投资占GDP比重为34%”9。世界银行关于这方面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3%，基本上与高盛的数据一致（见图12）。
但是，这个逻辑很奇怪。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那么它为什么要放弃一条最成功的道路，而采用一条不那么成功的道路呢？相反，合乎逻辑的是，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应该效仿中国。
中国必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
不仅如此，高盛甚至没有仔细考虑他们之间的国际比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3%/34%的唯一原因是，中国目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这一数字包括了中国。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投资占中等偏上经济体所有固定投资的74%，即占此类投资的绝大多数。中国投资还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固定投资的60%。因此，将中国与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本质上是一种重复计算，相当于将中国与自己进行比较。
世界银行数据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将除中国以外的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相加，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为22%——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24%类似（见图13）。考虑到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个别国家，2022年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中位数仅为21.0%，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这一数据仅为20.3%。
因此，高盛只是在做一个“自证预言”。据预测，中国将把投资占GDP比重大幅削降至35%。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肯定会放缓——这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根本原因，上文已经进行了分析。但中国为什么要如此做？中国为什么要将投资在GDP所占的比例削减至其他（计算不准确）增长速度慢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同的水平！
显然，如果中国采用和其他不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相同的宏观经济结构，那么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其他发展中经济国相同的增速——这意味着，与他们一样，中国将继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一个自证预言。但中国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进行经济自杀。
在此要补充一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卡内基亚洲项目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Pettis）的说法也值得一提。这并非因为佩蒂斯代表任何主要机构，而是因为沃尔夫和《经济学人》等其他媒体常常赞许地引用他的观点，尽管佩蒂斯长期以来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测极不准确。佩蒂斯在2012年写道：“我仍然认为中国下一个10年的平均增长率几乎不会超过3%。”而事实上，2010—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7.3%，相当于佩蒂斯预测数字的两倍多。
从佩蒂斯提供的数据来看，他似乎和高盛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没有将中国排除在他引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之外。佩蒂斯主张中国应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这必然会导致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大幅下降。具体来说,佩蒂斯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家庭消费水平应该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看齐：“为了使中国的消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一致，普通家庭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必须恢复10%-15%，以牺牲企业、富人或政府利益为代价”。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增长10%-15%是错误的，因为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消费增长水平——他在评估时包括了中国。因此，这是重复计算。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中值为70%，而中国2022年家庭支出占GDP比重为37%。这样一来，要“为了使中国的消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一致”，中国就需要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提高33%，而非佩蒂斯所说的10%-15%。
鉴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占中国经济的100%，如果中国消费增速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大致”接轨，其投资占GDP比重将因此大幅下降——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中值为21%。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反过来意味着中国GDP增速也将大幅下降——过去10年，其他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速中值为2.4%，而中国为6.2%。简而言之，如果中国真听从佩蒂斯的建议，中国GDP增速将下降61%，几乎是三分之二。
在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同时，中国消费增速也将同样大幅下降——过去10年，发展中国家消费年均增速中值为3.0%，而中国为6.4%。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中国消费增速将下降53%——这对提高中国生活水平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一种诡异的“沉默”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同样也适用于包括一些中国作者在内的其他提出类似论点的作者，沃尔夫、佩蒂斯和类似的观点在统计上必然是不系统的——因为如果将其系统化，他们的分析将立即暴露出缺乏现实性。他们的说法有一种奇怪的“沉默”——某个要素在他们的计算中从未提及，但没有这个要素就无法计算GDP增长。
如上文所述，GDP增长由两个要素决定——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乘以经济体的ICOR。但是，尽管佩蒂斯和沃尔夫给出了他们呼吁中国采用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数字，但他们没有给出他们预测的ICOR的数字。
通过研究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沃尔夫和佩蒂斯没有给出第二个要素，尽管这是计算他们预测GDP增长所必需的。因为计算结果和点明这一点将揭示他们提出的政策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这与沃尔夫和佩蒂斯提出的他们的建议将可持续地加快或至少维持中国当前经济增速的情况正好相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基本算术决定的。由于GDP增长率等于ICOR乘以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那么如果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低，那么GDP增长率必然会下降，除非提高ICOR才可以弥补这一点。因此，确切地说，中国的ICOR是8.1。如果中国的ICOR保持在8.1，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35%，那么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降至4.3%。如果中国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30%，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降至3.7%。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都无法到2035年实现GDP总量和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只有中国的ICOR下降，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情况才能避免。确切地说，要保持5.2%的GDP年增长率不变，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35%，中国的ICOR将不得不从8.1降至6.7。如果中国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30%，其ICOR将不得不从8.1降至5.8。但正如国际比较表明的那样，这样的数字根本不现实。
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已经高于包括所有G7国家在内的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的19个经济体。如果中国的ICOR必须变为6.7，其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比美国高33%，比英国高78%。如果中国的ICOR不得不变为5.8，其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应比美国高40%，比英国高81%。在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已经比美国高出20%，比英国高出74%时，关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还值得相信吗？
这就是为什么沃尔夫和佩蒂斯，以及所有呼吁中国通过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来大幅降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人，不得不对他们的ICOR数字保持沉默的原因，因为公布这一数字会表明他们的说法不可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炮制假新闻，声称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低下——因为如果真如此，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下降可能会被较低的ICOR所弥补，以保持不变或加速的增长率。但任何国际比较都会表明，这种说法完全不可信。因此，沃尔夫和佩蒂斯的建议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甚至维持下去，而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
预测中国经济增速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如果沃尔夫和佩蒂斯以及其他提出类似论点的人想得到重视，他们就应提供他们对中国ICOR的预测数字以及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但他们并未如此做，这表明：
（1）要么是考虑到国际比较，他们给出的数字不符合现实；
（2）要么是他们的提议实际上会让中国经济增速永久性大幅放缓。
同样，对于那些主张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相应减少投资占GDP比重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应该发表含糊的、不严谨的经济观点，而应该回答三个确切的问题：
（1）他们主张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应是多少？
（2）他们预测的ICOR是多少？
（3）因此，他们预测的GDP增长率是多少？
那些不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都难称得上严谨，他们只是沉溺于“嘴皮功夫”——用一种完全不靠谱的方式为经济政策建言——要么是没有弄清楚自己所主张的政策的确切含义，要么是出于某种原因隐瞒了这些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总之，上述事实和经济关系清楚地表明，中国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大幅降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建议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低到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或者降低到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中国GDP增速当然也会放缓至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但在这种“经济自杀”的情况下，中国将无法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将完全陷入马丁·沃尔夫所说的处境：“中国GDP增速放缓至美国水平，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德国的前车之鉴
最后，为什么有人要敦促中国采取大幅减缓本国经济增速、相当于自杀的政策？
对于中国的西方敌人来说，希望中国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显而易见。上文所述清楚地表明，反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人是寄希望于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从而阻止中国实现其经济目标。从根本上降低投资占GDP比重是其具体的手段。
美国正是利用这种手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功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如图14所示，这些经济体的固定投资总额从峰值水平大幅下降——德国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964年的30.6%降至22.1%，日本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则从1969年的40.4%降到6.2%。德国的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降至接近美国的水平，略高于20%，日本与美国的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的差距从19.2%的峰值降至仅4.2%
1970年，日本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为21.7%，德国为16.6%，美国为8.4%。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反映为何德国和日本当时的GDP增速远快于美国——得益于资本存量增加，德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高出美国8.2%，日本的则高出美国13.3%。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美国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实际上高于德国和日本，其GDP年增长率也是如此。1970年至2021年，美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下降4.3%——从8.4%降至4.1%，德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下降14.8%——从16.6%降至1.8%，日本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则降幅惊人——从21.7%降至-0.2%。到2021年，日本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为负。也即是说，日本资本存量实际上正在下降。
不可避免的是，鉴于上述分析的固定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必要关系以及这些趋势，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急剧放缓。因此，正如本文开头所分析的那样，美国的竞争地位之所以得到恢复，并不是因为自身经济加速，而是因为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因固定投资水平急剧下降而急剧放缓。
西方被傲慢蒙蔽了眼睛
除了美国蓄意制定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外，关于中国应将固定投资水平大幅降低至西方水平的说法也被西方的傲慢所掩盖。由于这种傲慢，许多西方经济作者只能想象西方经济优于中国。因此，当他们发现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同时，他们就会得出结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自认为中国低西方一等——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远快于西方！
傲慢使他们看不到显而易见的实证结论：如果中国经济表现远远优于西方国家，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具有优越性。因为中国正在超越西方国家，如果这些西方作者能够打破他们的傲慢，他们会看到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客观上应督促西方国家靠拢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不是相反。
事实上，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国成功的压力实际上正在迫使西方国家向中国靠拢。例如，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措施，放弃了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的放任态度，向中国的产业政策靠拢。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承认的那样：“中国清洁技术公司真正让西方感到震惊的是，它们的技术往往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金融时报》还引用曾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现为该会名誉会长的伍德克（Jörg Wuttke）的产业政策观点：“‘在10年或20年前的欧洲和美国，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与中国打交道，中国会变得更像我们。但中国实际上让我们变得更像他们。’”
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客观地承认世界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将摧毁西方的傲慢，这些经济作者无法做到这一点，反而发明了经济“假新闻”。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佩蒂斯指出，中国应向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更“正常”的结构靠拢。佩蒂斯声称，如果不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降低投资水平：“消费将不可能在推动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中发挥更正常的作用。” 但是，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事实表明，截至2022年的过去10年，中国若真成为“正常”的西方发展中经济体将是一场灾难。根据最新的全球综合数据，发展中国家GDP增长中位数仅为2.8%，消费增长中位数为3.0%，而中国的GDP年均增速为6.2%，消费增速为6.4%。中国为何会希望成为一个“正常”的，即西方构想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意味着巨大的倒退。
同样，高盛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以这种经济自杀的方式削减投资，是因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4%”，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和西方的经济结构之间寻找差异，只能傲慢地认为是中国错了，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远超过西方经济体，高盛却不合逻辑地说中国应该调整经济结构。
当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不同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导者。如果中国没有不同，它就不会成为领导者——其他经济体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它们变得更像中国，而不是中国变得更像其他发展速度较慢的它们。
作个比较。假设高盛对某个行业的客户表示：“有一家公司的表现远远优于其他公司。因此，你不应该模仿、学习或变得更像最成功的公司，你应该变得更像不太成功的公司。”相信任何客户都会嘲笑这样的建议，然后立刻取消与高盛的合同。但这正是高盛对各国的建议：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向更成功的国家中国学习并向其结构靠拢，而是说中国应该变得更像那些不太成功的国家！
当评估世界经济增长事实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报道不得不炮制“假新闻”，捏造事实。一如往常，如果一个理论和现实世界不一致，那么只能二选一。第一是放弃理论，第二是抛弃现实世界。由于傲慢或其他一些因素，这些西方报道无法放弃他们的理论，即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因此他们被迫热度现实世界——发明与现实相反的说法。因此，西方报道中炮制“假新闻”并非偶然，这是为了防止真正的事实刺破他们傲慢的意识形态泡沫。
中国的经济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如果说美国攻击中国的原因显而易见，为什么部分中国媒体会附和美国的说法，从而客观上帮助美国对付中国？
第一个原因是纯粹的混淆概念。令人遗憾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不断出现在部分中国媒体上——本文作者和其他人就此写了诸多文章。虽然习近平指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0”，但部分中国媒体的部分人仍然在宣传西方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
其次，美国希望那些中国人支持西方，希望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结。美国可作如是想是因为在苏联，尽管俄罗斯在社会主义被摧毁后遭受了国家灾难，但一些成为寡头的个别人却从这一过程中一夜暴富。因此，美国希望中国也存在这样的势力。
第三，美国寄希望于在国际社会大肆传播假新闻，令部分中国人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真正问题。上面所写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中没有真正的问题需要处理——正如中国自身也曾提到过。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民营投资水平低、股市问题、青年失业——在笔者最近的文章中进行了分析，比如《比较中国经济，某些人是如何做到“谣谣领先”的？》
系统的国际比较清楚地表明，任何客观和平衡地评估都反映，尽管存在这些真正的问题，但中国经济增速仍远远超所有其他经济体，尤其是西方经济体。因此，对中国经济的任何客观评估都必须始于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炮制“假新闻”来掩盖这一现实。
第四，正如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的那样，美国试图利用部分中国人面对西方时缺乏“自信”和盲目钦佩西方的现象。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媒体圈子中存在。这种缺乏自信是已经分析过的西方傲慢的另一面。美国注意到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而非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西方，是希望于诱导部分中国人认为，因为中国与西方不同，所以中国错了——即系统地利用部分中国人缺乏自信的现象。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波及。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1” 但美国注意到，部分中国媒体表达了这种情绪，因此它希望利用这种情绪损害中国。
最后一点将我们带回到决定性的问题上来——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完全有可能看到美国试图做什么——美国试图通过大幅降低投资水平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也就是说，美国想以击败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方式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则是除了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条已不在议程之上）之外，这是对中国最危险的攻击——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其增长的目标。
最重要的一点是，与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不同，美国没有办法迫使中国走这条路——无法谋杀中国。相反，美国不得不利用上述所有论点来试图诱导中国在经济上自杀。这一问题的结果攸关其他国家的利益，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良好增长表现有助于其他经济体。但只有中国人民，没有其他人，有权决定中国人自己的命运。
截至2024年初的经济增长事实清楚地表明，西方媒体的说法——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经济正在输给竞争者”，《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一瘸一拐地进入2024年，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有韧性”，《每日电讯报》的“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华盛顿邮报》的“美国令人惊讶的强劲经济表现超过了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只是虚假的政治宣传罢了。
但是，由于这种关于中国经济当前表现的说法经不起事实检验，于是西方试图另辟蹊径，发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战。这种论点断言中国经济将“很快”急剧放缓——当然，“很快”永远在未来！
事实上，当下存在着一整条“唱衰中国”的产业链，正如章家敦2001年所著的那本臭名昭著的《中国即将崩溃》所代表的那样——预测中国“很快”/“即将”深陷危机，导致其增长率崩溃。当这些预测没有发生时，人们总是会选择性遗忘——这并不妨碍西方媒体称做出这种完全错误预测的人为“中国专家”。最新的一系列此类预测并非什么新鲜事，而只是西方媒体长期唱衰中国的缩影而已。
确切地说，此类唱衰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首先是关于客观形势的断言，声称存在推动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的力量。这种关于客观过程的“假新闻”包括：
（1）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声称中国经济面临深陷金融危机的风险；
（2）声称由于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将会大幅放缓；穆迪和其他机构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中国内部关于“中国将未富先老”相关讨论的呼应；实际上，如果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萎缩的过程几乎不足以造成这种程度的经济减速；
（3）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由于完全无法解释的原因，中国投资效率即将大幅下降。
（二）第二类说法并非关于客观趋势，而是称中国做出的主观决策，将大大减缓其经济发展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纯粹的“假新闻”，这类说法更具连贯性，因为它们描述的过程如果真的发生，确实会导致中国经济严重放缓。但细探究竟却非常奇怪——这些分析是基于“自证预言”，也就是说，中国所谓的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原来是拜这些报告提出的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所致！但是，为什么中国会如他们所说采取大幅减缓本国经济增速的政策呢？却从来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在本篇文章中我将着重分析：
1.那些“假新闻”中所宣称的迫使中国经济大幅放缓的客观因素；
2.那些诱导中国“经济自杀”的建议；
3.这些针对中国的攻击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中国即将发生“重大金融危机”？
最近，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Moodys）断言，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据称这与中国存在爆发重大金融危机的风险有关——穆迪近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很遗憾，对穆迪来说，为了证明其立场的合理性，它不得不做出事实陈述，使其判断的可信度经得起检验。它在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穆迪预计，中国2024年和2025年GDP年增长率为4.0%，2026年至2030年平均增速为3.8%，包括人口结构疲软在内的结构性因素将导致2030年潜在增长率降至3.5%左右。” 由于这是一个明确而具体的预测，恰好可以被用事实来证明其是否经得起检验。
穆迪的预测显然与中国政府在2035实现GDP总量较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相矛盾。如果穆迪的预测属实，中国政府将无力偿还债务，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重大金融危机，这将大大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但事实真会如此吗？这样的预测可信吗？
要评估这一点，在分析穆迪的其他错误之前，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像穆迪这样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规则是什么。然后再看其评定的对象——中国政府及其债务是否满足达到这一级别所需要达成的商业条款。关于债务，这意味着债务将在规定时间内全额还清，并符合签订合同时商定的条件。
要评估中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就要考虑其财政状况。先从提供国际支付服务的可能性开始，在撰写本文时，中国外汇储备为3.2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排名第二的日本外汇储备为1.3万亿美元，印度为0.6万亿美元（见图3）。相比之下，被穆迪授予最高评级AAA的德国只有0.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有了这些外汇储备，中国政府在偿还任何外债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中国政府的任何债权人都可以在规定的日期，按照商定的条款得到全额还款。
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没有任何重大的竞争性下行压力——2023年前9个月，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为2090亿美元。
从国内来看，除了这些外汇储备之外，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资本形成总额）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如图4所示，中国历年资本形成总额甚至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22年中国储蓄总额为8.4万亿美元，是美国（3.7万亿美元）的两倍多。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超过美国加上欧元区（4.4万亿美元）的总和。
总之，中国的国内外资本和金融资源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无论是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即使被视为中国的批评者的马丁·沃尔夫也指出：“危险不在于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因为除了上述几点之外，“中国是一个债权国，其债务绝大多数以本国货币计，其政府拥有所有重要的银行”。因此，穆迪没有拿出任何严谨的证据表明，将出现一场能够像其预测的那样减缓中国经济增速的重大金融危机。
“未富先老”会给中国经济按下暂停键？
让我们再来看穆迪列出的其他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大幅放缓的原因——它显然必须为其论断作出相应的解释。除了（不存在的）重大金融危机的威胁之外，穆迪提到的另一个因素——人口变化（人口统计）——也说不通，因为任何看过这些数据的人从算术的角度都很容易发现这一点。这是因为，与那些事实上毫无根据的说法相反，劳动力投入增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穆迪的这一虚假命题，在中国被称为“未富先老”，值得在此进行详细分析。
要想清楚地了解量化的实际情况，首先要进行一个基本的粗略计算。如图5所示，从1978年到2022年，中国GDP增长4380%，而人口增长48%。1978年至2022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9.0%，而中国人口年均增速为0.9%。总之，8.1%的GDP年均增长，即90%的GDP总增长，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
据联合国估计，2022年至203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4%的速度下降。即使不采取相应措施，这显然也不会发生穆迪预测的GDP增长每年下降1.5%——从2023年的5.0%降至2030年的3.5%。但事实上，很明显，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政府将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抵消措施。
最直接的是，中国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男性为60岁，女性干部为55岁，女性工人为50岁。这是因为这些年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确定的——1949年，中国预期寿命不到50岁，而现在已经超过78岁。正如政府所暗示的那样，这一退休年龄势必会提高——这项措施将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的劳动工时。
接下来，我们从基本参数转向更精确的核算，其中不仅需要分析人口变化（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劳动工时）导致的总工时/小时下降，而且需要分析教育、培训等（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劳动力质量）导致的劳动力价值提升。
以劳动工时为例，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详细增长核算研究表明，自1978年中国启动经济改革以来的整个时期，1.0%的中国GDP年均增长是由于劳动力投入增加。但是，如图6所示，由于中国1978—2022年的GDP年均增速为9.0%，这意味着11%的中国GDP增长源于劳动力投入增加，89%源于其他原因。
近10年来，中国年度工时下降导致的对GDP增长贡献率年均下降0.26%，几乎完全被高等教育、技能等导致的劳动力价值提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增长0.24%所抵消。因此，在过去10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有0.02%的微小下降压力是由于劳动力投入下降——基本上为零。
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因此，上述数据表明，几乎所有的中国GDP增长均源于资本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只有比率极低的中国GDP源于劳动力投入（见图8）。从2013—2022年的过去10年中，如果把小数点后的数字四舍五入取整，即89%的中国GDP增长源于资本投入，12%源于全要素生产率，0%源于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小，因此劳动力投入没有增长或者可能略有萎缩，这一事实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增长放缓幅度与穆迪所声称的相去甚远。
概括来说，正如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即使中国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如果人均产出增长足够快，人均GDP增长仍然可能相当快。”此外，他还就当前问题指出：“请注意，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青年失业率较高……这表明对劳动力需求太少，而不是那些可怕的劳动力短缺。”
鉴于劳动力投入变化在中国GDP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如果中国经济要像穆迪预测的那样放缓，那么这一定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投资、生产率或资本效率大幅下降。而在这些因素上，穆迪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穆迪在评级不准确方面劣迹斑斑。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它将基于“非优质”抵押贷款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给予“投资级”评级。正如彭博社所指出的，包括AAA在内的最高评级被授予了债务池，其中包括截至2007年向信用不良和无记录收入的购房者提供的超过3万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到2010年，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这些AAA级证券被降级为“垃圾”级别，资产减记和损失超过5万亿美元。这大大加剧了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
总之，如果真如穆迪声称的那样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是大事，但穆迪的这一判断不仅态度完全不严谨，数据也未量化。
如果说穆迪的论断是不严谨、未量化的，那么其他声称中国经济将严重放缓的说法至少试图控制准确数字，算是一个优点。但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系统的数字揭示了这类分析缺乏现实性。
第一个关于此类分析的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的数据。据该数据预测，中国GDP增长将急剧放缓——从2023年的5.0%降至2024年的4.2%，到2028年降至3.4%。也即是说，中国经济预计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将放缓1.6%，即近三分之一。
想要系统性地了解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声称的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否会成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运用一点简单的量化经济学知识。量化经济学告诉我们，每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必然严格由两个重要数字的相互关系决定：
1.首先是固定投资占GDP比重；
2.其次是固定投资在促进GDP增长上的效率。
用专业术语来说，第二个数字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它反映GDP增长1%所需投资总值占GDP总值的比重。因此，因此，增量资本产出率越低，投资效率就越高。例如，ICOR为6，意为必须投资GDP的6%才能拉动1%的GDP增长，如果ICOR为10，那就是必须投资GDP的10%才能拉动1%的GDP增长——显然，前者（6）比后者（10）更有效率。
还应指出的是，由于经济产出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比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波动幅度更大，这可能会导致个别年份的ICOR发生极为不规则的变化。因此，要了解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最好使用移动平均线来计算GDP增长和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除非另有规定，否则一律按照五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鉴于这些事实，一个经济体的GDP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严格由其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其ICOR之间的关系决定，这符合以下简单公式：
GDP年增长率=固定投资占GDP比重x ICOR
中国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的过去五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5.2%，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2.4%，ICOR为8.1。鉴于2023年数据尚未出炉，无法算出确切的数字，但从已经公布的GDP增长构成数据来看，中国固定投资将占GDP的40%左右或略高一点。因此，如果中国GDP增长5.2%，其ICOR将再次达到8左右。
以上这些是严格定义的关系，没有例外。因此任何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将大幅下降的严谨说法都必然意味着必须发生以下一种或两种情况：要么，中国ICOR将恶化，即中国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将大大降低；要么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将有所下降。如果两种情况都不发生，那么中国经济就不会放缓。
因此，任何没有同时明确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ICOR的增长预测在量化分析上是不准确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也是不严谨的——这也是大多数沦为西方虚假报道的二手贩子的西方媒体（和部分中国媒体）的共同特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解释的问题
了解到这种必然的经济关系，我们就会明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的预测——中国GDP增速将从2023年的5.0%降至2028年的3.4%——到底准不准确。
有必要指出的是，很明显，中国经济大幅放缓不仅会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到2035年将GDP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这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这一可能会产生全球影响的重大事件的预测结果做出彻底的解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很容易计算出如果它的预测如果应验会发生什么。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个未解之谜——《世界经济展望》并没有就这样一个关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预测持续讨论下去——这种不严谨有理由让人合理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即便如此，研究世界经济组织数据库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是上述哪种可能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未来五年中国的投资效率将大幅下降。
这是可以用精确的定量来计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公布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的预测，但它公布了总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加上库存变化）占GDP比重。不过，在这个总数字中，固定投资完全占主导地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里，固定投资平均占中国总投资的97%。也即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总投资数字可以很大程度上代表固定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的总投资占GDP比重将下降1.8%——从2022年的43.5%降至2028年的41.7%。假设固定投资占总投资的97%，这意味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只会略有下降——从42.2%降至40.4%。这与GDP增长的预测数字加在一起，IMF对中国ICOR的预测可能很容易计算出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2023年，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2.2%。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5.0%的GDP增长，ICOR为8.4。
2028年，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0.4%。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的3.4%的GDP增长，ICOR为11.9。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测，即在未来5年，中国固定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下降近一半——确切地说是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几乎全部（87%）的中国GDP增长放缓是拜ICOR恶化所致——GDP增长下降0.2%是由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预期下降，1.4%是由于ICOR恶化。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由于投资效率大幅下降，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急剧放缓。
事实表明，中国投资效率大幅下降将代表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彻底转变，因为目前和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一直是最有效的之一。而西方媒体的“假新闻”往往隐瞒这一点——无论是故意还是未能计算到，甚至报道相反的事实，称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
一些典型的错误说法如下：
《商业周刊》称：“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地区只需要投资1-2美元。”1
西方经济分析师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声称：“中国总是因为投资配置不当而浪费储蓄。”2
洛克菲勒国际主席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断言：“中国现在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8美元，这样的投资效率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差的。”3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声称中国正在进行“浪费性投资”。4
卡内基亚洲项目驻北京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中国的制度“允许非生产性投资得以持续”。5
事实与这类说法完全相反。在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中国ICOR效率排名第二——详细的比较数据请见拙文《为什么在中国投资效率更高？这真的是一个“体制问题”！》。更全面地说，为准确评估中国投资的这种高效率，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或者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平均 ICOR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呈上升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关于世界各类收入群体的最新ICOR数据印证了这一点：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ICOR为15.3，世界为11.0，发展中经济体为8.8（见图9）。
如图9所示，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正在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因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ICOR实际上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经济的平均水平——中国的ICOR为8.1。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极高。
最后，撇开这一点不谈，就拿最常见的中美比较来看，可以注意到，中国的ICOR低于美国——中国和美国的ICOR分别为8.1和10.3。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高于美国——这与上述说法完全相反。
清楚地看到，与其他G7国家相比，中国ICOR效率更高，甚至比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优势领先更多——中国的ICOR为8.1，美国为10.3，加拿大为15.0，法国为25.2，意大利为40.5，德国为41.0（日本的ICOR为负——投资在促进日本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为负）。
因此，总之，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大幅下降，从而预测世界经济将发生全面变化：中国投资将从世界上促进GDP增长最有效率变为大幅下降。但本应以严谨著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极端的变化。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关于中国投资在促进GDP增长上的效率低下的说法纯属“假新闻”。
高盛与马丁·沃尔夫
上述证明，西方传播的关于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的判断，所依赖的无非是：
1. 捏造事实——例如关于中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的说法；
2. 即使他们的说法属实，也不会产生他们宣扬的结果——例如人口变化；
3.要么是他们依赖于完全经不起解释的说法——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投资效率即将大幅下降的说法。
因此，这些所谓的客观因素都不会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它们都是“假新闻”。
但是，也有另一种攻击手法声称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是源于主观因素——政策决策，而非客观因素。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应该且将采取将大幅减缓其经济增速的政策。与之前强调客观因素的说法不同，这种论调至少是经过认真量化的，即如果这种说法成真，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严重放缓，无法实现其经济目标。但要实施这些政策，中国必须同意采取大幅放缓其经济增速的政策——确切地说，这是建议大幅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由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中国经济的100%,这一建议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大幅降低。
回顾上文分析的与经济增长率相关的必然关系，就会立即明白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一步骤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如上文分析所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必然严格由其ICOR数字乘以其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来决定。因此，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投资效率将大幅下降的说法相反，预测中国增速大幅下降的另一种方法是大幅削减中国投资占GDP比重。这是高盛和马丁·沃尔夫所提出的说法。
我们先从高盛关于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开始分析，它的预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大体上是相同的：“2027年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3.5%,2032年将放缓至2.5%——十年期的年均增速为3.4%。” 但是，高盛做出如此预测的原因是，固定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将大幅下降。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已对此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因此在此仅挑重点进行简述。
根据高盛的报告计算，中国GDP年均增速将下降2.6%——从2013—2022年的6.0%降至2023—2032年的3.4%。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受到了资本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从4.8%下降至2.4%的压倒性影响。7”高盛报告预测，由于92%的GDP增长下降源自资本投资下降，仅8%的GDP增长下降或者0.2%的GDP增长源自投资下降以外的因素。高盛表示，资本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之所以下降，是因为：“投资占中国GDP比重预计将从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8
马丁·沃尔夫提出的主张与高盛类似，即中国应将固定投资水平降低到大约这个甚至更低的水平，他表示：“比如说，储蓄率占GDP的30%-35%足矣。”如果中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马丁·沃尔夫支持这一立场），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投资水平将达到GDP的30%-35%。
从上文提到的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基本关系来看，如果中国的ICOR保持不变，投资占GDP比重下降7%，肯定会导致中国GDP增速大幅下降。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为何要这样做呢？中国为何要大幅削减投资进行“经济自杀”？
高盛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以这种经济自杀的方式削减投资，是因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投资占GDP比重为34%”9。世界银行关于这方面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3%，基本上与高盛的数据一致（见图12）。
但是，这个逻辑很奇怪。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那么它为什么要放弃一条最成功的道路，而采用一条不那么成功的道路呢？相反，合乎逻辑的是，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应该效仿中国。
中国必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
不仅如此，高盛甚至没有仔细考虑他们之间的国际比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3%/34%的唯一原因是，中国目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这一数字包括了中国。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投资占中等偏上经济体所有固定投资的74%，即占此类投资的绝大多数。中国投资还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固定投资的60%。因此，将中国与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本质上是一种重复计算，相当于将中国与自己进行比较。
世界银行数据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将除中国以外的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相加，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为22%——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24%类似（见图13）。考虑到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个别国家，2022年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中位数仅为21.0%，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这一数据仅为20.3%。
因此，高盛只是在做一个“自证预言”。据预测，中国将把投资占GDP比重大幅削降至35%。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肯定会放缓——这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根本原因，上文已经进行了分析。但中国为什么要如此做？中国为什么要将投资在GDP所占的比例削减至其他（计算不准确）增长速度慢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同的水平！
显然，如果中国采用和其他不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相同的宏观经济结构，那么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其他发展中经济国相同的增速——这意味着，与他们一样，中国将继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一个自证预言。但中国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进行经济自杀。
在此要补充一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卡内基亚洲项目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Pettis）的说法也值得一提。这并非因为佩蒂斯代表任何主要机构，而是因为沃尔夫和《经济学人》等其他媒体常常赞许地引用他的观点，尽管佩蒂斯长期以来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测极不准确。佩蒂斯在2012年写道：“我仍然认为中国下一个10年的平均增长率几乎不会超过3%。”而事实上，2010—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7.3%，相当于佩蒂斯预测数字的两倍多。
从佩蒂斯提供的数据来看，他似乎和高盛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没有将中国排除在他引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之外。佩蒂斯主张中国应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这必然会导致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大幅下降。具体来说,佩蒂斯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家庭消费水平应该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看齐：“为了使中国的消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一致，普通家庭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必须恢复10%-15%，以牺牲企业、富人或政府利益为代价”。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增长10%-15%是错误的，因为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消费增长水平——他在评估时包括了中国。因此，这是重复计算。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中值为70%，而中国2022年家庭支出占GDP比重为37%。这样一来，要“为了使中国的消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一致”，中国就需要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提高33%，而非佩蒂斯所说的10%-15%。
鉴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占中国经济的100%，如果中国消费增速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大致”接轨，其投资占GDP比重将因此大幅下降——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中值为21%。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反过来意味着中国GDP增速也将大幅下降——过去10年，其他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速中值为2.4%，而中国为6.2%。简而言之，如果中国真听从佩蒂斯的建议，中国GDP增速将下降61%，几乎是三分之二。
在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同时，中国消费增速也将同样大幅下降——过去10年，发展中国家消费年均增速中值为3.0%，而中国为6.4%。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中国消费增速将下降53%——这对提高中国生活水平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一种诡异的“沉默”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同样也适用于包括一些中国作者在内的其他提出类似论点的作者，沃尔夫、佩蒂斯和类似的观点在统计上必然是不系统的——因为如果将其系统化，他们的分析将立即暴露出缺乏现实性。他们的说法有一种奇怪的“沉默”——某个要素在他们的计算中从未提及，但没有这个要素就无法计算GDP增长。
如上文所述，GDP增长由两个要素决定——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乘以经济体的ICOR。但是，尽管佩蒂斯和沃尔夫给出了他们呼吁中国采用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数字，但他们没有给出他们预测的ICOR的数字。
通过研究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沃尔夫和佩蒂斯没有给出第二个要素，尽管这是计算他们预测GDP增长所必需的。因为计算结果和点明这一点将揭示他们提出的政策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这与沃尔夫和佩蒂斯提出的他们的建议将可持续地加快或至少维持中国当前经济增速的情况正好相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基本算术决定的。由于GDP增长率等于ICOR乘以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那么如果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低，那么GDP增长率必然会下降，除非提高ICOR才可以弥补这一点。因此，确切地说，中国的ICOR是8.1。如果中国的ICOR保持在8.1，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35%，那么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降至4.3%。如果中国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30%，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降至3.7%。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都无法到2035年实现GDP总量和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只有中国的ICOR下降，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情况才能避免。确切地说，要保持5.2%的GDP年增长率不变，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35%，中国的ICOR将不得不从8.1降至6.7。如果中国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30%，其ICOR将不得不从8.1降至5.8。但正如国际比较表明的那样，这样的数字根本不现实。
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已经高于包括所有G7国家在内的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的19个经济体。如果中国的ICOR必须变为6.7，其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比美国高33%，比英国高78%。如果中国的ICOR不得不变为5.8，其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应比美国高40%，比英国高81%。在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已经比美国高出20%，比英国高出74%时，关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还值得相信吗？
这就是为什么沃尔夫和佩蒂斯，以及所有呼吁中国通过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来大幅降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人，不得不对他们的ICOR数字保持沉默的原因，因为公布这一数字会表明他们的说法不可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炮制假新闻，声称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低下——因为如果真如此，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下降可能会被较低的ICOR所弥补，以保持不变或加速的增长率。但任何国际比较都会表明，这种说法完全不可信。因此，沃尔夫和佩蒂斯的建议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甚至维持下去，而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
预测中国经济增速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如果沃尔夫和佩蒂斯以及其他提出类似论点的人想得到重视，他们就应提供他们对中国ICOR的预测数字以及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但他们并未如此做，这表明：
（1）要么是考虑到国际比较，他们给出的数字不符合现实；
（2）要么是他们的提议实际上会让中国经济增速永久性大幅放缓。
同样，对于那些主张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相应减少投资占GDP比重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应该发表含糊的、不严谨的经济观点，而应该回答三个确切的问题：
（1）他们主张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应是多少？
（2）他们预测的ICOR是多少？
（3）因此，他们预测的GDP增长率是多少？
那些不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都难称得上严谨，他们只是沉溺于“嘴皮功夫”——用一种完全不靠谱的方式为经济政策建言——要么是没有弄清楚自己所主张的政策的确切含义，要么是出于某种原因隐瞒了这些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总之，上述事实和经济关系清楚地表明，中国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大幅降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建议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低到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或者降低到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中国GDP增速当然也会放缓至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但在这种“经济自杀”的情况下，中国将无法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将完全陷入马丁·沃尔夫所说的处境：“中国GDP增速放缓至美国水平，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德国的前车之鉴
最后，为什么有人要敦促中国采取大幅减缓本国经济增速、相当于自杀的政策？
对于中国的西方敌人来说，希望中国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显而易见。上文所述清楚地表明，反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人是寄希望于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从而阻止中国实现其经济目标。从根本上降低投资占GDP比重是其具体的手段。
美国正是利用这种手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功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如图14所示，这些经济体的固定投资总额从峰值水平大幅下降——德国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964年的30.6%降至22.1%，日本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则从1969年的40.4%降到6.2%。德国的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降至接近美国的水平，略高于20%，日本与美国的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的差距从19.2%的峰值降至仅4.2%
1970年，日本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为21.7%，德国为16.6%，美国为8.4%。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反映为何德国和日本当时的GDP增速远快于美国——得益于资本存量增加，德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高出美国8.2%，日本的则高出美国13.3%。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美国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实际上高于德国和日本，其GDP年增长率也是如此。1970年至2021年，美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下降4.3%——从8.4%降至4.1%，德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下降14.8%——从16.6%降至1.8%，日本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则降幅惊人——从21.7%降至-0.2%。到2021年，日本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为负。也即是说，日本资本存量实际上正在下降。
不可避免的是，鉴于上述分析的固定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必要关系以及这些趋势，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急剧放缓。因此，正如本文开头所分析的那样，美国的竞争地位之所以得到恢复，并不是因为自身经济加速，而是因为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因固定投资水平急剧下降而急剧放缓。
西方被傲慢蒙蔽了眼睛
除了美国蓄意制定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外，关于中国应将固定投资水平大幅降低至西方水平的说法也被西方的傲慢所掩盖。由于这种傲慢，许多西方经济作者只能想象西方经济优于中国。因此，当他们发现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同时，他们就会得出结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自认为中国低西方一等——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远快于西方！
傲慢使他们看不到显而易见的实证结论：如果中国经济表现远远优于西方国家，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具有优越性。因为中国正在超越西方国家，如果这些西方作者能够打破他们的傲慢，他们会看到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客观上应督促西方国家靠拢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不是相反。
事实上，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国成功的压力实际上正在迫使西方国家向中国靠拢。例如，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措施，放弃了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的放任态度，向中国的产业政策靠拢。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承认的那样：“中国清洁技术公司真正让西方感到震惊的是，它们的技术往往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金融时报》还引用曾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现为该会名誉会长的伍德克（Jörg Wuttke）的产业政策观点：“‘在10年或20年前的欧洲和美国，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与中国打交道，中国会变得更像我们。但中国实际上让我们变得更像他们。’”
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客观地承认世界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将摧毁西方的傲慢，这些经济作者无法做到这一点，反而发明了经济“假新闻”。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佩蒂斯指出，中国应向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更“正常”的结构靠拢。佩蒂斯声称，如果不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降低投资水平：“消费将不可能在推动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中发挥更正常的作用。” 但是，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事实表明，截至2022年的过去10年，中国若真成为“正常”的西方发展中经济体将是一场灾难。根据最新的全球综合数据，发展中国家GDP增长中位数仅为2.8%，消费增长中位数为3.0%，而中国的GDP年均增速为6.2%，消费增速为6.4%。中国为何会希望成为一个“正常”的，即西方构想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意味着巨大的倒退。
同样，高盛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以这种经济自杀的方式削减投资，是因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4%”，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和西方的经济结构之间寻找差异，只能傲慢地认为是中国错了，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远超过西方经济体，高盛却不合逻辑地说中国应该调整经济结构。
当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不同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导者。如果中国没有不同，它就不会成为领导者——其他经济体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它们变得更像中国，而不是中国变得更像其他发展速度较慢的它们。
作个比较。假设高盛对某个行业的客户表示：“有一家公司的表现远远优于其他公司。因此，你不应该模仿、学习或变得更像最成功的公司，你应该变得更像不太成功的公司。”相信任何客户都会嘲笑这样的建议，然后立刻取消与高盛的合同。但这正是高盛对各国的建议：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向更成功的国家中国学习并向其结构靠拢，而是说中国应该变得更像那些不太成功的国家！
当评估世界经济增长事实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报道不得不炮制“假新闻”，捏造事实。一如往常，如果一个理论和现实世界不一致，那么只能二选一。第一是放弃理论，第二是抛弃现实世界。由于傲慢或其他一些因素，这些西方报道无法放弃他们的理论，即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因此他们被迫热度现实世界——发明与现实相反的说法。因此，西方报道中炮制“假新闻”并非偶然，这是为了防止真正的事实刺破他们傲慢的意识形态泡沫。
中国的经济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如果说美国攻击中国的原因显而易见，为什么部分中国媒体会附和美国的说法，从而客观上帮助美国对付中国？
第一个原因是纯粹的混淆概念。令人遗憾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不断出现在部分中国媒体上——本文作者和其他人就此写了诸多文章。虽然习近平指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0”，但部分中国媒体的部分人仍然在宣传西方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
其次，美国希望那些中国人支持西方，希望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结。美国可作如是想是因为在苏联，尽管俄罗斯在社会主义被摧毁后遭受了国家灾难，但一些成为寡头的个别人却从这一过程中一夜暴富。因此，美国希望中国也存在这样的势力。
第三，美国寄希望于在国际社会大肆传播假新闻，令部分中国人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真正问题。上面所写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中没有真正的问题需要处理——正如中国自身也曾提到过。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民营投资水平低、股市问题、青年失业——在笔者最近的文章中进行了分析，比如《比较中国经济，某些人是如何做到“谣谣领先”的？》
系统的国际比较清楚地表明，任何客观和平衡地评估都反映，尽管存在这些真正的问题，但中国经济增速仍远远超所有其他经济体，尤其是西方经济体。因此，对中国经济的任何客观评估都必须始于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炮制“假新闻”来掩盖这一现实。
第四，正如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的那样，美国试图利用部分中国人面对西方时缺乏“自信”和盲目钦佩西方的现象。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媒体圈子中存在。这种缺乏自信是已经分析过的西方傲慢的另一面。美国注意到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而非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西方，是希望于诱导部分中国人认为，因为中国与西方不同，所以中国错了——即系统地利用部分中国人缺乏自信的现象。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波及。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1” 但美国注意到，部分中国媒体表达了这种情绪，因此它希望利用这种情绪损害中国。
最后一点将我们带回到决定性的问题上来——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完全有可能看到美国试图做什么——美国试图通过大幅降低投资水平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也就是说，美国想以击败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方式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则是除了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条已不在议程之上）之外，这是对中国最危险的攻击——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其增长的目标。
最重要的一点是，与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不同，美国没有办法迫使中国走这条路——无法谋杀中国。相反，美国不得不利用上述所有论点来试图诱导中国在经济上自杀。这一问题的结果攸关其他国家的利益，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良好增长表现有助于其他经济体。但只有中国人民，没有其他人，有权决定中国人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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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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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3-12 11:08
时政
集体唱衰中国经济背后，什么是西方最危险的武器？
集体唱衰中国经济背后，什么是西方最危险的武器？
不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都难称得上严谨，他们只是沉溺于“嘴皮功夫”——用一种完全不靠谱的方式为经济政策建言——要么是没有弄清楚自己所主张的政策的确切含义，要么是出于某种原因隐瞒了这些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罗思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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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之前的几篇文章和采访中，通过事实数据和广泛的国际比较驳斥了西方媒体仍在大肆传播的“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谎言。美国制造这样的舆论，其目的在于通过诱导中国采取“自杀性”的经济政策，像曾经放缓竞争对手德国、日本那样，减缓中国的发展，从而在竞争中打败中国。
截至2024年初的经济增长事实清楚地表明，西方媒体的说法——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经济正在输给竞争者”，《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一瘸一拐地进入2024年，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有韧性”，《每日电讯报》的“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华盛顿邮报》的“美国令人惊讶的强劲经济表现超过了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只是虚假的政治宣传罢了。
但是，由于这种关于中国经济当前表现的说法经不起事实检验，于是西方试图另辟蹊径，发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战。这种论点断言中国经济将“很快”急剧放缓——当然，“很快”永远在未来！
事实上，当下存在着一整条“唱衰中国”的产业链，正如章家敦2001年所著的那本臭名昭著的《中国即将崩溃》所代表的那样——预测中国“很快”/“即将”深陷危机，导致其增长率崩溃。当这些预测没有发生时，人们总是会选择性遗忘——这并不妨碍西方媒体称做出这种完全错误预测的人为“中国专家”。最新的一系列此类预测并非什么新鲜事，而只是西方媒体长期唱衰中国的缩影而已。
确切地说，此类唱衰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首先是关于客观形势的断言，声称存在推动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的力量。这种关于客观过程的“假新闻”包括：
（1）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声称中国经济面临深陷金融危机的风险；
（2）声称由于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将会大幅放缓；穆迪和其他机构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中国内部关于“中国将未富先老”相关讨论的呼应；实际上，如果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萎缩的过程几乎不足以造成这种程度的经济减速；
（3）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由于完全无法解释的原因，中国投资效率即将大幅下降。
（二）第二类说法并非关于客观趋势，而是称中国做出的主观决策，将大大减缓其经济发展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纯粹的“假新闻”，这类说法更具连贯性，因为它们描述的过程如果真的发生，确实会导致中国经济严重放缓。但细探究竟却非常奇怪——这些分析是基于“自证预言”，也就是说，中国所谓的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原来是拜这些报告提出的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所致！但是，为什么中国会如他们所说采取大幅减缓本国经济增速的政策呢？却从来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在本篇文章中我将着重分析：
1.那些“假新闻”中所宣称的迫使中国经济大幅放缓的客观因素；
2.那些诱导中国“经济自杀”的建议；
3.这些针对中国的攻击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中国即将发生“重大金融危机”？
最近，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Moodys）断言，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据称这与中国存在爆发重大金融危机的风险有关——穆迪近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很遗憾，对穆迪来说，为了证明其立场的合理性，它不得不做出事实陈述，使其判断的可信度经得起检验。它在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穆迪预计，中国2024年和2025年GDP年增长率为4.0%，2026年至2030年平均增速为3.8%，包括人口结构疲软在内的结构性因素将导致2030年潜在增长率降至3.5%左右。” 由于这是一个明确而具体的预测，恰好可以被用事实来证明其是否经得起检验。
穆迪的预测显然与中国政府在2035实现GDP总量较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相矛盾。如果穆迪的预测属实，中国政府将无力偿还债务，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重大金融危机，这将大大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但事实真会如此吗？这样的预测可信吗？
要评估这一点，在分析穆迪的其他错误之前，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像穆迪这样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规则是什么。然后再看其评定的对象——中国政府及其债务是否满足达到这一级别所需要达成的商业条款。关于债务，这意味着债务将在规定时间内全额还清，并符合签订合同时商定的条件。
要评估中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就要考虑其财政状况。先从提供国际支付服务的可能性开始，在撰写本文时，中国外汇储备为3.2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排名第二的日本外汇储备为1.3万亿美元，印度为0.6万亿美元（见图3）。相比之下，被穆迪授予最高评级AAA的德国只有0.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有了这些外汇储备，中国政府在偿还任何外债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中国政府的任何债权人都可以在规定的日期，按照商定的条款得到全额还款。
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没有任何重大的竞争性下行压力——2023年前9个月，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为2090亿美元。
从国内来看，除了这些外汇储备之外，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资本形成总额）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如图4所示，中国历年资本形成总额甚至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22年中国储蓄总额为8.4万亿美元，是美国（3.7万亿美元）的两倍多。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超过美国加上欧元区（4.4万亿美元）的总和。
总之，中国的国内外资本和金融资源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无论是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即使被视为中国的批评者的马丁·沃尔夫也指出：“危险不在于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因为除了上述几点之外，“中国是一个债权国，其债务绝大多数以本国货币计，其政府拥有所有重要的银行”。因此，穆迪没有拿出任何严谨的证据表明，将出现一场能够像其预测的那样减缓中国经济增速的重大金融危机。
“未富先老”会给中国经济按下暂停键？
让我们再来看穆迪列出的其他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大幅放缓的原因——它显然必须为其论断作出相应的解释。除了（不存在的）重大金融危机的威胁之外，穆迪提到的另一个因素——人口变化（人口统计）——也说不通，因为任何看过这些数据的人从算术的角度都很容易发现这一点。这是因为，与那些事实上毫无根据的说法相反，劳动力投入增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穆迪的这一虚假命题，在中国被称为“未富先老”，值得在此进行详细分析。
要想清楚地了解量化的实际情况，首先要进行一个基本的粗略计算。如图5所示，从1978年到2022年，中国GDP增长4380%，而人口增长48%。1978年至2022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9.0%，而中国人口年均增速为0.9%。总之，8.1%的GDP年均增长，即90%的GDP总增长，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
据联合国估计，2022年至203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4%的速度下降。即使不采取相应措施，这显然也不会发生穆迪预测的GDP增长每年下降1.5%——从2023年的5.0%降至2030年的3.5%。但事实上，很明显，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政府将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抵消措施。
最直接的是，中国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男性为60岁，女性干部为55岁，女性工人为50岁。这是因为这些年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确定的——1949年，中国预期寿命不到50岁，而现在已经超过78岁。正如政府所暗示的那样，这一退休年龄势必会提高——这项措施将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的劳动工时。
接下来，我们从基本参数转向更精确的核算，其中不仅需要分析人口变化（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劳动工时）导致的总工时/小时下降，而且需要分析教育、培训等（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劳动力质量）导致的劳动力价值提升。
以劳动工时为例，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详细增长核算研究表明，自1978年中国启动经济改革以来的整个时期，1.0%的中国GDP年均增长是由于劳动力投入增加。但是，如图6所示，由于中国1978—2022年的GDP年均增速为9.0%，这意味着11%的中国GDP增长源于劳动力投入增加，89%源于其他原因。
近10年来，中国年度工时下降导致的对GDP增长贡献率年均下降0.26%，几乎完全被高等教育、技能等导致的劳动力价值提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增长0.24%所抵消。因此，在过去10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有0.02%的微小下降压力是由于劳动力投入下降——基本上为零。
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因此，上述数据表明，几乎所有的中国GDP增长均源于资本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只有比率极低的中国GDP源于劳动力投入（见图8）。从2013—2022年的过去10年中，如果把小数点后的数字四舍五入取整，即89%的中国GDP增长源于资本投入，12%源于全要素生产率，0%源于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小，因此劳动力投入没有增长或者可能略有萎缩，这一事实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增长放缓幅度与穆迪所声称的相去甚远。
概括来说，正如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即使中国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如果人均产出增长足够快，人均GDP增长仍然可能相当快。”此外，他还就当前问题指出：“请注意，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青年失业率较高……这表明对劳动力需求太少，而不是那些可怕的劳动力短缺。”
鉴于劳动力投入变化在中国GDP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如果中国经济要像穆迪预测的那样放缓，那么这一定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投资、生产率或资本效率大幅下降。而在这些因素上，穆迪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穆迪在评级不准确方面劣迹斑斑。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它将基于“非优质”抵押贷款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给予“投资级”评级。正如彭博社所指出的，包括AAA在内的最高评级被授予了债务池，其中包括截至2007年向信用不良和无记录收入的购房者提供的超过3万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到2010年，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这些AAA级证券被降级为“垃圾”级别，资产减记和损失超过5万亿美元。这大大加剧了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
总之，如果真如穆迪声称的那样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是大事，但穆迪的这一判断不仅态度完全不严谨，数据也未量化。
如果说穆迪的论断是不严谨、未量化的，那么其他声称中国经济将严重放缓的说法至少试图控制准确数字，算是一个优点。但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系统的数字揭示了这类分析缺乏现实性。
第一个关于此类分析的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的数据。据该数据预测，中国GDP增长将急剧放缓——从2023年的5.0%降至2024年的4.2%，到2028年降至3.4%。也即是说，中国经济预计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将放缓1.6%，即近三分之一。
想要系统性地了解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声称的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否会成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运用一点简单的量化经济学知识。量化经济学告诉我们，每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必然严格由两个重要数字的相互关系决定：
1.首先是固定投资占GDP比重；
2.其次是固定投资在促进GDP增长上的效率。
用专业术语来说，第二个数字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它反映GDP增长1%所需投资总值占GDP总值的比重。因此，因此，增量资本产出率越低，投资效率就越高。例如，ICOR为6，意为必须投资GDP的6%才能拉动1%的GDP增长，如果ICOR为10，那就是必须投资GDP的10%才能拉动1%的GDP增长——显然，前者（6）比后者（10）更有效率。
还应指出的是，由于经济产出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比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波动幅度更大，这可能会导致个别年份的ICOR发生极为不规则的变化。因此，要了解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最好使用移动平均线来计算GDP增长和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除非另有规定，否则一律按照五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鉴于这些事实，一个经济体的GDP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严格由其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其ICOR之间的关系决定，这符合以下简单公式：
GDP年增长率=固定投资占GDP比重x ICOR
中国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的过去五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5.2%，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2.4%，ICOR为8.1。鉴于2023年数据尚未出炉，无法算出确切的数字，但从已经公布的GDP增长构成数据来看，中国固定投资将占GDP的40%左右或略高一点。因此，如果中国GDP增长5.2%，其ICOR将再次达到8左右。
以上这些是严格定义的关系，没有例外。因此任何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将大幅下降的严谨说法都必然意味着必须发生以下一种或两种情况：要么，中国ICOR将恶化，即中国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将大大降低；要么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将有所下降。如果两种情况都不发生，那么中国经济就不会放缓。
因此，任何没有同时明确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ICOR的增长预测在量化分析上是不准确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也是不严谨的——这也是大多数沦为西方虚假报道的二手贩子的西方媒体（和部分中国媒体）的共同特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解释的问题
了解到这种必然的经济关系，我们就会明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的预测——中国GDP增速将从2023年的5.0%降至2028年的3.4%——到底准不准确。
有必要指出的是，很明显，中国经济大幅放缓不仅会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到2035年将GDP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这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这一可能会产生全球影响的重大事件的预测结果做出彻底的解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很容易计算出如果它的预测如果应验会发生什么。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个未解之谜——《世界经济展望》并没有就这样一个关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预测持续讨论下去——这种不严谨有理由让人合理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即便如此，研究世界经济组织数据库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是上述哪种可能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未来五年中国的投资效率将大幅下降。
这是可以用精确的定量来计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公布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的预测，但它公布了总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加上库存变化）占GDP比重。不过，在这个总数字中，固定投资完全占主导地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里，固定投资平均占中国总投资的97%。也即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总投资数字可以很大程度上代表固定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的总投资占GDP比重将下降1.8%——从2022年的43.5%降至2028年的41.7%。假设固定投资占总投资的97%，这意味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只会略有下降——从42.2%降至40.4%。这与GDP增长的预测数字加在一起，IMF对中国ICOR的预测可能很容易计算出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2023年，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2.2%。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5.0%的GDP增长，ICOR为8.4。
2028年，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0.4%。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的3.4%的GDP增长，ICOR为11.9。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测，即在未来5年，中国固定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下降近一半——确切地说是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几乎全部（87%）的中国GDP增长放缓是拜ICOR恶化所致——GDP增长下降0.2%是由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预期下降，1.4%是由于ICOR恶化。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由于投资效率大幅下降，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急剧放缓。
事实表明，中国投资效率大幅下降将代表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彻底转变，因为目前和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一直是最有效的之一。而西方媒体的“假新闻”往往隐瞒这一点——无论是故意还是未能计算到，甚至报道相反的事实，称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
一些典型的错误说法如下：
《商业周刊》称：“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地区只需要投资1-2美元。”1
西方经济分析师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声称：“中国总是因为投资配置不当而浪费储蓄。”2
洛克菲勒国际主席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断言：“中国现在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8美元，这样的投资效率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差的。”3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声称中国正在进行“浪费性投资”。4
卡内基亚洲项目驻北京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中国的制度“允许非生产性投资得以持续”。5
事实与这类说法完全相反。在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中国ICOR效率排名第二——详细的比较数据请见拙文《为什么在中国投资效率更高？这真的是一个“体制问题”！》。更全面地说，为准确评估中国投资的这种高效率，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或者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平均 ICOR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呈上升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关于世界各类收入群体的最新ICOR数据印证了这一点：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ICOR为15.3，世界为11.0，发展中经济体为8.8（见图9）。
如图9所示，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正在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因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ICOR实际上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经济的平均水平——中国的ICOR为8.1。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极高。
最后，撇开这一点不谈，就拿最常见的中美比较来看，可以注意到，中国的ICOR低于美国——中国和美国的ICOR分别为8.1和10.3。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高于美国——这与上述说法完全相反。
清楚地看到，与其他G7国家相比，中国ICOR效率更高，甚至比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优势领先更多——中国的ICOR为8.1，美国为10.3，加拿大为15.0，法国为25.2，意大利为40.5，德国为41.0（日本的ICOR为负——投资在促进日本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为负）。
因此，总之，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大幅下降，从而预测世界经济将发生全面变化：中国投资将从世界上促进GDP增长最有效率变为大幅下降。但本应以严谨著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极端的变化。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关于中国投资在促进GDP增长上的效率低下的说法纯属“假新闻”。
高盛与马丁·沃尔夫
上述证明，西方传播的关于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的判断，所依赖的无非是：
1. 捏造事实——例如关于中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的说法；
2. 即使他们的说法属实，也不会产生他们宣扬的结果——例如人口变化；
3.要么是他们依赖于完全经不起解释的说法——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投资效率即将大幅下降的说法。
因此，这些所谓的客观因素都不会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它们都是“假新闻”。
但是，也有另一种攻击手法声称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是源于主观因素——政策决策，而非客观因素。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应该且将采取将大幅减缓其经济增速的政策。与之前强调客观因素的说法不同，这种论调至少是经过认真量化的，即如果这种说法成真，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严重放缓，无法实现其经济目标。但要实施这些政策，中国必须同意采取大幅放缓其经济增速的政策——确切地说，这是建议大幅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由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中国经济的100%,这一建议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大幅降低。
回顾上文分析的与经济增长率相关的必然关系，就会立即明白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一步骤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如上文分析所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必然严格由其ICOR数字乘以其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来决定。因此，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投资效率将大幅下降的说法相反，预测中国增速大幅下降的另一种方法是大幅削减中国投资占GDP比重。这是高盛和马丁·沃尔夫所提出的说法。
我们先从高盛关于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开始分析，它的预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大体上是相同的：“2027年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3.5%,2032年将放缓至2.5%——十年期的年均增速为3.4%。” 但是，高盛做出如此预测的原因是，固定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将大幅下降。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已对此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因此在此仅挑重点进行简述。
根据高盛的报告计算，中国GDP年均增速将下降2.6%——从2013—2022年的6.0%降至2023—2032年的3.4%。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受到了资本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从4.8%下降至2.4%的压倒性影响。7”高盛报告预测，由于92%的GDP增长下降源自资本投资下降，仅8%的GDP增长下降或者0.2%的GDP增长源自投资下降以外的因素。高盛表示，资本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之所以下降，是因为：“投资占中国GDP比重预计将从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8
马丁·沃尔夫提出的主张与高盛类似，即中国应将固定投资水平降低到大约这个甚至更低的水平，他表示：“比如说，储蓄率占GDP的30%-35%足矣。”如果中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马丁·沃尔夫支持这一立场），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投资水平将达到GDP的30%-35%。
从上文提到的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基本关系来看，如果中国的ICOR保持不变，投资占GDP比重下降7%，肯定会导致中国GDP增速大幅下降。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为何要这样做呢？中国为何要大幅削减投资进行“经济自杀”？
高盛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以这种经济自杀的方式削减投资，是因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投资占GDP比重为34%”9。世界银行关于这方面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3%，基本上与高盛的数据一致（见图12）。
但是，这个逻辑很奇怪。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那么它为什么要放弃一条最成功的道路，而采用一条不那么成功的道路呢？相反，合乎逻辑的是，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应该效仿中国。
中国必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
不仅如此，高盛甚至没有仔细考虑他们之间的国际比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3%/34%的唯一原因是，中国目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这一数字包括了中国。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投资占中等偏上经济体所有固定投资的74%，即占此类投资的绝大多数。中国投资还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固定投资的60%。因此，将中国与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本质上是一种重复计算，相当于将中国与自己进行比较。
世界银行数据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将除中国以外的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相加，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为22%——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24%类似（见图13）。考虑到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个别国家，2022年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中位数仅为21.0%，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这一数据仅为20.3%。
因此，高盛只是在做一个“自证预言”。据预测，中国将把投资占GDP比重大幅削降至35%。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肯定会放缓——这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根本原因，上文已经进行了分析。但中国为什么要如此做？中国为什么要将投资在GDP所占的比例削减至其他（计算不准确）增长速度慢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同的水平！
显然，如果中国采用和其他不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相同的宏观经济结构，那么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其他发展中经济国相同的增速——这意味着，与他们一样，中国将继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一个自证预言。但中国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进行经济自杀。
在此要补充一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卡内基亚洲项目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Pettis）的说法也值得一提。这并非因为佩蒂斯代表任何主要机构，而是因为沃尔夫和《经济学人》等其他媒体常常赞许地引用他的观点，尽管佩蒂斯长期以来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测极不准确。佩蒂斯在2012年写道：“我仍然认为中国下一个10年的平均增长率几乎不会超过3%。”而事实上，2010—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7.3%，相当于佩蒂斯预测数字的两倍多。
从佩蒂斯提供的数据来看，他似乎和高盛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没有将中国排除在他引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之外。佩蒂斯主张中国应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这必然会导致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大幅下降。具体来说,佩蒂斯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家庭消费水平应该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看齐：“为了使中国的消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一致，普通家庭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必须恢复10%-15%，以牺牲企业、富人或政府利益为代价”。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增长10%-15%是错误的，因为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消费增长水平——他在评估时包括了中国。因此，这是重复计算。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中值为70%，而中国2022年家庭支出占GDP比重为37%。这样一来，要“为了使中国的消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一致”，中国就需要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提高33%，而非佩蒂斯所说的10%-15%。
鉴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占中国经济的100%，如果中国消费增速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大致”接轨，其投资占GDP比重将因此大幅下降——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中值为21%。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反过来意味着中国GDP增速也将大幅下降——过去10年，其他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速中值为2.4%，而中国为6.2%。简而言之，如果中国真听从佩蒂斯的建议，中国GDP增速将下降61%，几乎是三分之二。
在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同时，中国消费增速也将同样大幅下降——过去10年，发展中国家消费年均增速中值为3.0%，而中国为6.4%。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中国消费增速将下降53%——这对提高中国生活水平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一种诡异的“沉默”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同样也适用于包括一些中国作者在内的其他提出类似论点的作者，沃尔夫、佩蒂斯和类似的观点在统计上必然是不系统的——因为如果将其系统化，他们的分析将立即暴露出缺乏现实性。他们的说法有一种奇怪的“沉默”——某个要素在他们的计算中从未提及，但没有这个要素就无法计算GDP增长。
如上文所述，GDP增长由两个要素决定——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乘以经济体的ICOR。但是，尽管佩蒂斯和沃尔夫给出了他们呼吁中国采用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数字，但他们没有给出他们预测的ICOR的数字。
通过研究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沃尔夫和佩蒂斯没有给出第二个要素，尽管这是计算他们预测GDP增长所必需的。因为计算结果和点明这一点将揭示他们提出的政策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这与沃尔夫和佩蒂斯提出的他们的建议将可持续地加快或至少维持中国当前经济增速的情况正好相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基本算术决定的。由于GDP增长率等于ICOR乘以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那么如果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低，那么GDP增长率必然会下降，除非提高ICOR才可以弥补这一点。因此，确切地说，中国的ICOR是8.1。如果中国的ICOR保持在8.1，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35%，那么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降至4.3%。如果中国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30%，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降至3.7%。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都无法到2035年实现GDP总量和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只有中国的ICOR下降，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情况才能避免。确切地说，要保持5.2%的GDP年增长率不变，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35%，中国的ICOR将不得不从8.1降至6.7。如果中国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30%，其ICOR将不得不从8.1降至5.8。但正如国际比较表明的那样，这样的数字根本不现实。
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已经高于包括所有G7国家在内的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的19个经济体。如果中国的ICOR必须变为6.7，其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比美国高33%，比英国高78%。如果中国的ICOR不得不变为5.8，其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应比美国高40%，比英国高81%。在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已经比美国高出20%，比英国高出74%时，关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还值得相信吗？
这就是为什么沃尔夫和佩蒂斯，以及所有呼吁中国通过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来大幅降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人，不得不对他们的ICOR数字保持沉默的原因，因为公布这一数字会表明他们的说法不可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炮制假新闻，声称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低下——因为如果真如此，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下降可能会被较低的ICOR所弥补，以保持不变或加速的增长率。但任何国际比较都会表明，这种说法完全不可信。因此，沃尔夫和佩蒂斯的建议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甚至维持下去，而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
预测中国经济增速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如果沃尔夫和佩蒂斯以及其他提出类似论点的人想得到重视，他们就应提供他们对中国ICOR的预测数字以及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但他们并未如此做，这表明：
（1）要么是考虑到国际比较，他们给出的数字不符合现实；
（2）要么是他们的提议实际上会让中国经济增速永久性大幅放缓。
同样，对于那些主张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相应减少投资占GDP比重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应该发表含糊的、不严谨的经济观点，而应该回答三个确切的问题：
（1）他们主张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应是多少？
（2）他们预测的ICOR是多少？
（3）因此，他们预测的GDP增长率是多少？
那些不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都难称得上严谨，他们只是沉溺于“嘴皮功夫”——用一种完全不靠谱的方式为经济政策建言——要么是没有弄清楚自己所主张的政策的确切含义，要么是出于某种原因隐瞒了这些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总之，上述事实和经济关系清楚地表明，中国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大幅降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建议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低到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或者降低到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中国GDP增速当然也会放缓至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但在这种“经济自杀”的情况下，中国将无法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将完全陷入马丁·沃尔夫所说的处境：“中国GDP增速放缓至美国水平，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德国的前车之鉴
最后，为什么有人要敦促中国采取大幅减缓本国经济增速、相当于自杀的政策？
对于中国的西方敌人来说，希望中国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显而易见。上文所述清楚地表明，反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人是寄希望于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从而阻止中国实现其经济目标。从根本上降低投资占GDP比重是其具体的手段。
美国正是利用这种手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功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如图14所示，这些经济体的固定投资总额从峰值水平大幅下降——德国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964年的30.6%降至22.1%，日本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则从1969年的40.4%降到6.2%。德国的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降至接近美国的水平，略高于20%，日本与美国的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的差距从19.2%的峰值降至仅4.2%
1970年，日本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为21.7%，德国为16.6%，美国为8.4%。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反映为何德国和日本当时的GDP增速远快于美国——得益于资本存量增加，德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高出美国8.2%，日本的则高出美国13.3%。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美国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实际上高于德国和日本，其GDP年增长率也是如此。1970年至2021年，美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下降4.3%——从8.4%降至4.1%，德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下降14.8%——从16.6%降至1.8%，日本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则降幅惊人——从21.7%降至-0.2%。到2021年，日本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为负。也即是说，日本资本存量实际上正在下降。
不可避免的是，鉴于上述分析的固定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必要关系以及这些趋势，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急剧放缓。因此，正如本文开头所分析的那样，美国的竞争地位之所以得到恢复，并不是因为自身经济加速，而是因为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因固定投资水平急剧下降而急剧放缓。
西方被傲慢蒙蔽了眼睛
除了美国蓄意制定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外，关于中国应将固定投资水平大幅降低至西方水平的说法也被西方的傲慢所掩盖。由于这种傲慢，许多西方经济作者只能想象西方经济优于中国。因此，当他们发现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同时，他们就会得出结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自认为中国低西方一等——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远快于西方！
傲慢使他们看不到显而易见的实证结论：如果中国经济表现远远优于西方国家，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具有优越性。因为中国正在超越西方国家，如果这些西方作者能够打破他们的傲慢，他们会看到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客观上应督促西方国家靠拢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不是相反。
事实上，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国成功的压力实际上正在迫使西方国家向中国靠拢。例如，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措施，放弃了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的放任态度，向中国的产业政策靠拢。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承认的那样：“中国清洁技术公司真正让西方感到震惊的是，它们的技术往往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金融时报》还引用曾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现为该会名誉会长的伍德克（Jörg Wuttke）的产业政策观点：“‘在10年或20年前的欧洲和美国，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与中国打交道，中国会变得更像我们。但中国实际上让我们变得更像他们。’”
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客观地承认世界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将摧毁西方的傲慢，这些经济作者无法做到这一点，反而发明了经济“假新闻”。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佩蒂斯指出，中国应向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更“正常”的结构靠拢。佩蒂斯声称，如果不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降低投资水平：“消费将不可能在推动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中发挥更正常的作用。” 但是，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事实表明，截至2022年的过去10年，中国若真成为“正常”的西方发展中经济体将是一场灾难。根据最新的全球综合数据，发展中国家GDP增长中位数仅为2.8%，消费增长中位数为3.0%，而中国的GDP年均增速为6.2%，消费增速为6.4%。中国为何会希望成为一个“正常”的，即西方构想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意味着巨大的倒退。
同样，高盛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以这种经济自杀的方式削减投资，是因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4%”，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和西方的经济结构之间寻找差异，只能傲慢地认为是中国错了，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远超过西方经济体，高盛却不合逻辑地说中国应该调整经济结构。
当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不同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导者。如果中国没有不同，它就不会成为领导者——其他经济体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它们变得更像中国，而不是中国变得更像其他发展速度较慢的它们。
作个比较。假设高盛对某个行业的客户表示：“有一家公司的表现远远优于其他公司。因此，你不应该模仿、学习或变得更像最成功的公司，你应该变得更像不太成功的公司。”相信任何客户都会嘲笑这样的建议，然后立刻取消与高盛的合同。但这正是高盛对各国的建议：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向更成功的国家中国学习并向其结构靠拢，而是说中国应该变得更像那些不太成功的国家！
当评估世界经济增长事实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报道不得不炮制“假新闻”，捏造事实。一如往常，如果一个理论和现实世界不一致，那么只能二选一。第一是放弃理论，第二是抛弃现实世界。由于傲慢或其他一些因素，这些西方报道无法放弃他们的理论，即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因此他们被迫热度现实世界——发明与现实相反的说法。因此，西方报道中炮制“假新闻”并非偶然，这是为了防止真正的事实刺破他们傲慢的意识形态泡沫。
中国的经济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如果说美国攻击中国的原因显而易见，为什么部分中国媒体会附和美国的说法，从而客观上帮助美国对付中国？
第一个原因是纯粹的混淆概念。令人遗憾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不断出现在部分中国媒体上——本文作者和其他人就此写了诸多文章。虽然习近平指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0”，但部分中国媒体的部分人仍然在宣传西方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
其次，美国希望那些中国人支持西方，希望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结。美国可作如是想是因为在苏联，尽管俄罗斯在社会主义被摧毁后遭受了国家灾难，但一些成为寡头的个别人却从这一过程中一夜暴富。因此，美国希望中国也存在这样的势力。
第三，美国寄希望于在国际社会大肆传播假新闻，令部分中国人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真正问题。上面所写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中没有真正的问题需要处理——正如中国自身也曾提到过。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民营投资水平低、股市问题、青年失业——在笔者最近的文章中进行了分析，比如《比较中国经济，某些人是如何做到“谣谣领先”的？》
系统的国际比较清楚地表明，任何客观和平衡地评估都反映，尽管存在这些真正的问题，但中国经济增速仍远远超所有其他经济体，尤其是西方经济体。因此，对中国经济的任何客观评估都必须始于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炮制“假新闻”来掩盖这一现实。
第四，正如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的那样，美国试图利用部分中国人面对西方时缺乏“自信”和盲目钦佩西方的现象。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媒体圈子中存在。这种缺乏自信是已经分析过的西方傲慢的另一面。美国注意到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而非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西方，是希望于诱导部分中国人认为，因为中国与西方不同，所以中国错了——即系统地利用部分中国人缺乏自信的现象。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波及。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1” 但美国注意到，部分中国媒体表达了这种情绪，因此它希望利用这种情绪损害中国。
最后一点将我们带回到决定性的问题上来——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完全有可能看到美国试图做什么——美国试图通过大幅降低投资水平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也就是说，美国想以击败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方式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则是除了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条已不在议程之上）之外，这是对中国最危险的攻击——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其增长的目标。
最重要的一点是，与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不同，美国没有办法迫使中国走这条路——无法谋杀中国。相反，美国不得不利用上述所有论点来试图诱导中国在经济上自杀。这一问题的结果攸关其他国家的利益，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良好增长表现有助于其他经济体。但只有中国人民，没有其他人，有权决定中国人自己的命运。
截至2024年初的经济增长事实清楚地表明，西方媒体的说法——比如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国经济正在输给竞争者”，《华尔街日报》称“中国经济一瘸一拐地进入2024年，相比之下，美国经济有韧性”，《每日电讯报》的“中国经济停滞不前”，或者《华盛顿邮报》的“美国令人惊讶的强劲经济表现超过了所有主要贸易伙伴”，都只是虚假的政治宣传罢了。
但是，由于这种关于中国经济当前表现的说法经不起事实检验，于是西方试图另辟蹊径，发起“中国崛起顶峰论”的舆论战。这种论点断言中国经济将“很快”急剧放缓——当然，“很快”永远在未来！
事实上，当下存在着一整条“唱衰中国”的产业链，正如章家敦2001年所著的那本臭名昭著的《中国即将崩溃》所代表的那样——预测中国“很快”/“即将”深陷危机，导致其增长率崩溃。当这些预测没有发生时，人们总是会选择性遗忘——这并不妨碍西方媒体称做出这种完全错误预测的人为“中国专家”。最新的一系列此类预测并非什么新鲜事，而只是西方媒体长期唱衰中国的缩影而已。
确切地说，此类唱衰可以分为两大类：
（一）首先是关于客观形势的断言，声称存在推动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的力量。这种关于客观过程的“假新闻”包括：
（1）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声称中国经济面临深陷金融危机的风险；
（2）声称由于人口因素，中国经济将会大幅放缓；穆迪和其他机构的这一判断也得到了中国内部关于“中国将未富先老”相关讨论的呼应；实际上，如果进行实证分析，中国人口萎缩的过程几乎不足以造成这种程度的经济减速；
（3）按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说法，由于完全无法解释的原因，中国投资效率即将大幅下降。
（二）第二类说法并非关于客观趋势，而是称中国做出的主观决策，将大大减缓其经济发展速度。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纯粹的“假新闻”，这类说法更具连贯性，因为它们描述的过程如果真的发生，确实会导致中国经济严重放缓。但细探究竟却非常奇怪——这些分析是基于“自证预言”，也就是说，中国所谓的即将到来的经济放缓，原来是拜这些报告提出的中国应该采取的政策所致！但是，为什么中国会如他们所说采取大幅减缓本国经济增速的政策呢？却从来没有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在本篇文章中我将着重分析：
1.那些“假新闻”中所宣称的迫使中国经济大幅放缓的客观因素；
2.那些诱导中国“经济自杀”的建议；
3.这些针对中国的攻击及其可能产生的后果。
中国即将发生“重大金融危机”？
最近，世界三大评级机构之一的穆迪（Moodys）断言，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据称这与中国存在爆发重大金融危机的风险有关——穆迪近来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下调至“负面”。
很遗憾，对穆迪来说，为了证明其立场的合理性，它不得不做出事实陈述，使其判断的可信度经得起检验。它在声明中是这样表述的：“穆迪预计，中国2024年和2025年GDP年增长率为4.0%，2026年至2030年平均增速为3.8%，包括人口结构疲软在内的结构性因素将导致2030年潜在增长率降至3.5%左右。” 由于这是一个明确而具体的预测，恰好可以被用事实来证明其是否经得起检验。
穆迪的预测显然与中国政府在2035实现GDP总量较2020年翻一番的目标相矛盾。如果穆迪的预测属实，中国政府将无力偿还债务，随之而来的是一场重大金融危机，这将大大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但事实真会如此吗？这样的预测可信吗？
要评估这一点，在分析穆迪的其他错误之前，我们首先分析一下像穆迪这样的信用评级机构的评级规则是什么。然后再看其评定的对象——中国政府及其债务是否满足达到这一级别所需要达成的商业条款。关于债务，这意味着债务将在规定时间内全额还清，并符合签订合同时商定的条件。
要评估中国政府的偿债能力，就要考虑其财政状况。先从提供国际支付服务的可能性开始，在撰写本文时，中国外汇储备为3.2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排名第二的日本外汇储备为1.3万亿美元，印度为0.6万亿美元（见图3）。相比之下，被穆迪授予最高评级AAA的德国只有0.3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有了这些外汇储备，中国政府在偿还任何外债方面都没有任何问题——中国政府的任何债权人都可以在规定的日期，按照商定的条款得到全额还款。
中国的外汇储备也没有任何重大的竞争性下行压力——2023年前9个月，中国经常账户顺差为2090亿美元。
从国内来看，除了这些外汇储备之外，中国的国内储蓄总额（资本形成总额）远远超过任何其他国家。如图4所示，中国历年资本形成总额甚至远远超过其他任何国家。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数据，2022年中国储蓄总额为8.4万亿美元，是美国（3.7万亿美元）的两倍多。中国的资本形成总额超过美国加上欧元区（4.4万亿美元）的总和。
总之，中国的国内外资本和金融资源都是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
无论是从定性还是定量的角度，即使被视为中国的批评者的马丁·沃尔夫也指出：“危险不在于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因为除了上述几点之外，“中国是一个债权国，其债务绝大多数以本国货币计，其政府拥有所有重要的银行”。因此，穆迪没有拿出任何严谨的证据表明，将出现一场能够像其预测的那样减缓中国经济增速的重大金融危机。
“未富先老”会给中国经济按下暂停键？
让我们再来看穆迪列出的其他关于中国经济即将大幅放缓的原因——它显然必须为其论断作出相应的解释。除了（不存在的）重大金融危机的威胁之外，穆迪提到的另一个因素——人口变化（人口统计）——也说不通，因为任何看过这些数据的人从算术的角度都很容易发现这一点。这是因为，与那些事实上毫无根据的说法相反，劳动力投入增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穆迪的这一虚假命题，在中国被称为“未富先老”，值得在此进行详细分析。
要想清楚地了解量化的实际情况，首先要进行一个基本的粗略计算。如图5所示，从1978年到2022年，中国GDP增长4380%，而人口增长48%。1978年至2022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9.0%，而中国人口年均增速为0.9%。总之，8.1%的GDP年均增长，即90%的GDP总增长，不是人口增长的结果。
据联合国估计，2022年至2035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将以每年0.4%的速度下降。即使不采取相应措施，这显然也不会发生穆迪预测的GDP增长每年下降1.5%——从2023年的5.0%降至2030年的3.5%。但事实上，很明显，意识到这一点的中国政府将采取一些针对性的抵消措施。
最直接的是，中国是世界上退休年龄最低的国家之一，男性为60岁，女性干部为55岁，女性工人为50岁。这是因为这些年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确定的——1949年，中国预期寿命不到50岁，而现在已经超过78岁。正如政府所暗示的那样，这一退休年龄势必会提高——这项措施将会提高整个经济体的劳动工时。
接下来，我们从基本参数转向更精确的核算，其中不仅需要分析人口变化（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劳动工时）导致的总工时/小时下降，而且需要分析教育、培训等（用专业术语来说是劳动力质量）导致的劳动力价值提升。
以劳动工时为例，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的详细增长核算研究表明，自1978年中国启动经济改革以来的整个时期，1.0%的中国GDP年均增长是由于劳动力投入增加。但是，如图6所示，由于中国1978—2022年的GDP年均增速为9.0%，这意味着11%的中国GDP增长源于劳动力投入增加，89%源于其他原因。
近10年来，中国年度工时下降导致的对GDP增长贡献率年均下降0.26%，几乎完全被高等教育、技能等导致的劳动力价值提升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年均增长0.24%所抵消。因此，在过去10年中，中国GDP年均增长有0.02%的微小下降压力是由于劳动力投入下降——基本上为零。
什么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真正动力？
因此，上述数据表明，几乎所有的中国GDP增长均源于资本投资和全要素生产率（TFP）提高，只有比率极低的中国GDP源于劳动力投入（见图8）。从2013—2022年的过去10年中，如果把小数点后的数字四舍五入取整，即89%的中国GDP增长源于资本投入，12%源于全要素生产率，0%源于劳动力投入。由于劳动力投入在中国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如此之小，因此劳动力投入没有增长或者可能略有萎缩，这一事实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其增长放缓幅度与穆迪所声称的相去甚远。
概括来说，正如马丁·沃尔夫所指出的，即使中国没有采取任何应对措施：“如果人均产出增长足够快，人均GDP增长仍然可能相当快。”此外，他还就当前问题指出：“请注意，中国现在的问题是青年失业率较高……这表明对劳动力需求太少，而不是那些可怕的劳动力短缺。”
鉴于劳动力投入变化在中国GDP增长中所起的作用相对较小，如果中国经济要像穆迪预测的那样放缓，那么这一定是由于其他因素造成的——投资、生产率或资本效率大幅下降。而在这些因素上，穆迪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证明其对于中国经济的悲观预测。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穆迪在评级不准确方面劣迹斑斑。在美国次贷危机之前，它将基于“非优质”抵押贷款的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和债务抵押债券（CDO）给予“投资级”评级。正如彭博社所指出的，包括AAA在内的最高评级被授予了债务池，其中包括截至2007年向信用不良和无记录收入的购房者提供的超过3万亿美元的贷款。但是，到2010年，价值数千亿美元的这些AAA级证券被降级为“垃圾”级别，资产减记和损失超过5万亿美元。这大大加剧了金融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
总之，如果真如穆迪声称的那样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经济来说都是大事，但穆迪的这一判断不仅态度完全不严谨，数据也未量化。
如果说穆迪的论断是不严谨、未量化的，那么其他声称中国经济将严重放缓的说法至少试图控制准确数字，算是一个优点。但这就造成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这些系统的数字揭示了这类分析缺乏现实性。
第一个关于此类分析的例子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23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中的数据。据该数据预测，中国GDP增长将急剧放缓——从2023年的5.0%降至2024年的4.2%，到2028年降至3.4%。也即是说，中国经济预计在未来五年内每年将放缓1.6%，即近三分之一。
想要系统性地了解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声称的将要发生的事情是否会成真，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运用一点简单的量化经济学知识。量化经济学告诉我们，每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必然严格由两个重要数字的相互关系决定：
1.首先是固定投资占GDP比重；
2.其次是固定投资在促进GDP增长上的效率。
用专业术语来说，第二个数字是“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它反映GDP增长1%所需投资总值占GDP总值的比重。因此，因此，增量资本产出率越低，投资效率就越高。例如，ICOR为6，意为必须投资GDP的6%才能拉动1%的GDP增长，如果ICOR为10，那就是必须投资GDP的10%才能拉动1%的GDP增长——显然，前者（6）比后者（10）更有效率。
还应指出的是，由于经济产出在经济周期中的波动比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波动幅度更大，这可能会导致个别年份的ICOR发生极为不规则的变化。因此，要了解经济中长期发展趋势，最好使用移动平均线来计算GDP增长和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除非另有规定，否则一律按照五年移动平均线计算。
鉴于这些事实，一个经济体的GDP增长率不可避免地严格由其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与其ICOR之间的关系决定，这符合以下简单公式：
GDP年增长率=固定投资占GDP比重x ICOR
中国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的过去五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5.2%，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2.4%，ICOR为8.1。鉴于2023年数据尚未出炉，无法算出确切的数字，但从已经公布的GDP增长构成数据来看，中国固定投资将占GDP的40%左右或略高一点。因此，如果中国GDP增长5.2%，其ICOR将再次达到8左右。
以上这些是严格定义的关系，没有例外。因此任何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将大幅下降的严谨说法都必然意味着必须发生以下一种或两种情况：要么，中国ICOR将恶化，即中国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将大大降低；要么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将有所下降。如果两种情况都不发生，那么中国经济就不会放缓。
因此，任何没有同时明确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和ICOR的增长预测在量化分析上是不准确的，从经济分析的角度来看也是不严谨的——这也是大多数沦为西方虚假报道的二手贩子的西方媒体（和部分中国媒体）的共同特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解释的问题
了解到这种必然的经济关系，我们就会明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中国经济将大幅放缓的预测——中国GDP增速将从2023年的5.0%降至2028年的3.4%——到底准不准确。
有必要指出的是，很明显，中国经济大幅放缓不仅会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这意味着中国到2035年将GDP总量翻一番的目标无法实现，而且鉴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这将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对这一可能会产生全球影响的重大事件的预测结果做出彻底的解释。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很容易计算出如果它的预测如果应验会发生什么。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自身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是个未解之谜——《世界经济展望》并没有就这样一个关乎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的重要预测持续讨论下去——这种不严谨有理由让人合理怀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甚至不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
即便如此，研究世界经济组织数据库可以清楚地看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是上述哪种可能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未来五年中国的投资效率将大幅下降。
这是可以用精确的定量来计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公布固定投资占中国GDP比重的预测，但它公布了总投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加上库存变化）占GDP比重。不过，在这个总数字中，固定投资完全占主导地位——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在过去10年里，固定投资平均占中国总投资的97%。也即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总投资数字可以很大程度上代表固定投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中国的总投资占GDP比重将下降1.8%——从2022年的43.5%降至2028年的41.7%。假设固定投资占总投资的97%，这意味着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只会略有下降——从42.2%降至40.4%。这与GDP增长的预测数字加在一起，IMF对中国ICOR的预测可能很容易计算出来。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2023年，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2.2%。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的5.0%的GDP增长，ICOR为8.4。
2028年，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40.4%。除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的3.4%的GDP增长，ICOR为11.9。
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预测，即在未来5年，中国固定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下降近一半——确切地说是41%。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几乎全部（87%）的中国GDP增长放缓是拜ICOR恶化所致——GDP增长下降0.2%是由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预期下降，1.4%是由于ICOR恶化。因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称，由于投资效率大幅下降，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将急剧放缓。
事实表明，中国投资效率大幅下降将代表着中国经济形势的彻底转变，因为目前和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的固定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一直是最有效的之一。而西方媒体的“假新闻”往往隐瞒这一点——无论是故意还是未能计算到，甚至报道相反的事实，称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
一些典型的错误说法如下：
《商业周刊》称：“中国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5-7美元，而北美、日本和西欧等发达地区只需要投资1-2美元。”1
西方经济分析师查尔斯•杜马斯（Charles Dumas）声称：“中国总是因为投资配置不当而浪费储蓄。”2
洛克菲勒国际主席鲁奇尔·夏尔马（Ruchir Sharma）断言：“中国现在每创造1美元GDP需要投资8美元，这样的投资效率在所有主要经济体中是最差的。”3
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声称中国正在进行“浪费性投资”。4
卡内基亚洲项目驻北京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 Pettis）表示，中国的制度“允许非生产性投资得以持续”。5
事实与这类说法完全相反。在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中国ICOR效率排名第二——详细的比较数据请见拙文《为什么在中国投资效率更高？这真的是一个“体制问题”！》。更全面地说，为准确评估中国投资的这种高效率，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生产的资本密集度不断提高，或者用马克思术语来说就是“资本有机构成呈上升趋势”，平均 ICOR随着经济不断发展呈上升趋势。世界银行公布的关于世界各类收入群体的最新ICOR数据印证了这一点：高收入经济体的平均ICOR为15.3，世界为11.0，发展中经济体为8.8（见图9）。
如图9所示，鉴于中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发展中经济体之一，正在向高收入经济体过渡，因此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中国的ICOR实际上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发展中经济的平均水平——中国的ICOR为8.1。因此，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极高。
最后，撇开这一点不谈，就拿最常见的中美比较来看，可以注意到，中国的ICOR低于美国——中国和美国的ICOR分别为8.1和10.3。也就是说，中国的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高于美国——这与上述说法完全相反。
清楚地看到，与其他G7国家相比，中国ICOR效率更高，甚至比中国相对于美国的优势领先更多——中国的ICOR为8.1，美国为10.3，加拿大为15.0，法国为25.2，意大利为40.5，德国为41.0（日本的ICOR为负——投资在促进日本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为负）。
因此，总之，由于无法解释的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中国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大幅下降，从而预测世界经济将发生全面变化：中国投资将从世界上促进GDP增长最有效率变为大幅下降。但本应以严谨著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没有解释为什么会发生如此极端的变化。而正如上文所分析的，关于中国投资在促进GDP增长上的效率低下的说法纯属“假新闻”。
高盛与马丁·沃尔夫
上述证明，西方传播的关于中国经济急剧放缓的判断，所依赖的无非是：
1. 捏造事实——例如关于中国投资在促进经济增长上的效率低下的说法；
2. 即使他们的说法属实，也不会产生他们宣扬的结果——例如人口变化；
3.要么是他们依赖于完全经不起解释的说法——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投资效率即将大幅下降的说法。
因此，这些所谓的客观因素都不会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它们都是“假新闻”。
但是，也有另一种攻击手法声称中国经济将大幅下滑，是源于主观因素——政策决策，而非客观因素。这种说法认为，中国应该且将采取将大幅减缓其经济增速的政策。与之前强调客观因素的说法不同，这种论调至少是经过认真量化的，即如果这种说法成真，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长严重放缓，无法实现其经济目标。但要实施这些政策，中国必须同意采取大幅放缓其经济增速的政策——确切地说，这是建议大幅提高消费占中国GDP比重——由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必然占中国经济的100%,这一建议带来的必然结果是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大幅降低。
回顾上文分析的与经济增长率相关的必然关系，就会立即明白中国经济放缓的这一步骤所带来的经济后果。如上文分析所示，一个经济体的增长率必然严格由其ICOR数字乘以其固定投资占GDP比重来决定。因此，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于中国投资效率将大幅下降的说法相反，预测中国增速大幅下降的另一种方法是大幅削减中国投资占GDP比重。这是高盛和马丁·沃尔夫所提出的说法。
我们先从高盛关于中国经济的最新报告开始分析，它的预测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大体上是相同的：“2027年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3.5%,2032年将放缓至2.5%——十年期的年均增速为3.4%。” 但是，高盛做出如此预测的原因是，固定投资占中国经济比重将大幅下降。拙文《它曾成功“谋杀”了德国、日本、四小龙，现在想要劝中国“经济自杀》已对此进行了全面详细的分析，因此在此仅挑重点进行简述。
根据高盛的报告计算，中国GDP年均增速将下降2.6%——从2013—2022年的6.0%降至2023—2032年的3.4%。但是造成这种情况的唯一原因是“受到了资本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从4.8%下降至2.4%的压倒性影响。7”高盛报告预测，由于92%的GDP增长下降源自资本投资下降，仅8%的GDP增长下降或者0.2%的GDP增长源自投资下降以外的因素。高盛表示，资本投资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之所以下降，是因为：“投资占中国GDP比重预计将从2022年的42%降至2032年的35%。”8
马丁·沃尔夫提出的主张与高盛类似，即中国应将固定投资水平降低到大约这个甚至更低的水平，他表示：“比如说，储蓄率占GDP的30%-35%足矣。”如果中国的国际收支处于大致平衡的状态（马丁·沃尔夫支持这一立场），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投资水平将达到GDP的30%-35%。
从上文提到的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基本关系来看，如果中国的ICOR保持不变，投资占GDP比重下降7%，肯定会导致中国GDP增速大幅下降。那么问题来了，中国为何要这样做呢？中国为何要大幅削减投资进行“经济自杀”？
高盛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以这种经济自杀的方式削减投资，是因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投资占GDP比重为34%”9。世界银行关于这方面的最新数据显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的比重为33%，基本上与高盛的数据一致（见图12）。
但是，这个逻辑很奇怪。中国的经济增速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那么它为什么要放弃一条最成功的道路，而采用一条不那么成功的道路呢？相反，合乎逻辑的是，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应该效仿中国。
中国必须“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看齐”？
不仅如此，高盛甚至没有仔细考虑他们之间的国际比较。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3%/34%的唯一原因是，中国目前属于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这一数字包括了中国。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中国投资占中等偏上经济体所有固定投资的74%，即占此类投资的绝大多数。中国投资还占所有发展中国家固定投资的60%。因此，将中国与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平均水平进行比较本质上是一种重复计算，相当于将中国与自己进行比较。
世界银行数据将中国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进行了比较，结果显示将除中国以外的所有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相加，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为22%——与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24%类似（见图13）。考虑到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个别国家，2022年所有发展中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中位数仅为21.0%，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这一数据仅为20.3%。
因此，高盛只是在做一个“自证预言”。据预测，中国将把投资占GDP比重大幅削降至35%。在这种情况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中国经济肯定会放缓——这是决定经济增长率的根本原因，上文已经进行了分析。但中国为什么要如此做？中国为什么要将投资在GDP所占的比例削减至其他（计算不准确）增长速度慢得多的发展中国家相同的水平！
显然，如果中国采用和其他不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相同的宏观经济结构，那么中国GDP增速将放缓至其他发展中经济国相同的增速——这意味着，与他们一样，中国将继续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这将是一个自证预言。但中国没有理由以这种方式进行经济自杀。
在此要补充一句，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卡内基亚洲项目驻北京的高级研究员迈克尔·佩蒂斯（Michael·Pettis）的说法也值得一提。这并非因为佩蒂斯代表任何主要机构，而是因为沃尔夫和《经济学人》等其他媒体常常赞许地引用他的观点，尽管佩蒂斯长期以来对中国GDP增长的预测极不准确。佩蒂斯在2012年写道：“我仍然认为中国下一个10年的平均增长率几乎不会超过3%。”而事实上，2010—2019年中国GDP年均增速为7.3%，相当于佩蒂斯预测数字的两倍多。
从佩蒂斯提供的数据来看，他似乎和高盛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即没有将中国排除在他引用的“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数据之外。佩蒂斯主张中国应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这必然会导致投资占中国GDP比重大幅下降。具体来说,佩蒂斯错误地认为，中国的家庭消费水平应该向其他发展中经济体看齐：“为了使中国的消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一致，普通家庭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必须恢复10%-15%，以牺牲企业、富人或政府利益为代价”。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增长10%-15%是错误的，因为这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家庭消费增长水平——他在评估时包括了中国。因此，这是重复计算。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发展中国家家庭收入占GDP比重中值为70%，而中国2022年家庭支出占GDP比重为37%。这样一来，要“为了使中国的消费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消费一致”，中国就需要将家庭消费占GDP比重提高33%，而非佩蒂斯所说的10%-15%。
鉴于消费和投资加起来占中国经济的100%，如果中国消费增速与其他发展中经济体“大致”接轨，其投资占GDP比重将因此大幅下降——如前所述，发展中国家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占GDP比重中值为21%。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反过来意味着中国GDP增速也将大幅下降——过去10年，其他发展中经济体GDP年均增速中值为2.4%，而中国为6.2%。简而言之，如果中国真听从佩蒂斯的建议，中国GDP增速将下降61%，几乎是三分之二。
在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同时，中国消费增速也将同样大幅下降——过去10年，发展中国家消费年均增速中值为3.0%，而中国为6.4%。如果中国经济增速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保持一致，中国消费增速将下降53%——这对提高中国生活水平来说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
一种诡异的“沉默”
最后，有必要指出的是，这同样也适用于包括一些中国作者在内的其他提出类似论点的作者，沃尔夫、佩蒂斯和类似的观点在统计上必然是不系统的——因为如果将其系统化，他们的分析将立即暴露出缺乏现实性。他们的说法有一种奇怪的“沉默”——某个要素在他们的计算中从未提及，但没有这个要素就无法计算GDP增长。
如上文所述，GDP增长由两个要素决定——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乘以经济体的ICOR。但是，尽管佩蒂斯和沃尔夫给出了他们呼吁中国采用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数字，但他们没有给出他们预测的ICOR的数字。
通过研究这些数字，可以清楚地了解为什么沃尔夫和佩蒂斯没有给出第二个要素，尽管这是计算他们预测GDP增长所必需的。因为计算结果和点明这一点将揭示他们提出的政策将会导致中国经济增速将大幅放缓——这与沃尔夫和佩蒂斯提出的他们的建议将可持续地加快或至少维持中国当前经济增速的情况正好相反。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由决定经济增长率的基本算术决定的。由于GDP增长率等于ICOR乘以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那么如果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低，那么GDP增长率必然会下降，除非提高ICOR才可以弥补这一点。因此，确切地说，中国的ICOR是8.1。如果中国的ICOR保持在8.1，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35%，那么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降至4.3%。如果中国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至30%，中国的GDP年增长率将降至3.7%。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都无法到2035年实现GDP总量和人均GDP翻一番的目标。
只有中国的ICOR下降，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的情况才能避免。确切地说，要保持5.2%的GDP年增长率不变，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35%，中国的ICOR将不得不从8.1降至6.7。如果中国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为30%，其ICOR将不得不从8.1降至5.8。但正如国际比较表明的那样，这样的数字根本不现实。
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已经高于包括所有G7国家在内的世界前20大经济体中的19个经济体。如果中国的ICOR必须变为6.7，其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将比美国高33%，比英国高78%。如果中国的ICOR不得不变为5.8，其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应比美国高40%，比英国高81%。在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已经比美国高出20%，比英国高出74%时，关于中国投资效率低下的说法还值得相信吗？
这就是为什么沃尔夫和佩蒂斯，以及所有呼吁中国通过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来大幅降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人，不得不对他们的ICOR数字保持沉默的原因，因为公布这一数字会表明他们的说法不可信。这也是为什么他们不得不炮制假新闻，声称中国的投资在促进GDP增长方面的效率低下——因为如果真如此，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下降可能会被较低的ICOR所弥补，以保持不变或加速的增长率。但任何国际比较都会表明，这种说法完全不可信。因此，沃尔夫和佩蒂斯的建议不会导致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甚至维持下去，而将导致中国经济增速急剧放缓。
预测中国经济增速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如果沃尔夫和佩蒂斯以及其他提出类似论点的人想得到重视，他们就应提供他们对中国ICOR的预测数字以及固定投资占GDP比重。但他们并未如此做，这表明：
（1）要么是考虑到国际比较，他们给出的数字不符合现实；
（2）要么是他们的提议实际上会让中国经济增速永久性大幅放缓。
同样，对于那些主张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相应减少投资占GDP比重的中国人来说，他们不应该发表含糊的、不严谨的经济观点，而应该回答三个确切的问题：
（1）他们主张的固定投资占GDP比重应是多少？
（2）他们预测的ICOR是多少？
（3）因此，他们预测的GDP增长率是多少？
那些不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都难称得上严谨，他们只是沉溺于“嘴皮功夫”——用一种完全不靠谱的方式为经济政策建言——要么是没有弄清楚自己所主张的政策的确切含义，要么是出于某种原因隐瞒了这些政策可能会带来的后果。
总之，上述事实和经济关系清楚地表明，中国大幅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大幅降低固定投资占GDP比重的建议会产生什么后果。如果中国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降低到所有发展中经济体的平均水平，或者降低到其他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的水平，中国GDP增速当然也会放缓至其他中等收入经济体水平。但在这种“经济自杀”的情况下，中国将无法跻身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将完全陷入马丁·沃尔夫所说的处境：“中国GDP增速放缓至美国水平，从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日本和德国的前车之鉴
最后，为什么有人要敦促中国采取大幅减缓本国经济增速、相当于自杀的政策？
对于中国的西方敌人来说，希望中国采取这种政策的原因显而易见。上文所述清楚地表明，反对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人是寄希望于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从而阻止中国实现其经济目标。从根本上降低投资占GDP比重是其具体的手段。
美国正是利用这种手段，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成功地击败了竞争对手德国和日本。如图14所示，这些经济体的固定投资总额从峰值水平大幅下降——德国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从1964年的30.6%降至22.1%，日本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则从1969年的40.4%降到6.2%。德国的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降至接近美国的水平，略高于20%，日本与美国的固定投资总额占GDP比重的差距从19.2%的峰值降至仅4.2%
1970年，日本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为21.7%，德国为16.6%，美国为8.4%。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反映为何德国和日本当时的GDP增速远快于美国——得益于资本存量增加，德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高出美国8.2%，日本的则高出美国13.3%。世界银行发布的最新国际可比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美国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实际上高于德国和日本，其GDP年增长率也是如此。1970年至2021年，美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下降4.3%——从8.4%降至4.1%，德国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下降14.8%——从16.6%降至1.8%，日本的固定投资净额占GDP比重则降幅惊人——从21.7%降至-0.2%。到2021年，日本固定资本形成净额为负。也即是说，日本资本存量实际上正在下降。
不可避免的是，鉴于上述分析的固定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必要关系以及这些趋势，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急剧放缓。因此，正如本文开头所分析的那样，美国的竞争地位之所以得到恢复，并不是因为自身经济加速，而是因为德国和日本的经济增速因固定投资水平急剧下降而急剧放缓。
西方被傲慢蒙蔽了眼睛
除了美国蓄意制定减缓中国经济发展速度的政策外，关于中国应将固定投资水平大幅降低至西方水平的说法也被西方的傲慢所掩盖。由于这种傲慢，许多西方经济作者只能想象西方经济优于中国。因此，当他们发现中国的经济结构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不同时，他们就会得出结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唯一的原因是他们自认为中国低西方一等——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远快于西方！
傲慢使他们看不到显而易见的实证结论：如果中国经济表现远远优于西方国家，那是因为中国的经济结构和政策具有优越性。因为中国正在超越西方国家，如果这些西方作者能够打破他们的傲慢，他们会看到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是，客观上应督促西方国家靠拢中国的经济结构，而不是相反。
事实上，在某些特定领域，中国成功的压力实际上正在迫使西方国家向中国靠拢。例如，拜登政府通过《通胀削减法案》等措施，放弃了对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思想的放任态度，向中国的产业政策靠拢。正如英国《金融时报》最近承认的那样：“中国清洁技术公司真正让西方感到震惊的是，它们的技术往往优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金融时报》还引用曾任中国欧盟商会主席，现为该会名誉会长的伍德克（Jörg Wuttke）的产业政策观点：“‘在10年或20年前的欧洲和美国，他们认为如果我们与中国打交道，中国会变得更像我们。但中国实际上让我们变得更像他们。’”
但是，如果从总体上客观地承认世界经济增长背后的真相将摧毁西方的傲慢，这些经济作者无法做到这一点，反而发明了经济“假新闻”。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佩蒂斯指出，中国应向发展中（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的更“正常”的结构靠拢。佩蒂斯声称，如果不提高消费占GDP比重，从而降低投资水平：“消费将不可能在推动中国下一阶段的增长中发挥更正常的作用。” 但是，正如上文分析所示，事实表明，截至2022年的过去10年，中国若真成为“正常”的西方发展中经济体将是一场灾难。根据最新的全球综合数据，发展中国家GDP增长中位数仅为2.8%，消费增长中位数为3.0%，而中国的GDP年均增速为6.2%，消费增速为6.4%。中国为何会希望成为一个“正常”的，即西方构想的发展中经济体——这意味着巨大的倒退。
同样，高盛认为，中国之所以会以这种经济自杀的方式削减投资，是因为“中等偏上收入经济体固定投资占GDP比重高达34%”，在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和西方的经济结构之间寻找差异，只能傲慢地认为是中国错了，尽管事实上中国的经济增速远远超过西方经济体，高盛却不合逻辑地说中国应该调整经济结构。
当然，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不同于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体，因为中国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领导者。如果中国没有不同，它就不会成为领导者——其他经济体要想取得成功，需要的是它们变得更像中国，而不是中国变得更像其他发展速度较慢的它们。
作个比较。假设高盛对某个行业的客户表示：“有一家公司的表现远远优于其他公司。因此，你不应该模仿、学习或变得更像最成功的公司，你应该变得更像不太成功的公司。”相信任何客户都会嘲笑这样的建议，然后立刻取消与高盛的合同。但这正是高盛对各国的建议：不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应该向更成功的国家中国学习并向其结构靠拢，而是说中国应该变得更像那些不太成功的国家！
当评估世界经济增长事实时，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报道不得不炮制“假新闻”，捏造事实。一如往常，如果一个理论和现实世界不一致，那么只能二选一。第一是放弃理论，第二是抛弃现实世界。由于傲慢或其他一些因素，这些西方报道无法放弃他们的理论，即他们自认为高人一等，因此他们被迫热度现实世界——发明与现实相反的说法。因此，西方报道中炮制“假新闻”并非偶然，这是为了防止真正的事实刺破他们傲慢的意识形态泡沫。
中国的经济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但是，如果说美国攻击中国的原因显而易见，为什么部分中国媒体会附和美国的说法，从而客观上帮助美国对付中国？
第一个原因是纯粹的混淆概念。令人遗憾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西方”经济学的错误理论不断出现在部分中国媒体上——本文作者和其他人就此写了诸多文章。虽然习近平指出：“我们政治经济学的根本只能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而不能是别的什么经济理论。10”，但部分中国媒体的部分人仍然在宣传西方经济学，反对马克思主义。
其次，美国希望那些中国人支持西方，希望看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终结。美国可作如是想是因为在苏联，尽管俄罗斯在社会主义被摧毁后遭受了国家灾难，但一些成为寡头的个别人却从这一过程中一夜暴富。因此，美国希望中国也存在这样的势力。
第三，美国寄希望于在国际社会大肆传播假新闻，令部分中国人不能客观地看待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真正问题。上面所写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中没有真正的问题需要处理——正如中国自身也曾提到过。其中一些最重要的问题——例如民营投资水平低、股市问题、青年失业——在笔者最近的文章中进行了分析，比如《比较中国经济，某些人是如何做到“谣谣领先”的？》
系统的国际比较清楚地表明，任何客观和平衡地评估都反映，尽管存在这些真正的问题，但中国经济增速仍远远超所有其他经济体，尤其是西方经济体。因此，对中国经济的任何客观评估都必须始于这一事实——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炮制“假新闻”来掩盖这一现实。
第四，正如中国媒体广泛报道的那样，美国试图利用部分中国人面对西方时缺乏“自信”和盲目钦佩西方的现象。令人遗憾的是，这种现象在中国的一些媒体圈子中存在。这种缺乏自信是已经分析过的西方傲慢的另一面。美国注意到中国的宏观经济结构与西方不同，而非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快于西方，是希望于诱导部分中国人认为，因为中国与西方不同，所以中国错了——即系统地利用部分中国人缺乏自信的现象。当然，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没有因此而受到波及。正如习近平所说：“中国为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11” 但美国注意到，部分中国媒体表达了这种情绪，因此它希望利用这种情绪损害中国。
最后一点将我们带回到决定性的问题上来——从中国以外的地方完全有可能看到美国试图做什么——美国试图通过大幅降低投资水平来减缓中国经济增速，也就是说，美国想以击败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方式大幅减缓中国经济增速。则是除了摧毁社会主义制度（这一条已不在议程之上）之外，这是对中国最危险的攻击——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其增长的目标。
最重要的一点是，与日本、德国和亚洲四小龙不同，美国没有办法迫使中国走这条路——无法谋杀中国。相反，美国不得不利用上述所有论点来试图诱导中国在经济上自杀。这一问题的结果攸关其他国家的利益，因为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体系中，中国的良好增长表现有助于其他经济体。但只有中国人民，没有其他人，有权决定中国人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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