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供给与弱需求，中国经济如何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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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根本化解延续数年的供求不平衡矛盾，仍需在宏观调控思路方法进行必要反思和改进完善，尤其需要在聚焦体制机制的结构性改革方面提出系统设计并取得突破。

卢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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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一段时间，我国经济运行呈现一个组合特点，就是供给能力较为强劲与需求增长相对弱势并存的格局。我想围绕这个特征现象，对目前经济形势谈几点初步观察思考。

先看一则国外对我国经济追赶前景的最新展望讨论作为背景。

我国经济能否超越美国？

2023年11月中旬，国内财经社交媒体多有转载讨论美国某外交专业杂志一篇题为“中国经济会超越美国吗”的文章，该杂志记者就这一问题，采访了美中国三国35位经济学家和中国问题专家，请他们在“赞同”、“中立”和“否定”三项中选择答案，文章整理报道了受访专家的判断与主要理由。

下表结果显示，其中15位专家表示“赞同或强烈赞同”中国经济会赶超美国，主要理由是中国仍属中等收入国家，潜在增速仍高于美国，中国人口规模四倍于美国等，因而中国如能持续推进结构性改革，有望保持较稳定增长并赶超美国。

13人持否定观点：主要认为中国面临生育率下降与老龄化挑战，金融体系低效，伴随显性和隐性债务上升和改革缺乏动力等问题，除非美国严重衰退，中国未来四十年都难以实现赶超。

另有7位认为相关变量太多且存在不确定性，难以作出非此即彼回答，因而持中立态度。

需要说明，这里“中国经济能否赶超美国”的内涵，既不是“综合国力”也不是人均GDP，而是指两国经济总量规模。

通常用购买力平价和汇率两种方法，对不同国家经济总量GDP加以比较：前者在假定所有物品（不论其可贸易或不可贸易）都满足“一价”定理基础上，利用购买力平价（PPP）衡量GDP比较，后者则用市场汇率转换成现价美元GDP比较。

从国际经济规律看，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国家相对发达国家平均物价水平较低，用PPP衡量GDP会不同程度高于汇率衡量GDP。依据国际机构估测，我国PPP衡量GDP多年前已超过美国，不过用汇率衡量GDP何时超越仍有待观察。

2003年高盛发表“与BRICs一起梦想”报告，提出中国经济体量将在2041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此后中国何时实现赶超则成为一个持续关注课题。过去二十年，有关我国赶超时点预测经历阶段性变化。

新世纪头十年，我国追赶提速，2010年前后，对我国赶超预测时间大尺度提前，甚至有国际机构提出，我国将在2018-2019年成为最大经济体。

此后十多年，特别是中美贸易战和疫情期间，有关追赶时点预测显著延后推迟，甚至出现质疑我国能否成功追赶的观点。观察实际情况，近年有关我国赶超时点预测显著变化，至少与两点环境因素有关。

从外部环境变化看，美对华政策酝酿更加强硬变化，其学界有观点一厢情愿提出我国追赶“见顶论”获得一些关注。

此外，我国经济追赶速度近年确实有所放缓，从下图看我国汇率衡量GDP总量占美国比例，从2001的12.6%上升到2014年大约60%，年均增长约3.4个百分点。

此后面临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特别是疫情大流行困难，我国经济虽然保持了追赶趋势，然而相对收敛，速度有所减弱，少数年份还出现了占比下降的短期逆追赶现象，2015-2023年，我国年均增长追赶速度回落到0.6个百分点。

一国相对另一国经济追赶在概念上取决于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是追赶国实际经济增速的相对水平，这是以本币衡量的实际指标。

第二个因素是GDP平减指数的相对变动，体现两国经济增长周期和通货膨胀的比较情况；上述两个因素结合起来，构成两国用各自本币衡量的名义增长比较情况。

第三个因素是市场汇率变动，结合上述各自名义增长，构成两国用共同货币衡量的名义GDP总量比较。

由此观察近年追赶减速有几点原因：

一是我国实际增速仍显著高于美国，然而我国增速趋势显著回落，美国实际增速趋势相对稳定。

二是我国近年通胀较低而美国出现较高通胀，我国名义GDP相对增速减缓更多一些。

三是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在波动中有所贬值。

需要看到，总量比较仅是观察大国经济追赶的诸多指标之一，对其重要性不必夸大，对其阶段性变动特点也无需过于敏感。导致近年我国总量追赶有所放缓原因有的是外部环境变动因素，如美国近年严重通胀推高美元指数产生的短期影响。

内部原因则与近年我国经济供强需弱不平衡有关：虽然供给侧呈现内在活力与弹性，然而需求持续偏弱制约经济增长，这一格局延续派生复杂影响，因而提振需求并推动供求再平衡是当务之急。下面先简略观察供给侧活跃表现，然后再聚焦需求端偏弱表现、影响及成因。

供给侧仍活跃成长

得益于改革开放构建的市场经济体制与配套政策环境的支撑作用，我国经济供给端总体仍保持活跃的产业技术升级态势以及对市场信号响应能力，近年疫情期间新能源行业逆势成长并快速提升其国际竞争力尤其让人印象深刻。对供给侧活跃表现可以从不同角度观察。

首先从基础设施方面看，得益于超大经济体工业化和城市化成长巅峰阶段的特殊优势，所谓“基建狂魔”称谓凸显我国在基础设施建造领域供给能力的特殊优势地位。

下面几幅有关中国高铁、铁路、高速公路、高层建筑建造规模在全球相对地位变化的数据图形，从若干侧面大体呈现了中国基建总体超强供给能力的事实。如果把观察范围拓展到能源、港口、电讯等其它基础设施行业，也会呈现大体类似的比较优势格局。

就工业而言，我国在诸多行业供给相对优势与少数高端领域现有差距并存。

一是在某些传统常规工业部门，我国生产供给能力已形成比较稳定优势，从家用电器到钢铁材料都表现出这一点。例如在家电部门，2020年我国彩电产量1.92亿台，占全球产量比重78.37%；2021年产量1.85亿台，占全球八成以上。我国三大白色家电产品（冰箱、空调、洗衣机）产量在全球占比超过50％。

在全球近现代钢铁业约一个半世纪发展历史中，英国、美国的钢铁产量都曾达到世界一半以上规模，新中国钢铁业经过长期，特别是改革开放时代不断探索发展，进入新世纪第二个十年后产量也占到世界一半上下，这一格局在未来可能会延续较长时间。

二是在某些重要的传统工业部门，我国快速发展形成不同程度的供给优势。例如我国港口设备行业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和供给影响力，据行业机构数据，2022年我国港口机械产量达到3.2万台，占全球市场份额的40%以上；我国港口机械出口量达到1.2万台，占全球出口市场份额的30%以上。

又如，近两年，我国挖掘机年产量都在30万台以上，位居世界第一。2012年，年出口量只有1.49万台；2022年出口量达到了10.95万台，十年间增长了近十倍。在2023全球挖掘机制造商20强榜单上，我国有5家企业入榜，数量仅次于6家企业的日本。

三是在某些技术门槛较高与长期进口依赖度较高部门，通过科技攻关与大规模投资快速扩大国内生产供给能力。例如乙烯是石化行业最重要原材料，该行业技术开发难度大、工艺设备和操作控制系统复杂，国内长期供不应求需大量进口满足国内需求，“十三五”期间进口量占国内当量总消费一半以上。

过去5年间我国乙烯产能复合增长率达16.4%，2022年已成为世界乙烯产能第一大国，乙烯产能达到4697万吨/年，产量4165万吨，当量自给率65%。

据国内已公布在建和拟建项目统计，计划于“十四五”末投产的乙烯产能还将有3475万吨/年，届时乙烯产能超过8000万吨/年并超过国内当量需求。当然，供给能力快速扩张也会增加产能过剩风险。

四是在当代技术前沿部门和新兴产业，诸如航天、机器人、生物制药、芯片、大型飞机、新能源电池和汽车等，我国生产供给能力呈现多样化成长态势。作为处于中高人均收入经济体，我国在上述领域整体上与世界先进水平仍有不同程度差距，在生物制药、高端芯片等高精尖领域仍面临外部出口管制的挤压遏制。

不过，在这些行业我国技术追赶和供给能力提升仍在活跃展开：航天计划持续推进，大飞机投入商用运营，机器人产能增长，国产操作系统和关键芯片产业链构建，折射我国在全球技术产业“高原区”持续拓展图景。

近年，我国在光伏、锂电池和电动车“新三样”部门，先后出现产量飙升、出口快速增长、在海外大规模投资的“三级跳”，从行业案例角度显示高科技前沿行业突破的现实潜能。

同时也要看到，我国供给端发展仍面临多方面困难。除少数高技术行业现实差距和“卡脖子”压力，不少规模领先行业技术、质量和创新能力仍有不足，大而不强，这些与发展阶段相联系的差距需较长期才能逐步弥合。

国外人工智能生成内容（AIGC）大模型突破增加领先优势，近年我国新增独角兽及全球占比回落，提示高端领域供给相对地位也可能出现新挑战。如果把观察对象扩大到教育、医疗及其它公共服务领域，现实供给可改进提升之处会更多一些。这些问题需通过持续创新、深化改革与完善政策逐步解决，存在这些问题不否定我国供给侧总体较有活力的事实。

计划经济时期供给整体效率较低，改开早期仍间歇式面临某些关键部门供给瓶颈制约，新时期供给端内在活力，归根到底是开放型市场体制的激励调节机制持续累积作用的产物。

在供给优势明显的行业中，如基础设施领域，国有企业功不可没，但更多场合则是民营企业不断成长挑大梁，如果没有新体制下学习效应释放，很难想象供给侧能力提升会有上述表现。

另外，针对新兴行业初期外部成本较高、实施有限和透明的产业政策调节，借助十亿级人口超大市场的巨大规模经济效应，行业门类比较齐全的体系对供给创新能力的支持，都对我国供给端积极表现具有解释作用。

需求端偏弱是主要矛盾

强劲的供给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然而发展根本在于满足需求，经济持续健康成长离不开供求相互配合与大体平衡。短期经济增长主要由需求相对强弱决定，即便在供给充裕富有弹性条件下，需求不足也会拖累增长，需求持续萎缩甚至会反转损害供给能力。

从经验看，需求短期走低伴随宏观经济波动不足为奇，近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特点在于，需求偏弱与宏观景气度偏低持续时间较长，超出一般周期波动的时间范围，逐步成为制约宏观经济稳健增长的主要矛盾因素。

中国决策层重视宏观经济走势和政策，通常在每年初、终及夏秋季特定时点系统研判经济形势并提出针对性政策，从有关信息看，2018年以来经济运行常态性面临需求偏弱伴随的经济下行压力。

如2018和2019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分别指出：“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受疫情冲击2020年经济增速触及改开时期最低点，随后在2020年下半年和次年初反弹，2021年底又遭遇“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2022年底“三重压力仍然较大”，可见需求不足矛盾在疫情期延续与复杂化。

2023年初，两会报告认为“三重压力仍然较大”，一季度虽然出现“三重压力缓解”动向，然而后续增长动能释放仍不如预期，年底经济面临“有效需求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社会预期偏弱”等问题。可见经济运行面临需求偏弱矛盾前后已有六年。

从我国当代宏观经济史看上述现象比较特殊。改开时代前30多年宏观经济较为常态性表现，是信贷投资驱动总需求扩张偏快，伴随经济增长过热和通胀压力；20世纪80-90年代、世纪之交不同时段也曾遭遇总需求不足和经济低迷形势，然而这类困难通常都能通过宏调加改革的组合政策干预，在2-3年或3-4年前后得以化解，并往往随后接续新一轮宏观高景气成长。与早先时期比较，近期需求偏弱和经济下行压力持续时间较长，由此派生宏观低景气度形势和一系列问题。

一是经济增长未达到潜在增速造成GDP缺口损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数据显示，疫情三年，我国经济增速走低并与疫情前趋势外推增速预测值比较，累计减少超过4个百分点。

如果以潜在增速为6%上下推测，累计缺口损失约为4.7%。加上疫情前两年需求不足和经济下行压力导致经济增长低于潜在增速的影响，累计损失或大致相当于一年经济增量的规模。

二是需求不足导致结构性就业压力特别是青年失业率超常上升。近年，青年失业率指标呈现在季节波动中趋势升高走势，其年内月度峰值从2018年7月13.1%增到2023年6月21.3%，该指标通常会在7或8月达到年度峰值。虽然随后有关部门宣布暂停公布该指标，估计青年就业压力难以很快消失。

我国改开时代经历过几次较大就业冲击：

一是改革初期，知青回城带来青年就业压力，到1982年基本得以消化持续大约三年。

二是1989-1990年衰退派生就业压力，主要表现为农民工转移数量下降，然而对城镇就业影响较小。

三是世纪之交失业压力最严重，然而那次青年劳动力借助区域流动优势受冲击较小。

四是2008-2009年金融危机冲击，在农民工转移和新增就业上有所表现，对城镇失业指标影响较小。比较看近年青年就业形势困难更为复杂。

近年，青年失业率上升原因是多方面的。青年求职群体虽具有年轻活力和知识结构多方面优势，然而也天然面临缺乏经验局限，企业等机构面临运营困难需缩减用人规模时，往往会减少招聘年轻员工或裁撤缺乏经验的年轻雇员。

另外我国总体劳动力人数缓慢减少同时，受早先人口结构影响近年青年人口反而较快增长，加上高校毕业生占比快速上升伴随求职意愿变化，从劳动力市场供给侧增加就业压力。

从本文观察角度看，总需求不足的影响值得关注：从经济增长与劳动力市场关系看，由于青年就业面临特殊制约因素，经济总量增长需达到足够水平，才能使青年就业达到较为合意状态；好比一条河流上游水量须足够大，才能满足最下游需求和不至于出现缺水之虞。

三是弱势需求导致低物价或准通缩风险，伴随宏观景气度较低并加剧信心不足问题。

从总供求关系看，较强供给与偏弱需求匹配自然伴随一般物价下降，表现为消费物价或GDP平减指数等走低。例如2023年第三季度我国GDP实际增长率为4.9%，但是由于GDP平减物价指数为负，名义GDP增速只有4%上下。比较美国GDP增长率折年率约5%，其通胀率也约有5%，其名义GDP增长率相对高出不少。

从消费物价看，猪肉价格受非洲猪瘟等因素冲击，在2018年秋季到2020年间大幅飙升和高位盘整，推动CPI一度上升到5%上下较高水平，然而在总需求偏弱状态下2018-2022五年间CPI年均不到2%，过去三年（20M10-23M09）1.07%，今年前9月0.43%，疫情期和2023年还出现CPI负增长。

与诸多其它宏观经济指标类似，通胀和物价也是过犹不及。超高通胀有灾难性影响，然而物价过低甚至通缩负增长也会产生严重问题。假如出现通货紧缩，工不如商、商不如屯的市场主体行为倾向会加剧经济低迷和衰退状态。另外在名义利率变动迟滞背景下通缩导致实际利率高企，对投资和消费产生抑制作用并伴随经济主体信心和预期走弱。

世纪之交，受外部危机冲击、国内宏观周期转变、国企改革攻关等多重因素影响，总需求大幅收缩派生明显通缩压力，后经强有力宏调干预与结构性改革政策作用，才得以较快克服困难并迎来新世纪初年高景气成长。目前我国经济存在多方面积极有利条件，然而也需重视防范多年需求偏弱诱致通缩风险。

四是经济走弱伴随本币实际汇率下降，出现短期的“逆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一个经济体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较快增长推动下快速追赶时，其本币实际汇率会动态呈现升值趋势，称作所谓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Balassa-Samuelson effect）。

国际发展经验提示，这种建立在可贸易部门生产率相对追赶规律基础上的本币升值具有可持续性，并能对经济转型升级与增进居民福利产生积极影响。进入21世纪后人民币汇率经历约十年实际升值，伴随开放经济超预期高景气度成长，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近年，一般物价走低与名义汇率走弱，意味着人民币实际汇率在波动中有所回落。上述“逆巴拉萨-萨缪尔逊效应”的外部条件，是美国与欧元区严重通胀倒逼激进加息和推高其汇率，由此对人民币汇率派生贬值压力；从国内看总需求偏弱与宏观景气度偏低，一般物价和市场汇率走势偏弱也产生影响。本文开头观察的我国美元GDP总量追赶减速，相当程度上是人民币实际汇率变动所致。

五是国内需求偏弱伴随经济增长对外需依赖度提升，贸易顺差扩大在显示供给端竞争力同时，也使得对外经贸关系边际承压。

数据显示，我国货物贸易顺差从2019年4070亿美元飙升到2022年8430亿美元，2023年顺差大降然而估计前三季度仍或超过2019年全年规模，顺差GDP占比从19年2.9%增长到22年4.8%。

经常账户顺差从2018年241亿美元和GDP占比0.2%，飙升到2022年4176亿美元和占比2.3%；2023年随着货物贸易顺差减少和服务贸易逆差加大经常项顺差会大幅回落，但是前三季度估计仍会维持在约2000亿美元较高水平。

我国贸易顺差绝大部分来源于对美欧发达经济体的双边贸易，顺差增长可能诱致贸易摩擦风险上升。

现实情况是，近年贸易顺差扩大背景下，与贸易不平衡相关的经贸争端仍保持频率较低态势，其部分原因在于美欧发达国家面临国内通胀压力，需要扩大进口抵御通胀和稳定宏观经济，因而对外部顺差采取了较为隐忍态度。随着其通胀压力缓解和经济增速走低，就贸易平衡问题对我重启争端风险可能会上升。

不久前，欧盟宣布将启动针对从中国进口电池电动汽车实施反补贴调查，虽然这个保护政策举措与新能源行业某些特征形势有关，也可能体现发达国家对我国经贸政策调整的早期征兆。

当然也应看到，虽然总需求增长偏弱，我国经济仍存在不少结构性和局部性需求成长新亮点。

例如，截至2023年11月13日全国电影票房破500亿元，全年或达2019年643亿元的近九成。前三季度餐饮收入和限额以上单位餐饮收入显著超过2019年，国内旅游人数和收入达2019年九成，上半年出入境人数也已达到2019年48.8%，都显示部分消费领域不同程度复苏增长。

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成功举行推动冰雪等休闲体育新消费业态快速增长，新能源汽车快速替代显示需求结构演进的活力。只是这些消费复苏与新增长点，未能在根本上改变总需求偏弱的短板制约。

上述总需求不足特征现象有多方面原因。例如2020-2022年需求相对疲弱与增长减速，无疑与疫情冲击以及疫情期间的防控政策和宏观调控政策存在联系。我国疫情期间防控政策、经济救助和宏观政策，其比较功效较有利于维护提升供给能力，同时在需求端尤其是对消费在客观上产生某种制约作用。

从中美比较看，美国向家庭部门直接提供较多现金和其它形式补贴，对提升居民消费能力效果明显然而对企业支持力度较弱，经济增长较快复苏同时面临供不应求和严重通胀困境。

我国情况不同：企业部门的生产和供给能力得到较好维护和支持，居民部门获得直接救助较少，在收入增速减缓和资产负债表压力增加环境下，居民储蓄倾向上升和消费意愿走弱。

其次是近年有关部门强化行业监管的连带影响。强化特定行业监管政策，对维护公平竞争、防控金融风险和推进可持续发展都有必要性和积极意义，然而短期内在某些增长和就业密切相关行业实施较大力度的监管措施，客观上会对市场需求释放产生不同程度影响。

例如2020-2021年受到比较严厉监管的互联网和校外教培行业，都属于青年就业比较密集部门，监管措施难免会对市场需求与局部就业产生边际抑制作用。房地产作为国民经济支柱行业上下游供应链较长，以“三道红线”为主线对房地产行业实施强势调控，房地产销售和投资随之较大幅收缩，对宏观经济影响比较明显。

再如在政策目标多元化背景下聚焦发展目标难度增加。早先改革开放推动经济高增长，关键是明确肯定与坚定实施以发展为第一要务方针。邓小平理论基本内容之一是要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强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新时期决策层继续坚持这一方针，例如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就明确指出：“坚持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必须是高质量发展”。然而随着内外经济和发展环境演变，安全、政治、意识形态纯洁性等目标重要性上升，落实以发展为中心方针在实践中面临新困难，

另外是中美关系与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美西方对高技术出口管制与单边制裁在供给方面造成冲击，我国需通过创新与进口替代逐步消解。另外，外部环境变化在需求方面带来的显性和隐性影响同样值得关注甚至更为复杂。

除了关税和泛安全化管制措施直接限制我国出口外，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上升通过干扰国内市场主体预期与外资流入等对需求产生影响，还会在客观上促使各方提升对安全、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关注度，进一步增加聚焦以发展为中心的困难，从而间接影响国内投资与消费并在边际上增加需求不足压力。

近期调整与前景展望

上述讨论初步看法是：我国经济供给活力较强展示经济长期追赶的乐观前景，然而需求持续偏弱带来一系列需要重视的现实问题。走出疫情有助于经济复苏，然而仍不足以保证经济运行很快自动回归到增长潜力充分释放的状态。针对需求持续偏弱的问题及成因，实现经济再平衡需同时借助积极宏调政策与推进聚焦体制的结构性改革的合力作用。

宏调政策力度需适度加大，并结合现实调整着力点以进一步提升有效性。

在货币政策方面，我国政策特点表现为在总量和结构工具中较重视采用结构性工具，在价格和数量手段中侧重采用数量性手段。应对现实总需求偏弱形势，货币政策需适度增加积极调节力度，同时更充分利用总量和价格手段尤其是利率政策工具。

从经验看我国利率政策工具对通胀反应弹性偏弱大约在0.2上下，大幅低于发达经济体的接近1的水平，在宏观周期变动环境下，利率弹性常态性偏低意味着物价走弱的低景气度阶段实际利率偏高，从而加大经济下行压力并制约其它政策工具调节效果。近年总需求偏弱背景下，学界不少呼吁加大降息力度主张具有合理性。

在财政政策方面，近年决策层不断指出“适度加力、提质增效”方针无疑是正确的：前者是要增加积极财政政策的总量规模和力度，后者则是要通过优化政策结构以提升效能。

我国财政赤字率和债务率近年趋势性增加，不过这方面负担在大国中仍处于较低位风险可控，在总需求偏弱形势下应基于逆周期调控原理加大财政政策调节力度。

另外，针对总需求偏弱的结构性原因，要加快推进完善向公共财政体制转型，适当提升国民收入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更充分利用财政政策工具应对总需求不足尤其是消费偏弱问题。

转型背景下，弱需求与低景气度现象存在体制原因，需要实事求是和解放思想，加快推进聚焦体制机制不完善的结构性改革议程加以应对。

近来学界对此提出多方面建议：加快放开户口管制改革，增加公共财政资源投入为落户新市民提供同等公共服务；真正落实对不同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方针，全面实施竞争中性原则，使得民企在法律和政策上获得与国企同等待遇；加快实施农地流转权与地方财政体制联动改革，逐步放开商品房限购限售，根治房地产市场深层扭曲；大力推进现代法制建设，实行“法无禁止皆可为，官无授权不可为”方针，提升政策干预的流程透明度与法制兼容性以增强市场主体预期。系统深化改革是化解现实经济矛盾的治本之策。

从上述分析思路观察，最近政策调整修复具有积极意义。

首先是宏观政策追加逆周期调节支持需求政策力度，如10月下旬，人大批准在今年四季度增发1万亿国债用于支持灾后重建和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等八方面支出，追加新增1万亿国债转移支付给地方、准许地方政府可提前利用明年发债限额、允许地方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等措施舒缓地区债务压力等。

其次，对近年推出的重大监管举措加以完善和修复，如今年7月宣布对互联网平台实施常态性监管，8月国务院《关于规划建设保障性住房的指导意见》14号文在“立”的方面提出一系列新政。另外中美关系在今年5月以后经过双方磨合出现企稳回暖的积极动向。

展望2024年，国内积极取向的宏观政策与边际宽缓的监管政策有望持续，决策层对总需求偏弱问题有望保持较高政策关注度，中美关系相对平稳格局至少在美国大选全面展开前有望大体延续，这些内外环境因素有利于我国经济复苏并缓解近年挥之不去的总需求偏弱压力。

然而，要根本化解延续数年的供求不平衡矛盾，仍需在宏观调控思路方法进行必要反思和改进完善，尤其需要在聚焦体制机制的结构性改革方面提出系统设计并取得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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