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于丽丽 任倩
【「OR」商业新媒体】
国贸的这个春天静悄悄。
5月5日，一位住在附近高层公寓的投资人拍了一张傍晚时分的金桐东路。这条CBD主干道贯穿南北，距离国贸一、二期仅几步之遥，同时连接嘉里中心、财富金融中心等地标建筑。以往的此时必定车水马龙，但此刻街道上只有零星的骑手在穿行。
两天之前，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下简称：国贸）一期、二期、三期（含商城、写字楼、酒店）进行临时管控。
如今已经是人类与疫情相处的第三个年头。很多人为此疲惫甚至习以为常，局部性的封禁也很难激起什么波澜。但国贸不一样。
作为一座城市的金融聚集地，国贸之于北京，就像中环之于香港，陆家嘴之于上海。这里不仅聚集着近一半的世界500强企业、70余家跨国公司、两百五十余家国际金融机构、律所，还有一批最具活力的VC/PE基金，比如真格基金、金沙江创投、KKR、春华资本、云锋基金、华平投资等等，以及可能是国贸最大“租客”的中金公司。
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个国贸CBD里租金最贵的国贸三期，也是过去十余年中国新经济市场、以及私募投资行业崛起的表征。它的第一批基金租客也大体都在2008年之后迁入。这一年，不仅是属于北京奥运会的年份，也通常被认为是移动互联网的开端。这是中国基金们搭乘上的最极速列车。
和任何一处金融之巅一样，这里充满了都市感和钱之味。除了国贸三期77层的健身房、80层的酒吧，以及6层的露台之外，一层的“鲜啤吧”是投资人们时常光顾的地方。这里的咖啡馆或许不算太密集——写字楼内大概就10家，但在这些中英文夹杂的交谈中，你几乎可以听到任何你所知的知名公司的名字，以及，它们值多少钱。
虽然伴随着城市商业地图的分散，一些基金也会选择安家在别处。比如位于国贸不远处华贸的红杉、北极光、蓝驰、华创，位于望京的高榕、源码、愉悦，位于亮马桥的高瓴、GGV，以及一批常驻中关村等地的机构。但没有人会怀疑北京国贸在中国投资行业的地标意义。
疫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作变量，但对数以万计的中国投资人来说，还有一些更深远的问题在左右：当唾手可得之物越来越少；当可选择的领域愈发逼仄；当投资机会已经发生系统性的改变——甚至有一些已经变得并不符合投资这个行业的本义。
清科的一份数据也表明：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同比下降27.5%；披露投资金额同比下降47.1%。
对于此刻的中国投资行业来说，静悄悄的国贸就像一个隐喻。
2
在北京五环内，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你都无法忽视国贸建筑群。这群矗立在长安街尽头的水泥建筑，令人无法忽视但又倍感疏离。
尤其是在国贸三期——这座电梯从1层运送到80层只需38秒的高层建筑，几乎代表了一种高于现实的生活。
一个从传统行业几度转型、最后来到一家投资机构做投后的人士向「暗涌Waves」形容，当学会“得体而低调”地打扮自己，习惯看着卡路里有意识控制体重，熟练使用英文并能准确辨别沿途的奢侈品品牌时，她才认为自己开始“融入国贸”。有几年每每搭乘国贸三期32楼中转后的电梯，她都能真切感受到那种“升入云端，无所不能的生活”。
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通常被认为掌握财富的基金们倾向于选择在此办公。一位双币基金的投资人甚至向我们表示，过去的很多年，无数来国贸开会的创业公司，会有一种“资本市场之巅的仪式感”。
因而即便在写字楼多到泛滥的北京，国贸的租金依然傲视群雄。据我们了解，以国贸三期为例，2021年的价格基本维持在30元/天/m²，顶峰是33元，现在定为25元。这个价格比华贸高，且远远超出近几年VC偏爱的另一座大楼——启皓大厦。
也正因为租金昂贵，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贸聚集着更多的PE基金，而不是VC。通常来说，前者的资金规模更大，办公预算也更多。
国贸——尤其是三期的成立，有着浓烈的时代意义。这座大楼建成于2007年，第一批租客基本都在2008年前后入驻，这在一位机构投资人看来，“简直就是中国机会的象征”。创世伙伴CCV创始合伙人周炜至今记得自己在KPCB时的工作日常：在办公室或者世贸天阶的某家咖啡馆，就能见到来自天南海北的创业者。
但到2014、2015年左右，他发现风向变了：越来越多的时候，投资人主动去创业公司。
几经考虑，在创立CCV时，周炜将办公室搬到离初创企业更近、电梯里总是围满了大厂小厂码农的望京。一些新基金比如高榕，云启、愉悦、源码、山行也陆续搬到了望京，使得望京成为继国贸、华贸、三元桥之后的又一个中国风投聚集地。
很多风投逐渐离开国贸，不仅仅是创投关系急剧变化的显现，也在表明整个中国产业版图的更迭。
移动互联网时代，字节跳动、美团、滴滴等头部公司总部大多集聚在北京，这使得很多美元基金天然具备唾手可得的地缘优势。但近些年，随着投资赛道的打散，更多的投资机会开始分散各地，不同行业对地域的倚重也开始完全不一样。
产业的分散使得聚居国贸、华贸的VC/PE需要经常飞来飞去。一个投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的投资人，他的出差地图里大概率会频繁出现长江三角洲的诸多城市。投消费电子、机器人或者跨境电商的投资人，则需要经常抵达深圳和东莞；而如果是投新消费，可能经常光顾上海、广州、长沙等地。
赛道之间的迁移以及投资人的去留也开始变得寻常。一个投教育的投资人改看农业科技，一个投文娱的投资人改看消费，web3、元宇宙，一个看AI的改看硬科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寻常事。
一级市场正在重组它的秩序。
3
投资人们被疫情打乱的出差方式，是我们最近接触投资人时最容易收获的故事类型。
一家国贸的美元基金合伙人，因为防疫政策变化不能回京，硬是先飞到河北，然后徒步一小时穿到北京地界，方才曲折归来。而医疗领域FA凯乘资本的创始人邹国文因为疫情，在酒店连续吃了十几天泡面、火腿肠和卤蛋后，向我们调侃，“我的头发现在比彭于晏的还要炸。”不过瘦了10多斤，倒也是他的意外收获。
疫情之下，这样的故事或许沧海一粟。但投资人可能是人类所有工种中最需要出差的一类人。过去几年，一家VC的合伙人每年年底都会在朋友圈晒一张年度飞行纪录——这也被视为一个投资人是否足够勤勉的证据。
光尘顾问CEO耿希玉告诉「暗涌Waves」，VC/PE行业本质上是people business，这意味着它非常倚赖对人的判断，以及面对面的交流。一家国有基金投资人对我们表示：“因为线下见不了面，你对人的判断终究会失真。”
一家位于国贸双币PE基金的投资人告诉我们，此前他测算过办公室的人均工位是四个，但由于很多同事开启了线上办公，过去几个月的人均工位可以达到8个，“就连清洁阿姨和司机也有几个工位”。
这种隔绝甚至也带来某种负面情绪的积压，使得很多人精神状态堪忧。上海一家FA告诉「暗涌Waves」，就在最近他为一家企业创始人和另一家国内头部VC合伙人安排的视频会议上，还未切入融资正题，俩人就因为探讨当下境遇的意见不合而大吵一架。这个从业快20年都不曾见过这种局面的FA人士，在调和半小时未果后，匆忙关闭了视频。
当然，疫情对于投资人的影响，远非出差变艰难、投资方式线上化等等。更值得关注的，是整个一级市场正在面临的秩序裂变。
一家去年完成了数百亿交易的FA向我们表示，春节至今他们的交易额只有小几亿美金。这位合伙人反复向我们强调，过去十几年，一级市场有过许多次的冷暖交替，一些老道的投资人总会站出来表示“夏虫不可语冰”，但这次情形之复杂让人们已经不敢断言任何。
国贸附近的一家百亿规模双币基金投资人告诉「暗涌Waves」：整个2022年，他们几乎没有出手项目。这也是许多基金的状态。当下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投资，而是投后。
上述投资人向我们表示，从去年开始，他们内部开始频繁使用“超出古典VC投资逻辑”这句话来形容行业的变化。过去很多年喜欢把 “有想象力”挂在嘴边的合伙人，开始频繁地在内部会议上发问：这个项目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退。
在一家头部FA机构合伙人看来，一直以来，这个行业的流动性普遍小于其他行业。“或许也因为这个行业终究是一份体面的、薪水尚可的职业。”但眼下，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样在打断。这位合伙人还透露，他们也在重新做动态人员的list，因为不少机构已经开始裁员，“甚至包括大基金的合伙人们”。
美元基金从LP到投资人整体趋向悲观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一些投资人投资人看来，类似的悲观也在向一些人民币基金蔓延，问题同样显现在募资上。
一家国有基金的投资人告诉我们，因为很多LP工作停摆，他们的资金来源就少了很多可能性。“何况很多LP要做现场尽调，要做现场路演，但现在面都见不上，根本难以实现。”
在这样的市场情绪下，即便封控对于不需要坐班的投资人来说影响有限，但这更像是这个行业进入长期hard模式的某种心理暗示。
当现实不尽如人意时，过去就会被打上滤镜，显得分外熠熠生辉。在采访中，一些投资人开始向「暗涌Waves」怀念起2020年。
2020年的开端，同样不顺利。但随着各国政府相继出台刺激政策，流动性的宽松让整个一二级市场的优质资产都在疯狂上涨。当时很多国潮消费品牌、企服等赛道都一飞冲天。
但情况旋即急转直下：在线教育的骤冷，让美元基金在中国的长期命运被反复提及；泡泡玛特、完美日记的IPO将消费之火彻底点燃，但短短一年后“造富美梦”迅速幻灭；医疗领域在科创板狂欢时闯入的一大批Pre-IPO投资人，现在几乎都被深套；而曾被看作中国最大互联网战争的社区团购，大概是寿命最短的风口了。
“一切牢固的，都会烟消云散的。”一位在国贸工作多年的投资人如此告诉「暗涌Waves」。
一家头部FA机构的合伙人表示，当下的投资机会除了碳中和、Web3等赛道还略有声响外，其他都乏善可陈，作为可能比投资人更需要方向的居间方，他们正在积极创造新的交易机会。
相信过不了几天，国贸的一切会逐渐恢复如昨。金桐东路上会继续拥堵；咖啡厅里还会出现高谈阔论的人们；国贸大厦依然笔直地耸入云霄。
只是这段暂时静止的日子，让一些人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就像上文的基金投后负责人告诉我们的：以往她每天都会经过国贸的一家高端瓷器店。因为时间固定，她总能看见售货员穿着一步裙，登上小梯子，右手举起货架上的杯碟，左手擦下面架子的场景。
日复一日，她觉得自己看到了国贸的“另一面”——这个另一面里，当然也包括它偶尔落下的灰尘。●
5月5日，一位住在附近高层公寓的投资人拍了一张傍晚时分的金桐东路。这条CBD主干道贯穿南北，距离国贸一、二期仅几步之遥，同时连接嘉里中心、财富金融中心等地标建筑。以往的此时必定车水马龙，但此刻街道上只有零星的骑手在穿行。
两天之前，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下简称：国贸）一期、二期、三期（含商城、写字楼、酒店）进行临时管控。
如今已经是人类与疫情相处的第三个年头。很多人为此疲惫甚至习以为常，局部性的封禁也很难激起什么波澜。但国贸不一样。
作为一座城市的金融聚集地，国贸之于北京，就像中环之于香港，陆家嘴之于上海。这里不仅聚集着近一半的世界500强企业、70余家跨国公司、两百五十余家国际金融机构、律所，还有一批最具活力的VC/PE基金，比如真格基金、金沙江创投、KKR、春华资本、云锋基金、华平投资等等，以及可能是国贸最大“租客”的中金公司。
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个国贸CBD里租金最贵的国贸三期，也是过去十余年中国新经济市场、以及私募投资行业崛起的表征。它的第一批基金租客也大体都在2008年之后迁入。这一年，不仅是属于北京奥运会的年份，也通常被认为是移动互联网的开端。这是中国基金们搭乘上的最极速列车。
和任何一处金融之巅一样，这里充满了都市感和钱之味。除了国贸三期77层的健身房、80层的酒吧，以及6层的露台之外，一层的“鲜啤吧”是投资人们时常光顾的地方。这里的咖啡馆或许不算太密集——写字楼内大概就10家，但在这些中英文夹杂的交谈中，你几乎可以听到任何你所知的知名公司的名字，以及，它们值多少钱。
虽然伴随着城市商业地图的分散，一些基金也会选择安家在别处。比如位于国贸不远处华贸的红杉、北极光、蓝驰、华创，位于望京的高榕、源码、愉悦，位于亮马桥的高瓴、GGV，以及一批常驻中关村等地的机构。但没有人会怀疑北京国贸在中国投资行业的地标意义。
疫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作变量，但对数以万计的中国投资人来说，还有一些更深远的问题在左右：当唾手可得之物越来越少；当可选择的领域愈发逼仄；当投资机会已经发生系统性的改变——甚至有一些已经变得并不符合投资这个行业的本义。
清科的一份数据也表明：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同比下降27.5%；披露投资金额同比下降47.1%。
对于此刻的中国投资行业来说，静悄悄的国贸就像一个隐喻。
2
在北京五环内，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你都无法忽视国贸建筑群。这群矗立在长安街尽头的水泥建筑，令人无法忽视但又倍感疏离。
尤其是在国贸三期——这座电梯从1层运送到80层只需38秒的高层建筑，几乎代表了一种高于现实的生活。
一个从传统行业几度转型、最后来到一家投资机构做投后的人士向「暗涌Waves」形容，当学会“得体而低调”地打扮自己，习惯看着卡路里有意识控制体重，熟练使用英文并能准确辨别沿途的奢侈品品牌时，她才认为自己开始“融入国贸”。有几年每每搭乘国贸三期32楼中转后的电梯，她都能真切感受到那种“升入云端，无所不能的生活”。
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通常被认为掌握财富的基金们倾向于选择在此办公。一位双币基金的投资人甚至向我们表示，过去的很多年，无数来国贸开会的创业公司，会有一种“资本市场之巅的仪式感”。
因而即便在写字楼多到泛滥的北京，国贸的租金依然傲视群雄。据我们了解，以国贸三期为例，2021年的价格基本维持在30元/天/m²，顶峰是33元，现在定为25元。这个价格比华贸高，且远远超出近几年VC偏爱的另一座大楼——启皓大厦。
也正因为租金昂贵，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贸聚集着更多的PE基金，而不是VC。通常来说，前者的资金规模更大，办公预算也更多。
国贸——尤其是三期的成立，有着浓烈的时代意义。这座大楼建成于2007年，第一批租客基本都在2008年前后入驻，这在一位机构投资人看来，“简直就是中国机会的象征”。创世伙伴CCV创始合伙人周炜至今记得自己在KPCB时的工作日常：在办公室或者世贸天阶的某家咖啡馆，就能见到来自天南海北的创业者。
但到2014、2015年左右，他发现风向变了：越来越多的时候，投资人主动去创业公司。
几经考虑，在创立CCV时，周炜将办公室搬到离初创企业更近、电梯里总是围满了大厂小厂码农的望京。一些新基金比如高榕，云启、愉悦、源码、山行也陆续搬到了望京，使得望京成为继国贸、华贸、三元桥之后的又一个中国风投聚集地。
很多风投逐渐离开国贸，不仅仅是创投关系急剧变化的显现，也在表明整个中国产业版图的更迭。
移动互联网时代，字节跳动、美团、滴滴等头部公司总部大多集聚在北京，这使得很多美元基金天然具备唾手可得的地缘优势。但近些年，随着投资赛道的打散，更多的投资机会开始分散各地，不同行业对地域的倚重也开始完全不一样。
产业的分散使得聚居国贸、华贸的VC/PE需要经常飞来飞去。一个投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的投资人，他的出差地图里大概率会频繁出现长江三角洲的诸多城市。投消费电子、机器人或者跨境电商的投资人，则需要经常抵达深圳和东莞；而如果是投新消费，可能经常光顾上海、广州、长沙等地。
赛道之间的迁移以及投资人的去留也开始变得寻常。一个投教育的投资人改看农业科技，一个投文娱的投资人改看消费，web3、元宇宙，一个看AI的改看硬科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寻常事。
一级市场正在重组它的秩序。
3
投资人们被疫情打乱的出差方式，是我们最近接触投资人时最容易收获的故事类型。
一家国贸的美元基金合伙人，因为防疫政策变化不能回京，硬是先飞到河北，然后徒步一小时穿到北京地界，方才曲折归来。而医疗领域FA凯乘资本的创始人邹国文因为疫情，在酒店连续吃了十几天泡面、火腿肠和卤蛋后，向我们调侃，“我的头发现在比彭于晏的还要炸。”不过瘦了10多斤，倒也是他的意外收获。
疫情之下，这样的故事或许沧海一粟。但投资人可能是人类所有工种中最需要出差的一类人。过去几年，一家VC的合伙人每年年底都会在朋友圈晒一张年度飞行纪录——这也被视为一个投资人是否足够勤勉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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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位于国贸双币PE基金的投资人告诉我们，此前他测算过办公室的人均工位是四个，但由于很多同事开启了线上办公，过去几个月的人均工位可以达到8个，“就连清洁阿姨和司机也有几个工位”。
这种隔绝甚至也带来某种负面情绪的积压，使得很多人精神状态堪忧。上海一家FA告诉「暗涌Waves」，就在最近他为一家企业创始人和另一家国内头部VC合伙人安排的视频会议上，还未切入融资正题，俩人就因为探讨当下境遇的意见不合而大吵一架。这个从业快20年都不曾见过这种局面的FA人士，在调和半小时未果后，匆忙关闭了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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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去年完成了数百亿交易的FA向我们表示，春节至今他们的交易额只有小几亿美金。这位合伙人反复向我们强调，过去十几年，一级市场有过许多次的冷暖交替，一些老道的投资人总会站出来表示“夏虫不可语冰”，但这次情形之复杂让人们已经不敢断言任何。
国贸附近的一家百亿规模双币基金投资人告诉「暗涌Waves」：整个2022年，他们几乎没有出手项目。这也是许多基金的状态。当下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投资，而是投后。
上述投资人向我们表示，从去年开始，他们内部开始频繁使用“超出古典VC投资逻辑”这句话来形容行业的变化。过去很多年喜欢把 “有想象力”挂在嘴边的合伙人，开始频繁地在内部会议上发问：这个项目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退。
在一家头部FA机构合伙人看来，一直以来，这个行业的流动性普遍小于其他行业。“或许也因为这个行业终究是一份体面的、薪水尚可的职业。”但眼下，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样在打断。这位合伙人还透露，他们也在重新做动态人员的list，因为不少机构已经开始裁员，“甚至包括大基金的合伙人们”。
美元基金从LP到投资人整体趋向悲观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一些投资人投资人看来，类似的悲观也在向一些人民币基金蔓延，问题同样显现在募资上。
一家国有基金的投资人告诉我们，因为很多LP工作停摆，他们的资金来源就少了很多可能性。“何况很多LP要做现场尽调，要做现场路演，但现在面都见不上，根本难以实现。”
在这样的市场情绪下，即便封控对于不需要坐班的投资人来说影响有限，但这更像是这个行业进入长期hard模式的某种心理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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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的开端，同样不顺利。但随着各国政府相继出台刺激政策，流动性的宽松让整个一二级市场的优质资产都在疯狂上涨。当时很多国潮消费品牌、企服等赛道都一飞冲天。
但情况旋即急转直下：在线教育的骤冷，让美元基金在中国的长期命运被反复提及；泡泡玛特、完美日记的IPO将消费之火彻底点燃，但短短一年后“造富美梦”迅速幻灭；医疗领域在科创板狂欢时闯入的一大批Pre-IPO投资人，现在几乎都被深套；而曾被看作中国最大互联网战争的社区团购，大概是寿命最短的风口了。
“一切牢固的，都会烟消云散的。”一位在国贸工作多年的投资人如此告诉「暗涌Waves」。
一家头部FA机构的合伙人表示，当下的投资机会除了碳中和、Web3等赛道还略有声响外，其他都乏善可陈，作为可能比投资人更需要方向的居间方，他们正在积极创造新的交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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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这段暂时静止的日子，让一些人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就像上文的基金投后负责人告诉我们的：以往她每天都会经过国贸的一家高端瓷器店。因为时间固定，她总能看见售货员穿着一步裙，登上小梯子，右手举起货架上的杯碟，左手擦下面架子的场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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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05-08 14:08
商业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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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之前，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下简称：国贸）一期、二期、三期（含商城、写字楼、酒店）进行临时管控。
如今已经是人类与疫情相处的第三个年头。很多人为此疲惫甚至习以为常，局部性的封禁也很难激起什么波澜。但国贸不一样。
作为一座城市的金融聚集地，国贸之于北京，就像中环之于香港，陆家嘴之于上海。这里不仅聚集着近一半的世界500强企业、70余家跨国公司、两百五十余家国际金融机构、律所，还有一批最具活力的VC/PE基金，比如真格基金、金沙江创投、KKR、春华资本、云锋基金、华平投资等等，以及可能是国贸最大“租客”的中金公司。
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个国贸CBD里租金最贵的国贸三期，也是过去十余年中国新经济市场、以及私募投资行业崛起的表征。它的第一批基金租客也大体都在2008年之后迁入。这一年，不仅是属于北京奥运会的年份，也通常被认为是移动互联网的开端。这是中国基金们搭乘上的最极速列车。
和任何一处金融之巅一样，这里充满了都市感和钱之味。除了国贸三期77层的健身房、80层的酒吧，以及6层的露台之外，一层的“鲜啤吧”是投资人们时常光顾的地方。这里的咖啡馆或许不算太密集——写字楼内大概就10家，但在这些中英文夹杂的交谈中，你几乎可以听到任何你所知的知名公司的名字，以及，它们值多少钱。
虽然伴随着城市商业地图的分散，一些基金也会选择安家在别处。比如位于国贸不远处华贸的红杉、北极光、蓝驰、华创，位于望京的高榕、源码、愉悦，位于亮马桥的高瓴、GGV，以及一批常驻中关村等地的机构。但没有人会怀疑北京国贸在中国投资行业的地标意义。
疫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作变量，但对数以万计的中国投资人来说，还有一些更深远的问题在左右：当唾手可得之物越来越少；当可选择的领域愈发逼仄；当投资机会已经发生系统性的改变——甚至有一些已经变得并不符合投资这个行业的本义。
清科的一份数据也表明：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同比下降27.5%；披露投资金额同比下降47.1%。
对于此刻的中国投资行业来说，静悄悄的国贸就像一个隐喻。
2
在北京五环内，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你都无法忽视国贸建筑群。这群矗立在长安街尽头的水泥建筑，令人无法忽视但又倍感疏离。
尤其是在国贸三期——这座电梯从1层运送到80层只需38秒的高层建筑，几乎代表了一种高于现实的生活。
一个从传统行业几度转型、最后来到一家投资机构做投后的人士向「暗涌Waves」形容，当学会“得体而低调”地打扮自己，习惯看着卡路里有意识控制体重，熟练使用英文并能准确辨别沿途的奢侈品品牌时，她才认为自己开始“融入国贸”。有几年每每搭乘国贸三期32楼中转后的电梯，她都能真切感受到那种“升入云端，无所不能的生活”。
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通常被认为掌握财富的基金们倾向于选择在此办公。一位双币基金的投资人甚至向我们表示，过去的很多年，无数来国贸开会的创业公司，会有一种“资本市场之巅的仪式感”。
因而即便在写字楼多到泛滥的北京，国贸的租金依然傲视群雄。据我们了解，以国贸三期为例，2021年的价格基本维持在30元/天/m²，顶峰是33元，现在定为25元。这个价格比华贸高，且远远超出近几年VC偏爱的另一座大楼——启皓大厦。
也正因为租金昂贵，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贸聚集着更多的PE基金，而不是VC。通常来说，前者的资金规模更大，办公预算也更多。
国贸——尤其是三期的成立，有着浓烈的时代意义。这座大楼建成于2007年，第一批租客基本都在2008年前后入驻，这在一位机构投资人看来，“简直就是中国机会的象征”。创世伙伴CCV创始合伙人周炜至今记得自己在KPCB时的工作日常：在办公室或者世贸天阶的某家咖啡馆，就能见到来自天南海北的创业者。
但到2014、2015年左右，他发现风向变了：越来越多的时候，投资人主动去创业公司。
几经考虑，在创立CCV时，周炜将办公室搬到离初创企业更近、电梯里总是围满了大厂小厂码农的望京。一些新基金比如高榕，云启、愉悦、源码、山行也陆续搬到了望京，使得望京成为继国贸、华贸、三元桥之后的又一个中国风投聚集地。
很多风投逐渐离开国贸，不仅仅是创投关系急剧变化的显现，也在表明整个中国产业版图的更迭。
移动互联网时代，字节跳动、美团、滴滴等头部公司总部大多集聚在北京，这使得很多美元基金天然具备唾手可得的地缘优势。但近些年，随着投资赛道的打散，更多的投资机会开始分散各地，不同行业对地域的倚重也开始完全不一样。
产业的分散使得聚居国贸、华贸的VC/PE需要经常飞来飞去。一个投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的投资人，他的出差地图里大概率会频繁出现长江三角洲的诸多城市。投消费电子、机器人或者跨境电商的投资人，则需要经常抵达深圳和东莞；而如果是投新消费，可能经常光顾上海、广州、长沙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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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投资人们被疫情打乱的出差方式，是我们最近接触投资人时最容易收获的故事类型。
一家国贸的美元基金合伙人，因为防疫政策变化不能回京，硬是先飞到河北，然后徒步一小时穿到北京地界，方才曲折归来。而医疗领域FA凯乘资本的创始人邹国文因为疫情，在酒店连续吃了十几天泡面、火腿肠和卤蛋后，向我们调侃，“我的头发现在比彭于晏的还要炸。”不过瘦了10多斤，倒也是他的意外收获。
疫情之下，这样的故事或许沧海一粟。但投资人可能是人类所有工种中最需要出差的一类人。过去几年，一家VC的合伙人每年年底都会在朋友圈晒一张年度飞行纪录——这也被视为一个投资人是否足够勤勉的证据。
光尘顾问CEO耿希玉告诉「暗涌Waves」，VC/PE行业本质上是people business，这意味着它非常倚赖对人的判断，以及面对面的交流。一家国有基金投资人对我们表示：“因为线下见不了面，你对人的判断终究会失真。”
一家位于国贸双币PE基金的投资人告诉我们，此前他测算过办公室的人均工位是四个，但由于很多同事开启了线上办公，过去几个月的人均工位可以达到8个，“就连清洁阿姨和司机也有几个工位”。
这种隔绝甚至也带来某种负面情绪的积压，使得很多人精神状态堪忧。上海一家FA告诉「暗涌Waves」，就在最近他为一家企业创始人和另一家国内头部VC合伙人安排的视频会议上，还未切入融资正题，俩人就因为探讨当下境遇的意见不合而大吵一架。这个从业快20年都不曾见过这种局面的FA人士，在调和半小时未果后，匆忙关闭了视频。
当然，疫情对于投资人的影响，远非出差变艰难、投资方式线上化等等。更值得关注的，是整个一级市场正在面临的秩序裂变。
一家去年完成了数百亿交易的FA向我们表示，春节至今他们的交易额只有小几亿美金。这位合伙人反复向我们强调，过去十几年，一级市场有过许多次的冷暖交替，一些老道的投资人总会站出来表示“夏虫不可语冰”，但这次情形之复杂让人们已经不敢断言任何。
国贸附近的一家百亿规模双币基金投资人告诉「暗涌Waves」：整个2022年，他们几乎没有出手项目。这也是许多基金的状态。当下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投资，而是投后。
上述投资人向我们表示，从去年开始，他们内部开始频繁使用“超出古典VC投资逻辑”这句话来形容行业的变化。过去很多年喜欢把 “有想象力”挂在嘴边的合伙人，开始频繁地在内部会议上发问：这个项目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退。
在一家头部FA机构合伙人看来，一直以来，这个行业的流动性普遍小于其他行业。“或许也因为这个行业终究是一份体面的、薪水尚可的职业。”但眼下，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样在打断。这位合伙人还透露，他们也在重新做动态人员的list，因为不少机构已经开始裁员，“甚至包括大基金的合伙人们”。
美元基金从LP到投资人整体趋向悲观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一些投资人投资人看来，类似的悲观也在向一些人民币基金蔓延，问题同样显现在募资上。
一家国有基金的投资人告诉我们，因为很多LP工作停摆，他们的资金来源就少了很多可能性。“何况很多LP要做现场尽调，要做现场路演，但现在面都见不上，根本难以实现。”
在这样的市场情绪下，即便封控对于不需要坐班的投资人来说影响有限，但这更像是这个行业进入长期hard模式的某种心理暗示。
当现实不尽如人意时，过去就会被打上滤镜，显得分外熠熠生辉。在采访中，一些投资人开始向「暗涌Waves」怀念起2020年。
2020年的开端，同样不顺利。但随着各国政府相继出台刺激政策，流动性的宽松让整个一二级市场的优质资产都在疯狂上涨。当时很多国潮消费品牌、企服等赛道都一飞冲天。
但情况旋即急转直下：在线教育的骤冷，让美元基金在中国的长期命运被反复提及；泡泡玛特、完美日记的IPO将消费之火彻底点燃，但短短一年后“造富美梦”迅速幻灭；医疗领域在科创板狂欢时闯入的一大批Pre-IPO投资人，现在几乎都被深套；而曾被看作中国最大互联网战争的社区团购，大概是寿命最短的风口了。
“一切牢固的，都会烟消云散的。”一位在国贸工作多年的投资人如此告诉「暗涌Waves」。
一家头部FA机构的合伙人表示，当下的投资机会除了碳中和、Web3等赛道还略有声响外，其他都乏善可陈，作为可能比投资人更需要方向的居间方，他们正在积极创造新的交易机会。
相信过不了几天，国贸的一切会逐渐恢复如昨。金桐东路上会继续拥堵；咖啡厅里还会出现高谈阔论的人们；国贸大厦依然笔直地耸入云霄。
只是这段暂时静止的日子，让一些人看到了世界的另一面。就像上文的基金投后负责人告诉我们的：以往她每天都会经过国贸的一家高端瓷器店。因为时间固定，她总能看见售货员穿着一步裙，登上小梯子，右手举起货架上的杯碟，左手擦下面架子的场景。
日复一日，她觉得自己看到了国贸的“另一面”——这个另一面里，当然也包括它偶尔落下的灰尘。●
5月5日，一位住在附近高层公寓的投资人拍了一张傍晚时分的金桐东路。这条CBD主干道贯穿南北，距离国贸一、二期仅几步之遥，同时连接嘉里中心、财富金融中心等地标建筑。以往的此时必定车水马龙，但此刻街道上只有零星的骑手在穿行。
两天之前，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宣布：中国国际贸易中心（下简称：国贸）一期、二期、三期（含商城、写字楼、酒店）进行临时管控。
如今已经是人类与疫情相处的第三个年头。很多人为此疲惫甚至习以为常，局部性的封禁也很难激起什么波澜。但国贸不一样。
作为一座城市的金融聚集地，国贸之于北京，就像中环之于香港，陆家嘴之于上海。这里不仅聚集着近一半的世界500强企业、70余家跨国公司、两百五十余家国际金融机构、律所，还有一批最具活力的VC/PE基金，比如真格基金、金沙江创投、KKR、春华资本、云锋基金、华平投资等等，以及可能是国贸最大“租客”的中金公司。
某种程度上，作为整个国贸CBD里租金最贵的国贸三期，也是过去十余年中国新经济市场、以及私募投资行业崛起的表征。它的第一批基金租客也大体都在2008年之后迁入。这一年，不仅是属于北京奥运会的年份，也通常被认为是移动互联网的开端。这是中国基金们搭乘上的最极速列车。
和任何一处金融之巅一样，这里充满了都市感和钱之味。除了国贸三期77层的健身房、80层的酒吧，以及6层的露台之外，一层的“鲜啤吧”是投资人们时常光顾的地方。这里的咖啡馆或许不算太密集——写字楼内大概就10家，但在这些中英文夹杂的交谈中，你几乎可以听到任何你所知的知名公司的名字，以及，它们值多少钱。
虽然伴随着城市商业地图的分散，一些基金也会选择安家在别处。比如位于国贸不远处华贸的红杉、北极光、蓝驰、华创，位于望京的高榕、源码、愉悦，位于亮马桥的高瓴、GGV，以及一批常驻中关村等地的机构。但没有人会怀疑北京国贸在中国投资行业的地标意义。
疫情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工作变量，但对数以万计的中国投资人来说，还有一些更深远的问题在左右：当唾手可得之物越来越少；当可选择的领域愈发逼仄；当投资机会已经发生系统性的改变——甚至有一些已经变得并不符合投资这个行业的本义。
清科的一份数据也表明：2022年第一季度中国股权投资同比下降27.5%；披露投资金额同比下降47.1%。
对于此刻的中国投资行业来说，静悄悄的国贸就像一个隐喻。
2
在北京五环内，无论从任何一个角度出发，你都无法忽视国贸建筑群。这群矗立在长安街尽头的水泥建筑，令人无法忽视但又倍感疏离。
尤其是在国贸三期——这座电梯从1层运送到80层只需38秒的高层建筑，几乎代表了一种高于现实的生活。
一个从传统行业几度转型、最后来到一家投资机构做投后的人士向「暗涌Waves」形容，当学会“得体而低调”地打扮自己，习惯看着卡路里有意识控制体重，熟练使用英文并能准确辨别沿途的奢侈品品牌时，她才认为自己开始“融入国贸”。有几年每每搭乘国贸三期32楼中转后的电梯，她都能真切感受到那种“升入云端，无所不能的生活”。
或许这也能解释，为什么通常被认为掌握财富的基金们倾向于选择在此办公。一位双币基金的投资人甚至向我们表示，过去的很多年，无数来国贸开会的创业公司，会有一种“资本市场之巅的仪式感”。
因而即便在写字楼多到泛滥的北京，国贸的租金依然傲视群雄。据我们了解，以国贸三期为例，2021年的价格基本维持在30元/天/m²，顶峰是33元，现在定为25元。这个价格比华贸高，且远远超出近几年VC偏爱的另一座大楼——启皓大厦。
也正因为租金昂贵，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国贸聚集着更多的PE基金，而不是VC。通常来说，前者的资金规模更大，办公预算也更多。
国贸——尤其是三期的成立，有着浓烈的时代意义。这座大楼建成于2007年，第一批租客基本都在2008年前后入驻，这在一位机构投资人看来，“简直就是中国机会的象征”。创世伙伴CCV创始合伙人周炜至今记得自己在KPCB时的工作日常：在办公室或者世贸天阶的某家咖啡馆，就能见到来自天南海北的创业者。
但到2014、2015年左右，他发现风向变了：越来越多的时候，投资人主动去创业公司。
几经考虑，在创立CCV时，周炜将办公室搬到离初创企业更近、电梯里总是围满了大厂小厂码农的望京。一些新基金比如高榕，云启、愉悦、源码、山行也陆续搬到了望京，使得望京成为继国贸、华贸、三元桥之后的又一个中国风投聚集地。
很多风投逐渐离开国贸，不仅仅是创投关系急剧变化的显现，也在表明整个中国产业版图的更迭。
移动互联网时代，字节跳动、美团、滴滴等头部公司总部大多集聚在北京，这使得很多美元基金天然具备唾手可得的地缘优势。但近些年，随着投资赛道的打散，更多的投资机会开始分散各地，不同行业对地域的倚重也开始完全不一样。
产业的分散使得聚居国贸、华贸的VC/PE需要经常飞来飞去。一个投高端制造、新能源、生物医药的投资人，他的出差地图里大概率会频繁出现长江三角洲的诸多城市。投消费电子、机器人或者跨境电商的投资人，则需要经常抵达深圳和东莞；而如果是投新消费，可能经常光顾上海、广州、长沙等地。
赛道之间的迁移以及投资人的去留也开始变得寻常。一个投教育的投资人改看农业科技，一个投文娱的投资人改看消费，web3、元宇宙，一个看AI的改看硬科技，都是再正常不过的寻常事。
一级市场正在重组它的秩序。
3
投资人们被疫情打乱的出差方式，是我们最近接触投资人时最容易收获的故事类型。
一家国贸的美元基金合伙人，因为防疫政策变化不能回京，硬是先飞到河北，然后徒步一小时穿到北京地界，方才曲折归来。而医疗领域FA凯乘资本的创始人邹国文因为疫情，在酒店连续吃了十几天泡面、火腿肠和卤蛋后，向我们调侃，“我的头发现在比彭于晏的还要炸。”不过瘦了10多斤，倒也是他的意外收获。
疫情之下，这样的故事或许沧海一粟。但投资人可能是人类所有工种中最需要出差的一类人。过去几年，一家VC的合伙人每年年底都会在朋友圈晒一张年度飞行纪录——这也被视为一个投资人是否足够勤勉的证据。
光尘顾问CEO耿希玉告诉「暗涌Waves」，VC/PE行业本质上是people business，这意味着它非常倚赖对人的判断，以及面对面的交流。一家国有基金投资人对我们表示：“因为线下见不了面，你对人的判断终究会失真。”
一家位于国贸双币PE基金的投资人告诉我们，此前他测算过办公室的人均工位是四个，但由于很多同事开启了线上办公，过去几个月的人均工位可以达到8个，“就连清洁阿姨和司机也有几个工位”。
这种隔绝甚至也带来某种负面情绪的积压，使得很多人精神状态堪忧。上海一家FA告诉「暗涌Waves」，就在最近他为一家企业创始人和另一家国内头部VC合伙人安排的视频会议上，还未切入融资正题，俩人就因为探讨当下境遇的意见不合而大吵一架。这个从业快20年都不曾见过这种局面的FA人士，在调和半小时未果后，匆忙关闭了视频。
当然，疫情对于投资人的影响，远非出差变艰难、投资方式线上化等等。更值得关注的，是整个一级市场正在面临的秩序裂变。
一家去年完成了数百亿交易的FA向我们表示，春节至今他们的交易额只有小几亿美金。这位合伙人反复向我们强调，过去十几年，一级市场有过许多次的冷暖交替，一些老道的投资人总会站出来表示“夏虫不可语冰”，但这次情形之复杂让人们已经不敢断言任何。
国贸附近的一家百亿规模双币基金投资人告诉「暗涌Waves」：整个2022年，他们几乎没有出手项目。这也是许多基金的状态。当下他们的主要任务不再是投资，而是投后。
上述投资人向我们表示，从去年开始，他们内部开始频繁使用“超出古典VC投资逻辑”这句话来形容行业的变化。过去很多年喜欢把 “有想象力”挂在嘴边的合伙人，开始频繁地在内部会议上发问：这个项目到底什么时候开始退。
在一家头部FA机构合伙人看来，一直以来，这个行业的流动性普遍小于其他行业。“或许也因为这个行业终究是一份体面的、薪水尚可的职业。”但眼下，这种稳定性和持续性同样在打断。这位合伙人还透露，他们也在重新做动态人员的list，因为不少机构已经开始裁员，“甚至包括大基金的合伙人们”。
美元基金从LP到投资人整体趋向悲观早已是不争的事实。但在一些投资人投资人看来，类似的悲观也在向一些人民币基金蔓延，问题同样显现在募资上。
一家国有基金的投资人告诉我们，因为很多LP工作停摆，他们的资金来源就少了很多可能性。“何况很多LP要做现场尽调，要做现场路演，但现在面都见不上，根本难以实现。”
在这样的市场情绪下，即便封控对于不需要坐班的投资人来说影响有限，但这更像是这个行业进入长期hard模式的某种心理暗示。
当现实不尽如人意时，过去就会被打上滤镜，显得分外熠熠生辉。在采访中，一些投资人开始向「暗涌Waves」怀念起2020年。
2020年的开端，同样不顺利。但随着各国政府相继出台刺激政策，流动性的宽松让整个一二级市场的优质资产都在疯狂上涨。当时很多国潮消费品牌、企服等赛道都一飞冲天。
但情况旋即急转直下：在线教育的骤冷，让美元基金在中国的长期命运被反复提及；泡泡玛特、完美日记的IPO将消费之火彻底点燃，但短短一年后“造富美梦”迅速幻灭；医疗领域在科创板狂欢时闯入的一大批Pre-IPO投资人，现在几乎都被深套；而曾被看作中国最大互联网战争的社区团购，大概是寿命最短的风口了。
“一切牢固的，都会烟消云散的。”一位在国贸工作多年的投资人如此告诉「暗涌Waves」。
一家头部FA机构的合伙人表示，当下的投资机会除了碳中和、Web3等赛道还略有声响外，其他都乏善可陈，作为可能比投资人更需要方向的居间方，他们正在积极创造新的交易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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