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又变了。
发布日期：2024-11-22 21:04
连平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
王慧
聚焦时事政治，解读硬核新闻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
王慧
聚焦时事政治，解读硬核新闻
■去年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我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此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提到，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关于这三大领域，我国可以从哪些关键政策入手，来解决上述问题？
围绕“金融强国”这一话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平接受“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访谈。连平认为，未来在政策上，还是要注重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只有当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收益，这个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来，保证流动性充裕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
【访谈/王慧】
记者：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金融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以及第二大保险、股票和债券市场。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这里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想请您作一下解读：什么是金融强国？历史上哪些国家可以算金融强国？这些国家能成为金融强国的原因是什么？过去我们国家的金融“大而不强”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提出“金融强国”的目标？
连平：最近关于“金融强国”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很多专家写了文章，也做了很多讨论。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金融强国做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阐释。总书记提到：“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三项实力加上六个关键、综合的金融要素，构成了一个金融强国基本的方方面面。
历史上，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国家非常少，如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它们能成为金融强国并非一朝一夕，都是在其已有的非常强的经济基础、科技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才达到了这样的状态。
从经济状况来看，中国在全球已经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疑义。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14%左右，其他国家无一超过10%。这些都是一个经济强国的表现，但我们离金融强国还有很大差距。
虽然我国银行体系规模很大，拥有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但国际竞争力不强，全球的影响力也不足，产品、服务等方面和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这个距离主要是质量方面的距离。另外，我国的证券业、股票市场在全球来说是相对偏弱的状态，和美国和欧洲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全球使用程度虽然在提高，但占比还相当低，处在一个初步发展阶段。我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虽然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国际化程度不够高，外资参与程度比较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我们自己的香港来比，也是属于很低的开放水平。
我认为，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如果要对标，肯定是对标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全球最强的金融强国。未来，我们一方面要借助综合国力，包括强大的经济基础、科技进步来支撑金融强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金融强国六大核心要素上，要不断加以提升、加以改善，让它们能够达到真正强大的水平，这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是一个金融强国。
记者：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实现金融强国，就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1月份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您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和西方金融模式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
连平：中国和西方金融模式之间的区别，总书记在有关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党的领导，第二是人民性。
党的领导主要是明确，在中国，金融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包括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人民福祉等，这些工作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加以推进的，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优势。
人民性即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其提供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人民，而西方经济体制更多是服务于资本。
在中国，金融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建设需要有金融的支持和投入，这些项目都是公共产品，是为广大的老百姓来提供服务的。因此金融要紧跟国家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将金融资源投入到这些领域中去，支持这些领域的发展。第二，普惠金融。普惠金融为中低阶层的老百姓提供了大量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而在西方的金融体制中，这一点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被忽视。
记者：我国建设金融强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连平：我认为应该从五个方面发力：
第一，提升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金融机构涉及到银行、证券、投行、保险、信托等很多种类，其中银行业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刚才我们也提到银行体系规模虽然很大，在全球也有不少布局，但是它的国际化程度、国际业务水平并不高。未来要想提升竞争力，就要吸纳高质量人才，在国际市场上拿出质量比较高的产品，提供非常好的服务。
第二，下大功夫做大做强中国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以及相关的其他的机构，如基金，投资基金、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这些方面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我国证券行业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对偏低，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也不够，这是中国一个比较大的短板。
第三，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人民币在资本金融账户下可兑换。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只有在可兑换水平达到较好状态的情况下，它的国际化程度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提升。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也进了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等，但还是有很多不足，整体水平还是不够高。
第四，提升金融中心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虽然我国的金融中心持续发展，但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不够。比如说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主要市场中，外资参与的比重没有一个超过5%，而这一比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超过10%。
第五，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力。现在美联储的影响力非常大，有人开玩笑说它是全球的“中央银行”，的确，美联储政策的一松一紧都对全球金融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得不跟着它起舞，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我国来说，未来金融机构要提升它的竞争力；金融中心要进一步向全球开放，更好地吸纳、配置金融资源；人民币要更加国际化.....这背后都需要中央银行发挥作用，运用它强大的信用来支持货币，支持金融中心的运作，支持金融机构在全球的拓展，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的金融体系中不断提升它的功能、运行质量和水平，和我们的经济运行很好地匹配起来，让我们的经济在全球运行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我们应得的收益，保护我们的利益，同时也更好地配置全球资源，支持中国经济更好发展。
记者：您刚刚提到美联储，很多人会把它调侃为“全球央行”。现在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经结束了，2024年很可能会转向降息。对于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它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向降息？
连平：我认为，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走向尾声，或者说已经基本结束。
其实在2023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美联储就已经开始停止加息了。至于是否降息，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在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下降，达到它所谓的核心通胀2%的目标水平，如果很明显地快速下降，比如降到百分之二点几或者百分之三左右，而且趋势还是进一步下降，那么它的货币政策收得非常紧，维持很高的利率就没有必要，利率太高，对经济是会有伤害的。
第二，看经济增长的状况，如果美国经济下行趋势非常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向松进行调整，就要降息。
所以这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在未来是不是朝着一个同步的方向推进，很有可能会带来美联储降息政策的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联储在今年年中（6月至7月）调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市场上有些预期认为3月可能会降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一个原因是美国现在的通胀运行状况，并不像大家所预期的来得那么快，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状况，从就业这个角度看还是比较好的，当然美国的就业数据还存在争议，统计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再观察一个季度左右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
记者：如果真的像您说的，在年中的时候，美国的利率会进行调整，进入到降息的周期，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您觉得我们在应对上可以做哪些准备？
连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种说法叫“以我为主”，即外部环境给我们带来影响和压力时要“以我为主”。
这种压力主要是美联储紧缩后对中国的资本流出、对人民币贬值带来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人民币更多是在基本稳定中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我们的资本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外流。
这是美国总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所带来的效应，值得关注。今年如果美联储要降息，可能会缓解我们的压力。
在年中过后，如果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可能会降几次，且逐步推进，一年中降三次至四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美联储打开降息的大门，往后我们的货币政策也可以进一步向松进行调整，比如进一步降准，尤其是降息、降政策利率，它的空间就开始打开了。中国的利率水平其实已经很低，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还在5%左右，因此我们的利率虽然没有太大的下调空间，但是还是有空间的。
记者：去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等，您认为这一系列机构改革及其设置，对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金融业发展，尤其是金融监管具有怎样的作用？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连平：2023年，金融监管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就是成立了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又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另外，各个省市也都建立了地方党委下的金融委员会，把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体制在党内落地到各个地方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在这之前，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于2017年成立，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主要目标是把金融归结在一起，由中央、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现在又进一步把它的地位提升到中央金融委员会，由总理直接担任委员会主任。这体现出宏观金融管理方面思路的更大变化，对金融有了高度的重视。
这其中有两个看点：
第一，它体现了两个“度”，高度和力度。
从高度来说，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层次更高，可以说是最高的。过去，中央财经委员会处理所有的财经工作，在一系列有关财经的问题上，重大的决策基本都由财经委员会来考量，金融也是其中一部分。如今金融委员会成立，它和财经委员会并行了，可以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对国家中长期发展的规划、目标和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从力度来说，金融上升到了这么高的层次，会更加便于作出重大决策后，举全国之力推动金融的改革创新、金融事业的发展等。
第二，体现了两个“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为什么金融要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为什么过去国务院也要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是因为金融当时是多头管理，系统性不够，协调性也不够，没有一个统一的体制。中国有个成语叫纲举目张，意在把许多的“目”通过“纲”举起来，集中起来，协调起来，能够更好地在整个系统中进行掌控，集中统一进行领导。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体制，中央金融委员会站在最高的高度，更便于把各个相关部门协调起来，统一起来，使得未来有关宏观金融问题的决策、中长期规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可以放到最高层面，运用最合理、最有力度的系统来实现这方面的目标。
监管体制在这样一个新框架下，也越来越明确了，更多地朝着统一监管的方向发展。我们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这个总局在某种意义上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相同的，即将该领域中的监管集中统一进行领导。
现在还有一个证监会，主要是对证券市场、证券机构、证券领域中间的问题进行监管。我个人认为，将来我国朝着“双峰监管”体制发展可能性相对大一些。
放眼全球，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多头监管，美国较为典型，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监管部门；另一类是双峰监管。所谓双峰，一方面是中央银行对整个货币政策、宏观管理有一定的监管任务，为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提供便利和支持。另一方面，所有的监管由一个总的监管部门来负责，类似于我国的监管总局。我认为这样的体制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监管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所有属于你的监管都要放进去。现在无论是证券、银行、信托、保险等，所有业务相互之间都是密切关联的，很难把它一刀切得非常清楚。
过去，我们的监管主要存在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过程监管不足。准入时有一些监管，后面几乎就不再继续了。但是，在整个金融机构和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问题，而我们的跟踪和监管显然是不够的。第二，监管的穿透力不足。监管要能够“插到底”，能达到底层资产，在底层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位进行监管，不要仅仅流于表面。现在我们也要求进行穿透式监管。
还有一点特别要引起注意，即及时介入进行监管。有些金融活动开始推进了，但大家并不清楚它是不是合法合规，有时候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金融活动也在开展，如果监管没有及时跟进，可能市场或者老百姓就认为它是合法合规的，否则监管为何不把它处理掉？因此，我认为对于新出现的、不太清晰的金融活动，监管的及时介入非常重要，监管滞后往往会带来许多损失，这个损失是老百姓的损失。
记者：防风险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关于这三大领域，您怎么评估它们的风险？您觉得未来我国可以从哪些关键政策入手，来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连平：这三个方面的风险，确实在最近一个阶段内表现得比较明显。
第一，房地产的风险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房企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房企流动性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为房企提供合理的流动性规模，比如近期提出的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从房企“白名单”转向房企项目“白名单”。在2024年，这些政策对于缓解房企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企稳，应当会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还是需要进一步释放需求，比如在一些有较大需求潜力的城市，加大放开限购限贷政策的力度，有些一线城市已经有了放开的动作，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应该进一步放开。房企能把房子卖出去，从而使流动性回流至房企，可以有效地缓解房企流动性紧张的状况，并推动房企继续投资，再加上政策、金融各方面的支持，我认为，2024年房地产有望迎来逐步企稳。
第二，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事实上国家最近几年非常重视，我认为地方债风险在2024年有缓解的机会。一方面，2024年地方债到期规模比2023年要小，大概在3万亿左右，和2023年相比下降了逾20%，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2024年的还债压力将显著减轻。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水平下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新债来还旧债，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发行了特殊再融资债券，旧债利率可能在7%-8%，而新债利率只有3%-4%，因此地方政府的利息负担也会明显地减轻。此外，由于杠杆率水平较低，中央政府有条件加杠杆。最近中央就增发了1万亿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使用，地方政府的流动性状况会得到明显改善。
第三，近年来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出现了一系列风险和问题，我国在去年和前年已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加以应对，目前看来风险总体稳定可控。我认为，在未来应继续推进这几项举措：一是地方政府尽早介入，指导中小金融机构在缓解风险方面的工作。从手段上来说，可以由国有机构等向其补充资本金，改善中小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二是推进对出现较大问题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防止发生进一步的“爆雷”，也避免拖累市场。
如果妥善推进这些工作，我想在2024年，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基本是可控的，应该不会出现类似于美国硅谷银行那种中等偏大银行“爆雷”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能够保持相对平稳运行，逐步改善向好，这样中小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的概率也会更小。
记者：您一直很关注资本市场。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充分肯定了资本市场的作用。证监会近期也表态说，要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让广大投资者有回报、有获得感。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将会从融资市场转变为投资市场？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怎么做才能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连平：非常高兴听到有关监管部门的领导能够说出“以投资者为本”，这句话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并不为方方面面所接受。我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市场如果不重视投资者，不重视投资者的利益，这个市场是搞不下去的。
为什么这样说？开设市场的目的，首先是融资，这一点没错，但融资是要有资金进来的，资金进来的目的是投资，是希望能够获得回报、获得中长期收益的。但是最近几年，我国股市的中长期收益明显递减，很多股民是亏的。既然投资者在市场中难以获得收益，那这个市场他还要来干嘛呢？他肯定就不来，这样融资还能进行下去吗？没人投资，市场就会萎缩，这种情况下要是还想进行大量融资，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就融资而言，积极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无疑来自上市公司，它争取上市就是为了融资，要做大做强。第二来自地方政府，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国的地方政府积极地推动当地企业上市，然后相互攀比，你一年推50个公司上市，那我一年要推60个。这种情况下，必定会出现地方政府将本地资源过分倾斜给上市公司的不合理情况，相当于它已经是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你还要给更多的养料，这公平吗？第三个方面的积极性来自交易所，交易所也乐于看到每年的融资规模越来越大，可以用来交任务。
但是在投资方面，我认为我国这些年关注得不够，交易所和相关监管部门确实推动了一些中长期资金不断入市，但仍然不够。此外，在对市场的严格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活动方面，我觉得手是太软了，而且往往滞后。问题出现了，大家重视了，监管部门才开始采取举措，这在未来需要做出很大的改进。
不过，我也不太同意市场未来的发展要从融资转向投资这种说法，事物的发展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综合来看，要在融资和投资两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比如在当前阶段，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对投资者及其利益和回报的关注度不够，出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退出市场的情况，甚至导致在许多利好政策出台时，市场显得非常麻木。近期一些有力度的政策陆续出台了，我相信这对市场企稳向好会发挥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我认为未来在政策上，我们还是要注重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使得它们能够在整个市场发展过程中得到政策同样的关注、呵护和支持。只有当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收益，这个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来，保证流动性充裕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
记者：在我国的家庭资产配置中，超70%的财富在房产，我国还有2.2亿的股民，以及更多的基金投资者。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楼市和股市的表现可以说“不分伯仲”，都处于寒冬之中。您刚刚提到了我国近期已出台了许多利好政策，但投资者的反应却比较麻木，市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您觉得原因何在？不少人感到困惑，202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5.2%的水平，为什么我们的股市还这么低迷？接下来我们是先救股市还是先救楼市？2024年是股市先起来还是楼市先起来？
连平：我认为，从2024年年初开始，股票市场的变化会比较明显一些。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股市大幅下挫，今天（2月6日）往后市场就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然后趋稳，甚至于反弹，这种变化和相关政策有密切关系。
房地产市场的走稳是大家一直期待的，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政策。近两年来，政府从需求端到供给端都推出了不少房地产利好政策，有的地方力度还比较大，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很大程度上供不应求的市场，变成了如今供大于求的市场。这个时候思维方式要改变，不必再担心房价还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因为供求关系变化了，今后也很难再有造成房价大幅上涨的基础和条件。只有少数城市我们要适当关注，比如一些供给不足的城市，还是需要观察其供求关系变化的情况。要根据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转变思维，出台一些更接地气的、能落到实处的政策。
我认为2024年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的条件正在积累，产生的效应也在慢慢显现。年初以来，有些地方楼市的销售状况已经初步改善，房企销售面积环比增速加快，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各方面状况进一步好转，市场总体的供求关系也会发生一定变化，会有更多的需求被释放出来。市场其实是有需求的，关键要看政策能不能很好地释放需求。
从2023年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今后我们要特别关注市场信心的问题。由于预期不稳，对未来没有信心，许多民营企业选择退出市场，有的退出后仍在观望，有的干脆将资金调往国外。房地产市场是民营经济的重要板块，民营经济不好，房地产市场不会好；房地产市场低迷，民营经济也不会好。
总而言之，我认为2024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会慢慢企稳，同时股票市场有望在政策的强力推进下出现转机，楼市股市二者之间也会相互产生良性影响。我们最怕看到的，就是股市和楼市之间呈现一种负面的影响和联动，一起朝着不好的方向去运行，一起下跌，这是最不利的状况。
记者：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特别提到两个城市，上海和香港。会议强调，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过去这些年，关于未来到底是上海还是香港成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这一话题有很多讨论，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具备哪些要素？上海和香港分别有怎样的优势，未来的定位又分别是什么？
连平：一座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所在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要达到相当的水平，金融业的总体质量和数量也要达到相当的水平。美国有多个金融中心，中国同样是大国，自然也可以拥有多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上海也好，香港也好，我认为在未来都会以中国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存在。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座城市应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或要素。第一，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金融机构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都汇集在这个城市，形成一个体系。第二，金融市场也要形成一个体系，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等。这些市场功能必须齐全，金融机构主要提供产品和服务，而市场主要提供交易的功能。
在这两个重要方面背后，这座城市还需要有一系列的优势因素来支撑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比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交易系统，目前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张江已经有了许多金融机构的后台，运行着很大的交易系统。另外还需要人力资源体系，这个金融中心得有一大批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专业人才，这是支撑市场运行的要素。与此同时，还需要监管和调控体系，从而对市场起到保障和保证作用。市场的运行，需要合规和控制风险。宏观调控的机构也不能缺位，中央银行应当把金融中心作为发挥调节职能的重点。
至于香港和上海在定位上有何不同？从目前结构来看，香港的定位是一个以美元体系和人民币体系共同构成的金融中心体系。港币是联系汇率制，跟美元紧紧绑在一起，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化对它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港币基本上是美元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近些年大量内地的资金、机构、人才进入香港，人民币的相关体系逐步发展起来。所以目前香港金融市场以美元体系为主，人民币居次要位置。
香港金融活动背后的经济支撑，一是中国华南地区，二是东南亚。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所服务的是较大规模的区域性经济体，庞大的需求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在前段时间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但是客观需求的充分释放，依然会支撑香港的金融活动保持平稳运行。
上海和香港不同，上海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以人民币体系为主的金融中心。股票、债券等各种市场的交易，绝大多数都通过人民币。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外部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交易者会把各自的货币兑换成人民币来进行交易和投资。
上海背靠的腹地是长三角，而长三角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都明显大于粤港澳，这是未来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国因素。
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实质上已经是第一，制造业规模、贸易市场份额等等也是全球最大，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数一数二。在如此大的经济规模的基础上，中国未来的上海金融中心作为人民币交易的主要全球市场，自然会有更多的资金流进来。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上海在未来是可以和纽约相匹敌的。
可以说，等到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实现了成为金融强国的目标，上海毫无疑问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此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提到，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关于这三大领域，我国可以从哪些关键政策入手，来解决上述问题？
围绕“金融强国”这一话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平接受“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访谈。连平认为，未来在政策上，还是要注重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只有当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收益，这个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来，保证流动性充裕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
【访谈/王慧】
记者：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金融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以及第二大保险、股票和债券市场。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这里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想请您作一下解读：什么是金融强国？历史上哪些国家可以算金融强国？这些国家能成为金融强国的原因是什么？过去我们国家的金融“大而不强”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提出“金融强国”的目标？
连平：最近关于“金融强国”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很多专家写了文章，也做了很多讨论。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金融强国做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阐释。总书记提到：“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三项实力加上六个关键、综合的金融要素，构成了一个金融强国基本的方方面面。
历史上，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国家非常少，如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它们能成为金融强国并非一朝一夕，都是在其已有的非常强的经济基础、科技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才达到了这样的状态。
从经济状况来看，中国在全球已经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疑义。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14%左右，其他国家无一超过10%。这些都是一个经济强国的表现，但我们离金融强国还有很大差距。
虽然我国银行体系规模很大，拥有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但国际竞争力不强，全球的影响力也不足，产品、服务等方面和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这个距离主要是质量方面的距离。另外，我国的证券业、股票市场在全球来说是相对偏弱的状态，和美国和欧洲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全球使用程度虽然在提高，但占比还相当低，处在一个初步发展阶段。我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虽然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国际化程度不够高，外资参与程度比较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我们自己的香港来比，也是属于很低的开放水平。
我认为，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如果要对标，肯定是对标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全球最强的金融强国。未来，我们一方面要借助综合国力，包括强大的经济基础、科技进步来支撑金融强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金融强国六大核心要素上，要不断加以提升、加以改善，让它们能够达到真正强大的水平，这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是一个金融强国。
记者：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实现金融强国，就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1月份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您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和西方金融模式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
连平：中国和西方金融模式之间的区别，总书记在有关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党的领导，第二是人民性。
党的领导主要是明确，在中国，金融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包括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人民福祉等，这些工作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加以推进的，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优势。
人民性即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其提供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人民，而西方经济体制更多是服务于资本。
在中国，金融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建设需要有金融的支持和投入，这些项目都是公共产品，是为广大的老百姓来提供服务的。因此金融要紧跟国家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将金融资源投入到这些领域中去，支持这些领域的发展。第二，普惠金融。普惠金融为中低阶层的老百姓提供了大量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而在西方的金融体制中，这一点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被忽视。
记者：我国建设金融强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连平：我认为应该从五个方面发力：
第一，提升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金融机构涉及到银行、证券、投行、保险、信托等很多种类，其中银行业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刚才我们也提到银行体系规模虽然很大，在全球也有不少布局，但是它的国际化程度、国际业务水平并不高。未来要想提升竞争力，就要吸纳高质量人才，在国际市场上拿出质量比较高的产品，提供非常好的服务。
第二，下大功夫做大做强中国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以及相关的其他的机构，如基金，投资基金、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这些方面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我国证券行业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对偏低，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也不够，这是中国一个比较大的短板。
第三，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人民币在资本金融账户下可兑换。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只有在可兑换水平达到较好状态的情况下，它的国际化程度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提升。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也进了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等，但还是有很多不足，整体水平还是不够高。
第四，提升金融中心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虽然我国的金融中心持续发展，但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不够。比如说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主要市场中，外资参与的比重没有一个超过5%，而这一比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超过10%。
第五，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力。现在美联储的影响力非常大，有人开玩笑说它是全球的“中央银行”，的确，美联储政策的一松一紧都对全球金融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得不跟着它起舞，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我国来说，未来金融机构要提升它的竞争力；金融中心要进一步向全球开放，更好地吸纳、配置金融资源；人民币要更加国际化.....这背后都需要中央银行发挥作用，运用它强大的信用来支持货币，支持金融中心的运作，支持金融机构在全球的拓展，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的金融体系中不断提升它的功能、运行质量和水平，和我们的经济运行很好地匹配起来，让我们的经济在全球运行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我们应得的收益，保护我们的利益，同时也更好地配置全球资源，支持中国经济更好发展。
记者：您刚刚提到美联储，很多人会把它调侃为“全球央行”。现在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经结束了，2024年很可能会转向降息。对于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它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向降息？
连平：我认为，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走向尾声，或者说已经基本结束。
其实在2023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美联储就已经开始停止加息了。至于是否降息，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在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下降，达到它所谓的核心通胀2%的目标水平，如果很明显地快速下降，比如降到百分之二点几或者百分之三左右，而且趋势还是进一步下降，那么它的货币政策收得非常紧，维持很高的利率就没有必要，利率太高，对经济是会有伤害的。
第二，看经济增长的状况，如果美国经济下行趋势非常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向松进行调整，就要降息。
所以这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在未来是不是朝着一个同步的方向推进，很有可能会带来美联储降息政策的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联储在今年年中（6月至7月）调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市场上有些预期认为3月可能会降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一个原因是美国现在的通胀运行状况，并不像大家所预期的来得那么快，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状况，从就业这个角度看还是比较好的，当然美国的就业数据还存在争议，统计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再观察一个季度左右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
记者：如果真的像您说的，在年中的时候，美国的利率会进行调整，进入到降息的周期，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您觉得我们在应对上可以做哪些准备？
连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种说法叫“以我为主”，即外部环境给我们带来影响和压力时要“以我为主”。
这种压力主要是美联储紧缩后对中国的资本流出、对人民币贬值带来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人民币更多是在基本稳定中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我们的资本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外流。
这是美国总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所带来的效应，值得关注。今年如果美联储要降息，可能会缓解我们的压力。
在年中过后，如果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可能会降几次，且逐步推进，一年中降三次至四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美联储打开降息的大门，往后我们的货币政策也可以进一步向松进行调整，比如进一步降准，尤其是降息、降政策利率，它的空间就开始打开了。中国的利率水平其实已经很低，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还在5%左右，因此我们的利率虽然没有太大的下调空间，但是还是有空间的。
记者：去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等，您认为这一系列机构改革及其设置，对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金融业发展，尤其是金融监管具有怎样的作用？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连平：2023年，金融监管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就是成立了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又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另外，各个省市也都建立了地方党委下的金融委员会，把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体制在党内落地到各个地方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在这之前，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于2017年成立，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主要目标是把金融归结在一起，由中央、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现在又进一步把它的地位提升到中央金融委员会，由总理直接担任委员会主任。这体现出宏观金融管理方面思路的更大变化，对金融有了高度的重视。
这其中有两个看点：
第一，它体现了两个“度”，高度和力度。
从高度来说，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层次更高，可以说是最高的。过去，中央财经委员会处理所有的财经工作，在一系列有关财经的问题上，重大的决策基本都由财经委员会来考量，金融也是其中一部分。如今金融委员会成立，它和财经委员会并行了，可以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对国家中长期发展的规划、目标和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从力度来说，金融上升到了这么高的层次，会更加便于作出重大决策后，举全国之力推动金融的改革创新、金融事业的发展等。
第二，体现了两个“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为什么金融要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为什么过去国务院也要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是因为金融当时是多头管理，系统性不够，协调性也不够，没有一个统一的体制。中国有个成语叫纲举目张，意在把许多的“目”通过“纲”举起来，集中起来，协调起来，能够更好地在整个系统中进行掌控，集中统一进行领导。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体制，中央金融委员会站在最高的高度，更便于把各个相关部门协调起来，统一起来，使得未来有关宏观金融问题的决策、中长期规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可以放到最高层面，运用最合理、最有力度的系统来实现这方面的目标。
监管体制在这样一个新框架下，也越来越明确了，更多地朝着统一监管的方向发展。我们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这个总局在某种意义上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相同的，即将该领域中的监管集中统一进行领导。
现在还有一个证监会，主要是对证券市场、证券机构、证券领域中间的问题进行监管。我个人认为，将来我国朝着“双峰监管”体制发展可能性相对大一些。
放眼全球，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多头监管，美国较为典型，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监管部门；另一类是双峰监管。所谓双峰，一方面是中央银行对整个货币政策、宏观管理有一定的监管任务，为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提供便利和支持。另一方面，所有的监管由一个总的监管部门来负责，类似于我国的监管总局。我认为这样的体制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监管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所有属于你的监管都要放进去。现在无论是证券、银行、信托、保险等，所有业务相互之间都是密切关联的，很难把它一刀切得非常清楚。
过去，我们的监管主要存在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过程监管不足。准入时有一些监管，后面几乎就不再继续了。但是，在整个金融机构和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问题，而我们的跟踪和监管显然是不够的。第二，监管的穿透力不足。监管要能够“插到底”，能达到底层资产，在底层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位进行监管，不要仅仅流于表面。现在我们也要求进行穿透式监管。
还有一点特别要引起注意，即及时介入进行监管。有些金融活动开始推进了，但大家并不清楚它是不是合法合规，有时候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金融活动也在开展，如果监管没有及时跟进，可能市场或者老百姓就认为它是合法合规的，否则监管为何不把它处理掉？因此，我认为对于新出现的、不太清晰的金融活动，监管的及时介入非常重要，监管滞后往往会带来许多损失，这个损失是老百姓的损失。
记者：防风险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关于这三大领域，您怎么评估它们的风险？您觉得未来我国可以从哪些关键政策入手，来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连平：这三个方面的风险，确实在最近一个阶段内表现得比较明显。
第一，房地产的风险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房企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房企流动性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为房企提供合理的流动性规模，比如近期提出的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从房企“白名单”转向房企项目“白名单”。在2024年，这些政策对于缓解房企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企稳，应当会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还是需要进一步释放需求，比如在一些有较大需求潜力的城市，加大放开限购限贷政策的力度，有些一线城市已经有了放开的动作，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应该进一步放开。房企能把房子卖出去，从而使流动性回流至房企，可以有效地缓解房企流动性紧张的状况，并推动房企继续投资，再加上政策、金融各方面的支持，我认为，2024年房地产有望迎来逐步企稳。
第二，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事实上国家最近几年非常重视，我认为地方债风险在2024年有缓解的机会。一方面，2024年地方债到期规模比2023年要小，大概在3万亿左右，和2023年相比下降了逾20%，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2024年的还债压力将显著减轻。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水平下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新债来还旧债，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发行了特殊再融资债券，旧债利率可能在7%-8%，而新债利率只有3%-4%，因此地方政府的利息负担也会明显地减轻。此外，由于杠杆率水平较低，中央政府有条件加杠杆。最近中央就增发了1万亿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使用，地方政府的流动性状况会得到明显改善。
第三，近年来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出现了一系列风险和问题，我国在去年和前年已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加以应对，目前看来风险总体稳定可控。我认为，在未来应继续推进这几项举措：一是地方政府尽早介入，指导中小金融机构在缓解风险方面的工作。从手段上来说，可以由国有机构等向其补充资本金，改善中小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二是推进对出现较大问题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防止发生进一步的“爆雷”，也避免拖累市场。
如果妥善推进这些工作，我想在2024年，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基本是可控的，应该不会出现类似于美国硅谷银行那种中等偏大银行“爆雷”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能够保持相对平稳运行，逐步改善向好，这样中小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的概率也会更小。
记者：您一直很关注资本市场。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充分肯定了资本市场的作用。证监会近期也表态说，要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让广大投资者有回报、有获得感。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将会从融资市场转变为投资市场？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怎么做才能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连平：非常高兴听到有关监管部门的领导能够说出“以投资者为本”，这句话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并不为方方面面所接受。我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市场如果不重视投资者，不重视投资者的利益，这个市场是搞不下去的。
为什么这样说？开设市场的目的，首先是融资，这一点没错，但融资是要有资金进来的，资金进来的目的是投资，是希望能够获得回报、获得中长期收益的。但是最近几年，我国股市的中长期收益明显递减，很多股民是亏的。既然投资者在市场中难以获得收益，那这个市场他还要来干嘛呢？他肯定就不来，这样融资还能进行下去吗？没人投资，市场就会萎缩，这种情况下要是还想进行大量融资，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就融资而言，积极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无疑来自上市公司，它争取上市就是为了融资，要做大做强。第二来自地方政府，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国的地方政府积极地推动当地企业上市，然后相互攀比，你一年推50个公司上市，那我一年要推60个。这种情况下，必定会出现地方政府将本地资源过分倾斜给上市公司的不合理情况，相当于它已经是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你还要给更多的养料，这公平吗？第三个方面的积极性来自交易所，交易所也乐于看到每年的融资规模越来越大，可以用来交任务。
但是在投资方面，我认为我国这些年关注得不够，交易所和相关监管部门确实推动了一些中长期资金不断入市，但仍然不够。此外，在对市场的严格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活动方面，我觉得手是太软了，而且往往滞后。问题出现了，大家重视了，监管部门才开始采取举措，这在未来需要做出很大的改进。
不过，我也不太同意市场未来的发展要从融资转向投资这种说法，事物的发展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综合来看，要在融资和投资两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比如在当前阶段，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对投资者及其利益和回报的关注度不够，出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退出市场的情况，甚至导致在许多利好政策出台时，市场显得非常麻木。近期一些有力度的政策陆续出台了，我相信这对市场企稳向好会发挥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我认为未来在政策上，我们还是要注重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使得它们能够在整个市场发展过程中得到政策同样的关注、呵护和支持。只有当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收益，这个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来，保证流动性充裕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
记者：在我国的家庭资产配置中，超70%的财富在房产，我国还有2.2亿的股民，以及更多的基金投资者。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楼市和股市的表现可以说“不分伯仲”，都处于寒冬之中。您刚刚提到了我国近期已出台了许多利好政策，但投资者的反应却比较麻木，市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您觉得原因何在？不少人感到困惑，202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5.2%的水平，为什么我们的股市还这么低迷？接下来我们是先救股市还是先救楼市？2024年是股市先起来还是楼市先起来？
连平：我认为，从2024年年初开始，股票市场的变化会比较明显一些。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股市大幅下挫，今天（2月6日）往后市场就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然后趋稳，甚至于反弹，这种变化和相关政策有密切关系。
房地产市场的走稳是大家一直期待的，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政策。近两年来，政府从需求端到供给端都推出了不少房地产利好政策，有的地方力度还比较大，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很大程度上供不应求的市场，变成了如今供大于求的市场。这个时候思维方式要改变，不必再担心房价还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因为供求关系变化了，今后也很难再有造成房价大幅上涨的基础和条件。只有少数城市我们要适当关注，比如一些供给不足的城市，还是需要观察其供求关系变化的情况。要根据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转变思维，出台一些更接地气的、能落到实处的政策。
我认为2024年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的条件正在积累，产生的效应也在慢慢显现。年初以来，有些地方楼市的销售状况已经初步改善，房企销售面积环比增速加快，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各方面状况进一步好转，市场总体的供求关系也会发生一定变化，会有更多的需求被释放出来。市场其实是有需求的，关键要看政策能不能很好地释放需求。
从2023年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今后我们要特别关注市场信心的问题。由于预期不稳，对未来没有信心，许多民营企业选择退出市场，有的退出后仍在观望，有的干脆将资金调往国外。房地产市场是民营经济的重要板块，民营经济不好，房地产市场不会好；房地产市场低迷，民营经济也不会好。
总而言之，我认为2024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会慢慢企稳，同时股票市场有望在政策的强力推进下出现转机，楼市股市二者之间也会相互产生良性影响。我们最怕看到的，就是股市和楼市之间呈现一种负面的影响和联动，一起朝着不好的方向去运行，一起下跌，这是最不利的状况。
记者：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特别提到两个城市，上海和香港。会议强调，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过去这些年，关于未来到底是上海还是香港成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这一话题有很多讨论，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具备哪些要素？上海和香港分别有怎样的优势，未来的定位又分别是什么？
连平：一座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所在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要达到相当的水平，金融业的总体质量和数量也要达到相当的水平。美国有多个金融中心，中国同样是大国，自然也可以拥有多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上海也好，香港也好，我认为在未来都会以中国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存在。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座城市应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或要素。第一，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金融机构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都汇集在这个城市，形成一个体系。第二，金融市场也要形成一个体系，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等。这些市场功能必须齐全，金融机构主要提供产品和服务，而市场主要提供交易的功能。
在这两个重要方面背后，这座城市还需要有一系列的优势因素来支撑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比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交易系统，目前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张江已经有了许多金融机构的后台，运行着很大的交易系统。另外还需要人力资源体系，这个金融中心得有一大批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专业人才，这是支撑市场运行的要素。与此同时，还需要监管和调控体系，从而对市场起到保障和保证作用。市场的运行，需要合规和控制风险。宏观调控的机构也不能缺位，中央银行应当把金融中心作为发挥调节职能的重点。
至于香港和上海在定位上有何不同？从目前结构来看，香港的定位是一个以美元体系和人民币体系共同构成的金融中心体系。港币是联系汇率制，跟美元紧紧绑在一起，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化对它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港币基本上是美元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近些年大量内地的资金、机构、人才进入香港，人民币的相关体系逐步发展起来。所以目前香港金融市场以美元体系为主，人民币居次要位置。
香港金融活动背后的经济支撑，一是中国华南地区，二是东南亚。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所服务的是较大规模的区域性经济体，庞大的需求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在前段时间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但是客观需求的充分释放，依然会支撑香港的金融活动保持平稳运行。
上海和香港不同，上海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以人民币体系为主的金融中心。股票、债券等各种市场的交易，绝大多数都通过人民币。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外部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交易者会把各自的货币兑换成人民币来进行交易和投资。
上海背靠的腹地是长三角，而长三角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都明显大于粤港澳，这是未来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国因素。
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实质上已经是第一，制造业规模、贸易市场份额等等也是全球最大，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数一数二。在如此大的经济规模的基础上，中国未来的上海金融中心作为人民币交易的主要全球市场，自然会有更多的资金流进来。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上海在未来是可以和纽约相匹敌的。
可以说，等到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实现了成为金融强国的目标，上海毫无疑问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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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2-27 13:44
商业与经济
一个市场若不重视投资者的利益，是搞不下去的
一个市场若不重视投资者的利益，是搞不下去的
未来在政策上，还是要注重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只有当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收益，这个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来，保证流动性充裕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
连平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
王慧
聚焦时事政治，解读硬核新闻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植信投资首席经济学家
王慧
聚焦时事政治，解读硬核新闻
■去年年底，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我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体现在哪里？
此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提到，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关于这三大领域，我国可以从哪些关键政策入手，来解决上述问题？
围绕“金融强国”这一话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平接受“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访谈。连平认为，未来在政策上，还是要注重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只有当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收益，这个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来，保证流动性充裕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
【访谈/王慧】
记者：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金融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以及第二大保险、股票和债券市场。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这里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想请您作一下解读：什么是金融强国？历史上哪些国家可以算金融强国？这些国家能成为金融强国的原因是什么？过去我们国家的金融“大而不强”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提出“金融强国”的目标？
连平：最近关于“金融强国”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很多专家写了文章，也做了很多讨论。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金融强国做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阐释。总书记提到：“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三项实力加上六个关键、综合的金融要素，构成了一个金融强国基本的方方面面。
历史上，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国家非常少，如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它们能成为金融强国并非一朝一夕，都是在其已有的非常强的经济基础、科技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才达到了这样的状态。
从经济状况来看，中国在全球已经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疑义。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14%左右，其他国家无一超过10%。这些都是一个经济强国的表现，但我们离金融强国还有很大差距。
虽然我国银行体系规模很大，拥有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但国际竞争力不强，全球的影响力也不足，产品、服务等方面和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这个距离主要是质量方面的距离。另外，我国的证券业、股票市场在全球来说是相对偏弱的状态，和美国和欧洲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全球使用程度虽然在提高，但占比还相当低，处在一个初步发展阶段。我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虽然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国际化程度不够高，外资参与程度比较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我们自己的香港来比，也是属于很低的开放水平。
我认为，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如果要对标，肯定是对标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全球最强的金融强国。未来，我们一方面要借助综合国力，包括强大的经济基础、科技进步来支撑金融强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金融强国六大核心要素上，要不断加以提升、加以改善，让它们能够达到真正强大的水平，这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是一个金融强国。
记者：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实现金融强国，就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1月份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您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和西方金融模式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
连平：中国和西方金融模式之间的区别，总书记在有关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党的领导，第二是人民性。
党的领导主要是明确，在中国，金融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包括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人民福祉等，这些工作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加以推进的，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优势。
人民性即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其提供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人民，而西方经济体制更多是服务于资本。
在中国，金融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建设需要有金融的支持和投入，这些项目都是公共产品，是为广大的老百姓来提供服务的。因此金融要紧跟国家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将金融资源投入到这些领域中去，支持这些领域的发展。第二，普惠金融。普惠金融为中低阶层的老百姓提供了大量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而在西方的金融体制中，这一点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被忽视。
记者：我国建设金融强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连平：我认为应该从五个方面发力：
第一，提升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金融机构涉及到银行、证券、投行、保险、信托等很多种类，其中银行业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刚才我们也提到银行体系规模虽然很大，在全球也有不少布局，但是它的国际化程度、国际业务水平并不高。未来要想提升竞争力，就要吸纳高质量人才，在国际市场上拿出质量比较高的产品，提供非常好的服务。
第二，下大功夫做大做强中国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以及相关的其他的机构，如基金，投资基金、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这些方面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我国证券行业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对偏低，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也不够，这是中国一个比较大的短板。
第三，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人民币在资本金融账户下可兑换。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只有在可兑换水平达到较好状态的情况下，它的国际化程度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提升。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也进了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等，但还是有很多不足，整体水平还是不够高。
第四，提升金融中心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虽然我国的金融中心持续发展，但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不够。比如说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主要市场中，外资参与的比重没有一个超过5%，而这一比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超过10%。
第五，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力。现在美联储的影响力非常大，有人开玩笑说它是全球的“中央银行”，的确，美联储政策的一松一紧都对全球金融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得不跟着它起舞，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我国来说，未来金融机构要提升它的竞争力；金融中心要进一步向全球开放，更好地吸纳、配置金融资源；人民币要更加国际化.....这背后都需要中央银行发挥作用，运用它强大的信用来支持货币，支持金融中心的运作，支持金融机构在全球的拓展，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的金融体系中不断提升它的功能、运行质量和水平，和我们的经济运行很好地匹配起来，让我们的经济在全球运行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我们应得的收益，保护我们的利益，同时也更好地配置全球资源，支持中国经济更好发展。
记者：您刚刚提到美联储，很多人会把它调侃为“全球央行”。现在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经结束了，2024年很可能会转向降息。对于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它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向降息？
连平：我认为，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走向尾声，或者说已经基本结束。
其实在2023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美联储就已经开始停止加息了。至于是否降息，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在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下降，达到它所谓的核心通胀2%的目标水平，如果很明显地快速下降，比如降到百分之二点几或者百分之三左右，而且趋势还是进一步下降，那么它的货币政策收得非常紧，维持很高的利率就没有必要，利率太高，对经济是会有伤害的。
第二，看经济增长的状况，如果美国经济下行趋势非常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向松进行调整，就要降息。
所以这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在未来是不是朝着一个同步的方向推进，很有可能会带来美联储降息政策的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联储在今年年中（6月至7月）调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市场上有些预期认为3月可能会降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一个原因是美国现在的通胀运行状况，并不像大家所预期的来得那么快，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状况，从就业这个角度看还是比较好的，当然美国的就业数据还存在争议，统计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再观察一个季度左右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
记者：如果真的像您说的，在年中的时候，美国的利率会进行调整，进入到降息的周期，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您觉得我们在应对上可以做哪些准备？
连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种说法叫“以我为主”，即外部环境给我们带来影响和压力时要“以我为主”。
这种压力主要是美联储紧缩后对中国的资本流出、对人民币贬值带来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人民币更多是在基本稳定中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我们的资本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外流。
这是美国总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所带来的效应，值得关注。今年如果美联储要降息，可能会缓解我们的压力。
在年中过后，如果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可能会降几次，且逐步推进，一年中降三次至四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美联储打开降息的大门，往后我们的货币政策也可以进一步向松进行调整，比如进一步降准，尤其是降息、降政策利率，它的空间就开始打开了。中国的利率水平其实已经很低，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还在5%左右，因此我们的利率虽然没有太大的下调空间，但是还是有空间的。
记者：去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等，您认为这一系列机构改革及其设置，对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金融业发展，尤其是金融监管具有怎样的作用？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连平：2023年，金融监管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就是成立了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又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另外，各个省市也都建立了地方党委下的金融委员会，把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体制在党内落地到各个地方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在这之前，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于2017年成立，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主要目标是把金融归结在一起，由中央、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现在又进一步把它的地位提升到中央金融委员会，由总理直接担任委员会主任。这体现出宏观金融管理方面思路的更大变化，对金融有了高度的重视。
这其中有两个看点：
第一，它体现了两个“度”，高度和力度。
从高度来说，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层次更高，可以说是最高的。过去，中央财经委员会处理所有的财经工作，在一系列有关财经的问题上，重大的决策基本都由财经委员会来考量，金融也是其中一部分。如今金融委员会成立，它和财经委员会并行了，可以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对国家中长期发展的规划、目标和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从力度来说，金融上升到了这么高的层次，会更加便于作出重大决策后，举全国之力推动金融的改革创新、金融事业的发展等。
第二，体现了两个“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为什么金融要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为什么过去国务院也要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是因为金融当时是多头管理，系统性不够，协调性也不够，没有一个统一的体制。中国有个成语叫纲举目张，意在把许多的“目”通过“纲”举起来，集中起来，协调起来，能够更好地在整个系统中进行掌控，集中统一进行领导。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体制，中央金融委员会站在最高的高度，更便于把各个相关部门协调起来，统一起来，使得未来有关宏观金融问题的决策、中长期规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可以放到最高层面，运用最合理、最有力度的系统来实现这方面的目标。
监管体制在这样一个新框架下，也越来越明确了，更多地朝着统一监管的方向发展。我们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这个总局在某种意义上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相同的，即将该领域中的监管集中统一进行领导。
现在还有一个证监会，主要是对证券市场、证券机构、证券领域中间的问题进行监管。我个人认为，将来我国朝着“双峰监管”体制发展可能性相对大一些。
放眼全球，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多头监管，美国较为典型，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监管部门；另一类是双峰监管。所谓双峰，一方面是中央银行对整个货币政策、宏观管理有一定的监管任务，为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提供便利和支持。另一方面，所有的监管由一个总的监管部门来负责，类似于我国的监管总局。我认为这样的体制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监管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所有属于你的监管都要放进去。现在无论是证券、银行、信托、保险等，所有业务相互之间都是密切关联的，很难把它一刀切得非常清楚。
过去，我们的监管主要存在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过程监管不足。准入时有一些监管，后面几乎就不再继续了。但是，在整个金融机构和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问题，而我们的跟踪和监管显然是不够的。第二，监管的穿透力不足。监管要能够“插到底”，能达到底层资产，在底层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位进行监管，不要仅仅流于表面。现在我们也要求进行穿透式监管。
还有一点特别要引起注意，即及时介入进行监管。有些金融活动开始推进了，但大家并不清楚它是不是合法合规，有时候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金融活动也在开展，如果监管没有及时跟进，可能市场或者老百姓就认为它是合法合规的，否则监管为何不把它处理掉？因此，我认为对于新出现的、不太清晰的金融活动，监管的及时介入非常重要，监管滞后往往会带来许多损失，这个损失是老百姓的损失。
记者：防风险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关于这三大领域，您怎么评估它们的风险？您觉得未来我国可以从哪些关键政策入手，来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连平：这三个方面的风险，确实在最近一个阶段内表现得比较明显。
第一，房地产的风险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房企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房企流动性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为房企提供合理的流动性规模，比如近期提出的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从房企“白名单”转向房企项目“白名单”。在2024年，这些政策对于缓解房企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企稳，应当会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还是需要进一步释放需求，比如在一些有较大需求潜力的城市，加大放开限购限贷政策的力度，有些一线城市已经有了放开的动作，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应该进一步放开。房企能把房子卖出去，从而使流动性回流至房企，可以有效地缓解房企流动性紧张的状况，并推动房企继续投资，再加上政策、金融各方面的支持，我认为，2024年房地产有望迎来逐步企稳。
第二，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事实上国家最近几年非常重视，我认为地方债风险在2024年有缓解的机会。一方面，2024年地方债到期规模比2023年要小，大概在3万亿左右，和2023年相比下降了逾20%，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2024年的还债压力将显著减轻。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水平下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新债来还旧债，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发行了特殊再融资债券，旧债利率可能在7%-8%，而新债利率只有3%-4%，因此地方政府的利息负担也会明显地减轻。此外，由于杠杆率水平较低，中央政府有条件加杠杆。最近中央就增发了1万亿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使用，地方政府的流动性状况会得到明显改善。
第三，近年来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出现了一系列风险和问题，我国在去年和前年已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加以应对，目前看来风险总体稳定可控。我认为，在未来应继续推进这几项举措：一是地方政府尽早介入，指导中小金融机构在缓解风险方面的工作。从手段上来说，可以由国有机构等向其补充资本金，改善中小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二是推进对出现较大问题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防止发生进一步的“爆雷”，也避免拖累市场。
如果妥善推进这些工作，我想在2024年，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基本是可控的，应该不会出现类似于美国硅谷银行那种中等偏大银行“爆雷”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能够保持相对平稳运行，逐步改善向好，这样中小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的概率也会更小。
记者：您一直很关注资本市场。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充分肯定了资本市场的作用。证监会近期也表态说，要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让广大投资者有回报、有获得感。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将会从融资市场转变为投资市场？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怎么做才能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连平：非常高兴听到有关监管部门的领导能够说出“以投资者为本”，这句话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并不为方方面面所接受。我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市场如果不重视投资者，不重视投资者的利益，这个市场是搞不下去的。
为什么这样说？开设市场的目的，首先是融资，这一点没错，但融资是要有资金进来的，资金进来的目的是投资，是希望能够获得回报、获得中长期收益的。但是最近几年，我国股市的中长期收益明显递减，很多股民是亏的。既然投资者在市场中难以获得收益，那这个市场他还要来干嘛呢？他肯定就不来，这样融资还能进行下去吗？没人投资，市场就会萎缩，这种情况下要是还想进行大量融资，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就融资而言，积极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无疑来自上市公司，它争取上市就是为了融资，要做大做强。第二来自地方政府，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国的地方政府积极地推动当地企业上市，然后相互攀比，你一年推50个公司上市，那我一年要推60个。这种情况下，必定会出现地方政府将本地资源过分倾斜给上市公司的不合理情况，相当于它已经是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你还要给更多的养料，这公平吗？第三个方面的积极性来自交易所，交易所也乐于看到每年的融资规模越来越大，可以用来交任务。
但是在投资方面，我认为我国这些年关注得不够，交易所和相关监管部门确实推动了一些中长期资金不断入市，但仍然不够。此外，在对市场的严格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活动方面，我觉得手是太软了，而且往往滞后。问题出现了，大家重视了，监管部门才开始采取举措，这在未来需要做出很大的改进。
不过，我也不太同意市场未来的发展要从融资转向投资这种说法，事物的发展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综合来看，要在融资和投资两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比如在当前阶段，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对投资者及其利益和回报的关注度不够，出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退出市场的情况，甚至导致在许多利好政策出台时，市场显得非常麻木。近期一些有力度的政策陆续出台了，我相信这对市场企稳向好会发挥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我认为未来在政策上，我们还是要注重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使得它们能够在整个市场发展过程中得到政策同样的关注、呵护和支持。只有当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收益，这个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来，保证流动性充裕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
记者：在我国的家庭资产配置中，超70%的财富在房产，我国还有2.2亿的股民，以及更多的基金投资者。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楼市和股市的表现可以说“不分伯仲”，都处于寒冬之中。您刚刚提到了我国近期已出台了许多利好政策，但投资者的反应却比较麻木，市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您觉得原因何在？不少人感到困惑，202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5.2%的水平，为什么我们的股市还这么低迷？接下来我们是先救股市还是先救楼市？2024年是股市先起来还是楼市先起来？
连平：我认为，从2024年年初开始，股票市场的变化会比较明显一些。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股市大幅下挫，今天（2月6日）往后市场就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然后趋稳，甚至于反弹，这种变化和相关政策有密切关系。
房地产市场的走稳是大家一直期待的，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政策。近两年来，政府从需求端到供给端都推出了不少房地产利好政策，有的地方力度还比较大，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很大程度上供不应求的市场，变成了如今供大于求的市场。这个时候思维方式要改变，不必再担心房价还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因为供求关系变化了，今后也很难再有造成房价大幅上涨的基础和条件。只有少数城市我们要适当关注，比如一些供给不足的城市，还是需要观察其供求关系变化的情况。要根据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转变思维，出台一些更接地气的、能落到实处的政策。
我认为2024年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的条件正在积累，产生的效应也在慢慢显现。年初以来，有些地方楼市的销售状况已经初步改善，房企销售面积环比增速加快，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各方面状况进一步好转，市场总体的供求关系也会发生一定变化，会有更多的需求被释放出来。市场其实是有需求的，关键要看政策能不能很好地释放需求。
从2023年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今后我们要特别关注市场信心的问题。由于预期不稳，对未来没有信心，许多民营企业选择退出市场，有的退出后仍在观望，有的干脆将资金调往国外。房地产市场是民营经济的重要板块，民营经济不好，房地产市场不会好；房地产市场低迷，民营经济也不会好。
总而言之，我认为2024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会慢慢企稳，同时股票市场有望在政策的强力推进下出现转机，楼市股市二者之间也会相互产生良性影响。我们最怕看到的，就是股市和楼市之间呈现一种负面的影响和联动，一起朝着不好的方向去运行，一起下跌，这是最不利的状况。
记者：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特别提到两个城市，上海和香港。会议强调，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过去这些年，关于未来到底是上海还是香港成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这一话题有很多讨论，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具备哪些要素？上海和香港分别有怎样的优势，未来的定位又分别是什么？
连平：一座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所在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要达到相当的水平，金融业的总体质量和数量也要达到相当的水平。美国有多个金融中心，中国同样是大国，自然也可以拥有多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上海也好，香港也好，我认为在未来都会以中国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存在。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座城市应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或要素。第一，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金融机构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都汇集在这个城市，形成一个体系。第二，金融市场也要形成一个体系，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等。这些市场功能必须齐全，金融机构主要提供产品和服务，而市场主要提供交易的功能。
在这两个重要方面背后，这座城市还需要有一系列的优势因素来支撑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比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交易系统，目前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张江已经有了许多金融机构的后台，运行着很大的交易系统。另外还需要人力资源体系，这个金融中心得有一大批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专业人才，这是支撑市场运行的要素。与此同时，还需要监管和调控体系，从而对市场起到保障和保证作用。市场的运行，需要合规和控制风险。宏观调控的机构也不能缺位，中央银行应当把金融中心作为发挥调节职能的重点。
至于香港和上海在定位上有何不同？从目前结构来看，香港的定位是一个以美元体系和人民币体系共同构成的金融中心体系。港币是联系汇率制，跟美元紧紧绑在一起，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化对它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港币基本上是美元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近些年大量内地的资金、机构、人才进入香港，人民币的相关体系逐步发展起来。所以目前香港金融市场以美元体系为主，人民币居次要位置。
香港金融活动背后的经济支撑，一是中国华南地区，二是东南亚。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所服务的是较大规模的区域性经济体，庞大的需求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在前段时间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但是客观需求的充分释放，依然会支撑香港的金融活动保持平稳运行。
上海和香港不同，上海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以人民币体系为主的金融中心。股票、债券等各种市场的交易，绝大多数都通过人民币。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外部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交易者会把各自的货币兑换成人民币来进行交易和投资。
上海背靠的腹地是长三角，而长三角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都明显大于粤港澳，这是未来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国因素。
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实质上已经是第一，制造业规模、贸易市场份额等等也是全球最大，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数一数二。在如此大的经济规模的基础上，中国未来的上海金融中心作为人民币交易的主要全球市场，自然会有更多的资金流进来。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上海在未来是可以和纽约相匹敌的。
可以说，等到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实现了成为金融强国的目标，上海毫无疑问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此外，中央金融工作会议还提到，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关于这三大领域，我国可以从哪些关键政策入手，来解决上述问题？
围绕“金融强国”这一话题，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广开首席产业研究院院长连平接受“经济学家建言2024中国经济”访谈。连平认为，未来在政策上，还是要注重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只有当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收益，这个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来，保证流动性充裕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
【访谈/王慧】
记者：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中国已经成为了一个金融大国，拥有全球最大的银行体系以及第二大保险、股票和债券市场。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首次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的目标。这里有几个最基本的问题想请您作一下解读：什么是金融强国？历史上哪些国家可以算金融强国？这些国家能成为金融强国的原因是什么？过去我们国家的金融“大而不强”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现在这个阶段需要提出“金融强国”的目标？
连平：最近关于“金融强国”问题的讨论比较热烈，很多专家写了文章，也做了很多讨论。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对金融强国做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阐释。总书记提到：“金融强国应当基于强大的经济基础，具有领先世界的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和综合国力，同时具备一系列关键核心金融要素，即：拥有强大的货币、强大的中央银行、强大的金融机构、强大的国际金融中心、强大的金融监管、强大的金融人才队伍。”三项实力加上六个关键、综合的金融要素，构成了一个金融强国基本的方方面面。
历史上，能够达到这种标准的国家非常少，如工业革命后的英国和两次世界大战以后的美国。它们能成为金融强国并非一朝一夕，都是在其已有的非常强的经济基础、科技实力以及综合国力的基础上，才达到了这样的状态。
从经济状况来看，中国在全球已经是一个大国，这没有什么疑义。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制造业国家，也是世界最大的出口国，出口占国际市场份额14%左右，其他国家无一超过10%。这些都是一个经济强国的表现，但我们离金融强国还有很大差距。
虽然我国银行体系规模很大，拥有全球最大的商业银行，但国际竞争力不强，全球的影响力也不足，产品、服务等方面和主要发达国家的银行相比，还是有一定距离，这个距离主要是质量方面的距离。另外，我国的证券业、股票市场在全球来说是相对偏弱的状态，和美国和欧洲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的。
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全球使用程度虽然在提高，但占比还相当低，处在一个初步发展阶段。我国的金融中心——上海，虽然也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国际化程度不够高，外资参与程度比较低，甚至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我们自己的香港来比，也是属于很低的开放水平。
我认为，中国建设金融强国，如果要对标，肯定是对标过去曾经出现过的全球最强的金融强国。未来，我们一方面要借助综合国力，包括强大的经济基础、科技进步来支撑金融强国的发展；另一方面，在金融强国六大核心要素上，要不断加以提升、加以改善，让它们能够达到真正强大的水平，这时候我们才能说，中国是一个金融强国。
记者：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强调，要实现金融强国，就要走“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1月份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专题研讨班上进一步明确“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既遵循现代金融发展的客观规律，更具有适合我国国情的鲜明特色，与西方金融模式有本质区别。”您认为“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的特色体现在哪些方面？和西方金融模式的本质区别又是什么？
连平：中国和西方金融模式之间的区别，总书记在有关会议上说得非常清楚，我想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党的领导，第二是人民性。
党的领导主要是明确，在中国，金融作为一个极其重要的领域，其对经济运行产生的作用和影响，其未来的发展，包括服务实体经济、提升人民福祉等，这些工作都是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加以推进的，这是中国的一个制度优势。
人民性即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其提供服务的主要对象是人民，而西方经济体制更多是服务于资本。
在中国，金融的人民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国家一系列重大项目的建设需要有金融的支持和投入，这些项目都是公共产品，是为广大的老百姓来提供服务的。因此金融要紧跟国家相关的政策和规划，将金融资源投入到这些领域中去，支持这些领域的发展。第二，普惠金融。普惠金融为中低阶层的老百姓提供了大量有针对性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了他们的需求，而在西方的金融体制中，这一点往往不被重视甚至被忽视。
记者：我国建设金融强国应该从哪些方面发力？
连平：我认为应该从五个方面发力：
第一，提升金融机构的国际竞争力。金融机构涉及到银行、证券、投行、保险、信托等很多种类，其中银行业是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一个重要板块。刚才我们也提到银行体系规模虽然很大，在全球也有不少布局，但是它的国际化程度、国际业务水平并不高。未来要想提升竞争力，就要吸纳高质量人才，在国际市场上拿出质量比较高的产品，提供非常好的服务。
第二，下大功夫做大做强中国的证券公司和投资银行，以及相关的其他的机构，如基金，投资基金、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等，这些方面的发展空间是比较大的。我国证券行业和股票市场的发展水平相对偏低，股票市场的开放程度也不够，这是中国一个比较大的短板。
第三，继续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使得人民币在资本金融账户下可兑换。现在人民币的国际化程度不高，只有在可兑换水平达到较好状态的情况下，它的国际化程度才能够得到很好的提升。虽然我们做了很多努力，取得了不少成果，也进了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等，但还是有很多不足，整体水平还是不够高。
第四，提升金融中心的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虽然我国的金融中心持续发展，但对外开放程度和外资参与程度不够。比如说在我们的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等主要市场中，外资参与的比重没有一个超过5%，而这一比重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已超过10%。
第五，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对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力。现在美联储的影响力非常大，有人开玩笑说它是全球的“中央银行”，的确，美联储政策的一松一紧都对全球金融运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很多国家的货币政策不得不跟着它起舞，这点需要引起我们的重视。
对我国来说，未来金融机构要提升它的竞争力；金融中心要进一步向全球开放，更好地吸纳、配置金融资源；人民币要更加国际化.....这背后都需要中央银行发挥作用，运用它强大的信用来支持货币，支持金融中心的运作，支持金融机构在全球的拓展，使我国的金融体系在全球的金融体系中不断提升它的功能、运行质量和水平，和我们的经济运行很好地匹配起来，让我们的经济在全球运行过程中更好地获得我们应得的收益，保护我们的利益，同时也更好地配置全球资源，支持中国经济更好发展。
记者：您刚刚提到美联储，很多人会把它调侃为“全球央行”。现在市场普遍认为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经结束了，2024年很可能会转向降息。对于这个观点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它什么时候或者说在什么情况下会转向降息？
连平：我认为，从目前运行情况来看，美联储的加息周期已走向尾声，或者说已经基本结束。
其实在2023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美联储就已经开始停止加息了。至于是否降息，我认为主要取决于两方面的因素：第一，通货膨胀。美国的通货膨胀在未来是不是会进一步下降，达到它所谓的核心通胀2%的目标水平，如果很明显地快速下降，比如降到百分之二点几或者百分之三左右，而且趋势还是进一步下降，那么它的货币政策收得非常紧，维持很高的利率就没有必要，利率太高，对经济是会有伤害的。
第二，看经济增长的状况，如果美国经济下行趋势非常明确，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需要向松进行调整，就要降息。
所以这两方面因素的变化在未来是不是朝着一个同步的方向推进，很有可能会带来美联储降息政策的调整。
从目前的情况看，美联储在今年年中（6月至7月）调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而市场上有些预期认为3月可能会降息，现在看来这种可能性相对较小，一个原因是美国现在的通胀运行状况，并不像大家所预期的来得那么快，另一个原因是美国经济增长的状况，从就业这个角度看还是比较好的，当然美国的就业数据还存在争议，统计上可能存在一些问题。不管怎么说，我们至少再观察一个季度左右就可以看得比较清晰。
记者：如果真的像您说的，在年中的时候，美国的利率会进行调整，进入到降息的周期，我国的货币政策是不是也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调整？您觉得我们在应对上可以做哪些准备？
连平：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有种说法叫“以我为主”，即外部环境给我们带来影响和压力时要“以我为主”。
这种压力主要是美联储紧缩后对中国的资本流出、对人民币贬值带来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人民币更多是在基本稳定中出现一定程度的贬值，我们的资本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外流。
这是美国总体的货币政策收紧所带来的效应，值得关注。今年如果美联储要降息，可能会缓解我们的压力。
在年中过后，如果美联储开启了降息，可能会降几次，且逐步推进，一年中降三次至四次都是有可能的。如果美联储打开降息的大门，往后我们的货币政策也可以进一步向松进行调整，比如进一步降准，尤其是降息、降政策利率，它的空间就开始打开了。中国的利率水平其实已经很低，我们的经济增长水平还在5%左右，因此我们的利率虽然没有太大的下调空间，但是还是有空间的。
记者：去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其中包括组建中央金融委员会、组建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组建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等等，您认为这一系列机构改革及其设置，对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金融业发展，尤其是金融监管具有怎样的作用？在如何加强金融监管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连平：2023年，金融监管体制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就是成立了中央金融委员会、中央金融工作委员会，且在这个基础之上又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另外，各个省市也都建立了地方党委下的金融委员会，把中央金融委员会的体制在党内落地到各个地方上，这是一个重大的变革。
在这之前，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于2017年成立，它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主要目标是把金融归结在一起，由中央、由国务院统一领导。现在又进一步把它的地位提升到中央金融委员会，由总理直接担任委员会主任。这体现出宏观金融管理方面思路的更大变化，对金融有了高度的重视。
这其中有两个看点：
第一，它体现了两个“度”，高度和力度。
从高度来说，中央金融委员会的层次更高，可以说是最高的。过去，中央财经委员会处理所有的财经工作，在一系列有关财经的问题上，重大的决策基本都由财经委员会来考量，金融也是其中一部分。如今金融委员会成立，它和财经委员会并行了，可以更好地进行顶层设计，对国家中长期发展的规划、目标和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决策。
从力度来说，金融上升到了这么高的层次，会更加便于作出重大决策后，举全国之力推动金融的改革创新、金融事业的发展等。
第二，体现了两个“性”，系统性和协调性。
为什么金融要上升到这么一个高度？为什么过去国务院也要成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主要是因为金融当时是多头管理，系统性不够，协调性也不够，没有一个统一的体制。中国有个成语叫纲举目张，意在把许多的“目”通过“纲”举起来，集中起来，协调起来，能够更好地在整个系统中进行掌控，集中统一进行领导。
现在有了这样一个体制，中央金融委员会站在最高的高度，更便于把各个相关部门协调起来，统一起来，使得未来有关宏观金融问题的决策、中长期规划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解决，都可以放到最高层面，运用最合理、最有力度的系统来实现这方面的目标。
监管体制在这样一个新框架下，也越来越明确了，更多地朝着统一监管的方向发展。我们成立了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这个总局在某种意义上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是相同的，即将该领域中的监管集中统一进行领导。
现在还有一个证监会，主要是对证券市场、证券机构、证券领域中间的问题进行监管。我个人认为，将来我国朝着“双峰监管”体制发展可能性相对大一些。
放眼全球，金融监管体制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多头监管，美国较为典型，最多的时候有十几个监管部门；另一类是双峰监管。所谓双峰，一方面是中央银行对整个货币政策、宏观管理有一定的监管任务，为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提供便利和支持。另一方面，所有的监管由一个总的监管部门来负责，类似于我国的监管总局。我认为这样的体制是比较合适的，我们现在特别强调监管要“横向到边、纵向到底”，所有属于你的监管都要放进去。现在无论是证券、银行、信托、保险等，所有业务相互之间都是密切关联的，很难把它一刀切得非常清楚。
过去，我们的监管主要存在几方面的问题：第一，过程监管不足。准入时有一些监管，后面几乎就不再继续了。但是，在整个金融机构和市场运行的过程中，会产生许多问题，而我们的跟踪和监管显然是不够的。第二，监管的穿透力不足。监管要能够“插到底”，能达到底层资产，在底层最核心最关键的部位进行监管，不要仅仅流于表面。现在我们也要求进行穿透式监管。
还有一点特别要引起注意，即及时介入进行监管。有些金融活动开始推进了，但大家并不清楚它是不是合法合规，有时候一些不合法、不合规的金融活动也在开展，如果监管没有及时跟进，可能市场或者老百姓就认为它是合法合规的，否则监管为何不把它处理掉？因此，我认为对于新出现的、不太清晰的金融活动，监管的及时介入非常重要，监管滞后往往会带来许多损失，这个损失是老百姓的损失。
记者：防风险是金融监管的重要目标。去年底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都提到，要统筹化解房地产、地方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风险，关于这三大领域，您怎么评估它们的风险？您觉得未来我国可以从哪些关键政策入手，来解决这些方面的问题？
连平：这三个方面的风险，确实在最近一个阶段内表现得比较明显。
第一，房地产的风险是长期积累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问题是房企的风险，主要表现为房企流动性风险。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为房企提供合理的流动性规模，比如近期提出的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以及从房企“白名单”转向房企项目“白名单”。在2024年，这些政策对于缓解房企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企稳，应当会发挥积极作用。
与此同时，还是需要进一步释放需求，比如在一些有较大需求潜力的城市，加大放开限购限贷政策的力度，有些一线城市已经有了放开的动作，但是效果并不太好，应该进一步放开。房企能把房子卖出去，从而使流动性回流至房企，可以有效地缓解房企流动性紧张的状况，并推动房企继续投资，再加上政策、金融各方面的支持，我认为，2024年房地产有望迎来逐步企稳。
第二，关于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事实上国家最近几年非常重视，我认为地方债风险在2024年有缓解的机会。一方面，2024年地方债到期规模比2023年要小，大概在3万亿左右，和2023年相比下降了逾20%，这意味着地方政府在2024年的还债压力将显著减轻。另一方面，由于利率水平下降，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发新债来还旧债，目前许多地方政府已经陆续发行了特殊再融资债券，旧债利率可能在7%-8%，而新债利率只有3%-4%，因此地方政府的利息负担也会明显地减轻。此外，由于杠杆率水平较低，中央政府有条件加杠杆。最近中央就增发了1万亿国债，全部通过转移支付方式安排给地方使用，地方政府的流动性状况会得到明显改善。
第三，近年来中小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出现了一系列风险和问题，我国在去年和前年已采取了相应的举措加以应对，目前看来风险总体稳定可控。我认为，在未来应继续推进这几项举措：一是地方政府尽早介入，指导中小金融机构在缓解风险方面的工作。从手段上来说，可以由国有机构等向其补充资本金，改善中小金融机构的流动性。二是推进对出现较大问题金融机构的兼并、重组，防止发生进一步的“爆雷”，也避免拖累市场。
如果妥善推进这些工作，我想在2024年，我国中小金融机构的风险基本是可控的，应该不会出现类似于美国硅谷银行那种中等偏大银行“爆雷”的问题。当然，我们也希望资本市场和房地产市场都能够保持相对平稳运行，逐步改善向好，这样中小金融机构出现问题的概率也会更小。
记者：您一直很关注资本市场。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更好发挥资本市场枢纽功能”，充分肯定了资本市场的作用。证监会近期也表态说，要建设以投资者为本的资本市场，让广大投资者有回报、有获得感。这是否意味着，接下来我国的资本市场将会从融资市场转变为投资市场？在制度机制设计上，怎么做才能更好地保护中小投资者？在这方面您有什么建言？
连平：非常高兴听到有关监管部门的领导能够说出“以投资者为本”，这句话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并不为方方面面所接受。我一直持有这样一个观点——一个市场如果不重视投资者，不重视投资者的利益，这个市场是搞不下去的。
为什么这样说？开设市场的目的，首先是融资，这一点没错，但融资是要有资金进来的，资金进来的目的是投资，是希望能够获得回报、获得中长期收益的。但是最近几年，我国股市的中长期收益明显递减，很多股民是亏的。既然投资者在市场中难以获得收益，那这个市场他还要来干嘛呢？他肯定就不来，这样融资还能进行下去吗？没人投资，市场就会萎缩，这种情况下要是还想进行大量融资，难度可想而知。
目前就融资而言，积极性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无疑来自上市公司，它争取上市就是为了融资，要做大做强。第二来自地方政府，西方发达国家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我国的地方政府积极地推动当地企业上市，然后相互攀比，你一年推50个公司上市，那我一年要推60个。这种情况下，必定会出现地方政府将本地资源过分倾斜给上市公司的不合理情况，相当于它已经是一朵非常漂亮的花，你还要给更多的养料，这公平吗？第三个方面的积极性来自交易所，交易所也乐于看到每年的融资规模越来越大，可以用来交任务。
但是在投资方面，我认为我国这些年关注得不够，交易所和相关监管部门确实推动了一些中长期资金不断入市，但仍然不够。此外，在对市场的严格监管，严厉打击非法活动方面，我觉得手是太软了，而且往往滞后。问题出现了，大家重视了，监管部门才开始采取举措，这在未来需要做出很大的改进。
不过，我也不太同意市场未来的发展要从融资转向投资这种说法，事物的发展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要综合来看，要在融资和投资两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比如在当前阶段，市场的主要问题是对投资者及其利益和回报的关注度不够，出现了越来越多投资者退出市场的情况，甚至导致在许多利好政策出台时，市场显得非常麻木。近期一些有力度的政策陆续出台了，我相信这对市场企稳向好会发挥积极作用。
总体来看，我认为未来在政策上，我们还是要注重融资和投资之间的平衡，使得它们能够在整个市场发展过程中得到政策同样的关注、呵护和支持。只有当投资者能够获得良好的收益，这个市场才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进来，保证流动性充裕的状态，这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市场。
记者：在我国的家庭资产配置中，超70%的财富在房产，我国还有2.2亿的股民，以及更多的基金投资者。但是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楼市和股市的表现可以说“不分伯仲”，都处于寒冬之中。您刚刚提到了我国近期已出台了许多利好政策，但投资者的反应却比较麻木，市场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好转，您觉得原因何在？不少人感到困惑，2023年我国的经济增长达到了5.2%的水平，为什么我们的股市还这么低迷？接下来我们是先救股市还是先救楼市？2024年是股市先起来还是楼市先起来？
连平：我认为，从2024年年初开始，股票市场的变化会比较明显一些。前段时间我们看到股市大幅下挫，今天（2月6日）往后市场就有可能会出现一定的调整，然后趋稳，甚至于反弹，这种变化和相关政策有密切关系。
房地产市场的走稳是大家一直期待的，国家也出台了许多政策。近两年来，政府从需求端到供给端都推出了不少房地产利好政策，有的地方力度还比较大，但是我觉得还不够。
房地产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过去很大程度上供不应求的市场，变成了如今供大于求的市场。这个时候思维方式要改变，不必再担心房价还会出现大幅度的上涨，因为供求关系变化了，今后也很难再有造成房价大幅上涨的基础和条件。只有少数城市我们要适当关注，比如一些供给不足的城市，还是需要观察其供求关系变化的情况。要根据市场运行的实际情况转变思维，出台一些更接地气的、能落到实处的政策。
我认为2024年房地产市场逐步企稳的条件正在积累，产生的效应也在慢慢显现。年初以来，有些地方楼市的销售状况已经初步改善，房企销售面积环比增速加快，正在向好的方向发展。相信随着经济进一步恢复，各方面状况进一步好转，市场总体的供求关系也会发生一定变化，会有更多的需求被释放出来。市场其实是有需求的，关键要看政策能不能很好地释放需求。
从2023年房地产市场的运行情况来看，今后我们要特别关注市场信心的问题。由于预期不稳，对未来没有信心，许多民营企业选择退出市场，有的退出后仍在观望，有的干脆将资金调往国外。房地产市场是民营经济的重要板块，民营经济不好，房地产市场不会好；房地产市场低迷，民营经济也不会好。
总而言之，我认为2024年我国的房地产市场会慢慢企稳，同时股票市场有望在政策的强力推进下出现转机，楼市股市二者之间也会相互产生良性影响。我们最怕看到的，就是股市和楼市之间呈现一种负面的影响和联动，一起朝着不好的方向去运行，一起下跌，这是最不利的状况。
记者：去年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中特别提到两个城市，上海和香港。会议强调，增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竞争力和影响力，巩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过去这些年，关于未来到底是上海还是香港成为中国国际金融中心这一话题有很多讨论，您是怎么看的？您觉得一个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需要具备哪些要素？上海和香港分别有怎样的优势，未来的定位又分别是什么？
连平：一座城市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其所在国家本身的经济发展和经济规模要达到相当的水平，金融业的总体质量和数量也要达到相当的水平。美国有多个金融中心，中国同样是大国，自然也可以拥有多个国际金融中心，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因此上海也好，香港也好，我认为在未来都会以中国主要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而存在。
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一座城市应该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条件或要素。第一，拥有一个比较成熟的金融机构体系，包括银行、证券、保险、基金、信托、租赁等各种各样的金融机构都汇集在这个城市，形成一个体系。第二，金融市场也要形成一个体系，包括股票市场、债券市场、银行间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等。这些市场功能必须齐全，金融机构主要提供产品和服务，而市场主要提供交易的功能。
在这两个重要方面背后，这座城市还需要有一系列的优势因素来支撑它成为国际金融中心。
比如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比如交易系统，目前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张江已经有了许多金融机构的后台，运行着很大的交易系统。另外还需要人力资源体系，这个金融中心得有一大批从事各种经营活动的专业人才，这是支撑市场运行的要素。与此同时，还需要监管和调控体系，从而对市场起到保障和保证作用。市场的运行，需要合规和控制风险。宏观调控的机构也不能缺位，中央银行应当把金融中心作为发挥调节职能的重点。
至于香港和上海在定位上有何不同？从目前结构来看，香港的定位是一个以美元体系和人民币体系共同构成的金融中心体系。港币是联系汇率制，跟美元紧紧绑在一起，所以美国的货币政策变化对它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港币基本上是美元体系中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近些年大量内地的资金、机构、人才进入香港，人民币的相关体系逐步发展起来。所以目前香港金融市场以美元体系为主，人民币居次要位置。
香港金融活动背后的经济支撑，一是中国华南地区，二是东南亚。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所服务的是较大规模的区域性经济体，庞大的需求始终是客观存在的。尽管在前段时间可能受到一些因素的干扰，但是客观需求的充分释放，依然会支撑香港的金融活动保持平稳运行。
上海和香港不同，上海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以人民币体系为主的金融中心。股票、债券等各种市场的交易，绝大多数都通过人民币。随着中国的经济规模和开放程度越来越大，会有越来越多的外部资金进入中国市场，交易者会把各自的货币兑换成人民币来进行交易和投资。
上海背靠的腹地是长三角，而长三角的经济规模和人口规模都明显大于粤港澳，这是未来支撑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中国因素。
中国经济总量目前已经是全球第二，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实质上已经是第一，制造业规模、贸易市场份额等等也是全球最大，这些都说明了中国的经济实力在全球数一数二。在如此大的经济规模的基础上，中国未来的上海金融中心作为人民币交易的主要全球市场，自然会有更多的资金流进来。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市场，上海在未来是可以和纽约相匹敌的。
可以说，等到中国的开放程度越来越大，实现了成为金融强国的目标，上海毫无疑问会成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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