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看风险，不见机遇，是欧盟对华焦虑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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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的“去风险化”从最初偏重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定义，强调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到后面越来越所谓的“客观化”，不仅强调政治的原因，也要提经贸的原因；不仅针对中国，也要针对其它国家。

姜锋
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中国驻德国大使馆前公使衔参赞

■“谁试图以‘去风险’之名搞‘去中国化’，谁就将犯下历史错误。”

2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在“中国专场”发表题为《坚定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力量》的主旨讲话，指出反对“脱钩断链”现在已成为国际共识，越来越多有识之士认识到，不合作才是最大的风险。呼吁各国寻求共赢，避免多输。

而在此前，由欧美发起的针对中国的“去风险”政策，对全球经济进一步恢复带来阻力。欧洲也将在高昂的能源价格、对支持乌克兰的疲惫中迎来俄乌冲突两周年；中东红海地区的航运封锁战进一步扰乱全球供应链，对欧洲经济的影响更是雪上加霜。

欧洲如何看待自身在全球热点问题与大国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中欧关系又有哪些关注焦点？就以上问题，观察者网专访了此次参加慕安会议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员姜锋教授。

记者：从俄乌冲突到巴以冲突，您会用什么词来形容欧洲面对世界变局的心态？

姜锋：用一个词来概括，就是焦虑，深度的焦虑。过去一年来，整个欧洲面临的内外局势和环境都发生了剧烈变化，特别是面临两个战场，欧洲还找不到应对和适应的办法。东部俄乌冲突依然硝烟弥漫，这场冲突何时终结，以何种方式终结，欧洲人既很着急，又无法掌控。如果特朗普重新上台，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有可能大幅削减，以欧洲人不愿看到的方式解决俄乌冲突，欧洲自己不能掌握自己的安全命运，这是令欧洲政治领导层沮丧的。另一方面，欧洲内部也有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怀疑，对乌克兰战争的支持是否能达到令他们满意的结果。

在欧洲的东南部方向，西亚北非地区的巴以冲突重燃，且外溢的危险越来越大。现在红海地区的航道已经被殃及，冲突还可能向其他区域国家进一步扩散，这令欧洲忧心忡忡。面对中东局势，欧盟作为一个主要的域外力量是否要参与进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安全问题。目前，欧洲一些国家已经在红海开展护航的军事行动。

从外部环境来讲，欧洲非常依赖美国，特别是在安全战略方面，是深度的结构性依赖，因此，美国也是欧洲最大的不确定因素，美国大选的走向，可以说是令欧洲焦虑的最大外部因素。至于中欧关系，欧洲目前还在探索中。看得出来，欧洲曾一度希望同中国搞“脱钩”，意识到不成后又转向“去风险化”。此前，德国有研究发现，如果欧盟同中国深度“脱钩”，其自身承担的损失将相当于英国“脱欧”损失的6倍，并涉及到上百万人的就业等一系列问题。

欧盟关于“去风险化”概念的内涵也在不断调整，从最初偏重政治和战略层面的定义，强调制度和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到后面越来越所谓的“客观化”，不仅强调政治的原因，也要提经贸的原因；不仅针对中国，也要针对其它国家，甚至包括对美国的“去风险化”。可以说，对华战略定位拿不准，只看风险，不见机遇，也是欧盟焦虑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内部形势看，欧洲经济在疫情结束后确有一定回升，但远不及预期。特别是去年，欧洲各主要国家的通货膨胀水平一度达到历史高位，严重影响了欧洲的经济与民生，造成的损害非常大，这有俄乌危机的原因，也有欧洲经济结构转型缓慢的问题。欧洲的主要经济体德国，去年经济不仅没有正增长，GDP总额反而同比萎缩0.3%，这对欧洲整体经济的影响非常负面。

过去，德国是欧洲经济的领头羊，扮演火车头的角色，现在却给欧洲经济拖后腿。在表面的经济形势之下，欧洲也面临结构上的大问题，比如能源问题如何解决，这是对欧洲的经济、民生以及战略都至关重要的因素。欧洲主要国家在这方面的政策差异非常大，比如法国要大力发展核能，而德国居然彻底放弃了核能发电。经济增长乏力、增长结构上的种种问题导致欧洲国家的社会不断分裂。法国、德国都是如此。被德国主流政治力量定义为极端右翼的另类选择党（AfD），过去几个月来在民意调查中持续领先，支持率大概在17%左右。从数量上来看，另类选择党已经进入德国政治主流，在全国范围内的民调支持率已经超过了社会民主党，不再是过去那个微不足道的极端小党。

在德国东部，另类选择党的优势就更明显。根据最近的民调，包括在图林根州的一些地方，它的支持率高达30%，排在第一，传统的基督教民主同盟和社民党都被远远甩开，差距高达10个百分点。一支被德国主流政党视作极右翼边缘化的党派，如今却在民调中成为主流。少数极右翼党派和传统大党支持率的颠倒也明显体现了德国社会中的焦虑。德国民众其实不见得就支持另类选择党的政治主张和做法，但关键是他们对目前的德国政府、执政党非常不满，所以通过行动进行抗议。

近来，德国传统政党在全国掀起大规模反对右翼极端势力的抗议运动，旨在打压另类选择党，这一方面展现了德国民众对极右政治的担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德国社会的政治意志已深度分化。德国总统近日罕见地公开表达忧虑，形容德国有些方面已经“滑坡”，要防范极端主义危险。

记者：2023年年初，德国同意向乌克兰供应主战坦克，并规划2024年将对乌军事援助金额翻一番；然而一年下来，乌军的反攻并未取得明显进展，欧盟内部反对军援的声音也在增加。您认为欧洲支持乌克兰的态度是否开始出现转变？

姜锋：在军援乌克兰的问题上，欧洲国家在政府层面和社会层面的态度是高度分裂的。德、法等主要大国依然强调会继续甚至加大对乌军援。德国国内最近爆发大规模农民抗议，原因是政府要削减对农用车辆和机械燃油的补贴，给农民造成的额外损失接近10亿欧元。不少网民留言表达不满，称德国政府宁愿让农民承受巨大的损失，也要向乌克兰供应武器。

德国农民占全国总就业人口不到2%，总数量非常小，但能量很大，基本保障德国人的食品供应，被称为是德国最独立自主的行业。这次德国农民发动的大规模抗议，虽然给公共生活造成许多不方便，但民调显示，依然有接近70%的德国民众支持农民抗议。也就是说，这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关乎农民农业的问题了，而是集中体现了德国社会的一种态度。德语这些年有个新词叫“愤怒公民”，就表述了这种现象。民众的生活开始变得艰难，政府却还要拿钱去帮助乌克兰打仗，加之能源政策失当，增加了民众生活成本，显然，德国民众对援乌的态度同政府的态度已经分裂，对政府的不满激化。

但是在加大军援力度的问题上，德国的政治家没有其他选择，甚至某种程度上，这对他们是一种绝望的选择。如果乌克兰战败，俄罗斯的影响力就会主导欧洲东部。对于德国这些靠近东部的国家来说，整个安全局势将变成噩梦。另一方面，欧洲也能感受到，美国大选结束后，美国可能会减少或放弃对乌克兰的大规模军援，迫使出现违背乌克兰和欧洲利益的解决方案。对此欧洲有沉重的无力感。所以，德法特别是德国只能自己全力以赴，勒紧裤腰带支持乌克兰。这应是德国政府背后的考虑。

现在，除了另类选择党和左翼党等其它小党外，德国主流的政治家对这个问题的态度是高度一致的。德国总统1月13日接受《南德意志报》采访时就提到，乌克兰战争事关德国的安全，德国要在乌克兰捍卫德国的安全。此外，德国的国防部长最近也用了一个新词，这个词过去在德国社会是不敢用的，翻译过来差不多是“积极备战”、“准备打仗”的意思。这些都反映了支持乌克兰是德国没有办法的选择。德国的“再军事化”越来越引人注目。

记者：相比去年德国经济萎缩，遭到美欧一轮又一轮制裁的俄罗斯，2023年的经济反而实现了正增长。这是否可以说明美欧对俄罗斯的制裁已经失效？又是否会影响欧洲对于呼吁俄乌停火的立场？

姜锋：在我看来，从一开始，欧洲对俄乌冲突采取的各方面政策，包括制裁，内部都存在着不同观点。比如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前的国际政治中，没有一次对某个国家实施全面经济制裁成功的案例，比如对朝鲜、伊朗、古巴的制裁等等，对于这一点学界也有共识。

其次，对于俄罗斯这个超大的、资源极为丰富的国家，是不可能仅通过经济制裁击败它的。制裁俄罗斯反而给欧洲造成很大损失。过去，俄罗斯是欧洲的一个重要贸易伙伴，在能源领域，德国一度有50%多的能源都来自俄罗斯，而且非常廉价。可以说，德国通过利用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加工从其它国家进口的资源，然后通过高附加值的出口赚取利润，这是德国实现经济增长、财富积累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欧洲和俄罗斯的相互制裁严重损伤了欧洲特别是德国的经济基础，制裁实际上起到了反作用。

那么，欧洲为什么没有反思和改变？刚才说过，欧洲目前心态上是焦虑的、无奈的，不知道该怎么调整，但是意识形态上的立场非常顽固，甚至有点“感情用事”。我们看到，大量欧洲国家或欧盟的领导人不断飞往基辅，同泽连斯基总统握手合影，然后一起到前线视察，现场全程有媒体跟拍。媒体传播起到的效果，远远大于欧洲国家批准军事援助的效果。但战争不可能靠镜头赢得。欧洲领导人不去乌克兰就是政治不准确，而去到了乌克兰就意味着，他/她获得了道义上的认可。意识形态在欧洲的制裁政策中也起到非常大的作用。

至于欧洲期待战争如何结束，根据媒体的透露，其实欧洲也曾积极参与停战谈判，有过相应的方案，比如基于现状先停火，相应的地区归属和主权问题以后再谈。本来是有这类方案的，但是因为意识形态作祟，加上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出于自身战略利益的考量，就无果而终。特别是美国，有军事将领公开说，他们在俄乌冲突的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就是要打消耗战，而不是尽快实现和平。

所以，要考虑结束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还是要看美国和北约。而从目前来看，北约已经变得越来越成为战争的积极鼓动者和参与者，在冲突和战争中定义自己存在的合理性与集体身份。

至于俄罗斯，目前并没有像欧美国家想象中那样受到极大削弱。不光如此，随着俄罗斯转入战争经济，其经济反而在不断发展，更加有韧性，抗打压的能力提升。在莫斯科等大城市，民众的正常生活还在进行，看上去并没有受到战争的很大影响。俄罗斯的整体实力并没有被战争和制裁严重削弱。因此，下一步思考俄乌冲突如何结束，我觉得欧洲是非常着急，但是欧洲很大程度上无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在安全和军事领域，欧洲还远远没有达到能够独立自主的程度，更不用说左右俄乌冲突局势的程度。

记者：您如何评价过去一年来，欧洲面对大国竞争问题时的矛盾心态？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华期间提出欧洲需要“战略自主”，另一方面，欧盟确实在加入或配合美国对中企发动的制裁。欧盟目前的立场是什么？

姜锋：从政治和政府的层面上来讲，欧洲还是比较务实的。他们对欧洲在全球力量格局中的地位很清醒。中美竞争会是影响欧盟国际地位的重要变量。欧盟希望在这个大三角的结构扮演发挥所谓平衡作用的第三者，欧洲的政策研究界、学术界包括部分官员对此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当然，有学者认为还要加入俄罗斯，形成“四边”，但目前主流的认识是中美欧三边，欧洲应保持有利可图的平衡第三方。这是欧洲政府的层面，但在意识形态色彩很强的议会层面，包括媒体，他们坚信欧洲应该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同美国站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欧洲在表述对华政策时用了“伙伴、竞争者、对手”的三段论述，伙伴代表双方在经济领域有共同利益，竞争者是一种理性的表述，认为双方可以进行健康的竞争。但是欧洲的媒体或是议会中出现的文字和表达，往往都倾向于将中国定义为“制度性对手”，言辞非常激烈，有许多针对中国的不实描述甚至污蔑。

在社会层面，由于欧洲社会受到媒体和议会的影响非常大，可以说，过去一年来，他们对中国、特别是国家形象的认知相当负面。背后当然有疫情的原因，双方的相互来往减少了。至于未来，我认为欧洲的对华认知还是会逐渐走向理性。首先，中国坚持的是多边主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强调共商、共建、共享，中国没有去威胁或打压别国发展的理念，更没有这种政策或行为。中国的健康发展，在我看来是欧洲对华认知转为理性的根本原因。中欧是非常重要的经贸伙伴，而经贸关系事关双方民众的福祉，在这一点上双方也会保持非常密切的经贸联系和社会来往，所以我对未来中欧关系的发展还是比较乐观的。

第二个方面，欧洲也认识到，仅凭它自己不足以真的成为全球政治当中的决定性力量。它发挥作用的空间是如何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这是对它最有利的战略选择。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偏向哪一方，对中美都会起到非常大的结构性作用，都不符合欧洲自身利益。因此，我想未来欧盟不太会极端地偏向某一方，除非它偏执于意识形态，不顾一切。

记者：2023年从疫情中走出来后，中欧在外交层面特别是首脑外交、高层外交领域取得了哪些成绩？

姜锋：2023年中欧之间的首脑外交和高层外交取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放在整个国际关系的背景中也是非常少有的。双方高层会晤有12次之多，创下了纪录。这说明，双方对中欧关系的重要战略意义有高度共识，否则就不会有如此密切的往来，对不对？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既然交往如此密切，也就说明有许多话题需要谈。这既加强了对彼此的相互认知，另一方面也体现出双方还有很多话题可以谈。

从双方领导人的谈话或交流，包括从媒体上透露出来的信息可以看出，过去一年来的交流很大程度上是在谈中欧如何建立战略互信，如何发展对彼此正确的定位，精准的认知，这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中欧对未来两国开展具体合作的领域也做了相应规划，包括人文交流。我注意到，在新冠疫情导致停滞了数年后，2023年起中欧将重启人文交流，也包括中国同欧洲相关国家的，比如中法正在筹备建交60周年的庆祝活动。这一系列的人文领域交流项目都会增进中欧的相互认知。我的感觉是，进一步完善这些认知是当前推进中欧关系的非常核心的基础。■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