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靠投资还是消费？不如先厘清“刺激消费”的几个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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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和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支付能力”才是当前扩大内需的关键。

鹿鸣

■老百姓到底是有钱不敢花也不愿花，还是老百姓口袋真没钱花？这是前段时间社交网络争议的焦点。

当然，对普通人而言，不管有没有钱，都得消费，有钱多花点，没钱少花点；没有打折促销，就再等等；有了优惠或消费券，就赶在到期前花一波。

疫情以来至今，呼吁政府发钱、发券的呼声不时响起，民间支持或不支持的声音也非常对立。虽然全民发钱一直没有回响，但有些地方选择发放消费券，不是全国性的政策，不知各位是否还记得上一次领到消费券是什么时候。

2022年4月25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意见》，要求综合施策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续恢复。随后，多地紧跟政策，陆续发放消费券，以期提振消费市场活力。据新华社报道，北京发放“绿色节能消费券”，每份券包总金额1500元，可购买符合条件的21类绿色节能产品；成都发放数字人民币线上消费券，金额共计1.6亿元；太原投放5类22种数字消费券，财政总投入4.2亿元；山东发放汽车消费券15万张，预计高达5亿元；佛山发放针对家电产品的消费券……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与蚂蚁金服研究院研究发现，1元政府消费券能够刺激3.5元以上的新增消费，实际中这一杠杆效应或许更大，5倍甚至10倍以上。到2024开年，个别地区又“撒”了一波券：广东“粤消费粤精彩”“惠购湖北”、天津“欢乐迎新暖心购物”。

但是，这波潮流中大多数地区都没有跟进。究其原因，主要是政府消费券在发放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比如电子消费券的惠及人群多为学生及中青年群体，银发族一般拼不过手速，甚至没法领取消费券。再比如，消费券的使用也面临各种限制条款和规则不完善问题，部分产品和门店不参与使用，个别商家会提出限制使用等临时性规定。更甚者，部分地区还存在倒卖消费券情况。

再者，发放消费券其实本该是商业促销行为，政府不宜深度参与，更何况消费券对消费刺激存在短期效应，这是多地政府不再继续跟进的重要原因。

换言之，政府更应该着手出台多样化政策，通过价格补贴、降息、品质监控等间接调控措施促进消费，通过税收优化、准入放宽、标准严格、产业引导等多方位改革，激发更多企业供应高性价比产品引领消费，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就增长促消费，更非驱赶式“发文”促消费。

若仔细回看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工作重点是“扩大内需”，而非简单的“刺激消费”。如何理解这两者之间的差异与联系，从而进一步分析当前经济形势？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到底应该靠“消费促进”，还是“投资拉动”？国内国际两大循环的联动在于经常项目，还是资本项目？这些值得思考。

有效需求不足成为困扰

根据国家统计局近两年的数据显示：

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39733亿元，同比下降0.2%。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80448亿元，同比下降0.3%；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9285亿元，与上年基本持平；商品零售额395792亿元，同比增长0.5%；餐饮收入额43941亿元，同比下降6.3%。2022年，旅客运输总量56亿人次，同比下降32.7%；旅客运输周转量12921亿人公里，同比下降34.6%。

2023年是疫情后全面放开的首个完整年度，年度数据统计刚刚发布。2023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471495亿元，比上年增长7.2%。城镇消费品零售额407490亿元，比上年增长7.1%；乡村消费品零售额64005亿元，增长8%。商品零售额418605亿元，比上年增长5.8%。

由于2022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略微下降，因此根据连续年度数据可以看出，2023年消费需求一定程度上已经恢复，但消费增长态势仍未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且存在结构性问题。例如，餐饮、粮油、烟酒、服装衣帽、体育运动等与居民衣食行高度相关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占比较高且增长稳定；家电音响类、家具、化妆品等商品的消费增长乏力，文化办公及建筑装潢类商品消费下降显著。2023年金银珠宝类产品消费同比增长13.3%，也一定程度反应居民消费喜好转向以保值增值为目的投资品。

其中原因多且杂。从国内来看，传统行业产能过剩、劳动力价格上升对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产生一定阻力，中低端产业向高端、新兴战略产业转移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人力，政策见效和配套产业完备需要时间；中低端产业向海外转移，地产软着陆、压降地方政府债务等主动调整，加剧了国内产业的坍缩。

从国外来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通过提高贸易壁垒限制中国外贸企业出口，海外市场开拓受阻；通过禁令和针对性审查等手段限，制高端技术产品及服务出口至中国，战略性抑制中国的科技进步、产业升级；通过美元持续加息，左右国际资本情绪，影响中国股市和汇率异常波动，加速资本外逃。除此之外，外部客观干扰还包括疫情防控、局部战争、地缘政治变化等。

上述种种因素产生的最终表现是中国企业减产甚至倒闭，降薪裁员，导致居民对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增大，消费意愿降低、消费降级，悲观情绪弥漫。因此，对于如何扩大有效需求，各级政府可谓绞尽脑汁，前有淄博烧烤，后有“尔滨”冰雪大世界，春节档的压力留给其他传统旅游热门城市，但这些爆红的网红城市及网红项目能否成为长久经营，仍需时间和民众的检验。

居民杠杆率高企，阻碍消费形成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我国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由2012年的33.8%上涨至2022年的71.8%。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发布的各期《中国杠杆率报告》则显示，居民杠杆率从2009的20%左右增长至2022年的61.9%，2023年上半年已达63.5%。

两家机构的统计口径存在一点差异，但两者的数据趋势基本一致，都展示了这十多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持续走高的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疫情期间该指标基本保持稳定。

这一指标说明的是居民总负债与GDP的比值，反映居民对借贷资金的依赖程度。居民杠杆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关，那么到底多高才算高？说法不一。有人认为，中国居民杠杆率不算高，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是75%，更低于危机时期的日本和美国。有人则认为，85%是阈值，超过这个阈值就非常危险，容易爆发债务危机。也有研究表明，中国的居民杠杆率尽管略高于处在相似发展阶段的经济体，但比马来西亚和泰国低多了。无论如何，从这一指标的翻倍式增长可以看出，现阶段该数值已经很高了。

十几年来，我国居民杠杆率持续增长，期限结构中中长期贷款约占七成以上，按揭和消费贷合计也在七成左右。部分群体可能存在助学、旅游、医美等消费方面的需求，但对于大多数居民而言，房子和车子才是“大件”开销。因此，居民杠杆率主要被房地产按揭贷款和以车贷为主的中长期消费贷款推高。2020年以来，居民杠杆率稳定在65%以下，这与房地产行业调控不无关系。

房子是每个新婚家庭的“刚需”，车子是中产阶层、“成熟”男人的标配，诸如此类的传统观念掏空了不少家庭的六个钱包，年轻人为银行打工，为昨天赚钱，沦为“房奴”“车奴”。再加上“裸贷”“美丽贷”“校园贷”等这些居民加杠杆过程中出现的乱象，遍布街头的“信用卡套现”和一笔勾销的P2P贷款，惊魂未定……谁还敢“杠上开花”？

扩大内需要靠“消费力”

所谓有效需求，是指有支付能力的消费意愿。当支付能力不足时，强烈的消费意愿会呈现“降级”态势，出现“反向消费”或“口红效应”，消费者以物美价廉取代对品牌的追求。数据显示，耐克、阿迪等国际知名服装品牌近年来在中国的销售额显著下降，国内品牌则表现出强劲的增长态势，潮牌、国货、折扣店成为更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一趋势可能成为未来的消费主流。当然，这其中的影响因素也包括国货品牌自身的崛起，以及国人民族情绪的推波助澜。

可以预见，未来国内消费品市场的竞争将会更加激烈，动辄百分之几十的利润率时代一去不复返。市场更加细分，产品品质更优。这不仅利好消费者，更利好中小微企业。每每看到某国的“小产品”卖上“大价钱”，不少人对国货既有期许，又“恨铁不成钢”。

在精细化时代，高科技、创意等高大上的词汇，不应只和“大国重器”捆绑在一起，“产业升级”也不是远离普通人日常生活的大事件。食品安全可以更严苛，玩具附加艺术审美，家具多用安全材料，诸如此类的案例不也称得上创新、升级、高质量？

同时“挑剔消费者理论”表明，想在这些层面得到提升，意味着普通消费者要变得更加挑剔，更加愿意表达自己的“个性化”需求，多方助力才能促进产品及服务品质的提升，这是普通人能为产业升级做出的巨大贡献。

从支持民族企业和回归理性消费的角度来看，这不啻为一个好现象，但要从根本上解决内需不足和高质量发展的可持续性，提升“支付能力”才是当前扩大内需的关键。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及指标计算，1978年到1985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快速上升；1985年到1995年，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波动较大；1995年到200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较为稳定；2009年到 2019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波动上升。“消费驱动型”经济的转变，得益于国内社会经济及产业发展促进了居民收入稳步增加、购买力增强、有效消费人群扩大，从而推高了消费对经济的贡献。

疫情前，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维持在六成左右。疫情暴发至今，由于房地产市场不景气、地方政府及城投公司去杠杆等因素叠加，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缓慢，更加衬托出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进一步提升。因此，扩大内需应该致力于并始终保障就业稳定和工资水平提高，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提升企业经营效益等。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测算出2023年前三季度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7%。长期来看，经济增长的结构因素调整导致这一数据严重失真，实际情况并非有效需求增加。但短期来看，这一数据对于分析后疫情时代经济增长很有意义，毕竟在短期内，消费驱动才是内生动力。

摆脱消费困境的常规操作

综上所述，国内当前的消费困境概括如下：

一是，政府发放消费券只是遂了“真实消费”意向者的愿，长期来看消费券的商业促销效果欠佳，商家观望成风，消费者的心理也发生巨大变化，新的消费意愿很难被凭空激发出来，无法形成持续性消费流和正向循环。

二是，居民部门杠杆率已经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很难继续通过鼓励贷款催生消费；虽然不排除结构性贷款需求，如经营贷款仍有空间，但目前的经营环境欠佳，有待观望。

三是，居民收入不稳定，降薪、裁员预期挫伤消费力，在投资品不足时，储蓄避险是人之常情。

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企业（包括金融企业和非金融企业）、居民三个部门模型中，最具主动性的就是政府，企业和居民通常闻风而动、顺势而为。因此，想要真正达到扩大内需的目的，政府可以尝试推行的举措如下：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降低基准利率指导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包括新增和存量贷款利率），减轻企业的融资成本，促进企业生产积极性，降低债务负担，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同时，政府可以酌情给予金融机构一定补偿，比如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加国有银行资本金等方式维护资本充足率等指标，缓解金融企业压力。

其次，当前经济转型的大方向有二，高端及新兴产业的突围，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传统制造业与服务业的深耕细作，顺应理性的消费需求转变。因此，政府可以顺势加大对企业减税、降费等优惠力度，针对性资金补贴、金融支持、政策优惠，在稳定生产、促进就业基础上，兼顾产业转型与升级。

再者，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突出社会保障职能，精简公务员队伍，强化服务理念，营造更好的市场环境。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相机抉择，始终围绕经济增长、稳定就业、物价稳定、均衡分配等目标，适时调整阶段性目标，促进公平、兼顾效率。上述举措中的大部分，政府其实已经实施或者正在研究制定对策，只是程度和施策顺序等尚需审慎权衡、充分论证，我们拭目以待。

GDP这个指标，是不是该弃用了？

基于前面的宏观数据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当前投资和出口的数据相对消费数据偏弱。一方面，是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另一方面，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是在国际产业分工与合作中中国角色的转变。产业结构调整带来的结果，需要时间证实，也需要我们的耐心等待。

不过，值得进一步分析的，是我国在国际产业链中的角色转变。多数专家认为当前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相当被动、阻碍颇多，于是自然而然就转向“国内产业升级”论调。这个观点本身没有错，但若考虑时间因素，我们在转型过渡期该怎么办？

扩大内需势在必行，扩大外需存在一定阻碍。发达国家加征关税限制产品进口，新兴市场经济体和欠发达国家的购买力不足。在双重不利因素下，服务出口可以发力，旅游签证进一步放开、鼓励软件外包和咨询服务等。投资也应该继续发力，合理开展政府投资，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加大民间投资力度，高水平开放，继续吸引外资。

是否存在其他防止经济失速的路径呢？充分发挥我国产业的“比较优势”向下兼容，可能是条好路子。利用我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并将其发挥到极致，加大优势产能输出，带动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发展。

有人会怀疑这是变相的“产业转移”，会导致国内产业空心化，增大就业压力。这种担心看似有一定道理，但更多的是制造焦虑和恐慌，不能为高质量发展提供任何建设性意见。中国企业“走出去”，是和“吸引外资”并重的战略，对外直接投资的正向性不言而喻。已有的统计数据可以证明：

2016年我国非金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11299亿元（按美元计价为1701亿美元），首度超过外商直接投资金额（FDI）8132亿元（折1260亿美元），后续年度OFDI增速放缓，被FDI反超，这一差距在疫情期间被再次扩大。2022年度，FDI为12327亿元，同比增长6.3%（折1891亿美元，同比增长8.0%）；OFDI为7859亿元，同比增长7.2%（折1169亿美元，同比增长2.8%）。

水平型OFDI确实会对我国出口产生一定程度的替代作用，但行业及品类调整等差异化战略也可以减缓或规避出口替代。效用较好的垂直型OFDI会促进中间品的出口，抵销出口替代。至于OFDI是否会引发产业转移，还得理性看待。

产业转移是个中性词汇，不宜谈“转”色变。一般来说，生产链条铺设和场地选择是由低成本和近市场综合决定的，涉及用工成本、要素成本、辅助品成本、运输成本等，还要兼顾气候环境、税收、政策、文化等多方面的风险对冲，是企业权衡生产与消费两端的自主选择。不必凡事上升到政治或道德层面。

在政府不断提升管理水平的基础上，实施合理的产业政策有助于优化企业的合理决策：水平型、垂直型OFDI，发展跨国业务和新建业务，实现国内与国际两个大循环的联动。

还有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GNP（国民生产总值）与GDP（国内生产总值）的区别在于是否计算我国居民企业的境外生产净值。随着中国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深化，外向型经济的发展取得一定成果，OFDI数据也保持在较高水平，甚至曾超过利用外资数额，GNP指标或许更能准确刻画我国经济发展状况，科学指导国内与国际两大循环互动。因此，未来改用GNP（国民生产总值）来衡量中国经济增长水平，会不会是更好的策略？

最后，一个更重要的外部因素在于实事求是、合理引导预期。当前中央不断强调中国经济“光明”论调。从宏观层面讲，中国经济的前景无疑是光明的，但落实到每一个个体的衣食住行，两厢之间的“温差”不容忽视。

政府合理有序公开社会经济数据信息，在此基础上做好解释，让社会各界了解更加全面的经济面貌，也许是更长远的策略。经济环境存在波动，习惯和适应未来一段时间、甚至较长时间内经济缓慢增长的事实，消除不切实际的“幻想”，对个体也很重要。接受现实并不等于悲观厌世，理性才能坦然。毕竟经过过去几十年的艰辛发展，取得的成绩是瞩目的，留下的经验都是宝贵的，这些积累是下一阶段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