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又变了。
发布日期：2024-11-22 21:04
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编者按】2023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后遗症”、全球经济低迷和地缘政治变局等不利因素下，仍实现5.2%的年增长，实属不易。
在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费和投资两大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111.4%; 外需表现最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4%，这也是继2018年外贸贡献为负之后时隔5年再现。
与此同时，2023年第三季度，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出现118亿美元净流出，这是199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第一次出现FDI净流出。
上述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必然现象，还是地缘政治下脱钩、去风险的产物？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燕生，聚焦地缘政治之下的中国经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突围？
【采访/ 高艳平】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记者：2023年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进出口表现不佳。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疫情前就已经在逐步放缓，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很有限。在您看来，脱钩、去风险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
张燕生：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就陷入困境，这意味着过去四十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这些年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出现了一系列新概念，其中，西方讲的新全球化，本质上是去中国化。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三场百年一遇的冲击。
第一场冲击是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冲击。疫情造成全球人员往来和供应链中断，对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贸易投资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种隔膜并没有随疫情而消失。
比如，我去年下半年到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做多次调查研究和访问，发现这些国家的国际旅游都恢复了正常，但来华的人却很少。境外朋友们反映，疫情形成了难以想象的信息鸿沟和不信任，加之签证难获得，信息难获取，航班难保证等问题，加深了隔膜。
甚至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老板来华后问道，晚上出去安全吗？同时，疫情时西方形成的各种限制来华的规定被变本加厉地沿袭下来。我们似乎很难回到疫情前了。
第二个冲击是百年一遇的地缘政治的冲击，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其中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中美战略竞争尚处于初始阶段。美国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到1945，美国称霸前学习了50年，战后又巩固了霸权七十多年。现在美国担心霸权转移。如果对目前中美竞争进行评估，会发现美国暂时占先。未来如何增强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综合能力，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二是当前中美技术能力竞争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博弈阶段。美国和西方担心，这次工业革命中国会占先，甚至不惜采取战争行为阻遏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未来中国需要从优势出发，不和美国最强的领域正面对撞，而是在中国最强的领域与之比拼，进而缩小差距赢得数字技术革命机遇。
三是中美博弈发生在东西方大国之间。美国软硬兼施，试图迫使更多国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加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那么，如何构建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孤立少数推动脱钩的极端分子，团结大多数，是中国必须要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三个冲击是百年一遇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较量。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协议的实施，将对我国钢铁、铝、水泥、化肥和电力等高碳企业、出口企业带来重大挑战。美国同样采取新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措施，将全球气变和能源转型变为美国创造新就业机会、新投资和产业发展机会的重大机遇。
因此，在这三场冲击下，中国的外贸、外资、外经，外包、外智等对外开放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型和变化。其情景很像1978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过去45年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中美经贸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前行的，而未来将可能面对全球经贸活动被地缘政治化、数字技术革命的竞争类战争行为，中美竞争很可能在两个平行体系的新国际环境下继续前行。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就必须全面推动反脱钩战略，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抓手，大力推动高增值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和双向投资向前发展，实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三个方面均衡开放战略，与世界经济挂钩不脱钩；就必须全面推动反遏制战略，把少数极端分子与广大希望深化合作的企业和民众区分开来，推动全方位国际合作；就必须推动反热战冷战冲突战略，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支持合作共赢占多数，中国做外资工作尚有空间
记者：具体到202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数据，出口增长0.6%；进口下降0.3%，进出口表现低迷，是否也和这三大冲击有密切关系？
张燕生：这三大冲击是中长期的。短期来说，2022年和2023年的外贸主要是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新冠疫情的后遗症；二是外需萎缩，内需不足；三是地缘政治的冲击。
正是因为这三个因素的影响，2023年的全球贸易增长显著低于2022年，预计也将低于2024年。2022年全球的贸易增长率为2.7%，2023年全球贸易仅增长0.8%，WTO预测2024年的全球贸易增长率为3.3%。中国的形势与全球的外贸形势是一样的。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与安全相关的供应链美国强行推动脱钩，与安全不相关的供应链美国强行推动产业、订单外迁，要和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竞争。
欧洲强调要去风险，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实现产业多元化，我们要弄清楚欧洲究竟是要“去中国化”还是多元化，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促进合作的空间。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只有极少数欧洲企业选择与中国脱钩，斩断与中国过去长期形成的经贸合作联系；更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正常的多元化策略，坚持跟中国企业保持传统经济贸易和商业联系。因此，这在外交、安全、政治、经贸等方面，给中欧合作而不是脱钩留下了空间。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日韩企业与欧美企业不同，对日韩企业而言，美国长臂管辖的合规红线非常不清晰，而且在不断改变和调整。欧美企业敢踏红线的边缘，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日本企业不敢。韩国企业则会积极游说，最大限度地争取豁免。这就为我们做工作留下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内阁办公室1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不友好感从去年的81.8%上升到了86.7%；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好感度也下降了不少。我们的宣传部门和外交部门要搞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对外讲明中国的合作共赢的立场，营造良好的外部形象，这对增进战略经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地缘政治正在陷入一场“拔河赛”，一端是极端分子，希望搞“脱钩”、“去风险”；另一端则是倡导合作，最终走向共赢，中国始终是支持合作共赢的一方。我们在2023年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二者之间留给我们做工作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考虑政治正确，在地缘政治的压力下，欧美、日韩企业想像往常那样与中国合规做生意是非常难的，他们选边站的压力非常大。比如说苹果的产业链不想离开中国去印度。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承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去那么做。
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比2022年更艰难；但是经济会更有韧性。2024年，预计将是大分化的一年。2024年，受到政治周期年（全球有47个国家举行大选）的影响，美国经济会大幅度下滑；共和党一定会要求2024年美国财政预算案实行紧缩，因此财政紧缩会对2024年美国经济造成向下的压力。如果说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为2.5%，那么，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是1.5%左右。
2024年的中国经济会怎样？国际社会、国际机构大多数都认为中国经济会逐年走低。这取决于中国宏观政策能否加力，是否出台更多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措施，经济和非经济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统筹协调和一致性评估，使经济发展重回合理区间？这需要精准施策，统筹施策。
IMF预测到202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都会低于长期均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2024年的中国外贸，一是要有中长期过苦日子练内功的准备；二是把握今年一些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带来的机遇逆势而上；三是积极应对“新三样”可能面对的贸易摩擦；四是千方百计稳住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日本市场和韩国市场；五是外交、安全、宣传、经济贸易等各部门要联手促进外贸形势好转。
我到国外做调研时，境外企业归根结底就一句话，一切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中国经济好，谁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对我们而言，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关键。
全球化在倒退，中国怎么办？
记者：一种说法认为，在疫情之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大比例下滑了，进出口出现疲态，所以目前的进出口低迷，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您怎么看？
张燕生：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一是外贸依存度下降是大国地位决定的。我国外贸依存度2006年为64%，2021年为34%，我预计未来10年后可能下降到24%。这意味着我国内需支撑的GDP增速将长期高于进出口贸易，可能处于高于美国低于日本的水平。二是贸易保护主义降低了全球贸易增长率。
去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对华芯片制裁法案提升到了与俄乌冲突同等的关注高度，题目为这是一场战争行为，美国想把中国的芯片和微电子、特定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技术一锅端掉，并认为这是决定中国国运和美国存亡之战。
中间品贸易反映的是各国供应链分工和合作程度的贸易方式。中间产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2019-2022年平均占比51%，降到了2023年上半年的48.5%。也就是说，受益于全球化的中间产品贸易已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而且亚洲在美国零部件贸易的份额，也从2022年上半年的43%降到了2023年同期的38%。而中国的中间品贸易逆势而上，把中间品卖到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东欧等地，然后在那里完成加工、组装，最终把成品卖到欧美。
然而，中国与美国、日本的中间品贸易份额在下降，显示脱钩已经在悄悄进行。如2018至2022年，美中间品贸易进口中国的比重从18.5%降至14.1%，2023年上半年再降至11.4%；日本中间品贸易进口中国的比重则从26.5%降至24%。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中国对德中间品出口比重则从11.1%升到15.9%，对英从10.3%增加到15.1%，大陆对台从12.2%升至14%，对巴西从22.2%增至26.4%，对澳大利亚从29.5%增至33.1%。未来，是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美日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的脱钩行列，还是与中国扩大中间品贸易，将是一个重要风向标。
另外一个方面，中国把握绿色革命、新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机遇而形成了一些新增长点。如新能源领域形成了“新三样”出口，数字技术领域出现了跨境电商出口。在这些领域，中国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发展非常快。
2024年，预计美国和欧洲将联手对中国的电动车、锂电池发起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且由于中国跨境电商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一些美国议员也对此提出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法案。可以看到，中国外贸转型过程中遇到许多新问题。
当前，RCEP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中有三个经济合作圈，即中国和东盟、中日韩，以及中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三个经济合作圈对中国下一步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东盟已经成为我们供应链的延伸扩展地区，中日韩将决定东亚生产方式转型的方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我国初级产品安全的重要保障地。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除去缅甸、老挝、柬埔寨，东亚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被纳入其中。
RCEP和IPEF的区别就在于， RCEP是自由贸易协定，过渡期结束后，零关税的比例将达到90%，中国和日本零关税的比例将达到86%，而且服务贸易6年以后都将实现负面清单。
但美国主导的IPEF，不搞自由贸易，形成了美国规则主导的四根支柱，分别是在数字贸易、劳工和环境等领域制订所谓公平、高标准和有约束力的规则；提高芯片、大容量电池、医疗产品、关键矿物等重要产业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推动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脱碳和绿色技术发展；以及税收和反腐败。
美国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不断地改变规则。原来美国在全球推动自由贸易，但现在美国认为，自由贸易让中国占便宜，美国吃亏。所以美国现在不搞自由贸易，而是搞IPEF，制定美国规则、美国标准，要让中国周边的国家跟着美国走。
当前，国际政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关国际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0年，全球产业政策只有34项，而202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594项。全球产业政策出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德国、日本、巴西、美国、加拿大等，中国排到第十一位。从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谁在用保护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等手段？
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研究讨论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得出来的一个基本结论，即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环境和基础，取决于对安全、绿色、科技、能源、社会等领域的纠偏还是扭曲，取决于战略性竞争目标；如果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做得不好，政策效应泛化，就可能会加剧市场行为的扭曲。
因此，在全球安全泛化、产业政策泛化、保护主义泛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更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完善法治。应对之策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记者：关于刚刚提到的纠偏和扭曲，您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张燕生：当前美国的产业政策、保护政策和国家干预大幅度上升，它使得美国制造业投资不断上升，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投资也明显地增加。
美国从2008年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采取了产业政策、保护政策和国家干预，包括通过地缘政治封锁和打压竞争对手，致使很多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前往美国投资，美国提供了10年的补贴。中国一家工程机械公司的董事长和另一家光伏公司的高管都曾跟我说，他们要去美国投资，因为美国给了相当好的补贴。
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工业空心化。通过保护主义、产业政策、国家干预和地缘政治手段多管齐下，美国制造业在回归，制造业投资在上升，固定设备投资在上升。
在过去的3-5年中美之间技术能力竞争、产业能力竞争和经营能力的竞争中，美国已出现了制造业回归的迹象，在中美独角兽企业、AI企业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发展上明显占优。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一旦“新三样”发展得好，各地方就会通过补贴一哄而起，引进发展“新三样”。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也上，信贷资金大量涌入“新三样”，最后可能会导致“新三样”产能过剩，价格竞争。
新三样的突飞猛进得益于产业政策，但此时中国应注意，避免这些行业过度内卷，搞价格战，最后导致产能过剩
企业需要有经济剩余，需要有利润来支撑创新。但过度竞争导致价格大幅下降以后，会导致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很难得到足够的回报去支撑后续创新。
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打压“新三样”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支持，才能够支持我们实现从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转变？
所以，我们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法治建设，尽快把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础工作夯实。
新贸易模式，会否掏空中国制造？
观察者网：前面您提到，现在形成了一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延伸扩展到海外的模式，就是我们把中间产品卖到墨西哥和越南等地，在这些地方制造成品，然后再卖到欧美，这可能也是近年来，我国海外绿地投资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吧。您觉得这会不会威胁到我们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张燕生：事情本质上取决于我们自己。海外绿地投资是没错的，一种是被动“走出去”，即在订单外迁、龙头企业外迁的压力下被迫把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外迁。另一种是主动“走出去”，走进美国的“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体系。关键是政府怎么来管理和引导。
现在中国企业形成的从生产和出口最终产品到欧美，转化成出口中间产品到墨西哥或越南，然后再出口到欧美的新贸易模式，是一种离岸制造的方式，是一种全球化制造的方式。这始终是在中美博弈的状况下。
这种制造方式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资源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资源地，形成新的生产和出口基地。
第二种模式是成本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低成本、物流便利的地区。
第三种是市场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市场区附近。
第四种是效率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人才存量、知识存量、技术存量充裕地区。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先后推动了“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战略。欧美“回岸制造”即再工业化战略，“近岸制造”则是去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东欧设厂，“友岸制造”就是进入美国盟国体系建设制造业基地。中国企业的策略就是大力地推动走出去，进入西方新制造体系。
从世界来讲，“中国+1”，“中国+N”的多元化战略已经变成了全球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投资将构建新全球生产体系。
2023年9月，我们在法国和比利时分别召开了中资企业座谈会。中资企业反映最多的是，走出去了，但走不进去、融不进去，本地化遇到困难。
中国要防止出现制造业空心化，一方面要鼓励企业把根（总部）留在中国，把核心技术和增值链留在国内。然而，苹果供应链外迁，不但会带走苹果链的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大中小，而且它会带走产业的生态圈。
另一个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还是太短。因此，我们企业提供增加值的能力还比较弱，产业链相对比较短，保障安全的能力偏弱。美国采取的脱钩策略是，要保住订单，就必须把技术、设备和骨干外迁。
现在出现的订单外迁、产业外迁和要素外迁，确确实实会对中国产生工业空心化的隐患，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怎么能够鼓励企业把根留下来。
现在很多跨境电商出海后完全不提跟中国的关系了，新加坡注册、亚洲制造、世界形象。在地缘政治冲击下，企业家想把中国身份隐瞒起来规避风险也没有错，因为很多国家把经济问题泛政治化。但是，如果想让企业把根留在中国，还是要把中国经济搞好，把营商环境搞好，把人文交流搞好。
怎么鼓励外迁企业把根留下来，把核心技术和增值链留在国内，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对外投资面临地缘政治挑战，对内，2023年我们的FDI流入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那么，对于FDI 的流入，地缘政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张燕生：首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马丁和他的团队，通过对在2016～2021年间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跨国并购交易占全球样本的4%，而中国受审查的比重却高达15%。
如果外国对你有地缘政治偏见，你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被审查的倍数就高，那你成功的概率就大幅度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审查倍数是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8倍还多，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的审查倍数不到0.5%，日本、韩国的倍数是1.5%，中国的倍数是4%。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正常的对外投资。
IMF研究发现，2021年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间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上升到52%，远高于地理距离较近国家之间的直接融资。如果地缘政治距离近的国家间的全球直接投资占比超过50%，中国的“引进来”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在苏州做调研的时候，相关人员表示，现在苏州制造业外资增量主要来源于再投资，也就是把已有投资的利润再投资。我国制造业外资的比重已经低于30%，2021年曾下降到20%以下。
现在美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已经从半导体、微电子、AI、量子信息技术，扩展延伸到新能源发电、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制造、新材料，而且进入到了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中国用什么对冲美国保护主义政策？
记者：看起来，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引进来走出去都已经产生了伤害。不过，我们发现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稳外资、吸引外资的政策，比如2023年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8项24条措施、再比如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还在北京等地进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等。
张燕生：我们出台的各项稳外资的政策都非常好。但是仍然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都是最好的，但是需要制定可操作性的细则。
第二，我国需要研究制定反脱钩、反遏制、反制裁的策略。比如有跨国公司反映他们的困境，在本国投资建厂缺地；在美国投资建厂缺工；在中国投资建厂受到长臂管辖的制约，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如果想要吸引外资，我们需要采取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对冲美国的保护主义产业政策。美国的芯片法案有120亿美元的补贴，欧盟也有补贴，日本也有补贴，中国能不能在这些前沿科技领域也给外资企业补贴呢？
我跟国内的朋友们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怎么可能给外资补贴呢？那么，反观美国、欧洲、日本是怎样补贴外国企业的呢？
第三，实行更开放的外资政策。曾有一家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家问我，什么时候中国会把我们看作是中国企业？伴随着中国45年改革开放，我们在中国创造了就业，为中国创造了税收；极端分子打压我们，但我们还想跟你们站在一块，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当自己人。我回答说，当我们真正自信了，你就是中国企业。
从贸易统计的概念来讲，无论是哪国企业在本地商业存在一年以上，该企业的贸易就是本地的，增加值就是本地的，就业就是本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在引进外资方面还有太多需要做的工作。
记者：2023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看起来，中国还需要在不少地方提升。
张燕生：首先要搞明白外资担心什么，我觉得， 怕打仗、怕选边站、怕政策不确定，这是外资最怕的。
其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我们还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思想统一到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上来。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也就是要加强政策的协同性。中国外资的政策这么好，管理外资的同志们都知道，但外交、宣传、监察、纪检、国资等部门都要有统一认识，要形成新时期吸引外资作用的新共识。比如，签证的问题、航班的问题、网络的问题、支付的问题等，都应当尽快加以解决。
外资政策原来解决的是跨境问题，即外资怎么从国外进入到中国；现在还要解决中国企业如何从中国走到国外。因此如何实现国内的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实现内外贸一体化，这是一个挑战。所以各个部门都应该协同起来，共同做好工作，将各项政策落地，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怎么做才是最关键的。
经济部门和外交、宣传、监察、纪检、国资等部门要统一认识，形成新时期吸引外资作用的新共识。
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
记者：您2024年中国经济您有什么预测和期待？2022年底采访您的时候，您提到中国经济下一个三十年，如果您还坚持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在国际大循环方面，我们可以期待的愿景会是什么？还有哪些堵点，哪些看点？
张燕生：2023年年底，OECD曾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5.2%（实际为5.2%），今年是4.7%，明年是4.2%。但我认为，今明两年宏观政策适度发力，各项政策形成合力，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干，政策制定出来之后，怎么执行、怎么落到实处是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新一高”的重大战略部署，即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国际上则流行新全球化、新华盛顿共识、新资本主义、新产业政策等新概念，其本质是地缘政治化。所以，要从全球视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出现新特征，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如何把“三新一高”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新发展阶段的特点究竟是什么？新发展理念的落地点究竟是什么？打造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要有一套思想解放运动，对未来的发展要形成新的共识。
比如说，1980年美国提出的《拜杜法案》把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了十多倍，为美国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做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也制定了《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我们也在不断修订使它越来越完善，但是要把法律落地执行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核心还是要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地的问题。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要求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高质量发展内涵、新发展阶段的特征、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看点落实到位，这对于未来30年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有五大内涵，第一个内涵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世界来说，大国的现代化究竟是机遇还是威胁？如果你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强凌弱，那你就是威胁；如果你能够做到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那你就是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大国，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世界。所以，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影响的问题。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也就是说，浙江老百姓的腰包最鼓，老百姓想用汗水过好日子的愿望更容易实现。同时，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大省。这是因为浙江采取了用市场机制来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即提高效率；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即实现公平，做到了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浙江在本质上较好地解决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中国式现代化也包括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也包括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做好这些，才能实现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
在我看来，未来30年的愿景就是推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创新型开发，解决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问，形成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加速增长的新时代；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形成法治天下的新时代；推动商品、服务、资源、要素等流动型开放，解决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形成经济、人才、城市、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要在这三方面做好文章。
看点就是中国未来要打造世界大脑，吸引全球华人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发达国家的杰出人才，通过全方位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如何打造世界一流人才和研究型大学、如何打造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如何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和法治体系，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在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费和投资两大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111.4%; 外需表现最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4%，这也是继2018年外贸贡献为负之后时隔5年再现。
与此同时，2023年第三季度，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出现118亿美元净流出，这是199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第一次出现FDI净流出。
上述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必然现象，还是地缘政治下脱钩、去风险的产物？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燕生，聚焦地缘政治之下的中国经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突围？
【采访/ 高艳平】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记者：2023年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进出口表现不佳。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疫情前就已经在逐步放缓，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很有限。在您看来，脱钩、去风险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
张燕生：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就陷入困境，这意味着过去四十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这些年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出现了一系列新概念，其中，西方讲的新全球化，本质上是去中国化。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三场百年一遇的冲击。
第一场冲击是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冲击。疫情造成全球人员往来和供应链中断，对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贸易投资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种隔膜并没有随疫情而消失。
比如，我去年下半年到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做多次调查研究和访问，发现这些国家的国际旅游都恢复了正常，但来华的人却很少。境外朋友们反映，疫情形成了难以想象的信息鸿沟和不信任，加之签证难获得，信息难获取，航班难保证等问题，加深了隔膜。
甚至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老板来华后问道，晚上出去安全吗？同时，疫情时西方形成的各种限制来华的规定被变本加厉地沿袭下来。我们似乎很难回到疫情前了。
第二个冲击是百年一遇的地缘政治的冲击，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其中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中美战略竞争尚处于初始阶段。美国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到1945，美国称霸前学习了50年，战后又巩固了霸权七十多年。现在美国担心霸权转移。如果对目前中美竞争进行评估，会发现美国暂时占先。未来如何增强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综合能力，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二是当前中美技术能力竞争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博弈阶段。美国和西方担心，这次工业革命中国会占先，甚至不惜采取战争行为阻遏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未来中国需要从优势出发，不和美国最强的领域正面对撞，而是在中国最强的领域与之比拼，进而缩小差距赢得数字技术革命机遇。
三是中美博弈发生在东西方大国之间。美国软硬兼施，试图迫使更多国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加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那么，如何构建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孤立少数推动脱钩的极端分子，团结大多数，是中国必须要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三个冲击是百年一遇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较量。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协议的实施，将对我国钢铁、铝、水泥、化肥和电力等高碳企业、出口企业带来重大挑战。美国同样采取新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措施，将全球气变和能源转型变为美国创造新就业机会、新投资和产业发展机会的重大机遇。
因此，在这三场冲击下，中国的外贸、外资、外经，外包、外智等对外开放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型和变化。其情景很像1978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过去45年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中美经贸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前行的，而未来将可能面对全球经贸活动被地缘政治化、数字技术革命的竞争类战争行为，中美竞争很可能在两个平行体系的新国际环境下继续前行。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就必须全面推动反脱钩战略，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抓手，大力推动高增值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和双向投资向前发展，实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三个方面均衡开放战略，与世界经济挂钩不脱钩；就必须全面推动反遏制战略，把少数极端分子与广大希望深化合作的企业和民众区分开来，推动全方位国际合作；就必须推动反热战冷战冲突战略，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支持合作共赢占多数，中国做外资工作尚有空间
记者：具体到202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数据，出口增长0.6%；进口下降0.3%，进出口表现低迷，是否也和这三大冲击有密切关系？
张燕生：这三大冲击是中长期的。短期来说，2022年和2023年的外贸主要是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新冠疫情的后遗症；二是外需萎缩，内需不足；三是地缘政治的冲击。
正是因为这三个因素的影响，2023年的全球贸易增长显著低于2022年，预计也将低于2024年。2022年全球的贸易增长率为2.7%，2023年全球贸易仅增长0.8%，WTO预测2024年的全球贸易增长率为3.3%。中国的形势与全球的外贸形势是一样的。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与安全相关的供应链美国强行推动脱钩，与安全不相关的供应链美国强行推动产业、订单外迁，要和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竞争。
欧洲强调要去风险，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实现产业多元化，我们要弄清楚欧洲究竟是要“去中国化”还是多元化，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促进合作的空间。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只有极少数欧洲企业选择与中国脱钩，斩断与中国过去长期形成的经贸合作联系；更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正常的多元化策略，坚持跟中国企业保持传统经济贸易和商业联系。因此，这在外交、安全、政治、经贸等方面，给中欧合作而不是脱钩留下了空间。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日韩企业与欧美企业不同，对日韩企业而言，美国长臂管辖的合规红线非常不清晰，而且在不断改变和调整。欧美企业敢踏红线的边缘，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日本企业不敢。韩国企业则会积极游说，最大限度地争取豁免。这就为我们做工作留下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内阁办公室1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不友好感从去年的81.8%上升到了86.7%；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好感度也下降了不少。我们的宣传部门和外交部门要搞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对外讲明中国的合作共赢的立场，营造良好的外部形象，这对增进战略经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地缘政治正在陷入一场“拔河赛”，一端是极端分子，希望搞“脱钩”、“去风险”；另一端则是倡导合作，最终走向共赢，中国始终是支持合作共赢的一方。我们在2023年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二者之间留给我们做工作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考虑政治正确，在地缘政治的压力下，欧美、日韩企业想像往常那样与中国合规做生意是非常难的，他们选边站的压力非常大。比如说苹果的产业链不想离开中国去印度。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承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去那么做。
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比2022年更艰难；但是经济会更有韧性。2024年，预计将是大分化的一年。2024年，受到政治周期年（全球有47个国家举行大选）的影响，美国经济会大幅度下滑；共和党一定会要求2024年美国财政预算案实行紧缩，因此财政紧缩会对2024年美国经济造成向下的压力。如果说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为2.5%，那么，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是1.5%左右。
2024年的中国经济会怎样？国际社会、国际机构大多数都认为中国经济会逐年走低。这取决于中国宏观政策能否加力，是否出台更多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措施，经济和非经济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统筹协调和一致性评估，使经济发展重回合理区间？这需要精准施策，统筹施策。
IMF预测到202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都会低于长期均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2024年的中国外贸，一是要有中长期过苦日子练内功的准备；二是把握今年一些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带来的机遇逆势而上；三是积极应对“新三样”可能面对的贸易摩擦；四是千方百计稳住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日本市场和韩国市场；五是外交、安全、宣传、经济贸易等各部门要联手促进外贸形势好转。
我到国外做调研时，境外企业归根结底就一句话，一切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中国经济好，谁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对我们而言，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关键。
全球化在倒退，中国怎么办？
记者：一种说法认为，在疫情之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大比例下滑了，进出口出现疲态，所以目前的进出口低迷，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您怎么看？
张燕生：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一是外贸依存度下降是大国地位决定的。我国外贸依存度2006年为64%，2021年为34%，我预计未来10年后可能下降到24%。这意味着我国内需支撑的GDP增速将长期高于进出口贸易，可能处于高于美国低于日本的水平。二是贸易保护主义降低了全球贸易增长率。
去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对华芯片制裁法案提升到了与俄乌冲突同等的关注高度，题目为这是一场战争行为，美国想把中国的芯片和微电子、特定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技术一锅端掉，并认为这是决定中国国运和美国存亡之战。
中间品贸易反映的是各国供应链分工和合作程度的贸易方式。中间产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2019-2022年平均占比51%，降到了2023年上半年的48.5%。也就是说，受益于全球化的中间产品贸易已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而且亚洲在美国零部件贸易的份额，也从2022年上半年的43%降到了2023年同期的38%。而中国的中间品贸易逆势而上，把中间品卖到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东欧等地，然后在那里完成加工、组装，最终把成品卖到欧美。
然而，中国与美国、日本的中间品贸易份额在下降，显示脱钩已经在悄悄进行。如2018至2022年，美中间品贸易进口中国的比重从18.5%降至14.1%，2023年上半年再降至11.4%；日本中间品贸易进口中国的比重则从26.5%降至24%。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中国对德中间品出口比重则从11.1%升到15.9%，对英从10.3%增加到15.1%，大陆对台从12.2%升至14%，对巴西从22.2%增至26.4%，对澳大利亚从29.5%增至33.1%。未来，是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美日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的脱钩行列，还是与中国扩大中间品贸易，将是一个重要风向标。
另外一个方面，中国把握绿色革命、新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机遇而形成了一些新增长点。如新能源领域形成了“新三样”出口，数字技术领域出现了跨境电商出口。在这些领域，中国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发展非常快。
2024年，预计美国和欧洲将联手对中国的电动车、锂电池发起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且由于中国跨境电商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一些美国议员也对此提出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法案。可以看到，中国外贸转型过程中遇到许多新问题。
当前，RCEP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中有三个经济合作圈，即中国和东盟、中日韩，以及中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三个经济合作圈对中国下一步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东盟已经成为我们供应链的延伸扩展地区，中日韩将决定东亚生产方式转型的方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我国初级产品安全的重要保障地。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除去缅甸、老挝、柬埔寨，东亚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被纳入其中。
RCEP和IPEF的区别就在于， RCEP是自由贸易协定，过渡期结束后，零关税的比例将达到90%，中国和日本零关税的比例将达到86%，而且服务贸易6年以后都将实现负面清单。
但美国主导的IPEF，不搞自由贸易，形成了美国规则主导的四根支柱，分别是在数字贸易、劳工和环境等领域制订所谓公平、高标准和有约束力的规则；提高芯片、大容量电池、医疗产品、关键矿物等重要产业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推动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脱碳和绿色技术发展；以及税收和反腐败。
美国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不断地改变规则。原来美国在全球推动自由贸易，但现在美国认为，自由贸易让中国占便宜，美国吃亏。所以美国现在不搞自由贸易，而是搞IPEF，制定美国规则、美国标准，要让中国周边的国家跟着美国走。
当前，国际政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关国际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0年，全球产业政策只有34项，而202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594项。全球产业政策出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德国、日本、巴西、美国、加拿大等，中国排到第十一位。从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谁在用保护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等手段？
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研究讨论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得出来的一个基本结论，即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环境和基础，取决于对安全、绿色、科技、能源、社会等领域的纠偏还是扭曲，取决于战略性竞争目标；如果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做得不好，政策效应泛化，就可能会加剧市场行为的扭曲。
因此，在全球安全泛化、产业政策泛化、保护主义泛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更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完善法治。应对之策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记者：关于刚刚提到的纠偏和扭曲，您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张燕生：当前美国的产业政策、保护政策和国家干预大幅度上升，它使得美国制造业投资不断上升，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投资也明显地增加。
美国从2008年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采取了产业政策、保护政策和国家干预，包括通过地缘政治封锁和打压竞争对手，致使很多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前往美国投资，美国提供了10年的补贴。中国一家工程机械公司的董事长和另一家光伏公司的高管都曾跟我说，他们要去美国投资，因为美国给了相当好的补贴。
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工业空心化。通过保护主义、产业政策、国家干预和地缘政治手段多管齐下，美国制造业在回归，制造业投资在上升，固定设备投资在上升。
在过去的3-5年中美之间技术能力竞争、产业能力竞争和经营能力的竞争中，美国已出现了制造业回归的迹象，在中美独角兽企业、AI企业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发展上明显占优。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一旦“新三样”发展得好，各地方就会通过补贴一哄而起，引进发展“新三样”。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也上，信贷资金大量涌入“新三样”，最后可能会导致“新三样”产能过剩，价格竞争。
新三样的突飞猛进得益于产业政策，但此时中国应注意，避免这些行业过度内卷，搞价格战，最后导致产能过剩
企业需要有经济剩余，需要有利润来支撑创新。但过度竞争导致价格大幅下降以后，会导致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很难得到足够的回报去支撑后续创新。
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打压“新三样”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支持，才能够支持我们实现从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转变？
所以，我们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法治建设，尽快把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础工作夯实。
新贸易模式，会否掏空中国制造？
观察者网：前面您提到，现在形成了一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延伸扩展到海外的模式，就是我们把中间产品卖到墨西哥和越南等地，在这些地方制造成品，然后再卖到欧美，这可能也是近年来，我国海外绿地投资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吧。您觉得这会不会威胁到我们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张燕生：事情本质上取决于我们自己。海外绿地投资是没错的，一种是被动“走出去”，即在订单外迁、龙头企业外迁的压力下被迫把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外迁。另一种是主动“走出去”，走进美国的“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体系。关键是政府怎么来管理和引导。
现在中国企业形成的从生产和出口最终产品到欧美，转化成出口中间产品到墨西哥或越南，然后再出口到欧美的新贸易模式，是一种离岸制造的方式，是一种全球化制造的方式。这始终是在中美博弈的状况下。
这种制造方式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资源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资源地，形成新的生产和出口基地。
第二种模式是成本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低成本、物流便利的地区。
第三种是市场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市场区附近。
第四种是效率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人才存量、知识存量、技术存量充裕地区。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先后推动了“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战略。欧美“回岸制造”即再工业化战略，“近岸制造”则是去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东欧设厂，“友岸制造”就是进入美国盟国体系建设制造业基地。中国企业的策略就是大力地推动走出去，进入西方新制造体系。
从世界来讲，“中国+1”，“中国+N”的多元化战略已经变成了全球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投资将构建新全球生产体系。
2023年9月，我们在法国和比利时分别召开了中资企业座谈会。中资企业反映最多的是，走出去了，但走不进去、融不进去，本地化遇到困难。
中国要防止出现制造业空心化，一方面要鼓励企业把根（总部）留在中国，把核心技术和增值链留在国内。然而，苹果供应链外迁，不但会带走苹果链的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大中小，而且它会带走产业的生态圈。
另一个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还是太短。因此，我们企业提供增加值的能力还比较弱，产业链相对比较短，保障安全的能力偏弱。美国采取的脱钩策略是，要保住订单，就必须把技术、设备和骨干外迁。
现在出现的订单外迁、产业外迁和要素外迁，确确实实会对中国产生工业空心化的隐患，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怎么能够鼓励企业把根留下来。
现在很多跨境电商出海后完全不提跟中国的关系了，新加坡注册、亚洲制造、世界形象。在地缘政治冲击下，企业家想把中国身份隐瞒起来规避风险也没有错，因为很多国家把经济问题泛政治化。但是，如果想让企业把根留在中国，还是要把中国经济搞好，把营商环境搞好，把人文交流搞好。
怎么鼓励外迁企业把根留下来，把核心技术和增值链留在国内，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对外投资面临地缘政治挑战，对内，2023年我们的FDI流入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那么，对于FDI 的流入，地缘政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张燕生：首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马丁和他的团队，通过对在2016～2021年间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跨国并购交易占全球样本的4%，而中国受审查的比重却高达15%。
如果外国对你有地缘政治偏见，你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被审查的倍数就高，那你成功的概率就大幅度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审查倍数是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8倍还多，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的审查倍数不到0.5%，日本、韩国的倍数是1.5%，中国的倍数是4%。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正常的对外投资。
IMF研究发现，2021年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间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上升到52%，远高于地理距离较近国家之间的直接融资。如果地缘政治距离近的国家间的全球直接投资占比超过50%，中国的“引进来”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在苏州做调研的时候，相关人员表示，现在苏州制造业外资增量主要来源于再投资，也就是把已有投资的利润再投资。我国制造业外资的比重已经低于30%，2021年曾下降到20%以下。
现在美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已经从半导体、微电子、AI、量子信息技术，扩展延伸到新能源发电、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制造、新材料，而且进入到了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中国用什么对冲美国保护主义政策？
记者：看起来，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引进来走出去都已经产生了伤害。不过，我们发现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稳外资、吸引外资的政策，比如2023年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8项24条措施、再比如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还在北京等地进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等。
张燕生：我们出台的各项稳外资的政策都非常好。但是仍然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都是最好的，但是需要制定可操作性的细则。
第二，我国需要研究制定反脱钩、反遏制、反制裁的策略。比如有跨国公司反映他们的困境，在本国投资建厂缺地；在美国投资建厂缺工；在中国投资建厂受到长臂管辖的制约，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如果想要吸引外资，我们需要采取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对冲美国的保护主义产业政策。美国的芯片法案有120亿美元的补贴，欧盟也有补贴，日本也有补贴，中国能不能在这些前沿科技领域也给外资企业补贴呢？
我跟国内的朋友们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怎么可能给外资补贴呢？那么，反观美国、欧洲、日本是怎样补贴外国企业的呢？
第三，实行更开放的外资政策。曾有一家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家问我，什么时候中国会把我们看作是中国企业？伴随着中国45年改革开放，我们在中国创造了就业，为中国创造了税收；极端分子打压我们，但我们还想跟你们站在一块，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当自己人。我回答说，当我们真正自信了，你就是中国企业。
从贸易统计的概念来讲，无论是哪国企业在本地商业存在一年以上，该企业的贸易就是本地的，增加值就是本地的，就业就是本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在引进外资方面还有太多需要做的工作。
记者：2023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看起来，中国还需要在不少地方提升。
张燕生：首先要搞明白外资担心什么，我觉得， 怕打仗、怕选边站、怕政策不确定，这是外资最怕的。
其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我们还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思想统一到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上来。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也就是要加强政策的协同性。中国外资的政策这么好，管理外资的同志们都知道，但外交、宣传、监察、纪检、国资等部门都要有统一认识，要形成新时期吸引外资作用的新共识。比如，签证的问题、航班的问题、网络的问题、支付的问题等，都应当尽快加以解决。
外资政策原来解决的是跨境问题，即外资怎么从国外进入到中国；现在还要解决中国企业如何从中国走到国外。因此如何实现国内的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实现内外贸一体化，这是一个挑战。所以各个部门都应该协同起来，共同做好工作，将各项政策落地，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怎么做才是最关键的。
经济部门和外交、宣传、监察、纪检、国资等部门要统一认识，形成新时期吸引外资作用的新共识。
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
记者：您2024年中国经济您有什么预测和期待？2022年底采访您的时候，您提到中国经济下一个三十年，如果您还坚持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在国际大循环方面，我们可以期待的愿景会是什么？还有哪些堵点，哪些看点？
张燕生：2023年年底，OECD曾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5.2%（实际为5.2%），今年是4.7%，明年是4.2%。但我认为，今明两年宏观政策适度发力，各项政策形成合力，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干，政策制定出来之后，怎么执行、怎么落到实处是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新一高”的重大战略部署，即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国际上则流行新全球化、新华盛顿共识、新资本主义、新产业政策等新概念，其本质是地缘政治化。所以，要从全球视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出现新特征，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如何把“三新一高”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新发展阶段的特点究竟是什么？新发展理念的落地点究竟是什么？打造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要有一套思想解放运动，对未来的发展要形成新的共识。
比如说，1980年美国提出的《拜杜法案》把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了十多倍，为美国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做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也制定了《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我们也在不断修订使它越来越完善，但是要把法律落地执行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核心还是要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地的问题。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要求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高质量发展内涵、新发展阶段的特征、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看点落实到位，这对于未来30年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有五大内涵，第一个内涵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世界来说，大国的现代化究竟是机遇还是威胁？如果你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强凌弱，那你就是威胁；如果你能够做到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那你就是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大国，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世界。所以，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影响的问题。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也就是说，浙江老百姓的腰包最鼓，老百姓想用汗水过好日子的愿望更容易实现。同时，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大省。这是因为浙江采取了用市场机制来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即提高效率；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即实现公平，做到了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浙江在本质上较好地解决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中国式现代化也包括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也包括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做好这些，才能实现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
在我看来，未来30年的愿景就是推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创新型开发，解决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问，形成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加速增长的新时代；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形成法治天下的新时代；推动商品、服务、资源、要素等流动型开放，解决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形成经济、人才、城市、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要在这三方面做好文章。
看点就是中国未来要打造世界大脑，吸引全球华人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发达国家的杰出人才，通过全方位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如何打造世界一流人才和研究型大学、如何打造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如何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和法治体系，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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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燕生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
■【编者按】2023年，中国经济在“疫情后遗症”、全球经济低迷和地缘政治变局等不利因素下，仍实现5.2%的年增长，实属不易。
在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费和投资两大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111.4%; 外需表现最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4%，这也是继2018年外贸贡献为负之后时隔5年再现。
与此同时，2023年第三季度，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出现118亿美元净流出，这是199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第一次出现FDI净流出。
上述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必然现象，还是地缘政治下脱钩、去风险的产物？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燕生，聚焦地缘政治之下的中国经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突围？
【采访/ 高艳平】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记者：2023年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进出口表现不佳。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疫情前就已经在逐步放缓，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很有限。在您看来，脱钩、去风险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
张燕生：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就陷入困境，这意味着过去四十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这些年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出现了一系列新概念，其中，西方讲的新全球化，本质上是去中国化。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三场百年一遇的冲击。
第一场冲击是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冲击。疫情造成全球人员往来和供应链中断，对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贸易投资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种隔膜并没有随疫情而消失。
比如，我去年下半年到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做多次调查研究和访问，发现这些国家的国际旅游都恢复了正常，但来华的人却很少。境外朋友们反映，疫情形成了难以想象的信息鸿沟和不信任，加之签证难获得，信息难获取，航班难保证等问题，加深了隔膜。
甚至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老板来华后问道，晚上出去安全吗？同时，疫情时西方形成的各种限制来华的规定被变本加厉地沿袭下来。我们似乎很难回到疫情前了。
第二个冲击是百年一遇的地缘政治的冲击，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其中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中美战略竞争尚处于初始阶段。美国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到1945，美国称霸前学习了50年，战后又巩固了霸权七十多年。现在美国担心霸权转移。如果对目前中美竞争进行评估，会发现美国暂时占先。未来如何增强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综合能力，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二是当前中美技术能力竞争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博弈阶段。美国和西方担心，这次工业革命中国会占先，甚至不惜采取战争行为阻遏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未来中国需要从优势出发，不和美国最强的领域正面对撞，而是在中国最强的领域与之比拼，进而缩小差距赢得数字技术革命机遇。
三是中美博弈发生在东西方大国之间。美国软硬兼施，试图迫使更多国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加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那么，如何构建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孤立少数推动脱钩的极端分子，团结大多数，是中国必须要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三个冲击是百年一遇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较量。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协议的实施，将对我国钢铁、铝、水泥、化肥和电力等高碳企业、出口企业带来重大挑战。美国同样采取新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措施，将全球气变和能源转型变为美国创造新就业机会、新投资和产业发展机会的重大机遇。
因此，在这三场冲击下，中国的外贸、外资、外经，外包、外智等对外开放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型和变化。其情景很像1978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过去45年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中美经贸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前行的，而未来将可能面对全球经贸活动被地缘政治化、数字技术革命的竞争类战争行为，中美竞争很可能在两个平行体系的新国际环境下继续前行。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就必须全面推动反脱钩战略，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抓手，大力推动高增值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和双向投资向前发展，实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三个方面均衡开放战略，与世界经济挂钩不脱钩；就必须全面推动反遏制战略，把少数极端分子与广大希望深化合作的企业和民众区分开来，推动全方位国际合作；就必须推动反热战冷战冲突战略，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支持合作共赢占多数，中国做外资工作尚有空间
记者：具体到202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数据，出口增长0.6%；进口下降0.3%，进出口表现低迷，是否也和这三大冲击有密切关系？
张燕生：这三大冲击是中长期的。短期来说，2022年和2023年的外贸主要是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新冠疫情的后遗症；二是外需萎缩，内需不足；三是地缘政治的冲击。
正是因为这三个因素的影响，2023年的全球贸易增长显著低于2022年，预计也将低于2024年。2022年全球的贸易增长率为2.7%，2023年全球贸易仅增长0.8%，WTO预测2024年的全球贸易增长率为3.3%。中国的形势与全球的外贸形势是一样的。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与安全相关的供应链美国强行推动脱钩，与安全不相关的供应链美国强行推动产业、订单外迁，要和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竞争。
欧洲强调要去风险，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实现产业多元化，我们要弄清楚欧洲究竟是要“去中国化”还是多元化，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促进合作的空间。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只有极少数欧洲企业选择与中国脱钩，斩断与中国过去长期形成的经贸合作联系；更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正常的多元化策略，坚持跟中国企业保持传统经济贸易和商业联系。因此，这在外交、安全、政治、经贸等方面，给中欧合作而不是脱钩留下了空间。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日韩企业与欧美企业不同，对日韩企业而言，美国长臂管辖的合规红线非常不清晰，而且在不断改变和调整。欧美企业敢踏红线的边缘，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日本企业不敢。韩国企业则会积极游说，最大限度地争取豁免。这就为我们做工作留下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内阁办公室1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不友好感从去年的81.8%上升到了86.7%；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好感度也下降了不少。我们的宣传部门和外交部门要搞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对外讲明中国的合作共赢的立场，营造良好的外部形象，这对增进战略经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地缘政治正在陷入一场“拔河赛”，一端是极端分子，希望搞“脱钩”、“去风险”；另一端则是倡导合作，最终走向共赢，中国始终是支持合作共赢的一方。我们在2023年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二者之间留给我们做工作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考虑政治正确，在地缘政治的压力下，欧美、日韩企业想像往常那样与中国合规做生意是非常难的，他们选边站的压力非常大。比如说苹果的产业链不想离开中国去印度。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承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去那么做。
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比2022年更艰难；但是经济会更有韧性。2024年，预计将是大分化的一年。2024年，受到政治周期年（全球有47个国家举行大选）的影响，美国经济会大幅度下滑；共和党一定会要求2024年美国财政预算案实行紧缩，因此财政紧缩会对2024年美国经济造成向下的压力。如果说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为2.5%，那么，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是1.5%左右。
2024年的中国经济会怎样？国际社会、国际机构大多数都认为中国经济会逐年走低。这取决于中国宏观政策能否加力，是否出台更多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措施，经济和非经济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统筹协调和一致性评估，使经济发展重回合理区间？这需要精准施策，统筹施策。
IMF预测到202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都会低于长期均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2024年的中国外贸，一是要有中长期过苦日子练内功的准备；二是把握今年一些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带来的机遇逆势而上；三是积极应对“新三样”可能面对的贸易摩擦；四是千方百计稳住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日本市场和韩国市场；五是外交、安全、宣传、经济贸易等各部门要联手促进外贸形势好转。
我到国外做调研时，境外企业归根结底就一句话，一切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中国经济好，谁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对我们而言，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关键。
全球化在倒退，中国怎么办？
记者：一种说法认为，在疫情之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大比例下滑了，进出口出现疲态，所以目前的进出口低迷，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您怎么看？
张燕生：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一是外贸依存度下降是大国地位决定的。我国外贸依存度2006年为64%，2021年为34%，我预计未来10年后可能下降到24%。这意味着我国内需支撑的GDP增速将长期高于进出口贸易，可能处于高于美国低于日本的水平。二是贸易保护主义降低了全球贸易增长率。
去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对华芯片制裁法案提升到了与俄乌冲突同等的关注高度，题目为这是一场战争行为，美国想把中国的芯片和微电子、特定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技术一锅端掉，并认为这是决定中国国运和美国存亡之战。
中间品贸易反映的是各国供应链分工和合作程度的贸易方式。中间产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2019-2022年平均占比51%，降到了2023年上半年的48.5%。也就是说，受益于全球化的中间产品贸易已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而且亚洲在美国零部件贸易的份额，也从2022年上半年的43%降到了2023年同期的38%。而中国的中间品贸易逆势而上，把中间品卖到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东欧等地，然后在那里完成加工、组装，最终把成品卖到欧美。
然而，中国与美国、日本的中间品贸易份额在下降，显示脱钩已经在悄悄进行。如2018至2022年，美中间品贸易进口中国的比重从18.5%降至14.1%，2023年上半年再降至11.4%；日本中间品贸易进口中国的比重则从26.5%降至24%。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中国对德中间品出口比重则从11.1%升到15.9%，对英从10.3%增加到15.1%，大陆对台从12.2%升至14%，对巴西从22.2%增至26.4%，对澳大利亚从29.5%增至33.1%。未来，是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美日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的脱钩行列，还是与中国扩大中间品贸易，将是一个重要风向标。
另外一个方面，中国把握绿色革命、新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机遇而形成了一些新增长点。如新能源领域形成了“新三样”出口，数字技术领域出现了跨境电商出口。在这些领域，中国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发展非常快。
2024年，预计美国和欧洲将联手对中国的电动车、锂电池发起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且由于中国跨境电商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一些美国议员也对此提出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法案。可以看到，中国外贸转型过程中遇到许多新问题。
当前，RCEP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中有三个经济合作圈，即中国和东盟、中日韩，以及中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三个经济合作圈对中国下一步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东盟已经成为我们供应链的延伸扩展地区，中日韩将决定东亚生产方式转型的方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我国初级产品安全的重要保障地。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除去缅甸、老挝、柬埔寨，东亚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被纳入其中。
RCEP和IPEF的区别就在于， RCEP是自由贸易协定，过渡期结束后，零关税的比例将达到90%，中国和日本零关税的比例将达到86%，而且服务贸易6年以后都将实现负面清单。
但美国主导的IPEF，不搞自由贸易，形成了美国规则主导的四根支柱，分别是在数字贸易、劳工和环境等领域制订所谓公平、高标准和有约束力的规则；提高芯片、大容量电池、医疗产品、关键矿物等重要产业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推动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脱碳和绿色技术发展；以及税收和反腐败。
美国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不断地改变规则。原来美国在全球推动自由贸易，但现在美国认为，自由贸易让中国占便宜，美国吃亏。所以美国现在不搞自由贸易，而是搞IPEF，制定美国规则、美国标准，要让中国周边的国家跟着美国走。
当前，国际政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关国际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0年，全球产业政策只有34项，而202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594项。全球产业政策出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德国、日本、巴西、美国、加拿大等，中国排到第十一位。从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谁在用保护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等手段？
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研究讨论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得出来的一个基本结论，即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环境和基础，取决于对安全、绿色、科技、能源、社会等领域的纠偏还是扭曲，取决于战略性竞争目标；如果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做得不好，政策效应泛化，就可能会加剧市场行为的扭曲。
因此，在全球安全泛化、产业政策泛化、保护主义泛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更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完善法治。应对之策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记者：关于刚刚提到的纠偏和扭曲，您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张燕生：当前美国的产业政策、保护政策和国家干预大幅度上升，它使得美国制造业投资不断上升，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投资也明显地增加。
美国从2008年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采取了产业政策、保护政策和国家干预，包括通过地缘政治封锁和打压竞争对手，致使很多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前往美国投资，美国提供了10年的补贴。中国一家工程机械公司的董事长和另一家光伏公司的高管都曾跟我说，他们要去美国投资，因为美国给了相当好的补贴。
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工业空心化。通过保护主义、产业政策、国家干预和地缘政治手段多管齐下，美国制造业在回归，制造业投资在上升，固定设备投资在上升。
在过去的3-5年中美之间技术能力竞争、产业能力竞争和经营能力的竞争中，美国已出现了制造业回归的迹象，在中美独角兽企业、AI企业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发展上明显占优。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一旦“新三样”发展得好，各地方就会通过补贴一哄而起，引进发展“新三样”。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也上，信贷资金大量涌入“新三样”，最后可能会导致“新三样”产能过剩，价格竞争。
新三样的突飞猛进得益于产业政策，但此时中国应注意，避免这些行业过度内卷，搞价格战，最后导致产能过剩
企业需要有经济剩余，需要有利润来支撑创新。但过度竞争导致价格大幅下降以后，会导致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很难得到足够的回报去支撑后续创新。
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打压“新三样”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支持，才能够支持我们实现从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转变？
所以，我们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法治建设，尽快把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础工作夯实。
新贸易模式，会否掏空中国制造？
观察者网：前面您提到，现在形成了一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延伸扩展到海外的模式，就是我们把中间产品卖到墨西哥和越南等地，在这些地方制造成品，然后再卖到欧美，这可能也是近年来，我国海外绿地投资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吧。您觉得这会不会威胁到我们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张燕生：事情本质上取决于我们自己。海外绿地投资是没错的，一种是被动“走出去”，即在订单外迁、龙头企业外迁的压力下被迫把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外迁。另一种是主动“走出去”，走进美国的“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体系。关键是政府怎么来管理和引导。
现在中国企业形成的从生产和出口最终产品到欧美，转化成出口中间产品到墨西哥或越南，然后再出口到欧美的新贸易模式，是一种离岸制造的方式，是一种全球化制造的方式。这始终是在中美博弈的状况下。
这种制造方式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资源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资源地，形成新的生产和出口基地。
第二种模式是成本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低成本、物流便利的地区。
第三种是市场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市场区附近。
第四种是效率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人才存量、知识存量、技术存量充裕地区。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先后推动了“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战略。欧美“回岸制造”即再工业化战略，“近岸制造”则是去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东欧设厂，“友岸制造”就是进入美国盟国体系建设制造业基地。中国企业的策略就是大力地推动走出去，进入西方新制造体系。
从世界来讲，“中国+1”，“中国+N”的多元化战略已经变成了全球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投资将构建新全球生产体系。
2023年9月，我们在法国和比利时分别召开了中资企业座谈会。中资企业反映最多的是，走出去了，但走不进去、融不进去，本地化遇到困难。
中国要防止出现制造业空心化，一方面要鼓励企业把根（总部）留在中国，把核心技术和增值链留在国内。然而，苹果供应链外迁，不但会带走苹果链的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大中小，而且它会带走产业的生态圈。
另一个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还是太短。因此，我们企业提供增加值的能力还比较弱，产业链相对比较短，保障安全的能力偏弱。美国采取的脱钩策略是，要保住订单，就必须把技术、设备和骨干外迁。
现在出现的订单外迁、产业外迁和要素外迁，确确实实会对中国产生工业空心化的隐患，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怎么能够鼓励企业把根留下来。
现在很多跨境电商出海后完全不提跟中国的关系了，新加坡注册、亚洲制造、世界形象。在地缘政治冲击下，企业家想把中国身份隐瞒起来规避风险也没有错，因为很多国家把经济问题泛政治化。但是，如果想让企业把根留在中国，还是要把中国经济搞好，把营商环境搞好，把人文交流搞好。
怎么鼓励外迁企业把根留下来，把核心技术和增值链留在国内，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对外投资面临地缘政治挑战，对内，2023年我们的FDI流入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那么，对于FDI 的流入，地缘政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张燕生：首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马丁和他的团队，通过对在2016～2021年间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跨国并购交易占全球样本的4%，而中国受审查的比重却高达15%。
如果外国对你有地缘政治偏见，你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被审查的倍数就高，那你成功的概率就大幅度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审查倍数是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8倍还多，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的审查倍数不到0.5%，日本、韩国的倍数是1.5%，中国的倍数是4%。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正常的对外投资。
IMF研究发现，2021年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间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上升到52%，远高于地理距离较近国家之间的直接融资。如果地缘政治距离近的国家间的全球直接投资占比超过50%，中国的“引进来”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在苏州做调研的时候，相关人员表示，现在苏州制造业外资增量主要来源于再投资，也就是把已有投资的利润再投资。我国制造业外资的比重已经低于30%，2021年曾下降到20%以下。
现在美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已经从半导体、微电子、AI、量子信息技术，扩展延伸到新能源发电、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制造、新材料，而且进入到了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中国用什么对冲美国保护主义政策？
记者：看起来，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引进来走出去都已经产生了伤害。不过，我们发现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稳外资、吸引外资的政策，比如2023年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8项24条措施、再比如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还在北京等地进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等。
张燕生：我们出台的各项稳外资的政策都非常好。但是仍然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都是最好的，但是需要制定可操作性的细则。
第二，我国需要研究制定反脱钩、反遏制、反制裁的策略。比如有跨国公司反映他们的困境，在本国投资建厂缺地；在美国投资建厂缺工；在中国投资建厂受到长臂管辖的制约，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如果想要吸引外资，我们需要采取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对冲美国的保护主义产业政策。美国的芯片法案有120亿美元的补贴，欧盟也有补贴，日本也有补贴，中国能不能在这些前沿科技领域也给外资企业补贴呢？
我跟国内的朋友们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怎么可能给外资补贴呢？那么，反观美国、欧洲、日本是怎样补贴外国企业的呢？
第三，实行更开放的外资政策。曾有一家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家问我，什么时候中国会把我们看作是中国企业？伴随着中国45年改革开放，我们在中国创造了就业，为中国创造了税收；极端分子打压我们，但我们还想跟你们站在一块，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当自己人。我回答说，当我们真正自信了，你就是中国企业。
从贸易统计的概念来讲，无论是哪国企业在本地商业存在一年以上，该企业的贸易就是本地的，增加值就是本地的，就业就是本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在引进外资方面还有太多需要做的工作。
记者：2023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看起来，中国还需要在不少地方提升。
张燕生：首先要搞明白外资担心什么，我觉得， 怕打仗、怕选边站、怕政策不确定，这是外资最怕的。
其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我们还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思想统一到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上来。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也就是要加强政策的协同性。中国外资的政策这么好，管理外资的同志们都知道，但外交、宣传、监察、纪检、国资等部门都要有统一认识，要形成新时期吸引外资作用的新共识。比如，签证的问题、航班的问题、网络的问题、支付的问题等，都应当尽快加以解决。
外资政策原来解决的是跨境问题，即外资怎么从国外进入到中国；现在还要解决中国企业如何从中国走到国外。因此如何实现国内的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实现内外贸一体化，这是一个挑战。所以各个部门都应该协同起来，共同做好工作，将各项政策落地，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怎么做才是最关键的。
经济部门和外交、宣传、监察、纪检、国资等部门要统一认识，形成新时期吸引外资作用的新共识。
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
记者：您2024年中国经济您有什么预测和期待？2022年底采访您的时候，您提到中国经济下一个三十年，如果您还坚持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在国际大循环方面，我们可以期待的愿景会是什么？还有哪些堵点，哪些看点？
张燕生：2023年年底，OECD曾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5.2%（实际为5.2%），今年是4.7%，明年是4.2%。但我认为，今明两年宏观政策适度发力，各项政策形成合力，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干，政策制定出来之后，怎么执行、怎么落到实处是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新一高”的重大战略部署，即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国际上则流行新全球化、新华盛顿共识、新资本主义、新产业政策等新概念，其本质是地缘政治化。所以，要从全球视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出现新特征，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如何把“三新一高”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新发展阶段的特点究竟是什么？新发展理念的落地点究竟是什么？打造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要有一套思想解放运动，对未来的发展要形成新的共识。
比如说，1980年美国提出的《拜杜法案》把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了十多倍，为美国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做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也制定了《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我们也在不断修订使它越来越完善，但是要把法律落地执行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核心还是要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地的问题。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要求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高质量发展内涵、新发展阶段的特征、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看点落实到位，这对于未来30年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有五大内涵，第一个内涵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世界来说，大国的现代化究竟是机遇还是威胁？如果你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强凌弱，那你就是威胁；如果你能够做到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那你就是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大国，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世界。所以，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影响的问题。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也就是说，浙江老百姓的腰包最鼓，老百姓想用汗水过好日子的愿望更容易实现。同时，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大省。这是因为浙江采取了用市场机制来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即提高效率；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即实现公平，做到了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浙江在本质上较好地解决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中国式现代化也包括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也包括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做好这些，才能实现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
在我看来，未来30年的愿景就是推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创新型开发，解决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问，形成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加速增长的新时代；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形成法治天下的新时代；推动商品、服务、资源、要素等流动型开放，解决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形成经济、人才、城市、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要在这三方面做好文章。
看点就是中国未来要打造世界大脑，吸引全球华人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发达国家的杰出人才，通过全方位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如何打造世界一流人才和研究型大学、如何打造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如何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和法治体系，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在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货物和服务净出口三大需求中，消费和投资两大内需对经济增长贡献超过111.4%; 外需表现最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11.4%，这也是继2018年外贸贡献为负之后时隔5年再现。
与此同时，2023年第三季度，我国外商直接投资（FDI）出现118亿美元净流出，这是1998年有该统计数据以来第一次出现FDI净流出。
上述问题是中国经济转型期的必然现象，还是地缘政治下脱钩、去风险的产物？记者专访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原所长张燕生，聚焦地缘政治之下的中国经济，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如何突围？
【采访/ 高艳平】
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记者：2023年是疫情结束后的第一年，中国进出口表现不佳。有学者认为，中国经济增长在疫情前就已经在逐步放缓，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其实很有限。在您看来，脱钩、去风险等地缘政治因素对中国经济影响有多大？
张燕生：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基于规则的全球化就陷入困境，这意味着过去四十年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的黄金时代结束了。这些年大国竞争和地缘政治博弈出现了一系列新概念，其中，西方讲的新全球化，本质上是去中国化。事实上，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三场百年一遇的冲击。
第一场冲击是百年一遇的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冲击。疫情造成全球人员往来和供应链中断，对全球化、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和全球贸易投资产生了深远而持久的影响。这种隔膜并没有随疫情而消失。
比如，我去年下半年到欧洲、日本、韩国等国家做多次调查研究和访问，发现这些国家的国际旅游都恢复了正常，但来华的人却很少。境外朋友们反映，疫情形成了难以想象的信息鸿沟和不信任，加之签证难获得，信息难获取，航班难保证等问题，加深了隔膜。
甚至有世界500强跨国公司的老板来华后问道，晚上出去安全吗？同时，疫情时西方形成的各种限制来华的规定被变本加厉地沿袭下来。我们似乎很难回到疫情前了。
第二个冲击是百年一遇的地缘政治的冲击，即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冲击。其中包括三层含义：
一是中美战略竞争尚处于初始阶段。美国从1894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到1945，美国称霸前学习了50年，战后又巩固了霸权七十多年。现在美国担心霸权转移。如果对目前中美竞争进行评估，会发现美国暂时占先。未来如何增强中国应对复杂国际环境的综合能力，是一个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二是当前中美技术能力竞争正处于第四次工业革命博弈阶段。美国和西方担心，这次工业革命中国会占先，甚至不惜采取战争行为阻遏中国数字技术发展。未来中国需要从优势出发，不和美国最强的领域正面对撞，而是在中国最强的领域与之比拼，进而缩小差距赢得数字技术革命机遇。
三是中美博弈发生在东西方大国之间。美国软硬兼施，试图迫使更多国家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加入美国主导的供应链。那么，如何构建最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孤立少数推动脱钩的极端分子，团结大多数，是中国必须要做好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三个冲击是百年一遇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大国较量。欧盟碳边界调整机制（CBAM）协议的实施，将对我国钢铁、铝、水泥、化肥和电力等高碳企业、出口企业带来重大挑战。美国同样采取新产业政策和贸易保护措施，将全球气变和能源转型变为美国创造新就业机会、新投资和产业发展机会的重大机遇。
因此，在这三场冲击下，中国的外贸、外资、外经，外包、外智等对外开放的方方面面都发生了重大转型和变化。其情景很像1978年，这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过去45年改革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中美经贸合作的国际环境中前行的，而未来将可能面对全球经贸活动被地缘政治化、数字技术革命的竞争类战争行为，中美竞争很可能在两个平行体系的新国际环境下继续前行。
要坚持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就必须全面推动反脱钩战略，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为抓手，大力推动高增值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绿色贸易和双向投资向前发展，实施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转型中国家三个方面均衡开放战略，与世界经济挂钩不脱钩；就必须全面推动反遏制战略，把少数极端分子与广大希望深化合作的企业和民众区分开来，推动全方位国际合作；就必须推动反热战冷战冲突战略，维护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
支持合作共赢占多数，中国做外资工作尚有空间
记者：具体到202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数据，出口增长0.6%；进口下降0.3%，进出口表现低迷，是否也和这三大冲击有密切关系？
张燕生：这三大冲击是中长期的。短期来说，2022年和2023年的外贸主要是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新冠疫情的后遗症；二是外需萎缩，内需不足；三是地缘政治的冲击。
正是因为这三个因素的影响，2023年的全球贸易增长显著低于2022年，预计也将低于2024年。2022年全球的贸易增长率为2.7%，2023年全球贸易仅增长0.8%，WTO预测2024年的全球贸易增长率为3.3%。中国的形势与全球的外贸形势是一样的。
从地缘政治角度来讲，我们可以看到，与安全相关的供应链美国强行推动脱钩，与安全不相关的供应链美国强行推动产业、订单外迁，要和中国在第三方市场竞争。
欧洲强调要去风险，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实现产业多元化，我们要弄清楚欧洲究竟是要“去中国化”还是多元化，这两者之间也有很大促进合作的空间。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发现，只有极少数欧洲企业选择与中国脱钩，斩断与中国过去长期形成的经贸合作联系；更多的欧洲企业选择正常的多元化策略，坚持跟中国企业保持传统经济贸易和商业联系。因此，这在外交、安全、政治、经贸等方面，给中欧合作而不是脱钩留下了空间。
我们在调查研究中也发现，日韩企业与欧美企业不同，对日韩企业而言，美国长臂管辖的合规红线非常不清晰，而且在不断改变和调整。欧美企业敢踏红线的边缘，把经济损失降到最低。而日本企业不敢。韩国企业则会积极游说，最大限度地争取豁免。这就为我们做工作留下了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内阁办公室1月19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日本民众对中国的不友好感从去年的81.8%上升到了86.7%；韩国年轻人对中国的兴趣和好感度也下降了不少。我们的宣传部门和外交部门要搞好方方面面的工作，对外讲明中国的合作共赢的立场，营造良好的外部形象，这对增进战略经贸关系是非常重要的。
地缘政治正在陷入一场“拔河赛”，一端是极端分子，希望搞“脱钩”、“去风险”；另一端则是倡导合作，最终走向共赢，中国始终是支持合作共赢的一方。我们在2023年的调查研究发现，这二者之间留给我们做工作的空间还是非常大的。
如果考虑政治正确，在地缘政治的压力下，欧美、日韩企业想像往常那样与中国合规做生意是非常难的，他们选边站的压力非常大。比如说苹果的产业链不想离开中国去印度。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承担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去那么做。
在这种情况下，2023年的世界经济和贸易比2022年更艰难；但是经济会更有韧性。2024年，预计将是大分化的一年。2024年，受到政治周期年（全球有47个国家举行大选）的影响，美国经济会大幅度下滑；共和党一定会要求2024年美国财政预算案实行紧缩，因此财政紧缩会对2024年美国经济造成向下的压力。如果说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为2.5%，那么，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可能是1.5%左右。
2024年的中国经济会怎样？国际社会、国际机构大多数都认为中国经济会逐年走低。这取决于中国宏观政策能否加力，是否出台更多稳预期、稳增长、稳就业的措施，经济和非经济政策能否有效实施统筹协调和一致性评估，使经济发展重回合理区间？这需要精准施策，统筹施策。
IMF预测到2028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都会低于长期均衡水平。在这种情况下，2024年的中国外贸，一是要有中长期过苦日子练内功的准备；二是把握今年一些国家经济形势好转带来的机遇逆势而上；三是积极应对“新三样”可能面对的贸易摩擦；四是千方百计稳住美国市场、欧洲市场、日本市场和韩国市场；五是外交、安全、宣传、经济贸易等各部门要联手促进外贸形势好转。
我到国外做调研时，境外企业归根结底就一句话，一切取决于中国经济的前景。中国经济好，谁也离不开中国。因此，对我们而言，做好自己的事情是关键。
全球化在倒退，中国怎么办？
记者：一种说法认为，在疫情之前，中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已经大比例下滑了，进出口出现疲态，所以目前的进出口低迷，可能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您怎么看？
张燕生：这是两件不同的事。一是外贸依存度下降是大国地位决定的。我国外贸依存度2006年为64%，2021年为34%，我预计未来10年后可能下降到24%。这意味着我国内需支撑的GDP增速将长期高于进出口贸易，可能处于高于美国低于日本的水平。二是贸易保护主义降低了全球贸易增长率。
去年《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把对华芯片制裁法案提升到了与俄乌冲突同等的关注高度，题目为这是一场战争行为，美国想把中国的芯片和微电子、特定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技术一锅端掉，并认为这是决定中国国运和美国存亡之战。
中间品贸易反映的是各国供应链分工和合作程度的贸易方式。中间产品贸易在世界贸易中的份额，从2019-2022年平均占比51%，降到了2023年上半年的48.5%。也就是说，受益于全球化的中间产品贸易已出现了下滑的趋势。而且亚洲在美国零部件贸易的份额，也从2022年上半年的43%降到了2023年同期的38%。而中国的中间品贸易逆势而上，把中间品卖到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东欧等地，然后在那里完成加工、组装，最终把成品卖到欧美。
然而，中国与美国、日本的中间品贸易份额在下降，显示脱钩已经在悄悄进行。如2018至2022年，美中间品贸易进口中国的比重从18.5%降至14.1%，2023年上半年再降至11.4%；日本中间品贸易进口中国的比重则从26.5%降至24%。值得注意的是，同期，中国对德中间品出口比重则从11.1%升到15.9%，对英从10.3%增加到15.1%，大陆对台从12.2%升至14%，对巴西从22.2%增至26.4%，对澳大利亚从29.5%增至33.1%。未来，是越来越多国家参与美日中间品贸易与中国的脱钩行列，还是与中国扩大中间品贸易，将是一个重要风向标。
另外一个方面，中国把握绿色革命、新能源革命和数字革命机遇而形成了一些新增长点。如新能源领域形成了“新三样”出口，数字技术领域出现了跨境电商出口。在这些领域，中国在世界上保持领先，发展非常快。
2024年，预计美国和欧洲将联手对中国的电动车、锂电池发起双反（反倾销和反补贴）调查，而且由于中国跨境电商在全球的迅猛发展，一些美国议员也对此提出了一些非常不友好的法案。可以看到，中国外贸转型过程中遇到许多新问题。
当前，RCEP是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其中有三个经济合作圈，即中国和东盟、中日韩，以及中国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三个经济合作圈对中国下一步推动外贸高质量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东盟已经成为我们供应链的延伸扩展地区，中日韩将决定东亚生产方式转型的方向，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我国初级产品安全的重要保障地。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已经推出了印太经济框架（IPEF），除去缅甸、老挝、柬埔寨，东亚其他主要经济体都被纳入其中。
RCEP和IPEF的区别就在于， RCEP是自由贸易协定，过渡期结束后，零关税的比例将达到90%，中国和日本零关税的比例将达到86%，而且服务贸易6年以后都将实现负面清单。
但美国主导的IPEF，不搞自由贸易，形成了美国规则主导的四根支柱，分别是在数字贸易、劳工和环境等领域制订所谓公平、高标准和有约束力的规则；提高芯片、大容量电池、医疗产品、关键矿物等重要产业供应链的韧性和安全性；推动高标准基础设施建设、脱碳和绿色技术发展；以及税收和反腐败。
美国为了与中国进行战略竞争，不断地改变规则。原来美国在全球推动自由贸易，但现在美国认为，自由贸易让中国占便宜，美国吃亏。所以美国现在不搞自由贸易，而是搞IPEF，制定美国规则、美国标准，要让中国周边的国家跟着美国走。
当前，国际政策环境也发生了深刻变化。有关国际产业政策的研究成果表明，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10年，全球产业政策只有34项，而2021年这一数字上升到了1594项。全球产业政策出台最多的国家，分别是德国、日本、巴西、美国、加拿大等，中国排到第十一位。从中可以看到，到底是谁在用保护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干预等手段？
这种情况下中国应该怎么办？
在研究讨论以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得出来的一个基本结论，即产业政策是否有效，取决于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环境和基础，取决于对安全、绿色、科技、能源、社会等领域的纠偏还是扭曲，取决于战略性竞争目标；如果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做得不好，政策效应泛化，就可能会加剧市场行为的扭曲。
因此，在全球安全泛化、产业政策泛化、保护主义泛化的国际环境中，中国更要全面深化市场化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完善法治。应对之策归根到底还是一句话，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记者：关于刚刚提到的纠偏和扭曲，您可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吗？
张燕生：当前美国的产业政策、保护政策和国家干预大幅度上升，它使得美国制造业投资不断上升，其他国家对美国的投资也明显地增加。
美国从2008年开始推行再工业化战略。采取了产业政策、保护政策和国家干预，包括通过地缘政治封锁和打压竞争对手，致使很多企业，包括中国企业前往美国投资，美国提供了10年的补贴。中国一家工程机械公司的董事长和另一家光伏公司的高管都曾跟我说，他们要去美国投资，因为美国给了相当好的补贴。
美国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工业空心化。通过保护主义、产业政策、国家干预和地缘政治手段多管齐下，美国制造业在回归，制造业投资在上升，固定设备投资在上升。
在过去的3-5年中美之间技术能力竞争、产业能力竞争和经营能力的竞争中，美国已出现了制造业回归的迹象，在中美独角兽企业、AI企业的比较中可以看到，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在发展上明显占优。
现在我们的问题是，一旦“新三样”发展得好，各地方就会通过补贴一哄而起，引进发展“新三样”。有条件的上，没条件的也上，信贷资金大量涌入“新三样”，最后可能会导致“新三样”产能过剩，价格竞争。
新三样的突飞猛进得益于产业政策，但此时中国应注意，避免这些行业过度内卷，搞价格战，最后导致产能过剩
企业需要有经济剩余，需要有利润来支撑创新。但过度竞争导致价格大幅下降以后，会导致真正的创新型企业很难得到足够的回报去支撑后续创新。
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美国打压“新三样”的形势下，中国应该坚持什么样的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国家支持，才能够支持我们实现从低成本到高增值的转变？
所以，我们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完善法治建设，尽快把高标准市场体系，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的基础工作夯实。
新贸易模式，会否掏空中国制造？
观察者网：前面您提到，现在形成了一种中国产业链供应链延伸扩展到海外的模式，就是我们把中间产品卖到墨西哥和越南等地，在这些地方制造成品，然后再卖到欧美，这可能也是近年来，我国海外绿地投资大幅增加的原因之一吧。您觉得这会不会威胁到我们中国制造业大国的地位？
张燕生：事情本质上取决于我们自己。海外绿地投资是没错的，一种是被动“走出去”，即在订单外迁、龙头企业外迁的压力下被迫把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生产基地外迁。另一种是主动“走出去”，走进美国的“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友岸制造”体系。关键是政府怎么来管理和引导。
现在中国企业形成的从生产和出口最终产品到欧美，转化成出口中间产品到墨西哥或越南，然后再出口到欧美的新贸易模式，是一种离岸制造的方式，是一种全球化制造的方式。这始终是在中美博弈的状况下。
这种制造方式有四种不同的类型。第一种是资源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资源地，形成新的生产和出口基地。
第二种模式是成本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低成本、物流便利的地区。
第三种是市场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市场区附近。
第四种是效率驱动。即把生产加工基地建立在人才存量、知识存量、技术存量充裕地区。
金融危机以来，美国和欧洲先后推动了“回岸制造”、“近岸制造”和“友岸制造”战略。欧美“回岸制造”即再工业化战略，“近岸制造”则是去墨西哥、越南、印度和中东欧设厂，“友岸制造”就是进入美国盟国体系建设制造业基地。中国企业的策略就是大力地推动走出去，进入西方新制造体系。
从世界来讲，“中国+1”，“中国+N”的多元化战略已经变成了全球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对外投资将构建新全球生产体系。
2023年9月，我们在法国和比利时分别召开了中资企业座谈会。中资企业反映最多的是，走出去了，但走不进去、融不进去，本地化遇到困难。
中国要防止出现制造业空心化，一方面要鼓励企业把根（总部）留在中国，把核心技术和增值链留在国内。然而，苹果供应链外迁，不但会带走苹果链的上下游、产供销、内外贸、大中小，而且它会带走产业的生态圈。
另一个方面，由于改革开放的时间还是太短。因此，我们企业提供增加值的能力还比较弱，产业链相对比较短，保障安全的能力偏弱。美国采取的脱钩策略是，要保住订单，就必须把技术、设备和骨干外迁。
现在出现的订单外迁、产业外迁和要素外迁，确确实实会对中国产生工业空心化的隐患，我觉得核心的问题还是怎么能够鼓励企业把根留下来。
现在很多跨境电商出海后完全不提跟中国的关系了，新加坡注册、亚洲制造、世界形象。在地缘政治冲击下，企业家想把中国身份隐瞒起来规避风险也没有错，因为很多国家把经济问题泛政治化。但是，如果想让企业把根留在中国，还是要把中国经济搞好，把营商环境搞好，把人文交流搞好。
怎么鼓励外迁企业把根留下来，把核心技术和增值链留在国内，还需要很多工作要做。
记者：对外投资面临地缘政治挑战，对内，2023年我们的FDI流入也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出现了负增长的情况。那么，对于FDI 的流入，地缘政治的影响究竟有多大？
张燕生：首先，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马丁和他的团队，通过对在2016～2021年间美国外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数据研究发现，中国跨国并购交易占全球样本的4%，而中国受审查的比重却高达15%。
如果外国对你有地缘政治偏见，你跨国并购和绿地投资被审查的倍数就高，那你成功的概率就大幅度下降。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审查倍数是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等国家的8倍还多，法国、德国、加拿大、英国的审查倍数不到0.5%，日本、韩国的倍数是1.5%，中国的倍数是4%。这严重影响了中国正常的对外投资。
IMF研究发现，2021年地缘政治距离较近的国家间直接投资流量占比上升到52%，远高于地理距离较近国家之间的直接融资。如果地缘政治距离近的国家间的全球直接投资占比超过50%，中国的“引进来”肯定会受到影响。
所以我在苏州做调研的时候，相关人员表示，现在苏州制造业外资增量主要来源于再投资，也就是把已有投资的利润再投资。我国制造业外资的比重已经低于30%，2021年曾下降到20%以下。
现在美国对对外直接投资的限制，已经从半导体、微电子、AI、量子信息技术，扩展延伸到新能源发电、生物医药、医疗器械制造、新材料，而且进入到了基础设施，包括数字基础设施和公共基础设施领域的投资。
中国用什么对冲美国保护主义政策？
记者：看起来，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引进来走出去都已经产生了伤害。不过，我们发现政府也出台了很多稳外资、吸引外资的政策，比如2023年的《关于进一步优化外商投资环境 加大吸引外商投资力度的意见》提出8项24条措施、再比如全面取消制造业外资准入限制，还在北京等地进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等等。
张燕生：我们出台的各项稳外资的政策都非常好。但是仍然面临几个问题：
第一，我们现在出台的这些政策措施都是最好的，但是需要制定可操作性的细则。
第二，我国需要研究制定反脱钩、反遏制、反制裁的策略。比如有跨国公司反映他们的困境，在本国投资建厂缺地；在美国投资建厂缺工；在中国投资建厂受到长臂管辖的制约，怎么办？
那怎么办呢？如果想要吸引外资，我们需要采取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措施，来对冲美国的保护主义产业政策。美国的芯片法案有120亿美元的补贴，欧盟也有补贴，日本也有补贴，中国能不能在这些前沿科技领域也给外资企业补贴呢？
我跟国内的朋友们讨论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怎么可能给外资补贴呢？那么，反观美国、欧洲、日本是怎样补贴外国企业的呢？
第三，实行更开放的外资政策。曾有一家世界500强的美国企业家问我，什么时候中国会把我们看作是中国企业？伴随着中国45年改革开放，我们在中国创造了就业，为中国创造了税收；极端分子打压我们，但我们还想跟你们站在一块，你们什么时候能把我们当自己人。我回答说，当我们真正自信了，你就是中国企业。
从贸易统计的概念来讲，无论是哪国企业在本地商业存在一年以上，该企业的贸易就是本地的，增加值就是本地的，就业就是本地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我们在引进外资方面还有太多需要做的工作。
记者：2023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我们还明确提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打造‘投资中国’品牌，看起来，中国还需要在不少地方提升。
张燕生：首先要搞明白外资担心什么，我觉得， 怕打仗、怕选边站、怕政策不确定，这是外资最怕的。
其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我们还需要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把思想统一到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上来。把非经济性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也就是要加强政策的协同性。中国外资的政策这么好，管理外资的同志们都知道，但外交、宣传、监察、纪检、国资等部门都要有统一认识，要形成新时期吸引外资作用的新共识。比如，签证的问题、航班的问题、网络的问题、支付的问题等，都应当尽快加以解决。
外资政策原来解决的是跨境问题，即外资怎么从国外进入到中国；现在还要解决中国企业如何从中国走到国外。因此如何实现国内的政策和对外政策的一致性，实现内外贸一体化，这是一个挑战。所以各个部门都应该协同起来，共同做好工作，将各项政策落地，实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因此，怎么做才是最关键的。
经济部门和外交、宣传、监察、纪检、国资等部门要统一认识，形成新时期吸引外资作用的新共识。
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
记者：您2024年中国经济您有什么预测和期待？2022年底采访您的时候，您提到中国经济下一个三十年，如果您还坚持存在这样一个转折期，在国际大循环方面，我们可以期待的愿景会是什么？还有哪些堵点，哪些看点？
张燕生：2023年年底，OECD曾预测，202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是5.2%（实际为5.2%），今年是4.7%，明年是4.2%。但我认为，今明两年宏观政策适度发力，各项政策形成合力，把人们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中国经济逐步走低的趋势是可以逆转的。
现在的核心问题是我们要怎么干，政策制定出来之后，怎么执行、怎么落到实处是关键。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了“三新一高”的重大战略部署，即新阶段、新理念、新格局和高质量发展；并强调，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的硬道理。国际上则流行新全球化、新华盛顿共识、新资本主义、新产业政策等新概念，其本质是地缘政治化。所以，要从全球视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新阶段，出现新特征，要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如何把“三新一高”贯彻落实到具体行动，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我们需要弄清楚一些问题，比如新发展阶段的特点究竟是什么？新发展理念的落地点究竟是什么？打造新发展格局的关键点究竟是什么？我觉得要有一套思想解放运动，对未来的发展要形成新的共识。
比如说，1980年美国提出的《拜杜法案》把科技成果转化率提高了十多倍，为美国从工业经济时代进入知识经济时代做了巨大的贡献。
中国也制定了《科技进步法》、《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我们也在不断修订使它越来越完善，但是要把法律落地执行还是有一定的困难。核心还是要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落地的问题。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还是要求大家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把高质量发展内涵、新发展阶段的特征、新发展理念和新发展格局的看点落实到位，这对于未来30年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式现代化是最大的政治。中国式现代化有五大内涵，第一个内涵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大国的现代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对世界来说，大国的现代化究竟是机遇还是威胁？如果你赢者通吃、零和博弈、以强凌弱，那你就是威胁；如果你能够做到有饭大家吃、有事共商共建共享、愿意提供全球公共产品，那你就是机遇。
中国作为一个人口规模巨大的大国，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会影响世界。所以，在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考虑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相互影响的问题。
其次，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浙江，人均可支配收入全国第一。也就是说，浙江老百姓的腰包最鼓，老百姓想用汗水过好日子的愿望更容易实现。同时，基尼系数、城乡差距、区域差距明显低于其他经济大省。这是因为浙江采取了用市场机制来解决不充分发展的矛盾，即提高效率；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来解决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即实现公平，做到了两手都抓两手都硬。浙江在本质上较好地解决了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
除此之外，中国式现代化也包括人和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也包括走和平发展道路，只有做好这些，才能实现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
在我看来，未来30年的愿景就是推动科学、技术、工程、数学等创新型开发，解决李约瑟之谜、钱学森之问，形成相对全要素生产率加速增长的新时代；推动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形成法治天下的新时代；推动商品、服务、资源、要素等流动型开放，解决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形成经济、人才、城市、产业国际化发展的新时代。我们要在这三方面做好文章。
看点就是中国未来要打造世界大脑，吸引全球华人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发展中国家的杰出人才，吸引全球发达国家的杰出人才，通过全方位国际合作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向前发展。如何打造世界一流人才和研究型大学、如何打造现代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如何打造高标准市场体系和法治体系，这些问题都是我们下一步需要解决好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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