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里又变了。
发布日期：2024-11-22 21:04
朱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全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GDP增长5.2%。在疫情疤痕效应、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等负面因素影响下，环顾全球，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算得上非常出色。但是，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纵向比较，尤其是2023年疫情开放初期的表现与预期相比，仍存在落差，足见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之大。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数十年如一日专注研究“中国增长之迷”这一大课题。记者近日就当前经济热点与他进行了对谈。
与主流的说法不同，朱天教授反对中国经济主流叙事中事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而是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通过与同等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去做动态比较，从而发现，高储蓄高投资高杠杆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别优势，而非流行经济学叙事中的“病灶”。回归当下，自成解释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如何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的一家之言。】
【采访/ 高艳平】
记者：2023年是疫情结束之后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长5.2%。中国经济的恢复似乎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尤其像2021年那样旺。为什么经济恢复如此艰难，您如何解释个中缘由？
朱天：这个增速达到了国家确定的目标，也符合大多数机构的预测。不过，在2022年的低位基础上，这个增速与2023年初大家期待的强劲复苏还是有差距。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复苏困难不只是去年的事，也不是疫情期间开始的，在疫情前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了。
2023年疫情放开后经济复苏不理想，我认为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去杠杆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低迷引起的。如果来看数据，2023年1-11月的投资增长只有2.9%，远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7.2%），而投资增长的下滑主要又是受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滑（负增长9.4%）的影响。
为什么在短短六年里投资增长就下滑12个百分点呢？所谓结构性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作用比较慢，不会短期就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周期性因素，因为周期性因素带来增长的波动，但我们的GDP增长和投资增长是一路往下走的，看不到波动。
我在最近出版的《赶超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各类收缩性政策叠加的结果。特别是从2016-17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偏紧的，最近两三年除了疫情的影响，我们的一些产业调控政策（如房地产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也是收缩性的。
即便是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在2020年中至2021年中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是股市、楼市、汇市，还是整个经济景气指数都是非常高的，大家对中国经济都比较乐观。而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地缘政治、老龄化、高负债和改革问题等等，那时候也都存在。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主要不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也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只要政策到位，中国经济是完全可以增长更快的。
认知误区：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
记者：您提到了投资的大幅下滑问题，不管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高投资，还是低增长伴随着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似乎已经证明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正向作用。但是国内外舆论一直有妖魔化中国高投资的倾向，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批评中国高速增长是投资拉动的，是病态的，而不是靠生产率增长拉动的，不是靠消费拉动的，诸如此类。按您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的观点，这些说法是陷入了某种认知误区，能不能展开讲讲？
朱天：对，这是因为我们在认知上一直存在两大误区：一个是理论误区，就是理论框架搞错了，把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短期经济波动的理论搞混了。当我们讨论中国40年高速增长时，不能用通常所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分析，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用来分析短期经济波动三个需求因素。
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个中长期概念，所以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其实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正是在这三方面做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才实现了40年的高速发展，成功地追赶发达国家。在经济学理论里，不存在所谓消费拉动或者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
从短期来看，在任何一个时点，生产能力是给定的，一个经济体生产多少就是由需求决定的，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只是消费需求不足或者出口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一定也不足。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这三方面的需求，来帮助经济的复苏。
第二个认知误区，是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只做简单的静态比较，习惯于拿中国与几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做比较，而不是做全球的动态的比较。中国的投资占GDP比例（即投资率）高达40%以上，而美国只有20%多一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差不多；美国的消费占GDP比例（即消费率）达到80%以上，而我们的消费占比只有50%出头。因为我们追赶的标杆是这些发达国家，所以流行的观点就认为中国投资过多，消费不足。
这样简单的静态比较问题很大。中国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发达国家的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其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资本占有量和教育水平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投资，需要提高教育水平。发展中国家当然也需要技术进步，而这主要靠学习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这又需要相应的人才，需要购买生产设备，建设基础设施。所以，技术进步也离不开投资和教育。总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这么多年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很好理解，因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物质资本和教育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而不需要重新发明。但中国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才是需要解释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增长之谜。
如果我们做全球比较，就会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是低于发达国家的，而消费率却高于后者，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也更慢。中国特别高的投资率和相对很低的消费率，恰恰是我们实现长期增长的优势，只有投资才能使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如果提高消费率就能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穷国了。
除了高储蓄高投资以外，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教育，但不是教育的数量，不是政府教育支出水平比别的国家更高，而是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学习能力更强，加上投资率高，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就更快。
高储蓄高杠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和优势
记者：您前面提到了收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下行。不过有人会说，中国的地方债务和一些行业如房地产行业负债过高，所以有关部门想要主动挤泡沫来避免泡沫越来越大。
朱天：首先，流行观点所谓的中国杠杆率过高，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从金融或财务的角度来讲，债务高应该是指资产负债率过高，而不是媒体上都在讲的债务除以GDP的比例、即所谓的宏观杠杆率高。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储蓄率高自然就意味着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高，那么银行贷款与GDP的比率当然也就高，相对应的，企业债务除GDP的比率也就一样高，所以高杠杆与高储蓄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高储蓄使得高投资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增长奇迹的一个主要原因。高储蓄、高杠杆、高投资恰恰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优势，而不是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流行观点通常把中国的高投资说成是坏事，认为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不足，并认为这个增长模式是以信贷扩张、企业负债上升来支撑的，势必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低效，最终酿成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
这种观点在政策上就主张把投资的比例降下来，提升消费占GDP的比例。事实上，我们过去这些年降投资降杠杆，并没有改变投资和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都明显下降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投资下来之后，经济增长就会下滑，经济增长下滑导致收入增长的下滑，最后的结果就是消费增长的下行。
记者：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去年12月6日宣布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其中理由就是，我们房地产行业有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大。按照您上面的分析，这个评级下调就是不懂中国经济。
朱天：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就像我前面说的，宏观上的高杠杆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色，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高，企业的融资渠道又主要是银行。
真正反映企业负债水平的是资产负债率，而不是宏观杠杆率。如果你比较全球所有上市企业，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并不算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确实很高，但在短期内迅速降杠杆，就造成这些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很多项目因此停工，在建房屋烂尾，销售收入下降，资产贬值，然后就不能及时还债，爆发了债务危机。结果债务没有怎么减下来，资产倒贬值了，金融风险反而因为降杠杆而上升了。
在讨论政府负债时，宏观杠杆率才是有意义的指标，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要看政府的资产情况如何。因为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拥有很多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也就可以承受比别的国家更高的宏观杠杆率。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好的解决，就会继续拖累未来的经济增长，结果反而会让债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债务问题上步子还可以更大。之所以比较谨慎，原因还是出在认知上，总认为中国的杠杆率太高了。其实，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承受更高的杠杆，发行更多国债去置换和清偿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同时发挥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化解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具体可选的方法很多，关键是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行动。
西方机构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我们的做法恰恰不应该是进一步减债务，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加杠杆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来降低债务风险，收入增长、资产升值后，债务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在货币金融政策上，目前的形势下不应过多强调控制金融风险，而是要强调支持经济发展，缓解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企业的流动性危机。从根本上来看，中国最不用担心的是金融危机，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几乎不可能出现通常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即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或者信贷的大幅收缩。
高储蓄重教育的文化传统 是中国高增长的差异化因素
记者：刚才您说高水平的储蓄率和基础教育质量才是中国经济的特色和优势，那我们的这个优势是从哪里来呢？您认为这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儒家文化都两千多年了，为什么只是在过去几十年才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势？
朱天：其实不只是儒家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也是很重视储蓄和教育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实现了经济腾飞，另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是越南，其经济也正在腾飞。
大家自然会问，儒家文化是两千多年的传统了，怎么到现在才发挥作用？
这是因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只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农业社会是不会有人均收入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其次，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市场经济是增长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同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赶超空间的时候，储蓄和教育的文化才有可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
要明白，我们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什么过去40多年增长比历史上快，这个问题当然不能用文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40多年，中国的增长比其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快很多，为什么我们在成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赶超？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找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特色，有什么不同的东西，或者叫差异化因素。
关于中国40年高速增长，流行的解释包括基数低、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全球化、加入WTO、吸引外资、出口导向、政治稳定、产业政策等。但只要做一点全球比较，就能发现这些都说不上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与中国没有明显差别，却并没有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给出了一些相关的全球比较的数据。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中国的特色，改革开放的国家很多。在经济市场化程度上，中国在全球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不如绝大多数亚洲和拉美国家，也不如一些非洲国家。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增长比改革开放之前快，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增长比菲律宾快，比尼日利亚快，比墨西哥快。
中国增长比西方发达国家快，这很好理解，算不上奇迹，因为我们人均GDP的基数低（不是经济总量低！）。中国增长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才是需要解释的，这才是中国增长之谜。通过做全球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不是人口红利，不是什么产业政策别人都想不到也学不会，也不是政经体制或政府效率，而主要体现在储蓄率和基础教育质量上。
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恰恰是在这三方面做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原因是我们的储蓄文化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不是我们的政策比所有别的国家都高明。政策都是可以学习的，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策，别的国家都学不会。
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经济的特色是什么，在政策上就可能会犯错误，误把我们的优势当成了弱势。过去一些年降杠杆、降投资的政策，很可能就是因为不了解高储蓄、高投资、高杠杆恰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色和优势。
改革开放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前提
记者：海内外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最主要推动力；当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原因之一就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停滞了或者放缓了。但是您刚刚提到，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奇迹的差异化因素，拉美很多国家市场化程度更高，却并没有发展得很好，这个观点颇为新颖。能不能补充解释一下，到底市场化改革在我们中国经济增长当中起了什么样的的作用？
朱天：很好的问题。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通过搞计划经济实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那是质量不高的工业化，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与中国现在的水平也差得很远。在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上，经济学家可以说是有共识的，大家意见不同的地方主要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起多大的作用。
市场化应该说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充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都推行了市场化改革的，很多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比中国还高，但并没有实现高速增长，因为与中国相比，他们的储蓄率不高，基础教育质量太低。
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如果改革开放往回走，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拖累。近些年有些政策可能事实上造成了某些行业的国进民退，这应该不是政策的本意，但还是对民营企业的信心造成了影响，投资的积极性也确实有所下降。所以，国家政策现在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希望给民营企业家信心。我们都知道，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等等，都是清清楚楚写在官方文件里的，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没有变的。但可能是各部委出台的政策之间协调不够，造成了所谓的合成谬误，或者没有做到先立后破，或者有些政策是既要又要还要，使得大家产生了一些困惑。企业家和投资者不只是看政府怎么说，而是要看政府具体怎么做。
但市场化改革的进度快慢，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近些年的显著下行，也不能解释2021年（尤其是上半年）的经济景气现象和普遍的乐观情绪。过紧的收缩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和行业监管政策，很可能是导致投资大幅下滑的更加直接的原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仅仅讲改革开放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恰当的宏观调控政策。
人口红利对中国增长的影响被夸大了
记者：您讲到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不过，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候，一个很主流的说法认为，中国人口红利优势没了，您怎么看？
朱天：的确很多人都在说人口红利。我在上课的时候问学生，就发现是没有几个人懂什么叫人口红利，都把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以及劳动力多并且相对廉价说成是人口红利。这些都是误用专业词汇。
在经济学和人口学里，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超过全体人口的增长速度，带来抚养比（需要抚养的人口数量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由此带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即使劳动生产率不变，当劳动力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时候，人均GDP也会增长，由此带来的人均GDP的增长就是直接人口红利。由于抚养比下降可能会带来储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会间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这叫间接人口红利。但是直接人口红利是间接人口红利的前提。
事实上，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在1982年到2012年之间，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每年只带来不到0.5个百分点的额外人均GDP增长，这与中国9%的人均GDP增长率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数据上看，中东北非、拉美、欧洲和中亚发展中国家，都有和中国相当的直接人口红利，但它们的增长却差强人意，所以说人口红利不是中国经济的特色。
2010年以后，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消失了，但储蓄和教育水平也都没有下降，所以也就不可能是近些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人口因素会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但应该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
记者：谈到人口因素，很多人喜欢与日本比，说我们未富先老，会不会像日本那样陷入长期衰退，尤其是2023年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流行了一阵，这种类比的讨论就比较多。
朱天：中国与日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日本在30年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当年汇率来算，日本的人均收入超过了美国。中国现在人均GDP大约1.3万美元，只是在发展中国家里比较领先，与人均GDP达到3-4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和美国的8万多美元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赶超空间，还是可以增长更快的。而人口红利既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的原因，当然也不会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另外，日本当年的资产泡沫与中国当前的情况还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股市过去二十年几乎原地踏步，现在正是最低迷的时候，不存在泡沫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二十年前就开始有各种调控了，一直就在防泡沫，怕出现日本的情况。
不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泡沫破裂后，其处理债务的政策比较无力。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以更有力的措施处理房地产企业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
记者：你不觉得地缘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负面因素吗？
朱天：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开始到2022年之前，地缘政治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
事实上，中国无论是出口占比，还是外资占比，从2006年之后就一路往下走。我们出口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最高位36%，降到疫情前2019年的18%，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也同样从2006年的4.5%，下降到2019年的1.3%。这些比例的下降当然与地缘政治无关，而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内资企业越来越强的自然结果。
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虽然西方国家有些人鼓吹与中国脱钩或者去风险，但中国的出口事实上反而上升很快。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19年的18%，上升到2022年的21%。外商直接投资在疫情期间的2020和2021年都有显著上升。但这不是正常的趋势，而是疫情期间的特殊现象。即使没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占比也还会继续疫情之前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外资占比应该会稳定在1%左右。
事实上，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口占GDP的比重是全球最低的，每年虽有波动，但在过去40年里，都在10%左右，没有大的变化，2022年是11%。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一般也就是1-2%，2022年是1.5%。我们不能因此说美国闭关锁国，它事实上很开放，美国的出口和外资之所以占比不高，正是因为美国经济体量最大，经济发展成熟。
所以，自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的依存度是不断下降的，今后还会继续下降，但世界对中国出口的依存度在同一时期却是在不断上升的。除非中国主动脱钩，世界经济与中国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有限的。如果有影响，那也是从2023年刚开始。
西方对中国经济“卡脖子”的地方主要是尖端科技，但这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很低，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研发能力也在迅速上升。所以总的说来，美国及其盟友的科技封锁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能够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不是世界经济，也不是外国政府，而是我们自己的政策。
当然我们还要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因为闭关锁国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再发达，它都不可能什么技术都有。
国家安全很重要，但是归根结底，国家安全来自于经济实力，经济越发展，国家才越安全，所以即使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第一要务还是要发展经济。
中国未来增长潜力依然很大，有条件实现中高速增长
记者：总的来说，您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信心如何？
朱天：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很有信心的。当然，这个潜力能否实现，还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政策。
我在《赶超的逻辑》中有过判断，中国未来20年仍然可以实现年均5-6%的增长，即便是把人口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增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
与我们文化相似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之前，年均增长速度多数时候都是超过7%的。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之后，增长速度才显著下滑。
但是我们的人均GDP与美国4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才是美国的16%。即使未来20年每年增长5%，20年后还只达到美国人均GDP的30%的水平。我们的沿海地区相对说来已经比较发达了，但是中国还有很多比较落后的地方，发展潜力依然很大。
有些人说，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已经120多万亿，基数大了，增长一个点都有1万多亿，所以增速肯定要慢下来。这就是个笑话，经济总量跟增长速度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说法对的话，美国过去一百年应该是全球增长最慢的国家，中国每个省的增长速度也都应该比整个国家更快。
总而言之，中国是可以增长更快的，中国经济的下行不是必然的。我们应该加大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力度，调动所有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以更强有力的措施处理好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实施更加宽松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政策。如果做到这些，中国在今后20年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前景将依然值得期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数十年如一日专注研究“中国增长之迷”这一大课题。记者近日就当前经济热点与他进行了对谈。
与主流的说法不同，朱天教授反对中国经济主流叙事中事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而是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通过与同等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去做动态比较，从而发现，高储蓄高投资高杠杆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别优势，而非流行经济学叙事中的“病灶”。回归当下，自成解释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如何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的一家之言。】
【采访/ 高艳平】
记者：2023年是疫情结束之后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长5.2%。中国经济的恢复似乎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尤其像2021年那样旺。为什么经济恢复如此艰难，您如何解释个中缘由？
朱天：这个增速达到了国家确定的目标，也符合大多数机构的预测。不过，在2022年的低位基础上，这个增速与2023年初大家期待的强劲复苏还是有差距。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复苏困难不只是去年的事，也不是疫情期间开始的，在疫情前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了。
2023年疫情放开后经济复苏不理想，我认为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去杠杆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低迷引起的。如果来看数据，2023年1-11月的投资增长只有2.9%，远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7.2%），而投资增长的下滑主要又是受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滑（负增长9.4%）的影响。
为什么在短短六年里投资增长就下滑12个百分点呢？所谓结构性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作用比较慢，不会短期就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周期性因素，因为周期性因素带来增长的波动，但我们的GDP增长和投资增长是一路往下走的，看不到波动。
我在最近出版的《赶超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各类收缩性政策叠加的结果。特别是从2016-17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偏紧的，最近两三年除了疫情的影响，我们的一些产业调控政策（如房地产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也是收缩性的。
即便是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在2020年中至2021年中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是股市、楼市、汇市，还是整个经济景气指数都是非常高的，大家对中国经济都比较乐观。而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地缘政治、老龄化、高负债和改革问题等等，那时候也都存在。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主要不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也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只要政策到位，中国经济是完全可以增长更快的。
认知误区：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
记者：您提到了投资的大幅下滑问题，不管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高投资，还是低增长伴随着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似乎已经证明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正向作用。但是国内外舆论一直有妖魔化中国高投资的倾向，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批评中国高速增长是投资拉动的，是病态的，而不是靠生产率增长拉动的，不是靠消费拉动的，诸如此类。按您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的观点，这些说法是陷入了某种认知误区，能不能展开讲讲？
朱天：对，这是因为我们在认知上一直存在两大误区：一个是理论误区，就是理论框架搞错了，把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短期经济波动的理论搞混了。当我们讨论中国40年高速增长时，不能用通常所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分析，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用来分析短期经济波动三个需求因素。
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个中长期概念，所以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其实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正是在这三方面做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才实现了40年的高速发展，成功地追赶发达国家。在经济学理论里，不存在所谓消费拉动或者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
从短期来看，在任何一个时点，生产能力是给定的，一个经济体生产多少就是由需求决定的，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只是消费需求不足或者出口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一定也不足。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这三方面的需求，来帮助经济的复苏。
第二个认知误区，是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只做简单的静态比较，习惯于拿中国与几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做比较，而不是做全球的动态的比较。中国的投资占GDP比例（即投资率）高达40%以上，而美国只有20%多一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差不多；美国的消费占GDP比例（即消费率）达到80%以上，而我们的消费占比只有50%出头。因为我们追赶的标杆是这些发达国家，所以流行的观点就认为中国投资过多，消费不足。
这样简单的静态比较问题很大。中国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发达国家的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其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资本占有量和教育水平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投资，需要提高教育水平。发展中国家当然也需要技术进步，而这主要靠学习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这又需要相应的人才，需要购买生产设备，建设基础设施。所以，技术进步也离不开投资和教育。总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这么多年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很好理解，因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物质资本和教育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而不需要重新发明。但中国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才是需要解释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增长之谜。
如果我们做全球比较，就会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是低于发达国家的，而消费率却高于后者，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也更慢。中国特别高的投资率和相对很低的消费率，恰恰是我们实现长期增长的优势，只有投资才能使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如果提高消费率就能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穷国了。
除了高储蓄高投资以外，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教育，但不是教育的数量，不是政府教育支出水平比别的国家更高，而是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学习能力更强，加上投资率高，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就更快。
高储蓄高杠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和优势
记者：您前面提到了收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下行。不过有人会说，中国的地方债务和一些行业如房地产行业负债过高，所以有关部门想要主动挤泡沫来避免泡沫越来越大。
朱天：首先，流行观点所谓的中国杠杆率过高，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从金融或财务的角度来讲，债务高应该是指资产负债率过高，而不是媒体上都在讲的债务除以GDP的比例、即所谓的宏观杠杆率高。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储蓄率高自然就意味着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高，那么银行贷款与GDP的比率当然也就高，相对应的，企业债务除GDP的比率也就一样高，所以高杠杆与高储蓄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高储蓄使得高投资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增长奇迹的一个主要原因。高储蓄、高杠杆、高投资恰恰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优势，而不是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流行观点通常把中国的高投资说成是坏事，认为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不足，并认为这个增长模式是以信贷扩张、企业负债上升来支撑的，势必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低效，最终酿成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
这种观点在政策上就主张把投资的比例降下来，提升消费占GDP的比例。事实上，我们过去这些年降投资降杠杆，并没有改变投资和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都明显下降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投资下来之后，经济增长就会下滑，经济增长下滑导致收入增长的下滑，最后的结果就是消费增长的下行。
记者：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去年12月6日宣布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其中理由就是，我们房地产行业有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大。按照您上面的分析，这个评级下调就是不懂中国经济。
朱天：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就像我前面说的，宏观上的高杠杆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色，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高，企业的融资渠道又主要是银行。
真正反映企业负债水平的是资产负债率，而不是宏观杠杆率。如果你比较全球所有上市企业，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并不算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确实很高，但在短期内迅速降杠杆，就造成这些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很多项目因此停工，在建房屋烂尾，销售收入下降，资产贬值，然后就不能及时还债，爆发了债务危机。结果债务没有怎么减下来，资产倒贬值了，金融风险反而因为降杠杆而上升了。
在讨论政府负债时，宏观杠杆率才是有意义的指标，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要看政府的资产情况如何。因为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拥有很多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也就可以承受比别的国家更高的宏观杠杆率。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好的解决，就会继续拖累未来的经济增长，结果反而会让债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债务问题上步子还可以更大。之所以比较谨慎，原因还是出在认知上，总认为中国的杠杆率太高了。其实，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承受更高的杠杆，发行更多国债去置换和清偿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同时发挥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化解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具体可选的方法很多，关键是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行动。
西方机构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我们的做法恰恰不应该是进一步减债务，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加杠杆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来降低债务风险，收入增长、资产升值后，债务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在货币金融政策上，目前的形势下不应过多强调控制金融风险，而是要强调支持经济发展，缓解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企业的流动性危机。从根本上来看，中国最不用担心的是金融危机，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几乎不可能出现通常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即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或者信贷的大幅收缩。
高储蓄重教育的文化传统 是中国高增长的差异化因素
记者：刚才您说高水平的储蓄率和基础教育质量才是中国经济的特色和优势，那我们的这个优势是从哪里来呢？您认为这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儒家文化都两千多年了，为什么只是在过去几十年才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势？
朱天：其实不只是儒家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也是很重视储蓄和教育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实现了经济腾飞，另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是越南，其经济也正在腾飞。
大家自然会问，儒家文化是两千多年的传统了，怎么到现在才发挥作用？
这是因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只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农业社会是不会有人均收入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其次，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市场经济是增长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同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赶超空间的时候，储蓄和教育的文化才有可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
要明白，我们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什么过去40多年增长比历史上快，这个问题当然不能用文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40多年，中国的增长比其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快很多，为什么我们在成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赶超？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找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特色，有什么不同的东西，或者叫差异化因素。
关于中国40年高速增长，流行的解释包括基数低、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全球化、加入WTO、吸引外资、出口导向、政治稳定、产业政策等。但只要做一点全球比较，就能发现这些都说不上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与中国没有明显差别，却并没有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给出了一些相关的全球比较的数据。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中国的特色，改革开放的国家很多。在经济市场化程度上，中国在全球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不如绝大多数亚洲和拉美国家，也不如一些非洲国家。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增长比改革开放之前快，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增长比菲律宾快，比尼日利亚快，比墨西哥快。
中国增长比西方发达国家快，这很好理解，算不上奇迹，因为我们人均GDP的基数低（不是经济总量低！）。中国增长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才是需要解释的，这才是中国增长之谜。通过做全球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不是人口红利，不是什么产业政策别人都想不到也学不会，也不是政经体制或政府效率，而主要体现在储蓄率和基础教育质量上。
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恰恰是在这三方面做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原因是我们的储蓄文化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不是我们的政策比所有别的国家都高明。政策都是可以学习的，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策，别的国家都学不会。
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经济的特色是什么，在政策上就可能会犯错误，误把我们的优势当成了弱势。过去一些年降杠杆、降投资的政策，很可能就是因为不了解高储蓄、高投资、高杠杆恰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色和优势。
改革开放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前提
记者：海内外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最主要推动力；当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原因之一就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停滞了或者放缓了。但是您刚刚提到，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奇迹的差异化因素，拉美很多国家市场化程度更高，却并没有发展得很好，这个观点颇为新颖。能不能补充解释一下，到底市场化改革在我们中国经济增长当中起了什么样的的作用？
朱天：很好的问题。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通过搞计划经济实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那是质量不高的工业化，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与中国现在的水平也差得很远。在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上，经济学家可以说是有共识的，大家意见不同的地方主要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起多大的作用。
市场化应该说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充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都推行了市场化改革的，很多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比中国还高，但并没有实现高速增长，因为与中国相比，他们的储蓄率不高，基础教育质量太低。
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如果改革开放往回走，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拖累。近些年有些政策可能事实上造成了某些行业的国进民退，这应该不是政策的本意，但还是对民营企业的信心造成了影响，投资的积极性也确实有所下降。所以，国家政策现在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希望给民营企业家信心。我们都知道，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等等，都是清清楚楚写在官方文件里的，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没有变的。但可能是各部委出台的政策之间协调不够，造成了所谓的合成谬误，或者没有做到先立后破，或者有些政策是既要又要还要，使得大家产生了一些困惑。企业家和投资者不只是看政府怎么说，而是要看政府具体怎么做。
但市场化改革的进度快慢，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近些年的显著下行，也不能解释2021年（尤其是上半年）的经济景气现象和普遍的乐观情绪。过紧的收缩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和行业监管政策，很可能是导致投资大幅下滑的更加直接的原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仅仅讲改革开放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恰当的宏观调控政策。
人口红利对中国增长的影响被夸大了
记者：您讲到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不过，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候，一个很主流的说法认为，中国人口红利优势没了，您怎么看？
朱天：的确很多人都在说人口红利。我在上课的时候问学生，就发现是没有几个人懂什么叫人口红利，都把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以及劳动力多并且相对廉价说成是人口红利。这些都是误用专业词汇。
在经济学和人口学里，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超过全体人口的增长速度，带来抚养比（需要抚养的人口数量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由此带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即使劳动生产率不变，当劳动力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时候，人均GDP也会增长，由此带来的人均GDP的增长就是直接人口红利。由于抚养比下降可能会带来储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会间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这叫间接人口红利。但是直接人口红利是间接人口红利的前提。
事实上，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在1982年到2012年之间，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每年只带来不到0.5个百分点的额外人均GDP增长，这与中国9%的人均GDP增长率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数据上看，中东北非、拉美、欧洲和中亚发展中国家，都有和中国相当的直接人口红利，但它们的增长却差强人意，所以说人口红利不是中国经济的特色。
2010年以后，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消失了，但储蓄和教育水平也都没有下降，所以也就不可能是近些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人口因素会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但应该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
记者：谈到人口因素，很多人喜欢与日本比，说我们未富先老，会不会像日本那样陷入长期衰退，尤其是2023年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流行了一阵，这种类比的讨论就比较多。
朱天：中国与日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日本在30年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当年汇率来算，日本的人均收入超过了美国。中国现在人均GDP大约1.3万美元，只是在发展中国家里比较领先，与人均GDP达到3-4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和美国的8万多美元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赶超空间，还是可以增长更快的。而人口红利既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的原因，当然也不会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另外，日本当年的资产泡沫与中国当前的情况还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股市过去二十年几乎原地踏步，现在正是最低迷的时候，不存在泡沫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二十年前就开始有各种调控了，一直就在防泡沫，怕出现日本的情况。
不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泡沫破裂后，其处理债务的政策比较无力。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以更有力的措施处理房地产企业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
记者：你不觉得地缘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负面因素吗？
朱天：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开始到2022年之前，地缘政治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
事实上，中国无论是出口占比，还是外资占比，从2006年之后就一路往下走。我们出口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最高位36%，降到疫情前2019年的18%，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也同样从2006年的4.5%，下降到2019年的1.3%。这些比例的下降当然与地缘政治无关，而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内资企业越来越强的自然结果。
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虽然西方国家有些人鼓吹与中国脱钩或者去风险，但中国的出口事实上反而上升很快。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19年的18%，上升到2022年的21%。外商直接投资在疫情期间的2020和2021年都有显著上升。但这不是正常的趋势，而是疫情期间的特殊现象。即使没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占比也还会继续疫情之前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外资占比应该会稳定在1%左右。
事实上，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口占GDP的比重是全球最低的，每年虽有波动，但在过去40年里，都在10%左右，没有大的变化，2022年是11%。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一般也就是1-2%，2022年是1.5%。我们不能因此说美国闭关锁国，它事实上很开放，美国的出口和外资之所以占比不高，正是因为美国经济体量最大，经济发展成熟。
所以，自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的依存度是不断下降的，今后还会继续下降，但世界对中国出口的依存度在同一时期却是在不断上升的。除非中国主动脱钩，世界经济与中国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有限的。如果有影响，那也是从2023年刚开始。
西方对中国经济“卡脖子”的地方主要是尖端科技，但这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很低，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研发能力也在迅速上升。所以总的说来，美国及其盟友的科技封锁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能够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不是世界经济，也不是外国政府，而是我们自己的政策。
当然我们还要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因为闭关锁国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再发达，它都不可能什么技术都有。
国家安全很重要，但是归根结底，国家安全来自于经济实力，经济越发展，国家才越安全，所以即使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第一要务还是要发展经济。
中国未来增长潜力依然很大，有条件实现中高速增长
记者：总的来说，您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信心如何？
朱天：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很有信心的。当然，这个潜力能否实现，还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政策。
我在《赶超的逻辑》中有过判断，中国未来20年仍然可以实现年均5-6%的增长，即便是把人口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增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
与我们文化相似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之前，年均增长速度多数时候都是超过7%的。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之后，增长速度才显著下滑。
但是我们的人均GDP与美国4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才是美国的16%。即使未来20年每年增长5%，20年后还只达到美国人均GDP的30%的水平。我们的沿海地区相对说来已经比较发达了，但是中国还有很多比较落后的地方，发展潜力依然很大。
有些人说，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已经120多万亿，基数大了，增长一个点都有1万多亿，所以增速肯定要慢下来。这就是个笑话，经济总量跟增长速度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说法对的话，美国过去一百年应该是全球增长最慢的国家，中国每个省的增长速度也都应该比整个国家更快。
总而言之，中国是可以增长更快的，中国经济的下行不是必然的。我们应该加大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力度，调动所有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以更强有力的措施处理好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实施更加宽松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政策。如果做到这些，中国在今后20年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前景将依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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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1-23 14:24
商业与经济
经济恢复难，关键要认清中国经济增长的特色和优势
经济恢复难，关键要认清中国经济增长的特色和优势
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恰恰在这三方面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得多，因而造就了中国增长奇迹。高储蓄、高投资、高杠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色和优势。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经济的特色是什么，在政策上就可能会犯错误。
朱天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教授
■【1月17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2023年全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GDP增长5.2%。在疫情疤痕效应、全球经济衰退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等负面因素影响下，环顾全球，中国经济的增长仍然算得上非常出色。但是，与过去中国经济增长纵向比较，尤其是2023年疫情开放初期的表现与预期相比，仍存在落差，足见当前经济面临的挑战之大。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数十年如一日专注研究“中国增长之迷”这一大课题。记者近日就当前经济热点与他进行了对谈。
与主流的说法不同，朱天教授反对中国经济主流叙事中事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而是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通过与同等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去做动态比较，从而发现，高储蓄高投资高杠杆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别优势，而非流行经济学叙事中的“病灶”。回归当下，自成解释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如何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的一家之言。】
【采访/ 高艳平】
记者：2023年是疫情结束之后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长5.2%。中国经济的恢复似乎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尤其像2021年那样旺。为什么经济恢复如此艰难，您如何解释个中缘由？
朱天：这个增速达到了国家确定的目标，也符合大多数机构的预测。不过，在2022年的低位基础上，这个增速与2023年初大家期待的强劲复苏还是有差距。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复苏困难不只是去年的事，也不是疫情期间开始的，在疫情前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了。
2023年疫情放开后经济复苏不理想，我认为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去杠杆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低迷引起的。如果来看数据，2023年1-11月的投资增长只有2.9%，远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7.2%），而投资增长的下滑主要又是受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滑（负增长9.4%）的影响。
为什么在短短六年里投资增长就下滑12个百分点呢？所谓结构性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作用比较慢，不会短期就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周期性因素，因为周期性因素带来增长的波动，但我们的GDP增长和投资增长是一路往下走的，看不到波动。
我在最近出版的《赶超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各类收缩性政策叠加的结果。特别是从2016-17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偏紧的，最近两三年除了疫情的影响，我们的一些产业调控政策（如房地产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也是收缩性的。
即便是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在2020年中至2021年中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是股市、楼市、汇市，还是整个经济景气指数都是非常高的，大家对中国经济都比较乐观。而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地缘政治、老龄化、高负债和改革问题等等，那时候也都存在。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主要不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也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只要政策到位，中国经济是完全可以增长更快的。
认知误区：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
记者：您提到了投资的大幅下滑问题，不管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高投资，还是低增长伴随着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似乎已经证明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正向作用。但是国内外舆论一直有妖魔化中国高投资的倾向，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批评中国高速增长是投资拉动的，是病态的，而不是靠生产率增长拉动的，不是靠消费拉动的，诸如此类。按您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的观点，这些说法是陷入了某种认知误区，能不能展开讲讲？
朱天：对，这是因为我们在认知上一直存在两大误区：一个是理论误区，就是理论框架搞错了，把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短期经济波动的理论搞混了。当我们讨论中国40年高速增长时，不能用通常所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分析，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用来分析短期经济波动三个需求因素。
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个中长期概念，所以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其实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正是在这三方面做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才实现了40年的高速发展，成功地追赶发达国家。在经济学理论里，不存在所谓消费拉动或者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
从短期来看，在任何一个时点，生产能力是给定的，一个经济体生产多少就是由需求决定的，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只是消费需求不足或者出口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一定也不足。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这三方面的需求，来帮助经济的复苏。
第二个认知误区，是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只做简单的静态比较，习惯于拿中国与几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做比较，而不是做全球的动态的比较。中国的投资占GDP比例（即投资率）高达40%以上，而美国只有20%多一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差不多；美国的消费占GDP比例（即消费率）达到80%以上，而我们的消费占比只有50%出头。因为我们追赶的标杆是这些发达国家，所以流行的观点就认为中国投资过多，消费不足。
这样简单的静态比较问题很大。中国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发达国家的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其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资本占有量和教育水平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投资，需要提高教育水平。发展中国家当然也需要技术进步，而这主要靠学习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这又需要相应的人才，需要购买生产设备，建设基础设施。所以，技术进步也离不开投资和教育。总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这么多年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很好理解，因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物质资本和教育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而不需要重新发明。但中国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才是需要解释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增长之谜。
如果我们做全球比较，就会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是低于发达国家的，而消费率却高于后者，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也更慢。中国特别高的投资率和相对很低的消费率，恰恰是我们实现长期增长的优势，只有投资才能使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如果提高消费率就能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穷国了。
除了高储蓄高投资以外，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教育，但不是教育的数量，不是政府教育支出水平比别的国家更高，而是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学习能力更强，加上投资率高，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就更快。
高储蓄高杠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和优势
记者：您前面提到了收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下行。不过有人会说，中国的地方债务和一些行业如房地产行业负债过高，所以有关部门想要主动挤泡沫来避免泡沫越来越大。
朱天：首先，流行观点所谓的中国杠杆率过高，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从金融或财务的角度来讲，债务高应该是指资产负债率过高，而不是媒体上都在讲的债务除以GDP的比例、即所谓的宏观杠杆率高。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储蓄率高自然就意味着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高，那么银行贷款与GDP的比率当然也就高，相对应的，企业债务除GDP的比率也就一样高，所以高杠杆与高储蓄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高储蓄使得高投资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增长奇迹的一个主要原因。高储蓄、高杠杆、高投资恰恰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优势，而不是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流行观点通常把中国的高投资说成是坏事，认为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不足，并认为这个增长模式是以信贷扩张、企业负债上升来支撑的，势必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低效，最终酿成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
这种观点在政策上就主张把投资的比例降下来，提升消费占GDP的比例。事实上，我们过去这些年降投资降杠杆，并没有改变投资和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都明显下降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投资下来之后，经济增长就会下滑，经济增长下滑导致收入增长的下滑，最后的结果就是消费增长的下行。
记者：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去年12月6日宣布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其中理由就是，我们房地产行业有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大。按照您上面的分析，这个评级下调就是不懂中国经济。
朱天：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就像我前面说的，宏观上的高杠杆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色，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高，企业的融资渠道又主要是银行。
真正反映企业负债水平的是资产负债率，而不是宏观杠杆率。如果你比较全球所有上市企业，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并不算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确实很高，但在短期内迅速降杠杆，就造成这些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很多项目因此停工，在建房屋烂尾，销售收入下降，资产贬值，然后就不能及时还债，爆发了债务危机。结果债务没有怎么减下来，资产倒贬值了，金融风险反而因为降杠杆而上升了。
在讨论政府负债时，宏观杠杆率才是有意义的指标，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要看政府的资产情况如何。因为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拥有很多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也就可以承受比别的国家更高的宏观杠杆率。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好的解决，就会继续拖累未来的经济增长，结果反而会让债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债务问题上步子还可以更大。之所以比较谨慎，原因还是出在认知上，总认为中国的杠杆率太高了。其实，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承受更高的杠杆，发行更多国债去置换和清偿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同时发挥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化解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具体可选的方法很多，关键是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行动。
西方机构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我们的做法恰恰不应该是进一步减债务，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加杠杆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来降低债务风险，收入增长、资产升值后，债务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在货币金融政策上，目前的形势下不应过多强调控制金融风险，而是要强调支持经济发展，缓解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企业的流动性危机。从根本上来看，中国最不用担心的是金融危机，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几乎不可能出现通常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即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或者信贷的大幅收缩。
高储蓄重教育的文化传统 是中国高增长的差异化因素
记者：刚才您说高水平的储蓄率和基础教育质量才是中国经济的特色和优势，那我们的这个优势是从哪里来呢？您认为这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儒家文化都两千多年了，为什么只是在过去几十年才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势？
朱天：其实不只是儒家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也是很重视储蓄和教育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实现了经济腾飞，另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是越南，其经济也正在腾飞。
大家自然会问，儒家文化是两千多年的传统了，怎么到现在才发挥作用？
这是因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只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农业社会是不会有人均收入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其次，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市场经济是增长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同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赶超空间的时候，储蓄和教育的文化才有可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
要明白，我们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什么过去40多年增长比历史上快，这个问题当然不能用文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40多年，中国的增长比其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快很多，为什么我们在成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赶超？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找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特色，有什么不同的东西，或者叫差异化因素。
关于中国40年高速增长，流行的解释包括基数低、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全球化、加入WTO、吸引外资、出口导向、政治稳定、产业政策等。但只要做一点全球比较，就能发现这些都说不上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与中国没有明显差别，却并没有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给出了一些相关的全球比较的数据。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中国的特色，改革开放的国家很多。在经济市场化程度上，中国在全球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不如绝大多数亚洲和拉美国家，也不如一些非洲国家。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增长比改革开放之前快，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增长比菲律宾快，比尼日利亚快，比墨西哥快。
中国增长比西方发达国家快，这很好理解，算不上奇迹，因为我们人均GDP的基数低（不是经济总量低！）。中国增长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才是需要解释的，这才是中国增长之谜。通过做全球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不是人口红利，不是什么产业政策别人都想不到也学不会，也不是政经体制或政府效率，而主要体现在储蓄率和基础教育质量上。
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恰恰是在这三方面做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原因是我们的储蓄文化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不是我们的政策比所有别的国家都高明。政策都是可以学习的，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策，别的国家都学不会。
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经济的特色是什么，在政策上就可能会犯错误，误把我们的优势当成了弱势。过去一些年降杠杆、降投资的政策，很可能就是因为不了解高储蓄、高投资、高杠杆恰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色和优势。
改革开放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前提
记者：海内外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最主要推动力；当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原因之一就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停滞了或者放缓了。但是您刚刚提到，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奇迹的差异化因素，拉美很多国家市场化程度更高，却并没有发展得很好，这个观点颇为新颖。能不能补充解释一下，到底市场化改革在我们中国经济增长当中起了什么样的的作用？
朱天：很好的问题。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通过搞计划经济实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那是质量不高的工业化，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与中国现在的水平也差得很远。在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上，经济学家可以说是有共识的，大家意见不同的地方主要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起多大的作用。
市场化应该说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充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都推行了市场化改革的，很多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比中国还高，但并没有实现高速增长，因为与中国相比，他们的储蓄率不高，基础教育质量太低。
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如果改革开放往回走，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拖累。近些年有些政策可能事实上造成了某些行业的国进民退，这应该不是政策的本意，但还是对民营企业的信心造成了影响，投资的积极性也确实有所下降。所以，国家政策现在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希望给民营企业家信心。我们都知道，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等等，都是清清楚楚写在官方文件里的，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没有变的。但可能是各部委出台的政策之间协调不够，造成了所谓的合成谬误，或者没有做到先立后破，或者有些政策是既要又要还要，使得大家产生了一些困惑。企业家和投资者不只是看政府怎么说，而是要看政府具体怎么做。
但市场化改革的进度快慢，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近些年的显著下行，也不能解释2021年（尤其是上半年）的经济景气现象和普遍的乐观情绪。过紧的收缩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和行业监管政策，很可能是导致投资大幅下滑的更加直接的原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仅仅讲改革开放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恰当的宏观调控政策。
人口红利对中国增长的影响被夸大了
记者：您讲到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不过，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候，一个很主流的说法认为，中国人口红利优势没了，您怎么看？
朱天：的确很多人都在说人口红利。我在上课的时候问学生，就发现是没有几个人懂什么叫人口红利，都把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以及劳动力多并且相对廉价说成是人口红利。这些都是误用专业词汇。
在经济学和人口学里，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超过全体人口的增长速度，带来抚养比（需要抚养的人口数量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由此带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即使劳动生产率不变，当劳动力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时候，人均GDP也会增长，由此带来的人均GDP的增长就是直接人口红利。由于抚养比下降可能会带来储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会间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这叫间接人口红利。但是直接人口红利是间接人口红利的前提。
事实上，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在1982年到2012年之间，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每年只带来不到0.5个百分点的额外人均GDP增长，这与中国9%的人均GDP增长率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数据上看，中东北非、拉美、欧洲和中亚发展中国家，都有和中国相当的直接人口红利，但它们的增长却差强人意，所以说人口红利不是中国经济的特色。
2010年以后，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消失了，但储蓄和教育水平也都没有下降，所以也就不可能是近些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人口因素会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但应该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
记者：谈到人口因素，很多人喜欢与日本比，说我们未富先老，会不会像日本那样陷入长期衰退，尤其是2023年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流行了一阵，这种类比的讨论就比较多。
朱天：中国与日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日本在30年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当年汇率来算，日本的人均收入超过了美国。中国现在人均GDP大约1.3万美元，只是在发展中国家里比较领先，与人均GDP达到3-4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和美国的8万多美元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赶超空间，还是可以增长更快的。而人口红利既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的原因，当然也不会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另外，日本当年的资产泡沫与中国当前的情况还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股市过去二十年几乎原地踏步，现在正是最低迷的时候，不存在泡沫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二十年前就开始有各种调控了，一直就在防泡沫，怕出现日本的情况。
不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泡沫破裂后，其处理债务的政策比较无力。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以更有力的措施处理房地产企业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
记者：你不觉得地缘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负面因素吗？
朱天：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开始到2022年之前，地缘政治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
事实上，中国无论是出口占比，还是外资占比，从2006年之后就一路往下走。我们出口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最高位36%，降到疫情前2019年的18%，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也同样从2006年的4.5%，下降到2019年的1.3%。这些比例的下降当然与地缘政治无关，而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内资企业越来越强的自然结果。
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虽然西方国家有些人鼓吹与中国脱钩或者去风险，但中国的出口事实上反而上升很快。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19年的18%，上升到2022年的21%。外商直接投资在疫情期间的2020和2021年都有显著上升。但这不是正常的趋势，而是疫情期间的特殊现象。即使没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占比也还会继续疫情之前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外资占比应该会稳定在1%左右。
事实上，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口占GDP的比重是全球最低的，每年虽有波动，但在过去40年里，都在10%左右，没有大的变化，2022年是11%。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一般也就是1-2%，2022年是1.5%。我们不能因此说美国闭关锁国，它事实上很开放，美国的出口和外资之所以占比不高，正是因为美国经济体量最大，经济发展成熟。
所以，自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的依存度是不断下降的，今后还会继续下降，但世界对中国出口的依存度在同一时期却是在不断上升的。除非中国主动脱钩，世界经济与中国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有限的。如果有影响，那也是从2023年刚开始。
西方对中国经济“卡脖子”的地方主要是尖端科技，但这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很低，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研发能力也在迅速上升。所以总的说来，美国及其盟友的科技封锁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能够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不是世界经济，也不是外国政府，而是我们自己的政策。
当然我们还要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因为闭关锁国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再发达，它都不可能什么技术都有。
国家安全很重要，但是归根结底，国家安全来自于经济实力，经济越发展，国家才越安全，所以即使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第一要务还是要发展经济。
中国未来增长潜力依然很大，有条件实现中高速增长
记者：总的来说，您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信心如何？
朱天：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很有信心的。当然，这个潜力能否实现，还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政策。
我在《赶超的逻辑》中有过判断，中国未来20年仍然可以实现年均5-6%的增长，即便是把人口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增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
与我们文化相似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之前，年均增长速度多数时候都是超过7%的。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之后，增长速度才显著下滑。
但是我们的人均GDP与美国4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才是美国的16%。即使未来20年每年增长5%，20年后还只达到美国人均GDP的30%的水平。我们的沿海地区相对说来已经比较发达了，但是中国还有很多比较落后的地方，发展潜力依然很大。
有些人说，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已经120多万亿，基数大了，增长一个点都有1万多亿，所以增速肯定要慢下来。这就是个笑话，经济总量跟增长速度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说法对的话，美国过去一百年应该是全球增长最慢的国家，中国每个省的增长速度也都应该比整个国家更快。
总而言之，中国是可以增长更快的，中国经济的下行不是必然的。我们应该加大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力度，调动所有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以更强有力的措施处理好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实施更加宽松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政策。如果做到这些，中国在今后20年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前景将依然值得期待。■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朱天教授，数十年如一日专注研究“中国增长之迷”这一大课题。记者近日就当前经济热点与他进行了对谈。
与主流的说法不同，朱天教授反对中国经济主流叙事中事事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而是从中国本土实际出发，通过与同等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去做动态比较，从而发现，高储蓄高投资高杠杆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别优势，而非流行经济学叙事中的“病灶”。回归当下，自成解释当前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如何实现中国经济中高速稳定增长的一家之言。】
【采访/ 高艳平】
记者：2023年是疫情结束之后的第一年，中国经济全年增长5.2%。中国经济的恢复似乎没有像大家想象中的、尤其像2021年那样旺。为什么经济恢复如此艰难，您如何解释个中缘由？
朱天：这个增速达到了国家确定的目标，也符合大多数机构的预测。不过，在2022年的低位基础上，这个增速与2023年初大家期待的强劲复苏还是有差距。事实上，中国经济增长面临的复苏困难不只是去年的事，也不是疫情期间开始的，在疫情前中国经济增速已经明显放缓了。
2023年疫情放开后经济复苏不理想，我认为最直接、也是最主要的一个因素，还是2021年下半年以来房地产行业去杠杆导致了房地产市场低迷引起的。如果来看数据，2023年1-11月的投资增长只有2.9%，远低于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速度（7.2%），而投资增长的下滑主要又是受房地产投资的大幅下滑（负增长9.4%）的影响。
为什么在短短六年里投资增长就下滑12个百分点呢？所谓结构性因素，比如人口老龄化，一般作用比较慢，不会短期就有这么大的影响。也不是通常所说的周期性因素，因为周期性因素带来增长的波动，但我们的GDP增长和投资增长是一路往下走的，看不到波动。
我在最近出版的《赶超的逻辑》一书中指出，中国经济增速的下滑，很大程度上是各类收缩性政策叠加的结果。特别是从2016-17年以来，由于种种原因，我们的宏观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总体上是偏紧的，最近两三年除了疫情的影响，我们的一些产业调控政策（如房地产行业和互联网行业）也是收缩性的。
即便是疫情期间，中国经济在2020年中至2021年中的大约一年时间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无论是股市、楼市、汇市，还是整个经济景气指数都是非常高的，大家对中国经济都比较乐观。而所谓的结构性问题，包括地缘政治、老龄化、高负债和改革问题等等，那时候也都存在。
所以我认为，中国经济的下行主要不是结构性因素造成的，也不是正常的经济周期。只要政策到位，中国经济是完全可以增长更快的。
认知误区：投资拉动还是消费拉动？
记者：您提到了投资的大幅下滑问题，不管是中国经济高增长伴随高投资，还是低增长伴随着投资增速的大幅下滑，似乎已经证明了投资对中国经济的正向作用。但是国内外舆论一直有妖魔化中国高投资的倾向，过去几十年一直在批评中国高速增长是投资拉动的，是病态的，而不是靠生产率增长拉动的，不是靠消费拉动的，诸如此类。按您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的观点，这些说法是陷入了某种认知误区，能不能展开讲讲？
朱天：对，这是因为我们在认知上一直存在两大误区：一个是理论误区，就是理论框架搞错了，把分析长期经济增长的理论和短期经济波动的理论搞混了。当我们讨论中国40年高速增长时，不能用通常所说的消费、投资和出口这“三驾马车”来分析，这是凯恩斯经济学用来分析短期经济波动三个需求因素。
在经济学里，经济增长一般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能力和产出水平的不断提高，是个中长期概念，所以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其实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正是在这三方面做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才实现了40年的高速发展，成功地追赶发达国家。在经济学理论里，不存在所谓消费拉动或者出口拉动的增长方式。
从短期来看，在任何一个时点，生产能力是给定的，一个经济体生产多少就是由需求决定的，包括投资需求、消费需求和出口需求。当经济不景气的时候，不只是消费需求不足或者出口需求不足，投资需求一定也不足。根据凯恩斯理论，政府可以通过积极的财政与货币政策刺激这三方面的需求，来帮助经济的复苏。
第二个认知误区，是在分析中国经济的时候，只做简单的静态比较，习惯于拿中国与几个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做比较，而不是做全球的动态的比较。中国的投资占GDP比例（即投资率）高达40%以上，而美国只有20%多一点，其他主要发达国家也都差不多；美国的消费占GDP比例（即消费率）达到80%以上，而我们的消费占比只有50%出头。因为我们追赶的标杆是这些发达国家，所以流行的观点就认为中国投资过多，消费不足。
这样简单的静态比较问题很大。中国与欧美日发达国家完全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最发达国家的人均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都已经处于很高的水平，其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技术进步决定的。
但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均资本占有量和教育水平都与发达国家有很大差距，要发展经济，就需要投资，需要提高教育水平。发展中国家当然也需要技术进步，而这主要靠学习发达国家已有的先进技术，这又需要相应的人才，需要购买生产设备，建设基础设施。所以，技术进步也离不开投资和教育。总之，一个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经济增长，赶超发达国家，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三者缺一不可。
中国这么多年增长速度高于发达国家很好理解，因为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人均物质资本和教育水平有很大的提高空间，我们可以学习借鉴发达国家已有的技术，而不需要重新发明。但中国的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这才是需要解释的，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增长之谜。
如果我们做全球比较，就会发现多数发展中国家的投资率是低于发达国家的，而消费率却高于后者，因此经济增长速度也更慢。中国特别高的投资率和相对很低的消费率，恰恰是我们实现长期增长的优势，只有投资才能使生产能力不断增长。如果提高消费率就能让一个国家实现经济增长，那世界上就不会有穷国了。
除了高储蓄高投资以外，中国的另一个优势在于教育，但不是教育的数量，不是政府教育支出水平比别的国家更高，而是我们的基础教育质量是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最高的。这意味着我们的学习能力更强，加上投资率高，因此技术进步的速度也就更快。
高储蓄高杠杆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征和优势
记者：您前面提到了收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经济的下行。不过有人会说，中国的地方债务和一些行业如房地产行业负债过高，所以有关部门想要主动挤泡沫来避免泡沫越来越大。
朱天：首先，流行观点所谓的中国杠杆率过高，是个似是而非的概念。从金融或财务的角度来讲，债务高应该是指资产负债率过高，而不是媒体上都在讲的债务除以GDP的比例、即所谓的宏观杠杆率高。
中国是个高储蓄的国家，储蓄率高自然就意味着银行存款与GDP的比率高，那么银行贷款与GDP的比率当然也就高，相对应的，企业债务除GDP的比率也就一样高，所以高杠杆与高储蓄是一个铜板的两个面。高储蓄使得高投资成为可能，这是中国增长奇迹的一个主要原因。高储蓄、高杠杆、高投资恰恰是中国经济的一个主要优势，而不是要解决的问题。
但是流行观点通常把中国的高投资说成是坏事，认为中国经济长期靠投资和出口拉动，消费不足，并认为这个增长模式是以信贷扩张、企业负债上升来支撑的，势必导致产能过剩，投资低效，最终酿成债务危机甚至金融危机。
这种观点在政策上就主张把投资的比例降下来，提升消费占GDP的比例。事实上，我们过去这些年降投资降杠杆，并没有改变投资和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但投资和消费的增长速度都明显下降了。道理其实很简单，因为投资下来之后，经济增长就会下滑，经济增长下滑导致收入增长的下滑，最后的结果就是消费增长的下行。
记者：美国信贷评级机构穆迪去年12月6日宣布下调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至负面，其中理由就是，我们房地产行业有风险，地方债务风险大。按照您上面的分析，这个评级下调就是不懂中国经济。
朱天：很大程度上可以这么说。就像我前面说的，宏观上的高杠杆率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特色，原因是中国的储蓄率高，企业的融资渠道又主要是银行。
真正反映企业负债水平的是资产负债率，而不是宏观杠杆率。如果你比较全球所有上市企业，就会发现中国企业的资产负债率并不算高，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中国房地产企业的杠杆率确实很高，但在短期内迅速降杠杆，就造成这些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很多项目因此停工，在建房屋烂尾，销售收入下降，资产贬值，然后就不能及时还债，爆发了债务危机。结果债务没有怎么减下来，资产倒贬值了，金融风险反而因为降杠杆而上升了。
在讨论政府负债时，宏观杠杆率才是有意义的指标，但即使是这种情况，也要看政府的资产情况如何。因为中国有大量国有企业，中央政府拥有很多能够产生收入的资产，所以也就可以承受比别的国家更高的宏观杠杆率。
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债务问题如果得不到好的解决，就会继续拖累未来的经济增长，结果反而会让债务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所以我认为，我们在处理债务问题上步子还可以更大。之所以比较谨慎，原因还是出在认知上，总认为中国的杠杆率太高了。其实，中央政府完全有能力承受更高的杠杆，发行更多国债去置换和清偿部分地方政府债务。同时发挥人民银行、国有商业银行、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的作用，化解房地产企业的流动性危机。具体可选的方法很多，关键是要有解决问题的决心和行动。
西方机构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我们的做法恰恰不应该是进一步减债务，而是要反其道而行之，通过加杠杆来促进经济增长，通过经济增长来降低债务风险，收入增长、资产升值后，债务问题就更容易解决了。
在货币金融政策上，目前的形势下不应过多强调控制金融风险，而是要强调支持经济发展，缓解房地产行业及相关企业的流动性危机。从根本上来看，中国最不用担心的是金融危机，因为我们的银行体系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几乎不可能出现通常意义上的金融危机，即大规模的银行挤兑或者信贷的大幅收缩。
高储蓄重教育的文化传统 是中国高增长的差异化因素
记者：刚才您说高水平的储蓄率和基础教育质量才是中国经济的特色和优势，那我们的这个优势是从哪里来呢？您认为这是儒家文化的影响，但是儒家文化都两千多年了，为什么只是在过去几十年才成了促进经济增长的优势？
朱天：其实不只是儒家文化，犹太文化和基督教新教文化也是很重视储蓄和教育的。儒家文化圈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都实现了经济腾飞，另一个受儒家文化影响很深的国家是越南，其经济也正在腾飞。
大家自然会问，儒家文化是两千多年的传统了，怎么到现在才发挥作用？
这是因为重视储蓄和教育的文化只是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工业化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农业社会是不会有人均收入长期可持续增长的。其次，计划经济也不可能实现持续的高速增长，市场经济是增长的前提条件。只有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同时与发达国家有较大的赶超空间的时候，储蓄和教育的文化才有可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
要明白，我们的问题不是中国为什么过去40多年增长比历史上快，这个问题当然不能用文化来回答。我们的问题是，为什么过去40多年，中国的增长比其他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快很多，为什么我们在成功赶超西方发达国家，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在赶超？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找到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有什么特色，有什么不同的东西，或者叫差异化因素。
关于中国40年高速增长，流行的解释包括基数低、人口红利、改革开放、全球化、加入WTO、吸引外资、出口导向、政治稳定、产业政策等。但只要做一点全球比较，就能发现这些都说不上是中国特有的东西，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些方面与中国没有明显差别，却并没有实现高速的经济增长。我在《赶超的逻辑》一书中，给出了一些相关的全球比较的数据。
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腾飞的前提条件，但并不是中国的特色，改革开放的国家很多。在经济市场化程度上，中国在全球仍处于中等偏下水平的，不如绝大多数亚洲和拉美国家，也不如一些非洲国家。改革开放只能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增长比改革开放之前快，但是不能解释为什么中国增长比菲律宾快，比尼日利亚快，比墨西哥快。
中国增长比西方发达国家快，这很好理解，算不上奇迹，因为我们人均GDP的基数低（不是经济总量低！）。中国增长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快很多，才是需要解释的，这才是中国增长之谜。通过做全球比较就可以发现，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的地方不是人口红利，不是什么产业政策别人都想不到也学不会，也不是政经体制或政府效率，而主要体现在储蓄率和基础教育质量上。
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动力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中国恰恰是在这三方面做得比别的发展中国家好很多，原因是我们的储蓄文化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不是我们的政策比所有别的国家都高明。政策都是可以学习的，不可能有什么了不起的政策，别的国家都学不会。
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经济的特色是什么，在政策上就可能会犯错误，误把我们的优势当成了弱势。过去一些年降杠杆、降投资的政策，很可能就是因为不了解高储蓄、高投资、高杠杆恰恰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特色和优势。
改革开放是中国增长奇迹的前提
记者：海内外有一种流行看法认为，市场化改革是中国经济奇迹的最主要推动力；当然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了，原因之一就被认为是市场化改革停滞了或者放缓了。但是您刚刚提到，改革开放并不是中国奇迹的差异化因素，拉美很多国家市场化程度更高，却并没有发展得很好，这个观点颇为新颖。能不能补充解释一下，到底市场化改革在我们中国经济增长当中起了什么样的的作用？
朱天：很好的问题。市场经济可以说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实现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还没有哪个国家能够通过搞计划经济实现一种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苏联实现了工业化，但那是质量不高的工业化，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差得很远，与中国现在的水平也差得很远。在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上，经济学家可以说是有共识的，大家意见不同的地方主要是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起多大的作用。
市场化应该说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远远不充分。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都推行了市场化改革的，很多国家的市场化程度比中国还高，但并没有实现高速增长，因为与中国相比，他们的储蓄率不高，基础教育质量太低。
以市场化为方向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条件，所以，如果改革开放往回走，经济增长当然会受到拖累。近些年有些政策可能事实上造成了某些行业的国进民退，这应该不是政策的本意，但还是对民营企业的信心造成了影响，投资的积极性也确实有所下降。所以，国家政策现在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希望给民营企业家信心。我们都知道，市场化、法治化和国际化等等，都是清清楚楚写在官方文件里的，所以，改革开放的大方向是没有变的。但可能是各部委出台的政策之间协调不够，造成了所谓的合成谬误，或者没有做到先立后破，或者有些政策是既要又要还要，使得大家产生了一些困惑。企业家和投资者不只是看政府怎么说，而是要看政府具体怎么做。
但市场化改革的进度快慢，还不足以解释中国经济增长近些年的显著下行，也不能解释2021年（尤其是上半年）的经济景气现象和普遍的乐观情绪。过紧的收缩性的货币金融政策和行业监管政策，很可能是导致投资大幅下滑的更加直接的原因。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中国要实现经济的中高速增长，仅仅讲改革开放还是不够的，还要有恰当的宏观调控政策。
人口红利对中国增长的影响被夸大了
记者：您讲到影响经济长期增长的“三驾马车”是投资、教育和技术进步。不过，在讨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的时候，一个很主流的说法认为，中国人口红利优势没了，您怎么看？
朱天：的确很多人都在说人口红利。我在上课的时候问学生，就发现是没有几个人懂什么叫人口红利，都把中国人口多、市场大，以及劳动力多并且相对廉价说成是人口红利。这些都是误用专业词汇。
在经济学和人口学里，人口红利指的是劳动力的增长速度超过全体人口的增长速度，带来抚养比（需要抚养的人口数量除以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下降，由此带来的人均收入的增长。即使劳动生产率不变，当劳动力增长超过经济增长的时候，人均GDP也会增长，由此带来的人均GDP的增长就是直接人口红利。由于抚养比下降可能会带来储蓄和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会间接提高人均GDP增长率，这叫间接人口红利。但是直接人口红利是间接人口红利的前提。
事实上，人口红利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在1982年到2012年之间，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每年只带来不到0.5个百分点的额外人均GDP增长，这与中国9%的人均GDP增长率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从数据上看，中东北非、拉美、欧洲和中亚发展中国家，都有和中国相当的直接人口红利，但它们的增长却差强人意，所以说人口红利不是中国经济的特色。
2010年以后，中国的直接人口红利消失了，但储蓄和教育水平也都没有下降，所以也就不可能是近些年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人口因素会影响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速度，但应该不会超过1个百分点。
记者：谈到人口因素，很多人喜欢与日本比，说我们未富先老，会不会像日本那样陷入长期衰退，尤其是2023年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流行了一阵，这种类比的讨论就比较多。
朱天：中国与日本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日本在30年前已经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之一，以当年汇率来算，日本的人均收入超过了美国。中国现在人均GDP大约1.3万美元，只是在发展中国家里比较领先，与人均GDP达到3-4万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和美国的8万多美元相比，我们还有很大的赶超空间，还是可以增长更快的。而人口红利既不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的原因，当然也不会成为中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
另外，日本当年的资产泡沫与中国当前的情况还是很不一样的。中国的股市过去二十年几乎原地踏步，现在正是最低迷的时候，不存在泡沫问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从二十年前就开始有各种调控了，一直就在防泡沫，怕出现日本的情况。
不过很多经济学家认为日本在泡沫破裂后，其处理债务的政策比较无力。我们应该吸取教训，以更有力的措施处理房地产企业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
地缘政治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有限
记者：你不觉得地缘政治是一个很重要的负面因素吗？
朱天：从2018年的中美贸易战开始到2022年之前，地缘政治对中国整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其实是很小的。
事实上，中国无论是出口占比，还是外资占比，从2006年之后就一路往下走。我们出口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最高位36%，降到疫情前2019年的18%，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例也同样从2006年的4.5%，下降到2019年的1.3%。这些比例的下降当然与地缘政治无关，而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经济体量越来越大、内资企业越来越强的自然结果。
2020年疫情爆发之后，虽然西方国家有些人鼓吹与中国脱钩或者去风险，但中国的出口事实上反而上升很快。中国出口占GDP的比例从2019年的18%，上升到2022年的21%。外商直接投资在疫情期间的2020和2021年都有显著上升。但这不是正常的趋势，而是疫情期间的特殊现象。即使没有地缘政治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占比也还会继续疫情之前不断下降的趋势，而外资占比应该会稳定在1%左右。
事实上，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出口占GDP的比重是全球最低的，每年虽有波动，但在过去40年里，都在10%左右，没有大的变化，2022年是11%。美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占比一般也就是1-2%，2022年是1.5%。我们不能因此说美国闭关锁国，它事实上很开放，美国的出口和外资之所以占比不高，正是因为美国经济体量最大，经济发展成熟。
所以，自2006年以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的依存度是不断下降的，今后还会继续下降，但世界对中国出口的依存度在同一时期却是在不断上升的。除非中国主动脱钩，世界经济与中国脱钩几乎是不可能的。
总之，地缘政治对中国的影响到目前为止还是很有限的。如果有影响，那也是从2023年刚开始。
西方对中国经济“卡脖子”的地方主要是尖端科技，但这在整个经济中的占比很低，另一方面，中国自身的研发能力也在迅速上升。所以总的说来，美国及其盟友的科技封锁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影响不会很大。能够显著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不是世界经济，也不是外国政府，而是我们自己的政策。
当然我们还要更加开放，更加市场化，因为闭关锁国肯定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再发达，它都不可能什么技术都有。
国家安全很重要，但是归根结底，国家安全来自于经济实力，经济越发展，国家才越安全，所以即使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第一要务还是要发展经济。
中国未来增长潜力依然很大，有条件实现中高速增长
记者：总的来说，您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信心如何？
朱天：我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还是很有信心的。当然，这个潜力能否实现，还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政策。
我在《赶超的逻辑》中有过判断，中国未来20年仍然可以实现年均5-6%的增长，即便是把人口的因素考虑进去，这个增速的可能性还是非常高的。
与我们文化相似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在人均收入达到美国的40%之前，年均增长速度多数时候都是超过7%的。在人均GDP达到美国的40%之后，增长速度才显著下滑。
但是我们的人均GDP与美国40%的水平还有很大的差距，才是美国的16%。即使未来20年每年增长5%，20年后还只达到美国人均GDP的30%的水平。我们的沿海地区相对说来已经比较发达了，但是中国还有很多比较落后的地方，发展潜力依然很大。
有些人说，我们现在经济总量已经120多万亿，基数大了，增长一个点都有1万多亿，所以增速肯定要慢下来。这就是个笑话，经济总量跟增长速度是没有关系的。如果这个说法对的话，美国过去一百年应该是全球增长最慢的国家，中国每个省的增长速度也都应该比整个国家更快。
总而言之，中国是可以增长更快的，中国经济的下行不是必然的。我们应该加大市场化改革开放的力度，调动所有市场主体、尤其是民营企业投资的积极性，以更强有力的措施处理好地方政府和房地产企业的债务问题，实施更加宽松的宏观调控和产业调控政策。如果做到这些，中国在今后20年仍然可以实现中高速的增长，中国经济的前景将依然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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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 留一段影像，回一曲挂牵。丝丝入扣、暖暖心灵 ，需飘过的醇厚与共。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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