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会上，老铺黄金创始人徐高明放出了狠话：单店年销售额10个亿才是目标，未来，低于5亿的门店都会关掉。
发布日期：2025-04-03 12:09
张冬方
■有人说青岛一小区保安刺死外卖员一事是一起社会底层伤害，似乎有道理，但其实没有丝毫道理。
似乎有道理在于，当小区规定和外卖平台规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就有可能在受制于规则的人之间发生冲突，保安受制于小区规定，外卖员受制于限时和惩罚机制，背后涉及的金额和规模确实是社会中上层阶级不予计较的。而无道理在于，该事件是个极端案例，而它所折射出来的平台打工人的常态困境不是一个保安可以造成的，也不是一条小区规定可以左右的。
在送餐骑手的常态困境中，他们成为在工作中被机器和算法追赶的一群人。平台经济虽然带来了灵活的就业形式，但送餐员其实无法灵活，因为平台和算法显然并没有为他们遵守不同规则和应对复杂突发情况留有余地，从而置他们于种种“不得已”当中。
2021年时，中国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从”最严”到”取中”，其实就是给算法增添一点人性和温度。只是什么是最严和适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机器可以无知和冰冷到什么程度？在意大利曾发生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件，一个送餐平台给该平台的一位送餐骑手自动发送了冻结其账号的邮件，因为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而其实在邮件发出时，该送餐员已经在前一日执行配送任务时遭遇交通事故而身亡。
欧盟试图禁止类似于机器人自动解雇或冻结账号的无丝毫温度的情况出现。欧盟在改善平台经济劳动条件指令（以下简称“平台劳动指令”）的立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该指令的重点监管对象就是平台的算法管理，其目标在于提高算法在用于自动决策或监测时更透明更公平更人性化。在欧盟，对算法的监管还也关涉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人工智能法》。在《人工智能法》草案中，被有意用于晋升或终止合同的决策、任务分配、对人的工作表现和行为的监测和考核的人工智能被归类为须受到监管的高风险级别。欧盟的做法其实就是试图将应用于雇佣和劳动场景里的人工智能关进笼子。
除了受到算法的控制，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许多送餐平台的送餐员往往为自由职业者。表面上，他们不受劳动合同的约束，但与此同时，也没有相应的最低薪酬保障和社会保障。他们看似拥有自由，拥有的却是虚无的自由。
我曾读到过的一个关于外卖员工作强度和工作条件的观点称，平台对工作时长并无强制性要求，所以不应谴责平台，而应该培育每个人负责任的健康观念。这种将外卖员拼命工作的原因指向个人健康观念，其实就是将“不得已”归结为“自找的”。支撑从事底层职业的人拼命工作的必定不是他们心中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使命感，他们必定知道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存在，知道需要在收入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但是，没有努力工作带来的足够报酬，哪来的生活呢？以健康和安全换取生存机会，叫不得已，叫讨生活。
关于雇佣状态，在国内外的判例中当中已经出现过将表象和本质做出区分的情况，即在断定平台和平台工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在于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而在于平台实际上如何控制平台工作。
我曾写过一个区分表象和本质的案例。2020年年底，德国联邦劳动法庭判定一位平台工人为平台雇佣员工。该起诉者的平台工作为拍摄和上传商品图片，并在线回答顾客问题。法庭做出判决的依据不是平台方和平台工人基于服务条款的合同，而是根据平台模式来推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官认为，该平台工人虽然没有义务必须接受任务（相当于前文提到的平台并没有对工作时长有强制性要求），但平台的组织形式和激励制度使得平台工人不得不持续接受任务。因为任务完成量越多，平台工人的等级越高，时薪也越高。也就是说，平台通过平台规则，使得平台工人在地点、时间和工作内容上不能自主。这成为德国第一次众包工人被定性为雇员的案例。
除了算法管理，欧盟平台劳动指令的另一个监管重点就是平台工人的雇佣状态。在该指令草案中，平台和平台工人存在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的法律推定标准不以平台的单方面意志为转移，而是看它在控制平台工作中的所作所为。草案中提了五点标准：平台决定或设置报酬的最高限、要求平台工人在面对服务对象时必须遵守关于外表和行为的具体规定或进行平台工作要遵循的规定，监督工作表现或通过电子手段核实工作结果等。无论中欧，平台惯用的实时跟踪定位和工作绩效评估机制其实就是在监督和核实。在指令草案中，凡是符合上述五点中的至少两点，就可以认定平台工人为受雇员工。
如果从平台经济这个小语境中跳出来，来看人工智能等技术如何改变世界，在人工智能带来社会进步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人到底从中收获了多大的自由，又套上了多重的枷锁？人到底成为了目的，还是沦为了手段，抑或，一部分人将成为目的，一部分人将沦为手段？这将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似乎有道理在于，当小区规定和外卖平台规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就有可能在受制于规则的人之间发生冲突，保安受制于小区规定，外卖员受制于限时和惩罚机制，背后涉及的金额和规模确实是社会中上层阶级不予计较的。而无道理在于，该事件是个极端案例，而它所折射出来的平台打工人的常态困境不是一个保安可以造成的，也不是一条小区规定可以左右的。
在送餐骑手的常态困境中，他们成为在工作中被机器和算法追赶的一群人。平台经济虽然带来了灵活的就业形式，但送餐员其实无法灵活，因为平台和算法显然并没有为他们遵守不同规则和应对复杂突发情况留有余地，从而置他们于种种“不得已”当中。
2021年时，中国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从”最严”到”取中”，其实就是给算法增添一点人性和温度。只是什么是最严和适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机器可以无知和冰冷到什么程度？在意大利曾发生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件，一个送餐平台给该平台的一位送餐骑手自动发送了冻结其账号的邮件，因为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而其实在邮件发出时，该送餐员已经在前一日执行配送任务时遭遇交通事故而身亡。
欧盟试图禁止类似于机器人自动解雇或冻结账号的无丝毫温度的情况出现。欧盟在改善平台经济劳动条件指令（以下简称“平台劳动指令”）的立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该指令的重点监管对象就是平台的算法管理，其目标在于提高算法在用于自动决策或监测时更透明更公平更人性化。在欧盟，对算法的监管还也关涉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人工智能法》。在《人工智能法》草案中，被有意用于晋升或终止合同的决策、任务分配、对人的工作表现和行为的监测和考核的人工智能被归类为须受到监管的高风险级别。欧盟的做法其实就是试图将应用于雇佣和劳动场景里的人工智能关进笼子。
除了受到算法的控制，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许多送餐平台的送餐员往往为自由职业者。表面上，他们不受劳动合同的约束，但与此同时，也没有相应的最低薪酬保障和社会保障。他们看似拥有自由，拥有的却是虚无的自由。
我曾读到过的一个关于外卖员工作强度和工作条件的观点称，平台对工作时长并无强制性要求，所以不应谴责平台，而应该培育每个人负责任的健康观念。这种将外卖员拼命工作的原因指向个人健康观念，其实就是将“不得已”归结为“自找的”。支撑从事底层职业的人拼命工作的必定不是他们心中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使命感，他们必定知道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存在，知道需要在收入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但是，没有努力工作带来的足够报酬，哪来的生活呢？以健康和安全换取生存机会，叫不得已，叫讨生活。
关于雇佣状态，在国内外的判例中当中已经出现过将表象和本质做出区分的情况，即在断定平台和平台工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在于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而在于平台实际上如何控制平台工作。
我曾写过一个区分表象和本质的案例。2020年年底，德国联邦劳动法庭判定一位平台工人为平台雇佣员工。该起诉者的平台工作为拍摄和上传商品图片，并在线回答顾客问题。法庭做出判决的依据不是平台方和平台工人基于服务条款的合同，而是根据平台模式来推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官认为，该平台工人虽然没有义务必须接受任务（相当于前文提到的平台并没有对工作时长有强制性要求），但平台的组织形式和激励制度使得平台工人不得不持续接受任务。因为任务完成量越多，平台工人的等级越高，时薪也越高。也就是说，平台通过平台规则，使得平台工人在地点、时间和工作内容上不能自主。这成为德国第一次众包工人被定性为雇员的案例。
除了算法管理，欧盟平台劳动指令的另一个监管重点就是平台工人的雇佣状态。在该指令草案中，平台和平台工人存在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的法律推定标准不以平台的单方面意志为转移，而是看它在控制平台工作中的所作所为。草案中提了五点标准：平台决定或设置报酬的最高限、要求平台工人在面对服务对象时必须遵守关于外表和行为的具体规定或进行平台工作要遵循的规定，监督工作表现或通过电子手段核实工作结果等。无论中欧，平台惯用的实时跟踪定位和工作绩效评估机制其实就是在监督和核实。在指令草案中，凡是符合上述五点中的至少两点，就可以认定平台工人为受雇员工。
如果从平台经济这个小语境中跳出来，来看人工智能等技术如何改变世界，在人工智能带来社会进步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人到底从中收获了多大的自由，又套上了多重的枷锁？人到底成为了目的，还是沦为了手段，抑或，一部分人将成为目的，一部分人将沦为手段？这将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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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打工人的自由和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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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冬方:平台经济虽然带来了灵活就业形式，但送餐员无法灵活，因为平台和算法显然并没有为他们遵守不同规则和应对复杂突发情况留有余地。
张冬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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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有道理在于，当小区规定和外卖平台规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就有可能在受制于规则的人之间发生冲突，保安受制于小区规定，外卖员受制于限时和惩罚机制，背后涉及的金额和规模确实是社会中上层阶级不予计较的。而无道理在于，该事件是个极端案例，而它所折射出来的平台打工人的常态困境不是一个保安可以造成的，也不是一条小区规定可以左右的。
在送餐骑手的常态困境中，他们成为在工作中被机器和算法追赶的一群人。平台经济虽然带来了灵活的就业形式，但送餐员其实无法灵活，因为平台和算法显然并没有为他们遵守不同规则和应对复杂突发情况留有余地，从而置他们于种种“不得已”当中。
2021年时，中国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从”最严”到”取中”，其实就是给算法增添一点人性和温度。只是什么是最严和适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机器可以无知和冰冷到什么程度？在意大利曾发生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件，一个送餐平台给该平台的一位送餐骑手自动发送了冻结其账号的邮件，因为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而其实在邮件发出时，该送餐员已经在前一日执行配送任务时遭遇交通事故而身亡。
欧盟试图禁止类似于机器人自动解雇或冻结账号的无丝毫温度的情况出现。欧盟在改善平台经济劳动条件指令（以下简称“平台劳动指令”）的立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该指令的重点监管对象就是平台的算法管理，其目标在于提高算法在用于自动决策或监测时更透明更公平更人性化。在欧盟，对算法的监管还也关涉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人工智能法》。在《人工智能法》草案中，被有意用于晋升或终止合同的决策、任务分配、对人的工作表现和行为的监测和考核的人工智能被归类为须受到监管的高风险级别。欧盟的做法其实就是试图将应用于雇佣和劳动场景里的人工智能关进笼子。
除了受到算法的控制，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许多送餐平台的送餐员往往为自由职业者。表面上，他们不受劳动合同的约束，但与此同时，也没有相应的最低薪酬保障和社会保障。他们看似拥有自由，拥有的却是虚无的自由。
我曾读到过的一个关于外卖员工作强度和工作条件的观点称，平台对工作时长并无强制性要求，所以不应谴责平台，而应该培育每个人负责任的健康观念。这种将外卖员拼命工作的原因指向个人健康观念，其实就是将“不得已”归结为“自找的”。支撑从事底层职业的人拼命工作的必定不是他们心中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使命感，他们必定知道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存在，知道需要在收入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但是，没有努力工作带来的足够报酬，哪来的生活呢？以健康和安全换取生存机会，叫不得已，叫讨生活。
关于雇佣状态，在国内外的判例中当中已经出现过将表象和本质做出区分的情况，即在断定平台和平台工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在于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而在于平台实际上如何控制平台工作。
我曾写过一个区分表象和本质的案例。2020年年底，德国联邦劳动法庭判定一位平台工人为平台雇佣员工。该起诉者的平台工作为拍摄和上传商品图片，并在线回答顾客问题。法庭做出判决的依据不是平台方和平台工人基于服务条款的合同，而是根据平台模式来推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官认为，该平台工人虽然没有义务必须接受任务（相当于前文提到的平台并没有对工作时长有强制性要求），但平台的组织形式和激励制度使得平台工人不得不持续接受任务。因为任务完成量越多，平台工人的等级越高，时薪也越高。也就是说，平台通过平台规则，使得平台工人在地点、时间和工作内容上不能自主。这成为德国第一次众包工人被定性为雇员的案例。
除了算法管理，欧盟平台劳动指令的另一个监管重点就是平台工人的雇佣状态。在该指令草案中，平台和平台工人存在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的法律推定标准不以平台的单方面意志为转移，而是看它在控制平台工作中的所作所为。草案中提了五点标准：平台决定或设置报酬的最高限、要求平台工人在面对服务对象时必须遵守关于外表和行为的具体规定或进行平台工作要遵循的规定，监督工作表现或通过电子手段核实工作结果等。无论中欧，平台惯用的实时跟踪定位和工作绩效评估机制其实就是在监督和核实。在指令草案中，凡是符合上述五点中的至少两点，就可以认定平台工人为受雇员工。
如果从平台经济这个小语境中跳出来，来看人工智能等技术如何改变世界，在人工智能带来社会进步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人到底从中收获了多大的自由，又套上了多重的枷锁？人到底成为了目的，还是沦为了手段，抑或，一部分人将成为目的，一部分人将沦为手段？这将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似乎有道理在于，当小区规定和外卖平台规则之间发生冲突时，就有可能在受制于规则的人之间发生冲突，保安受制于小区规定，外卖员受制于限时和惩罚机制，背后涉及的金额和规模确实是社会中上层阶级不予计较的。而无道理在于，该事件是个极端案例，而它所折射出来的平台打工人的常态困境不是一个保安可以造成的，也不是一条小区规定可以左右的。
在送餐骑手的常态困境中，他们成为在工作中被机器和算法追赶的一群人。平台经济虽然带来了灵活的就业形式，但送餐员其实无法灵活，因为平台和算法显然并没有为他们遵守不同规则和应对复杂突发情况留有余地，从而置他们于种种“不得已”当中。
2021年时，中国多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意见要求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从”最严”到”取中”，其实就是给算法增添一点人性和温度。只是什么是最严和适中，并没有一个清晰的界定。
机器可以无知和冰冷到什么程度？在意大利曾发生过一个比较极端的事件，一个送餐平台给该平台的一位送餐骑手自动发送了冻结其账号的邮件，因为他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而其实在邮件发出时，该送餐员已经在前一日执行配送任务时遭遇交通事故而身亡。
欧盟试图禁止类似于机器人自动解雇或冻结账号的无丝毫温度的情况出现。欧盟在改善平台经济劳动条件指令（以下简称“平台劳动指令”）的立法已经进入最后阶段。该指令的重点监管对象就是平台的算法管理，其目标在于提高算法在用于自动决策或监测时更透明更公平更人性化。在欧盟，对算法的监管还也关涉到《通用数据保护条例》和《人工智能法》。在《人工智能法》草案中，被有意用于晋升或终止合同的决策、任务分配、对人的工作表现和行为的监测和考核的人工智能被归类为须受到监管的高风险级别。欧盟的做法其实就是试图将应用于雇佣和劳动场景里的人工智能关进笼子。
除了受到算法的控制，另一个关键问题在于，许多送餐平台的送餐员往往为自由职业者。表面上，他们不受劳动合同的约束，但与此同时，也没有相应的最低薪酬保障和社会保障。他们看似拥有自由，拥有的却是虚无的自由。
我曾读到过的一个关于外卖员工作强度和工作条件的观点称，平台对工作时长并无强制性要求，所以不应谴责平台，而应该培育每个人负责任的健康观念。这种将外卖员拼命工作的原因指向个人健康观念，其实就是将“不得已”归结为“自找的”。支撑从事底层职业的人拼命工作的必定不是他们心中为人民服务的崇高使命感，他们必定知道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存在，知道需要在收入和安全之间取得平衡。但是，没有努力工作带来的足够报酬，哪来的生活呢？以健康和安全换取生存机会，叫不得已，叫讨生活。
关于雇佣状态，在国内外的判例中当中已经出现过将表象和本质做出区分的情况，即在断定平台和平台工人是否存在劳动关系，不在于双方是否签订劳动合同，而在于平台实际上如何控制平台工作。
我曾写过一个区分表象和本质的案例。2020年年底，德国联邦劳动法庭判定一位平台工人为平台雇佣员工。该起诉者的平台工作为拍摄和上传商品图片，并在线回答顾客问题。法庭做出判决的依据不是平台方和平台工人基于服务条款的合同，而是根据平台模式来推断是否存在劳动关系。法官认为，该平台工人虽然没有义务必须接受任务（相当于前文提到的平台并没有对工作时长有强制性要求），但平台的组织形式和激励制度使得平台工人不得不持续接受任务。因为任务完成量越多，平台工人的等级越高，时薪也越高。也就是说，平台通过平台规则，使得平台工人在地点、时间和工作内容上不能自主。这成为德国第一次众包工人被定性为雇员的案例。
除了算法管理，欧盟平台劳动指令的另一个监管重点就是平台工人的雇佣状态。在该指令草案中，平台和平台工人存在雇佣关系和劳动关系的法律推定标准不以平台的单方面意志为转移，而是看它在控制平台工作中的所作所为。草案中提了五点标准：平台决定或设置报酬的最高限、要求平台工人在面对服务对象时必须遵守关于外表和行为的具体规定或进行平台工作要遵循的规定，监督工作表现或通过电子手段核实工作结果等。无论中欧，平台惯用的实时跟踪定位和工作绩效评估机制其实就是在监督和核实。在指令草案中，凡是符合上述五点中的至少两点，就可以认定平台工人为受雇员工。
如果从平台经济这个小语境中跳出来，来看人工智能等技术如何改变世界，在人工智能带来社会进步和生活便利的同时，人到底从中收获了多大的自由，又套上了多重的枷锁？人到底成为了目的，还是沦为了手段，抑或，一部分人将成为目的，一部分人将沦为手段？这将是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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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热烈空雨伴芬芳泥土；绿绿生命缠锐意骄阳。
回望，回望，一马平川红酒飘散断归途。
■ 或者，灰蒙蒙空气重回道指一万四千点。滚动时光，照进现实，流逝过往，回归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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