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家卫与《繁花》的上海传奇
+ 查看更多

徐瑾：王家卫气质和《繁花》对应得上，热播后，争议也不少。王家卫的上海如此绚烂，更多是基于他的香港经验，回忆本身就是想象，繁花就是昨日黄花。

徐瑾

■“独上高楼，最好是夜里”。

这是小说《繁花》开篇，而看电视剧《繁花》，最好是沪语版，用一倍速——这也是我近年看国产剧中特例，平常剧目，即使开两三倍倍数快进还觉得不胜拖沓。在胡歌、马伊琍、唐嫣、辛芷蕾、游本昌等演员通精彩演绎之下，香港导演王家卫的《繁花》开年大爆，引发诸多讨论。

平心而论，电视剧《繁花》，无法比肩王家卫的大银幕前卫代表作品，但放在国产剧的世界，我认为可以说是近年最美的收获之一。《繁花》热播背后，折射了什么样的隐秘集体情绪？我们可以说，它的名字，就是它的秘密。

《繁花》：从小说到电视剧

拍了三年，电视剧《繁花》终得播出。

王家卫过去有作品半途而废的记录，加上大环境的变迁，这一次能在电影银幕之外的电视剧中看到王家卫作品，不能不说庆幸。成名小说的改编，一直是争议点。亦步亦趋致敬作者并不一定就是成功，前车之鉴就是张爱玲《第一炉香》的电影改编。相反，在精神内旨上获得共振，那才是成功的改编。

小说《繁花》本书已经是颇为成功的作品，其最大特点是续写了中国的城市文学，是对旧上海类似作品的衔接和致敬。对比莫言余华等聚焦乡土的作品，改革开放之后的上海作为中国最为五彩杂呈的特大型城市，无论你喜欢与否，通过《繁花》，终于有了一部得体的文学传记。

《繁花》是部耐看的小说，我陆陆续续读了好久，还是没读完，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种书其实无所谓读完的。就像中国古典小说，结尾是不太重要的，中间意境以及起伏才是重点。《海上花》的结果不重要，贾宝玉出家也不影响《红楼梦》地位。中国的小说本来就不是西人的英雄史诗需要高潮和结尾，我们擅长更多是对月当窗的那一分情境，可以逃避，可以沉湎，犹如掬水手中月，亦真似幻。小说《繁花》也是这样，在不少文人评论家激赏的“不响”之外，碎碎的叙述才是其主旋律，一个又一个叙述，故事的完整无关宏旨，叙述中的细节才是精髓。

对比之下，电视剧《繁花》与原著初看起来，除了人名类似，几乎是两个故事。王家卫拍戏以没有剧本、周期漫长著称。在本剧中，以上海人阿宝为主线，讲述80、90年代的时代剧变中，“阿宝”变为“宝总”为线索展开的故事，可以说只是截取了小说中一部分，可以言说的那一部分。

电视剧《繁花》开始几集都在铺陈宏大叙事，难免有些令人错愕，第一集简直感觉类似股市触底的宣传片，当然，是好看那种。随着后面几集不再纠结商战以及时代，尤其进入男女对峙片断增加，王家卫的表现渐入佳境。

因着改编，《繁花》的电视剧可以说有了自己的生命力，是独立的作品，和书的关系也若有若无。但是这种改编，谈不上失败或魔改，而是一种再造，二者内核存在一致性，那就是书写都会传奇，这是上海和香港无需照面，都能莫逆于心的都市情意结。正如金宇澄在小说开篇就引用了《阿飞正传》结尾，赞梁朝伟演绎出上海味道，而电视剧中的热闹喧嚣，也是弥补了金宇澄书中的“不响”，也是另一种上海味道。

可见，王家卫的气质，和《繁花》对应得上，那么播出之后为何争议也不小呢？

《繁花》的滤镜

一个原因在于，电视剧《繁花》在今天不少观众看来，滤镜太重，纸醉金迷得太过超现实。

原因不在于水平，而在于视角。王家卫对国内，难逃情怀，人有情怀，难免带着美的滤镜来拍。我曾经和香港文化人林奕华聊过，他说早年和王家卫经常在一起看电影，也会看红色电影，看谢晋，大家很喜欢，也很激动。

这些北来的、大陆的宏大与浩渺，是季风带的香港欠缺的，恰恰也许也是他们最不能褪魅的东西。问题在于，他眼中的上海是虚拟的，反而没有他写过去的香港写实，虚拟的东西就像小说家想象上海的风华岁月，所以《繁花》中的上海，人物太挺拔，街道太干净，灯火太灿烂，连做局都那么传奇，这都太超越当时的大众所感知的现实。

对比之下，以前有部电影《股疯》更写实，潘虹饰演的公交车司机泼辣干练，在大热天顶着一块已经抽丝的毛巾卖票，显然比起美丽出尘的杜鹃更符合公交车售货员的形象。

王家卫的上海，依旧是一种基于香港的想象，是岛屿对于大陆的投射，传奇多过生活，江湖多过日常——甚至，基于观众群、审查以及距离产生美等原因，《繁花》的叙事带有鲜明的进步主义色彩。《繁花》中上海，即使有上海演员以及和平饭店这些道具，在上海腔调那一面做得十足十，但不可忽视的，其底色另一面，和北京甚至中国多数城市也没有太多本质区别。这不是他的有意为之，但是也映射出港人对于大陆的潜意识中一体印象。

不少上海朋友回忆，90年代上海绝没有这样，剧中的上海更类似1930年的上海。当然，这种判断也是基于回忆，毕竟1930年老人也逐渐远去。当然，既然是想象，带着滤镜什么，又有什么关系呢？不同的上海，有不同的叙述，城市的神话本来就是建构出来的。从这个意义而言，《繁花》原著本来没有写实，只是一个老人对早年的回味与吹嘘。

90年代的上海，自然千人千面。在王家卫眼中，也许有着纸醉金迷的一面，甚至有着华尔街一样的气质。有一位经历过当时资本市场激变的人就告诉我，觉得很真实，拍的就是我们的故事。对财富弄潮儿，当时更多是野蛮生长的谋生阶段，对更多普通市民而言，黄河路的热闹与他们无关。那时候的上海刚刚挣脱计划经济的钳制，依旧很局促，或者土气的很。

不过，时代的齿轮毕竟已经在启动，从这个意义而言，《繁花》展示的上海，同样具备现实意义。二战之后，香港蓬勃发展，有人曾经说那是一个荒山野岭也产黄金的时代，到了1980/90年代，发展如时钟指针一样到了上海，上海也进入自身的黄金时代。王家卫拍的上海，如此绚烂，显然更多是基于他的香港经验，更市民化与更江湖的世界，也许和一些上海人记忆有隔阂，但是也许是一种远距离的审美，可以透视另一种真实。

香港与上海的双城记

《繁花》，可以看作香港人王家卫写给曾经的家乡上海的一封情书，而情书，往往总是想象的美好居多。

香港和上海，是中国最为现代或者最为市民化的两大城市，在历史与现在的诸多纠葛中，有种彼此才能理解的隐约暧昧，民国才女张爱玲在上海成名，她曾经说《沉香屑》等小说是为上海人写的香港传奇，“写它的时候，无时无刻不想到上海人，因为我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看香港的。只有上海人能够懂得我的文不达意的地方。”

从阿宝到宝总，这种小人物发家的故事，注定是都市传奇中最多的一种。从这个基调而言，来自香港的王家卫虽然对于小说改变甚多，但显然对于来自上海的金宇澄作品的底层低音有所会意，电视剧《繁华》若有若无的暗线之一也正是香港和上海的双城记。——毕竟，香港和上海，都是公认的天生聪明的城市，都得到过时代的额外垂青，因此有过自己的风云际遇，也有低回落寞。

香港与上海这种关系，在《繁花》中隐约露出，在剧中多次闪现。譬如阿宝剧中目前唯一确认恋人关系的女性雪芝，就是从上海13路的公交车售票员去了香港，而阿宝的剧中身份也是借了港资的壳子。剧中与胡歌对手戏最精彩的“爷叔”是没有原型的人物，但是他却构成几次重要的剧情推动。他是宝总的师傅，也他从商的引路人与合伙人，是多数时候隐居幕后的高手。爷叔的背景是宁波裔上海人，第一次让阿宝改头换面，引出“派头，噱头，苗头”生意经，就是先借助了宁波红帮裁缝的几套全羊毛西装。后来故事发展中，宝总几次商战，不止一次借助了爷叔在香港的“兄弟”关系——通过宁波，上海和香港的关系如此勾连起来，变为兄弟一般彼此照应的镜面城市。宁波人来上海较早，地位也较高，在二十世纪初期，老外就注意到，宁波上海人已经有了对于苏北上海人的优越感，而宁波人在香港，有包玉刚与邵逸夫等代表人物，一直独具一格。

这种投射并非空穴来风。王家卫出生在上海，1962年，他五岁时候才随父母去香港。他当时还有未成年的哥哥和姐姐，据说因为要求只能带走一个孩子，所以哥哥姐姐只能留在上海。日后，据说哥哥因为家庭问题，几次考上大学也不能去，终生未婚，她姐姐如剧中雪芝一样，改革开放曾经去香港，后来也回上海定居——这些今天读来惊心动魄的情节，在当时只是时代翻云覆雨中寻常。比如黄河路原来的主人盛公子，巅峰时刻可以一场牌局就输掉整个黄河路，最后却只能贫困病死苏州祠堂。张爱玲唯一的亲弟弟留在大陆，最后也是终生未婚。

王家卫对上海，一直有情结，阿宝的故事某种意义也是他哥哥姐姐的故事。电视剧《繁花》是王家卫未能参与的家族史，也是他对于上海的致敬。在集体记忆之下，还有各种私人记忆，每个人的私人记忆都各有不同，因为每个人都带着自身的情感与主义去回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黄河路，也可以有自己的繁花时代。也正因此，回忆不是纪录片，带有滤镜，无可厚非。文学本来就是谎言的技艺，即使《繁花》原著，从某种程度而言，难道不也是一个老人对于早年风情的诸多咂摸回味甚至吹牛夸张么？

繁花繁花，都是昨日黄花。无论小说还是电视剧，都是过去时代的投射——上海，其实可以看作无数个中国城市的现代化隐喻。借助大时代的背景，折射饮食男女百态，小而不是大，才一贯是王家卫擅长的领域。所以今天《徐瑾经济人》专栏，不谈经济，但说回忆，这才是《繁花》不响却动人的地方。

如今当那个时代在屏幕上被再现被讨论，过去的时代才能在我们心中重新活过一次，这就是艺术家的功德。无论真实还是虚拟，我们总算知道，那个奔腾向前的时代，像记忆中一样迷人，对大家而言，也和记忆一样远去，都真正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