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王卖辣条，茶颜卖面包丁，奶茶店开始卖零食自救？
发布日期：2024-11-23 08:24
袁漪琳
■【在今天的中国无人不会感受不到科技在日常生活乃至国计民生中是怎样一种重要的存在，生活底层逻辑也随着时代的深度科技化悄然改变。就像人工智能工具已经展现出了比肩人类的沟通能力，人亦热衷于在技术的加持下试图不断地超越人体自身。人与技术的关系来到了需要被认真审视的时刻：技术是中立的工具吗？技术之于人的生活有何等意义？人跟机器比，人还为什么要活着？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王小伟一直从事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的研究，为理解技术的本质提供新思路。《日常的深处：日用之物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领读者从一个技术哲学学者的眼光对日常物品和生活方式进行思辨，既是“有生活质感的哲学思考”，也是一部带有个人视角的微观生活史。
以下是记者与王小伟副教授的专访。】
记者：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
王小伟：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技术的本质、性质，以及技术的发展规律。
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包含：技术本体论，即什么是技术；技术和一般的人工物或者是自然物有什么区别；技术现象学，主要考察的是技术如何调节人的根本存在的；技术后现象学，关注的是技术如何具体地调节我们的知觉感官，进而影响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还有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伦理研究等。这些都能够划归到技术哲学当中。
记者：随着近年来一些伦理事件的出现，比如克隆婴儿，人脸识别门禁，大数据杀熟、定制化推送等等，“技术中立”的说法愈发遭遇挑战。普通人对技术的态度有兴奋也有畏惧，畏惧拥有技术霸权的主体对技术的滥用，技术哲学如何回应这一现象？
王小伟：我在《日常的深处》一书里也谈过，哲学考察的是世界万物从根本上是怎么联系在一起。但是科技哲学的入口是具体的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伦理的研究，必须要考察某个特定的技术，比如人脸识别、深度造假、算法的歧视等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哪些具体的影响？这些问题初看起来不是一个经典哲学工作者应该关注的。
社科院的段伟文老师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深度科技化”——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科技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是受到技术调节的。算法歧视和你有直接关系，信息茧房和你直接有关系，人脸识别也和你直接有关系，或许你家那个小区就现在正在搜集你的面部信息。所以科技哲学事关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技术其实有很可怕的一面。随着科技的日常化，科技深入到生活的各方面，甚至下沉到了菜市场。人类根本就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对它几乎是无知的。比如ChatGPT，现在的工程师也不知道它究竟为什么会输出特定的决策。大语言模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很多时候，它是自主学习的，网络工程师也不见的知道为什么它输出那个决策。几年以前，大家还觉得通用人工智能是很遥远的、不可能的，人工智能最常见的一个形象就是汽车厂里边的机械手臂，语音转文字的APP。这两年ChatGPT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可能很快就有通用人工智能了，甚至有人觉得AI很快就会有自主意识了。
记者：当人类不计成本地在投入、加速AIGC的发展，但是在规避其伦理和法律风险方面，不仅难以依靠企业自律，而且各国相关法规和监管的完善速度也远远落后于AIGC的爆发式增长。当科技发展的风险和规制风险的手段出现较大差距，科技伦理的探讨会走向何方？
王小伟：有一些哲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技术有没有自主性？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写过《自主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埃吕尔写过《技术系统》。他们都认为技术一定程度上是自主的，根本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住的。比如核技术，人真的能控制核技术不扩散吗？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你不做别人就会不做吗？不做的话，企业就在竞争中丧失优势了。人和人之间会处于一种囚徒困境，存在一种博弈。其中，似乎没有哪个个人可以为技术发展负责任。长远来看，我是比较悲观的，技术看起来是人控制不住的。要让全世界所有的首脑达成共识，这个难度比实现人工智能有意识可能还要更难。
记者：在《日常的深处》第一章中您提到低技术(low tech)与高技术(high tech) 的区别，比如穿衣就是典型的低技术。技术史研究者白馥兰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低技术直接与普通人相关，故更值得深入观察。为什么我们现在一提到技术、科技，好像就更容易想到高科技，对“低科技”容易疏于感知？
王小伟：高科技的最大特点是——它还没有深度地嵌入到当下生活里来，还没有成为“日常”。当一项技术仍处于某个研发阶段、刚开始被大众所知的时候，它的功能本身就是超出预期的。倒是更加符合科幻预期，因为它新、另类、是个反常现象，当然会比较受关注。
低技术则是完全融入生活里的。每个人早上起来穿衣服不会觉得这事儿挺陌生的。但是恰恰是那种日常性是你要反思的，因为它时刻在影响你，你却不大知道。而反常的新技术还没有真正影响你，还没有全面介入生活世界。所以，对低技术的考察特别重要。低技术容易被人忽视，处于灯下黑的状态。
人类从不穿衣服到穿衣服，到穿什么衣服，其中反映的时代变化是很大的。比方说我在书里写的，原来我们男耕女织，穿纯天然材料，比如棉麻的衣服，后来大家喜欢穿的确良，是化纤的，而化纤是石油化产品。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油化工，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大部分就都不存在了。 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的确良就比棉的高级，耐磨、挺括。
我们原来一度觉得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而手工做的是差的。现在我们觉得手工做的是好的，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不够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看得越来越重，对于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手工的东西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每件东西都有微妙差异的，用当下工业标准看，它基本上是不完美的，产品生产过程会有些意外和偶然。工业生产的都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你会觉得手工生产的东西有个性，是“我的”。工业化生产出来都是均码，是“大家的”。但是大部分人生活在一个平均性当中，买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大量供给的，那样人们才买得起。也因此成了我们的“日常”。
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的观念改造，我们已经过了对工业化非常执迷的一个阶段。您在《日常的深处》里引用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来解释人与物的关系。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帮助当下的现代人理解技术的本质的？
王小伟： 海德格尔把前现代的技术和现代技术做了一个切割，他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集置。它要把全世界所有的存在都按照特定的方式摆放起来，把所有的存在都当成立等可取的东西。随意丢弃，随意使用，包括人。人也变成了“人力资源”。
前现代的技术是工匠技艺，工匠技艺不是规模生产。海德格尔说那里面有所谓的四重性，天、地、人、神，还没有把整个世界当成可以任意摆置的“持存（Bestand）”。中国传统工匠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比如说一个村里的一个木匠，他做一个作品，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字，那是他的一个作品。现在哪有一辆汽车出来之后，工程师再凿个名字？不会的。《天工开物》《营造法式》这样作品里面有天、地、人，“三才”之间的互构，讲究的是——物的创造是在一个整全的意义中完成的。人、天、地有一个和谐的状态。这个状态可能比现代人把所有东西当作持存的状态要更丰富一些。
记者：人工智能是这两年来最红火的话题，也真实地引发了白领的失业危机、改变了部分人学习和工作的方式。您在教学过程中，自己或者学生有使用AIGC吗，有什么收获？人工智能为什么让人类如此陷入存在主义焦虑？
王小伟：很多学生已经在用ChatGPT。可以肯定的是，绝大部分平庸的工作，平常人就可以做的工作，注定会被技术取代的。
人现在面临两个任务：一是，如果你很卓越，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东西是ChatGPT无法做的。ChatGPT能做的注定是平庸的，因为它建立在现成语料的基础上，所以它生成的东西也是由语料的平庸性决定的。“卓越”是什么呢？卓越是能够让黑暗的东西呈现在光芒的照射之下一种活动。我们现在看到是ChatGPT利用语料照着说，最多是接着说，但还没有看到它能自己说。
作为普通人，你可能注定不可能有卓越的素质。人跟机器比，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其实有很多理由。比方说人是脆弱的，机器不脆弱。人脆弱，有缺陷，这反而很“高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缺陷和脆弱性，这就是足够给人生充满意义了。
记者：人类一直在试图超越自己身体的界限。赛博格离我们也不遥远，甚至不需要到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实验完全成熟，我们现在就已经运用日常电子产品在过着某种程度上“人机一体”的生活。为什么人类对“进化”的理解会有这一趋势？
王小伟：我认为个人在社群当中都会受到压力，能选择的余地不大。对大部分技术来说，要不要用不是个体自己决定的。你不用微信行吗？不行吧。你不用手机行吗。不行吧。尤其在疫情期间，没有智能手机，你还能动吗？不能动吧。所以，这从来不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
它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倾向。我常觉得人类其实挺厌恶自己的， 时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渴望通过各种技术的加持，让自己变成一个赛博格、变成人机混合体。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智人的灭亡”——最终智人本身会消灭他自己的，因为他/她痛恨自己。作为碳基生命，我们觉得自己不如硅基生命更高级。
比方说我们的肉体本身就不够好，它现在至多用100年左右，然后就朽坏了，变得臭不可闻了，没法持续地行驶功能。所以我们开始尝试把自己的大脑意识上载到网络上，不断增加一个新的机械身体。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是不可朽的，这肯定就不是人，而是变成了“后人类”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机器人。那么很多我们曾经珍视的东西就不再珍贵了。比方说，我的父亲如果永远不会死，那我们的亲子关系就会发生改变。有些人生所热烈珍视的东西就变得不值一提了。再比如，倘若我的生命不会终结，那我对待很多事情的态度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会很少留恋......
记者：书中讲到，处于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人可以通过回望过去三四十年的经验获得灵感，培养所需要的“技术德性”。如果现在的年轻一代由于距离过去的生活方式过于遥远，没有共鸣。那么在当下的技术环境中，年轻一代需要培养的“特殊的技术美德”是什么？
王小伟：我觉得人有责任去了解过去。第一“技术美德”就是要理解过去。因为人是在时间当中的动物，人的特性是他的历史性。如果不了解过去，你就没法应对当下。因为当下是深度融入到你的日常之中的，你很少技术现象是反常的。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对象去审查，就像眼睛不能审查眼睛一样。但你的父母可以告诉你过去的事，这就能铸造一面心灵的镜子，来关照当下。
除此之外，如果你大量阅读或者来学哲学，你就会习得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不大会沉沦在日常里面去。如果完全沉沦在日常里面，你的生活就一定是别人替你写好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是要抛弃“日常”，抛弃“日常”会让人极其痛苦。但是我们需要在日常里保持呼吸，就像鲸鱼偶尔也要浮上水面一样。
记者：您目前的研究兴趣是什么，面对普通读者的哲学科普您还会做什么选题和工作？
王小伟：我现在是有表达冲动的，但不知道能保持多久。我的脑子里有好多计划，有些挺匪夷所思的。因为我在两所学校当过辅导员，老有学生找我解决精神危机的问题，我就想写一本书叫《辅导员》，当然也要从技术哲学角度来讲。不过这就是个冲动，并没有形成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王小伟一直从事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的研究，为理解技术的本质提供新思路。《日常的深处：日用之物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领读者从一个技术哲学学者的眼光对日常物品和生活方式进行思辨，既是“有生活质感的哲学思考”，也是一部带有个人视角的微观生活史。
以下是记者与王小伟副教授的专访。】
记者：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
王小伟：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技术的本质、性质，以及技术的发展规律。
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包含：技术本体论，即什么是技术；技术和一般的人工物或者是自然物有什么区别；技术现象学，主要考察的是技术如何调节人的根本存在的；技术后现象学，关注的是技术如何具体地调节我们的知觉感官，进而影响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还有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伦理研究等。这些都能够划归到技术哲学当中。
记者：随着近年来一些伦理事件的出现，比如克隆婴儿，人脸识别门禁，大数据杀熟、定制化推送等等，“技术中立”的说法愈发遭遇挑战。普通人对技术的态度有兴奋也有畏惧，畏惧拥有技术霸权的主体对技术的滥用，技术哲学如何回应这一现象？
王小伟：我在《日常的深处》一书里也谈过，哲学考察的是世界万物从根本上是怎么联系在一起。但是科技哲学的入口是具体的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伦理的研究，必须要考察某个特定的技术，比如人脸识别、深度造假、算法的歧视等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哪些具体的影响？这些问题初看起来不是一个经典哲学工作者应该关注的。
社科院的段伟文老师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深度科技化”——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科技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是受到技术调节的。算法歧视和你有直接关系，信息茧房和你直接有关系，人脸识别也和你直接有关系，或许你家那个小区就现在正在搜集你的面部信息。所以科技哲学事关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技术其实有很可怕的一面。随着科技的日常化，科技深入到生活的各方面，甚至下沉到了菜市场。人类根本就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对它几乎是无知的。比如ChatGPT，现在的工程师也不知道它究竟为什么会输出特定的决策。大语言模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很多时候，它是自主学习的，网络工程师也不见的知道为什么它输出那个决策。几年以前，大家还觉得通用人工智能是很遥远的、不可能的，人工智能最常见的一个形象就是汽车厂里边的机械手臂，语音转文字的APP。这两年ChatGPT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可能很快就有通用人工智能了，甚至有人觉得AI很快就会有自主意识了。
记者：当人类不计成本地在投入、加速AIGC的发展，但是在规避其伦理和法律风险方面，不仅难以依靠企业自律，而且各国相关法规和监管的完善速度也远远落后于AIGC的爆发式增长。当科技发展的风险和规制风险的手段出现较大差距，科技伦理的探讨会走向何方？
王小伟：有一些哲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技术有没有自主性？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写过《自主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埃吕尔写过《技术系统》。他们都认为技术一定程度上是自主的，根本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住的。比如核技术，人真的能控制核技术不扩散吗？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你不做别人就会不做吗？不做的话，企业就在竞争中丧失优势了。人和人之间会处于一种囚徒困境，存在一种博弈。其中，似乎没有哪个个人可以为技术发展负责任。长远来看，我是比较悲观的，技术看起来是人控制不住的。要让全世界所有的首脑达成共识，这个难度比实现人工智能有意识可能还要更难。
记者：在《日常的深处》第一章中您提到低技术(low tech)与高技术(high tech) 的区别，比如穿衣就是典型的低技术。技术史研究者白馥兰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低技术直接与普通人相关，故更值得深入观察。为什么我们现在一提到技术、科技，好像就更容易想到高科技，对“低科技”容易疏于感知？
王小伟：高科技的最大特点是——它还没有深度地嵌入到当下生活里来，还没有成为“日常”。当一项技术仍处于某个研发阶段、刚开始被大众所知的时候，它的功能本身就是超出预期的。倒是更加符合科幻预期，因为它新、另类、是个反常现象，当然会比较受关注。
低技术则是完全融入生活里的。每个人早上起来穿衣服不会觉得这事儿挺陌生的。但是恰恰是那种日常性是你要反思的，因为它时刻在影响你，你却不大知道。而反常的新技术还没有真正影响你，还没有全面介入生活世界。所以，对低技术的考察特别重要。低技术容易被人忽视，处于灯下黑的状态。
人类从不穿衣服到穿衣服，到穿什么衣服，其中反映的时代变化是很大的。比方说我在书里写的，原来我们男耕女织，穿纯天然材料，比如棉麻的衣服，后来大家喜欢穿的确良，是化纤的，而化纤是石油化产品。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油化工，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大部分就都不存在了。 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的确良就比棉的高级，耐磨、挺括。
我们原来一度觉得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而手工做的是差的。现在我们觉得手工做的是好的，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不够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看得越来越重，对于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手工的东西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每件东西都有微妙差异的，用当下工业标准看，它基本上是不完美的，产品生产过程会有些意外和偶然。工业生产的都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你会觉得手工生产的东西有个性，是“我的”。工业化生产出来都是均码，是“大家的”。但是大部分人生活在一个平均性当中，买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大量供给的，那样人们才买得起。也因此成了我们的“日常”。
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的观念改造，我们已经过了对工业化非常执迷的一个阶段。您在《日常的深处》里引用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来解释人与物的关系。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帮助当下的现代人理解技术的本质的？
王小伟： 海德格尔把前现代的技术和现代技术做了一个切割，他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集置。它要把全世界所有的存在都按照特定的方式摆放起来，把所有的存在都当成立等可取的东西。随意丢弃，随意使用，包括人。人也变成了“人力资源”。
前现代的技术是工匠技艺，工匠技艺不是规模生产。海德格尔说那里面有所谓的四重性，天、地、人、神，还没有把整个世界当成可以任意摆置的“持存（Bestand）”。中国传统工匠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比如说一个村里的一个木匠，他做一个作品，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字，那是他的一个作品。现在哪有一辆汽车出来之后，工程师再凿个名字？不会的。《天工开物》《营造法式》这样作品里面有天、地、人，“三才”之间的互构，讲究的是——物的创造是在一个整全的意义中完成的。人、天、地有一个和谐的状态。这个状态可能比现代人把所有东西当作持存的状态要更丰富一些。
记者：人工智能是这两年来最红火的话题，也真实地引发了白领的失业危机、改变了部分人学习和工作的方式。您在教学过程中，自己或者学生有使用AIGC吗，有什么收获？人工智能为什么让人类如此陷入存在主义焦虑？
王小伟：很多学生已经在用ChatGPT。可以肯定的是，绝大部分平庸的工作，平常人就可以做的工作，注定会被技术取代的。
人现在面临两个任务：一是，如果你很卓越，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东西是ChatGPT无法做的。ChatGPT能做的注定是平庸的，因为它建立在现成语料的基础上，所以它生成的东西也是由语料的平庸性决定的。“卓越”是什么呢？卓越是能够让黑暗的东西呈现在光芒的照射之下一种活动。我们现在看到是ChatGPT利用语料照着说，最多是接着说，但还没有看到它能自己说。
作为普通人，你可能注定不可能有卓越的素质。人跟机器比，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其实有很多理由。比方说人是脆弱的，机器不脆弱。人脆弱，有缺陷，这反而很“高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缺陷和脆弱性，这就是足够给人生充满意义了。
记者：人类一直在试图超越自己身体的界限。赛博格离我们也不遥远，甚至不需要到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实验完全成熟，我们现在就已经运用日常电子产品在过着某种程度上“人机一体”的生活。为什么人类对“进化”的理解会有这一趋势？
王小伟：我认为个人在社群当中都会受到压力，能选择的余地不大。对大部分技术来说，要不要用不是个体自己决定的。你不用微信行吗？不行吧。你不用手机行吗。不行吧。尤其在疫情期间，没有智能手机，你还能动吗？不能动吧。所以，这从来不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
它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倾向。我常觉得人类其实挺厌恶自己的， 时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渴望通过各种技术的加持，让自己变成一个赛博格、变成人机混合体。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智人的灭亡”——最终智人本身会消灭他自己的，因为他/她痛恨自己。作为碳基生命，我们觉得自己不如硅基生命更高级。
比方说我们的肉体本身就不够好，它现在至多用100年左右，然后就朽坏了，变得臭不可闻了，没法持续地行驶功能。所以我们开始尝试把自己的大脑意识上载到网络上，不断增加一个新的机械身体。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是不可朽的，这肯定就不是人，而是变成了“后人类”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机器人。那么很多我们曾经珍视的东西就不再珍贵了。比方说，我的父亲如果永远不会死，那我们的亲子关系就会发生改变。有些人生所热烈珍视的东西就变得不值一提了。再比如，倘若我的生命不会终结，那我对待很多事情的态度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会很少留恋......
记者：书中讲到，处于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人可以通过回望过去三四十年的经验获得灵感，培养所需要的“技术德性”。如果现在的年轻一代由于距离过去的生活方式过于遥远，没有共鸣。那么在当下的技术环境中，年轻一代需要培养的“特殊的技术美德”是什么？
王小伟：我觉得人有责任去了解过去。第一“技术美德”就是要理解过去。因为人是在时间当中的动物，人的特性是他的历史性。如果不了解过去，你就没法应对当下。因为当下是深度融入到你的日常之中的，你很少技术现象是反常的。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对象去审查，就像眼睛不能审查眼睛一样。但你的父母可以告诉你过去的事，这就能铸造一面心灵的镜子，来关照当下。
除此之外，如果你大量阅读或者来学哲学，你就会习得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不大会沉沦在日常里面去。如果完全沉沦在日常里面，你的生活就一定是别人替你写好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是要抛弃“日常”，抛弃“日常”会让人极其痛苦。但是我们需要在日常里保持呼吸，就像鲸鱼偶尔也要浮上水面一样。
记者：您目前的研究兴趣是什么，面对普通读者的哲学科普您还会做什么选题和工作？
王小伟：我现在是有表达冲动的，但不知道能保持多久。我的脑子里有好多计划，有些挺匪夷所思的。因为我在两所学校当过辅导员，老有学生找我解决精神危机的问题，我就想写一本书叫《辅导员》，当然也要从技术哲学角度来讲。不过这就是个冲动，并没有形成计划。■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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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12-26 14:33
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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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王小伟一直从事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的研究，为理解技术的本质提供新思路。《日常的深处：日用之物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领读者从一个技术哲学学者的眼光对日常物品和生活方式进行思辨，既是“有生活质感的哲学思考”，也是一部带有个人视角的微观生活史。
以下是记者与王小伟副教授的专访。】
记者：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
王小伟：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技术的本质、性质，以及技术的发展规律。
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包含：技术本体论，即什么是技术；技术和一般的人工物或者是自然物有什么区别；技术现象学，主要考察的是技术如何调节人的根本存在的；技术后现象学，关注的是技术如何具体地调节我们的知觉感官，进而影响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还有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伦理研究等。这些都能够划归到技术哲学当中。
记者：随着近年来一些伦理事件的出现，比如克隆婴儿，人脸识别门禁，大数据杀熟、定制化推送等等，“技术中立”的说法愈发遭遇挑战。普通人对技术的态度有兴奋也有畏惧，畏惧拥有技术霸权的主体对技术的滥用，技术哲学如何回应这一现象？
王小伟：我在《日常的深处》一书里也谈过，哲学考察的是世界万物从根本上是怎么联系在一起。但是科技哲学的入口是具体的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伦理的研究，必须要考察某个特定的技术，比如人脸识别、深度造假、算法的歧视等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哪些具体的影响？这些问题初看起来不是一个经典哲学工作者应该关注的。
社科院的段伟文老师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深度科技化”——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科技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是受到技术调节的。算法歧视和你有直接关系，信息茧房和你直接有关系，人脸识别也和你直接有关系，或许你家那个小区就现在正在搜集你的面部信息。所以科技哲学事关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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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当人类不计成本地在投入、加速AIGC的发展，但是在规避其伦理和法律风险方面，不仅难以依靠企业自律，而且各国相关法规和监管的完善速度也远远落后于AIGC的爆发式增长。当科技发展的风险和规制风险的手段出现较大差距，科技伦理的探讨会走向何方？
王小伟：有一些哲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技术有没有自主性？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写过《自主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埃吕尔写过《技术系统》。他们都认为技术一定程度上是自主的，根本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住的。比如核技术，人真的能控制核技术不扩散吗？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你不做别人就会不做吗？不做的话，企业就在竞争中丧失优势了。人和人之间会处于一种囚徒困境，存在一种博弈。其中，似乎没有哪个个人可以为技术发展负责任。长远来看，我是比较悲观的，技术看起来是人控制不住的。要让全世界所有的首脑达成共识，这个难度比实现人工智能有意识可能还要更难。
记者：在《日常的深处》第一章中您提到低技术(low tech)与高技术(high tech) 的区别，比如穿衣就是典型的低技术。技术史研究者白馥兰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低技术直接与普通人相关，故更值得深入观察。为什么我们现在一提到技术、科技，好像就更容易想到高科技，对“低科技”容易疏于感知？
王小伟：高科技的最大特点是——它还没有深度地嵌入到当下生活里来，还没有成为“日常”。当一项技术仍处于某个研发阶段、刚开始被大众所知的时候，它的功能本身就是超出预期的。倒是更加符合科幻预期，因为它新、另类、是个反常现象，当然会比较受关注。
低技术则是完全融入生活里的。每个人早上起来穿衣服不会觉得这事儿挺陌生的。但是恰恰是那种日常性是你要反思的，因为它时刻在影响你，你却不大知道。而反常的新技术还没有真正影响你，还没有全面介入生活世界。所以，对低技术的考察特别重要。低技术容易被人忽视，处于灯下黑的状态。
人类从不穿衣服到穿衣服，到穿什么衣服，其中反映的时代变化是很大的。比方说我在书里写的，原来我们男耕女织，穿纯天然材料，比如棉麻的衣服，后来大家喜欢穿的确良，是化纤的，而化纤是石油化产品。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油化工，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大部分就都不存在了。 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的确良就比棉的高级，耐磨、挺括。
我们原来一度觉得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而手工做的是差的。现在我们觉得手工做的是好的，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不够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看得越来越重，对于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手工的东西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每件东西都有微妙差异的，用当下工业标准看，它基本上是不完美的，产品生产过程会有些意外和偶然。工业生产的都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你会觉得手工生产的东西有个性，是“我的”。工业化生产出来都是均码，是“大家的”。但是大部分人生活在一个平均性当中，买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大量供给的，那样人们才买得起。也因此成了我们的“日常”。
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的观念改造，我们已经过了对工业化非常执迷的一个阶段。您在《日常的深处》里引用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来解释人与物的关系。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帮助当下的现代人理解技术的本质的？
王小伟： 海德格尔把前现代的技术和现代技术做了一个切割，他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集置。它要把全世界所有的存在都按照特定的方式摆放起来，把所有的存在都当成立等可取的东西。随意丢弃，随意使用，包括人。人也变成了“人力资源”。
前现代的技术是工匠技艺，工匠技艺不是规模生产。海德格尔说那里面有所谓的四重性，天、地、人、神，还没有把整个世界当成可以任意摆置的“持存（Bestand）”。中国传统工匠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比如说一个村里的一个木匠，他做一个作品，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字，那是他的一个作品。现在哪有一辆汽车出来之后，工程师再凿个名字？不会的。《天工开物》《营造法式》这样作品里面有天、地、人，“三才”之间的互构，讲究的是——物的创造是在一个整全的意义中完成的。人、天、地有一个和谐的状态。这个状态可能比现代人把所有东西当作持存的状态要更丰富一些。
记者：人工智能是这两年来最红火的话题，也真实地引发了白领的失业危机、改变了部分人学习和工作的方式。您在教学过程中，自己或者学生有使用AIGC吗，有什么收获？人工智能为什么让人类如此陷入存在主义焦虑？
王小伟：很多学生已经在用ChatGPT。可以肯定的是，绝大部分平庸的工作，平常人就可以做的工作，注定会被技术取代的。
人现在面临两个任务：一是，如果你很卓越，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东西是ChatGPT无法做的。ChatGPT能做的注定是平庸的，因为它建立在现成语料的基础上，所以它生成的东西也是由语料的平庸性决定的。“卓越”是什么呢？卓越是能够让黑暗的东西呈现在光芒的照射之下一种活动。我们现在看到是ChatGPT利用语料照着说，最多是接着说，但还没有看到它能自己说。
作为普通人，你可能注定不可能有卓越的素质。人跟机器比，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其实有很多理由。比方说人是脆弱的，机器不脆弱。人脆弱，有缺陷，这反而很“高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缺陷和脆弱性，这就是足够给人生充满意义了。
记者：人类一直在试图超越自己身体的界限。赛博格离我们也不遥远，甚至不需要到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实验完全成熟，我们现在就已经运用日常电子产品在过着某种程度上“人机一体”的生活。为什么人类对“进化”的理解会有这一趋势？
王小伟：我认为个人在社群当中都会受到压力，能选择的余地不大。对大部分技术来说，要不要用不是个体自己决定的。你不用微信行吗？不行吧。你不用手机行吗。不行吧。尤其在疫情期间，没有智能手机，你还能动吗？不能动吧。所以，这从来不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
它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倾向。我常觉得人类其实挺厌恶自己的， 时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渴望通过各种技术的加持，让自己变成一个赛博格、变成人机混合体。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智人的灭亡”——最终智人本身会消灭他自己的，因为他/她痛恨自己。作为碳基生命，我们觉得自己不如硅基生命更高级。
比方说我们的肉体本身就不够好，它现在至多用100年左右，然后就朽坏了，变得臭不可闻了，没法持续地行驶功能。所以我们开始尝试把自己的大脑意识上载到网络上，不断增加一个新的机械身体。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是不可朽的，这肯定就不是人，而是变成了“后人类”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机器人。那么很多我们曾经珍视的东西就不再珍贵了。比方说，我的父亲如果永远不会死，那我们的亲子关系就会发生改变。有些人生所热烈珍视的东西就变得不值一提了。再比如，倘若我的生命不会终结，那我对待很多事情的态度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会很少留恋......
记者：书中讲到，处于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人可以通过回望过去三四十年的经验获得灵感，培养所需要的“技术德性”。如果现在的年轻一代由于距离过去的生活方式过于遥远，没有共鸣。那么在当下的技术环境中，年轻一代需要培养的“特殊的技术美德”是什么？
王小伟：我觉得人有责任去了解过去。第一“技术美德”就是要理解过去。因为人是在时间当中的动物，人的特性是他的历史性。如果不了解过去，你就没法应对当下。因为当下是深度融入到你的日常之中的，你很少技术现象是反常的。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对象去审查，就像眼睛不能审查眼睛一样。但你的父母可以告诉你过去的事，这就能铸造一面心灵的镜子，来关照当下。
除此之外，如果你大量阅读或者来学哲学，你就会习得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不大会沉沦在日常里面去。如果完全沉沦在日常里面，你的生活就一定是别人替你写好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是要抛弃“日常”，抛弃“日常”会让人极其痛苦。但是我们需要在日常里保持呼吸，就像鲸鱼偶尔也要浮上水面一样。
记者：您目前的研究兴趣是什么，面对普通读者的哲学科普您还会做什么选题和工作？
王小伟：我现在是有表达冲动的，但不知道能保持多久。我的脑子里有好多计划，有些挺匪夷所思的。因为我在两所学校当过辅导员，老有学生找我解决精神危机的问题，我就想写一本书叫《辅导员》，当然也要从技术哲学角度来讲。不过这就是个冲动，并没有形成计划。■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科技哲学教研室副教授王小伟一直从事技术哲学、科技伦理的研究，为理解技术的本质提供新思路。《日常的深处：日用之物如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带领读者从一个技术哲学学者的眼光对日常物品和生活方式进行思辨，既是“有生活质感的哲学思考”，也是一部带有个人视角的微观生活史。
以下是记者与王小伟副教授的专访。】
记者：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和内容是什么？
王小伟：技术哲学研究的对象，简单来说就是研究技术的本质、性质，以及技术的发展规律。
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包含：技术本体论，即什么是技术；技术和一般的人工物或者是自然物有什么区别；技术现象学，主要考察的是技术如何调节人的根本存在的；技术后现象学，关注的是技术如何具体地调节我们的知觉感官，进而影响我们的生活世界的。还有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科技伦理研究等。这些都能够划归到技术哲学当中。
记者：随着近年来一些伦理事件的出现，比如克隆婴儿，人脸识别门禁，大数据杀熟、定制化推送等等，“技术中立”的说法愈发遭遇挑战。普通人对技术的态度有兴奋也有畏惧，畏惧拥有技术霸权的主体对技术的滥用，技术哲学如何回应这一现象？
王小伟：我在《日常的深处》一书里也谈过，哲学考察的是世界万物从根本上是怎么联系在一起。但是科技哲学的入口是具体的科学技术，尤其是技术伦理的研究，必须要考察某个特定的技术，比如人脸识别、深度造假、算法的歧视等对我们的日常生活造成了哪些具体的影响？这些问题初看起来不是一个经典哲学工作者应该关注的。
社科院的段伟文老师曾经提出一个概念叫“深度科技化”——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科技化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每个人的生活的诸多侧面都是受到技术调节的。算法歧视和你有直接关系，信息茧房和你直接有关系，人脸识别也和你直接有关系，或许你家那个小区就现在正在搜集你的面部信息。所以科技哲学事关每个人的幸福生活。
技术其实有很可怕的一面。随着科技的日常化，科技深入到生活的各方面，甚至下沉到了菜市场。人类根本就不知道它能带来什么后果，我们对它几乎是无知的。比如ChatGPT，现在的工程师也不知道它究竟为什么会输出特定的决策。大语言模型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神经网络。很多时候，它是自主学习的，网络工程师也不见的知道为什么它输出那个决策。几年以前，大家还觉得通用人工智能是很遥远的、不可能的，人工智能最常见的一个形象就是汽车厂里边的机械手臂，语音转文字的APP。这两年ChatGPT出来之后大家就觉得，可能很快就有通用人工智能了，甚至有人觉得AI很快就会有自主意识了。
记者：当人类不计成本地在投入、加速AIGC的发展，但是在规避其伦理和法律风险方面，不仅难以依靠企业自律，而且各国相关法规和监管的完善速度也远远落后于AIGC的爆发式增长。当科技发展的风险和规制风险的手段出现较大差距，科技伦理的探讨会走向何方？
王小伟：有一些哲学家讨论过这个问题：技术有没有自主性？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写过《自主技术》（Autonomous Technology），埃吕尔写过《技术系统》。他们都认为技术一定程度上是自主的，根本不是你想控制就能控制住的。比如核技术，人真的能控制核技术不扩散吗？再比如人工智能技术，你不做别人就会不做吗？不做的话，企业就在竞争中丧失优势了。人和人之间会处于一种囚徒困境，存在一种博弈。其中，似乎没有哪个个人可以为技术发展负责任。长远来看，我是比较悲观的，技术看起来是人控制不住的。要让全世界所有的首脑达成共识，这个难度比实现人工智能有意识可能还要更难。
记者：在《日常的深处》第一章中您提到低技术(low tech)与高技术(high tech) 的区别，比如穿衣就是典型的低技术。技术史研究者白馥兰提出了这一概念，并认为低技术直接与普通人相关，故更值得深入观察。为什么我们现在一提到技术、科技，好像就更容易想到高科技，对“低科技”容易疏于感知？
王小伟：高科技的最大特点是——它还没有深度地嵌入到当下生活里来，还没有成为“日常”。当一项技术仍处于某个研发阶段、刚开始被大众所知的时候，它的功能本身就是超出预期的。倒是更加符合科幻预期，因为它新、另类、是个反常现象，当然会比较受关注。
低技术则是完全融入生活里的。每个人早上起来穿衣服不会觉得这事儿挺陌生的。但是恰恰是那种日常性是你要反思的，因为它时刻在影响你，你却不大知道。而反常的新技术还没有真正影响你，还没有全面介入生活世界。所以，对低技术的考察特别重要。低技术容易被人忽视，处于灯下黑的状态。
人类从不穿衣服到穿衣服，到穿什么衣服，其中反映的时代变化是很大的。比方说我在书里写的，原来我们男耕女织，穿纯天然材料，比如棉麻的衣服，后来大家喜欢穿的确良，是化纤的，而化纤是石油化产品。全世界如果没有石油化工，我们现在穿的衣服大部分就都不存在了。 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大家觉得的确良就比棉的高级，耐磨、挺括。
我们原来一度觉得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而手工做的是差的。现在我们觉得手工做的是好的，工业流水线生产的不够好。我认为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看得越来越重，对于工业化生产的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手工的东西一定是独一无二的，每件东西都有微妙差异的，用当下工业标准看，它基本上是不完美的，产品生产过程会有些意外和偶然。工业生产的都从一个模子里倒出来的。你会觉得手工生产的东西有个性，是“我的”。工业化生产出来都是均码，是“大家的”。但是大部分人生活在一个平均性当中，买的所有东西基本上都是大量供给的，那样人们才买得起。也因此成了我们的“日常”。
记者：：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人的观念改造，我们已经过了对工业化非常执迷的一个阶段。您在《日常的深处》里引用了中国传统的思想资源来解释人与物的关系。这些哲学思想如何帮助当下的现代人理解技术的本质的？
王小伟： 海德格尔把前现代的技术和现代技术做了一个切割，他认为现代技术本质上是一种集置。它要把全世界所有的存在都按照特定的方式摆放起来，把所有的存在都当成立等可取的东西。随意丢弃，随意使用，包括人。人也变成了“人力资源”。
前现代的技术是工匠技艺，工匠技艺不是规模生产。海德格尔说那里面有所谓的四重性，天、地、人、神，还没有把整个世界当成可以任意摆置的“持存（Bestand）”。中国传统工匠的概念也不是一个现代性的概念。比如说一个村里的一个木匠，他做一个作品，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字，那是他的一个作品。现在哪有一辆汽车出来之后，工程师再凿个名字？不会的。《天工开物》《营造法式》这样作品里面有天、地、人，“三才”之间的互构，讲究的是——物的创造是在一个整全的意义中完成的。人、天、地有一个和谐的状态。这个状态可能比现代人把所有东西当作持存的状态要更丰富一些。
记者：人工智能是这两年来最红火的话题，也真实地引发了白领的失业危机、改变了部分人学习和工作的方式。您在教学过程中，自己或者学生有使用AIGC吗，有什么收获？人工智能为什么让人类如此陷入存在主义焦虑？
王小伟：很多学生已经在用ChatGPT。可以肯定的是，绝大部分平庸的工作，平常人就可以做的工作，注定会被技术取代的。
人现在面临两个任务：一是，如果你很卓越，你要保证你创作的东西是ChatGPT无法做的。ChatGPT能做的注定是平庸的，因为它建立在现成语料的基础上，所以它生成的东西也是由语料的平庸性决定的。“卓越”是什么呢？卓越是能够让黑暗的东西呈现在光芒的照射之下一种活动。我们现在看到是ChatGPT利用语料照着说，最多是接着说，但还没有看到它能自己说。
作为普通人，你可能注定不可能有卓越的素质。人跟机器比，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要给自己找一个理由。其实有很多理由。比方说人是脆弱的，机器不脆弱。人脆弱，有缺陷，这反而很“高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缺陷和脆弱性，这就是足够给人生充满意义了。
记者：人类一直在试图超越自己身体的界限。赛博格离我们也不遥远，甚至不需要到马斯克的脑机接口实验完全成熟，我们现在就已经运用日常电子产品在过着某种程度上“人机一体”的生活。为什么人类对“进化”的理解会有这一趋势？
王小伟：我认为个人在社群当中都会受到压力，能选择的余地不大。对大部分技术来说，要不要用不是个体自己决定的。你不用微信行吗？不行吧。你不用手机行吗。不行吧。尤其在疫情期间，没有智能手机，你还能动吗？不能动吧。所以，这从来不是一个个人选择问题。
它实际上是人类的一种倾向。我常觉得人类其实挺厌恶自己的， 时常觉得自己不够好， 渴望通过各种技术的加持，让自己变成一个赛博格、变成人机混合体。赫拉利在《人类简史》中提到“智人的灭亡”——最终智人本身会消灭他自己的，因为他/她痛恨自己。作为碳基生命，我们觉得自己不如硅基生命更高级。
比方说我们的肉体本身就不够好，它现在至多用100年左右，然后就朽坏了，变得臭不可闻了，没法持续地行驶功能。所以我们开始尝试把自己的大脑意识上载到网络上，不断增加一个新的机械身体。
如果一个人的身体是不可朽的，这肯定就不是人，而是变成了“后人类”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机器人。那么很多我们曾经珍视的东西就不再珍贵了。比方说，我的父亲如果永远不会死，那我们的亲子关系就会发生改变。有些人生所热烈珍视的东西就变得不值一提了。再比如，倘若我的生命不会终结，那我对待很多事情的态度会发生根本的改变。我会很少留恋......
记者：书中讲到，处于深度科技化时代的人可以通过回望过去三四十年的经验获得灵感，培养所需要的“技术德性”。如果现在的年轻一代由于距离过去的生活方式过于遥远，没有共鸣。那么在当下的技术环境中，年轻一代需要培养的“特殊的技术美德”是什么？
王小伟：我觉得人有责任去了解过去。第一“技术美德”就是要理解过去。因为人是在时间当中的动物，人的特性是他的历史性。如果不了解过去，你就没法应对当下。因为当下是深度融入到你的日常之中的，你很少技术现象是反常的。因此根本就不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对象去审查，就像眼睛不能审查眼睛一样。但你的父母可以告诉你过去的事，这就能铸造一面心灵的镜子，来关照当下。
除此之外，如果你大量阅读或者来学哲学，你就会习得一种批判性的思维。不大会沉沦在日常里面去。如果完全沉沦在日常里面，你的生活就一定是别人替你写好的。我的意思是，我们不是要抛弃“日常”，抛弃“日常”会让人极其痛苦。但是我们需要在日常里保持呼吸，就像鲸鱼偶尔也要浮上水面一样。
记者：您目前的研究兴趣是什么，面对普通读者的哲学科普您还会做什么选题和工作？
王小伟：我现在是有表达冲动的，但不知道能保持多久。我的脑子里有好多计划，有些挺匪夷所思的。因为我在两所学校当过辅导员，老有学生找我解决精神危机的问题，我就想写一本书叫《辅导员》，当然也要从技术哲学角度来讲。不过这就是个冲动，并没有形成计划。■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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